上善若水
　　
　　□邓建胜
　　丁淦林老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也是我敬仰的新闻学界的泰斗。《道德经》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丁老师一生的写照。
　　我读研究生的3年，也就是1993年至1996年，当属丁老师最“显达”之时：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但是，丁老师从来没有给我“院长”的印象。
　　那时候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每间办公室都摆了两个人的办公桌，丁老师的办公室也不例外；无论是年纪长幼，无论是教授还是校工，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习惯地以“丁老师”相称。没有人称丁老师为“院长”的。丁老师偶尔去北京开会，往来的差旅费用凭证，也往往直接交给我。然后，我拿着学院的经费本，去学校财务室排队报账。
　　那或许是“老师”名分远比行政职务重要的年代，老师忙于备课，学生忙于读书。尽管已有美国学者危言耸听地预言信息高速公路将让所有传统媒体变成不堪一击的“泡沫”，但当时互联网搜索引擎还没出现，老师讲课后开出的书单和要查阅的资料，学生们必须到学校图书馆和学院的资料室，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丁老师让我翻完延安《解放日报》和1954年前的《人民日报》后，建议我找个比较小的切入点，关注一些当代的党报改革。可后来在资料室翻报纸过程中，我居然自作主张，对上世纪80年代的周末版现象产生了兴趣。“大家都说周末版是党报改革的试验田，值得研究。”没想到丁老师很快同意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对收集来的一些期刊论文和翻报心得沾沾自喜、如获至宝。丁老师以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敏感，要我跳出“10年的兴衰，从我国乃至世界报刊发展的规律找找原因和出路”。很快，丁老师给我开出了三批必须查阅的资料和书单，要求我至少弄清三个关键问题：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王实味《野百合花》以及此后对资产阶级审美趣味的批评，那时的党报是否已探索时下周末版所谓“贴近性”和“娱乐功能”？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商业报纸大繁荣中的引领潮流的各类副刊，当前的周末版是否有所借鉴？美国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过渡时期，普利策和赫斯特等引领的廉价报纸时代和掀起的“黄色新闻”大战，对我们的报纸周末版现象乃至当前的党报改革，有没有参考和警示作用？丁老师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表面的，研究问题要有历史观，要有全球的眼光。”
　　丁老师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与世无争。在他身边学习3年，从没听他谈论过学校的好坏，议论过别人的是非，也从来不允许我们谈论这些“和学习、工作无关的事情”。丁老师曾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更重要的是给他正确的思维和做学问的方法，树立做人治学的典范。”
　　复旦新闻学院以“记者摇篮”自荣，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复旦讲台的丁淦林老师，把培育“好记者”作为自己教育的一大目标。在丁老师看来，“好记者”的标准，首先是好人，就是有良知有教养的人，其次是好的“学问家”。在要求我们踏踏实实钻书堆、翻报纸的同时，丁老师也鼓励我们大胆地去实践。因为“不接触社会，不参加新闻实践的话，就做不了好人，成不了大事。”
　　何人堪称我国的“好记者”，在丁老师的心目中有一长串的名单：范长江、徐铸成、陆诒、马达……入门之初，丁老师曾经给我开过一张单子，罗列了上海仍健在的新闻界前辈，希望让我们逐一拜访，并要录音拍照。因为这些前辈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稍纵即逝的新闻史学“最鲜活、最可靠第一手材料”，要为历史“存真求实”。
　　记得1995年夏天去拜访陆诒，丁老师先打好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在丁香花园一个老旧洋宅前，84岁高龄的陆诒老人在其夫人搀扶下出门相迎，大声地说：“丁老师的学生，欢迎欢迎。”已经风烛残年的陆老，非常健谈。也是从他的讲述中，我第一次了解“文革”中丁老师为这些前辈做过的一些暖人心的工作。这些经历“文革”劫后余生的新闻界前辈，成了丁老师的良师益友，也成为丁老师第一手的新闻研究资料素材的提供者。■
　　（作者系《人民日报》经济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