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最终能把话题转到文化遗产保护上来我就回答
　　——阮仪三教授访谈录
　　
　　□陶文静
　　
　　阮仪三，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平遥、丽江等十数个城市政府顾问。阮仪三教授长期致力于城市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规划有深入的研究与长期实践，抢救保护了山西古平遥，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免遭建设性破坏并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地。2003年和2006年，由阮仪三教授主持的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规划和苏州平江历史街区规划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5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化骑士勋章。
　　
　　问（▲）：您平时经常看新闻么？主要在哪些媒体上看？
　　答（●）：新闻是我生活的必需品。我每天都看报纸家里一直订着《解放日报》 《文汇报》 《新民晚报》 《报刊文摘》等，网上的新闻我也常看。我常看的就是普通的门户网站，新浪什么的。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很多时候是学生或秘书帮我找新闻或者处理邮件，邮件来往的量很大。
　　▲：您对哪类新闻比较感兴趣？
　　●：首先是与我专业有关的，关于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等领域，同时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新闻我也比较有兴趣。我对股票不感兴趣，现在的娱乐新闻或者市场啊什么的也都看不懂。现在报纸改版得很厉害，什么财经专版、汽车房产什么的我都不看。
　　▲：您认为现在媒体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报道做得怎么样？
　　●：现在关于遗产保护的报道有很多，包括专业的媒体，甚至时尚媒体都有。但是很多媒体、记者在对遗产保护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误区，很多理念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我到各地去，如果有媒体来采访，我都愿意讲，去纠正错误的理念。比如说前一阵大量报道赞扬北方修了很多古城，包括西安在世博会上宣称自己恢复了汉唐风貌，这个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片面性，汉唐风貌怎么可能完全恢复？去年《羊城晚报》开座谈会让我去，他们很骄傲广州城的焕然一新，为了开亚运会建了三座地标性建筑，请我去是想让我赞扬一番“新广州”。但在座谈会上，我把他们的主题改了，谈“呼唤岭南建筑”。我说，每一座广州的新地标从单体的角度看都不错，但是没有一座是中国人做的，没有融入中国文化，跟广州的地方特色也没有衔接，没有广州特色。其实广州在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期是引领中国建筑潮流的，那是岭南风，可现在一点特色都没有了。后来广州的报纸把我的发言全文登了出来，说明他们的观念也在转变。
　　▲：除了观念上的偏差，您认为媒体的遗产保护报道还存在哪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容易受政府领导的左右，奉命写的文章太多。很多文章都是领导指示写的，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比如福州三坊七巷，明明做的是假古董，媒体缺少反思，只根据领导的意思宣传它好。北京很多仿古街的建造，媒体对其也是一片赞扬。其实，媒体自己不是没有鉴别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批评一些地方的媒体，就问他们：“我说的情况你们敢不敢登？”结果有的地方媒体登了，有些没登。
　　目前我们还要纠正另一方面的错误观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到底要做什么？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到底对不对？可以这样做，但是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发展旅游，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传承，留存我们的历史文化精髓。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最能反映出我们民族特色的，而目前很多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传播了错误的观点，认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却忽略了历史文化遗产只能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而不是杀鸡取卵。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旅游景区都是杀鸡取卵，榨干取尽。媒体的报道更要克服这种功利的价值观。
　　现在很多地方媒体讲低碳，我说那是假的低碳，而我们古代的木结构体系才是真的低碳——它有活动余地，防震效果非常好。现在大多数的公寓房是筒中筒结构，电梯间是个筒，外墙是个筒，两个筒套在一起，中间用楼板连接。地震来的时候，两个筒同时起作用，看起来很坚固，但是还远远不够，它没有留出余地，完全是硬碰硬。丽江古城也曾发生过7级地震，但是它没有被毁掉，就是因为木结构的灵活抗震，还有四川的昭化古镇也是。我们把丽江、昭化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留存一个完整的木结构体系营建的中国城镇。
　　▲：怎样的报道才算一篇好的遗产保护报道？
　　●：首先是要有思想深度。之前《新京报》对我的采访，写出来的报道就很不错。他们很会写标题，当时正好在举办世博会，他们的标题却是《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下就很抓人眼球，接着再仔细讲解其中的道理。文章把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同城市化、低碳、城市发展理念等很多宏观的问题相连，对上海石库门保护错误做法的批评也很大胆。另外，媒体的报道中如果能直接引用被采访人的原话，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还有就是尽量保证充足的篇幅，这样才能说清楚问题。我在《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为了石库门保护连发了十几篇文章，有长有短，为的就是给读者带来更全面的认识。最后就是要保持严谨、科学的文风，警惕空话套话，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您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接受电视采访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1年4月参加崔永元《实话实说》。我记得当时崔永元采访我，问我说“你保护了很多房子，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屡战屡败？”我说平遥和周庄只是我保护工作中成功的少数，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没有保住，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那块地已经卖给港商，要全部拆除，规划都做好了。我去找了做这个规划的设计师，他也同意我保护那里的看法，但是没有办法。节目录制完我问崔永元，“我说的这个好不好？我说的你们能播吗？”结果4月底这个节目播出，有中央领导看了我关于三坊七巷的评论，因此开展了调查，6月3日中央就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相关会议。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媒体的力量。
　　▲：您认为在对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中，大众媒体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媒体的作用主要是传播正确的理念，但同时还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能够教育领导、影响领导。现在的领导人还是很关注媒体舆论的，这体现出我们民主政治的进步。比如2009年保护“外滩划船俱乐部”，一方面是我们给领导写信，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也施加了舆论压力。还有更早的周庄开路的事情，当地媒体没有报道，但是我直接跟中央电视台打招呼，中央电视台一播，国内外报纸也随即有了反映。当时正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这里来考察，我跟他说你们在法国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把法文报道给当地领导看，起到了很大的说服力。
　　当然，媒体不仅教育领导，还有教育群众的作用。上海石库门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老百姓对石库门的价值还不够了解，普遍的意愿还是“我们要拆了旧房建新房”。但是再深入地进行调查，其实他们不喜欢的是现在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假如可以把房子修好，把人口疏散，条件改善了，他们骨子里还是愿意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因此，我在《新民晚报》上连续刊发了12篇保护石库门的文章，目的就是要教育群众提高认识。其中一篇评论《很特殊、很别致》就是在讲上海高层建筑下的里弄——高层是现代化，里弄是地方化、民族化，这种城市景观只有上海有，很别致、很优美，是上海特殊的天际线的保护。大家把石库门看作是一般的民居，其实是对它不够了解，石库门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后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建高层，问题是高层底下怎么办？全是高层么？人家的高层底下都是有基底的。这些作为上海城市基底的石库门蕴藏着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承了天人合一、合家团聚等基本的哲学理念、伦理理念。石库门保护还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我们现在把它们都扔掉来搞现代化，而现代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非人化，机械化。通过这些文章、报道，也扭转了许多市民和记者的错误观念。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媒体在城市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大众媒体来采访我。当时是为了宣传周庄，当地领导推荐记者来采访我。更早则是在一些城市规划专业的学术期刊和行业媒体上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像《中国建设报》等等。《中国建设报》是中国建设部的喉舌，地方领导，特别是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为了解中央的意图，很重视这一类报纸。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类报纸起到了重要的上传下达的作用。行业学术期刊在保护文化遗产项目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城市规划杂志》《建筑杂志》等。当年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保护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做了安阳的保护规划，刊登在学术期刊上。于是大家明白，保护规划就是这样做的。以后做的历史文化名城平遥的保护规划等等，这些材料刊登在专业期刊上，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推动保护项目的过程中，您会更多选择大众化媒体还是专业媒体来宣传和推动呢？
　　●：两方面的工作我都会做，但目前我更倾向在大众类媒体上写文章——教育大众、教育领导更为重要。专业杂志虽然能影响到一些专业领导，但是大多数领导没时间看这些杂志。再加上现在很多专业期刊文章格式繁琐，有扼杀思想之嫌；有的则学生腔太重，可读性不强，很难流传下去或者获得转载。
　　▲：与媒体接触多了，是否也与其中一些结成了朋友关系？
　　●：当然是这样的。与媒体合作有很大好处，大多数媒体都很有正义感，保护文化遗产，很多方面要靠媒体。像石库门保护，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曾举办专门论坛，宣传推广石库门保护中心的成立等等，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我们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中心还专门聘请了一位退休的资深记者来负责新闻稿、召开记者招待会等工作，很多内容送出去之前会先给他把关，他会指出什么内容媒体更感兴趣，哪些内容应该送给什么媒体等等。
　　▲：那您有没有拒绝过采访？
　　●：有拒绝过的，有的记者来找我谈，抱着猎奇的态度来找我了解情况，把保护事业作为生动的故事来看待，我就会有些反感。
　　▲：您如何看待一些专家学者在媒体发言的现象？
　　●：这是好事情，专家的发言从专业刊物扩展到大众化报刊，可以互通信息，对一些事情有所评论。至于目前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也不是都有必要去反驳，明显错误的观点，把它立此存照就好了，过不了多久，肯定会见分晓。
　　▲：如果有媒体来采访您关于您专业之外的问题，您会怎么应对？
　　●：能回答就回答。只要最终能把话题转到文化遗产保护上来我就会回答。■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