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讲台与编教材
　　
　　□ 丁淦林
　　2011年9月14日，丁淦林教授因病去世，享年79岁。丁淦林教授是我国杰出的新闻教育家、新闻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丁淦林教授在新闻传播教育界整整60年，成就斐然，桃李满门。在此我们发表丁淦林教授晚年撰写的回忆自己从事新闻传播教学经历的遗稿《上讲台与编教材》，以及一组丁淦林教授的学生撰写的怀念文章，以为纪念。 　　　　　——编者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依恋的是什么？”我会立即回答：“讲台”。只要往讲台上一站，心中别无他物。而我真正有“讲台感”是在我由助教成了讲师（1960年）之后，此前，我有不少时间在校外工作，即使在校内参与教学，也只是给学生作辅导，没有系统地讲过课。1961年，李龙牧要我代替他讲《中国新闻事业史》课。1963年，他又要我讲《经典著作选读》课中的列宁、毛泽东著作。此后只要我在校，总有讲课任务，直到21世纪初。个中甘苦，我很少去想它。眼下，终结了讲台生活，却往事萦绕，如焦裕禄说的“过电影”，一幕幕地浮现于脑海。从依稀的回想中，我也可以概括出几条较深的体会。
　　一是，学别人，要钻进去，走出来。每个教师讲课都有自己的风格，或是说特点、个性。这是其精华所在。你要学到手，就要俯首贴耳地学，甚至亦步亦趋地模仿。要钻进去学别人的长处，更要走出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我听过复旦哲学系陈珪如教授讲解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她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过这本书（署名陈晓时），又多次讲解过这本书，对它的内容熟悉透了。她讲课时，拿着书，逐句逐段，边念边解释，用的都是本书的观点，还有不少本书的语言，学生听来不觉枯燥。不走出书本，正是她的特点，她的真功所在。但在另一种场合，走不出书本也许成为一个缺点。我也听过李龙牧讲解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他也是逐句逐段讲解。却旁征博引，广泛联系历史的或现实的事例。如，他说“文学”这个词，在中文、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英文（literature）都有文学、文艺、作品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文学作品。这又是一种风格。但不能征引过度，以至游谈无根。几种风格，各有所长，都值得认真学习，都对我有影响。
　　二是，不重复教材，也不远离教材。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大纲、辅助材料等，是教学之本。要讲好课，吃透教材是前提。所谓“吃透”，就是熟悉教材内容，掌握所有知识点，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不重复，就是不要照本宣科，让人听了昏昏欲睡，而要有分析，有例证，有联想，有新材料。如，讲新闻史可以联系到革命史、党史、文化史，但不能离开新闻史的基本内容，不能离开新闻传媒，不能喧宾夺主，就是不能远离教材。
　　三是，抓两头——框架清晰，细节生动。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教学的起码要求。我听过复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讲《中国通史》，他每次开课前都把要讲的纲目写在黑板上，学生听起来条理清晰，主次分明。我的同事徐培汀，浙江新昌人，讲话时乡音浓重，学生难懂。他把讲授大纲抄成大字报，贴在黑板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他的讲课内容。讲课时，要讲一些细节，包括小故事，但它不是调料，而是整体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知道具体事例后，有助于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我多次在讲课中转述，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其实，这些事例不仅情节具体、有趣，而且体现了邵氏的采访理念与方法，其中蕴含了规律性。
　　四是，了解学生，适当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学习基础，是讲课的必要前提。除了开座谈会、个别交流之外，我还要求学生在听课时有问题随时递纸条上来。每堂课我都收到一些纸条，有的提问，有的表示喜欢听什么或不喜欢听什么。有的学生在纸条上直呼我“丁爷爷”，格外亲切。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一道题目答完后写道：“丁爷爷，您课堂上讲得很详细，我只记得这些，理解不深刻，也不全面，请原谅！”
　　此外，我认为，讲课用课件（PPT）时，最好同板书相结合。因为课件的特点是全面、系统，简单、明了，而手写板书会使学生有亲近感，更专心听讲。
　　以上说的是本科生教学，对于研究生课程，我看应特别强调自学与讨论。20世纪90年代，我同宁树藩教授合作，为博士生开了两门专业基础课：一门是《新闻学说综论》，学习新闻学的文献与名著，如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威尔伯·施拉姆等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委员会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徐宝璜的《新闻学》等，逐本逐篇地学，有的中、英文版本并用。另一门是《中国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以历史为线索，了解重要的历史现，学习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两门课都要求对理论与历史作系统梳理，熟悉文献与第一手材料，充分开展自由讨论，采取“自学——课堂讨论——教师总结——写体会文章”的教学方式。1991年至2001年，这两门课开了10年，效果良好，有激烈争论，却打开了思路，我也从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例如，在一次讨论中我说：“历史上的新闻改革，思路清晰，好讲；现在的新闻改革，却理不清头绪，其原因何在？”有一个同学说：“过去用的是搞运动的一套办法；目的明确、阶段清楚、成果突出，有头有尾，有高潮，有重点。现在不搞运动了，遇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方面，不像设计一场运动那样。”这些话，真使我茅塞顿开，深深感到要把新闻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来研究，否则，容易走上唯心论先验论的歧途。
　　同讲课一样，我对于编写教材也极有兴趣。我把编写教材视为扎实的学习和有效的研究。我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就是从编写教材开始的，在留校任教的最初几年，我为曹亨闻教授主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做辅导，任务之一是选择参考材料并加上题解和注释。像唐代孙樵的《读开元杂报》、宋代周麟之的《论禁小报》、晚清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我在学生时代没有读过原文，这时不仅自己要逐字逐句读懂，还要向学生作解释，所以对我来说是学习，也是研究。1958年，丁树奇、李龙牧来复旦后，继续进行他们在中央党校已开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分工是：李龙牧撰写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部分，并负责通稿；宁树藩撰写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丁树奇撰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他是系主任，工作忙，由我协助他查找资料。1959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1919～1949）初稿。1961年出版铅印本，作为校内使用的教材。但杭州大学新闻系将它出版了，内部发行，未署编者姓名。这时，我们已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我起草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部分的编写大纲。后来由于下乡下厂，这项研究没有继续进行，“文革”期间再也不提它了。
　　1972年，复旦新闻系为工农兵学员开设《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课，几位教师作了8次习题辅导报告，他们的讲稿汇编成册，打印发给学员，题为《新闻战线两条线路斗争（1948～1966）》。1972年全年我都在校外，1973年1月回校工作。当我看到这份讲稿汇编时，有些想法：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怎么只从1948年讲起？至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改革就有路线斗争了，不能腰斩历史。于是，我动手写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讲稿，采用了“文革”前的思路和材料，其中第一节简述了建党的报刊发展情况。1974年5月，将这个讲稿和原先的8个讲稿合在一起，铅印成书，名为《新闻战线两条线路斗争（1942～1966，讨论稿）》。这个书印了数千册，有的高校新闻系还用作教材。我后来反思，这实际上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这本书是按照《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①一文的观点评述历史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展示了极左的新闻路线。它的出版，应属谬种流传，误导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与传播没有追究，但对我还是一个教训。它使我在修改教材时，更加谨慎。我认识到，搞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不仅要正确理解过去，还应该悉心观察现在和科学预测未来，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来，迫切需要教材。我们将“文革”前的教材稍作修改，重新使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改成《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封面的书名用的是我从《文汇报》印刷厂拿来的铅字（复旦校印刷厂没有这种字体的铅字）。我还请工人师傅在封面上排上了“一九七八年”，“初稿”等字样，留了个时代痕迹。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李肇源（我的大学同学）来找我，提出可以出版，我说还不成熟，有些内容，如瞿秋白、刘少奇有关的部分，以后肯定要作修改。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主持新闻史教研室工作，起草了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供讲课用。随后组织教师和博士生，根据这个大纲编写了《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一书，198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又将教学辅助材料编成《中国新闻史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初，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徐辉来上海，说高教司打算编写一批文科课程的指导性教学大纲，新闻学方面理应先编《新闻学概论教学大纲》，但难度较大，能否先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我说，复旦新闻系也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教学大纲，中国新闻史有一定基础，可以试试。于是，我作为召集人，组织几所高校教师从1993年6月开始编写，1994年上半年交稿，经过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赵玉明等专家的审查，于1995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的岁月，除了担负行政工作外，还有多项教学与研究任务。其中最繁重的有两项，一项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部分辞条的撰写与修改。起先，我只有新闻史一些辞条的撰稿任务。后来，本卷副主编钱辛波、出版社编辑赵素吾委托我修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辞条稿。这是一项很难的差事，因为这方面的辞条本来就不容易诠释，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等，还众说纷纭，不同见解甚多，难以达成共识。我逐字逐句推敲，力求释文准确、客观、平和，有时搜索枯肠，一天也修改不了一条。出版社编辑宋彦尊多次上门催稿，甚至坐等。我几乎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总算修改完毕，也取得了有关人士的认可。本卷编委会和出版社将我增列为“新闻学基本概念”编写组成员。这是一种鼓励。
　　另一项较繁重的任务是参加《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这是多卷本专著，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为副主编，编委10名。我是编委，主要担负第二卷中的7章的组稿任务（该卷共13章），自己要写一些，还要看别人的稿子，核对史实，校正文句。因为数量大，陆续拖了两年多。■
　　
注释：
　　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于196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