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造成了传媒对事实明显的误判
　　——我国传媒关于英国骚乱报道分析
　　
　　□ 陈力丹
　　【本文提要】本文讨论了8月间我国传媒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认为我国一些主流媒体在对骚乱的新闻价值估量、对骚乱性质的判断、对英国政府采取措施的理解等三方面均存在过强的主观色彩。文章指出：实际宣传中，敌、我、友的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制约等等，是非常复杂的，用何种方式处理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需要经验和分析能力，不能停留在黑白分明的水平上，满足于简单的政治喧嚣。
　　【关键词】 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新闻价值　 客观　 英国骚乱　 【中图分类号】 G212
　　
　　今年8月初发生的英国骚乱已经平息两三个月了，我国主流媒体关于这一事件耸人听闻的高调报道却仍然记忆犹新。现在看，我国主流媒体关于这一事件各方面的判断显然不实，但至今无人反省。以后再出现其他同类情形，可能传媒还免不了再来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天天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连基本的新闻从业准则都不遵守？应该有所检讨，避免再出现同类问题。
　　今年8月4日，一个名叫马克·杜干的男子在出租车里被警车拦截，现场发生交火，杜干中枪死亡，一名警察受伤。随后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示威演变成骚乱。8月6日晚间，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地区大约有500人因此事走上街头要求“正义”，8月7日晚到8月8日，骚乱蔓延至伦敦其他地区。8月9日，蔓延到伯明翰、利物浦。8月10日骚乱平息。
　　
对英国骚乱的新闻价值估量
　　一个事实有多大的新闻价值，虽然见仁见智，但有经验的记者或编辑对同一个事实的新闻价值估量，不会差距很大。英国发生的骚乱，当然具有新闻价值。在世界的范围内，这条新闻算不上特别重大的新闻，但算得上比较重大，因而它上了《纽约时报》8月11日的头版，但位置在左下角，篇幅为版面的十六分之一，内容是伦敦骚乱平息。同版“中国人投资纽约”的新闻安排在右侧中间位置，略高于伦敦骚乱的新闻。此前的英国骚乱新闻未上该报头版，在其他版做了报道。《朝日新闻》网络版报道了英国骚乱，最初没有上国际要闻首页，待到事情发展了，这条新闻一度上了该报12日网页国际版要闻头条。
　　反观我国，一些主流报纸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有的报纸在骚乱结束之后的8月10日和12日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加以报道。使用的是“大骚乱”、“未来十年或成危机年代”等程度较深的词句。一周后（17日），还有报纸开辟“伦敦骚乱/观点”专版，继续报道已经过去了的此事。我国一些传媒对英国骚乱的报道力度，显然与事实的新闻价值分量不相称，而是从主观需要出发，夸大事实的影响。
　　
对骚乱性质的判断
　　根据英国公营的BBC报道，伦敦副市长马特豪斯认为，这是少数犯罪分子引起的，主要是为趁乱抢夺商店的球鞋等商品，跟警民关系或社会问题关系不大；当地民众认为紧张的警民关系以及艰难的经济前景是事件的主因。
　　当时在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上，一张警车被烧的照片一小时内被转发了100多次。一名网友发帖说：“大家都来啊，我希望今晚能死一个（警察）。”另一条信息明显是怂恿群众参与抢劫：“想不想让托特纳姆被洗劫一空？我要搬回一台免费电视。谁不想呢？”从这些留言可以看出，参与骚乱的人群并没有组织，也没有特定的骚乱目标或政治主张。从他们随意性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骚乱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宣泄一下长久以来压抑的某种怨气，或持某种投机获利的心理。
　　事情已经平息后，回过头来审视我国媒体的报道基调，不能不提出质疑：我们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了吗？
　　某报8月10日头版通栏标题是：《媒体对比“阿拉伯之春”　民众担心奥运会已近（肩题）大骚乱让英国声誉降级（主题）》。消息的第一句话是：“英国这几天突然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坏榜样’。”消息接着说：这一幕让很多国际媒体感到“眼熟”，认为它“像极了阿拉伯之春”。其中一个小标题是：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消息写道：“‘伦敦之夏像不像阿拉伯之春’？这几乎是英国骚乱连日来最受国际舆论关注的争议点。”
　　“阿拉伯之春”指的是自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的行动。在这类运动中，突尼斯民众要求进行合法大选，埃及民众要求政府进行改革，叙利亚民众要求重新修订宪法、进行政府改革，也门和巴林的民众要求政府下台……。这些国家程度不同的动荡持续了较长时间，有的国家问题得到解决而基本平息，有的动乱仍在继续，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显然，“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政治动荡，与英国历时4天、波及3个城市的无具体政治目的的骚乱性质截然不同。
　　如此的报道，让境外传媒有了攻击我方的充分理由。例如这样的批评：“接连多日的伦敦骚乱，令北京一些官方媒体喜出望外，争相质疑伦敦奥运的安全，质疑英国人过往评论中国事务太没有绅士风度，质疑伦敦之夏是阿拉伯之春的重演，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成效，进而质疑中国舆论过往在民族自豪与民族自卑中摇摆，大有从中感受到民族自豪之意。”
　　
对英国政府采取措施的理解
　　针对伦敦发生的骚乱，英国首相卡梅伦8月11日在议会发言，他谈到：“确保民众安全是政府的优先要务，……考虑限制社交网络的使用……针对暴徒利用社交网络及媒体串连发动暴力攻击的现象。信息自由交流原本是件好事，但如果使用不当，就必须被制止。英国政府、警方及情报单位正在研究商讨，一旦得知有人企图通过网络号召发起暴力攻击或犯罪行动，将切断通讯网站的服务。”他同时还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国最糟糕的一面，不过我依然相信，我们也能看到伦敦最好的一面——数百万伦敦人在脸谱上发言，支持警方，他们也加入到了清除骚乱的行动中来。”
　　8月25日，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针对首相卡梅伦11日的发言表示，卡梅伦此番表态“并未暗示”这些社交网站在骚乱期间将被关闭。脸谱、黑莓等社交网站也表态，欢迎与内政大臣讨论有关事宜的举动。
　　各方面的信息都显示，英国官方限制使用社交网络的考虑极为谨慎，在措词上大多采用“考虑”、“商讨”这一类不确定的词语。根据英国的通讯法规，政府可以下令英国电信传播监管机构要求电讯网络暂停服务，不过一定要有充分理由证明这么做是出于保护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因为政府这样做可能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极有可能被告上法庭。BBC媒体事务记者托林·道格拉斯分析说，政府和警方的确有权力关闭通讯服务系统，但是当局目前并没有采取这样手段的计划。
　　对卡梅伦在议会的发言，我国许多主流媒体只抓住其中一句话，即“考虑限制社交网络的使用”做文章。一家主流媒体社论写道：“……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一句‘考虑禁止骚乱分子使用社交媒体'，带来对社交媒体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性讨论，并引发各国思考……”。然而，除了中国传媒讨论、思考了一下外，其实并没有发生“世界性讨论”和“各国思考”。
　　还有报纸这样报道：“……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对此次骚乱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前年的伊朗骚乱到今年年初的西亚北非政局动荡，这类社交网站的煽动作用越来越大。西方一直表示支持网络自由，反对他国政府对此类网站进行管制，现在可以说是有苦难言。”随后，各网站突出其中的观点，新闻标题绝大多数设计为“伦敦骚乱让西方支持网络自由有苦难言”。
　　我国传媒的这种想象性质的报道，也让境外传媒抓到了批评的契机，英国BBC记者报道的新闻标题是：《中国媒体对卡梅伦控网建议兴奋不已》。文章写道：“中国政府本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互联网控制系统，而且声称这是为了维持稳定所必需具备的手段。卡梅伦表示，限制使用Twitter和Facebook可能会帮助避免骚乱。这在中国激起了一声猛喝：‘我们早就告诉你了。’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表现得兴奋不已：‘西方国家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态度变了。’这篇评论表示，他们希望这会帮助东西方在未来管理互联网的问题上取得一致。”
　　
理智的雅虎“焦点关注”
　　并非所有的传媒都是这样的基调。我注意到雅虎网站的“焦点关注”，对此事件同样关注，但报道是全面而理智的。8月11日，它讨论的主题是“伦敦骚乱本可以避免？”，对英国社会问题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基于事实。其报道同时也指出：“伦敦事件之后，‘互联网自由’将呈现出怎样的格局，需要谨慎以对。……以某种明显而生硬的方式介入公民通讯自由权，但必须明白的是，只要不加阻止，不设界限与禁区，任何公权力都将十分乐意插手到事涉公民隐私的领域中去，并总有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如果事情真的要朝这个方面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言一种比此次骚乱事件更糟糕的一种现实。”
　　8月12日，它讨论的主题是“别借英国骚乱给微博泼脏水”，对于借伦敦骚乱中有些骚乱分子通过微博煽动，而把事情归罪于微博提出质疑，报道了大量英国民众通过微博制止骚乱的蔓延、号召参与清理现场的事实。然而，伦敦百万民众通过微博遏制骚乱的事实，我国传统媒体少有报道。
　　
“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是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向世界170家主流媒体的代表（包括中国传媒）提出的希望，我国传媒当然要就此做出表率才好。胡锦涛说：“各类媒体要被公众广泛接受、受社会广泛尊重，不断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就应该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我们曾经批评过一些西方传媒歪曲报道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甚至他们在图片使用上出现张冠李戴的笑话，那时我们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因为对方明显地没有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然而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面、理智地报道人家那里发生的事实呢？强烈的主观愿望，特别是关于“网控”的认识，为了证明全世界都如此，使得我们不顾基本事实，抓住卡梅伦的一句话（严格地说，只是半句话）做了太多的文章。
　　传媒有自身的立场观点是很正常的，但面对事实，要如胡锦涛所说，“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我们没有认真阅读卡梅伦的发言全文，也不了解英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传播政策，轻易地说出“伦敦骚乱让西方支持网络自由有苦难言”这种带有明显我方特色的主观表述，还有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的不搭界的关联，以及“未来十年或成危机年代”的想象。各种关于骚乱“事实”的描述，其来源颇为笼统，没有一家具体传媒的称谓，也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来源于西方主流媒体。马克思曾就此类情形提问：“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①批评的就是以希望来描写事实这种不规范的传媒行为。
　　伦敦骚乱的发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微博只是一种现代传播通道，显然不是动因。微博作为一种自媒体的传播途径，可以为骚乱分子利用，然而，具有道德意识的广大民众更可以通过微博对抗骚乱。这样简单的道理，只要我们遵循“真实、准确、全面、客观”这些基本准则，就不会忽略，而会做出合乎常理的判断。
　　从传播心理角度看，确实，对事实进行黑白分明的报道，能够较快地煽起某种情绪；较为真切而复杂的报道，则不大容易引起轰动。所以，有的新闻学研究者指出：“新兴的党派新闻、肯定式新闻今天会更受某些受众欢迎。因为它使得一切变得更加简单。它能够在令人困惑的世界里发现秩序，不需要太多筛选和提升。它令人感到舒适。”②但是，这样向公众报道事实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
　　
智慧宣传
　　这次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带有宣传成分。前面说了，宣传并非坏事，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宣传采用的是简单的斗争哲学：非白即黑。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式，它对宣传本身带来了损害。在这方面，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党十分忠诚，但看问题颇为简单，例如他认为法国共和派领袖甘必大是社会主义的盟友，于是关于这个人的报道一派赞誉。马克思就此批评道：“他把某个甘必大之流的全部空话当作了真话，而实际上却在经常地欺骗自己的读者，如像法国统治者向法国人供给欺骗性的消息一样。”③1892年，一位侨居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有误解，同样出于非白即黑的认识，竟把倍倍尔视为敌人。恩格斯分析说：“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④
　　在实际宣传中，敌、我、友的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制约等等，是非常复杂的，用何种方式处理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需要经验和分析能力，不能永远停留在黑白分明的水平上。对此，马克思要求宣传者学会掌握色调的些微变化，成为有经验的和熟练处理局面的人。他说：“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像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⑤
　　这次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反映了我方的宣传缺乏智慧和方法。宣传需要某种程度的喧嚣，以造成一定的气氛，但要适度。这一次，不仅过于简单化，也没有做到适度。如今是全媒体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元而全面，仰仗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环境来宣传已经过时，我们要学会在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做好宣传，这是一个新课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生罗了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页
　　②科瓦齐、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