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就是马达
　　□ 张煦棠
　　马达同志到《文汇报》的时候，《文汇报》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帮报”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编辑部，报社同仁无不憋着那么一股子劲，急欲重振“文革”前各个历史时期《文汇报》的雄风，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适逢其时，马达来了。
　　马达来了。我下班回家，刚刚一步一步爬上五楼，还没有喘过气来，楼下有人高喊：“502室姓张的电话！”我只得急急忙忙地奔下楼，跑步几百米，来到路口那个小小传呼电话间。电话是马达亲自打来的，叫我立即赶回报社……不仅平日如此，连难得的星期天也不得安稳，常常接到马达的电话，不是一则新闻出了问题，就是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或者是他有新的报道想法要同我谈。
　　这就是我对马达的第一印象，初步感受了“高速马达”的领导风格。作为一个已经干了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记者，我欣赏马达的风格，尽管老婆啧有烦言，我却乐于奔命。做记者，抓新闻，就是要脑子一刻不停，说干就干。
　　正是马达这种风风火火，一心要把《文汇报》创出一番新天地的劲头，引发了大伙的积极性，那势头，宛如升火待发的机车，一经发动，就开足马力，奔突向前。而马达又适时提出他的办报理念：改革，创新，加重，搞活，将群众性统一于可读性；报纸务必充满生气，不拘一格选头条……使我们这帮编辑、记者个个方向明确，放开手脚，只怕你眼不明、鼻不灵、腿不勤，不怕你发现了新问题，而领导却还没有反应；不怕有了好稿子发不出。
　　就拿那篇人尽皆知的开创“伤痕文学”先河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见报的经过来说吧。一位过去的采访对象来报社看望《文汇报》著名记者钟锡知时说起：“你听说复旦大学出了一件新闻吗？”钟锡知立马追问，这才知道，是一位刚进校的学生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引起轰动。第三天，卢新华的小说原稿就送到了钟锡知手里，他花了半小时就把这篇八千字的小说读完，深受触动，决定要为小说公开发表开路，并且立即送给有关同志阅读。没想到却遭到反对，只有部里一位老记者路远支持公开发表。两天后，钟锡知与小说作者见面，卢新华告诉他，两个月前，此稿曾送北京《人民文学》，前几天才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钟锡知告诉他，《文汇报》会冲破阻力发表这篇小说。正好一个星期后，钟锡知随同上海一个代表团参加“文革”后复会的中国文联扩大会。路上，他把《伤痕》给了同行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刘金和市文联负责人钟望阳，他们都说是篇好小说，钟望阳还说，你们《文汇报》如果发不出，就给我们《上海文学》。小说送到了《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手里，马达极其明确地表示支持，分管文艺的负责人唐海也热忱支持。马达当即把小说清样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同志审定。1978年8月11日，由马达签发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在副刊上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小平同志和大批老干部尚未复出，天安门事件还未平反，人们的思想依然在禁锢之中的年代，作为《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同志敢冒风险，敢于斗争，毅然决然地冲破禁区，使新生的《文汇报》在广大读者中树立了崭新的形象，更赢得了《文汇报》人由衷的钦佩。
　　我还遇到过一件事，那是1979年9月。一个青年冒充高干儿子行骗，屡屡得手，最终落网。我参与采写了长篇通讯《骗子行骗落网记》，直接领导采访部门的副总编辑陆灏同意发稿，最后需总编辑马达拍板。因为这个“某高干儿子”一路行骗，甚至骗到当时市委一位领导头上，都顺利得手。通讯虽未点名道姓，但终究事涉市委领导，岂可造次。马达看过通讯，即毫不犹豫地批发一版。这也充分显示了马达这位老报人的魄力和胸襟。后来，剧作家沙叶新以这篇通讯为原型创作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世界千变万化，工作千头万绪，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每天都会碰到新问题，就看你怎么面对，怎么处理。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违反——评电影剧本〈苦恋〉》4月21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批判文章。市委宣传部要求《文汇报》转发。照常理，新华社的转发稿，又有市委宣传部的关照，报纸总编辑照发就是。可马达就是马达。《文汇报》的老总编辑陈虞孙曾写过一篇杂文：《还我头来》，批评某些当总编辑的脑子不长在自己头上，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马达可不是这样，他拿到新华社转发的批《苦恋》文章后表示：不要说《苦恋》的电影没看过，连《苦恋》的电影剧本也没见过影子，广大读者群众更不用说了，怎么就“批判”起来了？“军报”发了不算，还要新华社转发，各报都登？他当天就开编委会，把陆灏、刘庆泗、张伏年、唐海、全一毛、张启承、蒋定本和我都叫来，连他自己9个编委一起开会。这是新生的《文汇报》于当年4月初刚刚经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的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议题就是一个：我们《文汇报》要不要转载新华社的这篇文章。马达要求每个编委都要发言，都要明确表态：发，还是不发。会议气氛严肃，紧张，我只顾埋头记录每个人的发言。马达从会议开始简单的发言之后，一忽儿离座去自己的办公室听电话，回来没坐几分钟，又去听电话了，不断地来回走动。等我们8个人发言结束，他回到座位，已知道没有一个人主张发这篇文章。8个人的发言，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使《苦恋》这个剧本有问题，需要批判，我们《文汇报》也决不能发新华社转发的文章，否则，这不是又回到“文革”中那种一有问题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令人生厌的局面去了吗？新生的《文汇报》决不能走这条老路！马达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篇文章我们不用！尽管有编委会全体承担责任，可马达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啊。就在我们开会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马达跑进跑出，一连听了5个电话，都是宣传部长亲自打来的，再三告知马达，这篇文章一定要发！我们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大家负责，可面对领导的却只是马达一个人啊！……总编辑容易吗？！ 像马达这样当一个总编辑容易吗？！
　　后来我同马达闹了矛盾。十多年后，老记者郑重要写《文汇报》的往事，找到我，谈起这桩批《苦恋》事件，说是马达一大功绩。我曾经拿出当时的笔记本，让他看了当时编委会讨论时每一个编委的发言记录，借以说明，这是编委会集体决定，不能夸大马达的作用。而今，马达已去，重新回想这段往事，深感内疚，禁不住老泪纵横……
　　真的，新生的《文汇报》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报纸领导集体的决策，主要还在于我领教了民主办报的意义、威力，领教了马达确是曾经做过大小4家报纸的总编辑、颇具报纸领导经验的报人。他虽进《文汇报》不久，因为是从清查工作入手，他了解《文汇报》，了解《文汇报》人。就说新的编委会吧，陆灏是《人民日报》名记者、《文汇报》老领导；刘庆泗，抗日时期的战地老记者，同他一起进《文汇报》搞清查的，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得力助手；张伏年是老《解放日报》的领导，也是和他一起搞清查的；唐海则是老《文汇报》中敢于同蒋介石面对面斗争的名记者、《文汇报》的老领导；全一毛是老《文汇报》的领导成员，无论新闻采访，还是写评论都非常出色的老报人；张启承，经历过《文汇报》十年动乱全过程，熟悉《文汇报》的人和事，以及《文汇报》的办报传统，为人正派，颇具理论功底，有广泛群众基础；蒋定本，《文汇报》向以版面编排著称于全国报业，在夜班编辑部，无论版面策划，标题制作，堪称里手；而我，虽然谈不上什么，但也在新闻采访第一线跌打滚爬了三十年了。马达对此，了然于胸，作为辗转多家报纸的老领导，自然知道充分调动、发挥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智慧的重要，自然知道充分调动老《文汇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马达的可贵之处、成功之处、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此。不了解这一层，就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正确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在马达总编辑的领导下，创造了《文汇报》那个时期的辉煌业绩。
　　的确，马达在《文汇报》开头几年尊重领导集体，注重民主办报，在编辑部展开新闻改革的讨论，提出新闻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要加重，搞活。凡是来自社会，来自群众，有利于办活《文汇报》，符合党的改革开放总目标的新闻，不论问题多么尖锐，不论阻力多大，他都热情支持，毫不含糊。像《给高校一定的自主权》，是《文汇报》提出来的，报道见报，教育界人士说：“《文汇报》为我们说话了。”《五十位总工程师有职无权》，上了一版头条；一位环卫专家得不到单位的重视，决然离开上海出国，《文汇报》以头版头条《愿为四化献力，何以报国无门》作了报道；改变经济结构，发展私营经济，又是《文汇报》领全国之先，发表了《待业知青自筹资金开办饭店，“味美馆”开张第一天顾客盈门》；开发浦东，老百姓深受黄浦江与浦西相隔不便之苦，是《文汇报》最先提出建造黄浦江大桥的方案，引起群众强烈共鸣，受到国务院和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责成《文汇报》立即召开桥梁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上报，可以说，是《文汇报》唱响了大力开发浦东的第一声……
　　马达要求报道要开阔思路、力求创新，热情支持我们新闻部在新闻版面特设《周末》副刊。记者办副刊，这在《文汇报》的历史上是首例，而《周末》这样的专副刊，《文汇报》又是全国第一家。在这个副刊上，我们新闻部的记者每期提供一篇《周末特写》，后来出版了《周末特写》两本专辑，第一辑发行6.7万册，《周末》上刊登的“生活顾问”、“星期食谱”，以及热门电视剧连载《加里森敢死队》等等，更为广大读者欢迎。继《周末》之后，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1978年3月16日，我们又在全国首创《向科学进军》专刊；后来还开设了《法庭内外》等广受读者喜爱的专刊。马达主政时期，在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辑唐海直接领导下，由《文汇报》著名报人、知名电影评论家梅朵主编的《文汇月刊》创刊；紧接着，是《文汇读书周报》创刊、文汇出版社成立；在陆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又把内部刊物《文汇通讯》改名为《新闻记者》公开发行；后来还创办了《文汇经济信息报》《文汇电影时报》……
　　马达的办报思维是多元的，在新闻版面上他除了一手抓新闻，一手抓专副刊，另外又继承“文汇”传统，展开各种问题讨论，开展各类群众性评选活动，如“评选优秀护士”、“评选优秀班主任”，开展“假如我来办文汇报”的讨论，等等。1978年以后的五年内，就群众关心的热点、教育、文艺等方面，《文汇报》组织了一百多个问题讨论。从报纸版面，他又扩展到社会。《文汇报》与无锡市外事办公室合作，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太湖之春艺术节”；与上海对外文协合作，举办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优秀剧目汇演活动；与市律师协会等联合举办过优秀法律顾问评选。至今矗立在静安公园的蔡元培的雕像，是《文汇报》与静安区人民政府、静安区团委联合筹建，由我们请雕塑大师刘开渠雕像，请彭真委员长题词。为扩大《文汇报》在全国的影响，马达亲自带队到四川，由各副总编辑带队分赴浙江、福建、江苏、江西等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扩大发行，把《文汇报》发行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重视人才培养，也是《文汇报》的老传统，老领导陆灏同志一直抓下来。马达来了以后，在陆灏组织下办了新闻班，从招生开始，到开班讲课，马达亲自过问，还给学员讲课。今天《文汇报》不少办报骨干，出色的记者、编辑，都是当年新闻班的学员。
　　回顾当年《文汇报》，在“高速马达”的牵引下，群情振奋，同心协力，方方面面，红红火火：1985年上海市好新闻评选，《文汇报》独得6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1986年上海市好新闻评选，《文汇报》又得5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报纸发行达到历史最高纪录171万份；自筹资金兴建的二十层“文汇大厦”高高矗立于黄浦江畔……这是何等辉煌！马达之功，岂可忘之！
　　马达就是马达。高速马达，有时也会出轨的呀。岁月流逝，年岁增长，陆灏、刘庆泗、唐海、张伏年相继离任，失去制动力，没有约束，马达性格的另一面显出来了。有一次报社领导班子开会，马达对一位新上任不久的青年干部当面指责。我当场挺身而出：“老马，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同志。”说得马达面露愠色，无言以对，十分尴尬。马达的心中藏不住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分场合，不管对象。他眼看自己年事已高，行将退休，可心有不甘。他公开说，我在国外看到人家的报业集团总裁都是终身制，我们也要搞个《文汇报》基金会，我来当董事长。他说干就干，指定专人负责筹集基金会的资金，让记者去向企业拉钱，提成给回扣，弄得记者们心神不定，在外又给报社造成不良影响，我和不少同志竭力反对，我当面提出这种做法不妥。他不听，我就给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写信，朱镕基批示：不要搞基金会！此事只好作罢……
　　如此等等，由于这些矛盾，马达和我产生了隔阂。直到马达去世前几个月，我一番诚意，带着他喜欢吃的猕猴桃和甜点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一进病房，他就问：“你是谁呀？”我知道他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就大声地说：“老马！我是张煦棠，我来看望您了！”护士也知道，他该听清楚了。可他仍然一连几次问：“你是谁呀？”我明白，不是听不清，他还是不想见我啊！这就是马达。
　　
　　马达过去常常关照我们，办报纸一定要讲真话，要坚持真理。今天马达走了，我说马达，写的是实事，是有根有据的实事；讲的是真话，是心里话。我深深地怀念马达，我忘不了我们在《文汇报》，在马达领导下，合作共事的十二年。■
　　（作者系《文汇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