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无官，记者不王
　　——忆马达
　　□俞松年
　　太过突然，著名报人、新闻学家马达于2011年9月6日离开了人世。
　　马达走了，一个坚持实事求是，一个毕生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成绩卓著的领导人走了。
　　马达，名如其人，做一切工作讲进度、效率、效益，同行赞誉马达的优点是快速、高效。马达是报人，办报就要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得风气之先经思考而“兴风”，闻风之后经谋划而“作浪”，对此新闻界似乎有些微词，但在我，他始终是一位可倾诉的良师益友，一位颇具才气、心直口快、有口无心又有魄力、敢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实事求是审查“《文汇报》9·19事件”
　　马达是我的领导、师长，我认识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秋天。这年9月19日，我在《文汇报》上编发了一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资料性文章。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这是个陌生而又不知所云的题目。但在当年却是刺激神经、令人心跳的敏感文稿。当时有人写信揭发，说是公然影射、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有严重政治问题。叶剑英同志当时正好在上海，看了这封信，批给上海市委，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文汇报》刊登此文，被称之为“《文汇报》9·19事件”。
　　马达受命带着“尚方宝剑”进了《文汇报》，当时的《文汇报》真是旧账未清，又添新账，我也等待审查了。
　　中国官员有不少是开顺风船的。在官场上，常常是上面一吹风，下面就下雨，而且是层层加码。本来是小事芝麻，可是经他们一办，却办成了西瓜。
　　当时，我是《文汇报》理论部负责人，《学习》副刊主编。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党是在与党内走资派斗争，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凭记忆，非原文）作为当时主持理论部工作、《学习》副刊的主编，我据此拟了两个题目：“我们党是怎么样与党内外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我们党是怎么样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请部里一位编辑去华东师大政教系组稿，而且明确叮嘱：“资料性文章，以事实说话，作为学习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辅导材料。”
　　第一篇资料文章刊发，一点事都没有。而当“赫鲁晓夫资料”见报后，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某报一位编辑写了一份长长的“揭发”材料，除对外散发外，还贴到我们《文汇报》的食堂墙上，说这篇文章是“影射英明领袖……”尔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洪泽部长、马达同志就带工作组进驻了《文汇报。》
　　群众批判、揭发我编发这篇资料文章，主要有三条“罪状”：
　　一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没有经华东师大党委审阅，编发者的党性何在！二是华师大政教系两位作者，原先不肯写，是编稿者逼着他们撰写的，居心何在？！三是原文七千字，刊发时只有四千字，把揭批“四人帮”的文字删节了，用心何在？！
　　我针对“三心（性）何在”，也申辩三条：
　　文章不是新闻报道，文章文责自负，不必请示华师大党委，谈不上党性何在；文章是部里编辑同志去华师大组稿，我不认识作者，何来“逼着他们写作”；至于从七千字删节至四千字，把揭批“四人帮”的话语均删去，可以查看原稿、改稿！
　　我平时有个习惯，“一事一了”。“赫文”刊发后，我把改样都清理掉了，我想反正编辑部留有存档，因没有人站出来为我申辩作证，分管理论部的那位副总编辑，明明六次改阅此文，怕负责任，又推说“没有看过”！这样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孽”深重，再加上申辩时“态度不好”，就被关进“小房”写检查了。
　　之前我对马达，知其名，未见过其人，更不知马达此时在想些什么，如何看待“9·19事件”，包括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编发者。事实上马达顶着上面和下面、报社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既不顺着竿子往上爬，也不做群众的尾巴，而是实事求是地向上面作了报告。他的报告结论是这样说的：“作者和编者表现是好的，文章的内容讲的是史实，内容本身没有什么错误，组稿和写作的动机也是好的，在稿件发表过程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作了仔细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情况……”马达说：“作为报人，要坚持真理，尽管坚持真理不容易；我尊重上级领导，但我更尊重事实、尊重真理。”何等光明磊落的报人风格！
　　马达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始终贯穿在他对《文汇报》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清查中。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汇报》可谓是孽债累累。对一些事件性质的界定及具体人的处理上，马达所率领的清查组及以他为书记的党委，都持以慎重的态度，既没有放过一个要清查的事件，更没有捕风捉影地整过一个人。清查结束后，马达同志就留下来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率报社同仁开创《文汇报》新时代。马达之与《文汇报》，恰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改革开放初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马达登上了《文汇报》的舞台，导演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鲜明泼辣的活剧。《文汇报》要“凭票销售”，报纸发行量达到一百七十多万份，创造了《文汇报》历史上空前的辉煌，这就是马达任总编辑时期的《文汇报》。
　　
总编辑自己也要写报道
　　马达是总编辑，可是在马达心目中，总编辑者，是编辑中“抓总的人”。他说，你们编辑记者是无冕之王，那我不是成为太上皇了吗？！“当记者的应无冕，不称王，就是抑恶扬善，坚持真理，鞭挞丑恶。”他还说，记者、编辑就要记、写、编、发，总编辑也要自己写报道、写社论、接电话、记录新闻稿。1984年，随上海甬籍人士访问团，我陪马达去宁波，在宁波市长耿典华介绍宁波市发展规划时，只见马达认真听，仔细记，还不时提问，煞是一个采访记者的架式，回沪后一篇宁波市对外开放见闻——《宁波港和宁波人》在《文汇报》显著地位刊发。事后他对我说，“当记者，时时留心皆新闻”。
　　时隔不久，我陪马达去河南郑州参加全国新闻学会年会，期间与会者参观黄河旅游区，别人走走看看，老马一边参观，一边不停记录、拍照，傍晚返回宾馆后，立即疾笔撰写“参观黄河风景区引起的思考”，次日，又嘱我驱车三十公里，再去风景区补充、核实几个数字，足见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和严谨作风。他常对我提及“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这样问题，他说新闻记者不是机关干部，报纸也不应是党委机关简报。报纸是大众传媒，报纸总编以及报社记者编辑，该是社会良知、道德精神的传播者，“办报无官”、“记者不王”，当记者要的是独立思考、独特视角和对新闻事件的独家处理。
　　当今媒体使命多、规定多、广告多、负荷重，报纸失去自我，马达思之尤深，马达顺转、逆转，甚至忧心重重，苦心思索，为的是使报纸返璞归真，维护办报人的独立思考，报纸的独立品格。
　　
创办《新闻记者》杂志
　　80年代初，上海市新闻学会成立，马达出任会长，不久他在上海主持召开有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单位专家、学者、教授和新闻工作者三十余人参加的，为时四天的新闻理论研讨会。对新闻理论研究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热烈而有见地，摆事实、讲道理的商讨，其中针对“什么是新闻”，与会者从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传播说等方面，提出近80条“定义性”的意见。会上有人提出：“鸡啼天快亮，无鸡天也明”，认为不研究、不懂得新闻定义，照样当记者、写新闻。马达在发言时提出，新闻一定要有一个述之于口、行之于文、藏之于心、用之于行的科学定义。假如对于“什么是新闻”，这个新闻学的细胞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要想建立一个具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新闻理论体系，进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困难的，他考虑到最好有一份报纸或刊物，专门讲新闻，如何当记者。尔后在他主持下创办了《新闻记者》杂志，作为上海市新闻学会主办刊物，调来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朱守恒同志任主编，我任杂志社党支部书记。
　　
记者要多观察，多思考
　　马达是个激情而有思想、多变而有理智的人，他一贯提倡“思想家办报”，写思辨性文章。《文汇报》在马达主政时期，报纸上曾出现过不少带有思辨性的文章和专栏，要求我们记者采写“观察与思考”一类的报道，一时成为《文汇报》的一大特色。记得“9·19事件”后，我暂时调离理论部，马达派我去干部复查、右派改正组任负责人。在干部复查、右派改正问题上是“彻底平反”还是留有“但是”，我与另一个负责人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其中涉及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所论及“六条标准”的理解问题。我就直接请示马达，他思索良久，认为这是个政策和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就嘱我写篇文章，文就后直接送给他。他看到文章后，十分高兴，亲自拟题，拿出《文汇报》大半个版面，刊发我所撰写的《“六条标准”是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吗？》一文，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前夕刊发，尔后，此文被评为优秀报刊论文。
　　有人说，报纸是总编辑的脸面，有什么样的总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记者，就会办出什么样的报纸。马达学历不高，自谓“读书不多”，可他头脑是个“信息库”、“智慧库”，各种信息、知识、故事、线索到他头脑里，立即会在报纸版面上显现出来。
　　
里外透亮的人
　　说马达是个里外透亮的人，并不过份，他叫马达，顺转、倒转一样转，快变、多变一样变，优点、缺点一样鲜明，反映了他对人真心、对事真实，不虚伪、不掩饰，直至晚年，仍是这样。
　　一次，马达接待前来征询意见的两位中央宣传部门领导，要我陪同接待并作记录。马达根据他对被征询的那个问题的理解，坦诚地讲述了他的观点和意见。可能是他勇于直谏，不讲空话、套话，“用自己的话”直奔主题。那两位上级来的领导同志，面有难色，明显地流露出不敢苟同的情绪。马达话未讲完，其中一位领导同志就打断他：“你讲得很坦率，我们这次来，既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意见！”
　　只见马达立即反唇相讥：“你们把我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当作反面意见，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领导部门来基层听取意见的谈话，就在“送客”声中，结束了。
　　发不同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政治品质，是要有勇气的。“用自己的话”，表达不同的意见，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一种风骨。那种见到问题躲着走，是非面前绕道行的人，口将言而嗫嚅，自然不会有自己的话。换言之，敢于发出不同声音，需要襟怀坦白，需要淡泊名利，有时还需要勇气。无私则刚，马达就是这样的人。
　　
　　人有亲疏、远近。没错，自马达进驻，主持《文汇报》后，我一直在马达麾下工作。始当他的“秘书”，他被选为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后，我被指派为学会秘书长，他离休前夕，要我任《文汇报》总编办主任，由此我对马达更为接近和熟识。他那敏捷的思路，他那层出不穷的办报方案，他那得风气之先的信息反馈，他那闻风而动的工作作风，他那对记者、编辑真心、真挚的情感，均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马达似乎是为办报而来到人间。我经历了马达同志主持《文汇报》的全过程，他那时的《文汇报》，浓浓的“文”的色彩，议论风生的文采，以雅见长、雅俗共赏的风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汇报》历代同仁力求的报纸版面透出浓浓书卷气；版面编排高雅秀美、清新脱俗；标题制作文采蜚然，充满韵味；版式图文并茂，错落有致；印刷色泽绚丽、层次分明。由此，《文汇报》赢得诸多全国第一。
　　马达思想活跃而又能文，如果他处于一个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如果他处于一个办报（刊）环境宽松的时期，他该会有更好更大的成绩，有更好更多的办报经典传世。等到今天终于已有这样的氛围时，他抗不住命运的捉弄，生命之光熄了。不过，马达毕竟在思考着，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停止，给后人留下他对社会、对新闻事业思考的个性化痕迹。仅就为了这一点，他也为我留下永久的思念……思念这位曾经努力思考而今已经驾鹤仙去的师长。■
　　（作者系文汇报高级记者）
　　
　　关于马达同志办报思想的更多资料，读者可参阅本刊2010年第10、第11期《报业体制和运行机制亟待改革——老报人马达访谈录（上、下）》（张志安、白红义），2009年第10期《以迂回的宣传策略冲破“三不”禁令——马达回忆1978年〈文汇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蔡美华），2003年第3期《漫话创办〈新闻记者〉杂志》（马达），2005年第12期《重大题材报道中凸显特色——读近期〈文汇报〉的一点感想》（马达），1993年第5期《新闻的舆论引导在于科学分析》（马达）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