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重构与价值重置
　　——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苏状
　　
　　【本文提要】2011年5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之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不同学科、不同理解的思想碰撞，既重构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方法与学科定位，又回应了社会变迁中传播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等现实命题。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　传播与社会变迁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图分类号】G206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发展之重要转折，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结构急剧调整。与之相应，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实践与传播体制，既助推着全球社会变迁，更面临着自身深刻转型。秉具社会历史之宽宏视野与人类解放之终极价值，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消亡，而是由此重焕生机。那么，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界如何在当代历史境遇下重新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显出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5月13日至14日“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之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
　　
知识视野：传播与理论建构
　　马克思主义不仅突破了媒介中心主义的偏狭研究视野，更蕴藏着丰富的传播理论资源。此次会议成果之一，即在立足当代问题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现、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
　　1.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理论研究
　　全球化危机与转型之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劳动、自主传播与新闻自由思想成为国内外学者理论建构的重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重镇、加拿大皇后大学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教授重返马克思元典阐释其所谓“传播劳动”观念，强调以往多被忽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理解其“传播劳动”的较早源头与关键环节。其中预言，未来资本主义不再直接依赖物质劳力消耗，而在于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流动，传播在使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一种商品。莫斯可教授还指出，作为新闻记者的马克思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其作为实践总结并首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新闻从业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审查制度，倡导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批判。
　　围绕“新闻自由”的话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系统梳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自由的表述与实践，从马恩的“新闻出版自由”、列宁的“出版自由”、毛泽东的“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邓小平的“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到卢森堡的“人民参与”、葛兰西的“文学的人民性”、铁托支持下的新闻自由法规等，认为传统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都非常看重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政党生存中的作用，无论是前者作为对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斗争还是后者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官僚化的批判，都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陈学明教授通过析评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披露，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展开批判。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新闻学院赵月枝教授还立足当下，认为数字传播时代有必要呼吁一种不同于专业新闻记者和媒体组织自由的“公民传播自由”。
　　2.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方法研究
　　马克思主义批判与经验的多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
　　英国拉夫堡大学格拉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指出，无论是马克思在《工人调查》中的问卷调查研究还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参与观察研究，再或是马克思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中的定量定性整合的个案研究，都启发传播学应该在不同学科、不同方法论之间灵活机动，将批判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等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与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运用到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劳工为对象的传播研究中，如将结构性因素融入田野作业的“批判民族志研究”、自下而上的审视社会历史变迁的“社会问题史研究”、劳工使用媒介传播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等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则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高度，对韦伯的“价值无涉”进行解读。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要求将经验事实与文化科学相结合，反对一切普世规律，同时个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及他人的反思与挑战。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播学定位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视野之下，还有学者探讨全球传播格局下中国“对外传播”与“公共传播”的传播学定位与建设问题。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认为，全球化为中国传播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中国应确立全球化的传播目标，即在世界传播格局中争取与本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话语权相称的地位。为此须在传播内容上以事实代替评论，以谦虚代替夸耀，以负面题材、和平崛起代替正面报道、大国论调；传播形式上要打好客观、公开、国际参与及适当软化四张王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龚伟亮则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中国传播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其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伦理和人类立场，并引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倡导在传播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的“公共传播学”，即一种基于公众面向的议题互设、参与实践的传播学建构。
　　
实践品格：传播与社会批判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学关注现实社会变迁的三个动态过程：一是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传播商品化问题，二是传播商品化所产生的媒介扩张和传媒变革，三是媒介与传播变革所引动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上述议题的批判研究构成本次会议的又一成果。
　　1.传播商品化研究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杰弗瑞·怀特（Jeffrey Whyte）博士强调近年美国传播商品化呈现新动向，即军事领域也参与了商品化过程。其以美国军方与“苏珊·戴维斯国际公司”合作打造的“美国支持你”（ASY）为个案，揭示国家和军队在受众商品的生产、销售、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新闻学院黄樱棻则敏锐发现当下中国新兴阶级所参与的受众商品化传播，其以大陆热播剧《蜗居》为文本，析述其所彰显的私人资本与国家合谋生产出的城市中产阶级受众商品类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副教授还试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大学生作为大众媒介身体意象的受众商品化程度。
　　2.传播空间化研究
　　全球化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媒介圈地、制度变革以及传播公地问题也被不同程度论及。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在书面发言中，着重阐明“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其例举近年美国传统经济衰落，而代之以数字通讯技术产业的崛起垄断，说明数字传播引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冲动，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就当下中国传媒格局之“三网融合”现象尖锐指出，“三网融合”的本质是以市场导向和商品扩张为特征、以利益集团资本积累为目的，但其预见“三网融合”最终需回到公共利益，参与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构的重建。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冯建三教授关注当下中国的媒介补贴形式，其指出媒介交叉补贴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来源，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中国媒介交叉补贴仍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点在于主要出于政治考量，但仍须继续探明适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媒介交叉补贴的合理模式。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拉甫科·斯皮里乔尔（Slavko Splichal）教授认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将经济利益置于公民民主权利之上，使得“公共领域”的跨国性转向成为一个趋向。其以20世纪晚期的欧盟为例，说明跨国性“公共领域”一方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解放，另一方面也会对普通公民的真正公共性有所损抑。国内学者对传媒的公共建设也开出诸多良方，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陈刚副教授建议，在传统媒体中，“公共新闻”议题与“公共协商”取向对建构媒介公共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二者强调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
　　3.传播结构化研究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传播商品、媒介圈地也必然带来地区、阶级、宗教、性别等社会结构的日益极化。社会阶层如何通过媒介传播的控制与反控制来实施霸权与实现抵抗，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
　　国外一些学者尤为致力于资本信息不平衡所招致的地区冲突与社会运动批判。美国匹兹堡大学穆罕默德·贝米耶（Mohammed A.Bamyeh）教授将研究视角投向阿拉伯新兴反抗运动，重点探视现代通讯技术将边缘地区自发性的普通抗议发展为全国性的顽强运动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美国纽约大学赫嘉·塔维尔·索芮（Helga T.Souri）教授以巴勒斯坦-以色列为个案，分析指出数字媒介技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开放、自由，不同民族国家对媒介设施可以施加不同控制，以色列就通过数字封锁以设定边界，并进而造成中东及其以外地区的运动冲突。阿根廷科马修国立大学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és M.Dimitriu）教授建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应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城市生态传播危机研究作为一个迫切命题。
　　也有些学者聚焦于劳工阶级的参与式自主传播研究。美国旧金山大学多罗西·姬德（Dorothy Kidd）教授运用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矿工、劳工协会、原住民团体与环保人士在Barrick Gold反抗社会运动中的媒介使用情况。卜卫、邱林川等都尝试通过农民工使用DV、手机、剪报、网络社区等“另类媒体”进行参与式的“自主传播”实践，以此构建无产阶级对话与反抗的“公共领域”，并由此审视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阶级变迁。
　　部分学者试图检视媒介传播之于民族政策与习俗变迁的作用。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扎汉鲁姆·南恩（Zaharom Nain）教授指出，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马来西亚政府近年出台的多民族合法化战略对传统单一民族战略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民众自由选择的新媒体对官方严格控制的主流媒体的胜利，由此说明媒介传播之于社会民主的积极推动作用。云南大学新闻系车淼洁则通过比较傣族电话媒介使用前后的恋爱状态，认为现代媒介日新月异，故媒介只是构成社会生活变迁的过程，而非建构或再生某种文化习俗。■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