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的运行机制
　　——兼论对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借鉴意义
　　
　　□王国珍
　　
　　【本文提要】本文着重探讨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的运行机制，认为其具有“政府协调，公益资助，商业运作”三大特色。该运行机制具有如下优势：制度成本低，效益高，避免了资源浪费或款项滥用等不良现象；针对性强，着眼于网瘾、网络欺诈等问题的实际解决；社会各方力量互相配合，展现出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态势。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独特的运行机制，对尚处起步阶段的我国媒体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体素养教育 新加坡 运行机制【中图分类号】G219
　　
　　“媒体素养”一词，对应英文“Media Literacy”，主要是指对媒体内容的分析、评估、质疑和批评能力，以及有效使用和创造媒体内容的能力。①广义上，还指对媒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媒体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等的理解和批评能力。“媒体素养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顾名思义则是旨在提升媒体素养的教育。
　　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独特的运行机制，对于我国尚在起步阶段的媒体素养教育具有一定参照价值。
　　
一、政府协调
　　新加坡政府部门在媒体素养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颇耐人寻味。它所扮演的不是大包大揽式的“控制者”角色，也不是不闻不问或力不从心式的“旁观者”角色，而是一种宏观管理、微观放手的“协调者”角色。
　　参与管理媒体素养教育的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有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新闻通讯及艺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等。其中教育部侧重于开展针对在校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则着力于推广以社会公众为教育对象的媒体素养教育活动。
　　新加坡教育部在推广媒体素养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鼓励各学校向学生提供媒体素养教育课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各校开设课程所需的经费和师资等，既不由教育部承担，也不是学校自己想办法解决。新加坡的特色做法是：各学校聘请校外私人教育培训机构讲员，前来为学生讲授媒体素养教育课程；聘请校外师资的费用则来自为媒体素养教育提供资助的相关基金，如新加坡赛马博彩基金（The Tote Board Funding）等。
　　另一方面是对提供媒体素养教育课程的私立教育公司（或其他机构）进行资质认证。只有通过教育部认证的培训机构或教育公司，才有资格向新加坡公立中小学校提供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同时各公立中小学校外聘的教员也只能来自通过教育部资质认证的培训机构。这样，新加坡教育部将对学校学生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教学任务，在微观层面上“放手”给了公立教育体制外的私营教育公司或培训机构。
　　除教育部外，从事媒体素养教育活动的另一大政府职能部门是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该部所辖范围较广，其下属法定机构多达14个，如媒体发展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美术博物馆管理局等等。其中，媒体发展管理局是推广媒体素养教育活动的具体管理部门。该局下设网络和媒体咨询委员会（The Internet and Media Advisory Committee），专门就媒体素养和网络健康提出政策性建议，并负责推广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媒体素养教育项目；该委员会成员共有24位，分别来自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工商业界等。
　　随着媒体素养教育的日渐发展，新加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了一个大动作：成立网络健康指导联合委员会（The Inter-Ministry Cyber Wellness Steering Committee），主席由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教育部代表共同担任，成员除了来自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教育部外，还分别来自社会发展及体育部、国防部、内政部、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和媒体发展管理局，使本来各司其职的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在媒体素养教育方面联手合作。这不仅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视，更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在媒体素养教育中所起的管理和协调作用。
　　
二、公益资助
　　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在经费来源和经费使用方面，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公益资助”特色。
　　相对于传统的教育课程，媒体素养教育无疑是一种新兴的教育课程。而新的教育课程的实施，会遇到许多现实问题，如经费来源问题、教材编写问题、师资问题等等。其中，关键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以及如何让经费使用得有效益。
　　媒体素养教育在新加坡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中小学校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和活动，另一类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媒体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
　　面向中小学生开设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主要由新加坡教育部发起，具体教学任务由通过教育部资质认证的培训机构承担，经费则主要来自新加坡赛马博彩基金（The Tote Board Funding）。该基金是一社会公益资助性质的基金，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只要有学校开设媒体素养课程，该基金就会给予资助，而且审批过程非常简单透明。另外，新加坡规定用于公益资助的收入部分可以免税，赛马博彩管理局对公益基金的投入也就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
　　除了面向在校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新加坡还有面向社会公众的各类媒体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此类以社会公众为教育对象的媒体素养教育项目或活动，发起者涵盖新加坡的各种社会力量，除了媒体发展管理局和教育部外，还包括社区组织、志愿者团体和社会慈善机构，以及工商企业等。其中，一些非赢利性组织和团体不仅非常“给力”，而且润物细无声。例如，名为“触爱社会服务社”（TOUCH Community Services）的慈善团体，多年来在上百所学校为学生举办媒体素养教育讲习班，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数以万计。②又如，名为“父母网络顾问组”（Parents Advisory Group for the Internet）的社会志愿者团体，多年来坚持为以父母为主的公众提供免费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和活动。③这里，来自社会自愿捐助的公益资金，经过各种社会力量之手，使用到了旨在提升社会公众媒体素养的教育项目和活动中，说明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纳入了社会公益活动的范畴。
　　
三、商业运作
　　虽然受到政府重视和社会公益资助，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却没有被纳入公立教育体制，也没有搬用慈善业的运作方式，而是大胆地引入了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机制。
　　新加坡教育部提倡各小学和中学开设媒体素养教育课程（Media Literacy Programme），至于具体的课程教学任务，则无需各学校自行承担，而是委托给了公立教师编制外的培训机构教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必须聘请通过教育部资质认证的培训机构的讲员。媒体素养教育课程主要为小学四、五年级和中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开设，课程持续时间为小学18小时，中学24小时。
　　对新加坡众多的私营教育机构来说，通过了教育部的资质认证，就意味着打开了市场大门，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落，公司的商业盈利就有了保证。而对为媒体素养教育的具体教学活动提供经费的新加坡赛马博彩基金来说，其公益性资助经由各学校的媒体素养课程的渠道，再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为市场上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盈利机会。当然，培训机构只是获取付出劳动和服务后应得的报酬，是市场机制下商业经营的合法获利者。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方面，则采用项目招标和项目资助的方式，拣选出相应的私人培训机构、院校、医疗服务机构，并通过中标者将经费使用到有利于提升民众媒体素养教育的各类讲座、活动和学术研究中，其商业运作特色无疑非常明显。另外，即使是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也须经项目竞标的方式，才能获取相应的经费使用权。
　　
四、优劣势分析
　　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独特的运行机制，其主要特征是“政府协调，公益资助，商业运作”。分析该运行机制，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优势：
　　1.制度成本低、效益高，避免了资源浪费或款项滥用等不良现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判断一种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和深化。制度成本越低，该制度就越有效；制度成本越高，该制度就沦为一种制度障碍。④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相对较低，具体表现在：
　　首先，新加坡政府没有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而是承担起一种宏观管理和协调的职能，避免了机构扩增带来的臃肿、人浮于事等恶性循环。
　　其次，新加坡教育部将具体的教学任务“外包”给了公立教育编制外的教育培训机构讲员，节省了新增公立师资名额、编写教材等所需的一大笔开支。
　　再次，新加坡网络健康指导联合委员会通过项目招标和资助的方式，将政府财政拨款的使用权交托给私人公司、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杜绝了“公款滥用”的浪费现象。
　　2.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有利于网瘾和网络欺诈等实际问题的有效解决。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类媒体（电视、网络、手机等）在给民众带来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许多便利之外，也引发了种种问题，如对电视暴力的模仿、网络色情和网瘾等。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就是要解决此类实际问题，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新加坡几大政府职能部门联手成立网络健康指导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又将经费资助给被评估为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媒体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新加坡教育部也将对公立学校学生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教学任务委托给其认为有资质的教育机构。也就是说，无论是网络健康指导联合委员会所资助的教育项目及其承办者，还是通过教育部资质认证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的教学任务承担者，均具有较为专业的资格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
　　可见，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的运行机制有助于灵活有效地解决网瘾等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陷入政府官员“外行”办事，却于事无补的困境。
　　3.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互相配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态势。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媒介素养如何被认识，如何被维持，如何遭到挑战，以及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是哪种或哪些社会力量？⑤
　　在新加坡，媒体素养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引发的种种问题而逐渐被社会各方认识；而推动媒体素养教育的各种力量则十分广泛，除了社会慈善团体和组织（触爱社会服务社、新加坡赛马博彩基金等）和新加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教育部、媒体发展管理局等），还包括众多的培训机构和工商企业等。这些来自各方的社会力量，在提升公众媒体素养方面不仅共同参与，而且配合良好。
　　其中，新加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自觉地恪守规则，不过多地干预具体事务，也不利用职务之便独霸经费的使用权。众多的私营公司和企业、社会慈善团体和组织则获得了相应的受尊重地位，这种“受尊重”不仅表现在其能够发挥各自所长，获得了向学生和社会公众提供各类媒体素养教育服务的机会，而且表现在通过提供相应服务获取报酬的权利。例如，承担公立中小学校媒体素养教育课程的教育培训机构，可经由教育部获取新加坡赛马博彩基金的资助和酬劳；社会慈善团体和组织也可以通过项目中标的方式，获取新加坡网络健康指导联合委员会专项经费的资助等。
　　这种政府重视、各方参与、信赖专行、尊重赢利需求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运转顺利的可持续性机制，呈现出一种蓬勃的良好发展态势。
　　当然，优势和劣势是相对而言的。“政府协调、公益资助、商业运作”的运行机制及其相应做法，从某种角度看是优势，但换一种角度看也有劣势。例如，新加坡教育部将公立中小学媒体素养教育的教学任务“外包”给公立教育体制外的培训机构，意味着承担媒体素养教学任务的师资没有被列入公立教师的编制。该种做法虽具有低成本运作优势，也存在课程普及性不够等问题。同时，各学校开设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课时也较短，不像正规学校课程一样开设时间较长。事实上，新加坡相关决策层也已认识此类问题，并在相应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相对于较为短期的各类教育课程和活动，长期的媒体素养教育虽然需要更多的付出和投入，但也是更为重要的。⑥
　　
五、借鉴意义
　　媒体素养教育在新加坡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运行机制，这是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诚然，我国国情与新加坡不同，但还是可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启示之一：我国应该考虑将媒体素养教育课程纳入中小学的义务教育课程，至于课程时间等细节则可灵活安排。如今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将媒体素养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之中，新加坡则采用了教育部鼓励中小学校开设该课程的办法。鉴于师资、教材、经费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考量，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课程的时间安排上，量力而行，适当处置，如开课时间为一个学年，或一个学期，甚至一个月（集中培训）。这样既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也避免了人力、物力的大量耗费。
　　启示之二：师资、教材和教育经费等问题的解决，在政府财政无法包揽的情况下，可以集纳社会各方之力。如，中小学可以聘请校外具有一定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讲员前来授课，这样就节省了增设教师编制、开发教材所需的庞大开支。当然，各地教育局需要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认证，以确保媒体素养教育课程的质量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以上。至于媒体素养教育经费问题，在政府财政无法包揽的情况下，则可以是政府补助一部分，公益基金资助一部分，或者学生个人承担一小部分，等等。
　　启示之三：提升民众媒体素养的途径，除了针对学生的学校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外，还有针对社会公众（如父母等）的社会媒体素养教育培训和活动等。例如，城市的社区组织，可以向居民提供网络健康使用的咨询和帮助；社会公益团体，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醒公众网络使用中可能会遭遇的问题；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媒体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培育民众（包括公务员）的媒体素养意识。■
　　（作者系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Aufderheide, P. (1993).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Conference Report.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
　　②LeeL. & LowA. (2007),Navigating the Net: How to Tell the Good from the Bad and the Ugl. The Straits Times,Jun 23.
　　③Lim, S. S. & Nekmat, E. (2009),Media Education in Singapore · New Media,New Literacies? In C. K. Cheng (Ed.) Media Education In Asia, Netherlands: Springer.
　　④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⑤陆晔：《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社会控制机制——香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特征》，《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⑥The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Society (2008). Engaging New Media—Challenging Old Assum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