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新闻如何实现“环境正义”
　　——张玉林教授访谈录
　　
　　□周海燕　黄佩映
　　
　　张玉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攻农业哲学-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主要为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环境问题，著有《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农民（1978～1998）》一书及论文多篇，目前致力于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研究。
　　
环境社会学对问题的呈现比不上环境新闻
　　▲：您平时如何获取环境新闻信息？
　　●：主要是从新闻上。我每天要看报纸，上网也会浏览要闻，因为研究需要，我也会有意识地去搜集一些信息，基本每年都会去一些地方做调查，这些调查的线索基本上是来自于新闻报道。
　　这几年主要是关注华北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和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加剧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我的关注点是其总体性的影响。
　　▲：以您做过的关于山西环境问题为例，您认为环境新闻是否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
　　●：这当然不够。我把新闻当做一种历史资料来看待。我做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环境史或者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如果你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把它当做文献来使用的话，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资料。
　　回到真实可信这个角度，好多环境新闻报道确实有些问题。当然这不只是环境新闻报道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新闻报道领域的问题。
　　比如山西的环境问题因素很复杂，一方面是整个华北地区干旱化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包括采煤造成的水资源破坏，因为煤和水是在一个地质体中。关于山西的报道很多，但是基本上集中在矿难，而实际上我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矿难”，也就是煤炭的大量开采对生态环境和农村社会造成的系统影响。只不过这种“矿难”表现为长期的影响，而且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您曾从事新闻工作，在您看来，和过去相比，近年来的环境新闻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状况虽然也在恶化，但没有今天这么明显。今天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除了旅游景点区和一些偏远的山区，基本上你看到的水都是黑的或者褐色的，你到很多城市，会发现天空都是灰暗的。而20世纪80年代没有这么严重，所以当时的问题性环境新闻报道比较少，只不过每年到了像环境日和水日之类的环保节日，也有一些仪式性的报道。
　　大量的环境新闻特别是问题性新闻的出现，是1996年以后，这与国家的政策和运动有关，当时国家开始重点治理“三河三湖”。淮河、海河和辽河，以及太湖等污染严重，当时最早是从淮河的治理开始的，中央电视台也反复播放，之后还有“零点行动”，要“达标”的话要关掉好多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广泛报道，而此前的环境报道是比较少的。
　　▲：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篇环境新闻报道是什么？
　　●：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建光2007年所发表的《沉陷的村庄》，他写了山西一个村庄因采煤塌陷，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遭到的彻底而系统性的破坏。我曾经把那篇报道当做研究生研讨资料使用，那篇文章写得很到位冷静而客观，有点人类学“深描”的味道，从中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若就贡献而言，对环境问题的呈现、理解和解释，社会学界做得还不够，比起环境新闻报道明显要弱。当然对此不好简单地比较，就社会学这个领域而言，目前国内真正研究环境问题的学者可能不超过十人。
　　▲：您认为当前的环境新闻最常见的议题是什么？
　　●：我一般都是有目的地去收集和阅读，比如“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冲突”、“癌症村”之类的报道，因此我所关注的“议题”不能代表环境新闻的整体。一般的印象是，许多“都市报”较少关注环境问题，而那些有担当的媒体关注则多一些，像《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经常有一些相关的深度报道。但更多的媒体还是在“环境日”前后刊发一些“时令性”的报道，或者是当发生“事件”、“事故”之后发表一些动态性的东西。
　　▲：那么，这几年报道数量上升最多的环境新闻议题是什么呢？
　　●：“节能减排”似乎是明显的议题，这也是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究竟节省了多少，究竟有没有减排，就很少追究了。当然，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发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前几年“癌症村”（议题）比较多，这几年明显减少，关于“铅中毒”则有所增加。
　　▲：就您的观察看，环境新闻中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
　　●：真正专门报道群体性事件的其实非常少，可能是比较敏感吧。它主要散见于一些报道中，以及“微博”和网上的“帖子”。如果能做完整的统计，可推测报道的量是增加的。
　　
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环境运动
　　▲：在您看来，“环境正义”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两个概念虽然有细微的差异，但基本是同一个意思。从宏观方面来讲，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和环境代价分布应该是均衡的。而现在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都是严重不均衡的。富人，包括发达国家的富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富人，更多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而更少尝到污染的后果。环境恶化之后，尽管所有人都逃脱不了，但防护手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富人、有能耐的人可以移民，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去居住。这种现象在许多地区、各个城市都有体现，就如所谓“精英移民”现象所表现的那样。这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环境正义的不均衡。
　　另外，就受害者层面来讲，实际上涉及到环境权的问题，环境权在环境法和环境政治学领域有特殊的界定，而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我把它理解为“免于环境污染受害以及受害后得到足够补偿的权利”。首先，如果他受害了，就体现了一种不正义，而如果受害了得不到补偿，甚至因为寻求补偿或救助而导致第二次受害，比如受到地方政府的镇压、地方政府买通黑社会去打压，那么这种情况是更进一步的不正义。事实上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我曾经收集到华北地区的近50个案例，其中有二十多起都是遇到地方政府、企业以及“黑社会”或地痞流氓的打压。
　　▲：目前的环境新闻在多大程度上伸张了这种“环境正义”？
　　●：只能说是有所伸张，主要停留在为受害者提供有限的“表达”机会的层面，但“表达”之后境遇未必能够改善。当然，这不是新闻工作者或报道能承担的责任，这是全社会的问题。新闻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到的作用虽然比较大，比如通过集中报道引导和形成舆论，造成社会压力。但当零星的报道出来之后，进行整合是学者的责任——从一系列的事件中进行整体把握，追究其背后存在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进而言之，“环境正义”的彻底伸张有赖于社会体制本身的正义性。
　　▲：就拿您刚才讲的《沉陷的村庄》的例子来说，它是否体现了“环境正义”的理念？
　　●：那篇报道的主要关注点，是想揭示生态灾难对于一个具体的村庄，对于一群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活本身遭到了彻底破坏。当然也可以从正义和不正义的角度理解，但主旨不在正义的层面，而是说环境破坏怎样颠覆了社会，导致一个村庄在社会意义上的沦陷。
　　
环境新闻是环境运动的一部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微博诞生以后——不需要经过寻求专业媒体的帮助就可以直接发布环境新闻或直接参与到环境新闻的讨论中，您认为公民力量的介入对目前的环境新闻会有什么影响？
　　●：传播的手段多样化了，甚至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手段了，对专业媒体当然是一个冲击。像微博这种层面的缺少深入思考和探究的表述，虽然也担负着传播新闻的职能，但首先缺少专业的眼光，同时也是非常零散的。这种零散性也可以理解为碎片化，我们不断被告知大量的动态的东西，但在信息洪流中似乎很难成为一个整体，很难呈现出完整的图景。这需要专业新闻媒体和研究人员来承担。大量碎片化的信息看上去很热闹，但能否帮助公众对社会形成完整的理解？恐怕很难说。甚至恰恰是这种碎片化的东西过于泛滥，才导致人们没法形成完整的理解。所以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需要一批人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思考。
　　▲：广州垃圾发电厂项目和厦门PX项目，引起很多居民抗议，其中媒体都有参与，最后没有在当地建起项目，这算不算是环境新闻的小小胜利？
　　●：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带引号——因为最后还是建起来了，当然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建的。虽然厦门的居民没有受害，但转移过去的那块地方的居民还有可能受害，整个权力结构没有改变，只不过受害的风险转移到了弱势地区。转移过去之后是否加大了治理或预防，媒体不再深究。PX项目从厦门转移出去，几千亩地是怎么征的，怎么补偿的，存在什么隐患，没有了下文。媒体只是追逐热点，这一方面是跟职业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缺少全局性的理念、思考有关。
　　▲：从实现环境正义的角度来说，专业环境新闻记者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记者在这方面当然非常重要，但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努力。环境问题和土地问题、拆迁问题，以及一般的法律纠纷不一样，很多时候需要科学依据。“正义”涉及科学，比如需要证明污染和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一个事件和受害者出现之后，需要从事医学、化学、环境学研究的人深入研究，证明因果关系，然后记者进行报道，接着律师出来帮助打官司。日本的环境运动就是这么兴起的。像水俣病，一开始被当作“风土病”，患者甚至被认为是祖上“缺德”，但熊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认真地做研究，相关的肇事企业（日本氮肥株式会社）医院的院长也主动出来揭露内幕，里应外合，确认是日本氮肥公司排污所致。然后新闻媒体大量报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
　　这就涉及环境运动的问题。我们国家有群体性事件，但没有环境运动。因为缺少组织，不同地区和乡村的受害者彼此没有联系，而学者、记者和当地的受害者之间也缺少联系。一个记者跑过来进行报道，也可能有跟进的，但非常少，形成不了密集“轰炸”效应，形成不了强大的舆论，事件很容易被遗忘。社会意义上的环境运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有组织、有议题、有明确的指向，明确的指向不仅是环境正义层面的问题，而是怎样杜绝类似的问题。
　　我曾经查过资料，2001年到2008年，全国审结的环境犯罪案件只有23起。与此相比，因为抗议污染被抓起来的人则可能是它的许多倍。可以说惩罚污染企业的案例不到惩罚寻求救治污染的零头，这就可以看出所谓制度和结构意味着什么。这是极端的不正义了。
　　日本“四大公害”病消除之后，基本上就没有类似的“公害病”了，而我们始终在制造着同样的问题：十年前有铅中毒事件，十年之后会有同样的铅中毒事件，甚至会更多。引起的原因一样，寻求赔偿、然后遭到镇压的状况也基本都是一样。现在很多人讲“学习型社会”，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不起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说新闻记者的工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而实际上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目前的环境新闻的一些遗憾？
　　●：或许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制度层面的约束使得新闻记者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几家媒体联合，长期地关注一个问题？如关注淮河。现在是始终处于一个零打碎敲的状态。
　　▲：国内传媒对于目前的环境问题，或者在您所说的环境抗争中是否充分体现了自身价值？
　　●：很多都市报缺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虽然也有一些有担当的媒体，但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充分地承担自己的使命很难，包括学者也是这样。
　　
环境新闻记者亟需专业素养培训
　　▲：环境新闻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有些报道还很幼稚，缺少基本的知识和要领，包括一些关于“癌症村”的报道，涉及的统计数字可信度不高，很难在研究中引用。比如，记者听村医或村干部介绍说每年死了多少人，但同样是十年死100个癌症患者，对5000人的村庄和2000人的村庄，意义大不一样。有些报道缺乏类似的比较、分析，因此报道缺少可信性，没有深度。当然，不能说责任都在记者本身，这需要做研究的人合作。
　　▲：您觉得环境新闻记者是否需要专门的素养训练？
　　●：需要素养，而且需要培训，比如说进行生态学和环境学方面的补课。哪怕是听几次课，也会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不仅是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记者，整个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都需要进行培训，需要补课。
　　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媒体的广告到“扩大内需”的报道，有多少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类似的提法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媒体的误导作用实际上非常强大。
　　▲：传媒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做呢？
　　●：传媒作为引导舆论、形成舆论的主体，需要有引导社会或者说人类通往合适方向的责任意识。从可持续发展这个21世纪最核心的主题来讲，传媒的很多报道都存在缺陷，对此应该有认真的、深入的反思和反思意识。这是最为重要的。
　　▲：现在很多环境新闻记者都停留在对受害者层面的报道上，很吸引人眼球的事件，很耸人听闻的细节……没有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记者如果有前述理念和整体思考的话，他的素材的来源、报道的线索也会增加，他就会有意识地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测量现在的汽车广告和房地产广告在中国广告业占多大的比例。南京这个城市一年就有十几万辆新的“私家车”上街，这意味着什么？正确的可选择的解决方法是发展公共交通，不要把城市做得那么大，让大家都奔波在路上。这不仅是环境层面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涉及文明层面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