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中共党报新闻生产机制的转变
　　
　　□王灏
　　
　　【本文提要】本文根据休梅克和里茨所提出的“影响阶层模式”理论，对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解放日报》新闻生产体制的转变进行了研究。研究从个人层次、媒体常规层次、组织层次、媒体外在层次等方面展开，分析了代表党的声音、体现党的意志的党报党性原则被确立并规范的过程。
　　【关键词】新闻生产机制 党报 解放日报 整风运动 党性原则【中图分类号】G219
　　
　　休梅克和里茨（Shoemaker&Reese）认为，任何新闻的生产都不是单一的由记者、编辑这些个体所掌握的，而充斥着各方权力角色的介入，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是实现着此消彼长的高度动态性，直至最后决定新闻所呈现的样貌。中共党报现行的新闻生产机制仍受到延安党报生产机制的影响，而众所周知，1942年整风运动中以《解放日报》为首的党报改版正是这一机制形成的直接因素。本文将根据休梅克和里茨所提出的“影响阶层模式”理论，逐层分析整风运动前后党报产制是如何改变的。
　　
一、个人层次
　　休梅克和里茨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教育、工作背景，政治、宗教倾向等个人特质，都是决定新闻内容的关键因素。整风运动前，延安的新闻工作者，“绝大多数同志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是从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中年知识分子。”①这批人虽然有对革命的热情，但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较短，缺乏党内外斗争经验，同时个人意识较强，政治上并不成熟。张如心在1942年关于整风以来思想改造的分析报告中对这类知识分子做出过总结：他们“思想意识上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突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等问题大量地存在……只能凭着个人主观的愿望和微小的经验作为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②
　　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延安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上。早期他们以启蒙者自居，将自己置身于延安革命事业的引导者和启蒙者的位置上，即便对中共所提出的“群众化”，他们也认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而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③这样，知识分子置身于群众之上，他们也就不可能了解群众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话语。
　　进入普遍整风阶段后，整风目标成为清理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④知识分子群体自然而然地被纳入整风轨道。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⑤知识分子并不是人民群众的启蒙者，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⑥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精英的地位，他们首先是检讨者，之后才拥有批判的权利，并进而改造为毛泽东思想有力的宣传者。整风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同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知识分子不是领导工农队伍的先驱，而是广大工农群众队伍里的一员。身份的转变让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的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结果我选择了后者”。⑦
　　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造，使得他们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对于新闻内容、新闻表述方法都不同于以往。如丁玲曾认为群众的语言是粗陋的，不能收集来就直接使用。但整风后则有了不同的表述“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作势，他们的丰富语言是由他们丰富的生活产生的”。记者编辑要学习群众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将他们的生活报道出来。《解放日报》记者缪海稜在整风学习中总结为“记者应该是新生活的参加者、歌颂者，而不是旁观者”。
　　
二、媒体常规层次
　　媒体的常规是为了让新闻组织内的工作者的工作更有效率，更加有效绩而制定的。媒体的工作者最好按照媒体常规的要求与流程，按其所认可的价值和可接受的规范来做新闻判断，以免给媒体组织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媒体的常规指导其从业者挖掘新闻价值，以及表现新闻价值。整风前的党报工作者是如何遵循报道方式的呢？《解放日报》曾在社论中反思总结为“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依照“先国际，再国内，最后边区”的程序选材报道，导致边区新闻的流于形式。党的领导人多次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报纸还不是“完全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整风运动开展后，在挖掘新闻价值和报道新闻方式上都有了新的认识。《解放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指导报道秋收的稿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党报工作者是如何按新的媒体常规来挖掘新闻的：
　　“我们要报道分区党政军关于秋收工作的布置，要报道县委政府和驻军关于秋收工作的布置，同时也要写下面的情况：一个区、一个乡、一个变工队怎样进行秋收的？不仅要写工作计划、干部配备、会议决定，更要写具体实行的情况、新的工作方法、工作经验；不仅要写出某地收了多少亩的数字，而且写出人的活动：模范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的劳动热情与对丰收的欢欣情绪；写出民众因为丰收更增加了对自己的边区、自己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热爱之情。”⑧
　　由此可见，新闻首先是要能反映劳动群众的热情与党的工作，要能指导实际生产，同时还要鼓舞人心。报纸的实用性和拥戴党的功用在各种指导通讯员写作的文章中被反复提及：如报道边区政府帮助改善人民生活时，不要只用“由于政府帮助，因为经济发展”的空洞话语来写，“不仅只是写政府借给他几百元农贷，或是发一把锄头给他，而要深入地写这几百元农贷，这一把锄头，使他获得丰衣足食生活的实际意义和具体过程。”⑨报道农村支部教育，不要“用大篇幅去讲说农村支部及农民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表现的弱点”，而是反映农村支部教育带来的好处，不然的话“这样的文章，对支部教育工作，对干部对党员，是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⑩
　　因此，党报工作者的目的，从消极的“有闻必录”转变为积极的报道方式：具有实用性，能指导实际工作生活，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并鼓励他们争取胜利的热情和信心。党报不仅是宣传者，还成为了根据地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三、组织层次
　　有研究认为，媒体组织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处于新闻生产最前线的生产者，如记者、投稿作家、包装原始素材的技术人员等；第二层次是管理阶层，如媒体编辑，他们主要是对新闻产制进行流程控管；第三层次是最高层新闻执行者，他们负责制定政策、规划编定预算、作出重大决定。
　　在这三个层次里，整风时期改变最大的是第一层次。党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稿源问题，为成功地进行党的工作的动员和组织，需要大量的通讯员将当地发生的事情编写报道出来。整风前党报也是有通讯员的，然而这些老通讯员只是为应付而写，或者干脆就不写。时任《解放日报》编委、采编通讯部长的裴孟飞，在改版一年多之后，对曾经的通讯员队伍做出这样的回顾：有些工作同志，对通讯员和写外边稿的人看不起，认为边区文化落后不可能培养工农通讯员，甚至说过十年还不见能行；有些记者派到外面去，对一些党委负责同志也有点瞧不起，对来稿的处理不虚心、不慎重，有的随便删改；对通讯员稿子的批评，有的随便加以“空洞”、“党八股”的帽子。正是有着这种目空一切、不虚心学习的精神，组织写稿与发展通讯员的工作，就不可能不受损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裴对其原因的分析：一是不了解全党办报的要义，不了解如果单靠办报的几个同志，而不动员全党来办报，党报是绝对办不好的，报纸就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过份地夸大“知识分子”的书本知识，过低估计工农同志的实际知识，和英勇奋斗的实际精神，因而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看不起工农同志。[11]
　　整风运动中，组织性这一概念被反复强调。党报的工作范围广泛，要报道根据地繁多的运动和工作，光靠少数党报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尊重每一个工作部门的意见，汇聚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党中央更是把行政力量介入其中，成为通讯网络的一环：“各分区党委及县委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并与报馆取得直接联系，负责组织其所管地区内通讯员工作，组织同级党政负责同志及党外人士替解放日报写文章，选定区级干部中有起码写作能力的同志做通讯员……”[12]
　　这样的通讯员网络，是依傍党政机构级别层层建立的。因此对其组织关系而言，不再是单纯的媒体与供稿人的关系，而是组织间的行为。通讯员网络的建设让这种组织关系更为缜密，“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到了集体宣传员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就能经过党的组织成了在边区包含六百余组的广大通讯网，并能改革了文风，改进了技术。”[13]同时，通讯员的工作从“想写就写”的个人业余工作，转变为了政治任务。根据西北局的通知“以后地委及县委委员凡有相当写作能力的，均应每两月至三月为党报写专文一篇，通讯一篇，并将此作为每半年考核干部的依据……通讯员要达到每区有一个。”[14]对不积极的通讯员要开会作出批评，完成不了通讯稿件数量的要予以处罚。
　　至此，党报通讯员网络已初步建立，稿件的情况也有了很大改观。如志丹县，在政府报告中提到三月（1944年）西北局对通讯工作几次通知后，县委书记以身作则，使通讯工作更进了一步。前9个月，单给《解放日报》写稿就有101件。还表示，此后在思想上要彻底转变对通讯工作的态度，要提高责任心，故在组织方面，成立《解放日报》和《群众报》两个通讯组，扩大通讯员到39人（过去20多人），尤其要扩大与培养工农通讯员，并采用由工农同志供给材料、经验，知识分子帮助写作的合作办法。[15]
　　
四、媒体外在层次
　　媒体组织外部的消息来源、市场、政府与利益集团等外在因素，都会对新闻的生产造成影响。考虑到延安时期的特殊性，党报的政治色彩异常浓郁，政党力量对新闻的产制，产生了巨大影响。
　　党报的定位是什么？这点在整风运动中被具体地提了出来，即“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正因为党报体现的是党的意志、党的思想，因此党报的工作者本身就是党组织的一个部分，其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的形象，要按党的意志办事。“报馆的同志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如果自己的工作发生了疏忽或错误，那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党的工作和影响的问题。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时时警惕，看重自己的责任。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16]
　　然而整风之前，很多党报记者并未将自己当作党的耳目喉舌，“每个人的头脑中也总有那么一点自己的小天地，小算盘”[17]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新闻思想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要求还有差距。吴冷西在回忆时坦言，“对于中央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我当时思想上很不明确，我所接触的报社年轻同志都是这样”。[18]因此，不该刊登的如党校学生自杀的新闻刊登出来，而该宣传的边区群众生产事迹又往往得不到报道。
　　因此，整风期间毛泽东通过陆定一对此现象提出了要求：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过去有一段是这样。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宣传，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这就牵连到工作制度和权力问题。自由主义在报社是不能存在的。为什么不允许闹独立性？不要以为署了某人名字就能个人负责，而是关系到党的事情，为此必须规定些条例。[19]
　　党报条例的规定不仅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在认识上消弭新闻界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得他们自觉成为党的“螺丝钉”。更具体地表现在党报生产上的，则是陆定一在《解放日报》编委会上的对报社全体编辑记者提出的要求：“今后《解放日报》要听毛主席的话，决不能再闹独立性。以后凡是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20]
　　由此，党报的党性原则被确立并规范，记者不是为个人，或为小范围的读者办报生产，而是代表党的声音、党的意志，个人消弭在集体中，党性成为党报理论最重要的特性存在。■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注释：
　　①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第2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②张如心：《中央研究院整风以来思想改造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1日
　　③丁玲：《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载于雷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第1154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⑤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欧阳山文集》第十卷第4095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⑧延江：《把今年的秋收报道得更好一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26日
　　⑨《报道群众的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8月8日
　　⑩《论我们所需要的稿件及如何写作》，《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8日
　　[11]《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解放日报》1943年8月8日
　　[12]《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国新闻史文集》第2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1944年2月6日
　　[14]《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142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15]《关于志丹通讯工作的转变》，《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8日
　　[16]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7]王敬：《博古的新闻生涯（三）》，《新闻研究资料》第四十三辑，1988年
　　[18]吴冷西：《增强党报的党性——清凉山整风运动回忆》第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9][20]王敬：《陆定一同志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新闻研究资料》第五十六辑，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