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清理“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运动
　　——建国初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陈建云
　　
　　【本文提要】新中国建国初期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组成部分。新闻界通过思想改造学习，检查、批判和清理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确立了中共党报思想在全国新闻宣传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这场运动也存在着无视新闻工作共性和一般规律等问题。
　　【关键词】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闻工作共性【中图分类号】G210
　　
　　1951年9月至1952年秋，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以上海新闻界为代表的全国新闻界，也开展了相应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遭到批判和清理，中共党报思想在全国新闻宣传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保证了新闻媒体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发挥强大的舆论支持作用。同时，这场运动也间接导致了私营媒体在新中国的消亡，媒体机构由多样而趋向单一。建国初期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国内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成果少之又少。在这场运动过去60年之际，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视和反思，为今天的新闻事业改革提供借鉴。
　　
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951年暑假，刚刚接掌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有感于部分职员工作自由散漫，思想水准和主人翁意识不高，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成效甚好，遂和副校长汤用彤等有新思想的教授商议，准备将政治学习扩大到全校教职员。9月7日，马寅初将这一计划写成书面报告呈送政务院。中央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有必要，决定先组织京津地区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为了统一领导这次运动，中央指定由彭真、胡乔木具体负责，并在教育部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任主任委员，京津地区高校负责人马寅初、陈垣、蒋南翔、茅以升任委员。京津地区各高校也相应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
　　1951年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周总理现身说法，论述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方法和途径，要求大家通过思想改造逐步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①周恩来的报告相当于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京津高校迅即发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这样，由北京大学发起、针对京津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发展为全国教育系统的一场运动。
　　继教育界之后，文艺界、科学界、新闻界等先后加入这场运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也不甘落后，积极响应。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会议，做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政协各界人士以自愿为原则，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至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普遍展开，全国各界知识分子概莫能外，集体“洗澡”。其间，全国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央要求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由此向纵深发展，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当然需要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参加建设。如何使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服务？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在所必需。毛泽东认为，世界观在现代基本上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而无产阶级世界观显然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在解放前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②那么，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生根”，完全代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中共已经有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
　　因此，中共在建国初期发动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它的目的是要清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或者说，中共通过对全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建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共以社会主导性政治力量，使全国知识分子自觉或被动地转换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无疑是必需的，也取得了积极成效。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普遍展开，除了政治力量的推动外，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有希望通过重新学习适应新政权、服务新政权的要求。同时，这场运动也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与问题的深入，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初衷，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赎罪”和“过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自信心和精神优越感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情况
　　与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相比，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得较晚。其中原因，可能是新中国的新闻工作队伍“革命纯洁性”较高，并且已经进行了学习培训，这一点与其他文教领域旧知识分子居多明显不同。新中国的新闻工作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基本队伍是中共原有的新闻宣传干部，其次是吸收和培养的新解放城市中的进步知识青年，第三是经过改造而留用的旧新闻从业者。在这三部分人员中，前两部分是骨干和主流，第三部分为数不多，因为中共对留用旧新闻从业者非常谨慎，专门规定了慎重甄别留用、有步骤使用的原则。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全国一万多名新闻工作人员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占42.5%平津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占56.8%；在全国6700余名编采人员中，曾经在旧中国新闻机构服务两年以上的不足800人，仅占编采总人数的12%。④为了使他们担负起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任，中央号召全国新闻界努力实践列宁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口号，加强在职新闻干部的学习培训。各新闻机构也积极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具有马列主义修养、通晓业务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展开，这一点也有别于教育界、文艺界和科技界。上海新闻界之所以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是因为解放后获准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和留用的旧新闻从业者最多。城市解放后，各地军管会并没有全部取消私营新闻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11月做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将私营媒体划分为进步、中间和反动三类，反动类予以没收，进步类和中间类向民主政府登记后可以继续出版。所以，建国之初的媒体格局是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并存。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的281家报纸中，私营报纸至少有55家，其中华东区24家，总量为各区之首，而华东区的私营报纸又集中在上海，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大公报》《文汇报》也在上海。1950年3月，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说，全国经过登记的报纸大体上都可以承认是人民的报纸，这在性质上和“国民党时期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报纸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完全不同。但是私营报纸在理念、业务和经营方面毕竟和党报不同，需要不断学习改造，消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
　　在全国知识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鼓舞下，解放日报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共党组书记陈虞孙，于1952年6月起草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草案）》，上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该草案对上海新闻界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检查与批判新闻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作风，树立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联系到检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改进与提高工作。”⑤7月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草案）》上报中宣部，获得批准。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热烈期待、筹备已久”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正式开始，副市长潘汉年、文教委员会主任夏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亲自参加了动员大会。在动员大会上，谷牧就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意义、目的、要求、方针、步骤和方法，以及对待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应有的态度，作了详细的指示。他说：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于新闻工作者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新闻工作者必须用工人阶级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牢牢地掌握人民报纸这个武器，去和一切思想战线上的敌人作斗争，鼓舞群众向人民民主事业的伟大目标前进。上海各报还没有明确地、坚决地贯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方针，许多新闻工作者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批判与抛弃腐朽的、旧的办报思想、方针和办法，这与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教养及未经彻底改造有着密切关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目的，就在于经过学习文件和检查解放三年来的新闻工作，批判早已破产了的客观主义集纳主义、不注意思想内容玩弄形式花样的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专家办报”路线、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违反组织性纪律性的自由主义、编辑方针屈服于错误的唯利是图的业务方针，明确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⑥为此，华东学习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由解放日报社社长金仲华担任主任委员，陈虞孙、上海大公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芸生分任副主任委员。
　　《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新民报晚刊》《亦报》等五家私营报纸的编采、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几家私营报纸的负责人，都在大小会议上带头做了自我检查，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说：“在解放前，我在《文汇报》标榜‘独立’的报纸……在反动统治下这样标榜是可以的，但我的思想上一直认为超然独立是清高的、应该的，认为办报不能有政治目的。”⑦《新民报晚刊》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运动一开始就被拎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典型遭到批判。为了争取“过关”，他在小组会、大组会、报社大会、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上不断检查，批判自己身上的改良主义、个人主义倾向。
　　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两个月，到1952年10月21日才告一段落。关于运动的成效，《文汇报》曾做过这样的报道：“经过学习，批判了错误的办报思想，重要的如：无立场的强调‘新闻自由’和‘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新闻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以及纯经济观点的‘业务第一、广告第一’的错误经营方针等；……在上海新闻工作者中，不仅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明确了报纸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任务和各报分工的必要，而且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于各报之间抢新闻、抢订户、抢广告等现象；各报之间的合作和各报内部的团结都加强了。”⑧
　　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的情况。
　　
三、总结与思考
　　根据学习文件和典型人物的检讨书，在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违反组织性纪律性的自由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专家办报”路线、“无冕之王”观念、“抢新闻”的做法、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业务第一、广告第一”的经营方针，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遭到批判和清理。通过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无产阶级新闻观或者说中共在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党报思想，完全成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些私营报纸在旧社会确实存在依靠离奇的社会新闻来吸引读者、唯利是图等问题，对此进行批判无可厚非，清理这些办报思想和方法也是势所必然。但是，用简单的无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二分法，将专家办报、争抢新闻、讲究形式、注重经营等办报思想和方法，都贴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标签而予以批判和清理，显然过于武断，也违背了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新闻工作有阶级性，也有共性和一般规律，并不因资产阶级媒体或无产阶级媒体而有所不同。例如，及时、新鲜是新闻的本质要求，抢新闻是新闻界再普通不过的做法。徐铸成就说过：“新闻”以“新”字领头，就决不是人云亦云的旧闻，时隔三秋的往事。所以，新闻要讲时效性，尽可能快地报道。新闻当然要强调正确真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慢就会挨打。如果出于保证新闻真实性的考虑而禁止抢发新闻还可以理解，否则只能说是无视新闻的本质属性了。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明明已经去世，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已下半旗志哀，我们的宣传部门却不允许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布新闻。上海党政领导机关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大会，读者拿到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一看，还是斯大林病况公报，气得当场撕碎报纸大骂。⑨
　　事实上，上述的一些所谓“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和方法，正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私营报纸新闻丰富及时、言论独立深刻、形式灵活多样，从而在旧社会受到读者欢迎、实现良性运转的根本原因。这些办报思想和方法，一旦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批判和清理，树立无产阶级办报思想、学会党报的办报方法又非朝夕之事，私营报人无所适从，私营报纸曾经的优势不复存在，销路打不开局面，经营陷入困境，也只好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公私合营、退股公营，最后全部变为公营报纸。可以说，建国初期的这场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间接导致了私营报纸的消亡。
　　新闻界经过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和清理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确立了中共党报思想在新闻宣传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了新闻媒体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发挥舆论支持作用。但是，这场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将一些新闻工作的共性要求冠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加以批判和清理，1954年后又开始全面学习所谓的苏联新闻工作经验，造成我国的新闻机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内容枯燥，讨论缺少，语言生涩，形式呆板”，广大读者不满意，新闻工作者也感到惭愧。正是因为问题比较严重，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媒体，借“双百”方针的东风，于1956年7月开始了一场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的新闻改革。这场不久即中断的新闻改革，实际上是对建国初期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及全面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引发的问题的自我修正。
　　因此，我们的新闻工作，无论何时何地，既要坚持正确的新闻思想，也要认同新闻工作的共性，尊重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9~7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4~385、406~40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第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上海市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1952）》，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A22-1-1551]，第46页
　　⑥《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解放日报》《文汇报》1952年8月22日
　　⑦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第118页，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
　　⑧《上海新闻界改革工作胜利告一段落》，《文汇报》1953年1月18日
　　⑨张林岚：《赵超构传》第196页，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