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群众成为新闻传播者
　　——革命根据地时期党促进通讯员事业发展的相关实践
　　
　　□田中初
　　
　　【本文提要】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群众路线被视为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就是“群众办报”。为了鼓励广大通讯员为红色根据地的党的报刊撰稿，采取了支付稿费、实物奖励、优惠邮资、登报表扬、授予荣誉等精神的和物质的办法，有效促进了通讯员队伍的扩大。
　　【关键词】群众办报 革命根据地 稿费制度 通讯员【中图分类号】G219
　　
　　依据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逻辑，群众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应该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群众路线被视为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就是“群众办报”。在“群众办报”的机制中，新闻既要“到群众中去”，也要“从群众中来”。因此，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成为新闻媒体的通讯员，就成为革命过程中一种显见的文化现象。那么，对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众”，党的新闻媒体采取哪些措施，鼓励他们成为利用文字符号的传播者呢？本文试图就此展开回梳。
　　
一、支付稿费
　　在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稿费制度逐渐形成。虽然各个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在经济上都非常困难，但是各个新闻媒体仍然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创刊伊始，就在第2期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除列出征稿文章内容外，还说明文章发表后将“从优酬谢”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①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军队报《拂晓报》为了鼓励全体军政干部战士的写作热情，决定对一般性质的通讯写作稿件每千字稿费为5角，对连队战士、班排级干部、普通工作人员写的简短通讯，不满百字者稿费1角，二百字以内者2角。对于特别好的稿件，除稿费照发外，并可按拂晓文化奖品之评定标准，给予适当的奖金。如果通讯员不愿收纳稿费，则以文具或赠送报纸刊物等替代。②同样在鄂豫边区创办的《七七报》向通讯员允诺：文章如果登载将给予每千字2角的报酬，③后来改为每千字边币10元。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一斤盐的市价为边币144元，一盒火柴为边币9元，1000字的稿费还买不到7钱盐，只能买一盒多火柴。④陕甘宁边区的《边区群众报》把稿子分为甲乙丙3种，稿费3个月结算一次。⑤1944年2月3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中规定每条新闻的稿费为5角到3元，文章通讯每千字3元。同年8月，《晋察冀日报》提高稿费标准，新闻每条2、4、6元，通讯每千字6元，10月，新闻稿增为每千字10元，千字以下4~10元。⑥
　　考虑到根据地物价浮动因素，也有的报社用米来充当实物稿费。如1944年，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解放日报》支付稿酬以小米为标准，每千字可得两升小米，但这时的“小米”是用作稿酬计量单位，可以凭此交换其他商品，并非发实物。⑦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的《大众报》规定各通讯员稿件、专论“凡经采纳，每千字得稿费1~3斤米”。⑧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齐市新闻》规定二等积极通讯员可得奖金一千元，折算成高粱米7斤。⑨
　　战争环境下，通讯联系有很多障碍，报社和通讯员之间也经常会失去联系。为了让稿费及时发到通讯员手中，《人民日报》甚至以登报的形式发出稿费通知。如1948年2月13日的《稿费通知》这样写着：
　　一、本报通讯员同志：一月份稿费已寄出。因不少同志集中学习土改或工作调动，稿费都寄交原来岗位所属的专署或县办公室了，请注意。
　　二、太行军区政治部及五分区邮局、冀青、文云、俊卿、韦光、米换，岳北人民报同志：你们一月份各有三百元以下的零星稿费暂存本科，望继续努力投稿，以便凑成整数寄去。
　　三、崔殿宸、姜森同志：请示通讯地址，好寄发你们的稿费。⑩
　　
二、赠送实物
　　由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困难，通讯员的稿费事实上很难保证，因此往往只能用赠送书报、文具用品等物质奖励来体现对通讯员的回报。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刊登“征求通讯员”一文，希望每个读者都来做通讯员。文称：因为“红中”的经费限制，对于写给我们通讯的同志们现在还不能给予很好的报酬，以答谢他们的热忱。但为着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决定凡是“红中”通讯员一概可以享受每期赠送《红色中华》一份以及供给信封稿纸等物质鼓励。[11]1935年12月，《红色中华》报为鼓励通讯员投稿，又一次刊登启事，提出“备有赠品做报酬——如有愿意长期当本报通讯员的，更是欢迎，本社并有优待方法。”[12]湘赣苏区省委曾指示各县要积极为省委机关报《湘赣红旗》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报》投稿并制定奖励措施：个人投稿一次，不论刊登与否，均赠送党报一份；连续投稿三次以上者，赠送歌本或剧本、小说一册；投稿五次以上的，赠送歌本或剧本、小说二册。[13]1942年5月，《解放日报》给50名优秀通讯员寄赠了整风文件22份，对100名投稿成绩优良者各赠采访白纸簿一本。[14]另外，《解放日报》还专门印制了“通讯员半价优待订报券”，分发给部分通讯员使用。[15]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关中报》为了解决通讯员的物质困难，决定给每个通讯员每月发一支毛笔、三张白麻纸；为方便通讯员夜间写稿，还特意每月增加五两灯油。[16]抗战时期，苏中地区的《群众报》《人民报》连工作人员极少的津贴和菜金也发不出，因此对通讯员写稿唯一的奖励就是发表稿件的都寄给几张油印的稿笺。即使这样，通讯员拿到这些稿纸都十分珍视，舍不得用。[17]
　　对于一些工作特别突出的通讯员，给他们的物质奖励就相对比较优厚了。1944年10月，《关中报》模范通讯员包轲岗作为获奖代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不仅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还被授予个人甲等奖，奖励他一块毛线毯子、一件毛衣和一双棉鞋。[18]老报人戴煌回忆《盐阜大众报》如何培养他做通讯员的往事时，还念念不忘当年报社给他的奖励：1944年《盐阜大众报》在报纸上表扬一批通讯员时，给他“模范通讯员”的鼓励；第二年春天又把他评为“二等模范通讯员”，并赠送一本当时十分珍贵的硬纸板封皮的白纸采访本。戴煌还用报社赠送的购书券买了盐阜区第一次印刷发行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喜不自禁中，他对党报的感情愈加深厚了。[19]在1948年《盐阜大众报》组织的通讯竞赛中，通讯员陈登科3个月内投寄29篇稿子被采用22篇，得到“特等模范通讯员”的称号，还获得500元抗币及稿纸、书等奖品。[20]通讯员任怀友也写了32篇稿件并刊用5篇，竞赛结束后报社就给他发特约通讯员证书，并赠送一本《华中新闻工作文献》。此后，任怀友利用业余时间，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观点。[21]
　　
三、优惠邮资
　　通讯员投寄的稿件很多要经过邮政部门，为了尽可能减轻通讯员的经济负担，党的新闻媒体在邮费方面也尝试了多种努力。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在《征求通讯员》一文中允诺：通讯员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贴邮票1分。[22]后来由《红色中华》与苏维埃邮政总局协商，由总局发下通知：自1933年9月24日起，凡各报刊通讯员或其他人投送编辑部稿件，一律按每件不超过6钱者，用“剪角信”贴邮票1分收寄。[23]抗日战争时期，淮南根据地在轰轰烈烈的大众写作通讯运动中曾发行邮票，《新路东报》《淮南日报》等报社通联部与信件交通总站联系后，在淮南邮票上印个黑色“稿”字，通讯员写稿贴上这种邮票，邮资就由报社支付。[24]山东胶东地区为鼓励通讯员投稿和反映情况，历来就对稿件资费给予特殊优待。抗战时期的《胶东战邮邮务规程》中规定：寄报社之稿件“依法免资寄递”，寄信时只要在信封左上角注上“稿件”二字并剪去右上角以便验视就可以了。
　　抗战胜利后，山东战邮总局自1946年1月1日起调整邮资标准，平信由每件5角调为1元，通讯员的稿件每件仅为1角。但尽管如此，也影响了生活困难的通讯员的投稿积极性，何况多年形成的“投稿免费”的观念和习惯不易改变，因此寄信人交费寄稿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实施。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大众报》《群力报》等报刊通讯员的王景文回忆，自1946年春至建国初期，他向报社投寄的通讯稿件，从不记得贴过邮票，[25]这些邮费由邮局和报社之间统一结算了。在一些根据地还专门有一些报刊专用邮票和不用贴邮票的“免资封”，其中就有为方便通讯员投稿定制的如山东“县办报刊专用”邮票，以及加盖“战邮总局”戳记的大众日报社信函专用封、胶东“邮资总付”稿件封等，它们都是党和人民关爱、支持、重视党报工作的生动体现。[26]
　　
四、登报表扬
　　革命根据地的很多报纸都注意统计通讯员的来稿情况，对积极投稿者予以登报表扬。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淮南日报》每半个月就在报纸的中缝上公布一次各县来稿、采用和退稿的数字，写稿较多的通讯员名单及其来稿数也专门予以统计，这对促进各县的通讯工作以及对通讯员的鼓励作用是很大的。[27]创刊于1946年的苏中解放区《东台大众》报专门开辟一个《东台通讯》专栏，半月一期，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该栏目经常公布来稿统计和表扬积极分子，其中第105期报纸的《东台通讯》在来稿统计后面还登了一段“顺口溜”：“月半一次小统计，大家看来大家比，榜上有名再上劲，榜上无名不要气。月半过去到月底，月底又要再统计，只要大家多写稿，这次不见下次见。”1947年9月1日，报上出了一期《记者节特刊》，把全县所有通讯员的名字都张榜公布以示鼓励。[28]1948年东北解放区《齐市新闻》编辑部的《通讯员、通讯组条例》中规定：凡一个月来稿五篇以上，登出三篇以上者，可得本报二等积极通讯员的奖励，连续两个月得奖者，被聘为基干通讯员，并在报上按月公布获奖通讯员名单。[29]
　　革命根据地的报纸还注重对模范通讯员的宣传。1944年，《淮南日报》为了介绍通讯员周世民的成长经历，特意在该报二版上刊登了一篇约为3000字的长篇通讯《盱嘉模范通讯员周世民同志》。[30]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大众》也常常公开宣传优秀通讯员的事迹，如赞皇县裕记合作社会计李锋，一有空就宣传《新大众》，经他组织和介绍的订户有350户，还组织了8个通讯小组；黎城教育科段怀良，给《新大众》介绍了318个订户，并组织全县80％的教员写稿，他们都受到了登报表扬。[31]
　　
五、授予荣誉
　　把写稿列入立功表现也很有促进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北流村为了巩固通讯员队伍，就规定写稿立功的办法。如妇女通讯员刘三虫、张双英连写了六篇登了三篇，就给记了一功；谁能组织与培养三个通讯员也给记一功。一次县小报用了妇女通讯员稿子，并写来勉励的信，大家召集在一起念了好几遍，情绪很高。一个晚上她们“偷听”男人开会，马上写成稿，第二天一早黑板报登了出来。大家叫她们“新闻记者”，她们感到很光荣，写稿劲头就更大了。[32]太行区内邱县在1947年5月发起通讯立功运动，规定各级党政领导要把通讯工作当作每次中心工作立功内容之一，结合中心工作，实行评功表模。这一号召得到通讯员们的热烈响应，他们在信上说：“决心在写稿上立功；我写稿不沾，要多写，向别人学习”，结果马上就涌现出一批模范通讯员。经验证明：“通过表扬、立功来发现工农骨干树立通讯员旗帜，是开展通讯工作重要的领导方法之一。”[33]
　　通过评选产生模范通讯员并予以表彰，是鼓励通讯员积极投入写稿工作的方式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红色中华》1933年8月16日曾在报纸上公开表扬过一批模范通讯员，其他报刊也都不定期地开展过类似的通讯员评模活动。这些模范通讯员既是编辑部同群众联系的纽带，也是苏区报刊叶茂根深的基础。[3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了进一步促使通讯员写好稿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特地设立记者学术奖金，每月评出通讯、新闻、专论等三篇。前三期获奖作品仅限于通讯员作品，评选标准是政治意义与写作技巧并重，这些作品对其他通讯员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35]《冀中导报》在1946年也开展了评选新闻作品和模范通讯单位、模范个人的活动。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报上公布了评选出的名单。好新闻作品21篇，其中三分之一出自通讯员之手；模范单位8个，除十分区新华支社外，其余是由县委、县政府、工会等机关团体干部和村干部、小学教员组成的通讯组；模范个人23名，其中19人是通讯员，占总数的80％。[36]能够获得表彰对通讯员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盐阜地区运用典型推动一般，通过总结和介绍模范通讯组和模范通讯员的经验，号召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赶先进。[37]《盐阜大众报》模范通讯员颜景詹1945年被选为全盐阜区二等模范工农通讯员，在参加积极工农通讯员会议时，区宣传部长握着他的手说：“同志！一般写稿容易，坚持困难，一个好的工农通讯员能把通讯工作坚持下去，当作经常革命任务看待，这样的同志党性就强了！”颜景詹激动万分：“当时我就把这话放在心，切劳（牢）记在心尖子上了！”[38]
　　
　　正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下，以党的各级组织为依托，许多原先目不识丁的工农群众都投身新闻写作活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党对“群众办报”的不断强调，通讯员队伍更是急剧壮大。如新华社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拥有近3万名通讯员。[39]1948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万篇。[40]广大群众通过新闻写作活动，了解党的意图、响应党的号召，潜移默化中使宏观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了微观的日常生活，借此推动了军事、生产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这无疑对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同时，群众也通过新闻写作，初步改变了“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的被动文化地位，[41]获得了表达的权利进而增强了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位置。■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群众办报：传媒动员的行动路径——以革命根据地实践为例”阶段性成果，立项号：09YJA860022）
　　
注释：
　　①《欢迎投稿》，《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8日
　　②《关于报纸刊物稿费的决定》，原载1941年8月26日《拂晓报》，转引自梁小岑、刘立方、朱国龙编：《豫皖苏边区文艺史料选编》第15页，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1991年印行
　　③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文化教育工作专辑》第262页，内部资料，1984年
　　④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日报社编：《楚天号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鄂豫边地区的革命报刊》第3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李忠全：《论周文对文艺大众化的特殊贡献——兼论周文与〈大众习作〉》，载胡民新、贺志强、李忠全、何俭朝主编；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论周文：纪念周文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4页，《理论导刊》编辑部1998年版
　　⑥田建平、张金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第186、190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⑦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23－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闽粤赣边区党委：《大众报建立通讯网的决定》，载《怎样写新闻通讯》第8页，大众报社1949年印行
　　⑨李寿山：《〈齐市新闻〉述旧》，载罗玉琳，艾国忱：《东北根据地战略后方报业简史》第128页，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出版，1987年内部发行
　　⑩本报通联科：《稿费通知》，《人民日报》1948年2月13日
　　[11][22]红中编委：《征求通讯员——以热烈的响应来庆祝“红中”百期纪念呵》，载《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
　　[12]红色中华社：《本报启事》，载《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
　　[13]程沄主编：《江西苏区新闻史》第156－15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外县优秀通讯员获奖》，载《解放日报》1942年5月18日
　　[15]《新华书店便利本报优待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5月30日
　　[16]里明：《怎样领导通讯工作？》原载《关中报》1945年10月第329期，转引自雷阳、赵潭冰主编：《关中报回忆录》第162页，内部资料，2007年
　　[17]马达：《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第21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8]包轲岗：《一名通讯员的光荣》，载雷阳、赵潭冰主编：《关中报回忆录》第84页，内部资料，2007年
　　[19]戴煌：《永不泯灭的记忆——忆盐阜大众报培养我做通讯员的往事》，载《盐阜地区报史资料第5辑》第15页，内部资料，1983年
　　[20]凌坚：《“乳娘”情——著名作家陈登科和培育他的〈盐阜大众〉报》，《传媒观察》1998年第12期
　　[21]任怀友：《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载《盐阜地区报史资料第5辑》第76-77页，内部资料，1983年
　　[23]童新远：《赤色邮政与苏维埃邮政》，载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编：《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第72页，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
　　[24]沈文英、田野：《〈淮南日报〉简史》，载《淮南日报》史料集编纂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的喉舌——原〈淮南日报〉史料集》第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25]山东省集邮协会编：《齐鲁集邮学术文选1993-1998》第23页，气象出版社1999年版
　　[26]许锡良：《〈新路东报〉与“稿”字邮票》，《集邮博览》2005年第11期。有关这种信封，黄河等著《金沟官庄剪影》（载白桃等著：《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第113页，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中提到山东解放区模范文化村金沟官庄一位通讯员的抽屉中有一叠滨海农村报通联科的信封，信封正中印好了“通联科收”等红字。
　　[27]王榕：《生活在团结战斗的集体里》，载《淮南日报》史料集编纂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的喉舌——原〈淮南日报〉史料集》第3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28]乐秀良：《忆〈东台大众〉》，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江苏印刷分会编：《江海激浪第3辑》225页，内部资料，1986年。《东台大众》创刊于1946年6月1日，于1948年5月1日停刊，共出版190期。
　　[29]李寿山：《〈齐市新闻〉述旧》，载罗玉琳，艾国忱：《东北根据地战略后方报业简史》第128页，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出版，1987年内部发行
　　[30]周世民：《〈淮南日报〉培育我成长》，载《淮南日报》史料集编纂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的喉舌——原〈淮南日报〉史料集》第1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31]赵德新：《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第9－10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32]王培义、杨柯、王东魁、王履魁、王瀚清：《北流通讯组的介绍》，《人民日报》1947年11月20日
　　[33]本报通联科：《从内邱通讯工作来看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基本问题》，《人民日报》1947年9月25日
　　[34]杨西磷：《江西苏区报刊的革命传统》第567页，载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内部资料，2001年
　　[35]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第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萧红：《〈冀中导报〉的办报实践及对其社会心理的研究》，载杜敬等编：《冀中导报史料集——创刊五十周年纪念》第12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7]王维：《把心扑在新闻上：王维新闻作品选》第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8]颜景詹：《我是怎样参加做工农通讯员的》，载《盐阜地区报史资料第2辑》第80页，内部资料，1983年
　　[39]刘云莱：《新华社史话》第32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40]新华社：《华中召开宣教会议总结两年艰苦斗争中的巨大成绩解决了宣传工作中政策统一问题》，《人民日报》1948年9月24日
　　[41]萨义德：《东方学》扉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