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大家穆青的胆与识
　　
　　□丁柏铨
　　
　　【本文提要】面对解放以来政治局面的复杂和多变，穆青在新闻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有胆有识的特点。特别是在涉及敏感问题的选题、策划、写作和拍板等各个环节，穆青总是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尽管许多作品穆青并非最先采访者和最早作者，但经过他和同仁的采访、开掘、写作、深化，对原题材的把握和表现较先行采访和写作者均有超越之处。当前，在新因素不断增加的新的情势下，新闻大家穆青在新闻工作中的胆与识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关键词】穆青 新闻胆识 敏感话题 主流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G214
　　
一
　　作为新闻大家，穆青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很多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终生秉持的“毋忘人民”的理念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胆识。穆青在新闻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有胆有识的特点。而对于每一个新闻人来说，既有胆又有识至关重要。
　　曾有业内人士撰文指出：“‘有胆有识’，在办报时可不是套话，是要落到实处的。有胆，就是一个破除陈见的题目，你敢不敢做？一篇有棱角的文章，你敢不敢发？有识，就是要识货，有眼力，知道哪个题目的价值大，还要知道做了这个题目之后，稿子能否发得出去，发出去后又是什么效果。”①此言大致不差。然而笔者以为，用于检验新闻工作者是否有胆有识的，不仅仅是“破除陈见的题目”“敢不敢做”和“有棱角的文章”“敢不敢发”的问题，还应当包括对敏感的题材是否敢于触及和对采写、刊播以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一般而言，新闻工作者拥有使用媒体发言的一定的话语权（在媒体上刊播作品是发言的一种方式），享有权利就须担当起与此相对应的责任。穆青生前作为国家通讯社的高层领导和资深记者，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话语支配权，他担当着比一般记者和编辑更大的责任。因此，在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对所报道的题材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上，不能不有更多、更审慎的考虑。因此对兼记者与领导者二任于一身的穆青而言，不仅要有记者所应具有的胆识，而且要有领导者所应具有的胆识，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落实到从事新闻工作的具体个人，是否具有胆识，情况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有的记者，既有胆又有识，因而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有的记者，“胆”有余而“识”不足，则不免显出鲁莽；有的记者，“识”有余而“胆”不足，头脑清醒然而裹足不前；还有的记者，“胆”和“识”都有所欠缺，因而无法摆脱平庸之境。
　　穆青是有胆有识的新闻大家。他历经了他那个时代的曲折与磨难，其中，既有战争年代加给他的艰难困苦的重压，又有新中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特定政治经济环境对他的严峻考验。在战争年代，要当一名好记者自然有不易之处；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一名优秀记者，决不会比在战争年代当一名优秀记者来得容易。
　　就建国后的政治环境而言，阶级斗争在较长时期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党内斗争数度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都曾经是给当时社会进程带来过严重负面效应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新闻人都身处社会进程中，直接面对众多的负面题材；上述斗争或运动，同时也是新闻报道无法回避的现实背景和实际内容。特定政治环境对穆青的考验，既包括政治运动的频繁和残酷对他灵魂拷问的深度，又包括政治局面的复杂和多变给他把握题材所带来的艰难的程度。
　　在建国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中，有责任、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往往会在坚持真理和良知与违心地顺从大势两者的矛盾中艰难地进行选择。一次次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从而损害了诸多公民的合法权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运行规律。在此情势下，要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并非易事。穆青在与他的同仁合作撰写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前，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观点后来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抓不抓阶级斗争成为区分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但是穆青想，兰考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确实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的东西怎能乱写？穆青终于做出决定：‘兰考没有阶级斗争，我们不写！’”②这当然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体现，但又不是仅仅用尊重客观实际就能解释的，惊人的胆识在其中切切实实地发挥了作用。作为典型报道的报道对象，县委书记焦裕禄抓与灾难和贫穷的斗争而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敌人，这是严重有违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并为此所不容；作为典型报道的作者，穆青和他的同仁是随时可能要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代价的。正如该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很多年以后所说：“没有穆青参加，这篇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地位和权势决定了他在这中间要担当很多东西。”③“担当很多东西”，也就包括了承担政治风险，此言可谓意味深长。
　　上文还提到了特定的经济环境。具体是指：先前实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年代出现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极端性的事物，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或者是动用行政的力量支配资源、干预经济，或者是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超越实际能力的经济建设。“大跃进”所创造的神话在今天看来委实可笑，但当时大多数人往往并不置疑。在以浮夸风、瞎指挥为特征的经济建设中，高产捷报频传，新华社对一些离奇之事也进行了报道而未能幸免。当时，作为新华社国内部的主任，穆青先是深信不疑，后来渐生怀疑，最终就此类助长虚火的报道提出质疑并向分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建言：“不能再发了！再发，没人相信了！”④可见，在当时情况下，穆青仍然表现出胆识过人之处。在反思大跃进以及1960至1962年一些地方因“遇自然灾害而饿死人”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表现和自己的作为时，“穆青心情极为痛苦、内疚，他意识到新闻界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罪的，甚至从某个角度讲是犯了杀人罪的。他曾痛心疾首地说：‘这是我在1958年干下的一件坏事’”。⑤穆青的自我责备之甚和自我解剖之深，令人钦佩，这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他的胆识。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使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农村改革初起之时，穆青到河南农村深入调查采访，通过以《抢“财神”》为代表的一组“河南农村见闻”，为农村涌动的改革春潮鼓与呼。这是穆青和他的同仁站在时代前列的见证，其胆其识再次得以清晰展示。当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时，穆青等的《风帆起珠江》，坚持用有说服力的事实说话，回答了这些质疑。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官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追求奢靡之风日盛，勤俭节约美德受冷遇，金钱拜物教呈现泛滥之势。在此情况下，穆青在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中发出了如题所示的强音。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穆青的胆识。
　　在拉开了时间距离以后再来看建国后穆青所写的新闻作品，应当说其中大部分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后来也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铁人王进喜》《两张闪光的照片》《历史的审判》《抢“财神”》《中原“金三角”纪行》《风帆起珠江》等，今天看来，依然多熠熠闪光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由此体现出了大家风范，有胆有识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家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穆青去世后不久，曾经有人撰文对他提出批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
　　批评之一，是建国后穆青从事的是“‘零风险’写作”：“建国后穆先生的所有新闻名篇，可以说全部都是‘零风险’写作，如《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历史的审判》《铁人王进喜》《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抢‘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等等，都是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确实是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但既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更没有启蒙思想、兀现精神的写作，可以说，只要是文字功力上乘与新闻业务娴熟的普通记者，能及与可为者人莫多焉。”⑥
　　批评之二，是穆青作为新闻名作的作者，大都不是最先采访和报道者：“穆青的新闻名作，极少有独立完成的。如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三人合写的，并且这三个人还都不是焦裕禄事迹的最先采访、报道者。”⑦
　　批评之三，是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要时刻未见穆青发挥记者应有的作用：“我们这条‘国家之船’在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没有发现穆青的‘瞭望’与领航。如否定‘文革’，如思想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上的包产到户；还有改革开放后胶着状态下的姓‘社’、姓‘资’争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播等，首创者不仅与他本人无关，甚至与他所在与主政的媒体也无关。”⑧
　　这位批评者已经隐含、没有明说的意思是：穆青在新闻工作中或缺“胆”，或缺“识”，或两者皆缺。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穆青及其同仁采写的若干通讯都有着高风险。
　　如前所述，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冒着巨大风险而为的，违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顶着政治上的高压，不写兰考当地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这只是风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真实报道兰考的灾害情况，坚持在作品中讲真话，同样是犯忌和有风险的，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前面就有彭德怀等党内高官因讲真话而被整、丢官的先例，因此认为《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的写作是“‘零风险’写作”，实在是过于武断而且也不合乎事实。
　　穆青等撰写的、发表于1978年3月的人物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触及了当时的一大禁区：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当时的情况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仍要人们正确对待“文革”，还在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而这篇通讯的末尾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穆青事后写道：“尽管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敏感的读者，还是听懂了话中的‘潜台词’的。”⑨这就意味着，穆青和他的同仁在中央做出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前，就已经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其胆识是常人所不及的。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问题一：作“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如果按照党的已有决议进行“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则非常稳妥，确实可以说是“零‘风险’”的。然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恰恰发表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否定性评价之前。在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招致扼杀成为常有的事的情况下，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得不佩服穆青的惊人胆识。
　　问题二：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乃至错误的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对“文革”所造成的思想和理论混乱尚未来得及进行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对正面题材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由于隐含着正义与邪恶对决的意味，而邪恶势力在当时又相当猖獗，因此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反而是充满风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对焦裕禄和吴吉昌的报道就是这样。
　　问题三：“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笔者的回答是：“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当然要求记者历尽艰险、舍生忘死，由此而存在风险是确定无疑的，这时极需记者的胆识。然而，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风险不仅仅存在于这一类采访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环节之中，例如：涉及敏感问题的选题、策划、写作和拍板等等各个环节。而穆青参与采写的若干篇通讯，上述重要环节都对其胆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穆青也总是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次，穆青的作品往往不是由他作为最先采访者和最早作者的身份写成，这并不是他缺乏胆识的证明，而恰好说明经过他和同仁的采访、开掘、写作、深化，对原题材的把握和表现较先行采访和写作者有超越之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先行发布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有限；经过穆青及其同仁的采访写作，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穆青及其同仁所进行的，是一种更有赖于胆识的、更为艰辛的和更能体现创造性的劳动，对此加以否定或不予尊重都是说不过去的。
　　最后，在国家“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见不到穆青作品的踪迹，都见不到新华社的作为，这并不合乎事实。
　　实际情况是：
　　在对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尚未正式平反之时，新华社率先播发了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而为了播出这一消息，穆青和其他社领导是做好了坐牢准备的。后来，穆青在一部名为《五十五双眼睛》的纪录片中，讲述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电讯稿发出的情况。他说：“当时还不敢大胆地宣布的时候，新华社大胆地把标题加上了，就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其实文章都是北京市委开会的内容，就在大的几千字的会议公报中，我们就单独抽出这一段，再加上醒目的标题，曾涛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们就这么商量定了。到临发稿的时候，曾涛打电话给我，说稿子定下来没有？我说定了，就那么发了。他就说，穆青，发了之后要坐牢，咱们两个可得一块去啊！我说，行啊，要去咱们一块去好了。”⑩从事后的平静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当时的穆青其实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时付出身家性命。没有足够的胆识根本无以如此。
　　1992年年初，当有人对改革开放表示怀疑时，穆青来到了广东，对被称作“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四地的一些主要乡镇，就农村改革发展、深化当地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问题进行采访，写成了内参和公开报道。他说：“这里发生的变化，令人振奋。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怀疑论调都经不起事实的驳斥。”[11]公开发表的通讯题为《风帆起珠江》，以大量生动的事实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正名，间接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一些报纸不敢刊登。随后传出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不少人发现，《风帆起珠江》一文中的观点，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分吻合。也因此，香港一家右派刊物无端猜测，是否穆青事先得知邓小平要南巡，搞政治投机，抢先一步到珠江三角洲采写此文。穆青得知此事后说：“真是无稽之谈！我哪能知道小平同志的行踪和想法。我们只不过是以赞赏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变化。”[12]一篇通讯与不久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相一致，这与政治投机乃至政治赌博是毫无关系的，倒是表明穆青对社会前进方向有着体现前瞻性的相当准确的预测和把握。而这种精准的预测和把握，是由其胆识支撑起来的，而非主观臆测、凭空胡言。
　　当然，穆青不可能是完人，他并非任何时候都有胆有识，在一生中也有胆识缺失的时候。正如李彬教授所说：“作为新华社的领导者之一，他并不是每一次在风口浪尖上都能做到冲锋陷阵”。“文革”结束后，对张志新烈士的冤案新华社就一字未发。穆青没有能够突破当时思想的禁区，他选择了退却，这也成为他永久的遗憾。[13]
　　
三
　　根据笔者的理解：有胆，即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披露实情和讲真话；有识，即有灼见，见解高人一筹。“胆”是勇气，“识”为睿智。“胆”与“识”，不是互相矛盾的两者，往往相辅相成。虽说“识”更多涉及鉴别、判断，“胆”更多涉及决断、执行，但在大家那里，“胆”与“识”往往是相互融通的。在体现鉴别力、判断力的“识”中，“胆”也同样是参与发挥作用的，否则特定主体就会畏而却步、退避三舍；而在体现决断力、执行力的“胆”中，“识”并非毫不相干，而会帮助特定主体增强底气、挺直腰板，不轻言放弃。
　　作为新闻大家，穆青的胆识从哪里来？
　　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从中获得的理论自觉。穆青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且贯穿到了自己的行动之中。二是来自座右铭“毋忘人民”所包含的思想底蕴。他始终生怕自己工作做得不好而愧对人民。他说过：“我们这代人尝到了老百姓保护我们、爱护我们的滋味，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总怕自己做得不好，对不起他们；总是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忘了老百姓，要处处想到他们。只要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心里就踏实，就有抵制各种错误东西的力量。”[14]一个记者，如果心中始终装着人民，那末他就具备了战胜错误和坚持真理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理论自觉与“毋忘人民”的理念和行动，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毋忘人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做到了“毋忘人民”，也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两个根本点紧密联系，他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识”十分突出——
　　一是对大局有识。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不可囿于一端、一隅，而必须识大局，有大局意识。不具备大局意识的记者，纵然可以有很好的动机，但未必就能获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还会造成始料不及的负面效果。穆青曾经说过：“什么是大局，就是那个时代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必须知道老百姓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他们最渴望的点儿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呼声在什么地方。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会像拳头一样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才能够震撼人心，产生强大的影响力。”[15]大局，其实就是最广大老百姓利益最集中体现之所在。了解并反映最广大老百姓“最渴望的点儿”，写成的作品“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这是大局意识的核心内容。穆青要求自己这样做，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他的作品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震撼力，这是顺理成章的。
　　二是对自己有识。穆青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生前居于中国新闻界几近“至尊”的地位，然而他面对“穆青的局限”这个话题时，竟是谈笑风生：“我的局限大了，到现在这种局限性统统暴露出来了。”他认为自己有三大局限，首先是知识的局限，读书不够多，历史、古典文学修养尚可，而科学上盲区多，是科盲、医盲；其次是时代局限，不懂网络、电脑；第三是年龄的局限，有很多该写而没写的遗憾。[16]穆青对自己的失误也有深刻的反思，如前所引，他对1958年至1962年间自己的某些作为有过深深的自责，甚至有一种负罪感，不是感受到外界的压力才作出这种近乎忏悔的表述，而是发自内心地进行自我剖析。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知道对自己应该如何评价，应该怎样提升自己；能自觉地反思自己的失误、过错，真诚地进行自责和自纠——这些不能不是一个记者有胆有识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穆青已经离开我们数年，他在曲折中经受历练和磨难、考验他胆识的相当一部分时代内容已经离我们远去。随着社会的进步，一系列新的时代内容呈现在人们面前：党的执政理念中明确增加了“以人为本”的内容，治国方略中突出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已进入深水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正在向逐步完善的方向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由此跨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交流、对话甚至交锋的平台；国内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的传播格局、话语格局发生了剧变；在网络舆情的作用下，局部地区的偶发性小事端，有可能经发酵而成为大事件，此类事件的传播往往无分网上网下、此地彼地、国内国外。由于种种原因，重大灾难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就总体情况而言，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呈现复杂化趋势。
　　在新因素不断增加的新的情势下，新闻大家穆青当年所体现的胆与识对今天的新闻人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其一，媒体首发报道与胆识。在复杂的国际社会和国际话语格局中，以新闻报道参与对外传播，就国内发生的涉及敏感话题和敏感事件类题材进行首发报道，须有胆有识。首发报道先声夺人，有着抢占舆论制高点的特殊意义。一般而言，首发报道意味着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层层请示，待获准刊播时已经错失首发良机。2003年2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食堂爆炸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率先发出了首发报道，从而遏制了可能产生的谣言，传播效果相当不错。进行准确预断和正确决策，其意义固然非同寻常，不过有关决策者胆识所起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群体性事件报道与胆识。群体性事件的增多，是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对这类事件，不予理睬、视若无睹，显然是不恰当的。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看，也不允许这样做。更何况，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时代，披露信息已经不是政府和新闻传媒的专利，也不是完全可控的了。但媒体在报道中，有一个如何把握好时机、分寸、信息量，以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扩大负面影响和促进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的问题。在这里，胆与识同样都要实实在在地起作用。
　　其三，反映网络舆情与胆识。在网络的作用已经得到淋漓尽致发挥的情况下，特定虚拟空间中民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达，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景观得以体现。在当今条件下，了解民意有两个最好的途径：一是下基层，贴近老百姓；二是上网络，接触众网民。网民在网上设置了许多议题和议程，形成了复杂的舆情和舆论。对此，浑然不觉、置若罔闻、嗤之以鼻都是不可取的。惟其网络是民意集中表达的场所，因此当予以特别的关注。如同穆青所说，要把握住最广大的老百姓“最渴望的点儿在什么地方”。有了这样的赤子之心，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胆识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李乔：《说说编辑的“胆识”》，《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1期
　　②③④⑤张严平：《穆青传》，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3/28/content_2753844.htm
　　⑥⑦⑧孙振军：《穆青先生的职业缺憾》，http://news.sohu.com/2003/12/31/65/news217696579.shtml
　　⑨穆青：《〈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发表前后》，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6/17/content_1532189.htm
　　⑩[15]张毅、许水涛：《知情者眼中的穆青》，《纵横》2004年第1期
　　[11][12]转引自胡国华：《追悼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一个“老头儿”》，《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
　　[13]李彬、侯丽军：《大爱无形——读〈穆青传〉》，http://paper.people.com.cn/xwzx/html/2005-05/01/content_12261190.htm
　　[14]转引自《当代新闻工作者的楷模——原新华社社长穆青》，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2/23/content_1326059_5.htm
　　[16]李俊兰：《生为穆青》，《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