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璟　胡翼青
　　［本文提要］本文从“媒介即环境”的隐喻出发，分析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在媒介本体论上的差异。在分析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成性媒介论的洞见与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在波粒二象性的新实体观的指引下，应当打破传播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边界，从而推进传播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关键词］“媒介即环境”　媒介环境学　生成性媒介生态学　媒介动力学　媒介静力学
　　如果说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标准阐述，那么毫无疑问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媒介即环境”。这一观点清晰地表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不仅表明了媒介环境学在当时的独特视角，也表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缺陷。
　　尽管麦克卢汉极少用“环境”一词来隐喻或概括媒介，但这一隐喻的发明显然要归功于媒介环境学者对麦克卢汉的理解。综述麦克卢汉一生的发现，大致可以概括成：媒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承载信息，更重要的是它组织信息的方式，而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要说媒介本身就是讯息，而且这种讯息比它携带的信息要重要得多。由此可以推知，麦克卢汉的世界观跟一般学者的世界观是相反的。当大家聚焦于传播的前景，即内容时，他关心的则是传播的背景，即作为背景的媒介。这种高度强调媒介背景性的思想，很容易被波兹曼等麦氏理论的继承者理解为媒介的环境性。
　　不过，波兹曼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强调的是媒介是社会世界的组织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持续运动的过程的而非静止的结构，讨论的是环境的生成性而不是环境的客观存在。尽管麦克卢汉本人也并不总是在任何场合都强调运动的媒介观，但当波兹曼将媒介变成静止的环境时，问题便显现出来了。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批评波兹曼偏好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福勒，2019：7），在他看来，媒介环境学的媒介观本质上是对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隐性表达，这种媒介静力学把客观规律特别是物质（媒介物）辩证运动的规律（各种意义上的偏向）视作社会实在的基本构成，并由此热情拥抱一种静态的平衡观念。
　　诚然，福勒批评波兹曼的出发点是为了与北美传统划清界限，开辟出另一种生成性媒介生态学的路径（胡翼青，李璟，2022），其评价是否恰切还有待考察，但在如今的情势下，生成性人工智能对世界的扰动似乎已经不允许人类仅仅以静力学的方式思考媒介。重新评估“媒介即环境”，其实意味着重新理解媒介。
　　
一、“媒介即讯息”：一种“人类生态学”的思考
　　“媒介即讯息”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一章的标题位置出场，足见其“耸人听闻”。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是，麦克卢汉通过隐喻将“媒介”和“讯息”这两个在传播过程中差异明显的要素并置，引发人们去思考“特定媒介能够表达什么样的讯息”以及“这一讯息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等问题。正如媒介环境学协会第一任会长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所言：“‘媒介即讯息’蕴含有很多很多含义，这些含义被紧紧地压缩在一起，置于一个值得记忆的压缩包里。那么，其挑战是，解开麦克卢汉的这一格言，隔离和确定这一格言的诸多含义，并且用一种连贯的陈述形式表达这些含义。”（斯特拉特，2016：30）为了进一步阐明“媒介即讯息”的诸多含义，麦克卢汉使用了更多具有模糊性和开放性的隐喻，比如“环境”、“按摩”和“漩涡”等，把这一命题推向更加混沌的局面。
　　最先被麦克卢汉用来解释“媒介即讯息”的便是“环境”隐喻。在《理解媒介》的第二版序言里，麦克卢汉写道：“‘媒介即讯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机制。”（麦克卢汉，2011：10）紧接着，他把有关于“内容/形式（外观/背景）”的讨论与“作为环境的媒介”的隐喻联系了起来：
　　用电子时代的话来说：“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陈旧的机械化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再加工……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新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但是，新环境能使此前的旧环境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麦克卢汉，2011：11-12）。
　　在1966至1967年的公开演讲与论文发表中，麦克卢汉反复提及“环境”隐喻，并对标“外观/背景”提出了“环境/反环境”这样一对带有隐喻性质的新概念。在他看来，“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有反环境的作用，使我们感知到环境”（麦克卢汉，戈登，2016：54），因为艺术蕴含着保持人体与环境平衡的感知方式，并赋予个体进行感知系统调整的能力，使其对媒介的环境效应产生免疫。作为背景的新环境具有隐蔽性，但它时刻与作为外观的反环境进行互动和转换，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反环境提供的“后视镜”来观察媒介的环境效应。
　　对此，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en）指出麦克卢汉“论述形式因（formal cause）却不用这个词”（麦克卢汉，戈登：2016：53），反而青睐具有模糊性但更通俗易懂的“环境”一词。戈登的提醒是重要的，有助于我们从麦克卢汉层出不穷的修辞里提取出他真正想表达的内容，即外观与背景的动态交互。通过提高形式因的优先级，麦克卢汉重新配置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四重因果关系模型（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将“外观/背景”模型引入对“因果关系逆转”的讨论中。在《环境与反环境的关系》一文的开篇，麦克卢汉便提到社会情境中存在“10%对90%”的因果关系分布，那10%是难以感知的底层规则、弥漫的结构、总体的模式，“其余的90%是由那10%的活跃力量产生的。环境是一个活跃的过程，渗透并影响背景里的一切要素”（麦克卢汉，戈登，2016：54）。
　　麦克卢汉之所以将媒介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媒介作为背景或者环境，能够提供引发最广泛、最深刻变化和转型的动力。在他看来，媒介的环境效应并不遵循“原因在前，结果在后”的秩序，而是代表了一种形式因，所谓形式因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变化过程，涉及外观与背景的相互转化。“外观从背景来，复又退回背景中……每一个新的外观都取代其他外观而成为背景”（莫利纳罗，麦克卢汉，托伊，2005：467）。由此观之，麦克卢汉目之所及的并非新旧之间的取代与更迭，而是外观与背景之间的提升、过时、再现与逆转，其中，他关注的是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而非差异，是变化过程中的交互性而非决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指认电气时代的媒介分析必然是“对一个复杂过程的多层次分析”（麦克卢汉，戈登，2016：184）。
　　在麦克卢汉这里，外观与背景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共鸣式”（resonance）的，脱离传统因果框架的线性时间性（Anton, 2012；Sutherland，2014）。简言之，他所讨论的是一种定性的因果关系，外观与背景之间的转换遵循一种非线性的“决定论”作用机制。对此，麦克卢汉解释道：“谁也无法看见新技术如何把以往的技术改变为艺术形式。这些事件肯定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倘若他们连接在一起，那就不会发生变化，行动正是发生在间隙之处（The action is where the gap is）。自古皆然。变革需要共鸣和摩擦的间隙。”（莫利纳罗，麦克卢汉，托伊，2005：460）如果把这里的“间隙”替换为“界面”，或许更有利于理解。界面是作用与反作用过程发生的地方，正如车轮与车轴之间的空隙蕴含着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对抗与摩擦，以及二者共同促成的整体运动（莫利纳罗，麦克卢汉，托伊，2005：461；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538-539），而人们则在媒介物所展开的界面中融合他异，实现延伸。
　　麦克卢汉曾言：“背景不能用概念或抽象的方式来处理，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不连续的，是由间隙和轮廓组成的马赛克（a mosaic of intervals and contours）”（McLuhan，McLuhan，1988：63），“环境”隐喻之所以能被用来描述背景，是因为它包括“所有外部的、可能或实际影响研究对象的东西”（Hawley，1986：10-11），“环境只存在于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任何特定环境的定义都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Strate，2017）。进言之，只有在“环境-内容”辩证统一的前提下，人们才得以理解媒介环境抑或是背景性媒介的构成，“技术与文化为硬币的两面，媒介环境就是人的延伸外化，而人的文化和记忆又是媒介环境的内化”（胡翌霖，2019：75-76）。一方面，环境变化给人类带来新的“知觉场”或“意识结构”，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生产模式；另一方面，环境始终以人类与文化为中心，只有当内部与外部不断发生交互，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才得以可能，也才具有意义。
　　由此，麦克卢汉廓清了理解媒介背景性的逻辑线索：在我们想要追究某种巨大转变的“原因”时，首先应该考虑媒介环境本身的性质，由于媒介带来不同的“感官比例”让人们感知到不同的世界，从而使变化得以成为可能。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将这种研究方法总结为“逆向追溯”，“从结果逆向追溯原因”（洛根，2018：19），而通过“逆思”实现对“预先”的发掘，这显然是一种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现象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把预先给予的但又存在隐蔽状态的东西明示出来”（吴国盛，2008：8），麦克卢汉对于“作为环境的媒介”的发掘无疑顺应了现象学进行哲学反思的方式。
　　通过强调媒介形式本身的重要性，麦克卢汉绕开了传统传播研究关心的效果与功能问题，凭借对媒介进行存在论式的理解，他探查了人“在世存有”的状态与方式，使其媒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哲学本体论地位。正如范龙总结的那样，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这句话中‘猛然宣告’：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其间的知觉环境，它在本质上就是向我们呈现着世界”，“世界一旦被任何一种媒介所表达，便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的全部”（范龙，2012：59-60）。不难看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媒介即讯息”通过“环境”隐喻实现整合：个体因由延伸而发生“截除”，使其必须经由媒介遭遇世界，由此，作为环境的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组合和行动的规模及形式，从而决定了人的存在状况。可见，麦克卢汉是在对人、媒介与生活世界这三者的关系展开讨论，其媒介理论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唐·伊德（Don Ihde）等人的技术现象学存在对话的可能（Vieta，Ralón，2013）。
　　根据伊德的观点，现象学把人类经验者和经验领域的相关性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可以用来理解现象学的两个科学隐喻模型分别是相对论和生态学，因为它们从实质上考虑到了观察者（生物体）与观察的东西（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拿生态学来讲，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的分析单元不仅仅是个体、家系、物种或亚物种，还应该包括环境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由此，生态认识论的基点可以简单归结为对关系的强调（贝特森，2023）。在伊德看来，生态学是“在某种特殊的生态系统之内，在与环境的关系之中来研究生物体”，而“图形/背景”（figure/ground）模型与之类似，“图形（生物体）与它的背景（环境）相互关联，对这种关联的研究就是生态学”（伊德，2012：28）。由此反观麦克卢汉的研究，他一直在思考身处环境之中的人探查环境并对环境产生免疫的可能性，这种思考寻求的是对“人-媒介-世界”意向性结构的说明和理解。面对自然与社会、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巨大缝隙，麦克卢汉显然仿照了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处理方式，“将差异、分裂、矛盾转变为了在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无法逾越的张力”（拉图尔，2010：66），而意识主体始终是他媒介哲学体系无懈可击的基础或“第一原则”。
　　所以麦克卢汉其实和海德格尔一样，面向的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类生态学，是一种“哲学的生态学”（伊德，2012：28）。这种生态学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研究“生物体”不能“从外部”来进行研究，而是将“生物体”置于一种与人相关的意向性结构中进行研究。在“媒介即人的延伸”那里，“身体性的存在”被生存论化，经由技术延伸的身体得以感知并熟练地掌控世界。在“媒介即讯息”那里，媒介、艺术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隐喻为由环境、反环境与生物体构成的生态系统，三者在相互作用与同化过程中揭示了人的“在世存有”。如果用海德格尔式的表达来概述以上观点，那就是，个体与周遭事物的原初关系是“上手”而非“在手”状态，而世界通过“因缘”的“指引”让上手的东西前来照面。世界充满了“相互指引”的网络，那些看起来现成的、独立的对象，实际上处于一个隐蔽的网络之中，即“因缘整体”。例如，“因缘整体性构成了一个在工场中上到手头的东西的上手状态。所以，因缘整体性‘早于’单个的用具”（海德格尔，2000：98）。
　　客观来讲，麦克卢汉所树立的理论目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由于电气问题和程序、数学和物理远离了视觉组织和统计学，进而走向动力学、时间组织和心理学家所谓的‘听觉空间’”，导致“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我们能用上的手段不再是机械的，而是电子的”（麦克卢汉，戈登，2016：183、184），这说明他的确想通过结合生态学和存在论的方式，来探索电子时代离散与整合、混乱与秩序互动环流的现实。事实也证明，这种理论直觉与敏感性是正确的。可遗憾的是，由于秉持“作为背景的媒介”这一信念，麦克卢汉“把媒介提供的一种整体的可能，当成了唯一的可能整体”（黄旦，2022），其中所保留的历史导向充其量是一种寻求平衡与稳定的牛顿运动观，而非一种关于历史偶然性与根本性变化的系统动力学。“环境”隐喻固然开创了媒介研究之先河，但也造成了“环境之后无他物”的后果，而环境只能由那些与人体官能相关的技术来构成，无生命的物质结构被彻底排除在外。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得以挺立，受其媒介观的限制，他无法想象技术系统自身的能动性将会取消主体的优先性，正因如此，这种理论思想难以正确应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主体性的挑战。
　　
二、“环境”隐喻与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说，麦克卢汉还能意识到媒介作为环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那么波兹曼则向后退了好几步，尽管他一直把“媒介即环境”的隐喻挂在嘴边，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麦克卢汉的逻辑。
　　在《娱乐至死》的开篇，波兹曼通过将“媒介即讯息”的“讯息”一词替换成“隐喻”，提醒人们注意媒介以隐喻的方式改造着人们的认知结构，从而把媒介的环境效应定位于认识论层面。波兹曼说明了自己改写麦克卢汉警句的原因，“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波兹曼，2015：11），因此，“媒介即隐喻”是要比“媒介即讯息”更严谨的学术表达。波兹曼认为，有必要更加严肃地讨论媒介，如果说“媒介即隐喻”，那就“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波兹曼，2015：19）。
　　从麦克卢汉到波兹曼，隐喻从一种理解媒介的探索方法变成了一个与“媒介”并列并对其进行解释的概念，后者不是将媒介作为隐喻的本体，而是将媒介喻为隐喻。在此基础上，波兹曼试图从隐喻的认识论价值出发，去讨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即“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尽管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围绕“修辞是否使真理更有效”一直存在争议，但当代理论对修辞的重新评价明显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即便修辞不是使真理有效，而是本身就具有唤醒人的作用”（博克，1998：172），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隐喻是认知性的，与认识论高度相关。简言之，隐喻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它通过在两组不相同的事物之间创造相似性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隐喻性思维在定形人类认知结果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语言学背景和英语教学经历，波兹曼对语言中的隐喻现象颇为熟悉，在上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以及认知观隐喻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他提出“媒介即隐喻”是想论证媒介同隐喻一样，在人们认知的加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话语结构和文化表达。现实世界被媒介所定义，而定义的方式不是直接言明，而是通过隐喻来达成，“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波兹曼，2015：11）。在波兹曼的观念中，媒介研究的焦点应该放在认识论上，于是，他试图在新经验主义路径上阐释麦克卢汉的观点，而这一哲学路径看似缓和了主客之间的紧张对立，但其实并未彻底拒斥二元论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说，波兹曼不仅是在解读麦克卢汉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简化，他甚至直接忽略了麦氏最基本的哲学立场，即反对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他讨论的是媒介展开世界的方式，是人“涉身-嵌入”某种媒介环境的问题。麦克卢汉曾直言：“新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407）。这句话中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媒介并非一个桥接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中性管道，它的存在本身就为那些人们能够理解、把握和谈论的事物提供了某种规定性。这一探索有望帮助人们在理解媒介时取消主客二分，然而，波兹曼却拒绝了麦克卢汉的推进，再次退回到认识论哲学所固化的主客对立之中。在麦克卢汉开启电子式的思维模式以后，波兹曼又折回了机械印刷的工业时代。
　　北美知识传统中的生态视角与人文主义高度耦合，与之关联的还有一种根植于身体的感官实用主义（Paglia，2002）。在美国本土知识型的影响下，波兹曼没有认真思考麦氏使用“环境”一词的真正意图，更多地是在思考媒介如何作为世界构成的主要环节而发挥作用。根据斯特拉特和林文刚（2007：52）的划分，不同学者对媒介环境的理解存在差异，既有人讨论具象的人类技术栖息地，也有人纯粹把环境当作一种比喻使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波兹曼偏向于前一种，他们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怀是具体的，同时又是实用型的，而麦克卢汉的始终是在隐喻层面追求对“人-媒介-世界”意向性结构的整体性理解。严格来讲，麦克卢汉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碎片，而波兹曼只截取了其中人本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混合部分，并加以强化。
　　“media ecology”的发明权一直被记在波兹曼的账上，经由他改造的“媒介即环境”观点深入人心。但当我们回溯到麦克卢汉版本的“环境”隐喻时，就会发现他对媒介的阐释要比波兹曼深刻得多。他在“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中去探讨媒介的环境效应，从存在论的角度切入，避免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就这样，麦克卢汉将媒介研究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完全对立起来，而且立场十分鲜明。遗憾的是，当波兹曼完全着眼于外部环境对人所形成的包裹与限定时，就无可避免地落回了二元论的窠臼。
　　那么，波兹曼又是如何围绕“环境”这一关键词，构建起媒介环境学的概念体系呢?为了解释“媒介”的意涵，波兹曼举过一个生物培养皿的例子，“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基的一种物质，是能够培养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波兹曼，2007：44）。这个例子所表达的核心关切在于：文化如何在媒介技术所塑造的环境之中更好又或者更坏地“生长”。于是人类及其文化事务被包裹在一个对其产生影响乃至控制的媒介技术环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概念划定出一条区分内与外、人与媒介技术的明确界线。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考察过“环境”概念的起源与变化。他提到，18世纪的人们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宇宙中所有反自然的事物”，而19世纪的人们将这些晦暗不明的事物概念化为“环境”。“环境”这个术语其实“并不指涉自然之中可以形成生态环境的事物；它也不是一个适应、互相影响或调节规律的场所；它甚至不是一个生物可以在其中发挥展布其生命典范的空间”（福柯，2016：600）。按照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说法，“人性中的自然开始死去时，环境便诞生了”，它代表的是“一项否定力量”，在自然隐退的过程中，“有个东西取代了自然的地位，那便是人为的饱满，宣示反自然的虚幻世界”（福柯，2016：601）。“环境”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史的开始，包括自然和人造的一切非人物质皆被视作人类服务、供人类开掘、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
　　作为二元思维的产物，“环境”指向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当这个模糊的词汇被用来表示某种隐匿的背景、弥散的结构时，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若要用它来讨论人与媒介的关系，就不得不注意“环境”概念天然的二元论偏向。显然，麦克卢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借用“环境”隐喻来阐述自己的理论思想时，就不可避免地为后人的误读埋下了伏笔。麦克卢汉在讨论隐蔽无形的背景时，将其诉诸人类的知觉结构，如此一来，意识主体被设定为构成整个意义等级的思想基础，人由此表明了显现的永恒性，而背景性媒介始终消融于主体性之中。借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形容，不管麦克卢汉的学说显得多么惊世骇俗，他本人始终没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麦克卢汉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最核心的逻辑。可当这种思想倾向流向波兹曼，就立马演变成了一种庸俗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调，也正因如此，波兹曼以后的媒介环境学者偏好基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人性标准来评价不同媒介环境的善恶好坏，尤其是软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媒介环境学一直在混用“环境”和“生态”两个概念，可基于二元论的理论构想充其量是一种“环境主义”。波兹曼以后，媒介环境学所钟爱的是一系列讨论外部环境与人类事务之间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主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环境主义的引导下，后来的媒介环境学者只能看到外在于人的一种静态结构，而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不考虑交互过程的结构性力量。没有“外观/背景”模型背后的那层生态学意味，“外部环境/内部主体”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模型，它只能描绘出一幅机械化的世界图景。机械论世界观寻求的是一种静态的平衡关系，即一个结构中的各部分由线性的因果关系相互牵制，其运动也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波兹曼所倡导的媒介环境学无疑是一种指向因果决定论的媒介静力学，它往往苦恼于如何确定外部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来回应“环境保护主义”的诉求。环境主义预设的前提是将人类利益放在首位，要求强烈的道德关怀，所以波兹曼主张在道德伦理的语境中去研究媒介，去思考“技术造成的后果是人性化的或反人性的”（波兹曼，2007：45）。
　　近年来，为了重新激发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活力，有学者尝试在其思想传统与系统理论、集合理论之间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关联（斯特拉特，2016：29-58；Ralón，2017）。暂不论这些尝试是否有效，但至少可以看出，在人工智能媒介崛起之后，在人类智识发展的新时代，媒介环境学者不得不追求更广泛知识领域的融通，这种融通关注的不再是将社会和心理变化鉴定为作用与反作用的机械过程，而是一系列连贯的模式，这些模式来自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来自由混沌、复杂及自我生产等概念和理论所表现种种现象，更多地涉及物的能动性。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动力学研究
　　今时今日，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人力所不能处理的地步，处理数据的工作被移交给庞大的算法平台。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是一个统一的算法体系，支配着提供所有数据的人类，强大的算法和算力使人工智能表现出幽灵般的性质，“我们已经无法用实体化和物质化的定义去理解它们了”，“尽管物质世界依然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和各种智能终端的运行，仍然依赖于物的形态”，但“我们手机之所以是智能的，或者说我们的手机之所以具有让我们使用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物质外观和材料，而是在于它背后看不到的巨型智能算法网络，一个幽灵式存在”（蓝江，2023）。情势所迫，当代研究者必须在理解智能时代的物与非物的基础上，从信息环境的幽灵特征开始，重新思考人的定位以及物的价值。而在这一问题上，生态哲学率先迈开了脚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工业文明达到了顶峰，而现实的生态问题触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聚焦于现代科学和哲学在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方面的错误。基于对机械论世界图式的批判，一批学者提出了整体关联主义的生态世界观，这种观点引导人们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转而扎根于有机伦、整体论和系统论，确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具体而言，生态哲学试图创建一个可以同时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分析框架，它通过对传统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构建一种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属于一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余谋昌，2000：40）。
　　从其他学科借用生态隐喻来启发理论想象，到生态哲学主张“生态地进行思考”，可以看到，“生态”一词所关联的东西正在由一种类比模型转变为一种哲学思考方式，而这恰恰是我们去辨析麦克卢汉与福勒之思想差异的最佳着力点。在麦克卢汉眼中，“环境”抑或“生态”充其量是一种隐喻，是用来解释媒介整体形式的一个概念工具。可是在福勒这里，“生态”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而他要做的是将这种哲学思考方式引入媒介领域，构建起更具革命性的媒介哲学。麦克卢汉更多是在批判主流传播学对于媒介技术本身的忽视，而福勒的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哲学根基。可以说，后者表现出更大的理论野心和哲学抱负，他直接将媒介研究置于当代哲学批判的前沿阵地，基于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重新审视物的问题，从而提出了一种生成性的媒介本体论。
　　福勒主要援引了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生态哲学观点，而与之长期合作及对话的几位学者，包括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霍华德·斯莱特（Howard Slater），一起为《媒介生态学》的写作提供了一条“连贯的参考线索”（福勒，2019：10）。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一系列作品中，“原”、“根茎”、“混沌系”、“无机层/有机层/异质成形层”等带有生态学意味的概念俯拾皆是。不同于浅层生态学将自然客体化，也不同于深层生态学将自然主体化，德、加二人关注的是物质内在的或自然发生的自我组织模式，其中，“最重要且最普遍的模式都与差异化和固结的过程相交织……这些过程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发展以及生命的演化”（W.霍兰德，2016：23）。他们宣称，生态哲学领域研究的是“生态学与哲学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结合生态学“将万物关联为一个整体”的方法论，来对特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所以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Bogue，2019：328），而这种哲学研究极大地发掘了物的能动性。
　　正如麦克卢汉看到海德格尔踏着电子时代的巨浪而来一样，福勒发展媒介生态学其实是在宣告一个事实，另一种哲学正在机器、数字和电子熔铸的世界里围绕“敞开的整体”进行思考。这种整体主义哲学与原子论、还原论、本质主义的世界观相对，认为“关系‘先于’关系中的事物，由这些关系交织而成的系统性整体先于其组成部分”（Callicott，1989：110），而与之相呼应的新科学是生态学与新物理学，因为它们强调“过程先于实体，而能量比物质更为根本”（Callicott，1989：89-90）。从哲学史角度来看，康德哲学为其所处时代的科学，即牛顿科学，提供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学，而生态哲学之于当代科学同样具有特定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的意义，这种当代科学将拼贴的空间、扭曲的时间以及各种非线性效应作为对象，形成了以复杂性科学或是动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
　　在美国生态哲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看来，“生命的通道——食物链——保证单个植物或动物完成能量输送。生态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核心且严酷的事实：能量，作为自然经济的硬通货，从一个有机体流向另一个有机体，它不像铸币那样从这只手传递到那只手，但可以说从这个胃流向那个胃。吃与被吃，生与死，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忙碌”（Callicott，1989：91）。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福勒笔下，“媒介生态是一节节梯状寄生物瀑布。寄生物们在彼此的胃里翻搅，无休止地吞食……所有这些媒介器官凭借其特殊本事，相互捕获，互相抓牢并相互洞悉。……一种媒介能够提供进入另一媒介或其外部的途径”（福勒，2019：364）。
　　这两句相似的表述，都显现出新自然观的要点在于生成论。作为一个“敞开的整体”，大自然和生态系统并非单个部分的综合，它们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超级有机体。显然，生成论为福勒理解媒介的生成性奠定了基础。“它们（媒介元素）在媒介生态中的传播过程有可能会经历多个中间部分”，所有这些叠层被实时实施，这是一个“未受任何控制的活的过程”（福勒，2019：368），种种组合形式的构造过程体现了一种在流变的关系中构成物质的发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不是融合、不是共存，而是一种转化，各自在媒介中成其所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黄旦，2019）。而福勒在面对这样一种生成性时，选择了“索性放任它们去为其所为”（福勒，2019：368）。
　　关于人与媒介、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福勒与麦克卢汉的观点明显不同。麦克卢汉对背景性媒介的阐释体现了浓重的现象学气质，在康德“哥白尼革命”传统的影响下，他拒绝承认第一性质，认为所有事物的性质都是第二性质，都是与人类知觉内在相关的性质。这种媒介哲学的逻辑要点在于，作为环境的媒介直接决定了人类的知觉结构，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地位。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的整体形式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相关物而存在，而他所谈及的关系不过是人与媒介及其展开的世界“面对面”的关系，从而自始至终被囚禁于对人类意识而言是外部的内部，通过对主客二元区分的消解更深地封闭在主体性之中。
　　与之不同的是，福勒的整体主义论调扎根于生态哲学所塑造的自然图景，直接脱离与人的相关性，着眼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由于生态哲学强调关系先于实体，一来依托于实体论的主客二元区分被淡化了，二来事物的性质被定义为在和人以及其他有机体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潜在性。在这里，意识或主体的作用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不同于二元论当中作为一种独立实体的意识，整体主义所谈论的意识是“依附于有机体且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意识”（卢风，2012）。换言之，主体性生产是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固定的形而上学差异在关系中相互过渡，所以当代哲学的任务在于挖掘一组组模态中的潜在条件。当福勒意识到媒介生态中的潜在性与偶发性要比实在性更加丰富时，他的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并尽其所能地去描绘充斥着各种潜在性条件的生态系统。在福勒的理论构想中，“生态”一词关联的是一种哲学思考方式，要以尽可能引发联想或触发生产的方式，绘制出“潜在之潜能”的图谱。在这种媒介生态学中，“媒介”概念所预设的并非与人类意识结构紧密相关的整体形式，而是在“信息技术涉及的跨越政治和自然生态的多重生态”中能量流通与转换的“中间位置”（Hertz，Parikka，2015），指向了媒介的居间性与生成性。
　　总体看来，麦克卢汉关注的是媒介的整体形式，着眼于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内外交互的关系结构；福勒关注的是媒介的调节能力，着眼于完全敞开的整体或开放的系统、一系列复杂与动态的关系模式。尽管二人都有“消除主客二分”的共同目标，但各自努力的方向以及归属截然不同。他们都借鉴了生态学模型，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孕育出两种类型的媒介生态学。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努力被媒介环境学矮化成一种媒介静力学的话，那么福勒所开创的传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动力学传统：“从马修·福勒、许煜、库尔德利、赫普等人当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广泛意识到建立一种新的媒介观的必要性，必须超越伊尼斯和媒介环境学的媒介静力学，必须打破那种静态平衡的媒介环境观，找到媒介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于是，笔者干脆直接将这种新媒介观称之为媒介动力学。”（马新瑶，胡翼青，2023）
　　
四、结语：突破静力与动力的边界
　　“17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观察世界，觉得世界是混乱的、活跃的、有机的……而在牛顿之后的50年，人们能看到的都是秩序——有序、静止、平衡和和谐”（T.金，2018：15）。但如今，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科学家们已然对传统模型失望，致力于寻找观察世界的新方式，与经典科学相对立的复杂性科学出现。作为整体论、非线性和复杂性的凝聚，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新进化理论试图超越秩序，并从本质上极其混乱的前提中构造系统。基于一系列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及其提供的科学隐喻，一种辩证的整体关联主义致力于传统二分法，特别是针对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将整体和部分连同它们在其中运作和共生竞争的大环境一起，视作系统性的、不可还原的、相互建构的生态学（整体关联）现象。
　　作为整体关联本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科学主张，量子力学呈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实在”观，它与我们所认为的“日常实在”完全脱节，导致我们无法以任何直接或具体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量子理论讨论的不是粒子本身，而是“量子物质”以辩证的、非牛顿的形式具有“波粒二象性”（Herbert，1985：61），这取决于观测者观察量子物质的方式。与牛顿世界观相反，量子理论中不存在基本持久的实体，而且作为量子场的基本构成，其能量场或“物质”也没有固定属性。一方面，“量子实体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向我们展示出来‘显性’，它的可见的兼容属性只代表了其各种可能性（它的全运动或隐性）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量子晶格包含了那些隐藏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把一个量子实体与一个经典的‘牛顿’对象区别开来”（Herbert，1985：181）；另一方面，量子物质说明观测者与物质之间相互建构，指向人与物之间的“内-行动”（intra-action）关系，“与通常所说的‘互动’相反，‘互动’假定有独立的实体先于其互动，而‘内-行动’的概念认识到不同行动者并不先于其内部的行动，而是由其内行动而产生”（Barad，2007：33）。这样一来，“不同”行动者仅在关系意义上而非绝对意义上有所不同，人与物由此获得了本体论上的同等地位，而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各自作为实体的能动性。
　　新实在论的影响力很快辐射到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人们惊喜地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正在以一种严肃的方式与社会哲学产生联系，进而与媒介哲学产生联系。首先，一场被命名为“思辨实在论”的欧陆哲学运动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拉开了序幕，作为该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提出所有尺度（从亚个体到跨国）的社会实体都涉及一种与波粒二象辩证法相关的结构，它们在“集合”（assemblage）中获得实在，并时刻处于流变之中。以关系的观点看社会现实，从而将行动能力从主体重新分配到由人、物和叙事组成的社会-物质网络中，由此，网络所带来的流动性、交互性和连接性构建起社会复杂性（DeLanda，2006）。除此之外，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在另一种版本的研究中使用了类似的“集合”抑或“装配”视角。
　　值得肯定的是，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福勒将关于生成与流变的哲学观点大胆引入媒介领域，构建起一种具有系统动力学特征的媒介生态学，这是一种有益的开创性尝试，而且相比于媒介环境学粗糙的、机械式的媒介观，这种新实在论的媒介观确实值得重视。但是，福勒试图通过生成性媒介本体论去描述媒介技术的耦合，忽略了媒介的“波粒二象性”，导致这一理论在创新的同时带来了破坏。这种破坏性体现在，将媒介体系的生成还原为无序的分子布朗运动之后，媒介生态学无法为生成性媒介认识论的后续开展提供真正的帮助，毕竟在放弃一切规则与秩序之后，就很难再继续推进具体的研究。它只能描述而无法分析，一旦认定世界和生命赋予意义的秩序不复存在，人类对世界所有的认识便会在一片混沌中迷失方向。福勒的观点确实让人觉得破坏得很彻底，但这种缺乏辩证思考的极度的深刻，恰恰使得生成性媒介本体论走到了尽头，它让传播研究走向了“媒介之后，空无一物”的境地。
　　能与生成性媒介生态学形成共鸣的是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媒介理论。因为和福勒一样，弗卢塞尔清楚地意识到当下世界的秩序已然崩塌，“那些曾经将宇宙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概念划分为不同判断的规则慢慢消逝。宇宙被分解成量子，判断被分解成信息碎片”（弗卢塞尔，2021：9）。人们别无选择，只得纵身一跃，进入新的时代，“新的宇宙和意识的基础是对可能性的计算。这意味着从此刻开始，‘真’和‘假’这样的概念只能指涉不可到达的极点，它们不仅在认识论，而且在本体论、伦理和美学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弗卢塞尔，2021：10）。在这个纷乱的宇宙中，装置应运而生，因为人类面对必然走向混乱无序的宇宙，唯一能做的对抗便是“赋予信息”，而装置的诞生正是为了生产、存储和传播信息。但和宇宙越来越一致的是，最早人为创造的装置也正走向自动运作，“自动化潜在的危险在于，在达到了人类的预期目的之后，装置还会继续运作并生成人们计划外的结果”，也就是说，装置的运转程序实际上和生态系统的生成过程类似，都是“一种各种情况可能会随机发生的游戏，一种被编排的偶然事件”（弗卢塞尔，2021：12），当装置的自动化发挥到极致，其主权一定会从人类手中解放出来。
　　但显然，弗卢塞尔似乎比福勒更了解媒介“波粒二象性”的特征，他强调具象化的重要性，谨防其思考完全跌入不可知论。弗卢塞尔指出：“人们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空洞而抽象的宇宙中，保有这样破碎而抽象的意识。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努力使宇宙与意识具象化，必须将这些粒子组织起来，使它们实体化（变成可抓取、可想象、可触摸的）。”（弗卢塞尔，2021：10）所有动态语境之下都有或隐或显的秩序在交织重叠，弗卢塞尔显然要比福勒更清楚这一点。在前者看来，“20世纪末，作为技术图像符号之一的数字符号正是利用计算机这一装置，使历史转换（崩溃）成点，并再次以组合的方式创造了程序的启蒙，即发挥粉碎历史的功能”，数字符号所生成的新图像与通过模拟抽象而来的传统图像不同，它“将点的要素进行组合，这意味着它忠于程序的计算要素”，同时，“这种图像并不是抽象的图像，而是指向具体之物的移动的产物”（金成在，2023：序言5）。这说明弗卢塞尔采取了一种集合视角的整体观，集合看似以一个流变的整体运行，但并没有因其复杂性、流动性而失去其实在性、物质性。也就是说，福勒只看到世界被分解成无数的粒子或异质的元素，它们时刻处于生成与流变的状态，而弗卢塞尔则更明确地紧扣住数字互联网技术的主题，将媒介研究聚焦于通过边缘计算而链接起来的巨大的云数据，以及具有强大算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换言之，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具有行动力和组织力的媒介”提供了现实投射，才使得抽象的媒介概念获得了具象化的基础，从而为媒介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有价值的媒介本体论，一定是为媒介认识论打下基础，一定要有助于从人类知识的角度研究媒介。媒介本体论发展到目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当物质能动性在这种本体论中被进一步释放以后，它甚至表现出一种能够引领当代哲学发展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认识论，势必需要以一种更贴近新实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媒介问题”，把媒介问题看作是一个波粒二象性问题：媒介像波一样运动，又具有粒子态的结构。一方面，我们需要呼唤一种奋力向前的媒介动力学，因为它“探寻媒介所创造的新的可能，而生命的动力总是存在于持续向前，不是抵达某一终点”（黄旦，2022）。媒介动力学意味着探索各种媒介技术元素的运动模式。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生成过程中的偶然与随机都是“隐”秩序和“显”秩序之间相互重叠的结果，“粒子态”的结构始终是不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面向，这种相对的媒介静力学探索的是各种媒介技术元素的集合。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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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璟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讲师，胡翼青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