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丽 何啊龙
　　【本文提要】武汉大学樱花作为一种“情感植物”的“网红”之路具有多元复杂的发生机制，映射了数字时代公众情感实践的流动及变迁。本文提出“媒介化情感链”的概念，用以阐释数字空间中作为状态的个体情感和作为基调的社会情感之间的连接与转化。研究认为：武大樱花经历了“美好与浪漫”、“文明与历史”、“希望与感恩”等多重话语建构，特定的媒介事件牵引出媒介化情感链的对齐和汇流。公众情感既是复杂多面的“情感矛盾体”，更是特定历史时刻被“神话”建构的“情感凝聚体”。历史、事件与神话是理解公众情感汇聚流动的三个维度。历史记忆为情感底调，媒介事件是决定性的情感发动器，“抗疫云赏樱”作为仪式性的媒介事件，创建出“英雄之花”、“抗疫之花”的神话叙事。这为樱花注入了全新的情感内容，疏浚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群体的心理创伤，连接公众艰难抗疫的情感记忆，折射出复调多维的社会情感光谱。
　　【关键词】媒介化情感链 情感归属 历史记忆 媒介事件 叙事神话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情感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情感研究在诸多学科中成为新兴方向，学界将其界定为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emotional turn）（Clough & Halley，2007；Scheer，2012）。探寻情感的所系、所感、所变是理解社会结构及公众话语的重要维度，也是一个可以深度洞察时代更迭与社会心态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结构中情感的特质及流变一直为学界关注，包括民国社会公众的集体同情（林郁沁，2007/2011）、当代社会中的嫉妒与怨恨（成伯清，2009）、大众媒介呈现的同情、愤怒等（袁光锋，2018，2022）。数字时代的媒介语境更是极度放大了情感的传播力度及影响。“公众的情感表达、关于情感的修辞、话语、语言、网民情绪等都成为公共领域研究的对象”（袁光锋，2016，2021）。社会情感的媒介表达往往构成一种可见的情感文化实践。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数字时代的情感实践何以形成?通往何处?又如何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归属?这是本研究期冀探讨的方向。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武汉大学樱花（以下简称武大樱花）作为一种“情感植物”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武汉大学素来以校园景色壮丽、建筑优美而闻名于世。胡适曾言：“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①自民国以来，赞颂这所大学之美的文章不计其数，多集中于其建筑山水名人胜迹。互联网时代，武大在赛博空间的标志性媒介符号渐渐聚焦于一种植物——樱花。樱花并非武大校园的原生植物。根据1930年6月的统计，武大新校址种植的林木中并无樱花的印记。②据吴骁（2015）考证，武大第一批樱花是1939年为侵华日军所植；现有的武大樱花，除了本国出产的，既有侵华日军当年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之后赠送的“友谊之花”。2014年左右，一组樱花女神的照片在社交媒体走红。③武大樱花不仅成为一种“网红植物”，也逐渐成为武大这所百年名校乃至武汉市的象征性符号，并在不同的媒介事件中投射出社会复杂的情感脉动。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所激发的社会情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度和强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在短时间内迅速触动每一个个体的情感神经，又在时空流转中潜移默化地重塑或强化社会情感。一如个体以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为“树洞”和“哭墙”，表达哀思，分享喜怒哀乐（周葆华，钟媛，2021）；亦或个体在豆瓣话题“#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记忆”下展开多模态的记忆实践，书写既属于自己，又汇入时代的瘟疫年纪事（韩婕，李红涛，刘于思，2023）。当灾难席卷而来，每个人都被迫卷入其中。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借助各种介质进行书写和表达，寻求情感宣泄及心灵疗愈。2021年3月，武大樱花如期盛开，武汉抗疫也进入纪念性的关键时刻。武大樱花成为数字媒介语境中被重新征用的情感和文化符号，其情感象征内涵发生了显著迁移。央媒与武大共同策划了“英雄归来！援鄂抗疫医护赴约到武汉大学赏樱”抗疫赏樱直播专场。“樱花烂漫，英雄回‘珈’”，武大樱花作为一种“情感植物”连接了全新的情感话语，从历史语境中的“国耻之花”、“友谊之花”，社交网络时代的“网红之花”，又迁移成为“英雄之花”、“抗疫之花”，成为独具代表性的数字情感实践的勾连之“物”。
　　武大樱花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的“网红之路”具有多元复杂的发生机制，有来自民间的“红”，也有与官方建构互为呼应的“红”，与历史记忆、媒介建构和媒介事件都有着深度缠绕，映射了公众复杂的情感态度和感知，潜藏着当下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情感。公众围绕武大樱花这一媒介表征物如何展开情感文化实践，数字情感文化的形成机制和实践路径都是我们着力挖掘的方向。沿着以上思路，本研究从数字情感文化实践出发，沿着微观→中观→宏观的视角，致力于考察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话语书写和情感流动的变迁路径，并在情感社会学视域下，探究作为社会结构产物的情感呈现出何种样态，以及如何扮演“显示器”及“黏合剂”的角色。在媒介化情感、互动仪式链等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媒介化情感链（mediatized emotional chain）”的概念，用以揭示和呈现数字空间中个体情感互动和共享的实践路径，以及社会情感凝聚的网状形态。
　　
二、情感、数字情感文化实践及媒介化情感链
　　（一）情感的双重维度：作为状态的个体情感和作为基调的社会情感
　　在英文语境中，emotion、affect、feeling、sentiment和mood等词汇均可以用来表达情感。社会学、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往往采用不同的词汇来指称情感（具体区分可见：Munezero et al.， 2014）。其中，对于“emotion”和“affect”的表征和使用存在较大分野。以马苏米（Massumi，2002）为代表的新情感理论学派首先强调对两者进行区分，他将affect视为一种“前个体的（pre-personal）”的张力，其先于个体意识发展，是个体对周围世界的身体感觉（bodily sensation）。Emotion则更多指向在相对短暂的阶段性事件中出现的情感，是一个心理过程，这种情感往往伴随着个体的生理反应，诸如愤怒，紧张等（Chamberlain & Broderick， 2007）。传播学者兹兹·帕帕克瑞斯（Zizi Papacharissi，2015）提出“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概念，用以指代通过情感表达被动员起来的连接/断裂的网络化公众形态，并藉此阐释emotion和affect的区隔。他认为affect是一个雨伞型术语，具有包容性，其本身超越一般感觉（feeling），成为意义建构（sense-making）的普遍方式。emotion包含在affect之中，是情感最显现的一部分（Papacharissi， 2016）。总的来说，对两个词汇表征和内涵的争论源于情感的复杂性，emotion指向个体在事件中的具体情感体验；affect则指向个体情感体验背后弥散于无形的情感环境（Leon， 2021）。
　　郝拓德、安德鲁·罗斯和柳思思（2011）同样注意到了情感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一个用以分析国际政治中情感的框架，即将不同类型的情感分为基调情感现象（background affective phenomena）和状态情感现象（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前者是长期的情感性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指向稳定的情感氛围；而后者是暂时集中的、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应急反应，指向情绪反应（袁光锋，2022：175）。由是观之，个体在某个阶段性事件中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一心理过程既受到所处情感氛围的影响，也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中演化（evolve），形成情感文化。换言之，一定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个体或群体共享的情感体验，会逐渐形成较为内在的、持续的社会情感（王俊秀，2016）。由此，情感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具有个体和社会双重维度：个体情感产生于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的具体事件中，作为状态情感存在；社会情感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其制约，具有社会性、持续性和历史性，作为基调情感存在。
　　当下传播学有关情感议题的研究存在两条脉络：一方面，情感研究重视结构主义分析的宏大框架：如袁光锋（2016）对公共领域中情感和理性二元论进行反思，解读情感、公众与公共领域构成之间的关系；卞冬磊（2020）聚焦近代报刊的“祖国”话语中的伟大情感；常江和田浩（2021）论述数字时代新闻学中情感议题对新闻认知范式的革新性影响。另一方面，鉴于互联网已然成为“情感机器”（成伯清，2021），实践取向的情感研究日益加强关注社交媒体中的公众情感表达（自国天然，2020）。如周葆华和钟媛（2021）以李文亮医生微博账号为范本，剖析了公众哀悼、树洞与延展性的情感空间；姜红、胡安琪和方侠旋（2022）以“生死界面”为题，探寻公众与逝者的数字交往。其他研究聚焦短视频直播的线上情感劳动（吕鹏，2021），游戏中的情感社交（曹书乐，许馨仪，2020），弹幕文本的情感分析（徐敬宏等，2022），等等。这一脉络的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更具“强情感偏向”。我们发现，当前情感研究更聚焦情感表达的整体呈现，我们期望借助多元方法挖掘更微观的、多维的和动态的情感结构，比如复杂情感中个体和社会双重维度的连接和转换。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选取数字情感文化实践的路径来透视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之间的连接和演变。
　　（二）数字情感文化实践与媒介化情感链
　　基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情感和实践的概念相互渗透，由此产生“情感实践”的新近研究路径（Scheer， 2012；Wetherell， 2013）。此路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数字空间中的个体情感流变和社会情感凝聚。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莫妮可·希尔（Monique Scheer，2012）提出“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概念，指出个体的情感体验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体化实践。情感实践包含动员（mobilizing）、命名（naming）、倾诉（communicating）和管理（regulating）四个方面，与个体的“做（doing）”和“说（saying）”等行为交织在一起；情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社会和文化中逐渐掌握的，与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后，社会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2013，2015）同样从实践的观点和方法出发，将情感界定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叉（intersections）和反馈（feedbacks）的复调（polyphony）中产生。作者指出情感不是孤立存在的，情感实践具有关系性和协商性，与文化意义制造纠缠在一起；对情感现象的分析和解读更需要结合自然状态、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等。
　　随后情感研究迈向“实践”的理论路径。卡特琳·多维林（Katrin Doveling）及其同事将媒介化（mediatized）情感实践概念化为“数字情感文化实践”，并提出数字情感文化理论（digital affect cultures theory）（Doveling et al.， 2018）。作者从微观话语（discourse）建构、中观情感对齐（alignment）和宏观情感归属（belonging）三个层面探讨情感的双重维度，即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如何实现连接和转化。具体而言，情感首先是个体的内在涌动，在数字空间中借助话语书写外显；个体间的相似情感在局部范围内流动，本无关联的个体开始集聚，出现跨主体的情感弥散（亦有情感对立），形成情感公众对齐（或对峙）；最终，个体情感通过话语（discourses）和意象（imagery）的集体协商（negotiation），在宏观社会和国家层面凝聚，沉淀为基调情感，形成数字情感文化，并受技术、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因素制约（Akhther & Tetteh， 2021）。
　　与此对应，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也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启发，他从微观社会学视角系统阐述个体日常互动的过程性和机制性，认为人际互动和社会网络关系由链状结构组成，共同的情感体验是完成互动仪式的核心要素之一（柯林斯，2004/2017：79）。集体兴奋作为一种持续产生的情感体验更是互动仪式作用于微观情境和宏观情境的中介要素（柯林斯，2004/2017：80）。在数字空间中，个体同样通过情感体验和共享实现互动仪式，从而融入社会群体，形成与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受此启发，本研究推断数字空间中的情感实践同样具有链式结构特征，并将数字媒介环境中个体情感的表达、流动、链接和交织状态概念化为“媒介化情感链”（mediatized emotional chain）。这一概念有助于揭示出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这两个维度之间的连接和转化：个体间情感的汇流编织成一张不断涌动的社会情感网络，充满张力，成为社会心态的“显示器”和“黏合剂”。这一概念也将提领本文的研究方向：聚焦数字话语空间中个体情感的表达、流动、对立和汇集，揭示个体情感在阶段性事件中如何流动、交织并最终沉淀为社会情感；探讨数字情感文化实践的深层动因及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本文选择新浪微博上有关武大樱花的相关新闻报道、热门话题和公众评论进行数据爬梳和文本分析，拟回答如下问题：（1）个体在数字空间中针对特定话题和事件如何表达情感以及表达了怎样的情感?（2）个体情感如何演变和沉淀为社会集体情感，即“媒介化情感链”如何编织而成?（3）数字情感文化实践在更广泛的社会和国家层面上形成了何种情感归属?
　　
三、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平台，泛指一种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组织和用户的数字化构造（van Dijck et al.， 2018）。个体的意见、情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汇聚，由此共振为可见的社会情感脉搏，并随着公共事件的进展而变迁流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导致个体情感体验得以进入公共领域（袁光锋，2018）。微博是当前最具有公共领域气质的媒介平台，各种新型的文化情感关系在此数字空间中被建立（马丽丁娜，朱丽丽，2023）。根据新浪微博发布的数据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达5.82亿，日活跃用户达到2.52亿。④微博成为典型的充满活力、情感丰沛的数字媒介和公共领域（Zheng et al.， 2021）。
　　我们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爬梳相关经验材料，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1）《央视新闻》公众号有关于武汉大学樱花的相关新闻报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该账号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账号，拥有超过1.2亿的粉丝，是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的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官方代表账号之一；（2）《央视新闻》相关报道下的用户评论内容；（3）与武大樱花相关的热门话题，包含话题导语、部分个人博文和部分地方性官方账号的博文。（4）《央视新闻》2021年樱花抗疫专场直播的文字和视频内容。
　　纳入分析材料的标准如下：（1）以“武汉大学樱花”和“武大樱花”为关键词搜索博文和热门话题；（2）新闻报道的主题与武大樱花切身相关，仅在博文中出现而非主题的新闻文章和相关话题被排除。基于此，我们在《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账号中共提取25条有效新闻报道，覆盖时间为2014年至2021年。相关博文总计获得超过4.66万条转发，5.05万条评论和69.55万个点赞。此外，共搜索到相关话题281条，阅读量破50亿，讨论量破50万。最后，我们将樱花抗疫专场直播的内容转换为文字，共计获得3.04万文本内容。这些新媒体文本具有即时创建和双向交互的特性，其呈现的意义和情节在多元情感主体的不断阐释中表现出多种延伸方向和高度的开放性（冉华，黄一木，2020）。因而，这些文本所传达出的情感也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成为我们把握个体状态情感和社会基调情感连接与转化的切入点。
　　我们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展开文本分析，并进行数据化呈现。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1）对《央视新闻》报道内容、热门话题、个人评论等语料进行细读，把握武大樱花在社交媒体上网红之路的发展脉络；（2）利用微词云对相关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和词频分析，依据不同时间段分别绘制高频词云图；（3）以大连理工大学开发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为情感评价词典资源，此词典将情感分为“乐”、“好”、“怒”、“哀”、“惧”、“恶”、“惊”七大类，本研究以情感极性（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一级情感，以七个情感大类为二级情感，借助Python软件计算评论文本的情感分布；（4）对情感词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利用Gephi可视化工具绘制词汇共现网络，生成可视化图像，直观呈现个体间情感的流动、连接和交汇如何编织为网状形态的“媒介化情感链”。
　　
四、武大樱花的话语建构、情感对齐与情感归属
　　2014年3月23日，《央视新闻》官方账号以《十万赏樱人挤爆武大校园，“限客令”难挡赏樱热情》为题，配以武大樱花盛开期间游客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图片，首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武大樱花进行报道。⑤武大樱花随后经由自媒体和官方媒体的连续呈现，由地方走向全国，成为数字媒介环境中独具一格的“网红之花”。从2014年至2021年，央视新闻对武大樱花的报道集中在三个主题：1.对樱花盛开美景的呈现以及预约赏樱等事实告知；2.对赏樱过程中不文明现象的报道和呼吁；3.武汉疫情爆发后，樱花融入新冠肺炎叙事，呈现抗疫故事。而第三个主题更将公众情感推向一个崭新又复杂的面向。我们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为节点，分为武汉疫情前（2014—2019年）、武汉疫情中（2020年）和武汉疫情后（2021年至今）三个时期，分别呈现数字空间中武大樱花引发的个体情感涌动和社会情感凝聚的不同层次。
　　（一）从民间网红到官方网红：浪漫之花到抗疫之花的话语变迁
　　我们沿袭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三个面向来观照武大樱花，首先聚焦其微观话语建构。因此，我们对个体情感分析首先聚焦于个体“话语”书写。话语不只是个体情感表达和时代体验的表象，更是存在之乡（成伯清，2021）。我们提取微博评论文本和抗疫专场直播文本高频词，辅助呈现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话语建构（图1　图1见本期第58页）。研究发现武大樱花连接了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呈现出“美好与浪漫”、“文明与历史”、“希望和感恩”三组核心意象。武汉疫情爆发前，民间话语与官方报道主题存在差异。武汉疫情爆发后，樱花意象被官方挪用，民间话语发生转向，融入官方话语。
　　1.视觉叙事的第一意象：美好与浪漫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武大樱花的声名似乎都局限于地方，并未扩展到全国。社交网络催生了武大樱花从一种“地方之花”蔓延至全国。2014年前后，一组樱花女神的照片在社交媒体走红，是一个标志性媒介事件。经由社交媒介的反复发酵，春天去武大看樱花并打卡留照，一时之间成为一种新时尚。《央视新闻》对“预约售票赏樱”的报道，更推动了武大樱花的出圈，使其从一种小众青年文化，成为网络公众熟悉并追捧的新的赏景盛事，武大樱花成为“网红之花”。不难发现，樱花的“天然美”经由媒介视觉叙事的中介，形成“美好与浪漫”的第一意象。“好看”、“漂亮”、“浪漫”、“美好”等高频词贯穿评论始终。武汉疫情前，“预约”、“链接”、“门票”等高频词反映出个体实地观赏的期盼；赞叹武大樱花之美，将观赏武大樱花视为某种浪漫的仪式，成为武大樱花话语建构中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符号指向。在评论中可以看到诸多对武大樱花作为一种美好植物的倾慕和称赞，“我想赏花，去武大，去武汉走走”，“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⑦，樱花美景在社交媒体无限放大，被编织进“美好”与“浪漫”的话语建构中。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美好与浪漫”的话语意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投射给武汉大学这座百年名校的。武汉大学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一直注重构建樱花与学校之间的有机联系。武大宣传片也以樱花为核心视觉元素，宣传主题中即包含樱花元素：“是樱，更是爱与希望；是春，更是温暖与力量；山水胜处，静待君归；樱花和你，才是珞珈。” ⑧武大樱花不仅传递美好与浪漫，而且也是这座百年名校在社交网络时代更新自身媒介形象的重要符号。武大樱花因为自带知名学府的背景，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其具备某种罕见的“品位”、“格调”的气质，比之全国其他各处的樱花盛景，更为网民所青睐。“樱花”与“武大”的叠加效应，是其社交网络魅力的重要来源。
　　2.官方议题与民间争论：文明与历史
　　仔细阅读2014至2019年《央视新闻》的报道主题和网络公众的评论文本，会发现存在另一组核心意象：文明与历史。《央视新闻》多次报道游客赏樱中的不文明现象，游客攀爬樱花树，武大“樱花节”变“樱花劫”。官媒强调文明赏樱，发出“勿忘文明，爱护环境”的呼吁，既可以看作是主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也可以从中窥见官方谨慎的态度，尽可能规避容易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敏感议题。而“素质”、“文明”等高频词汇，体现了个体对官方议题的呼应，话语中蕴含愤怒和心疼的情感。武大樱花成为规劝“文明旅游”的符号载体之一。评论中写道，“好不文明”，“希望也能关注一下厦大芙蓉隧道的涂鸦被游客破坏的情况，真的很让人心痛”。⑨在这一主题下，愤怒的情感被牵引，形成一条显著的情感链条。
　　文明话语的建构可以看作由官方媒体引导的议题。颇具戏剧性的是，与此同时一直存在着另一重历史话语，则完全由网络公众主导。此时，民间话语与官方议题各行其是。樱花起源及其历史记忆，成为网络公众持续书写和争论的焦点。武大樱花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兼具“国耻之花”和“友谊之花”的内涵，“日本”和“中国”成为武汉疫情爆发前由公众自主建构的高频词。历史记忆成为公众赏樱时挥之不去的情感阴影。网络空间不乏个体激烈的情感表达，“武汉大学的樱花当年是日本占领武汉时栽种的” ⑩；也不乏相对理性的声音：“樱花寿命只有几十年，日本侵略时候的早死绝了，现在的樱花是武大自己种的，还有是中日建交时送的。” [11]在公众生活深度媒介化的现状下，在线争论和话语建构突破现实生活中的物理边界，其产生的情感比离线情感更强烈，由此引发的情感激荡更为显著（Goldenberg & Gross， 2020）。
　　3． 新冠疫情下的抗疫内涵：希望和感恩
　　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无论是疫情中、疫情后乃至抗疫专场，有关武大樱花的话语建构出现了第三组核心意象：希望和感恩。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全国医护驰援武汉。医疗工作者前赴后继，舍身抗疫，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社交网络中公众的话语书写适时地反映出公众情感的新动向。2020年3月，武汉疫情尚未结束，居民暂时居家隔离，武大校园封闭，无法再现往年人潮涌动的赏樱盛景，但武大樱花的如期盛开，在公众媒介中催生出崭新的话语。樱花开放的时候，正是武汉疫情胶着的关键时刻。“春暖花开”、“加油”、“疫情”、“希望”、“期待”等高频词折射了公众强烈的期望情感。个体不断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对身体和心灵进行自我抚慰，回避疫情带来的负向情感，表达积极情感，并将希望和感恩的情感寄托在武大樱花之上。“夜走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同醒来，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等你” [12]，温情和祝福的话语于数字空间连接了无数个体。
　　正是在武汉疫情中，武大樱花第一次与感恩连接在一起。“感恩”、“感动”、“感谢”、“致敬”、“英雄”、“医护人员”、“谢谢”等高频词密集出现在武大樱花的话题之中。这组话语传达出武汉人对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牺牲与奉献的感恩，也传达出对全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感恩。“春暖花开”、“欢迎”、“如约”等高频词记录了武汉大学承诺疫情过后，将邀请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及志愿者重回武大再看樱花的盛情，以“樱花”传达了感恩之意，同时也传达出武汉人民对樱花依旧盛开，疫情终将散去的期待和笃定信念。“希望和感恩”的话语建构也将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武大樱花成为彼时彼刻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一种连接性情感符号。不仅如此，武大樱花也被官方媒体征用，融入抗疫叙事，成为连接官方与民众的一座桥梁。此时，民间话语发生转向，与官方话语保持同步。2020年3月，《央视新闻》报道了一则新闻：《武大学生通过代码敲出樱花开放，无数个“武汉加油”汇集在一起》，获得1.4万多条评论。“武大”、“樱花”、“加油”、“厉害”、“优秀”的奇妙组合传达了武大樱花在武汉抗疫中独特的象征性力量。武大樱花的话语建构转移到“希望和感恩”，其内涵外延在特定媒介语境下发生了巨大迁移，从“浪漫之花”变成了“抗疫之花”。
　　武大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经历了从民间“网红”到官方“网红”的变迁。其微观话语也是多重面向和迁移流动的，所暗含和涌动的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亦是如此。伴随着话语建构，折射的是个体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情感表达，诸如愤怒、悲伤、快乐和希望等。通过在线流动和互动，散落的个体情感被连接，被赋予集体属性，折射出宏观层面的社会情感。
　　（二）编织“媒介化情感链”：媒介事件中情感的流动与对齐
　　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第二个面向是“对齐”（alignment）。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情感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扩散的，多向的，更重要的是与离线实践交织在一起（Doveling et al.， 2018）。话语建构的主体因价值取向、情感倾向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既可能产生情感共鸣，又可能出现情感对立。情感由此成为数字空间中个体集聚或对立的关系资源。情感的在线弥散和群体共享作为数字话语空间的显著特征，构成数字情感文化的基石，也不断编织为具有张力的情感链，在数字空间中涌动。我们首先提取七大类情感词，统计每一类占比，呈现情感的整体倾向。[13]其次，借助情感词的语义网络图表征“媒介化情感链” [14]，并佐以“樱花起源之争”和“抗疫云赏樱”两个媒介事件，以此来具体观察数字媒介环境中情感链的连接与涌动。
　　1.三个时期情感分布及“媒介化情感链”的总体特征解读
　　从情感分析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武大樱花相关话题引发的情感整体呈现积极倾向（图2 图2见本期第61页）。分时期来看，武汉疫情爆发前，积极情感占比58.32%，消极情感占比41.68%，二者相差约17%，成6:4分布。这一时期消极情感的占比较高，且远远高于武汉疫情爆发时（21.75%）和武汉疫情后（13.20%）。在二级情感方面，“好”的情感最为强烈，占比48.09%，而“恶”的情感占比29.98%。武汉疫情爆发后，积极情感占比明显上升，消极情感占比下降。从一级情感分类来看，武汉疫情中，积极情感占比达78.25%。武汉疫情后，积极情感占比高达86.80%。从二级情感分类来看，“好”的情感在武汉疫情中（68.89%）和疫情后（77.20%）占比不断攀升（图2 图2见本期第61页）。我们亦对部分二级情感对应高频情感词的典型涵义进行了释读（表1　表1见本期第61页）。具体来看，武汉疫情前，个体对赏樱不文明行为的谴责，以及樱花起源之争中的反对观点，是导致消极情感占比高的主要原因。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官方媒体挪用武大樱花这一媒介符号，热门话题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传递抗疫正能量，积极情感被牵引和放大。
　　情感词也是话语词，语义网络分析结果进一步呈现出公众情感在话语空间中流动并被牵引，形成多条情感链。具体来看，武汉疫情前的2014至2019年，情感链围绕“美丽”、“喜欢”、“文明”、“素质”、“日本”五个中心词网状铺开（图3　图3见本期第62页）。“美丽”和“喜欢”勾连个体对武大樱花赞美（漂亮、迷人）和未能赏樱的失落（遗憾、羡慕）情感。“美丽”是视觉叙事的核心表征，成为贯穿始终的中心情感词，奠定个体情感基调；“文明”和“素质”勾连个体对不文明赏樱行为的谴责和愤怒（人渣、野蛮）消极情感；“日本”勾连个体对樱花“友谊”和“国耻”之争的积极（和平、邦交）和消极（国耻、悲哀）对立情感。武汉疫情之后，情感词语义网络呈现出新的变化（图4　图4见本期第62页）。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美丽”这一基础中心词之外，出现“希望”、“美好”、“英雄”、“春暖花开”、“优秀”、“厉害”等与新冠叙事密切相关的多个中心词。新的语义中心词分别勾连了个体对疫情散去的期盼（恢复、正轨），对抗疫英雄的歌颂（致敬、恩情），对大学生专业能力和精神品质的肯定和赞扬（人才、鼓掌）等积极情感。而在武汉疫情集中爆发过后的2021年（图5　图5见本期第63页），情感语义网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聚焦，“英雄”成为绝对中心的情感词，勾连诸多正面情感，如个体对战胜疫情的期盼（春暖花开、希望、美好）；对抗疫英雄的感激和重返武汉的欢迎（致敬、盛情、伟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健康、平安、幸福），等等。
　　2.媒介事件中情感的对齐与汇流
　　数字空间中的个体情感借助话语书写外显，通过情感弥散和情感集聚形成若干“媒介化情感链”。情感实践在呈现流动汇集形态的同时，势必也存在诸多割裂性质的情感对立。数字空间中发生的媒介事件成为考察“媒介化情感链”流向的关键节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赋权创造出全新的公众政治参与的机会结构，新媒体的实践则使普通群体的权力和能力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多领域内得到提升，公众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丁未，2009）。杨国斌（2009）强调公众参与网络事件的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情绪，参与者并不看中个人的利益得失，在乎的是身份归属与情感共鸣，最终成为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新媒体所形塑的数字空间更是消解了传统媒介事件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限，形成了由主流媒体、自媒体、普通网民等多元情感主体与事件共同组成的动态叙事框架和流动情感网络（冉华，黄一木，2020）。李红涛（2021）进一步强调从“事件链”和“生命史”的角度，打破媒介事件的扁平化，聚焦其在空间和时间层面的延展，并强化媒介研究的历史感。因此，考察数字空间中不同时期的媒介事件引发的情感激荡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媒介化情感链”的纵向演变。
　　对立与对齐。我们注意到，在关于武大樱花引发的对立情感中，“樱花起源之争”相关话题非常典型。樱花虽然是由中国传播去日本的古老树种，但樱花与日本民族性格的连接早已深入人心。在日本，樱花的形象被大量利用，其视觉美学被转化为“大和魂”，象征日本人独有的精神本质。近代日本在追寻自身民族性与文化价值时，从樱花中提取了“高洁”、“短暂而绚烂”等精神特征，并将之赋予整个国家（佐藤俊树，2005/2021）。代表日本精神的樱花树，在帝国扩张时期遍植殖民地，形成美学动员（大贯惠美子，2002/2016）。日本侵华历史的惨痛记忆导致的不信任与反感深埋于中国公众集体无意识中，历史镜像同样也折射在武大樱花符号之上。若干支持话语蕴含积极情感，譬如：“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 [15]反对话语则蕴含消极情感：“赏什么樱，建议砍了，那可是日本樱花”，“中国哪怕遍地樱花，也改变不了樱花的文化意义，武汉大学种植宣扬樱花本身就是很大的错误，只记花美不记仇” [16]。以“日本”为中心的情感链发散出“国耻”和“友谊”两个情感维度，围绕着樱花的现实与历史，建构出积极与消极并立的情感光谱。需要指出的是，同一“媒介化情感链”伴随着主导性的社会议题也会发生明确的变迁。2020年和2021年，与樱花相关的一万多条微博评论里，提到“日本”的评论仅仅十几条，高频词里也未出现，意味着这个话题已经被新议题遮蔽和淹没了。
　　樱花和日本的历史羁绊，引发了公众不同的话语建构和情感基调。情感的社会建构是一个交错往复的过程，它在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中展开。经由“樱花起源之争”这一媒介事件所形成的媒介化情感链，展现了不同主体情感的对立和对齐，反映了在历史记忆和媒介事件交互影响下主流社会深层脉络中复杂的情感共同体。
　　牵引与汇流。通过话语和意象的集体协商缔结成的媒介化情感链，不仅存在对齐及对立，也可从语义网络分析结果中窥见媒介事件之于情感链的汇流与牵引。语义网络图中情感词共现的变迁（见图3、4、5），很明晰地指向“武汉新冠疫情”是一个决定性和变革性的媒介事件。正是在特定媒介事件的语境下，武大樱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武大樱花引发的“媒介化情感链”呈现出牵引与汇流的新特质。这种新特质不仅仅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其中重要的推手之一当属官方媒体对武大樱花的符号挪用和核心意象再造。
　　武汉疫情期间，武大樱花的符号被主流媒体挪用和重新建构，赋予其全新的意象和情感内涵，成为疫情阴霾下人们的精神寄托。《央视新闻》数度结合#共同战疫#热门话题，对武汉抗疫进行持续直播，并邀请公众线上“云赏樱”，累计突破一亿次观看量。数字媒介改变了赏樱这一具身实践的时空配置，成为居家不能外出的个体情感表达和宣泄的新出口。此外，2020年3月23日由新华社、中国移动和武汉大学官微联合发起的“云赏樱”直播活动，以“武大校长带你赏樱，讲述樱花树下的战‘疫’故事”为主题，吸引了124万网络公众实时观看。在直播中，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表示：“武汉大学来年将举办医护人员赏樱专场，向全体援鄂医疗队员发出诚挚邀请。明年樱花盛开时，请抗疫英雄和家人一起到武大赏樱，回馈并感谢一线抗疫医护人员。” [17]2021年3月13日，《央视新闻》以两个半小时的时长全程直播武大樱花季抗疫专场，实现线下线上情感实践的联动。武汉新冠疫情的公众叙事原本是一个“延展性的情感空间”（周葆华，钟媛，2021），如果说，在李文亮微博评论中，集中呈现了公众的哀悼之情，那么在樱花话题下聚集的恰恰是公众的祈盼之情。疫情初期的哀悼、恐惧、慌乱、愤懑乃至绝望，经由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共同建构与牵引，个体情感从哀伤转向感动，从恐惧转向希望，从愤懑转向感恩，樱花主题下祈盼、希望、感动、感恩等积极情感不断汇集，形成了积极的媒介化情感链。相较李文亮微博评论空间中形成的“哭墙”与“树洞”（周葆华，钟媛，2021），产生了颇具意味的对比。
　　樱花意象映射的媒介情感链向积极、宏大的英雄叙事的汇流，可以看成是多元行动主体共同编织而成的话语空间。首先，当然是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牵引的结果，但不仅如此，公众心理的自我疗愈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积极情感扩展和建设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认为积极情感有助于个体心理资源（如韧性、乐观等）的强大和发展，有助于更从容地应对危机事件造成的潜在创伤和消极心理健康结果（Fredrickson & Levenson， 1998）。研究表明，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部分美国民众的积极情感体验，如感恩、爱和兴趣等，降低了他们经历抑郁问题的风险（Fredrickson et al.， 2003）。仪式化的“抗疫云赏樱”媒介事件中，“媒介化情感链”映射出官方与民众共同建构了一场大型社会心理疗愈活动。英雄、希望、美好、感恩等情感，跨越个体、时间和空间，成为更宏观意义上社会和国家层面的精神纽带和情感黏合剂。
　　（三）樱花的社会情感归属：情感矛盾体和凝聚体
　　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最后一个核心特征是“归属”。情感借助命名、表达和流通等环节，被赋予公共和集体属性（Davidson & Milligan， 2004）。作为状态存在的个体情感最终演变和沉淀为持久稳定的社会情感，即基调情感。个体情感在更广泛的关系和社会层面的情感连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心态的集合，媒介化情感链的汇集最终折射出的是情感公众的文化和社会归属感。
　　1.“情感矛盾体”：历史记忆与媒介建构
　　武大樱花的网红之路折射的是数字平台中公众复杂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情感。当下，数字平台日益成为公众记忆保存和情感管理的新基础设施。公众可以通过媒介更好地完成记忆工作，包括捕捉、记录、保存和唤起等实践形式（Lohmeier & Pentzold， 2014）。公众的情感痕迹（affective trace）有迹可循，社会集体情感就蕴含在这些媒介化记忆工作之内，并根植于社会惯习之中。尽管在我们对樱花议题的爬梳中，并未发现诸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执舆论之牛耳的新闻机构对樱花与日本侵华历史的联系进行公开表述，但公众的讨论却从未忘记樱花的历史起源，以及背后羁绊的沉痛过往。在数字媒介生态域下，公众不再是简单的新闻受众。个体的情感实践不仅由主流新闻的惯习和价值观塑造，更由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主观认知决定。个体既可以通过制造议题扮演“情感发起者（initiators）”的角色，也可以通过关注、转发、评论成为“情感经纪人（brokers）”。不同主体的交流既是历史记忆的集体唤醒，也是“媒介化情感链”的形塑过程。
　　尽管数字平台赋权使得公众情感的表达有了相对开放的空间，但是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才是形塑“媒介化情感链”的决定性因素。主流媒体的官方账号实际上是国家层面话语权力的延伸，这样的角色赋权允许它们能在数字媒介中策划有影响力的新闻议题，建构有仪式感的媒介事件，成为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意见领袖”。事实上，从早期《央视新闻》的报道可以看出，议题多聚焦于“预约赏樱”、“文明赏樱”等社会现象。与自媒体平台及公众评论中反复呈现的“追溯”樱花历史的愤怒与反感不同，主流新闻机构谨慎地抑制了容易引发公众负面情感的新闻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和缓释了公众情感中内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紧张。在现代新闻业中，情感元素一直是新闻生产中的核心要素，新闻工作经常将情感考虑在内，从而塑造讲故事和呈现的方法（蒋俏蕾，陈宗海，陈欣杰，2021）。情感表达有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和深度参与新闻话题（Peters， 2011）。在新冠疫情这样极易激发个体负面情感的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主流媒体征用樱花这一媒介表征物，通过情感话语激活公众的共情因子，提升传播效果，发挥正面舆论引导作用，把积极的社会情感传递给每个个体（黎藜，吴嘉恩，2021）。其作用是引导个体情感，营造社会情感，辅助社会治理（王俊秀，2016）。
　　特殊的历史记忆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媒体和个体话语的协同建构，赋予了武大樱花“情感矛盾体”的属性。和平时期，武大樱花是“浪漫与美好”的表征，当媒介负面报道或特定媒介事件出现，往往是情感公众被询唤出屈辱的历史记忆，樱花由“红”转“黑”之时。武汉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樱花又被赋以“抗疫神话”、“希望与感恩”的情感内涵。正是经由数字空间中的多元建构，武大樱花集“国耻之花”、“友谊之花”、“浪漫之花”、“抗疫之花”等多重情感意涵于一身，成为一个复杂多面的“情感矛盾体”，而这种矛盾属性也使其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2.“情感凝聚体”：特定媒介事件下的“神话”叙事
　　植根于惯习中的情感遵循着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实践逻辑，逐渐成为一种集体共享文化实践（Plamper， 2010; Wang， 2008）。有关抗疫的集体情感记忆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2016）强调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人们共有的情感记忆基础之上。国家既是“我们的情感对象”，同时也是“有情感的共同体”。新冠疫情爆发成为国家灾难性事件，引发社会强烈的不安和恐惧（张梅兰，陈先红，2021）。集体经历和灾难叙事主导着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重新理解。官方对那些涉及社会重大损失和构成集体悲剧的灾难的纪念，成为重申主流价值观和增强国家认同的仪式性做法（Zhang， 2022）。新冠肺炎疫情成为需要被铭记的集体灾难，其衍生出的社会集体情感有助于实现社会凝聚，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重要精神营养（肖波，黄晶莹，2021）。这也正是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通过强化情感治理来应对公共卫生灾难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武汉新冠疫情需要通过仪式性的“神话”建构，重新凝聚社会情感，增强社会信心。
　　回溯“媒介化情感链”的编织过程，武汉抗疫及抗疫赏樱专场无疑是具备连续性的重要媒介事件。2021年度樱花盛开之际，正是武汉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0家的国内外媒体平台参与了武汉大学2021年“云赏樱”网络直播活动，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达7.5亿次。“云赏樱”成为情感公众表达积极祝福的实践之所。诸如：“好美，期待英雄城市疫情早日结束”，“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等话语[18]，无疑极大地扩展了樱花原本的情感内涵。因为与武汉、武汉大学的地缘关系，樱花成为“抗疫神话”最好的情感表征。媒介事件不仅唤醒了在线公众的情感记忆，更将公众情感长久保存下来，形成媒介化情感感知。《央视新闻》在2021年的报道提到“今年武汉樱花的花语多了份含义”。援鄂医护人员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武汉，疫情散去，春暖花开，战疫英雄与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久别重逢。一位观看直播的网友评论“武汉协和西院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地方，我家人战斗过的地方” [19]，得到大量点赞，武大樱花由此成为新冠疫情“抗疫神话”的情感表征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官方媒体主导了樱花作为“抗疫之花”的神话建构，民众的社会心理自我疗愈仍是不容忽视的视角。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ory）指出：个体借助仪式和象征性实践从个人状态中脱离出来，参与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再生产（Durkheim， 1976）。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间情感被相互激发，情感的交流产生社会归属和集体信仰。例如，Garcia和Rime （2019） 追踪并分析了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后6万多名推特用户的数字痕迹，发现在短暂的负面情感表达后，与团结等积极情感相关的词汇量显著增加。作者还指出受到集体创伤打击后的社会并不是只以负面情感来回应，集体情感中的积极成分表达让群体更团结，让社会韧性更强。可见，“仪式化”的媒介事件不仅可以减轻创伤事件造成的紧张和焦虑等消极情感，更有助于融入集体主义价值观来传递集体记忆，凝聚社会情感（汪晓萍，2022）。进一步来看，樱花成为“抗疫之花”的神话建构，是公众情感实践的一种有效路径，在社会层面建构了艰难抗疫的情感记忆和团结抗疫的国家认同，形成一种特殊事件语境下的情感归属。
　　
五、结论与讨论
　　在情感研究这个古老又崭新的领域，我们可以窥见数字社会带来的强烈张力和深刻变化。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在线情感实践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并对数字情感文化的生成产生深刻影响（Doveling et al.， 2018）。借助数字媒介的“可见性”这一特质，我们得以通过情感分析工具及文本分析，爬梳了武大樱花议题中蕴含的“媒介化情感链”的编织、流动和归属。我们的研究首先借助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话语”、“对齐”和“归属”等概念，考察樱花“媒介化情感链”如何在数字空间中汇聚与牵引，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相互交织出复杂的情感光影，并细致地分析了个体状态情感在数字空间的流动和社会状态情感在数字空间的凝聚，描摹出二者连接与转化的数字痕迹。动态的“媒介化情感链”的编织与汇聚的过程，既与传播和媒介语境的特定条件和契机相关，也与历史及社会语境中的深层脉络与社会需求相关。
　　历史学者柯文（1997/2015）曾经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使用了“调”（key）一词来概述历史认知的复杂调性。在中文中，“调”兼具了“调性”和“钥匙”的含义，也即柯文借以切入选题的三个层次的视角。在柯文看来，“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巴赫金（1929/1988）亦曾提出“复调”理论，来阐释小说叙事的多声部和对话性。以上论述启发我们，历史、事件与神话，也可以作为深度解读“媒介情感链”的三个重要维度。武大樱花的“网红之路”依托了互联网技术赋权、公众领域情感动员、特定媒介事件等多元力量，更是新冠疫情下个体心理疗愈，社会情感疏浚和国家团结抗疫等特定社会条件与契机下的产物，不仅映射出数字空间中情感汇聚的某些共通机制，更潜藏着社会诉求和国家力量。因此，从历史、事件、神话等“复调”的多元维度出发，本文尝试进一步解读“媒介化情感链”上弥散的历史记忆、社会情感和国家力量。
　　首先，作为情感底调的历史记忆。媒介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当下的存在，在Sreberny （2016）看来，“任何事件都栖身在由各类话语和其他历史瞬间所构成的广阔的链条之中”，在它们身上“缠绕着各种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樱花作为一种与中日现代历史有深度交织的情感植物，其底调始终是与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深度链接的，这也是集体无意识中的“耻化”叙事及文化创伤（李红涛，黄顺铭，2014）。历史记忆至少予以樱花两重情感内涵：“国耻”与“友谊”。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友谊”的话语占据主流空间，但一旦被某个媒介事件激发，“国耻”话语便成为随时被调用的历史记忆资源，激发愤怒、忧愤、暴力等具备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情感调性。
　　其次，作为情感发动器的媒介事件。武大樱花话题中的“媒介情感链”存在若干节点，都是以媒介事件为中心引发的情感震荡，例如樱花起源事件与抗疫云赏樱事件，前者因为樱花与国耻记忆的连接引发公众的愤怒；后者则引发公众的感动和感恩。“媒介事件及其叙事会与历史书写展开竞争，参与界定集体记忆的内容”，但是人们记住的往往是“媒介事件的断裂和英雄特质”（戴扬，卡茨，1992/2000： 213）。樱花成为抗疫之花，与“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连接在一起。抗疫云赏樱实际上既是“仪式性的整合事件”（Lee & Li， 2018），也是“电子纪念碑 ”（戴扬和卡茨，1992/2000： 211），“因为它们与所回应的创伤事件紧密相连，要么因为它们提供的喜悦和满足感超乎寻常”。某种程度上，媒介事件可以视为数字空间里的情感发动器。情感的流动不是均匀的单向的，而是以媒介事件为中心的多维流动，媒介事件则起到阶段性的中心作用。媒介情感链汇集的是个体状态情感，涌动的更是社会的基调情感。
　　再次，叙事神话与公众情感。媒介事件的话语建构与意涵表达直接影响了媒介化情感链的走向与汇流。因此，有影响力的媒介事件都会出现含义丰富的“历史脚本”，这往往指向一种“神话”（myth）叙事。这里特指的是符号学意义上的神话概念，意指对于文化自我身份的表达与传播（费斯克，1992/2003：176）。武大樱花进入公众媒介视野的时间断断续续持续了有大半个世纪，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现场直播”式的媒介事件，应该还是新冠疫情之后的“抗疫云赏樱”。武大樱花神话的创建，有其偶发的原因：正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武汉这座城市，从冬到春的抗疫时间段也恰好会遇了樱花盛开的季节。但也有其必然发生的深层动因，包括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肌理中的“造神”运动，乃至全球范围内应对危机的古老的故事传统。在种种巧合与必然之下，武大樱花成为特定历史时刻被“神话”的媒介之物。官方与民间共同建构了“英雄之花”、“抗疫之花”的樱花神话叙事，成功地激发了公众感动、奋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情感。这再次表明，“媒介化情感链”的调性既是可以被调用的，也是可以被创造的。它链接着历史和当下，也创造性地汇聚了每一个主体的能动性。神话的创建虽然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柯文，1997/2015：iv），但提供了一种应对严重危机的“创造性”（柯文， 1997/2015：v），也提供了一种“组织个体和历史时间的记忆术”或“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这既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官方媒体能够独自完成的情感建构，而是社会结构中政府、媒体、公众、平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折射出复调多维的社会情感光谱。
　　樱花为什么这样红?情从何起?流向何处?这种别样的“情感植物”在历史中最终会留下怎样的位置，还需要在时间长河中持续观察。情感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广泛且复杂的研究领域。作为个案的武大樱花，是我们意图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王笛，2022： 268-270）的一种尝试。当社会遭遇严重危机的时刻，“媒介化情感链”的汇流和导向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疏浚和治愈社会心理创伤?如何提升“媒介化情感链”的可见性，并深化研究其与媒介事件、公众情感、社会连接、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相信，当下即为正在发生的历史，观察、记录、研究当下正是学术工作者的伦理与职责。■
　　
注释：
①出处见《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4期，1947年11月1日，第2版。
②出处见《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近况》，《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64期，1930年6月22日，第1版。
③详细报道见新浪微博：《武大女神赏樱花，清秀淡雅文艺范儿》，https：//weibo.com/entpaparazzi。
④数据出自腾讯：《微博第二季度营收30亿元，月活用户达5.82亿》，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902A02JH100。
⑤详细报道见新浪微博：《组图：10万赏樱人挤爆武汉大学》，https：//weibo.com/cctvxinwen。
⑥我们在微词云中将“武大”、“武汉”、“樱花”三个核心词设置为自定义单词，并删除“看看、还有、刚刚”等体现不出语义的词，同 时保持四个高频图的整体和谐美观。
⑦评论来自博文《组图：一夜风雨 樱花空余枝》，https：//weibo.com/2656274875/ADfYI6Be4#comment。
⑧出自2020年武汉大学樱花宣传片，https：//weibo.com/1666177401/IAyEzpwIt。
⑨评论来自博文《游客疯狂摇树 樱花节变"樱花劫"…文明赏花 转发承诺！》，https：//weibo.com/2656274875/G9lohiMog#comment。
⑩来自微博热门话题#武大樱花#的相关讨论。
[11]来自微博热门话题#武大樱花#的相关讨论。
[12]评论来自博文《#比利时钢琴家创作歌曲声援武汉#：武汉，我们在等你》，https：//weibo.com/2656274875/IuwKp37ID。
[13]添加自定义否定词库，用以解决含否定词评论的情感翻转问题，如“不喜欢”等；“文明”和“素质”两个词汇不包含在情感词典本题库中，但作为评论文本的高频词蕴含着公众对不文明赏樱行为的谴责情感。因此将两个词添加到“恶”情感中。
[14]“日本”本身无情感属性，但其牵引出的“友谊”和“国耻”讨论中蕴含强烈的对立情感。因此，我们在语义网络分析中纳入“日本”一词，更直观呈现情感连接。
[15]来自微博热门话题#武大樱花#的相关讨论。
[16]来自微博热门话题#武大樱花#的相关讨论。
[17]来自微博新闻报道《武大邀援鄂医疗队3年免预约赏樱》，https：//weibo.com/1666177401/IxG9dFkHG。
[18]评论来自博文《直播武大樱花季抗疫专场》，https：//weibo.com/2656274875/K5Xw7tVBA#comment。
[19]评论来自博文《直播武大樱花季抗疫专场》，https：//weibo.com/2656274875/K5Xw7tVBA#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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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丽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啊龙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平台视角下饭圈组织化的多元机制与协同治理研究”（项目号：23BXW1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