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薛雅心
　　【本文提要】经典叙事的基本条件是序列结构和因果关系，而时间则是一种基础性的情节组织逻辑。离开时间所提供的“序列”逻辑，叙事学所关心的故事、结构、形式都将无从谈起。从经典叙事学到数字叙事学，原本的时间命题——时序、时距、频率都已然超越了原初的时间性内涵。在传统新闻叙事中，时间只能在线性结构中发挥作用，融合新闻则呈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时间图式，即一种嵌套的、网络的、拓扑的、面向未来的时间图式。相对于传统新闻而言，融合新闻对于经典叙事的“序列”结构之超越，主要发生在叙事结构、表征方式、认知模式三个维度：在叙事结构维度，有别于经典叙事对时间线的高度依赖，融合新闻创设了一种全新的时间线形态，即叙事结构的形成不再局限于历时性的时间图式，而是存在多种可能的“生成之线”，具体体现为可视化的图像结构和嵌套式的褶子结构；在表征方式维度，融合新闻超越了传统新闻的“现在时态”，不仅沿着“复现过去”与“预测未来”两个维度拓展了时间叙事的边界和空间，而且在数据基础上打通了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通约语言；在认知模式维度，基于可视化的视觉修辞实践，融合新闻在数据、空间、符号维度上重新发现并建立时间的概念与意识，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图式，即数据化的时间图式、空间化的时间图式和符号化的时间图式。
　　【关键词】数字叙事学 融合新闻 时间叙事 时间图式 时间线
　　【中图分类号】G210
　　时间是衡量一切运动的标准。任何事件的变化与发展，小到个体发展印迹，大到宇宙运行轨迹，究其根源都是一种时间性的活动。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认知坐标，时间限定了事物存在的“状态”，也铺设了事物发展的“通路”。古往今来，对时间的追问，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奥里留·奥古斯丁（1963：242）曾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牛顿时代，因实证科学迅速发展，时间被认为是自在的实体，是绝对且客观的存在；而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时间被视为一个图式命题，其既包含了范畴的先验形式，又包含了现象的感觉因素，因而作为一种连接范畴和现象的“中介”，实现了知性和感性的结合（汤姆森，2015：22）。
　　时间如同穿梭的光影，投射在不同学科那里，总会照亮一些常常被忽视或遗忘的“暗面”。在叙事学这里，时间作为衡量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尺度，早早地便寄居在意义实践的“躯体”里。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时间的维度与刻度，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才拥有了一定的“度量”方式和“标识”方案，而所谓的故事与情节，不过是时间“累积”的产物。在经典叙事理论中，故事形成的基础是对情节的有序排列，而时间则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情节组织逻辑，即故事本质上是在“序列”结构中形成的。正如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2009：74）所指出的，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情节则是指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2015：90）将叙事视为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且具有因果关系的一连串事件，并给出了叙事的形成过程：“一个叙事均由一个状况开始，然后根据叙事因果关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最后，产生一个新的状况，给该叙事一个结局。”显然，时间如同一种基础性的逻辑力量，赋予要素一定的组织结构，也赋予意义一种框架图式。正因如此，建立在线性逻辑之上的传统媒介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性媒介，其特点便是依托时间逻辑来讲述故事。概括而言，经典叙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时间叙事，离开时间的向度，要素、意义、结构便失去了基础性的结构力量。相应地，时间叙事意为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呈现故事发展的叙事形式。
　　从经典叙事到数字叙事，叙事的内涵与特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需要综合多种理论视角加以研究，而一种可能的研究进路便是回到原点，即重返叙事学的基础命题——时间，从时间叙事这里寻找答案。如果说数字叙事是对经典叙事的一种超越，那么，这种“超越”首先需要在时间问题上有所“作为”，如突破了原有的线性逻辑，或者改写了传统的因果关系，抑或贡献了新的时间命题，否则，数字叙事的合法性便大打折扣。按照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时间既是一种叙事元素，亦是一种逻辑结构，其之于情节推进和故事形成可谓意义重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时间叙事命题在数字媒介这里又会呈现出何种形式与变化?这一问题无疑成为数字叙事研究亟待突破的理论命题。
　　基于此，本文立足数字叙事学的理论视角，聚焦于融合新闻这一数字媒介文本，从新闻叙事的问题域出发，重点思考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形式及语言，即将时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探究时间视角的引入所打开或拓展的叙事学问题以及深层的知识生产问题，尤其是考察原有的时间叙事命题在融合新闻领域呈现的新问题、新特征与新机制。
　　
一、数字叙事学视野下的时间及时间叙事
　　之所以关注数字媒介的时间叙事，主要原因在于：时间是经典叙事学的构成基础，离开时间的认知向度，叙事所依赖的故事、结构、形式都将无从谈起，这是由经典叙事与生俱来的“序列”逻辑决定的。因此，在数字叙事的语境之下重返时间这一古老命题，一方面有助于揭示“时间叙事”这一基础的叙事形式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新形式、新语言、新机制，从而在理论层面推进时间叙事本身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数字叙事有别于经典叙事的独特内涵，从而在时间维度上拓展数字叙事学的知识谱系。简言之，关注时间叙事的意义，不仅在于时间叙事研究本身的认识论意义，还在于时间之于数字叙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只有回到经典叙事学，从时间叙事的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建立数字媒介的时间叙事的问题意识。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始终被视为经典叙事学的两大核心命题：前者关注叙事的内容或素材，后者则关注内容和素材的表现方式（查特曼，2013：5-6）。目前，关于时间叙事的研究，也多从故事与话语的关系入手，分析时间要素在两个层面的作用原理，以揭示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差异（申丹，王亚丽，2010：112)。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时未被加工的原始时间状态，也被称为所指时间；话语时间即叙述时间，是指故事被叙述者加工后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也被称为能指时间。叙事时间的双重性使得叙事作品中的各种“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1990：13）将二者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频率（frequency）。由于数字媒介携带着与生俱来的超链接、互动性、多模态等特征，数字叙事突破了经典叙事中的时间限制，扩展了时间的多维边界和呈现方式。因此，探讨数字媒介的时间叙事特征及机制，可以从经典叙事学的基本时间命题——时序、时距、频率三个维度寻求突破，以此把握时间命题在数字叙事学领域的“超越”方式。
　　时序反映的是叙事作品中讲述故事的时间顺序问题。由于叙述时间是对故事时间的选择、裁剪或编辑，“叙事文本中的叙述时间（话语时间或文本时间）的顺序永远不可能与被叙述时间（故事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与‘后’之间的错置关系”（谭君强，2008：122）。因此，在经典叙事中，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的状态，即“时间倒错”现象。倒错的时间序列又可以分为闪回（flashback）与闪进（flashforward），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倒叙（analepsis）和预叙（prolepsis）的实例（查特曼，2013：49）。而在数字叙事中，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拥有了平行“展开”之可能，如移动直播的诞生便实现了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同步呈现，也打破了“错置”的时间状态。简言之，如果说经典叙事中的时序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数字叙事则解决了时序问题的“困扰”，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之间具有多元结合的可能与潜力。
　　时距对应的是故事时长与叙述时长之间的对照关系问题，一般分为概要、停顿、省略和场景（热奈特，1990：53-72）。概要意为叙述时长短于故事时长，强调用概述性话语描述故事内容，如在电影叙事中，导演通常利用“蒙太奇序列”表现人物的回忆性内容；停顿是指在故事时间停止的前提下，叙述时间无限延长或延伸，以达到特定的叙事目的，如电影《骇客帝国》中的“子弹时间”、湖南卫视《舞蹈风暴》中的“风暴时刻”便是对时间的“停顿”处理；省略则是将一部分的故事时间进行裁剪，在叙事中省去此期间的故事内容，电影中的“叙事蒙太奇”一般采用省略手法；场景即叙述时间基本等同于故事时间，这种场景化的叙事通常出现在无剪辑的人物对话或纪实性的长镜头之中。必须承认，经典叙事之所以存在时距问题，是因为现实时空和表现时空之间存在人为“操纵”的情况，而这又恰恰是故事形成的叙事基础。然而，数字叙事中的时距问题似乎变得更加复杂，往往难以按照传统的观念进行区分，尤其是在“虚实结合”、“虚实一体”的数字景观中，时距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例如，VR新闻使场景化叙事成为常态，其打破了文本与用户之间的“第四堵墙”，以360度的全景视角制造出“远程在场（telepresence）”（马诺维奇，2020：165-167）的感知体验，使得用户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新闻“现场”，由此拓展了时距的外延。再如，H5新闻的交互性特征，允许用户自由地控制故事的进行方式和路径，这无疑颠覆了建立在故事时长与叙述时长比较基础上的时距之原初内涵。
　　频率揭示的是故事重复能力与叙述重复能力的关系问题（热奈特，1990：13）。在叙事体系中，频率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叙事节奏，如同一场景、事件和行动被重复叙述。根据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频率关系，叙事可以分为单一叙事、概括叙事和多重叙事。在传统叙事中，叙事频率几乎完全由叙事者掌控：叙事者通过一定的悬念、冲突设置，主宰着内容与事件的重复方式，用户只能按照叙事者设定的情节“序列”理解故事及故事时间。一定程度上讲，作为内容产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频率深刻地影响着文本的形态、类型，以及用户的接受体验。当前，传统媒介叙事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叙事节奏的加快，其强调以更加明快的叙事频率抢占用户注意力。然而，以互动性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文本，则因为互动装置的嵌入，将叙事节奏的控制权交给了用户。用户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元素或者采用何种路径读取文件，从而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马诺维奇，2020：54）。实际上，互动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其不仅影响内容的叙述频率，而且赋予用户一定的阐释自由，这无疑改写了意义的生成结构，也拓展了文本阐释的开放性。
　　不难发现，叙事学中经典的时间命题——时序、时距、频率，在数字叙事学这里都已经超越了原初的时间性内涵，并呈现出的新的时间想象方式。由于时间这一底层叙事“座架”发生了变化，其动摇的已经不仅仅是故事的呈现结构与方式，更是时间维度上的叙事之内涵与观念。因此，只有将经典叙事和数字叙事置于比照的视野中，厘清叙事形成的时间运作机制，才能真正把握时间叙事在数字媒介这里的独特内涵，以及对传统时间叙事的“超越”方式。
　　本文关于时间叙事的讨论，实际上是将时间作为一种视角，考察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内涵与观念。如何把握时间视角所打开的叙事问题?本文重返经典叙事学的基础命题，并以此为考察对象，探讨时间在其中的作用方式及运行机制。实际上，时间维度上的叙事命题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表征方式、认知模式三个维度。必须承认，叙事结构的形成、表征方式的确立以及认知模式的构建，都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时间之维”。首先，从叙事结构来看，结构问题是叙事学的中心命题。故事必须拥有严格的结构才能被人们感知和接受（Crawford，2012:16）。无论是报刊媒介的页码顺序，还是影视媒介的蒙太奇语言，本质上都是基于以时间为基础的线性结构展开的。正是在时间维度上，结构拥有了一定的“关系”、“框架”或“模型”，进而成为意义的“居所”。其次，从表征方式来看，根据故事与话语的时态关系，叙事可以分为回顾叙事、同步叙事和预示叙事，这三类叙事对应的是不同的时态、体态和情态系统（玛戈琳，2002：89-113）。而“回顾”、“同步”、“预示”实际上是立足“当下”的一种时间区分结构。最后，从认知模式来看，个体如何加工信息、建构意义，取决于一定的认知图式，而时间图式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图式类型。由于传统媒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时间性媒介，叙事意义形成的基础图式必然指向时间的“语言”。
　　由此可见，传统媒介的时间叙事可以从叙事结构、表征方式、认知模式三个维度切入，其核心命题是时间在其中的显现方式及作用机制。相应地，数字媒介的时间叙事研究，可以立足叙事学的经典命题——叙事结构、表征方式和认知模式，分别探讨其在数字叙事领域的挑战与内涵，从而提供一种理解数字叙事内涵与观念的“时间方案”。由于数字媒介的应用场景较为多元，其对应的数字叙事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命题，因此本文立足具体的叙事学领域——新闻叙事学，关注融合新闻这一具体的数字文本形式，从叙事结构、表征方式、认知模式三个基本的时间叙事问题切入，核心是探讨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形式及语言。
　　
二、时间与结构：时间线的另一幅面孔
　　结构是故事的“框架”和“骨骼”，合理的叙事结构能够将多个事件加以组织。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2002：43）曾提出“叙事线条”的概念，认为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时间性，因此，写作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线性的、空间性的呈现方式。这种基于“线条”隐喻的时间观念，深刻影响了叙事的结构和模式——传统的叙事结构是线性的，故事在时间的维度上有序开展，因此时间线（timeline）便成为叙事内容整合的基本图式。从叙事修辞的角度来看，时间线意为按照一定的顺序记录事情发展的轨迹与过程，其激活并拯救了事物属性的连续性和总体性，因而传递了一种新的认知观念（刘涛，2016）。在传统叙事中，创作者通常利用文字表达或镜头切换来表现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读者对文本的感知和解读，也是首先预设在故事中存在一条串起叙事元素并组织故事情节的叙述之“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叙事之结构。由于传统媒介中的内容“展开”方式遵循顺序结构和序列关系，因此叙述之“线”本质上建立在历时性叙事之上，叙事结构也就相应地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感知基模——线性图式。
　　有别于经典叙事对时间线的高度依赖，数字叙事则因为超链接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的深度嵌入，创设了一种全新的时间线形态，即叙事结构的形成不再局限于历时性的时间图式，而是存在多种可能的“生成之线”。具体而言，一方面，经由可视化的修辞实践，融合新闻的时间线以一种具象的、视觉的方式显现出来，叙事结构也就表现为一种可以诉诸可视化语言加以感知和把握的图像结构；另一方面，基于超链接的组织结构，融合新闻将“共时性”带入时间线，这使得叙事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嵌套结构，由此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时间结构。
　　（一）可视化的时间线
　　在以数据新闻为代表的融合新闻实践中，数据既是新闻内容的信息基础，亦是新闻表征的语言基础。前者关注现实呈现的数据价值命题，后者则指向数据呈现的修辞实践命题。数据表征的常见方式是可视化（visualization），即将数据及数据关系转化为一种可以诉诸图形或图像（如图表、地图等）加以把握的视觉实践。可视化的本质是通过图像关系揭示数据关系，将抽象的内容以直观、简洁的方式进行呈现，从而在视觉维度上理解现实，把握现实。
　　在众多的数据表征方案中，时间线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数据可视化方式，其特点便是以时间为轴，将所有的信息内容依照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呈现。经典叙事中的时间线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结构图式，其并非“在场”的存在物，而是受众依据“时序”逻辑进行“结构”提炼的思维模式。相反，融合新闻则以界面为框架，以交互为驱动，对时间线进行可视化展示，使得原本隐匿在文本中的时间结构之“脉络”、“过程”、“轨迹”、“变化”等信息拥有了图像化的“显现”方式。在传统新闻中，时间线意味着一种单一方向的时间轴线，其赋予故事的生成结构和想象方式非常有限。然而，融合新闻则在诸多可视化技术的支持下，呈现出不同的时间线类型及时间想象方式，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时间叙事结构。一般而言，时间线设计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时间向度上预设一条“行进”的“路线”，以表示事物前行的“方向”或发展的“轨迹”，然后沿着时间线所设定的行动路径，在空间布局上排布、设置、植入相应元素，如文本、图像、标签等，最后根据故事讲述的需要设定相应的节点标签和层级关系，从而在视觉维度上勾勒事物发展的复杂结构和关系。
　　综观当前融合新闻的时间线形式，除了常规的箭头模式或坐标模式，还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可视化方案——交互时间线、关系时间性、甘特时间线、棋盘时间线、三维螺旋时间性、复杂时间线等。当时间线拥有了某种可视化的“形式”时，其意义便超越了纯粹的时间指向与路径维度，而作用于用户的认知框架，即在形式维度上限定甚至决定了新闻故事的生成方式及新闻主题的理解模式。正是基于时间线的形式创新，融合新闻的信息整合方式拥有了不同的“时间图式”。美国国家一战博物馆与纪念馆于2020年推出的H5新闻《一战：交互时间线》（Interactive WWI Timeline）以交互时间线的可视化形式，详细梳理了从一战导火索——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费迪南德（Franz Ferdinand）被刺杀事件，到奥斯曼帝国的终章—— 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帝国东线战争结束这期间的“战争风云”（图1图1见本期第8页）。该作品采用交互式时间线的信息整合模式，将与一战有关的关键战争和主要参战国家的政治事件依次安置在相应的时间节点上，如用户点击相应的标签，便会显示该事件的相关图文介绍。显然，不同于普通时间线的呈现方式，交互时间线的意义在于用户可以随时控制“故事”的展示方式以及“情节”的推进节奏，这意味着时间线超越了单一方向的“前行”逻辑，而拥有了更为多元、更为自由的“运动”方式。
　　新闻叙事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叙事类型，是因为其话语落点在于对新闻价值的回应，即发挥事实挖掘、信息传播、环境监测、社会调节等功能。当时间线拥有了某种可视化的“形式”时，其便不仅意味着一种事件演进方向与路径，更意味着一种新闻论证方式，即沿着时间线所创设的时空脉络和认知结构，形成独特的事实推演方式。实际上，时间线的可视化表征，创设了故事发展的时序方向，亦创设了叙事要素整合的空间关系，即在时间线的“行进”路线中，设置叙事符号的出场方式及其支线结构，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意义“拼图”。在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系统中，时间线一旦超越纯粹的形式维度，指向既定的现实矛盾或社会问题时，其意义便不仅仅是为新闻叙事提供一种时序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在时间的“展开”过程中，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鲜为人知的新闻线索、细节和事实，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新闻认知的论证方式和推演逻辑。为调查死于玛丽亚飓风的死者信息及原因，以反驳波多黎各政府最初关于仅64人在飓风中死亡的报告，美联社、波多黎各调查性新闻机构（CPI）和新闻网站Quartz于2019年联合制作了数据新闻《飓风玛利亚的死者》（Hurricane Maria’ s Dead）（图2　图2见本期第9页）。该作品开篇以时间为序，采用方格图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死亡人数：图中每一个方格代表一位死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方格数量不断变化，从而清晰地揭示了飓风中死者的死亡时间及背景信息。而方格的增加及累积，既代表一个个生命的逝去，也代表故事“情节”的演进，最终的方格“拼图”完整地揭示了玛丽亚飓风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最终，该新闻促使当地政府公开承认了委托研究机构的调查结论，将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修正为2975人。不难发现，源于这一特殊的可视化设计理念，时间线不仅揭示了事件发展的结果，而且呈现了时间流动的方式和过程，即事件发展的过程同样被可视化表征了，这无疑在视觉维度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新闻论证方式。概括而言，在可视化的时空结构中，时间线不仅提供了新闻叙事的前行“方向”和“路径”，也创设了一种可视化的新闻论证“语言”。
　　（二）嵌套式的时间线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学的符号属性概括为历时性与共时性——前者主要关注语言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与发展，后者则关注同一时期语言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并置关系和比较关系。而叙事学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则体现为故事叙述的时空状态。在经典叙事学中，为使作品叙述达到连贯、完整的效果，作者一般会搭建一条不间断的“时间链条”，以串起故事从始到终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时间的连贯性与逻辑的因果性。即使有作者尝试采用并置与交叉的叙述方式挣脱时间线的束缚，但这种努力依旧停留在叙事的结构与形式探索层面，并未撼动时间逻辑之于叙事意义生成的主导地位。例如，在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创作的《绿房子》中，作者将多个人物故事打散，与其他的故事线交叉叙述，由此形成了多种视角关照下的诸多故事模块。尽管这一叙事模式创设了一种新的意义感知结构，也释放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但不同模块之间的意义填充，仍需要在时间刻度上加以整合，即按照时间的演进结构，赋予模块一定的序列和逻辑，使其之间拥有某种因果关系。同时，在电影的叙事语言中，创作者也通常会为了情节发展的流畅性，有意对镜头进行剪辑，以省略不必要的镜头单元。这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表面上处理的是空间意义上的场景转换问题，但必须承认，场景与场景的连接“语言”及其意义组织方式，仍受制于电影胶片滚动的时序逻辑。
　　列夫·马诺维奇（2020：27-47）将数字媒介的语言法则概括为五大特征，即“数值化呈现”、“模块化”、“自动化”、“多变性”和“跨码性”。其中，模块化意味着数字文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系列信息单元、符号对象、数据模块的数字化组织。这些信息模块按照一定的连接关系或框架结构被“组装”起来，形成某种有“章”可循的意义系统。而时间线的意义，便在于从“序列”和“因果”的逻辑出发，提供一种模块整合的脉络、关系与结构，从而实现模块之间的连接与接合。倘若没有时间线的统摄与关联，各个模块便如同散落一地的碎片，难以形成整体性的意义结构。也正是在时间线的作用下，模块与模块之间原本存在的缝隙、碎片和距离，拥有了被填充、被缝合、被贯通的可能。
　　必须承认，现实沿着多维度延展，故事亦具有多维度的发生结构，多个事件并行交织，构成了所谓的复杂现实。因此，故事必然沿着多维度的时间向度展开，在同一时间瞬间，存在不同的空间切面，也存在多个事件同步发展的共时状态。对于文本叙事而言，单向度的话语时间与多维度的故事时间同向而行，但却并非完全对称的、平行的关系。具体而言，话语时间的“容量”是有限而稳定的，故事时间则存在多条线索、多种记述、多维观察的并行状态或复合形式，其本质上意味着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所说的褶子式的世界，这里蕴含着无穷的“生成”方式和“折叠”结构。正因如此，话语时间的“长度”往往难以满足故事时间在“展开”过程中所释放的时间“体量”。例如，电影中同一时空的同一动作，可以采用多机位、多视角的分镜头记录方式，亦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蒙太奇组接方式，这意味着对于相对固定的故事与现实而言，话语时间具有自由的、灵活的、无穷的组合方式。类似于符号学“双轴”结构中的聚合关系，文本形式一旦形成，必然是对诸多可能存在的话语时间“选项”的一种选择。实际上，镜头分切及剪辑组合本质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处理”方式，以确保话语时间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文本长度内完成故事的叙述。因此，话语时间必然体现为对故事时间的适度“压缩”或“拉伸”。
　　为了以有限的话语时间“承载”无穷的故事时间，经典叙事的常见处理方式便是根据情节和主题的需要，对故事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裁剪和编辑。这一过程一般以牺牲故事呈现的多样性、多维性之可能为代价，如对其他故事断面的省略，对支线进程的压缩，对全景内容的简化，等等。即便是电影《正午》中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一致，或电影《1917》中全片“一镜到底”，依然牺牲了故事呈现的多维视角和多元细节，最终呈现给受众的时间线，乃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时序结构。因此，经典叙事中的时间线，囿于“时长”本身的限制，往往对现场环境、发展过程、情节线索、支线行为进行必要的选择与裁剪，最终通过交叉、平行、并置等蒙太奇语言，将其“安置”到创作者精心编织的时间线之上，以形成连贯的意义序列。
　　由于超链接、数据库、可视化等技术的嵌入，数字叙事极大地提升了文本内容的“负荷”空间，从而可以相对自由地处理故事时间的呈现方式，如还原被省略的叙事环节，恢复被压缩的时空过程，复活被裁剪的支线情节，放大被遗忘的现场细节，复盘被忽视的多元信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叙事的时间处理思路，主要体现为一种面向话语时间的“扩容”工程，即以可视化的时间线为组织图式，拓展故事时间的多重向度和多种可能，使得深陷于故事时间“褶子”中的片段、时空、情节、线索获得“新生”，进而重写文本的形式与结构。
　　若要在有限的话语时间中“容纳”多元而丰富的故事内容，一种常见的时间叙事方式便是嵌套，即利用数字媒介技术与生俱来的程序装置，在时间线上嵌入更多元的故事线索或情节。尽管“嵌套”亦是经典叙事的常见手法，但数字叙事借助交互技术、超链接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创设了一种崭新的嵌套结构及接受体验——用户可以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情节线，实现主线时空和支线时空的无缝过渡与自由切换。总之，数字叙事在故事时间的处理上，主要以互动技术为基础，以可视化为呈现方式，诉诸“嵌套”这一常见的叙事结构，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经典叙事的新兴的时间线形式——嵌套式的时间线。
　　由于新闻的本体使命是对事实的探寻与还原，嵌套式的时间线有助于复盘多元的时空信息，从而呈现更完整的现实世界。概括而言，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之嵌套结构，主体上沿着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在时间线上设置相应的链接、标签或热点，以嵌入相应的支线故事，从而实现主线时空和支线时空的自由跳转。这是时间叙事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嵌套结构，其特点是在有限的时空布局中，嵌入更多元、更丰富的故事时间，进而在时间线上实现多重时空的重组，以实现在“时间中的时间”中呈现“故事中的故事”的叙事目的。二是借助分屏技术（如画中画、双视窗），将多条时间线并置在一个叙事界面之上，从而呈现一个平行的、多维的故事世界。分屏技术创设了一种全新的嵌套结构，其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时间叙事的空间维度，使得多重空间在同一界面的重组成为可能。纽约时报于2015年推出的融合新闻《竞争者们》（The Contenders）以选民的视角展现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四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该视频采用数字分屏技术，对四位候选人发布政治演说的场景进行并置处理，将同一时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呈现在用户眼前。这里，每位竞选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线，同时，彼此的时间线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共时性叙事。三是基于VR技术，在情节推进的时间线上赋予受众360度的全景感知空间，以最大限度地还原话语时间中“丢失”的“现实”。由于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接近重合，融合新闻实现了多重时空的共时性叙事。例如，VR新闻在时间主导的叙事进程中，复活了观测视点的“周边”空间，即在话语时间的时序内部，将原本单一视点观照下的有限区域延伸到一个连续的、全息的、整体的空间区域。相应地，用户所感知的内容，除了时间维度的故事进程，亦有空间维度的全景世界。《竞争者们》采用360度全景拍摄的手法，用户置身其中，仿佛穿越至选举现场，既可以看到台上候选人演说的画面，也可以看到台下每一个观众的动作与表情。当前，VR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现场报道，用户可以跟随摄像机的行进轨迹，全景式地感知以视点为轴心、以身体为界面的无限空间，由此将摄影机“身后”的世界带入故事之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时空连续统（space-time continuum）。在重大事件报道中， VR镜头除了记录关键人物的运动画面，还以镜头视点为轴，呈现了一个全景式的观看视角。不难发现，融合新闻的时间线逐渐超越了单向度的表征形式，而转向一种立体的、多维的、复合的、拓扑的嵌套结构。
　　
三、时间与表征：过去与未来的“边界”拓展
　　作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表征方式，新闻是人们认知社会的重要形式。由于现实必然沿着一定的时间方向延伸，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是描述现实图景的基本“段落”，也是想象现实发展的基本“尺度”。
　　尽管过去、当下、未来在时间维度上提供了一种简易的社会认知结构，但对于新闻学而言，三者所关注的事实内涵是一致的，彼此之间的关联与演进，存在一条基于事实的推演链条。一方面，过去并非当下的“前奏”，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经常需要回到历史深处寻找答案。例如，央视《新闻调查》的深度报道《揭秘东突恐怖势力》、《军国的背影》、《羊泉村的记忆》等节目都是立足当下的一种“回溯”，最终打开的是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往事，那里储藏着读懂当下的事实密码。另一方面，未来也并非当下的“远眺”，而是在时间的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个基于事实的推演结构和发展链条。有些潜伏的、被遮蔽的、难以察觉的事实，总会在“累积”到一定阶段后转换为某种直接的风险。诸如转基因、气候变化、土壤安全等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议题，并非因为其带给当下的直接创伤，而是源自其可能引发的未来风险。由此可见，在新闻学视域下，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勾连逻辑是事实，对话基础亦是事实。即便是面向过去或未来的报道，也往往存在一个来自当下的关照视野，即其回应的新闻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或“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是其对于当下的启示与意义何在。因此，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观照方式，新闻学在事实维度上赋予了过去、当下与未来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无疑拓展了新闻报道的认识视野，亦打通了事实认知的链条和边界。
　　相应地，新闻报道如何抵达并呈现过去、当下与未来，成为时间叙事的应有之义。然而，传统新闻囿于实效性的原则，常常侧重于对当下议题的捕捉与关注。换言之，传统新闻的时间叙事更多地停留在当下，强调的是一种“现在时”的过程记录，这意味着事件在被报道时仍处于进行与发展的过程中。诚然，传统新闻报道也关注过去和未来，并形成了相应的新闻形式，如历史新闻和预测新闻，但不得不承认，由于现实充斥着最丰富的“话题”，也留下了最直接的“现场”，因此在对“当下”的处理上，传统新闻可谓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面对过去和未来，传统新闻总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对社会本身的认知，还是对事实真相的调查，抑或是对信息内容的呈现，都面临着诸多困境。
　　当前，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转向“故事”，故事化叙述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文本结构方式。相较于当下较为丰富且容易呈现的故事资源，过去的故事资源往往难以挖掘和讲述，未来的故事资源更是极度匮乏且难以呈现。这在电视新闻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受制于图像化的呈现方式，电视媒介对“故事”和“现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和标准，由此限制了过去和未来的“显现”方式及“展示”空间，如历史报道通常面临叙述主体的合法性问题、“真实再现”的伦理尺度问题等，预测报道中的未来“图景”则往往因缺少实证基础而饱受质疑。不难发现，传统新闻报道的“主场”是当下的现实，过去与未来更多地作为当下的“回望”或“远眺”而被动“入场”，其目的亦是服务于现实叙事的主体逻辑。
　　相反，融合新闻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以数据为基础，打开了多元的叙事时态，贯通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时序边界，尤其是丰富了“过去”的呈现方式以及“未来”的理解方式，从而将过去与未来推向一个相对独立且成熟的叙事空间。伴随着数据主义的兴起，现实进入一个可计算、可量化的计算模型之中（陈昌凤，2021），融合新闻越来越多地在数据维度上发现、呈现与建构世界。数据深处的计算思维将现实化约为一个整体的、连续的、系统的数据结构和模型，其结果便是颠覆了时序意义上的时间边界，使得过去、当下、未来整体成为一个计算对象，彼此关联，遥相呼应，拥有了数据意义上的对话基础。因此，相对于传统新闻而言，融合新闻不仅拥有复现过去与预测未来的可能，而且呈现出传统新闻难以想象的叙事潜能——对“过去”的事实挖掘以及对“未来”的科学预测。正因如此，本文沿着“复现过去”与“预测未来”两个认识维度，提出回顾叙事与预示叙事这两种时间叙事方式，以揭示融合新闻所拓展的时间叙事之边界与空间。
　　（一）回顾叙事：重返新闻发生的历史“场景”
　　回顾叙事是指对已然发生的事件进行回溯与叙述。传统新闻的回顾叙事是静态的、平面的，往往以全知视角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爬梳。囿于技术限制或伦理规定，传统新闻对于过去的资料捕捉与故事讲述也时常处于缺失的状态，这无疑加大了新闻对于过去时态呈现的难度及偏差。而融合新闻则借助一定的数字媒介技术和计算图形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与再现历史场景，拓展过去的时间边界。具体而言，动画新闻可以借用动画语言重现过去未被摄像机记录的重要场景，从而弥补人们未能看到某些历史场面的遗憾；VR新闻能够模拟出特定时空的自然及社会场景，将用户带入具身性的体验空间；AR新闻能够实现不同时空在现实世界的相遇，从而重组并再造出一个崭新的“现实”……2015年，由纽约时报制作的VR新闻《慈悲为怀》（Waves of grace）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人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前往”埃博拉病毒肆虐期间的利比亚村庄，“行走”于灾难“现场”，触摸居民们的苦难日常。当用户进入故事场景，看到诸如墓地里人们穿着防护衣埋葬逝者等触目惊心的画面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病毒肆虐下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同时，作品采用真实的视频和音频素材，嵌入了幸存者讲述自己患病时的所见所闻，以强化用户的代入感，激活用户的同理心。尽管埃博拉病毒已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种沉浸式的视听冲击仍能将我们快速“传送”到历史现场，重新抵达并感受“过去”。
　　不仅如此，新媒体技术还极大地拓展了数字情景（digital situation）的创设潜能，即通过对“现场感”的数字化生产，将用户“邀请”到既定的时空中，这使基于情景的对话成为可能（刘涛，2023）。传统新闻的“观看”结构决定了受众对于过去的感知停留在旁观维度，而融合新闻则创设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感知方式——用户进入历史时空，并参与历史过程。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共青团中央创作的角色扮演类新闻游戏《重走长征路》内设了50种结局供用户体验，用户可扮演其中一名红军战士，以第一人称视角亲身经历红军长征的过程。在行军中遭遇各种困境时，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前进的方向或路径——或许会成功到达终点，或许会在路途中壮烈牺牲。这种遍历式的叙事结构，不仅重构了过去的场景、故事与细节，也重构了一种关于过去的理解方式——用户在抉择、离别、希望等具身情境中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和知识，往往具有更大的认同建构能力。
　　（二）预示叙事：拓展新闻事实的“未来时态”
　　预示叙事是关于讲述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叙述方式。在文学叙事中，故事的虚构性特征决定了未来的“图景”：只要关于未来的描述符合情节发展与演进逻辑，叙事便是合情合理的。为了达到特定的情节叙事目的，如反思时代的荒诞性，烘托人物的宿命感，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系列程式化的叙事手法。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当贾宝玉翻开金陵十二钗判词之际，小说便提前暗示了作品中主要女性角色的结局和命运。就新闻报道而言，这种预示叙事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环境、经济、安全等议题的预测性报道。传统的预测性报道一般建立在专家及权威部门的意见之上，但囿于认识能力、情感偏向、利益关系等因素，预测结果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偶然性或片面性（陈雪奇，王人立，2014）。而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数据新闻为代表的融合新闻则将数据推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证位置，其通过采集和挖掘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形式，开展多个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如以数据为基础对事件发展方向进行模拟和推演，从而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
　　当前，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为特征的风险文化呈现出一种生成式的蔓延趋势（刘涛，2020），如何在大数据基础上科学地预测未来境况，以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预警功能，成为一个亟待探索的时间叙事命题。就数据新闻而言，数据构成了事实的表征基础，也定义了事实的推演方法。有别于传统新闻在小数据或有限数据基础上建构事实，数据新闻转向对大数据的高度依赖，即对现实进行数据化处理，以数据模型来推演、表征和想象现实世界，从而在大数据维度上重构现实的图景以及关于现实的理解方式。数据化意味着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104）。大数据的意义在于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某种相关关系，并据此推演现实及未来发展的可能。例如，通过对过去与现在的气候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关联分析，融合新闻能够及时捕捉环境议题的变化规律，从而对未来的环境危机进行科学预测（刘涛，庞宇瑶，2023）。基于数据化的方法与过程，大数据实现了两个极具优势的功能：一是对模式与规律的发现，二是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刘涛，2014）。“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75）。
　　由于大数据具有预测未来之“天性”，数据新闻在预测报道上具有传统新闻难以比拟的优势。概括而言，以大数据驱动的数据新闻报道，通过对数据基础上的相关关系的识别与发现，极大地提升了预测未来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使得通往未来的“现实”认知具有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和事实依据。英国Kiln新闻团队于2015年发布的影响深远的数据新闻《二氧化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2）通过时间线的结构形式，向公众呈现了1860年以来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过程，并借助计算科学方法对未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预测。这种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报道，一方面提升了新闻本身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有效激活了公众的危机意识。
　　实际上，除了借助数据基础上的相关关系来推演现实，融合新闻对未来趋势的预测，还体现为数据基础上的“现实模拟”，即通过数据模型来模拟现实存在与发展的诸多可能，从而为未来的公共决策体系建设提供一种科学的研判机制。在公共决策体系中，不同的决策方案往往会触发不同的反应机制，并带来不同的后果，而科学决策的前提便是将未来视为现实的一部分，通过数据模型来计算、推演、评估不同方案的发生条件及潜在的演化后果，从而寻找最优的公共决策方案。当前，融合新闻叙事越来越多地转向数据科学：首先将现实模拟为一个数据模型，然后通过调整不同的条件、变量和参数，模拟现实发展的不同结果，最后经由多元考量与综合评估，形成相应的知识话语和决策方案。华盛顿邮报于2020年3月推出交互式新闻《新冠病毒为何指数增长以及如何“压平曲线”》（Why Outbreaks Like Coronavirus Spread Exponentially， and How to “Flatten the Curve”），基于一定的文献基础和数据基础进行建模，以可视化的方式模拟并演示不同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对病毒传播的影响状况，具体包括无隔离、适度隔离、强制隔离等不同的“隔离模式”可能带来的疫情扩散结果。这种基于数据分析的预测性报道，无疑重构了一种关于未来的认知方式和呈现方式。
　　概括而言，当“量化”现实与“计算”现实成为可能，融合新闻的优势之一便是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系统的运算语言。当运算的边界延伸到未来时，融合新闻无疑拓展了事实呈现的“未来时态”——未来与当下一样，进入一个复杂的计算系统之中，成为可计算、可模拟、可推演的“现实”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融合新闻打开了未来的时间边界，重构了新闻的“未来时态”，不仅赋予未来一种全新的“把握方式”，而且在数据维度上重新定义了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内涵，这使得预测性报道这一报道形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四、时间与认知：意义生成的时间图式再造
　　由于大脑的“计算”能力有限，人们需要对庞杂的信息（刺激）进行选择性的筛选与加工，这便涉及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认知图式。大脑处理信息的底层逻辑是诉诸图式，即借助一套“假设心理结构”完成信息的组织与加工（刘涛，2021：205）。图式犹如一张过滤网络，为信息处理提供依据和规则，从而决定了人们以何种方式识别、认知外界信息。图式最早由康德提出，后被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上升为“认知问题”加以考察。作为一套有组织、有结构的认知模型，图式帮助人们组织和记忆信息，并从已获得的事实中形成论断（Fiske ＆ Linville，1980）。本质上讲，图式意味着一种心理认知结构，其功能是对人们觉察到的事物进行范畴定位、类型归类、形式捕捉，以及对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属性进行思维加工（刘涛，2021：204）。
　　作为叙事学的基础认识逻辑，时间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认知图式，即认识活动主体上沿着时间维度展开，并受到时间逻辑的限定。所谓时间图式，意为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感知模式。在经典叙事中，时间图式的认知基础是时序逻辑。由于时间难以被直接识别和捕捉，受众主要从两个方面建立时间的概念和意识：一是媒介本身的线性传播机制，如报刊内容的顺序阅读方式、广播电视的线性播放方式等；二是情节内容的发展变化，如事件的发展过程、人物的命运变化、时代的变迁轨迹等。正是基于这两种框架性的认知依据，时间隐隐出场，并悄然发挥作用，成为要素组织与意义形成的底层结构图式。
　　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中的时间图式是匿名的、抽象的、不在场的，融合新闻则将时间图式推向一个可见的、具象的、显性的认识维度，其结果便是重构了意义的组织模式。当时间从不可见的状态转向可见的状态时，时间发生作用的图式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在传统新闻叙事中，时间只能在线性逻辑上发挥作用，且时间意识的形成与新闻内容的认知是同步进行的，时间的“终点”也往往停留在当下，其对未来的论证与言说能力非常有限。融合新闻则重构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图式，即一种嵌套的、网络的、拓扑的、面向未来的时间图式——在图像化的表征系统中，时间并非被识别、被捕捉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显现的结构，外挂于文本之上，凸显于形式之中，发挥着引导性的思维图式功能。
　　当时间从文本深处显现于文本表征之上时，关于时间的不同的表征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时间图式。由于融合新闻的叙事目的是对事实与真相的另类挖掘及呈现，时间图式研究需要回应的基本问题是：融合新闻是如何在时间维度上构造了既定的理解事实、抵达真相的认知模式?必须承认，基于时间的认知模式建构，根本上取决于时间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接合方式，即时间概念或时间意识的确立，依赖于一定的可视化形式。概括而言，融合新闻的时间图式再造，主体上体现为以可视化为方法的时间概念或时间意识的形成，即时间图式的形成方式，依赖于可视化实践所释放的形式逻辑和想象语言。在可视化的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体系中，融合新闻主体上沿着三个维度建立时间的概念与意义：一是基于数据的变化与比较，形成一种历时性的时间演变意识；二是基于空间的运动与遍历，形成一种过程性的时间流动意识；三是基于符号的模拟与挪用，形成一种意象性的时间记忆意识。正是立足数据、空间、符号三大叙事向度，融合新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图式语言，即数据化的时间图式、空间化的时间图式和符号化的时间图式。
　　（一）数据化的时间图式
　　必须承认，在故事驱动的传统新闻叙事中，人们难以在故事中有意识地离析出时间，也难以直观地感知到时间的存在——时间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无迹可寻之处助推情节向前发展。当数据被推向融合新闻表达的核心位置时，时间往往寄居在数据之中，并拥有数据化的存在形式。具体而言，以时间轴为基础的数据结构形成了数据化的时间图式——基于数据的变化与流动，人们建立了历时性的时间感知概念；基于数据的类比与比较，人们在时间维度上重新发现现实。2008年5月19日，谷歌官方博客“谷歌黑板报”的编辑人员按照惯例整理和分析搜索引擎的流量数据时，捕捉到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数据曲线——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七天的14时28分，谷歌的流量几乎为零，而此时正是全国人民为汶川地震遇难者默哀的时刻（图3　图3见本期第16页）。在这一刻，没有人为的强制和监督，所有国人都放下了手中鼠标和键盘，向逝者表达哀思。当时间的刻度深深地烙印在数据之上时，数据便拥有了时间的灵魂，其不再是冰冷的数据曲线，而是在与时间的深情回望中，诉说着不尽的数据故事——国人内心深处难以言表的团结与温情，在数据化的时间图式中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呈现形式和感知结构。显然，当时间图式在数据结构中悄然生成时，数据不仅赋予时间一定的存在形式，而且以时间为轴再造了一个可见的事实“景观”。
　　实际上，数据化的时间图式不仅有助于发现某个时间节点的真相，更有助于发现时间流动过程中的真相。当数据沿着一定的时间脉络展开与延伸时，人们可以感知到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变化与过程，从而在时间的流动结构中重新发现数据的意义以及潜藏在数据流动深处的事实真相。卫报于2014年制作的数据新闻《英联邦战争死难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视化》（Commonwealth War Dead：First World War Visualised），记录了1914年8月4日到1918年11月11日英联邦每天的死亡人数及总累积的死亡人数。用户点击相应的日期，便可清晰地了解当天的死亡人数及其具体信息。在时间图式的设计语言上，该新闻以深红色柱状图代表累积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深红色柱状图越来越高，最后几乎铺满了整个屏幕。这一令人窒息的视觉冲击，无疑在时间图式上打开了一个情感认知向度，使得用户可以直观而清晰地感受到战争对生命的摧残。美国东北大学等机构于2018年推出的数据新闻《1790—2016美国移民年轮》（Simulated Dendrochronology of U.S. Immigration 1790-2016）将美国比作一棵古树，借助“年轮”这一视觉隐喻符号详细呈现了美国从1979至2016年来的移民变化情况，并深度分析了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图4　图4见本期第17页）。就时间图式语言而言，年轮以十年跨度为基本单元，随着年轮数量的增加，移民人口在空间维度上不断攀升。其中，不同颜色代表美国移民人口来源的六大区域，具体包括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不难发现，作为一种被精心选择的可视化符号形式，“年轮”既是一种再媒介化的符号载体，亦是一种通往时间认知的符号意象。这意味着建立在“年轮”基础上的时间图式，一方面赋予新闻一种历时性的认知方向，另一方面也在隐喻意义上传递了“演进”、“累积”、“发展”等时间概念。正是通过对“年轮”这一符号意象的挪用，该作品清晰地呈现了美国“一路走来”的人口构成结构。
　　在数字叙事实践中，数据化的时间图式通常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而大数据关注的是某种总体性的数据构成与社会境况，个体故事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呈现（刘涛，2019）。目前，智能媒介的时间叙事逐渐延伸到了个体维度，其典型代表便是各大软件于每年年底推出的“个人年度报告”——系统追踪用户一年间的个体画像数据、媒介使用数据、行为轨迹数据、网络社交信息等，以H5动画的形式加以呈现，形成一种极具个性色彩的叙事文本。例如，网易云音乐App的个人年度报告，会展现用户一年内所听歌曲的数量、时长、风格等信息，并以时间为轴呈现个体的年度“足迹”，勾勒个体的音乐形象。这种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数字画像，串起了曾经的时光记忆，也赋予了个体一种全新的、精准的认识自我的时间图式。当个体能够在数据意义上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时，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个体叙事一方面挑战着传统媒介的记忆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重构了一种自我与世界的数据化想象方式。
　　（二）空间化的时间图式
　　人类理解事物的基础框架是时间与空间，前者赋予人们对于变化和发展的感知，后者则赋予人们对于位置和场景的感知。正是在时空结构中，认识活动拥有了基本的定位结构和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具备了纵深延伸之可能。在传统叙事中，尽管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结构，但总体上依然作为独立的叙事元素出场，各司其职——时间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叙事结构，空间叙事则更多地转向叙事空间（narrative space）研究。而在数字叙事中，时间与空间的协同叙事愈发显著：空间为时间创设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拓展了时间图式的空间向度。与此同时，时间也在空间化的模型结构中，拥有了更丰富、更多元的现实表征能力。换言之，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维度，空间不仅可以作为背景和场景存在，还成为时间整合、时间调适的重要组织方式和引擎力量。
　　其实，早在现代小说领域便已出现利用空间表现时间，利用空间安排小说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表现手法（龙迪勇，2015：40）。融合新闻则将空间叙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维度，如对新的空间装置进行重构和再造，使其成为信息整合的结构图式（刘涛，黄婷，2023）。一条街道、一段旅程、一条河流等空间化的符号形态，都在空间维度上创设了一种“再媒介化”的空间叙事图式（刘涛，蔡雨耘，2021），而时间便隐藏在空间图式之中——通过编排空间中的要素序列、设置空间中的行动路线、遍历空间中的可能位置等，融合新闻建立了一种基于位移、行动、进程等空间实践的时间意识，从而形成空间化的时间图式。当数据从一个位置抵达另一个位置时，时间完成了对距离的“占有”和“填充”，并且作为显性的条件变量进入用户的认识领域，最终上升为一个需要被捕捉和把握的意识对象。
　　正是在空间化的行动结构中，融合新闻以“过程”、“进程”、“遍历”等概念为认知基础，构建了时间意义上的“演变”、“脉络”、“发展”之时间意识。简言之，当时间在空间图景中延展时，时间的变化、演进、流动之属性不仅被识别和发现了，而且上升为现实感知和事实认知的一种基础图式。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中的空间化过程主体上是在地点、位置、环境维度发生作用，融合新闻则以数字界面为基础，赋予了空间呈现相对自由的“展开”和“折叠”方式，相应地，时间也拥有更为丰富的空间化呈现结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时间图式。例如，作为融合新闻叙事的常见形式，“一镜到底”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图式，其意为通过对叙事时空的设计与调度，在一个镜头空间内模拟、缝合或呈现完整的叙事脉络（刘涛，刘倩欣，2020）。这种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以蒙太奇为主的镜头组接方式，能够实现不同空间之间的无缝过渡与转场，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时空连续叙事。在空间的调度与转场中，由于空间往往携带着一定的时间属性，如曾经的、历史的、怀旧的、未来的时间想象方式，空间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从历史到未来的穿越、从春夏到秋冬的演变、从记忆到现实的转换，等等。而“一镜到底”则借助一定的数字动画技术，利用大脑感知的视错觉原理，在一个连续的时间结构中完成了新闻内容的布局与编排，也实现了新闻场景的串联与转换。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时空连续叙事，在时间维度上重构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亦在空间维度上释放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原本难以直接关联的空间，在一个连续的时间结构中建立连接，由此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空间化的时间图式。例如，2021年，新华社为庆祝建党百年发布的H5新闻《送你一张船票》，以长卷动画的形式展现了百年以来的32个建党大事件。整部作品以“河流”这一再媒介化的空间符号为时间轴线，用户乘坐红船徜徉于历史长河，沿途经过百年来的重大历史场景和事件，在时间维度上感受建党百年的筚路蓝缕与辉煌历程。
　　与其他时间图式不同，空间化的时间图式实际上存在较为普遍的实践面向，即在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维度上编织一种过程性的“时间之旅”，以形成时间的概念与意识。在数字媒介技术环境下，这种空间实践不仅体现为数字世界的化身实践，还体现为现实世界的具身实践。当新闻实践诉诸空间化的时间图式时，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便超越了传统的文本表征维度，而转向主体的实践维度，即将主体置于既定的空间情境中，赋予主体实践一种空间化的结构图式，如沿着“时光隧道”的“穿行”，跟随“历史长河”的“行走”，依托“文化地图”的“遍历”，等等。正是在“隧道”、“长河”、“地图”等媒介化的空间结构中，主体借助“穿行”、“行走”、“遍历”等具身实践，建立了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2021年6月，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在北京市三里屯打造了“复兴大道100号”创意体验馆，通过在展馆内进行历史场景的打造与还原，使人们在空间“旅途”中感受建党百年来的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
　　（三）符号化的时间图式
　　符号的意义并非完全由其固有属性决定，而是经由片面化处理之后才进入人类的感知系统，这一过程对应的符号逻辑即为符号化——人们往往选择事物的一部分属性而放弃另一部分属性，以此赋予事物某种片面化的内涵，从而将其纳入自身的表意系统之中。因此，未经符号化的事物，则难以承载意义；但凡承载意义的符号，必然是片面化处理后的产物。简言之，符号深层的指涉结构，并非建立在全部属性之上，而是依赖于部分属性的特征及其想象结构，也受制于部分属性的限定。因此，任何一种符号形式，必然携带着某种偏向性的意义。伴随着符号在传播场域中的流通，部分意义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具有隐喻内涵的象征符号。
　　当一种事物回应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时间命题，或者携带着某种时间的“意味”时，其符号化过程便存在一个深刻的时间之维，即事物是在时间维度上被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时间符号。有别于其他的符号形式，时间符号所传递的“言外之意”，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时间认知基础。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记忆之场，指的是记忆往往沉淀在具象的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中。换言之，记忆实际上内嵌于具体事物之中，如过往的文物、雕塑、绘画等，人们往往借助这些事物唤起曾经的记忆。当这些符号携带着某种普遍共享的象征意义时，时间便“寄居”在符号之中，并显现于符号的表意系统，相应地，时间图式拥有了一种符号化的生成机制。因此，符号化的时间图式本质上强调的是符号的时间性特征与内涵，即时间嵌入符号的象征结构，并随着符号的出场而同步出场。
　　就时间图式的符号生成机制而言，时间符号主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符号形式。诞生于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符号，一旦能够激活人们关于过去、历史、时代的感知与记忆，便形成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指涉关系和阐释结构。二是统摄在时间范畴的符号意象。倘若符号的象征意义回应的是一个时间命题，其便创设了一种通往时间感知的象征结构，如数字“1314”之于永恒爱情的象征意义、梅花之于冬天的象征意义、粽子之于端午节的象征意义，等等。三是浓缩了特定事件的典型符号。经由新闻媒介的集体报道与反复强化，公共事件中的某些“决定性瞬间”被永远定格，成为人们想象和理解事件的一种“新闻聚像”（Bennett & Lawrence，1995）或“凝缩符号”（Graber， 1976: 289），如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图像、汶川地震中的“敬礼娃娃”图像、叙利亚难民危机中的“沙滩男孩”图像等。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概念，凝缩的“语言”基础是隐喻（刘涛，2018）。建立在凝缩基础上的符号形式，往往以事件为基础，唤起人们的时间意识。凝缩符号往往具有强大的流动和增殖能力，它们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元语言，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通过对互文语境的创设，将公众带入特定的事件、场景与记忆之中（刘涛，朱思敏，2021）。
　　当时间符号进入融合新闻的叙事结构时，其便创设了一种符号化的时间图式，即人们通过对时间符号的识别与感知，建立相应的时间意识。在经典叙事中，由于故事主要沿着语言文字维度展开，时间符号的出场方式较为单一，激活的时间线索也极为有限，致使符号化的时间图式更多地停留在简单的符号象征维度。而数字叙事则立足时间符号的融合叙事与跨媒介叙事潜力，将时间叙事的符号学想象力推向一个全新的认识空间。
　　具体而言，融合新闻的“多媒融合”特点与机制，将多模态的时间符号带入故事之中，这不仅丰富了时间意象的生成层次和深度，也以多感官体验为基础，拓展了时间意识感知的多元可能。人民日报为庆祝建党百年而创作的H5作品《复兴大道100号》，选择不同历史时期承载集体记忆的视觉符号作为核心叙事要素，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长卷——除了选择重要历史节点的事件与场景，如1921年南湖红船启航的画面、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画面、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的画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画面、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画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画面，还选择了百年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如刘胡兰、雷锋、王进喜等人物符号以及“半条棉被”、“八女投江”等故事符号。正是通过对这些记忆符号的征用和编排，以及对历史场景与细节的视觉复盘，H5作品《复兴大道100号》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模式。
　　除了在视觉维度上拓展时间叙事的符号模式，融合新闻还立足符号化的时间图式，拓展了时间叙事的声音向度。如果说图像符号的第一属性是像似性，声音符号则体现为指示性。因此，声音具有先天的索引与指引功能，即一种对源头、踪迹、路径的追溯和探寻属性。一般而言，图像是空间性的符号，声音是时间性的符号，这不仅是由其符号属性决定的，还因为声音的感知、情感与意义，需要诉诸更丰富的外部信息，尤其是心理认知维度的记忆资源。当我们听到一首歌时，总会本能地复盘歌曲本身的伴随文本（co-text）信息，如名称、歌手、年代等，并在自我的经验系统中探寻歌曲的记忆坐标与时空位置。因此，相对于图像符号而言，声音符号携带着更为显著的时间信息，通过诉诸记忆来实现叙事意义上的时空过渡或切换（刘涛，朱思敏，2020）。在现代性背景下，声音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记忆资源：一段声音可以激活一定的记忆场景，也因为时空位置的变化而释放出不同的情感内涵。所谓的“此情此景”，即是强调时间与情感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声音符号无疑将“此情此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演绎维度。中国科技网于2021年发布的融媒体作品《放大音量！听百年最硬核声音》，呈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的原声音频、“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时杨利伟在太空问候全国人民的声音、双季稻田产超1500公斤时袁隆平院士的采访原声等十余个中国科技创新最硬核的声音，这些声音犹如一个个“记忆之场”，将公众的记忆拉回到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显然，声音维度上的时间符号如同记忆“引擎”，更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唤起集体记忆。
　　概括而言，时间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元素，在融合新闻这一数字文本中已然超越了原始的逻辑结构，并沿着结构、表征和认知三个维度拓展时间叙事的形式与语言。从叙事结构层面看，由于数字媒介可视化及多模态的特点，融合新闻的时间线呈现出可视化及嵌套式的数字结构；从表征层面看，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融合新闻，不仅拓展了回顾叙事和预示叙事的表意潜力，也打通过去、当下、未来的时间边界；从认知层面看，融合新闻叙事超越了传统的时间图式，再造了数据化、空间化、符号化的时间图式，从而重构了现实认知的时间化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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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薛雅心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及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VRC0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