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东
　　【本文提要】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技术被寄予厚望。以云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基础设施被认为能改变县级媒体所面临的困境，从而赋能媒体融合转型发展。这些话语呈现出技术赋能的迷思特征。本文通过基础设施研究的路径，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审视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问题，以揭开技术迷思的黑箱。研究发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以云平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以及以手机、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技术系统，二者深度互嵌在一起，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又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这种多层面的、互嵌的基础设施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与正式结构协商的本地实践，正是这一本地实践使技术赋能成为可能。
　　【关键词】媒体融合 县级融媒体中心 基础设施 技术赋能 云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6
　　2019年初，《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作为国家“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后，各省陆续建立省级技术平台，以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媒体+”业务。相较于内容建设，技术平台建设更容易量化与验收，也就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多少都会谈到技术问题。这里的技术，既指具有支撑性作用的省级平台技术（陈国权，付莎莎，2018），也指各种应用于广播电视领域的专业技术，如高清摄像机、直播一体机、高清演播室（黄楚新，2021）。技术赋能已经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认识论。但是，新的技术平台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除了省级云平台外，还有哪些技术（物）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践中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没有被详细追问过。技术赋能成为一个黑箱，散发着独特的技术迷思。本文试图通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证研究，探问其中的技术赋能，审视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关系，以揭开技术迷思的黑箱。
　　
一、理论基础
　　（一）技术赋能与技术迷思
　　赋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也被译为赋权理论，最早由所罗门（Barbara Bryant Solomon）在《黑人赋能：被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中提出。赋能在这里是指社会工作中的一种参与实践，社会工作者参与边缘人群的活动，努力赋予个体权力，有助于其感到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Solomon，1976：19）。后来，赋能又与积极心理学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观念产生关联，即指通过对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来提升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认知，从而给予他人达成目标的“正念”（王丹，刘祖云，2020）。应该说赋能是一种行动理论，侧重于行动者参与实践过程对对象的促进作用。
　　当“赋能”一词迁移到技术语境时，其应用有所变化。所探讨的不再是行动者的赋能行为，而成为一种先验的背景与条件。基于技术所具有的优势，技术赋能的“核心和本质是技术能提供功能”，以执行某一类任务，解决某种挑战，达成某种可能（万昆，任友群，2020）。如，在互联网技术与合作治理的关系上，“互联网具有渐进渗透效应、双向赋权效应、平台聚合效应”，所以互联网是一种赋能的技术，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强大动力和有效形式”（刘力锐，2015）。
　　技术赋能的应用，已经由一种行动理论转变为认识论。这是一种致力于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技术与人类美好未来之间建立令人信服联系的认识论。这一认知，在技术史上并不少见。科技史家鲍克（Geoffrey C. Bowker，1994），将这种观点称为信息神话（information mythology），即信息如何与时间、空间产生关联，并重塑它们，技术的一般本质如何表述为宇宙的一般本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则将之称为技术迷思（technological myth）。莫斯可认为技术迷思是对技术的崇拜与炒作，迷思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激发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互联网是当下技术迷思的基础，“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好的电脑和传播技术，如何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那些有关民主和社区的似乎不可能的梦想；并且在实践中，它没有对自然环境产生任何压力”（文森特·莫斯可，2010：28）。当下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技术迷思。
　　以鲍克、莫斯可为代表的科技史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技术迷思的批判适用于从宏观语境下观照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问题。但是正像徐婧等人所提到的“在高歌技术理性的同时”，还应“重新发掘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的真实处境”（徐婧，王楠，2021）。对技术赋能的迷思分析只是本文的一个认知背景，本文不准备续貂，而是想从另一条基础设施研究的路径来审视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
　　（二）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基质与嵌入
　　本文所说的基础设施研究不仅是指研究对象是基础设施，更是指一种基础设施的视角。在基础设施是后勤型媒介，或者媒介即基础设施的判断中（彼得斯，2020：42），需要“一个具有元概念色彩的分析工具”（张磊，贾文斌，2021），以解释基础设施中所遮蔽的各种复杂关系。在基础设施研究的众多路径中，本文关注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大型技术系统的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契合本文的分析对象。
　　这一路径是受休斯（Thomas P. Hughes，1989）对大型技术系统（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LTSs）分析的影响。休斯认为技术系统既是由社会所建构，也会形塑社会。大型技术系统也成为应用于基础设施分析的主要概念方法。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发展了对大型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她提出基础设施不是先验的技术物——客观存在、随时可用，“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是作为一种关系属性出现的，而不是被剥夺使用属性的东西，当它成为与有组织的实践相关时才是基础设施”（Star，Ruhleder，1996）。关于基础设施是一种关系的判断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研究的共识。
　　休斯与斯塔尔的观点提醒我们基础设施不仅是一种技术物质系统，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并且从根本上看是社会系统。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大型技术系统的观点，可以阐明基础设施中相互关联的社会维度，审视其中复杂的基质与嵌入关系。关于这一关系拉金有个形象的说法：电是计算机运行的基础设施，但同时计算机又是电力供应的基础设施，因为整个输电行业都是由计算机所控制的（Larkin，2013）。
　　基质性指基础设施是超越单一的任务、事件与地点的，具有支撑性的基质。但是基质性发挥作用很多时候要依托于本地的组织实践。这也就是斯塔尔所提的问题“什么时候会成为基础设施？”当“本地实践由更大规模的技术提供时，基础设施就出现了，然后可以以自然的、现成的方式使用这些技术”（Star，Ruhleder，1996）。而嵌入性则是指基础设施依托于已存在之物，往往需要嵌入已有技术、结构、实践惯例以及基础设施之中。
　　基础设施的发展不断处于基质与嵌入的过程中。实际上，现代技术基础设施在历史上都伴随其他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领域一起发展。如电信基础设施往往建设于水塔、楼房之上，通讯光纤会与水、燃气和污水管道相伴，更不用说城市经常会出现在铁路、公路和水域旁边。这一基质与嵌入的过程，也就是马特恩（Mattern，2015）所说的“媒介基础设施的深层时间”（deep time of media infrastructure），即“旧基础设施何时进入新媒介景观中”以及“新基础设施如何再中介化其前身的”。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如果说技术迷思的话语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理解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勾连，那么基础设施研究中对技术的现象学观察，则提供了一种中观的、带入组织实践的看待技术问题的视角。在这一研究路径中，技术物是嵌入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技术物不是先验的背景与条件，而是在具体场域中的行动者，这也呼应与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物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研究（戴宇辰，2020）。本文结合上述基础设施对大型技术系统研究的路径，基于人类学的现象学观察，审视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技术问题，以揭示各种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基质与嵌入关系。
　　具体来说，本研究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实践中，哪些技术可称得上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它是先验的存在，还是基于在地实践的。第二，这些技术基础设施之间存在怎样的基质与嵌入的关系，这也是基础设施研究的旨趣所在，即探问基础设施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关系。由此，试图揭开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赋能的迷思黑箱。
　　本研究的实证材料来自于对中部地区H省北部8家融媒体中心的田野调查。笔者的田野调查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22年2月7日开始，共10周。笔者在A县融媒体中心新闻部以实习生的身份进行田野观察，并参与他们的新闻资讯生产。A县融媒体中心是H省第一家挂牌成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是省内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单位，其前身是A县广播电视台。目前该融媒体中心运营有电视台、报纸（内刊）、广播电台、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等。第二阶段是2022年的7月至8月间，笔者先后走访了H省北部另外7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调研，并进行了多场针对技术与平台使用情况的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秉承人类学研究的现象学取向，只不过把对“探究、描述、分析个人生活经历的意义”的关注（凯瑟琳·马歇尔，格雷琴·B.罗斯曼，2015：26），转向对技术物，以及人与物互动的关注。基于现象学通过“直接的认识”来描述现象的方法，本文将“深描”在田野中所看到的围绕技术基础设施的实践。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各种人造物的总和，已经广泛地指代各种能够放大人类力量的技术系统，可以定义为“大型的、耐用的和运行良好的系统和服务”（彼得斯，2020：36）。从能够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运营的角度看，最基本的技术基础设施是省级云平台，以及附着于云平台的各种专业的制播技术装置。如以技术迷思视角审视，笔者发现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主体，技术迷思很弱，至少迷思不在他们自己身边的技术上。在N县融媒体中心调研时，一位电台主持人为笔者描述了“5G智慧电台”的功能，“这一系统与酷我音乐等主流音乐播放器相关联，集歌单下载、播放、排片、审核等智能功能于一体，可以极大地节约人力”，其功能甚至超越百度地图，“百度地图有个智慧城市建设，它的实时路况信息只到地级城市，路在哪里堵？堵了多数米？哪条路通行缓慢？它到县级根本就没有。但5G电台把这个打通了，做节目时可以提供县城的实时路况信息”。然而，这一系统并未在这家融媒体中心使用。
　　相反，县级融媒体中心对身边的技术工具的使用生发、协商出多样的本地实践。除了云平台外，还有其他一些技术因提供了明显的支撑性功能而可被视为基础设施，如手机、短视频等。
　　（一）云平台：实用与诗学
　　云平台实际是中央厨房的另一种形态，这是媒体融合时代的技术要求，可以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端传播、多屏共振”的融合生产功能。也可以提供“指挥调度、宣传策划、发布系统、舆情分析、指令调度、运营管理、媒资管理”的等横向业务的聚合（常智明，王锐锋，2022），因而是汇聚纵向与横向功能的平台型基础设施。云平台不仅可以用来实现中央厨房的功能，还可以“统筹管理和协调省域宣传报道工作”，“为省域内县级融媒体中心协同报道和协作联动提供支持”，从而打通新闻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满足全省“一张网”的要求，成为网络型基础设施。
　　在省级云平台推出前，H省内县级融媒体中心使用的技术平台较为多元。从公开资料可以发现，像中科大洋、山东轻快、北大方正等商业平台，以及省日报社、某市电视台等地方平台都曾为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平台解决方案。2019年以后，H省的100多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云平台系统均由该省电视台附属的融媒集团负责设计、建设与维护。这是“一呼百应”的“联网”行动，使各县融媒体中心放弃原先标准不一致的平台，走向联网与标准化。笔者调研的8家融媒体中只有Y县融媒体中心在当时顶住压力，坚持使用原有的由新华社与中科院合作开发的云平台，另外7县全部采用了省级云平台。A县融媒体中心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从2020年开始使用新的云平台，并搬迁到新的办公地点进行重组转型。
　　云平台提供的技术设备支撑起整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广播电视系统、移动客户端系统都与之深度关联。在此本文不再详述这些场景，而是更关注其中不太被使用的功能，如指挥调度与媒资管理。从笔者所处的A县融媒体中心来看，虽然每位记者手机上都装有相关应用，但是采访调度、编辑制作以及媒资管理很少使用这个系统。至于为什么不使用，其主要的原因是设计不合理，以及不易使用。新闻部H主任举了一个文件传递的例子。日常工作中他们更多使用微信来进行沟通联系、工作处理以及传递各种文件资料。云平台虽然也提供了文件传递功能，但其设计的界面不能像微信一样在同一个对话框内完成传递，图片、文字、视频要在不同的界面内进行传递，这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H主任也说微信的不足是传递视频文件会有压缩，所以视频原始文件的传递还得用QQ。而年轻记者W发现了一种通过微信可以在视频发送过程中避免压缩的方式：在发送前修改视频文件格式后缀，等接收后再修改过来，这样视频就不会被压缩了。
　　在调研中，各县级融媒体中心都会打开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屏，来演示围绕云平台的各种功能，其中的重点是指挥调度系统。这个指挥调度系统可以实时显示记者所处的位置，完成采访任务下派、认领、回传、制作、分发的全流程。云平台建设验收时（同时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验收），检查项之一便是突发新闻的指挥调度。“但是对于一个县融媒体中心来说，只有这几个记者。每个人什么情况，在哪里，都很清楚。有什么工作安排，一个电话打过去就可以解决了，要一个指挥调度系统干什么？”（T主任）另一位主任也说，“这个系统其实还不如微信群好用”（Y主任）。
　　融媒体中心的编辑记者们经常用“大屏”来指代云平台，大屏高端大气，是先进技术的象征。大屏是这套技术系统直观显示的界面，也是不可见的技术黑箱实际可见的部分。大屏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接受参观与检查，各地融媒体中心甚至开发出一套围绕指挥调度系统的参观流程。对此，一位主任说：“大屏不太开机，只有领导来了才开机演示。领导来了，看到全装机使用，就赞扬用得多么好，然后大家拍照留念。有时为了应付检查还得临时填充数据。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个负担。”
　　有学者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从“大楼和大屏”的“技术性建设标准”的迷思中走出来，转向关注实际的运行效果（曾培伦，毛天婵，2020）。这话固然没有错，但是大楼与大屏的物质存在确实有其作用。就大楼而言，在县城有一幢融媒体中心的大楼，能显著提升融媒体中心的可见性。有没有大楼，大楼大不大、新不新，是一个县融媒体办得好不好、受不受重视的直观体现。这就是拉金所说的基础设施有着超越实用的诗学功能（Larkin，2013）。诗学意味着形式从技术功能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象征的美学符号与载体。
　　A县融媒体中心曾多次到“更先进”的县融媒体中心考察，学习已经被公认的建设模式。这些县融媒体中心先进在哪里呢？在受访的主任们看来：第一，有独立的办公楼，先进设备更多，大屏更大；第二，人多，有些融媒体中心同时挂多块牌子，可以安排更多的领导岗位；第三，营收好，相比来说人均工资收入更高（根据多次访谈汇总）。但A县融媒体中心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新闻宣传、服务群众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比不上其他先进模式。
　　如果说技术系统是一个黑箱，那么实际运行效果更是一个黑箱，这个黑箱是包含技术系统的更大的黑箱。通常对运行效果的考核是各种各样的量化数据填报，而云平台显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数据。可以说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场域中，以云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基础设施可以连接到新闻生产的系统中，也可以连接到监管、审计和考核的系统中，更可以连接到参观、调研以及召开各类现场会的系统中。所有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基础设施的物质性体现。
　　（二）拍摄剪辑：还是用手机吧
　　在对媒体融合的要求中，“移动优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要求，“按照移动优先的原则，利用移动传播技术，形成渠道丰富、覆盖广泛、传播有效、可管可控的移动传播矩阵”。通过这个技术文件，可见“移动优先”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要快，利用移动传播技术，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其次是要渠道丰富广泛，实际就是在传统媒体平台外，要争取覆盖多数的移动新媒体平台（林颖，2020）。
　　笔者首次旁观的新闻拍摄场景是A县党委会全会，新闻部派出多名工作人员。两位记者使用摄像机拍摄电视新闻画面，一位记者使用相机拍摄照片，一位记者使用华为Mate40手机拍摄会议视频，同时制作新闻短视频，另有两位文字记者负责文字稿写作。关于宣传时效的要求是，在会议开始15分钟内要推出一个会议召开的短视频，同时在移动客户端上推出一个短新闻稿，这都是主打移动端的“快”。之后与这次会议相关的视频新闻与图文新闻会在融媒体中心所有的平台推送。再之后，会以“外宣”的名义推送到各省级以及国家级新闻平台，这便是主打“渠道丰富、覆盖广泛”。
　　出动人员之多，这在A县融媒体中心的新闻采编活动中是超常规的。H主任说主要是因为这个会议比较重要，需要留存更多的资料。同时，刚过春节假期，工作稍微少一点，可以让年轻人都到会场，多锻炼一下。更多的时候，新闻采访只会派一位记者前往，这就要求记者做到“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要求的“一专多能”往往指具有某一方面突出技能，又能全面发展，熟悉新闻采编全流程的人才。这一要求是要打破机构内部不同“部门、平台、内容、技术”之间的壁垒，以“掌握全媒体理念和技能”（赵海明，郭小安，2022）。
　　在最初的工作中，A县融媒体中心也要求记者“一专多能”。在新闻拍摄中记者既要带相机也要带摄像机，既需要拍摄视频、照片，同时也要写作新闻稿，以及剪辑视频。对记者来说，具备一专多能的素养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携带支撑“多能”的技术设备。实践的结果是，记者往往无法兼顾两套设备的配合使用。记者F甚至向我描述他在跟随领导下乡调研时，放下相机再扛起摄像机，已经追不上领导的场景。
　　当下记者拍摄新闻时往往会带着摄像机，同时会携带手机，很少有愿意再带相机的。之所以会带摄像机是因为如果只用手机拍摄领导活动会让领导觉得不够重视。其他的一些新闻采访活动，如果能用手机，则主要用手机。因为手机是最佳的选择，设备轻便，可以兼顾摄影摄像。A县融媒体中心甚至为每位记者配了一台稍微高端点的华为Mate40手机。有多次H主任为记者K安排工作，要求K带上相机。K问“能用手机吗？”主任答“也可以”，K说“那我还是用手机吧”。
　　更重要的是除了拍摄，手机还可以用来剪辑。利用手机版“剪映”，可以直接将手机拍摄的素材剪辑制作出来，这对于追求“快”来说，是最好不过的。而摄像机所拍摄的素材还需要“采卡”，使用专业剪辑软件才可以编辑制作。之所以用手机进行剪辑还有基于审核时效的考虑。新闻部副主任Q有一次给新来的实习生M布置了剪辑工作，并建议她用手机剪辑。他如此解释道：“你剪辑的视频，主编（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审核后一般还得修改。而主编往往是下班后才能抽出时间审视频。如果不用手机，怎么第一时间修改呢。为了能准点下班，我建议你还是用手机吧。”
　　已有研究发现，在专业新闻媒体中已经有一种不使用传统的专业级摄像设备，转而选用非专业、业余化器材的倾向（梁君健，黄一洋，阳旭东，2022）。这一倾向在县级融媒体中心体现得更为明显。从技术发展的趋势看，专业技术设备越来越走向专业细分与功能拓展，充分拓展了影像的表达能力，如3D、4K、VR等都有很高的技术门槛，并不易于推广使用。多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有这些设备，但因没有可应用的场景而长期闲置。而以手机为代表的业余设备则更为轻便化、智能化，在成像质量方面已经可以媲美专业设备。所以在县级融媒体中心日常新闻生产中，手机已经足够。如果说“一专多能”是媒体融合在人层面的要求，那么手机在实践中的应用显然是媒体融合在技术设备层面的反映。
　　（三）抖音形塑的新闻短视频
　　2017年被称为短视频元年，短视频一跃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口。短视频极大地适应了移动互联时代移动化、场景化与碎片化的需求。也正是短视频的崛起才对A县广播电视台真正造成了致命冲击，尤其是短视频在农村地区的覆盖。A县广播电视台发不出工资，也是在2017年后。A县融媒体中心经过重组转型后，就确立了“短视频优先”的发展策略。记者F也说：“我们更在乎短视频，不在乎传统媒体的文字功底与能力。人家把短视频当副业，我们当主业。”
　　A县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全面覆盖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可以说是小有成就。“截至2021年底，仅抖音平台发布短视频1400余条，总播放量1500余万，其中上万播放量的短视频368条，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全网各平台短视频播放总量达4000余万”（《A县融媒体中心2021年工作总结》）。这些短视频既有融媒体中心的编辑记者自己拍摄制作的，也有外单位通讯员制作的，很多是用手机拍摄，手机剪辑更是常态。
　　更为有趣的发现是在新闻短视频的视觉形态上。第一，横屏拍摄但是制作成竖屏效果。也就是说短视频主干部分是横屏视频，然后上下加背景，以适合手机竖屏观看的画幅比，实际上视频的内容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到。有学者把这一形态命名为“伪竖屏”，认为是电视台播出的横屏新闻切条之后的产物，至少是电视新闻思维的体现（姚苏晟，廖志坤，2021）。
　　但在A县融媒体中心这个判断是需要存疑的。A县融媒体中心确立了“短视频优先”的战略，拍摄来的新闻素材先由新闻部做短视频，电视新闻后期由编辑部单独制作。并且新闻部制作短视频的主力是5位年轻人，他们都是近两年才考入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没有传统电视新闻的经验，很难说是受电视新闻思维的制约。面对为什么不做真正竖屏视频的疑问，记者K给的解释是：“原先也拍竖屏视频，但是后来发现这些竖屏视频通用性不强，后期做电视新闻用不了。每年融媒体中心承接的宣传片也需要用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料，竖屏也用不了。此外各个单位都需要这些日常活动的视频资料，我们有为兄弟单位留资料的责任。这些场合都需要横屏视频。”
　　H主任进一步从人员构成的角度来解释：“新闻部人太少，总共11人。1位主任，3位播音员，2位老同志，实际只有5名年轻人是主力。不可能每次拍摄时既拍摄横屏也拍摄竖屏，只能选择通用性最强的横屏来拍摄。”
　　这一“伪竖屏”的形态又带来第二个有趣的视觉效果：报纸化构图，主标题、副标题、导语齐全。视频的上方一般是新闻的主标题与副标题，下方的文字则相当于导语。关于这种形态的来源，编辑记者们也没有准确的说法。最主要的解释是学来的，用记者X的话说就是“之前学LZ，现在学TY”（LZ、TY是同市另外两个县，他们较早开展新闻短视频工作），到底是哪一家媒体最先使用这种形态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可以明显观察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这是新闻短视频的重要形态。
　　虽然A县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覆盖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但是实际制作中主要以抖音平台的模式生产作品，主要使用的也是抖音官方出品的剪映软件，然后发布至其他短视频平台。由于抖音平台的巨大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短视频。抖音平台的示范效果以及提供剪辑工具的便利性创造了强大的中介化作用。上述视觉框架模式显然是抖音、电视新闻以及报纸新闻共同形塑的产物，其中抖音技术平台的力量最为强大，可以将电视新闻、报纸新闻的视觉框架整合在抖音的短视频模式下。本文并不认同对所谓“伪竖屏”视频的批评。实际上这一整合将文字信息、视频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快速完成信息传递。
　　在梁君健等人的讨论中，短视频虽然对电视新闻带来冲击，但“它对于一线采编技术的影响还较为有限”（梁君健，黄一洋，阳旭东，2022）。但是从笔者在田野的观察来看，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其影响还是很大的，不仅影响到了采编技术，实际也影响到新闻短视频的视觉框架形态。关于这种技术平台对实践的反塑，近年来也有不少讨论。就如秦兰珺所谈论的文字处理工具Word对书写的影响一样（秦兰珺，2021），抖音及其剪辑软件也在影响着基层媒体的新闻短视频实践。当然，更大的背景是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在重组社会部门功能与社会交往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姬德强，白彦泽，2022），那么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又怎么能够逃脱这种制约作用呢？
　　
四、讨论：基础设施的互嵌
　　在技术设计者看来，技术系统的使用是为了以适当的手段实现一定的目标或者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重新安排物质世界的秩序有关”（Hughes，1989），这也是技术赋能的核心认知。作为一个技术装置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其建设目的可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对“融媒体”一词的界定中一窥端倪：“融媒体即融合媒体，指广播、电视、报刊等与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有效结合，借助于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将新闻资讯等广泛传播给受众，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的新型媒体”。要达成这一融合媒体的目的，需要依靠技术。
　　省级技术平台的建设，显然是为了打通传统媒体技术基础设施与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间的区隔。但是这一技术装置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中会产生诸多协商。在县级融媒体中心，云平台、手机、短视频都可以被称为技术基础设施，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产品的形态特征。正像赫普（Andreas Hepp）所谈到的，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不是孤立、离散和僵化的，而是全面、相互联系的（Hepp，2020：85）。也就像基础设施研究所提醒我们的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本文把这种基于基质性与嵌入性的复杂关系，称为基础设施的互嵌。
　　（一）广播电视系统与社交媒体系统的互嵌
　　本研究发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着两类技术系统。第一类是专业的广播电视技术系统。如专业的摄像机、剪辑软件以及广电发射传播网络等，这是传统媒体的技术基础设施，用于专业新闻生产。而新的云平台技术则力图在广播电视技术系统的基础上，生发平台功能，以应对媒体融合的需要。第二类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技术系统。手机的普及、短视频的兴起，因其所具有的社交基质作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在田野中笔者还发现，云平台虽然有着联通省级平台与向下覆盖的信息流功能，无论是省级媒体平台，还是县级客户端都对下提供账户，可以自主发布稿件，这就是云平台所打造的“全省一张网”功能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实践中，不同级别的微信通讯员群依然大量存在，是各级媒体之间发稿、外宣、交流信息的重要通道。显然这里有两个平行的信息流技术网络。而短视频、手机客户端的浏览量与日活量，同样依靠在朋友圈的转发，朋友圈成为提升浏览量与日活量的基础设施。
　　从实用的功能出发，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指挥调度、新闻生产等功能完全可以由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来实现，以满足“移动优先”的需求，因为这一需求本就是为了解决网络媒体兴起后新闻资讯的生产传播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场域，更是扩大了手机、微信、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技术的覆盖。广播电视系统依然坚守在广播电视播出等领域，因其专业壁垒而具有不可替代性。社交媒体基础设施从来没有想过要取代专业的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但是在县级融媒体的运行中，未见云平台能真正打通广电与互联网之间的区隔，反倒是社交媒体技术部分覆盖了广播电视技术本来的领域。云平台益发蜕变，而更具象征意义的诗学功能。
　　其实不仅是云平台，专业设备的象征意义也愈加强烈。如拍摄县委领导只能使用摄像机，拍摄宣传部的活动只能使用单反拍照，不能使用手机。这些都是上级主管部门明确提出的要求，是因为这些设备比手机更专业，因而成为县级新闻媒体专业素养和重视程度的体现。笔者有一次按要求参加了一场有县主要领导参加的大型活动，笔者的主要工作是使用单反相机拍摄照片。实际上，活动现场也安排了另外的记者使用手机拍摄活动照片并快速回传到编辑部以制作云上快讯，而且活动之后在全网推送的图文新闻所使用的照片也是初期由手机拍摄并回传的，单反相机所拍摄的照片最终进入了数据库，存而不用。但是，单反相机在这种大型活动中是必须要存在的，是活动受重视的体现，也是媒体专业性的体现，至于所发出的新闻照片究竟出自哪一种设备，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
　　关于云平台为何未被广泛使用，可以参照斯塔尔所言的“基础设施悖论”（paradoxes of infrastructure）的观点，即“微小的障碍会给基础设施用户带来巨大阻碍”（Star，1999）。正如前文分析的，云平台的文件传递不在同一个对话框内进行，这影响了记者对云平台技术的使用。这么微小的障碍似乎成为打败云平台的第一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小障碍只是涉及“多点几个按钮”的界面使用问题，甚至算不上技术门槛，但实际上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技术装配与用户执行的问题，对应着不同的技术与文化逻辑。由于使用者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使用社交媒体基础设施，而新的技术与文化逻辑需要花费精力去学习、适应。在社交媒体的技术与文化逻辑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逻辑的情况下，背离这种逻辑的技术应用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一个小界面显示的却是大的社会结构。同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为何能够渗透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过程中。
　　在实践中，广播电视技术基础设施与社交媒体基础设施密不可分，二者是并行的，而互嵌成一个体系，成为共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这里不是简单的取代与打通逻辑，而是一种基础设施的互嵌逻辑。正像H主任所戏称的：“美式装备（指云平台）很先进，但我们也喜欢这种小米加步枪的组合。”这正是赫普所说的媒介集合（media ensemble）的概念，“是一个集体或组织在特定社会领域内所使用的一系列媒介的组合”（Hepp，2020：89）。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与社交媒体系统是一种竞合关系，有各自适用的场域，二者并行、相互依赖，并会呈现出一定的争夺。至于在具体的应用场域是怎样的一种媒介集合，又是否能够发挥技术赋能的作用，则取决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
　　（二）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
　　一直以来基础设施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视角是技术政治（technocracy)，即探讨技术是如何成为社会治理术的（Larkin，2013）。云平台力图成为平台型基础设施与网络型基础设施，实现媒体融合，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便是这样一种技术政治视角的体现。基础设施的技术政治视角展现了基础设施是如何服从政治需要的，但并没有解释基础设施的本地实践问题，也并不能回答技术能否赋能的问题。实际上基础设施的主体并不总是完全服从技术政治的需要，现代基础设施经常成为不同诉求争论与协商的场所。这一协商就是社会性嵌入技术性的过程，也就是本地实践。这正是基础设施研究所强调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技术系统必须要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才是基础设施。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会有不同的业务部门来应对媒体融合的要求。同样是命名为“新闻部”、“编辑部”、“专题部”的部门，可能对应着完全不同的职能。对移动优先、短视频优先的战略，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处于同一市的A县、T县与H县融媒体中心皆有各自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比较看重短视频生产。
　　A县融媒体中心，由新闻部专门运营短视频平台。短视频优先意味着重要的新闻资讯在短视频平台首发，因而记者在接到任务时总会问一句“发不发短视频”，发不发短视频将决定不同的技术路径与产品形态。T县融媒体中心没有运营短视频平台的主部门，但所有部门的产品都会在短视频平台投放。短视频优先意味着将短视频平台作为所有新闻资讯的最终出口。新闻部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部制作的短视频栏目，以及编辑部制作的报纸、杂志，甚至是微博热搜、云上平台互动等本地内容都会在短视频平台上推送。在H县融媒体中心，短视频平台由新媒体部运营，短视频优先则意味着尽最大可能提升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新媒体部并不采制本地新闻资讯，而是依托抖音平台的“媒体池”功能搜集全网热点素材编辑发布。其短视频平台上的本地新闻则主要是将电视新闻拆条发布。这一短视频平台却是H省北部影响力最大的一家，仅抖音平台就有89万粉丝。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短视频技术嵌入各地的状况。这个嵌入就是短视频技术系统、“短视频优先”策略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组织实践之间的互动操作。A县融媒体中心是上述融媒体中心中体量最小、人员最少的，历史欠账较多，目前还需要以专题片拍摄、承办活动等形式创收。专门针对短视频平台的本地内容生产，使得其新闻生产可以突出重点。T县融媒体中心短视频平台发稿量更大。受惠于公益身份，T县融媒体中心不再进行创收工作，因而将全部精力用于提升其新媒体的影响力上，重视将各平台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迁移。H县融媒体中心发展基础好，在疫情前年创收可达亿元，其广电网络未被省公司合并，目前仍然拥有“有线电视用户148000户、宽带用户20761户”（《H县广电网络中心新闻宣传事业产业发展概况》）。H县融媒体中心重视传统电视新闻生产，尤其是对上级新闻机构的“外宣”供稿。在调研中，H县融媒体中心称，因为外宣工作，新闻采编一线工作人员收入较高，每个月都会出现几个“万元户”。其短视频平台围绕热点的运营模式，反过来也有效提升了本地新闻在互联网上的可见性。
　　在这里，何者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如何赋能，并不取决于设计者对技术的设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媒体对“媒体融合”、“移动优先”、“短视频优先”等观念的理解，取决于本地的组织管理实践。在上述案例中，同样是“短视频优先”，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自然也会生成不同的内部业务部门配置，有着各自的在地化的新闻发布与审核机制，以及不同媒介集群，从而构成多样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厨房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技术平台，而是围绕技术平台的组织实践。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将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是“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人的移动、人的劳动、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承担将不同地点、资源和故事转变为可行机会的责任（Simone，2004）。技术赋能离不开背后大量的人力劳动，有些是可以想象的，比如嵌合于新闻生产中的劳动，有些则不可以，比如笔者在田野中观察到，移动客户端的考核涉及注册量、发稿量、日活量等方面的要求。上级宣传部门的要求是“移动端注册率占县域内手机用户的50%，日活量占注册量的30%以上”。在移动客户端刚上线推广阶段，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人力推广工作，以增加注册量。而日活量同样需要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贡献数据，他们被要求每天在朋友圈转发一定条数的客户端内的资讯。因而人类的劳动、互动通常是技术性的基础设施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不同元素和主体之间的相遇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和物质世界”（Kanoi et al.，2022）。总之，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依赖于其他系统发生功能，即便是设计了能赋能的技术系统，但是使技术赋能成为可能或者不可能的是组织实践以及居于中间的人（Graham，2009：33）。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来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场域，试图揭开技术赋能的“迷思”。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系统中，不仅有广播电视技术基础设施，更有社交媒体基础设施的身影。在社交媒体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自然也渗透到广播电视生产的领域，这也模糊了广播电视的专业生产与短视频非专业生产之间的界限。媒体融合表征为技术系统的互嵌。赋能的技术，是由广播电视技术与社交媒体技术互嵌的技术基础设施。技术赋能的有效与否不仅取决于技术系统的运作，同样取决于嵌入其中的社会系统运作，以及具有中间连接性的人类工作。而这两种互嵌的实质是基础设施的本地实践。只有这样，当“正式的结构与非正式的本地结构出现融合”，而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适合本地情况的实践时（Star，1999），基础设施才能发挥作用，才真正是基础设施。打开技术迷思的黑箱，看到的实际上是协商的、在地化的组织实践，也正是这一本地实践使技术赋能成为可能。
　　仍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对H省北部8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田野调查，研究者也通过访谈等形式了解到其他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云平台、手机使用、短视频等方面存在相似的情况，但绝不能说类似的情况在笔者调研之外其他地方也大量存在。毕竟从基础设施研究的角度看，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实践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的本地结构的融合，不相似的地方可能更多。第二，本文认为所谓“用好云平台技术”，不是要将平台套到本地强行使用，而是要依托云平台生发本地实践。本文所举的例子绝不意味着上述县融媒体中心做得不好，相反，上述县融媒体各具特色，在H省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各种考核排名中，也总能位列前茅，可以认为这是技术赋能的结果。而真正能赋能的技术基础设施，正是这种与正式结构协商过的，嵌入已有技术、结构与实践惯例的，适应于本地情况的在地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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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东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