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周 曾晨
　　【本文提要】马修·福勒是英国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艺术、媒介、文化研究等交叉学科的视野研究媒介生态学。他认为，“生态”一词本身就蕴含“媒介”或“中介”的意涵。在他看来，获取制作媒介所需原材料的采矿行为常导致污染的发生，并以智能手机为例，提出媒介自身的设计构造也是污染成因之一。他对“媒介”、“生态”、“污染”三者之间关系的阐释，为我们理解媒介开辟了“整体性”、“生态性”的视角。与波兹曼等人将媒介生态视为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取径不同，福勒从美学和政治敏感维度加以考量。他在尼采“权力意志”的基础上，提出“媒介权力意志”概念，同时还从加塔利、德勒兹等哲学思想中汲取研究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 生态哲学 污染 非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G206
　　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是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英国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兴的“软件研究”学派的奠基者。福勒以跨学科的视野长期从事艺术、媒介、软件、文化研究等交叉领域的研究，近年出版有《凄凉的快乐：生态美学与不可能》（Bleak Joys: Aesthetics of Ecology and Impossibility）、《邪恶媒介》（Evil Media）、《大象与城堡》（Elephant & Castle）、《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等多部著作。其中，《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一书2019年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引起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与热议。
　　
一、“媒介”与“生态”的内涵和边界
　　王继周、曾晨（▲）：福勒教授，很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让我们从几个概念开始。媒介是你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是近年欧洲研究者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但媒介是复杂的。你曾在书中将媒介定义为“是由多重部件、驱力及组合性条件所构成的装置”（福勒，2019：178）。还请你具体说说怎样理解媒介，怎样界定媒介的边界与范畴？
　　马修·福勒（●）：确如你所言，“媒介”这个概念含义复杂，内涵丰富，其作为联接关系网络的节点存在。“媒介”一词是艺术研究领域的经典术语，在那里通常意指某种质料，比如油画颜料或大理石等。艺术史的发展轨迹透过媒介质料、审美风格、表征系统和抽象系统的演进得以显明。“媒介”的另一种含义则正如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阐释的那般，即指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渠道，通常表现为某种具体的装置设备。比如电话系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媒介，在此系统中，信息经过压缩转译得以传输。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噪音的干扰，并影响到最终的通话清晰度。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关系向度切入来理解“媒介”。媒介在各种力的交往互动与牵拉博弈中得以凝结生成，在传播过程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勾连起不同要素。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社交媒体看作是不同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新兴场域，而社交媒体上所呈现的文本信息、图像乃至整个平台的计算逻辑的背后都存在资本力量的深层控制。当然，要想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媒介”，还需付出更多努力。重要的是，每一种理解媒介的方式都为我们观察在世存有开辟了不同的视窗。
　　▲：“生态”同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能是由于其穿梭于多个学科之间。有中国媒介研究者认为，“生态”既可以指媒介外在的环境系统，又可以指媒介物体的内在系统（胡翼青，李璟，2022）。你如何理解“生态”？
　　●：确如你所言，“生态”已成为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生态”一词，本身就具有“媒介”或“中介”的意涵，用以表述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互动状态。“生态”这一概念之所以备受关注，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摹画出了过程与实体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在该术语的经典意涵中，生态系统近似于碳循环。在碳循环系统中，碳元素在生物体（bodies and beings）、陆地、海洋和大气中循环转化。此外，生态还用来描述物种群落间的交互关系或食物网（food web）结构。上述理解“生态”的两种路径，一种考察了特定物质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运动方式，另一种聚焦于型构生态的关系网络。就媒介生态而言，该术语描述了媒介系统内部的互动与联结的动态生成。一方面，“媒介生态”考察诸如特定实体、信息、音乐风格、模因（meme）等相对离散之物在媒介系统中如何流通与移动。媒介生态另一方面的含义旨在揭示媒介何以在各种关联性因素的会聚集置下得以生成，此种生成状态下的媒介的稳定性大相径庭，或强或弱。稳定性较弱的一方可能会反过来削弱另一方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后者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而且，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并不罕见。
　　生态问题研究的关键在于阈值的确立。具体地讲，即确立各生物体栖居的生态系统维持稳定的阈值，或是某一元素在生态系统中循环流转周期的阈值。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知识形式的适用情境与适用范围也具有借鉴价值。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媒介是与污染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鲍曼（Zygmunt Bauman）的《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鲍曼，2006：57）和尤西· 帕里卡（Jussi Parikka）（2015）的《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都关注到中国贵屿的全球电子垃圾问题，他们所说的媒介其实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媒介。那么，你如何看待“媒介”、“生态”与“污染”之间的关系？
　　●：是的，媒介与污染问题紧密相连。由媒介所造成的生态污染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获取制作媒介所需原材料的采矿行为常导致污染的发生，含锂化合物等材料的开掘对当地生态的破坏往往被忽略无视。这不仅会破坏地表环境，还会诱发更多系统性问题。比如在提取稀有金属过程中，铜、铅、镍、锌等有害重金属和砷被排至矿井废水中，水体呈酸性且有毒。有毒水体在采矿过程中又被大量使用，这使得污染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媒介自身的设计构造也是污染成因之一。就拿智能手机来说，制造一部智能手机需要占有和消耗大量资源。在设计过程中，制造商更多考虑的是消费因素，即手机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而设备维修和回收利用的便捷性等因素往往不受重视。设计的优化更新会使得这些资源更易于被持续使用，这一设计理念在“环保手机”（Fairphone）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环保手机”材料的设计使用上也更重视经济层面的考量，注重性价比。乔治斯库·洛根（Georgescu Roegen）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洞察到当前材料的使用趋于熵增，如果材料资源无法被循环利用，将会增加地球的负担。
　　
二、媒介生态学的不同研究取径
　　▲：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对于媒介生态学所持有的核心观点吗？
　　●：在《媒介生态学》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这项工作稍显多余，这是因为书中想要表达的观点已经广为人知。我所从事的只是些简单的转译工作，转译的内容主要是艺术家、理论家、黑客以及其他具有特定知识或特定经历的群体关于媒介的“令人激动的知识”（atmospheric knowledge）。这些认识不言自明，尽管其已人尽皆知，却仍然值得关注，并为我们理解媒介提供依循与参考。与此同时，我寄希望于通过对不同场景的阐述来提升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与敏感性，因此书中设置了不同章节给予呈现，如源于世纪之交的海盗电台和上世纪60年代的其他历史性事件。
　　《媒介生态学》这本书既揭示了不同媒介系统之间如何展开互动，也从更广维度考察了媒介系统与其所处外在环境及与环境中其他组成要素的互动形式。关键一点在于，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切入来理解媒介，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内容维度。实际上，本书旨在表明的是，要想维持媒介系统的稳定仍须做大量工作——正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者强调的那般。《媒介生态学》中引用了不同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媒介实体及其生成在认识论、政治、经济等不同维度均保持稳定。引用这些案例的目的，是为了对媒介间的差异性及其相互影响的能力进行更为广泛的美学研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概念就显得尤为关键，世界上任一实体都被其他实体进行差异化解读，而解读的方式则由其自身结构和需求所决定。
　　因此，我们的研究聚焦于事物的动态运动过程。此外，实现不同状态间横向连接所需的必要条件和举措也格外值得关注。这既包括微小的动作和联系何以产生更大的结果，也涉及认识上的更新如何会重塑现有设置的问题。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丛林音乐和车库音乐时期伦敦海盗电台对场景的运用方式给予我极大启发。伦敦海盗电台的音乐现场创造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美学形式，节奏变化多样，混合了电音、具体音乐和现场原音。从语言学层面分析，主持人和说唱歌手的串场及对不连续、断裂的语言使用的效果非常棒，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此外，他们还将广播、红外线和电话融入音乐之中，尽管这些技术简单，却能高度适应在城市监管条件下运作的紧迫性，对技术的创新性使用也有可能会重塑城市的样貌。
　　关于声音重要性的探讨也广泛存在于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说达恩维尔·辛格·布拉尔（Dhanveer Singh Brar）在《21世纪初黑人音乐的声音生态》（Teklife, GhettovilleEski: The Sonic Ecologies of Black Music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一书中将当前社会问题和当下音乐融合在一起。Hyperdub的创始人、DJ兼制作人Kode9—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在其创作的《声音战争：声音、影响和恐惧生态学》（Sonic warfare： SoundAffect, and the Ecology of Fear）一书中揭示了声音何以成为一种武器。此外，类似作品还包括柯德沃·埃顺（Kodwo Eshun）的《比太阳更灿烂》（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以及马克·费雪（Mark Fisher）的众多关于音乐的著作。反过来，所有这些工作都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并伴随着对所讨论场景中的声音和音乐进行真正的重构——例如，我们可能会想到，在杰·迪拉（J Dilla）或伊曼纽尔·贝文（Burial）的音乐中，节拍或节奏的概念是如何通过有形的拖拽和结结巴巴的概念，或通过前后移动的节奏松散的模式，在一条轨道上聚拢和散开而被重构和复杂化的。换言之，回到这个答案的开头，我自己的工作依赖于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在音乐、文字、技术和场景方面与我并行思考，这为我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媒介生态学》一书从2007年出版至今已经有15年了，你对媒介生态有哪些最新的思考？
　　●：诚然，我一直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到媒介生态学研究当中，但我最近的一些研究关注到的都是一些现实问题。在与法证建筑学（the Forensic Architecture Agency）创始人兼总监埃亚尔·魏兹曼（Eyal Weizman）合著的《调查美学：真理政治的冲突与公地》（Investigative Aesthetics: Conflicts and Commons in the Politics of Truth）一书中，我们拓宽了美学概念的边界，并以此对诸如国家暴力、滥伐林木等现象展开调查。实际上，这本书还揭示了调查行动受媒介的可供性（affordance）及其特性的制约。从物质性的角度考察，不同媒介之间存有差异，这也会影响到最终呈现的调查结果。这本书也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即人们是如何透过相关记录资料或是现场遗留痕迹来对隐蔽的事件进行追踪调查的。由此，可以将媒介权力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媒介的取证和分析能力。
　　在此期间，我也从事了一些艺术领域的工作。其中，与郑淑丽（Shu Lea Cheang）合作的艺术项目“睡眠系列”展览（The Sleep Series, art by sleepers, art for sleepers and art as sleep）最值得关注。不论是处于睡眠状态身体的内在系统，还是其所处的外在环境系统，都在该项目的考察范围之中。我们计划合作开展更多与“睡眠”相关的艺术展览，进而辨明睡眠美学的内涵。需要指明的是，从监测身体状态的医疗器械到催人入眠的音乐与书籍，媒介与睡眠之间的勾连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则尽可能利用这些媒介为睡眠服务。
　　▲：我们注意到，你在书中指出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等人研究的“媒介生态是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利用媒介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福勒，2019：7）。你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与尼尔·波兹曼等人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取径差异何在？
　　●：正是知识和文化类型的差异造就了媒介生态学两条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径。据我所知，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北美学派更趋于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来看待和理解世界。北美学派研究的焦点在于公民的信息获取实践、公共参与实践以及公民自身。在此研究路径下，任何有害于公民卫生与健康状况的行为都须遭受谴责。该研究取径多关注那些对社会有益的议题与活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公共图书馆或公益性电视节目的考察来开展研究。作为一种本体论视角，该研究取径的关键在于将媒介本体与其所处环境进行剥离。不可否认的是，波兹曼等人的研究存有诸多积极意义，但是关于哲学和规范性层面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化。
　　与波兹曼等人不同的是，我在开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过程中，很少会将道德正当性作为评判标尺，而更多的是从美学和政治敏感（a sense of a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维度进行考量。此处所谓的政治敏感，即对当前不确定情势的认知与把握。基于情势的变化，有时为达成一些其他目的，预设的“程式化”的评判标准可能会发生变更。此种情形下，想象力得以充分发挥，新的媒介形式也得以生成。同样地，除了媒介以外，人类的特征属性并非全然已知，一成不变。这一点与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及其他后人类主义学者的思想十分近似。这些后人类主义学者都考察了主体、他者、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多样性的交往与勾连方式。研究范围既囊括人与技术、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人类自身主体何以生成的问题。比方说，布雷多蒂的研究正是围绕性别与女权主义议题展开。在我自己所著的《如何入睡：无意识的艺术、生物学和文化》（How to Sleep: The ArtBiology and Culture of Unconsciousnes）一书中，就关注到“睡眠活动”不只是内生性的身体活动，同时也受到自然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何种实践，或大或小，都存在于特定生态系统之中。
　　
三、从“充满希望”到“浓郁的悲观”
　　▲：你在前期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中持有一种充满希望的、积极的面向，而在后期的著作中，如《邪恶媒介》、《凄惨的快乐》却体现出浓郁的批判与悲观色彩，中国也有学者观察到这一点，有中国学者认为，后几本著作几乎全然滑向了批判和悲观的立场（姜宇辉，2022），你自己如何看这种观点？
　　●：的确，这样解释我能够理解，我可以理解这种解释是如何产生的。但我会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即媒介生态学倾向于通过与艺术作品的对话来进行理论阐述，就像在这些书中讨论的那样，以及实验性的社会、技术和美学海盗电台之类的运动。这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广义的创造性和表达能力，这与任何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作品的叙述或分析的视角一致。我们所观察的各种现象都是表达的问题，有时是克服困难的，有时是在冲突中构成的，或利用它们产生的困难条件作为一种启示。
　　在与安德鲁·高菲（Andrew Goffey）合著的《邪恶媒介》和与戈里乌诺娃（Olga Goriunova）合著的《凄凉的欢乐》中，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其他结构力量和实践，而不是艺术品。每本书所探讨的或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它们都倾向于面向冲突性更加鲜明、更有张力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出现了特定的策略或某些美学结构变得更加明显。每本书所考察的事物或提出的主张的种类各不相同，但它们往往倾向于更加充满矛盾的紧张关系或力量场，在这些紧张关系或力量场中出现了特定的策略，或某些类型的审美结构变得更为明显。重点是条件而不是项目，因此透视效果略有不同。
　　这些书中的每一本都采用了不同的写作方法，以及建立它们的讨论和合作。例如，《邪恶媒介》强调对当代权力结构中的策略的审查或栖息，因为它们在媒体中已表现出来。它借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行为手册，比如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Balthasar Gracian）或尼科洛·马奇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的行为手册来想象他们构建的方法在当代数字文化中如何逆转。
　　▲：造成你上述态度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是非常经典的困境的结果——一个人越是专注于某一领域，就会越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该领域知之甚少。然后，随着学习的增加，一个人开始专注于一个绝对无知识（non-knowledge）的状态。然而，一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到达那种状态。在了解一些东西的过程中，不管其多么渺小，你都会发现自己在该研究领域中所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
　　
四、尼采、加塔利、德勒兹作为思想资源
　　▲：在《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一书中，你提出“媒介权力意志”（Media will to power）概念，能否对这一概念背后所蕴藏的核心观点作简明介绍？
　　●：我在提出“媒介权力意志”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思想给予我诸多启发与参考，尽管这一思想艰涩难懂。当然，尼采在提出“权力意志”时，也充分借鉴了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意志哲学”和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思想。尼采想要表达的是，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生命体都追求权力。就拿植物举例，努力保持茁壮生长的状态正是其“权力意志”的体现。需要言明的是，尼采口中的“权力”并非是指对统治一切的追求，而是指维持自身存在或推动自己成长的动力。此外，将“权力意志”这一概念引入媒介研究领域同样适用。媒介也存有进化革新的内在逻辑与内生动力，这也正是“媒介权力意志”想要表达的核心内涵。
　　▲：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提出“生态哲学”（ecosophy）的概念，将生态划分为宏观自然环境、中观社会关系和微观精神状态三个维度。加塔利所提出的“生态哲学”对你在进行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时候产生了哪些影响？
　　●：加塔利的思想影响深远且仍在继续，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富矿。我认为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大胆，它暗示了不同思想和实践领域之间存在横向和潜在的相互联系，同时又植根于基于政治和精神分析工作的真实调查过程。加塔利提出的“生态哲学”概念旨在揭示或建构起“环境”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三者之间勾连的方法路径。作为一个概念，它与加塔利对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的期待有关，绿色政治提供一种改变20世纪80年代相对停滞状况的方法，多次社会运动面临着社会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近似反革命的压迫与阻碍。生态学是一种重新定位既定范畴的方法，并试图将它们理解为一个更广泛的不断生成发展的动态系统的不同面向，同时将它们与日益关键的生态学问题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现今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形势似乎更为严峻。比方说，气候恶化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已广为人知。应对气候恶化问题所需采取的措施虽简明清晰，在技术和经济层面也都有可行性，且资源消耗相比灾后修缮补偿更是相形见绌，但实际上，我们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国家政策导向使然，当权者将气候破坏的责任要么归结于超出其控制能力范围的不可抗力因素，要么归结于市场运作机制下一部分人为了谋利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如今的社会处于一种失能状态，并没有能力应对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破坏等生态危机。当人们意识到其所处生态危机的境况与自身应对之力薄弱时，精神便会高度紧张，这一点在年轻群体中尤为明显。当下，“环境”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尽管三者联系所呈现的现实是如此残酷。因此，加塔利所述的三种生态都处于实在的压力之下，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务实而又不失想象力的措施来进行抵抗，进而摆脱当前的现实困境。
　　▲：除了加塔利以外，在你的著作中还经常出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尼采、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请问他们对你的研究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
　　●：让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解答这一问题。首先，以上三位学者都以不同方式提供了“非目的论”（non-teleological）的哲学与批判资源。这意味着，人们在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时并不会感到太舒适，阅读他们的作品也不能从中找到确定性的答案。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也提出即使是构思最为巧妙的设计与决定也存有出错的可能。
　　其次，从文学到艺术、哲学和历史，上述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其研究的问题领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它们跨越科学与人文学科，以一种与人文学科相关联的方式工作，但更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借鉴了通常在学科之外的其他传统和文化潮流。第三，再次与知识形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家都有不同的写作领域和写作形式，并在写作之外进行工作。这不仅仅是尼采写了诗和一些音乐，或者是加塔利写了一部关于居住在计算机上的外星智慧生物的电影剧本，或者是基特勒进行了精心设计的声学考古实验来推进他的研究，或者是德勒兹利用文学和电影作为哲学的储备，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他们都发现，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条件，它要求不同类型的写作与不同的问题论相关，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形式问题，但更广泛地说，是一种在更广泛的语言、文学和事实上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写作。■
　　
注释：
①Fairphone品牌于2013年在荷兰创立，该品牌遵循如下原则：从无冲突地区获取矿业资源，制作可循环、耐久、可维修的产品。他们希望产品能够产生更少的垃圾、工作更长时间，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用户可在家自行修理、更换独立配件，进而提高手机的使用寿命。
　　
参考文献：
胡翼青，李璟（2022）。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新闻大学》，（9）1-13。
姜宇辉（2022）。世界又暗又深又奇诡：暗黑生态学，媒介生态学与电影之本原。《电影艺术》，（5）3-12。
马修·福勒（2019）。《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06）。《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Parikka,J(2015). A Geology of Media.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王继周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晨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