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慧
　　【本文提要】1893年11月17日的“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日”庆典是上海近代城市历史上一个隆重的事件，寓沪西侨耗费了十个多月的时间，设计了庆典的仪式内容，并希望其成为一个能够被重复使用的“传统”，从而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在其中扮演了勾连事件的持续发展、激发社会公众参与、阐释和固化庆典意义的作用。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传统的发明”的相关论述为基本视角，通过全面梳理这一庆典的筹划、举办、报刊报道的过程来揭示该事件的复杂肌理、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交缠的关系以及报刊在其中的角色。
　　【关键词】“传统的发明” 庆典《字林西报》《北华捷报》
　　【中图分类号】G21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条款，上海正式开辟为外贸口岸，史称“开埠”或“通商”。五十年后的189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耗费了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经历了三套董事会班底，①召集了十一次会议（见表1），围绕开埠的日期——11月17日，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庆典。据报道，庆典之隆重可谓“洋洋乎真大观也”（申报，1893a）。西侨将装饰彩灯、列队游行、演讲、纪念邮票等人类通用的庆典“材料”（霍布斯鲍姆，2022a：7-8），放置于“上海开埠”的意义框架之中，并试图通过一种“追溯性的发明”（retrospective invention）（休·特雷弗-罗珀，2022：18），②以集体庆祝的方式，将该事件塑造成为一个在当时具有社会整合意义的，能够重复使用的传统。《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套操作背后则蕴含着西侨在上海争夺城市未来话语权、控制权，进而加深经济掠夺的深意。
　　旧上海西方侨民在开埠的第五十年所进行的“传统的发明”行动毋庸置疑地并未能够发挥他们所期望的对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但诚如历史学者所言，19世纪中期起，上海便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卢汉超，2018：35），“在西方势力向东扩张的历史中，代表着一个极特殊的案例”（叶凯蒂，2000：88）。如果将该庆典的“发明”过程看做是一个具备独特肌理的事件，将促使其发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以及传统发明失败的原因等因素视为一面镜子，那么它将能够折射出19世纪末上海社会独特的结构关系。
　　现有研究大多延续传统史学的方法，对开埠纪念日的活动进行史实的梳理，这类研究一方面主要停留在对活动当天的考察，忽略了长达十个多月的筹备过程，故而对事件缺乏整体把握；另一方面仅将报刊作为普通史料，忽略了它在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勾连事件持续发展、激发社会公众参与、阐释和固化庆典之意义的重要作用。
　　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十年，是欧洲各国在其本国和殖民地大规模发明传统的时期，其目的是在当时“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中“以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构建社会关系”，进而稳固“世界性的殖民征服的合法性”（霍布斯鲍姆，2022b：333-334、343）。霍氏等人通过深描欧洲各国该时期在苏格兰、威尔士、印度、非洲等地发起的盛大仪式性事件，来揭示如何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将某一原本不存在的“传统”“发明”出来，进而透视该过程所体现的地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间的张力（霍布斯鲍姆，2022a：5）。
　　“发明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霍布斯鲍姆，2022a：2）。霍氏强调“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那么这意味着，与传统的“生存的可能性”、“长久性”相比，其被制造、确立的过程更值得研究者们皓首穷经（霍布斯鲍姆，2022a：2）。更为重要的是，该领域的学者不仅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在传统发明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的力量”的角色，更历时地探究了媒介技术更迭所带来的新变化（大卫·卡纳迪恩，2022：157）。
　　1893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发起的开埠五十年庆典，无论是从时间、社会背景还是从事件发起的主体、发起的缘由和目的来看，都与霍氏等学者所描绘的传统的发明有着高度的耦合性。可以说，上海的这一个案是一战前欧洲在全球各殖民地发明传统以推动当地社会整合的一个特殊案例。因此，使用霍氏等人的相关论述作为本文的分析视角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近代上海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半殖民地性”地区，与印度、东南亚等殖民地有着“迥异的历史语境”：一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殖民政府，“多重外国势力”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人绝没有完全臣服于殖民者的意愿”（史书美，2007：420、422）。这便使得开埠庆典这一试图被发明的“传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而在这“迥异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传统的发明过程，恰恰成为本文重要的任务与价值。
　　本文以19世纪末上海最重要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的报道及相关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有关“传统的发明”的相关论述为基本视角，以开埠庆典从提出到筹备、举办，再到事后总结这一时间顺序为主线，探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寓沪西侨设计这一庆典并希望它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的结构性动因；（2）在传统的发明中，西侨动用了哪些资源、材料、符号；（3）借由“发明传统”这一当时流行于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政治手段，该庆典被赋予了怎样的上海地方性的意涵；（4）报刊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认为，围绕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这一主题，形成了一个历时十个多月的大的事件（相对于这一事件中的“次级事件”而言），这一大的事件可以被展开成为一个历时的、延续性的、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事件序列：作为前续“次级事件”（sub-event） （休厄尔，2021：257）的庆典方案的征集，作为核心事件的庆典活动和作为后续“次级事件”的纪念产品的推广与销售，而英文报刊连续跟踪报道和多次的专题报道则是一个显著的媒介事件，贯穿于这一序列始终。寓沪西侨希望通过这一历时的事件，借由报刊的符号、话语功能，通过记忆的召回、社会的动员、意义的阐释和情绪的激发，制造出一个能够以“纪念日”和庆典的方式传承下去的“传统”。并希望该“传统”能够在地方情感认同和外侨“上海人”身份的确立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进而能够有助于他们的在华贸易。
　　　　
一、庆典筹划：报刊对社会参与的激发
　　1893年2月14日工部局会议上，总董白敦（J.G.Purdon）③提出庆祝“外国租界五十周年”（Jubilee Year of Foreign Settlement）的想法，认为应该在纳税人年会上确定一个合适的庆祝方式，该提议得到了一致的赞同（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a）。
　　在特殊日期的整数年份进行庆祝是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习俗。1887年英国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诞辰五十周年纪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使人们“发现了这种宣传形式的好处”（霍布斯鲍姆，2022b：355-356）。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利益掠夺程度加深，竞争日益激烈，英、法等国家掀起了一场由上而下的“‘发明’仪式与传统的高潮”，甚至成为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性上的竞争，以期实现如涂尔干所述的社会整合、巩固统治的目的（大卫·卡纳迪恩，2022：131-133、205）。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这一提议，既符合人类的共同心理，也与寓沪西侨欧洲母国的扩张意图和流行文化的发展保持了一致的步调。但其背后还暗含着更多上海本地的结构性因素：
　　其一，从社会关系看，19世纪末的上海并不是“中外相安的‘和平年代’”（丁名楠等，1973：320），“有识之士，早就对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各种“‘荒谬悖理’的‘离奇措施’深恶痛绝”（严中平，2001：1113），“教案”事件接连发生，租界内建筑、码头工人的罢工运动也从未停止，对西侨来说上海是“骚乱”、“危险”的（严中平，2001：1327、1562）。
　　其二，从西侨在华的经济目标看，早期掠夺主要是“推销洋货，搜刮土产”（严中平，2001：1217），1893年之前的两年，由于白银汇价浮动导致最终收益令西人“极端失望”，“甚至是损失惨重”（李必樟，1993：751）。为加大掠夺开始酝酿资本输出（严中平，2001：1217-1218），随即外国资本在上海投资设厂的规模和数量激增（宋钻友等，2011：33）。
　　其三，从寓沪西侨的普遍心理看，种种特权带来的舒适生活使他们“滋生”出了对上海的“眷恋之情”（白吉尔，2005：72-73），甚至“中国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卡尔·克劳，2011：11）。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闯入者”的身份让他们倍感“孤立”甚至“紧张和恐惧”，这使其继而寻求文化、情感之优势和认同，熊月之将其描述为西侨的“上海心理”（熊月之，周武，2007：122-123）。
　　工部局总董施高塔（J.L.Soctt）在庆典当日的演讲开篇便直抒胸臆，道出了希望达成的目标：“庆典是为了庆祝西侨与华人五十年来的友好关系，并相信随着华洋居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加深，双方的分歧会越来越少”（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d）。④实际上，在筹划阶段，工部局就十分注意华人居民的参与度。英文报刊对筹备会议的报道多次提及应当考量华人居民和西侨的共同利益，认为庆典应该能够激发集体情感，欢乐的气氛应留存在集体记忆之中（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1893f、1893g）。8月之后的筹备会议数次商讨邀请本地行会参加游行的事宜，并对其参与意愿和态度极为关注，还将“租界五十周年庆典”的表述转换成“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上海市档案馆，2001：571-573）。可见西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在华的利益离不开与华人融洽的关系。海关总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1891年撰写的海关报告恰巧印证了这一点，他以“上海的未来”为题写道，“我认为上海的未来要靠中国、中国人和他们的利益，外国人跟着他们跑将是明智的”（裴式楷，1891：36）。
　　对传统的“发明”体现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之间的某种供需关系（霍布斯鲍姆，2022a：5），在矛盾冲突频发、西侨企图扩大资本输出并巩固他们在上海合法身份的背景之下，开埠五十周年这一时间节点，让西侨们拥有了一个由头、一个契机来制造一场盛大的、有着社会整合功能的仪式性事件。
　　2月28日，租界纳税人年会在礼查饭店举行，由美国驻沪总领事卢幼德（J.A.Leonard）主持，《字林西报》在3月1日至3日连载了会议内容。会议下半场的第一项议程，便是征集庆典方案。白敦提议由工部局指派不少于二十个纳税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收集方案，并在年末的纳税人特别会议上讨论后再作定夺（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b）。
　　《字林西报》主笔立德禄（R.W.Little）作为委员会成员全程参与了筹备过程（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d），两次会议虽未就庆典的实施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新闻报道却激发了寓沪西人的参与热情，纷纷写信给报社就庆祝方式提出想法，这种讨论和意见表达一直持续到当年的12月。⑤西人颇具规模的筹划和英文报刊的跟踪报道，使庆典尚未成型便吸引了中文商业报刊如《申报》、《新闻报》的关注，以“西人赛会议”、“绪论西人议兴盛举”、“聚议义志略”等为题，⑥就会议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可见西人对“赛会”的“聚议”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事件。
　　随后，庆典委员会在5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由韩能（N.J.Hannen）主持（分别是5月8日、15日和22日），经投票决定将11月17日定为公共假期，以白银五千两为预算举行庆典；17日举办公共宴会，租界居民可以认购席位；18日为儿童举办特别的娱乐活动。虽然《字林西报》对这些策划提出批评，认为缺乏节日氛围，除涉及款项的金额外，细节不够明确，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策划（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c、1893d、1893e），但至此，庆典方案的征集阶段正式结束，接下来便是就已有方案进行投票。
　　6月7日上午九点半，纳税人特别会议在礼查饭店召开，《字林西报》于8日、9日连载了会议内容，这是截至当时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的纳税人会议，也是第一个有女性出席并参与投票的会议（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3f），可见庆典事件在当时的重要程度。
　　工部局极为重视此前英文报刊就筹备过程发表的评论和读者来信反馈的意见，就这些评论和意见也给予了充分考量。会议最终在庆祝方案上达成共识，并决定铸造供公开销售的“五十周年纪念章”（Jubilee Med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f）。
　　随着日期的临近，10月16日工部局一般会议拟定了详细的方案（见表2），17日、18日被命名为“庆典日”（Jubilee Holiday），成为公共假期（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g）。
　　发明传统的本质，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进行一种“与过去相关联”的、能够“不断重复”的“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霍布斯鲍姆，2022a：5、7）。这种对“过去相关联”的挖掘，在19世纪发明传统的高潮中，经过了一个由在内容上强调“神话”、“君主的英明”向强调集体所有成员的世俗化的转变（金寿福，2014：40）。这意味着集体的成员、行动主体对传统的发明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如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则使之具备了更大的情感动员能力。西侨们积极活跃又略显慎重的筹划过程，也说明了他们在此次传统发明的内容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
　　如果说，以上筹备过程是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对“素材”、“材料”的挖掘与商榷，通过报刊铺垫情绪让大众知晓并动员其参与，那么，下文的开埠五十周年特刊则是对庆典意义的阐释与巩固。
　　　　
二、“开埠五十周年”特刊：庆典意义的阐释
　　按照前期的缜密筹备，庆典在11月17日和18日隆重举行。“此二日中每有不远数里来观盛会者，举凡茶坊、酒肆、旅店、戏团无不纷纷扰扰”，数以万计的人“鹤跂鹭翘，争先恐后，清晨而出”（申报，1893b）。活动现场“巧夺天工、绣地锦天、风流旖旎”（申报，1893a）。此前已有历史学者就社会层面两日之盛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考据，本文将从英文纪念特刊在符号层面的立意及所反映的西侨意图展开考察。
　　工部局在8月成立了庆典报道“写作小组委员会”，推举合适人选对贸易情况和租界的发展进行书写（上海市档案馆，2001：573），可见对报刊宣传的重视。开埠五十年外侨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在《字林西报》主笔麦克莱伦（J.W.Maclellan）看来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记载”（麦克莱伦，1889：61）。⑦从报道内容所涉及议题的丰富程度看，确如麦氏所言，但从报道的撰写角度和篇幅上看，“写作小组委员会”还是试图极力发挥。
　　《字林西报》于11月17日以“上海：过去和现在（1843-1893）”为题，刊发了多个版面的特刊（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h），并在20日、21日发表了回顾和评论性的文章（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i、1893j）。《北华捷报》于11月24日对特刊及后续文章进行了全文转载（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1893d）。无论从文章数量还是篇幅而言，报道规模在当时可谓盛大。中文商业报刊如《申报》、《新闻报》等，也在一周内详尽回顾了该事件，《新闻报馆画报》以“浦滩灯景”、“鱼龙曼衍”、“喷珠溅玉”、“西商火会”等为题，用插画再现了两日内的关键场面。⑧ 　　如上文所述，公共租界工部局精心编排了两天的仪式，但如果从全球来看，烟花表演、游行队伍、公共宴会、演讲、沿街的灯饰等，在形式上与同时期欧洲各国的仪式内容别无二致，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套“流程”。因此还需要报刊等大众媒介的配合，动用文字、图片的生动描绘，因地制宜地帮助仪式传统的建构，提升人们的情感，明确传统的内涵。
　　从组稿思路和写作内容上看，除去对庆典盛况的报道外，主要有三大议题：对西侨初到上海所面临的生活困难的再现，对市政和贸易发展所取得成果的展示，以及对华洋社会和睦相处的期盼和对未来发展的希冀。这三大主题在特刊中借不同作者之口，以不同角度、相似的细节反复出场，隐含着西侨对其所试图发明的传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建构：
　　其一，身份“起点”的建构：对西侨早年艰苦经历的叙述
　　“写作小组委员会”邀请了慕威廉（Wm.Muirhead）、慕雅德（A.E.Moule）等最早一批传教士以“早年的日子”（Wm.Muirhead， 1893）、“上海的个人往事” （A.E.Moule， 1893）为题，以西人在上海“最早的居民”的身份（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以巴富尔（George Balfour）抵达上海为起点，讲述租界的由来，并从个人经历和集体遭遇两个层面分别描绘了开埠初期西侨在生活、交往中所遭遇的困境。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居住和出行上的困难。租界内逼仄的路面只够两个小轿子并排移动，天气干燥时路面尘土升腾，而雨天则泥泞难行（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h）。春、夏涨潮时，老闸和新闸周围的道路低于苏州河河面，唯有一条略高于水面的纤道使路面与水隔开，房屋随时有浸水的危险（Kingsmill， 1893）。
　　外滩布满了简陋的棚户，两旁是农田，排污系统是开放的沟渠，行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需要十分小心（Wm. Muirhead， 1893）。而花草芬芳的公园那时还只是一片专门停放垃圾船的水域（A.E.Moule， 1893）。他们是第一次身处如此“污秽和残酷”的环境，于是深感“不幸”与“可怜”（R.W.L.， 1893）。
　　出行之外，便是社会公共生活和休闲娱乐的匮乏，由于条件艰苦，初来乍到的西人多为身体强健的单身男性，经营广告业务的卡尔·克劳将其描绘为没有社会交往的“男性社区”（卡尔·克劳，2011：20）。这使得西侨的第一次聚会，参加者中仅有两名女士（朗格，1875：51）。这些男性吃、住都围绕商行进行，缺乏娱乐和休闲。但随着条件的改善，他们开始有了家庭生活，租界中妇女孩童的人口比例逐渐提升，举办聚会或者舞会也能够邀请到足够的宾客（R.W.L.， 1893）。上海成为他们“东方的家”（Wm.Muirhead， 1893），他们既保留了出生地的文化特征，也很好地融入了上海，成为“上海人”（Shanghailander）（R.W.L.， 1893）。
　　1890年代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已经从“小型的”百余人的“熟悉人社会”进入到人口规模接近万人的“都市生活的新阶段”（熊月之，2019：54）。西侨们通过对初到上海的种种生活、物质上不便的描述，建构出一种历历在目的艰苦的叙述，是他们共享的、能够维系寓沪西侨共同体认同的一种“过去”。
　　“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性的粘合剂”，“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霍布斯鲍姆，2022a：5、15）。英文报刊的这一叙述无疑为西侨创造了一个“五十年的艰难跋涉”的“过去”（R.W.L.， 1893），是他们作为“上海人”的“历史”“起点”。
　　其二，话语权、掌控权的争夺：对现代城市优越性的叙述
　　工部局总董威廉凯（William Kay）、建筑设计公司老板毛里逊（G.J.Morrison）等人题为“早期的市政工作”（William Kay， 1893）、“上海的工业”（G.J. Morrison， 1893）的文章，细致描绘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工业、银行业、航运业等的发展。其中对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描绘可谓是洋洋万言。
　　基础设施方面，“芦苇城”转变为现代城市，宽阔的马路，“完善的沥青道路系统”，“汽车让人很快忘记了马路上遍布轿子和马车的时代”，“全世界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和步道了”（A.E.Moule， 1893）。工部局抬升了路面的高度，将原先开放的排污系统安置于路面之下，保证了环境卫生和生活用水安全；居住方面，住宅区已具规模，郊区有别墅，城里有干净的公寓，三到四层高的楼房，内里具备各种现代设施，院落中也有宜人的绿化（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h）。
　　另外，还有更为“迷人的风景”（D.H.， 1893），那就是酒吧、俱乐部、赛马场等社交场所的建造，特刊细致呈现了每一个公共娱乐场所的特点：有的配备了精选书籍和全球报刊；有的硬件装潢别具特色；有的以优质服务和美食闻名，西侨能够将休闲娱乐穿插在工作与生活之中，甚至很多生意，都是在球场上或者俱乐部里伴随着“令人愉悦的鸡尾酒和雪莉酒”谈成的（D.H.， 1893）。
　　这些对市政、工业、经济等方面之变化的表述，是一种“选择性叙述的产物”（叶凯蒂，2000：91），它“将上海描绘成先进西方的一个得意之作”（卢汉超，2018：26）。公开宣称这些市政、工业、贸易方面的改变代表着上海，有意忽略了租界之外更大的部分。叶凯蒂曾以地图的绘制为例指出，西方侨民在“哪部分真正代表上海”、上海的“前景由谁来描述”上，发起了一场话语、符号的争夺，目的是对这个城市未来更深层次的掌握（叶凯蒂，2000：90），这一点在开埠特刊中同样适用。
　　虽然西方侨民有着这样的意图，然而却完全无法达成。城市优越感的叙述，这一“西方文化传统的陈腐观点”的效力十分有限（牟复礼，2000：114、118）。有学者就曾指出，虽然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是上海的“地方传统”（卢汉超，2018：35），但彼时的上海社会是一个“表面上的西方化，内里的中国精神”、“充满江南城市的市民意识”的江南都市（李天纲，2004：32）。
　　其三，异质共同体的构建：对华洋相处和睦的叙述
　　特刊伊始便将庆典的由来描述成为一个中西方共同的习俗：“按照中西方共同的情感和习俗，纪念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五十周年”（R.W.L.， 1893），并用“金婚”来比喻华洋社会的融洽（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行文中西侨自称为华人居民的“邻居”（Wm.Muirhead， 1893）。
　　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有恒洋行工程师景斯美（T.W.Kingsmill）在题为“本地视角下的五十年”（Joseph Edkins， 1893）和“上海早期的建筑” （Kingsmill， 1893）的文章中，描绘了西侨与华人之间的矛盾与合作，。他们认为上海的发展是华洋居民各自生活习惯、贸易需求和工部局与道台之间不断协商、相互妥协的过程（Kingsmill， 1893），并呼吁所有居民都应该放下成见和歧视，继续紧密合作（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h）。
　　另外，文章也反复强调华人在庆典中的参与，除了多次指出华人也纷纷前去活动现场围观之外，还称颂了17日晚间南京路、外滩、虹口和浦东区域华人商户对亮灯仪式的配合；赞叹道路两边中式、日式灯笼，煤气路灯和电灯等各式灯火装饰的盛大效果。对华人居民、本地行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表达了感谢（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但实际上，直至10月初，工部局都还未与本地行会达成游行的共识，总董麦克格雷觉得尤其是广东商人，似乎对庆典活动不太关心（上海市档案馆，2001：579）。
　　顾德曼认为，19世纪末，国人对西方殖民者的态度是以一种“民众民族主义”的形式展开的，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这一力量在20世纪初之前都未能上升为一种更为强大的“现代民族主义”（顾德曼，2004：122-123）。这一点也在参与庆典的华商身上得到了佐证，据熊月之考证，《字林沪报》记载租界内的中国商铺也将清朝的龙旗悬挂至店门口，以避免被指责为汉奸（熊月之，2008：285）。
　　特刊结尾处道出了西侨的根本目的：“我们试着去设想上海五十年后的样子”，过去五十年和华人保持和睦的通商关系，希望在下一个五十年这种良好的关系能够继续，这一愿望如果能实现，那么庆典就没有白费（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c）。
　　英文报刊的专题报道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它在符号、话语层面试图让集体成员进行一场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述的“面对过去”（阿莱达·阿斯曼，2016：45）：一方面有关外滩早期历史、外侨群体生活变化、城市基础设施和贸易的发展等叙述中“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和“政治动因”（阿莱达·阿斯曼，2016：85）；另一方面，这些被选中的城市变迁的意象被进行了“纪念碑化”的“美学提升”，为了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发挥某种“民间的历史课”的作用（阿莱达·阿斯曼，2016：82）。
　　　　
三、庆典之后：报刊与纪念产品的营销
　　庆典结束后，《字林西报》对特刊的报道内容做了修订，对庆典委员会和“女士辅助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进行了补遗，收集了两日盛况的照片，全部内容以手册形式出版。手册的封面上标注着“上海：过去和现在”和“对1893年11月17日和18日的全记录”，售价5毛（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l）。⑨并在11月底和12月对其进行了多次的广告宣传（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e）。19世纪末摄影和印刷技术的精进所带来的印刷成本的降低，使得仪式、庆典等事件能够“被以一种饱含感情、充满赞美的方式描绘出来”，“且惟妙惟肖”，这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仪式庆典的氛围之中（大卫·卡纳迪恩，2022：157）。
　　工部局动用了他们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邮政控制权”（卡尔·克劳， 2011：148），让“上海工部局书信馆”配合，分别于11月11日和12月14日发行了“纪念邮票”和“加盖邮票”一共八枚，是该机构发行的唯一的纪念邮票（翟宽，1997：256）。邮票的主体图案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寓意着幸运和富饶，由于太受欢迎，工部局一度采取了限购政策，发行不久便被抢购一空（邵文菁，2013）。可见在这一发明传统的过程中，西侨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特权与资源。
　　庆典的遗憾之处，除了本地行会在游行中发生些许混乱之外，原定于庆典之前抵达上海的，计划赠送给志愿者、水龙公所、工部局主管部门以及警察局部分工作人员的600枚银质纪念章和100枚铜制纪念章并未能准时抵达。在工部局9月5日的会议上，负责纪念章设计和制造的毛礼逊等人表示，虽然他们已经向伦敦厂商发了催促的电报，但最早12月5日才能寄到上海（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3a、1893b）。纪念章直径约4厘米，上有中国龙、象征贸易的茶叶、棉花、蒸汽轮船的图案和“上海1843-1893”等字样（The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1893），在当时颇受欢迎，不少人提议开放购买渠道，工部局也就此事进行过讨论，但未能有足够史料说明后续的具体情况（吴志伟，2005）。
　　1893年11月21日工部局的常规会议上，总董施高塔宣读了庆典当天收到的来自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上海工部局总办韬朋（R.F.Thorburn）、法租界公董局总办马勒伯（R.De Malherbe）等各机构代表的庆贺电报，以及施高塔表达感谢的回电（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k）。至此，从筹划到举办，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正式落下帷幕。
　　无论是纪念手册，还是对事件的总结性报道，抑或是迟到的纪念章等，都成为仪式性的“运作机制”和“技术手段”（姜进，2010：7），在之后的时间里继续使有关该事件的记忆留存和发挥影响。纪念刊、邮票、纪念章，都是商业性的运作，让庆典以“传统”的名义进入大众日常生活，尤其是纪念邮票，被学者描述为一种创新，是将日常“巧妙地置于‘传统的’模子中”的行动（大卫·卡纳迪恩，2022：196-197）。
　　“事件未来的形态与走向，取决于其如何与结构互相牵绊”（休厄尔，2021：195）。虽然西人本企图维持他们所发明的“传统”的连续性，但翌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并不满足于与欧美帝国主义共同瓜分在华的利益，并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开埠纪念日这一事件基本上完全丧失其被建构出的“事件性”的意义。
　　　　
四、结论
　　19世纪末，初具规模的西方侨民群体在上海的利益主要通过“吓唬”、“政治花招”和“外交上不可抗拒的胁迫力量”取得（罗兹·墨菲，1986：28），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他们意识到只有与华人融洽相处，才能继续在上海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裴式楷，1891：35-36）。
　　恰逢开埠的第五十年，西侨以历史上的开埠事件为依托，耗时十多个月，策划出了开埠五十周年庆典，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流传下去的传统，一个“强有力的仪式体系”，使他们“上海人”这一“成员资格得到确立”（霍布斯鲍姆，2022a：7、11），进而扩大资本输出，掌握城市未来的话语权。
　　这一传统的创造通过四个相互配合的部分完成：第一对开埠庆典历时周密的计划；第二隆重庆典的举行；第三回忆性产品的营销；第四报刊连续性的跟踪报道。这四个部分形成了一种前后紧密贯连的事件序列，而报刊的报道在其中发挥了勾连事件的持续发展、激发社会公众参与、阐释和固化庆典之意义的重要作用。
　　从传统“发明”的效果看，它既包括被“正式确立的”也包括“在某一短暂的……时期中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的传统等（霍布斯鲍姆，2022a：1）。西侨在1893年对开埠庆典传统的发明只是“昙花一现”，抑或仅仅是一个颇具扩张掠夺野心的尝试。民族资本主义和早期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江南城市市民文化的延续使得西方侨民的这一发明欠缺合法性与说服力，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外在地直接打断了西侨的这一本身并不成功的“传统”。然而，以此为个案，从社会过程与符号话语两个层面，历时地考察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对揭示报刊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新闻报道也呈现了工部局董事会在人事上的这一变化。
②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诸如“苏格兰格子呢裙”等装束传统是如何通过一次庆典而被发明出来的。
③本文所涉及有中文译名的外国人名、人物头衔等沿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相关内容中的译法。
④《北华捷报》历史上多次更名，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段内，报名为“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为行文简洁美观，文中夹注统一简化为“The North-China Herald”。
⑤这类内容刊登在《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的杂文版或读者来信版，如：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93). The Jubilee School Prorosal.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pril21554. 和Peter Dowdall (1893). The Jubilee School Proposal.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ch 10351-352.以及 Look Ahead (1893). A Public Park For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une 2807. 等等，这些文章有的就某一庆祝方案进行提议，有的就已有方案展开讨论。
⑥文章诸如：申报（1893）。西人赛会议。《申报》，5月1日第1版；申报（1893）。聚议志略。《申报》，5月24日第2版；申报（1893）。理查客馆聚议记略。《申报》，6月8日第3版；新闻报（1893）。续论西人议兴盛举。《新闻报》，5月16日第1版，等等。
⑦麦克莱伦所著《上海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目前被认为是第一部英文撰写的上海史研究，1889年由字林报馆作为一本小书出版（参见《上海故事》）。开埠庆典报道中有部分关于上海历史沿革的内容是对该书相关内容的节选。
⑧文章诸如：申报（1893）。赛会先声《申报》，11月17日第3版；申报（1893）。赛会誌盛《申报》，11月18日第2-3版；新闻报（1893）。通商五十年盛会详誌。《新闻报》，11月18日第2版；新闻报（1893）。通商五十年盛会续读。《新闻报》，11月19日，第2版；《新闻报馆画报》1893年11月，等等。
⑨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索书号：W951.2/J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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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慧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