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国
　　【本文提要】后五四时期，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学生数量有着显著增长，官方对儿童阅报教育的推动，以及对中小学读报活动的推广，使报刊在学校的普及程度大为提高，学生成为报刊读者的重要群体。报刊作为“知识纸”、“思想纸”对学生的课外阅读产生重要影响，而时局的变动，使学生对报刊传媒更为关注，他们对时政新闻的阅读与感知，有着复杂的心理变化、情感体验与思想历程，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后五四时期 读报教育 学生读报
　　【中图分类号】G219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式报刊对“新青年”的阅读及其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①
　　报刊媒介作为“思想纸”的价值、在引导青年的阅读和行动方面的作用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其作为“知识纸”的教育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新青年”往往是从青年的思想和社会属性层面进行定义，青年与学生并非等同的概念，学生是正在各类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后五四时期的学生读报活动及社会影响，尚未引发学界的关注。这里所强调的后五四时期，是指1927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随着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中学在校生人数从1931年的40.1772万人，增加到1936年的48.2522万人;小学在校人数由1933年的1238.3470万人，增加到1936年的1835.4956万人（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40：196-197）。教育不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也是提升国民阅读率的重要前提。显然，中小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对推动报刊阅读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将儿童读报教育作为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小学生逐渐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报刊。各类学校的图书馆、阅报室则为学生的公共读报活动提供了条件，各类学生还通过家人、朋友和社交网络获取报刊资源。如果说“整个世界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被看成是一个文本”（丹尼·卡瓦拉罗，2006：49），那么，报刊作为“纸面的世界”，其本身就是整体意义上的文本。报刊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性“设施”，为学生提供了书籍之外的知识资源和新闻世界。从阅读的角度看，中小学生接受阅报教育对阅读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而学生通过深化对报刊的认知，与报刊的关系更为“亲密”，他们如何获取报刊、如何阅读报刊、如何认识时政新闻和报刊知识，与阅读机缘和社会情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后五四时期，“报”、“刊”在形态、内容上都有显著区别，报纸偏重于新闻，杂志偏重于知识。读者读报刊的行为具有显著的社会性，他们的群体意识与阅读倾向有着密切关系。学生群体读报刊，不仅是读新闻，学知识，还在迷乱的时局中展开对自身、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联想和思考。与五四时期报刊强化民主、科学理念不一样，后五四时期报刊呈现更为多元的知识和观念，相对于其他群体，学生群体的“求新”欲望更为强烈，报刊是他们接受教育的重要媒介，他们阅读报刊的经历，往往与个体的“成长史”相关联。
　　
一、阅报教育与学校读报活动的开展
　　后五四时期，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报刊作为课堂辅助读物的作用受到教育者的普遍重视。新式学校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课程，需要学生广泛接触课外读物，了解社会动态。之前对成人所强调的“一报在手而知天下”观念，对于儿童而言同样适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使适龄儿童能够阅读报刊，已成为制定小学教学大纲的重要目标。在教育部门制定的小学课程标准里，“高级小学最后两学期的国文程度，规定要能读普通报纸”（张廷铮，1933：2）。“能看普通日报”的现行课程标准，亦经定为小学毕业最低标准之一（徐锡龄，2012：301）。在新课程标准上，国语科的读书一项就规定“五六年级学生须能阅读……浅易的日报”（黄显亭，1937）。国家层面的初级教育规划和目标，将能否读报作为小学生毕业水平的重要标志，这在总体上极大地提高了报刊在国民教育体系的作用和地位。
　　从阅读载体的角度看，读者阅读的文本十分重要，“文本和物质形态是为了传达意义，阅读是为了生成意义和获取意义”，“阅读行为本质上就是寻求文本意义的一个活动”（戴联斌，2017：12、35）。对于儿童而言，提供适合他们阅读的报刊文本是提高阅读率的前提。民国时期，各类报刊社、出版社对儿童专栏、图书、报刊的出版颇为重视。如《申报》的《儿童周刊》，《大公报》的《儿童》版，等等。而上海《晨报》社于1932年10月创办了《儿童晨报》，其在《鄞县教育周刊》上刊登的广告称：“敝社鉴于儿童阅报之重要与夫国内儿童报纸之尚付阙如，因拟创刊彩色《儿童晨报》一种，冀为全国儿童谋幸福。……自信出版以后，必可为小学三四年级以上及初中一二年级以下之学生课外最好之辅助读物，且每周发行两次，期数又多，作为学校补充教材”（鄞县教育周刊，1932）。《儿童晨报》定位于课外读物和补充教材，并通过各地教育部门在各级学校推广销售。与之类似，《小朋友》、《儿童世界》、《学生》、《新少年》等学生杂志均面向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发行。儿童杂志的兴起，归功于晚近一些热心儿童教育者的鼓吹和编印。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有“自二十四年某月起，各报馆每周或两周出版儿童周刊”及“发行儿童刊物”之规定；北平记者又有“儿童新闻社”之组织。全国的儿童定期刊物有《小朋友》、《小朋友画报》、《儿童世界》、《儿童科学杂志》等53种（迟受义，1936）。作为学生课外读物，这些杂志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学习能力，意在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根据徐锡龄的调查，“在小学四五年级中，号召力最大的系《小朋友》，《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跟随在后，势力不相上下。小五加入了《学生》和《东方》，小五每种杂志的票数都一致增进，证明儿童阅读能力渐成熟，读杂志的兴趣增添。小学六年级中《少年》与《东方》居前位，《学生》位居第三。初中一《学生》势力增进，《东方》与《良友》紧跟着。初中二《学生》仍向前挺进，只有《东方》尚可勉强追随，到了初中三高中一两年，《学生》与《东方》互为雄长”（徐锡龄，2012：299-300）。这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于杂志的选择与阅读有一定差异。这些杂志关注到少年儿童阅读能力的区别，从而有利于少年儿童对文本的解读，形成一定的阅读习惯。
　　读报需要基本技能，如何指导儿童读报，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教育与阅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刊登了不少“如何指导儿童读报”之类的论文，还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一些小学生的读报心得。而一些教育类刊物，尤其是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期刊如《小学教师》、《教育通讯》、《进修》、《文化与教育》等，则经常刊登“儿童阅报指导”之类的专题论文，内容颇为丰富。《小朋友》、《少年》、《儿童世界》等儿童杂志，也经常刊登“读报方法”之类的文章。而一些专门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还撰写相关著作，系统介绍儿童读报方法，如徐锡龄编的《儿童阅读兴趣的研究》（民智书局，1931年版）、严国柱、朱绍曾主编的《儿童阅读书报指导法》（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张廷铮著《小朋友阅报指导》（北新书局1933年版）、巴克撰写的《少年阅报指导》（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文博编著的《读报常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金仲化编写的《报章杂志阅读法》（中华书局1935年版），等等。初步统计，儿童读报的相关书籍至少在30种以上，体现出当时儿童阅报研究已经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操作方法的学问。通过商业报纸、儿童杂志、专业刊物和专著的多方面介绍，在1930年代，儿童读报问题已成为学校教育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处于儿童期的小学生，要了解社会，就需要借助报刊传媒，因为“儿童是人群的一份子，应知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必须留心国内时局和国际大势，要达到这个目的，惟有阅读报纸”（徐启楣，1937）。但是，儿童所受教育和对报刊内容的理解有较大局限，“儿童读报存在的问题，一是文字阅读的困难，二是经验上的不足”（张崇业，1939）。因此，培养儿童读报的习惯非常重要。根据徐锡龄的调查，“广州中小学生的阅报情况，从百分比率看来，小四年级有看报习惯的很少，百人中只约有十二人。小五小六有增进而甚慢。到了初中一才有猛进。这种趋势一直继续下去，到初中以后的两年。初中三学生，有看报习惯的五个人中有三个。高中一和以后各年百分比率稍减，但减低并不多”（徐锡龄，2012：314）。总体上看，小学高年级学生读报比例很低，加强读报指导，尤为必要。有人提出建议，希望在校的小朋友们，组织发起阅报团。“每团的人数不拘。各团推选一个团长，主理全团的事务。并请一位教师做顾问，指导一切。规定全体团员每天必须看《申报》”（费洁心，1936年6月21日）。至于如何指导儿童阅读，则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为何读、怎样读、读什么。
　　让儿童了解读报的价值与意义，是提高儿童阅读兴趣的前提。许多教育工作者都希望儿童懂得为何读报的问题。如文博在《读报常识》的“第一课”中便大谈“读报的益处”，指出“报纸是传达新闻的工具，又是人民的喉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要明白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的行动才不会发生错误。……不但是眼面前的事，而且就是隔得很远的事，也和我们有关系”（文博，1936：1）。儿童读报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课外知识，更能深入地了解社会。“报纸不单是供给国家、国际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消息，就是世界上各种新的发现，新的常识，天天有记载的，日新月异，使读者获得一种新的眼光，新的知识。它不单能够激发人们爱国、爱民、爱人类的情绪，并且能够指示人们走入光明康庄的大道，又可以培养德性，发展思想，是识字的人不能不看的”（费洁心，1936年6月21日）。报刊提供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极有价值的材料，通过读报，儿童可以更多地了解社会，促进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因此，儿童读报不仅仅可以提升媒介素养和文化素质，而且是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而要提高儿童报刊的发行与有效阅读率，更需通过儿童积极参与，广泛阅读。
　　当然，如何根据儿童的特点有效地指导读报活动，是儿童读报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很少接触报纸的儿童而言，由于受文化水平和阅读经验的限制，需要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每件具体的工具都能发挥其功效，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比如地图的作用是“看到某地发生一件事情，若不知该地的形势，只须展开地图来一看，就可了如指掌”（阎云九，1927）。有了字典，儿童在遇到生字时可以随手查阅，笔记本则为摘录报刊内容所备，红蓝铅笔用来对重要内容进行标注，小剪刀供剪报之用，小卡片则是收集资料的好办法，分门别类，以备查考。这些辅助工具的运用是为了让儿童将读报、学习与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
　　除了基本的工具外，培养儿童初步的阅读常识，非常重要。因为报纸上有一些基本知识，需要儿童逐步掌握，从而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比如儿童读报时应该知道如下一些基本常识：
　　（一）地名、人名、官职和机关的简称；（二）本国和世界的重要都市；（三）本地、本县、本省、本国的党国要人；（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五）本国政治经济的情形；（六）世界政治概况；（七）世界经济的情形；（八）社会上重要的问题；（九）各通讯社的所在地及其背景；（十）电报末韵目代日之指示。（徐启楣，1937）
　　这些基础知识，对于理解报刊新闻很有帮助。由于儿童的阅读面还比较窄，教师或家长应该在指导儿童课外阅读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史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初步知识的介绍，提高儿童的知识面。
　　进入阅读环节，儿童在拿到一张报纸后是按照顺序读，还是根据儿童自身的特点，进行有选择性的阅读呢？张廷铮在《小朋友阅读指导》一书中专门谈到儿童如何读报纸，他指出：“打开报纸，先看要目，再看报上的大字标题。两种以上的报纸，要是对统一事实的两种记载，那么看的时候，当然两种都要读。自己读后再研究一下，摘记和剪贴，就是把自己喜欢读的新闻剪下来，或者抄下来。”（张廷铮，1933：31-33）文博在《读报常识》一书中，也提出读报的基本方法：“要读新闻提要，其次就望一望那些标题，要是有时间的话，电报要闻、和你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分都可以仔细地读。”（文博，1936：52、53）阎云九则认为：“读者应该按时间的多少，来规定阅报的步骤如下：先阅紧要时事栏；次阅本地时事栏；次阅杂志栏。”（阎云九，1927）《大公报》在读者问答中，对儿童怎样读报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一、先看要目，最好能把全份报翻翻，可以对时事局势得个概念，然后把必要知道的新闻（如西安事变）仔细的读。二、再看副刊和昼刊，把重要或爱读的材料抄剪下来。三、避免因自己爱憎，就不读或专读某一类新闻，如果恨“赤匪”，就不看剿匪新闻，是大错误！四、要记得重大事件的日期和简名，如“三中全会”、“五全代会”、“九一八”等，你们都知道吧？五、应该知道新闻的来源和立场，我们只选择可靠和正确的来看。六、读两份以上的报，可以一种为主，再看另一种特殊的，既可比较，又很经济！七、把读报的感想写下来，把问题提出来问人，是最好的方法。（《大公报》，1937年3月22日）
　　这些方法大同小异，一般都强调阅读的主次轻重，注重思考和提问，加强对报刊新闻的理解和运用，善于总结和积累经验，这对培养儿童的读报习惯有一定指导意义。
　　由于儿童识字不多，尤其是小学各年级的文化水平有较大差异，教师在进行读报指导时，除了告知阅读的基本方法之外，要因材施教，根据小学各年级的特点进行差异化指导，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供给高年级学生看的，可将重要时事，用红笔圈出，加以最浅显的说明。若供给低年级生看的，则顶好用画图来达意，统统悬挂在公共的地方或走廊里，使儿童随时可以注意和阅读。惟画图须鲜明动人，一望而知。”（严国柱、朱绍曾，2012：229-230）这类似于对新闻文本的“批注”，通过教师的通俗化阐释，有利于学生加强对新闻的理解。
　　由此可见，从教师读报解说到教会学生读报，指导小学生读报的四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体现了儿童读报的渐进式过程。至于教师，在具体的指导过程中，可以采用几种常用的方法，如发表对时事的意见、组织新闻阅读会、准备阅报录、举行新闻测验（迟受义，1936），组织新闻讲演会（严国柱、朱绍曾，2012：231），等等。比如新闻演讲会，“可由教师组织，就报刊新闻的许多问题中选择比较重要而为儿童深感兴趣的，叫他们都去预备，指导其搜集材料的方法，及如何加以甄别组织等等，规定一个日子，举行新闻讲演会，由儿童大家批评，评定优劣。若是照这方法行过一二次后，儿童为竞争心理的督促，对于看报，自会发生大的兴趣。又如新闻测验，可以每月举行一次，让儿童们事先复习，加以相当的组织。一方面在教师可由此了解儿童看报所获得的成绩，而予以个别的指导；一方面在儿童亦得利用时机，更自奋勉”（严国柱、朱绍曾，2012：231）。对于演讲会、新闻测验的优秀者，指导教师应设法加以奖励，可以口头表扬，也可以颁发奖品，促使学生提高读报的兴趣。总之，阅报教育是增进学生读报兴趣、培养学生读报习惯的一项重要技能训练。
　　
二、学生的报刊“际遇”与心路历程
　　在校学生在接受阅报教育的过程中，报刊是最重要的课外读物，对学生之后的阅读生涯有着深刻影响。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如何接触报刊、如何读报、如何受报刊的影响，因人而异。但是，他们在学生时代的读报经历，则由于个体阅读的体验，有着深刻的记忆。许多民国知识分子在回忆录或日记中都谈及他们在学生时代的读报活动，尤其是一些重要报刊在他们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而言，报刊就是“新知”。如曹聚仁回忆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况，“说起来，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我们在杭州，看看上海《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叶楚伧先生的社论和邵力子先生的《觉悟》（副刊），成为我们青年人的灯塔，真是了不得的”（曹聚仁，1997：8）。徐中玉在无锡中学读高中时，第一次接触到五四以来的很多新文学作品，很多新的报章杂志，可说眼界大开。他订阅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开始读到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文章，情况同在初中时代的只能读读《古文观止》和少数几本林琴南翻译的小说，大不相同了”（徐中玉，2000：106）。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接触报刊媒介的过程，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
　　从读者类型的角度看，学生群体无疑占据报刊读者总量的首位。然而，仅仅从“真实读者”的身份来分析学生读报活动有明显的局限。学生们由于学习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很少长期坚持记日记，也很少以其他方式证实他们的读报活动。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学生群体而言，阅读报刊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少学生长期读报但未必留心记载。如顾廷龙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期间，虽经常到图书馆查阅书报，但他的日记中很少有读报的记录。仅在1932年11月13日，他阅《大公报》后记载：“惊悉朱梁任先生父子因参与甪直保圣寺落成，中途舟覆淹没，极为惨悼。暑假中，曾数晤，皆承枉顾。此公孤学而笃实，所阅之书无不校点，薄吴中之自命学者，往往不与人谈学，或敷衍之，随意吐答。”（顾廷龙，2022：12）友人不幸去世，他深为痛惜，由此也有机会让《大公报》在他的日记中“出场”。而对于平时所阅报刊新闻，他在日记中则很少记载。在“读”与“记”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以少数学生的日记和回忆录来探究学生的整体阅读状况，仅仅是“窥斑见豹”而已。
　　但是，从读者类型的角度看，后五四时期的学生群体是报刊极为重要的阅读对象。这不仅体现为学生数量的激增，也得益于阅读环境和条件的改善。许多学校都设有图书馆、资料室或者阅报室，即便是条件简陋的中小学，也有可能订阅报刊。这在客观上为学生读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不少中学生在校期间便参与校报校刊的编辑、发行，他们既是读者又是编者。如吴相湘在明德中学读书时，更喜欢舞文弄墨，担任《明德旬刊》总编辑（吴相湘，2007：7）。而诸如《中学生》、《战时中学生》之类的杂志，则专门面向中学生发行，《小朋友》之类的杂志则主要面向小学生，一些地区还创办了以本地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杂志，如《湘中学生》等。与学者的读报活动相比，大中学生的报刊阅读重心不太一样，他们除了关注战时新闻之外，更多地将报刊视为“知识纸”、“思想纸”，通过课外阅读获取新知识、新观念。如著名报人马达在1937年抗战爆发那年，只有13岁，流落到上海。在亲戚的资助下，他成为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初二插班生。他回忆中学时代的读报经历：“每天，家里给我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餐钱，我都饿着肚子省下了，跑到书报摊上买报纸。我最关心的是报上每天发表的战报、战况，我最爱看的是战地记者写的战地通讯和军事评论文章。每天，路边的草地、学校的图书馆和家里的楼梯旁，都是我专心读报的地方。”（马达，2004：11）
　　一些学生初次接触报刊后，有着奇特的阅读体验和丰富的心理活动。报刊为他们提供的“际遇”，类似人生的一次“邂逅”。如作家冯亦代在八九岁左右，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报刊，他回忆：“我杭州老家的大厅楼上，有一间小小的房间……惟有靠窗一只大木箱没有锁上，我便把它打开了。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外面包着几张发黄的报纸的大包，上面有祖父亲笔写的“点石斋”三个大字，拆开看来则是一大摞石印的画报……看到这一大摞画报，油然生喜，便不顾大人会斥责，就偷偷拿到自己房里的案头了。”（冯亦代，2003：43-44）尽管冯亦代没有说明他看的《点石斋画报》的年份，但纸包上所留其祖父的题字，足以说明这份刊物已保存了很久。对于初次接触报刊的冯亦代而言，这份画报在他的启蒙阅读中颇有影响。而他的祖父还留存了其他报刊。冯亦代追述：“有一次，我打开了另一只大木箱，里面却是一摞大书，每本的大小总是有一张报纸对开大，可是并不厚，上面印的是《环球（或世界？）画报》，这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先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看了这些画报，又使我对世界形势有了粗浅的认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阁楼的“秘密”不断地被冯亦代发现。在他十三四岁时，又有了新的阅读体验，他说：“阁楼里有几捆大纸包，我打开一看，却是包天笑和王钝根先生合办的《小说大观》，这真是一本‘大观’的刊物，每期用八开道林纸印刷，总有四五百页厚厚的一册。”（冯亦代，2003：44、47）
　　家庭固然可以为个人提供报刊资源，但对于学生而言，学校为他们的读报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尤其是教师对学生读报的引导和辅导，在引导学生如何阅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永玉在学生时代便接触到各种画报，这对他之后的美术生涯有较大影响。当时湘西虽然偏远，但他所在的学校老师订阅了不少画报，为他提供了阅读的机会。他回忆：“老师们订了杂志，孩子也沾了光，孩子们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杂志中，当时最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其中许多作品，训练了孩子用漫画的角度去推动观察和思维能力，迅速地判断生活中明显的错误和正确性。它很合乎凤凰当时这个动荡的小城的孩子们的口味。”（黄永玉，2013：10）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对一位英国教师教他如何看报的经历记忆深刻。这位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新闻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周有光对此颇有心得，他说：“我照他这个方法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周有光、李怀宁，2008：26）
　　另外，同学、亲友之间的相互赠送、借阅、引荐报刊，不仅会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还会对读者产生认知上的影响。苏雪林回忆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恰恰同学家有《新青年》、《新潮》、《星期周刊》，虽零落不全，阅读后也知其大概”（苏雪林，1996：38）。陈绛在福州读小学期间，学校功课不算多，他回忆：“同学杨佩霖家有许多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宇宙风》、《语丝》等杂志合订本，征得主人同意后，我把这些杂志借回家里细读。”（陈绛，2015：24）常任侠在中学读书期间，他的表兄李鸣玉在北京法政大学学习，对他的影响较大，曾送给他一本《新青年》，一本《新潮》。他说：“这对我尤其爱好，因此，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十九岁作了一年的小学教员，后受鸣玉资助的旅费，就到南京读书去了。”（常任侠，2002：183—184）教育家陶行知关注儿童教育，他经常与各地的小学师生通信，介绍自己在报刊上的研究成果，希望自己的生活教育理念能够引起重视，向小学师生推广。如他给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汪达之等人写信说：“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理论，现仍继续探讨，苟有所得，必愿随时奉告。近一年来研究结果，除与达之面谈托他转达外，仍希参阅《儿童生活》第三期所载之《儿童生活之中心主张》、《师范生》第三期所载之《儿童文艺研究社宣言》、《中华教育界·教育出路专号》所载之《中国教育出路》，及《教科书专号》所载之《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四篇文字。”（陶行知，2005：247）这对于汪达之等师生而言，通过陶行知的引荐，可以快捷地获得有关生活教育的系统理论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学生如何与报刊“相遇”，与其教育经历、社交网络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报刊所展现的“新世界”，则对他们的“知新”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学生的阅读选择与精神世界
　　从类型上看，相对于报纸，杂志对读者获取“新知”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五四时期，《新青年》之类的杂志不仅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还在行动上为“新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在后五四时期，各类杂志更注重知识和观念的传播，为学生的课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何兆武曾谈道：“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里连载了顾颉刚先生的三篇文章，讲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让我大开眼界。……还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似乎给我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何兆武，2006：32）何兆武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大公报》、《国闻周报》的副刊外，他喜欢的杂志较多，他回忆：“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的《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何兆武，2006：39-40）何兆武在晚年对这些报刊如数家珍，表明他对中学期间所获取的报刊知识有着深刻的体会，各类报刊作为知识仓库，满足了他多方面的学习需求。在他看来，上世纪30年代的报刊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发挥着重要影响。青年学生是报刊的重要阅读群体，满足青年的阅读需要，是不少报刊的目标所向，也是提升报刊社会声誉的重要方式，正如有评论指出：“要解决青年们阅报的困难问题，除了青年们自己应该觉醒，养成阅报习惯以外，报纸本身也应该使青年学生们深切地认识时代的趋向，社会的动态，注意如何能够激发青年阅报兴味的问题。”（□文，1936年10月1日）在论者看来，报刊要充当青年的“社会导师”，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军阀混战，强敌环伺，内忧外患。报纸对战乱和民族危机的报道，则是青年学生阅读新闻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激发他们爱国情怀的“引线”。许多青年学生在读报过程中都表达了时局的关注和民族危亡的担忧。如郭良才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就对报纸上有关北伐战争的消息较为关注，1926年5月23日，他读《中美晚报》后记道：“大同被国军打下，进迫雁门关，不知可确否。”9月4日，他读报得知：“南军急急胜利，武汉三镇已被打下，吴子玉逃兵孝感。”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我心中真是左右荡还，正不知如何是好呢？”1927年2月14日，他看《现代评论》所登的小说《药》，评价道：“作的好极了，描写的顶好，写意也不错，我看了满意极了。”（郭良才，2013：34、71、128）对于郭良才而言，新闻文本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之后，建构了一种新的阅读情境，激发了他对文本的联想与感悟。
　　“九一八”事变后，报纸新闻拉近学生与事件的“距离”，引发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忧思。青年学生张宗和是“合肥四姐妹”的大弟，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的目光则集中在报刊新闻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他看《苏州日报》，“知道出大事了，是日本人在十八号已经占据了我们辽宁的沈阳，而张副司令还叫军士们沉静等候命令”。他看完报纸，义愤填膺，在日记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消息是这样的不好，日本的军队已一步一步的在前进，中国的军民在一批一批的死亡，中国城池在一座一座的被毁坏。我不明白我应当怎样办，假如有人要我上阵去打日本人，我一定去。我不能再看重我的生命，我应当牺牲了，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国家，为了世界。”（张宗和，2018：127、128、129）之后，他多次表达对日寇仇恨和国难的悲愤。“一·二八”事变后，他通过报刊了解到许多“不好的消息”，“心理很不舒服”。1933年2月9日，他在图书馆读《东方》杂志，“看了一篇淞沪战的回忆录。有外国军官问翁照垣说，吴淞你们是怎样守的，翁照垣回答说，因为我们要守，所以我们就守了。这两句话看来不觉得怎么样，不知为什么我鼻子一酸，真是要哭了出来”（张宗和，2018：270、285）。抗敌报国，感极而泣，张宗和阅读报刊所产生的震撼，表现出一位爱国青年的真实心境。
　　报刊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和表达的政治立场，能引发学生们的广泛回应。任访秋回忆1923年至1929年在开封第一师范读书时，许多共产党出版的刊物如《中国青年》、《向导》等，以及稍后的进步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周报》及《语丝》等，都是当时中学生喜读的刊物。他还长期订阅了《语丝》、《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以及《创造周报》等刊物。“在思想上受着鲁迅的影响，而在治学方法上，又深受胡适、钱玄同的影响”（任访秋，2000：384、385）。而舒芜在安庆读高中时，感受到西安事变后进步书刊的影响。他回忆：“安庆的书店里，各种进步书刊如潮水一样涌出来，这让我眼界大开。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到一份画报，封面上印着朱德的全身照片，下面的说明词写着：‘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眼睛一亮，过去，国民党报刊都把朱德说成是‘赤匪’，可眼前这个‘赤匪’，却是这么一个将军，朴素得就像一个老兵一样。可见政府的宣传讲了瞎话，可见蒋介石是个不老实的人。我断然买了这份画报，四处给亲戚朋友传看。”（舒芜，2002：41-42）舒芜对国民党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区分，体现出他在阅读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价值判断，尤其是对朱德的敬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对共产党的好感。
　　一些学生的报刊阅读经历，能反映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思想演变的轨迹。如翻译家许渊冲出生于1921年，1932年他考上南昌二中，初中二年级时，还与同学合编了一个手写的刊物，叫作《战号》。那时林语堂编的《论语》半月刊风行全国，他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幽默，因为喜欢笑话，也就跟着林语堂写起半文半白话的语录体文章来，登在《战号》上面。从许渊冲提供的阅读书单看。除了报纸之外，他在小学期间便读《东方杂志》。大学前夕，读《进步周刊》（英文杂志）。大一期间，读《今日评论》杂志、《西风》杂志（许渊冲，2020：31、32、359、360）。
　　学生的报刊阅读也见证了个体的成长。作家陆地在17岁便坚持写日记，记录他阅读报刊的经历。1935年9月，他正式成为广东第一师范的学生。之后的2年间，他购阅、借阅了大量刊物，并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各类杂志。如1935年5月21日，他读《中学生》（五月号）聊以消遣，摘录《中学国文程度之讨论》一文：“当今中学国文之教学，摄取与表现两方面，都欠妥当。摄取就是阅读，表现即是写作，但今之中学阅读都时时缺少读物，写作亦只限每周一次或间周一次，故不异‘仄之笼’以包围，并且笼中又时乏滋养料之给养。”他对此颇有同感，“觉其论之得当矣”。第二天，他读到《中学生》中有关“命运乃失败者之安慰，怯懦者的解嘲”的论述，读后颇为震撼地写道：“不异晴天霹雳，当头棒喝而来也。”9月16日，他读《中学生》中《感同身受》一文，“写一教授以此语，遍寻各友人求能得甚低待遇之职以与其学生，奔走终日皆无获”。他读后感叹：“由此观之，可见求职业难之一斑矣。”11月14日，他读《中学生》后写下读后感：“其中《阅于高中国文科应读之书目》，如《左传》、《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等都应精读。”1936年3月18日，他见到《中学生》63期有曹聚仁所写的《粉笔画》一文，颇为欣喜地写道：“这是篇很切当的指导学习的好文章。由这篇文字的心得而促使了我对于做笔记的心愿更加兴奋，因笔记可以帮助记忆的不足，免除肤浅的阅读之习惯，决定从今起，我愿我能够实行！”显然，曹聚仁的观点契合了他的阅读实践，他找到了“知音”，对坚持写读书笔记更有信心。但是，即便是《中学生》之类的优秀杂志，并非每期使他满意。11月19日，他阅最近出版的《中学生》、《生活知识》二本刊物，评论道：“不特材料之贫乏，理论亦无高明，故觉索然。”（陆地，2018：47、48、81、98、147、99）
　　对于陆地而言，阅读杂志的价值在于知识的获取和思想的提升。相对于课堂知识，杂志更贴近社会，具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陆地对于杂志中的重要文章，往往认真研读，在日记中深入剖析，发为己见，在独立思考中提升自己的理解和评判能力。如1935年12月10日，他读到《大众生活》周刊，颇为欣喜，认为：“文字精警，理论适当，实堪一读也。其宗旨为打破封建残余势力，求民族之解放，废除个人主义之思想，以大众为研究之对象。”这反映出他对这期杂志的总体印象和价值判断。12月27日，他读《妇女生活》中《人生观》一文，结合自己的人生观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其于个人主义、消极与听天由命诸人生观，已成过去时代的产物，际此时代，当不能有其存在之可能。然际今之所需要之人生观究为何，则所说者亦无甚详也，只数句术语而已。”显然，文章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的疑虑，但他在日记中的反问，表明他能摆脱文本的限制，进行问题的联想和引申。而读到颇有启发性的杂志文章时，他喜欢“借题发挥”，进一步阐释文中的观点。如1936年1月20日，他读了一本《中国农村》月刊，在日记中大发感慨：“我们的农村受不景气的波及，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其破产的最大的主因，却是帝国主义的商品经济侵入和封建残余地主的压榨……图救的方法，当然要推翻以上两大阻碍物才行。”（陆地，2018：105、109、121-122、147）此类分析，颇有思想高度，体现出他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入思考。
　　与陆地经常购买报刊不同，夏鼐在大学期间主要在图书馆阅读各种报刊。夏鼐对杂志的阅读极为细致，每次读过的杂志名称、页码，他都详细记载。如《东方杂志》是百科全书式的刊物，选录了当时报刊上的重要文论和时政要闻，内容极为丰富，对于大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座知识宝库。夏鼐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年来的《东方杂志》，我差不多每本从第一篇看到末一篇。这种笨读的方法，也觉得很可笑。但是小规模的多看，我以为也有好处，尤其是不求成专家的我，多看本是消遣。”夏鼐读这份刊物，是希望从多方面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如1931年5月9日，他读《东方杂志》第24号，认为“其中关于世界失业问题的几篇，颇有参考的价值”。1934年1月17日，他读《东方杂志》新年号并记载：“其中‘时人传’（汪精卫、蔡孑民、胡适之、王云五）最引起我的兴趣。”（夏鼐，2011：22、26、31、46、215）《东方杂志》的学术性、思想性与趣味性，在夏鼐的阅读记忆中得以证实。
　　与当时大多数热衷于新学的学生相比，陶存煦则是一位喜新不厌旧的青年学子。他1929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注重新旧兼顾，中西兼学。他认为：“夫规模宏阔，西不及中；条例密缜，中不及西。故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因此，“探旧者不能废新，维新者先当知旧”。但他的课外阅读，仍然以经史典籍为主，有关报刊新闻的记载较少。他在1930年5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予日来好阅杂志，且喜作琐屑考据，然学业浅俚，结果仍无一获。同学夏芳材见而不以为然，因告予曰：‘尔年未二十，记忆力甚强，正宜乘此良机，多读诗文，多阅基本书籍。俟学问略有根柢，研究考证，未为晚也。今乃舍本务末，作此揠苗愚事……’予闻言，瞿然如得一剂清凉散。”此种对待杂志的态度，影响到他之后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评判。但他偶尔读到《中学生》之类的杂志，仍然颇有启发。如1931年2月19日，他阅《中学生》杂志“出了中学校”一栏，“观汪静之、叶绍钧等自述独学经验，则人定胜天，益叹非妄，自新之志又觉勃然”（陶存煦，2022：188、225、39、101）。此种心得，印证了他的自学志趣，颇有言为心声之意。但是，对于一些有悖传统伦理道德的杂志言论，他读后极为反感。如5月13日，他课余阅《世界杂志》小说竞赛栏目，评论道：“言艳情，惜别离，千篇一律，无为世道计者。虽间寓惩世志，然淫词逆心，少年读此，正大英锐之气难免销亡。……士大夫不知持风气，抑且重扬其波，新文学家其尤甚也（陶存煦，2022：151-152）。此段文字，出自18岁的学生之手，令人难以置信。其语气，俨然是一位道学家对传统伦理之严正声明，这反映出陶存煦对“艳情”之厌恶。
　　通过这些个案，我们可以看出，后五四时期的学生群体更注重对《中学生》、《东方杂志》等知识性、学术性杂志的阅读。这些杂志能够提供不同类型的新知和观点，引发他们进行联想和思考，提升他们的学识和眼光。而报纸新闻则拉近他们对重大事件的距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等重大新闻，激发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报与刊在他们的阅读生活已经有一定功能区分，读杂志，学新知；看报纸，评时政。这是后五四时期学生的报刊阅读的重要特征。
　　
结语
　　与五四时期报刊注重对民主、科学的“召唤”不同，在后五四时期，报刊更偏重新闻和新知的“介绍”。官方对学生的阅报教育较为重视，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报刊阅读指导和培训，将报刊作为课外阅读的重要读物，培育中小学生的读报能力，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生读报习惯的“养成”。从“可得性”的角度看，随着报刊的普及，家庭、学校、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报刊阅读机会，而同学、友朋之间的借阅、传阅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阅读实践。从阅读类型的角度看，报刊在学生的阅读生涯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学生主要通过读报纸了解时事，看杂志获取新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危迫，报纸成为学生了解时政，接触社会，激发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而杂志为学生学习新知、博采众长、提升技能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学生的报刊阅读时分，往往折射了他们的学习经历、思想动态和情感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个体的成长历程，也反映了后五四时期报刊在新闻生产、知识供给和价值导向方面的变化。在现代教育分科化的背景下，报刊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是新闻、知识、观念和思想的多元汇集，学生阅读报刊的活动，既体现出对新闻和知识的接受和理解，又在具体的情境中展现出多重风华。■
　　
注释：
①主要论著有：章清（2014）。《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策纵（1996）。《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邓金明（2008）。《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青年对新青年杂志的阅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邓金明（2011）。“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第5期）；许欢（2006）。《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等等。有关五四时期报刊阅读与思想启蒙问题的探讨，还散见于不少论著之中。从总体上看，学界主要围绕报刊是如何影响青年的行为和思想展开，其中青年读者如何阅读和接受是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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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国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报人社会交往史研究”（编号：22B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