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德宝　李新瑞
　　【本文提要】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对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的结构、影响力以及功能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全球涉华记者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形成相对松散的社交网络，呈现区域聚集性的特征。美英国家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影响力高，在社交网络中拥有更高网络资源调节和控制能力。涉华记者所在媒体机构的现实影响力及在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的位置，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偏向，以及记者个体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及目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交网络超越时空限制，链接行动者和涉华信息，以涉华议题为纽带，形成融信息、网络和情感支持为一体的网络共同体。
　　【关键词】涉华记者 社交媒体 社交网络 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生产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从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上都与经典新闻学有很大不同，它对新闻相关的知识生产在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以及批判理论等层面进行了全新的讨论（常江，2021），对新闻的生产和实践具有全新的指导意义。社交媒体是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重要产物，也是数字新闻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其作为一种环境“重新发明”了新闻，新闻从此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常江，何忆仁，2021）。
　　外国涉华记者是供职外国媒体对中国事务进行报道的记者，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塑造者，推动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和促进中国国际交往的重要任务。在数字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全球从事中国事务报道的外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相互链接，建立社交网络，获取涉华信息，讨论涉华议题。同时，由于熟稔传播规律以及在现实世界的社会资本和影响力，涉华记者更易成为国际社交媒体上涉华舆论的意见领袖，影响国际社交媒体涉华舆论导向。
　　因此，新媒体时代对全球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研究变成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厘清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的结构及其社交网络影响力，以及社交网络在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对提升新媒体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社交媒体涉华舆论引导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新闻、新闻博客和社交媒体新闻成为数字新闻时代最主要的新闻生产方式（常江，2015），其中，社交媒体因其个性化、平等化、低门槛、即时性、共享性等优势，在放大全球重大事件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机构纷纷抢占社交媒体阵地，鼓励旗下记者开通社交媒体账号，积极构建社交网络。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等世界权威媒体还发布了社交媒体使用指南（Schumacher-Matos， 2009；史安斌，朱泓宇，2022），为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提供指导。社交媒体成为全球媒体记者完成新闻生产和公共信息扩散的重要
　　场域。
　　社交媒体背景下，媒体和记者的新闻生产和传播也出现与大众媒体时代完全不同的特点。社交媒体“全方位、全过程、全情景”地对传统新闻业进行冲击，全面重塑了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史安斌，朱泓宇，2022）。社交媒体已经从新闻生产的各个链条对新闻内容生产机制产生影响，新闻生产呈现出“社交化”的特点（常江，2017）。新闻生产的社交化改变了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对内容的特权受到冲击，社交网络成为新闻素材进入生产流程的必要途径和最主要中介，传统新闻的价值、以及伦理标准经受新的考验。社交已经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脱离了“网络”的新闻不再具有价值，新闻只有经过讨论和分享才有生成的意义。社交成为内容产品的一部分，内容产品只有完成社交化才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李鹏宇，2020）。因此，新闻理论的重建应当实现一种范式转变，在研究新闻生产链条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以“分发”为中心的模型体系（常江，2017）。
　　（二）外国涉华记者研究
　　外国记者是“与其所供职的媒体不在一个国家的记者” （Hahn & Lonnendonker， 2009）。供职于国外媒体，但在中国境内进行中国相关事务报道的记者，又称外国驻华记者或外国涉华记者。外国驻华记者概念强调记者所在国家的地理位置；外国涉华记者强调记者报道的中国主题或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包括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短期采访记者。外国常驻记者是指由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在中国境内常驻6个月以上、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职业记者；外国短期采访记者是指在中国境内停留期不超过6个月、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职业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
　　过去对外国驻华/涉华记者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报道理念、报道内容和报道模式，中国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制度，外国驻华/涉华记者的职业意识及影响因素研究等不同层面。张志安等关注驻华记者报道框架和报道理念选择的内在动因（瞿旭晟，张志安，2011），指出对驻华记者涉华报道的分析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决定论”，记者个人的认知、媒体组织的特点、中国新闻报道整体环境等因素都应纳入考量（阴良，张志安，2010）。钱进则通过深入访谈，考察了时间和空间对驻华记者跨国实践的影响，他还通过引入“共同体”的概念，探究驻华记者的身份如何在个体、跨国流动者以及职业共同体成员中进行转换（钱进，2015）。赵怡然则从工作地点、设备以及范围等方面梳理了我国对驻华记者新闻政策的变迁（赵怡然，2018）。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外国记者（traditional foreign correspondent）面临危机，公民记者的出现以及传统媒体预算的缩减，让“现场”成为对外报道的非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新闻报道。“虚拟外国记者”（virtual foreign correspondent）的概念应运而生，被用来指代那些“所处地理位置与报道事件发生地不同的记者”（Kopper & Seiler， 2006）。Oliver 等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虚拟外国记者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外国记者，特别是在对外交事务的背景解读方面，传统外国记者仍旧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虚拟外国记者和传统外国记者可以进行相互补充，优化工作分配和工作流程。国内的新闻部门可以专注于最新的新闻收集，而驻国外的记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区域知识和当地调查网络提供背景信息来增强报道，这仍然是高质量媒体的一个独特卖点（Oliver et　al.， 2018）。
　　整体来说，外国记者、外国驻华记者、外国涉华记者概念都是传统媒体时代以记者所属的媒体机构国别（是否属于中国）、工作的地理空间（是否在中国）和报道内容（是否报道中国事务）为维度进行区别使用的概念。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打破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工作的物理时空，因此本文采用虚拟涉华外国记者（virtual foreign correspondent on China affairs）概念，即通过虚拟网络平台报道中国事务的外国记者。上述概念的区别参见表1。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时代，记者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和国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目前对外国涉华记者社交网络以及社交媒体对外国记者涉华新闻生产的功能和角色缺少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新媒体时代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结构、影响力和功能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以下三个：
　　（1）全球涉华记者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是否形成具有一定网络密度的网络社群？如果形成，该网络具有怎样的特征？全球涉华记者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如何？
　　（2）影响全球涉华记者在整个社群结构和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
　　（3）社交网络在外国记者的涉华新闻生产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和具有怎样的功能？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量化（社会网络分析）和质化（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全球涉华记者国际社交媒体推特社交网络的结构、影响力，以及社交网络对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的影响和作用进行探究。
　　（一）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一种对社会网络中行动者（Actor）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一个社会网络由多个节点（社会行动者）和节点之间的相互连线（关系）组成。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分析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方法，它通过建立行动者之间交往关系的模型，来描述群体关系的结构，并分析它们对群体功能或群体内部个体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是发现具有突出作用或占据核心位置的网络节点及其相互关系（相德宝，2018）。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分析全球涉华记者在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上形成的网络结构和影响力。
　　（1）社交媒体研究对象选择：本研究选取推特作为研究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相比，推特是“新闻性”（Newsy）最强的社交媒体平台，更适合公共传播。据美国皮尤中心 2021 年发布的报告，有近一半（48%）的美国人“经常”或“有时” 使用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资讯，使用推特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26%左右，其中一半以上的用户将推特视为重要的新闻资讯平台 。
　　（2）全球涉华记者研究对象选择：根据前文界定，本文采用虚拟涉华外国记者（virtual foreign correspondent on China affairs）概念，即通过虚拟网络平台报道中国事务的外国记者。涵盖传统外国驻华记者、外国涉华记者和虚拟涉华外国记者三种类型。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的打破时空特征，本文将中国媒体从事对外报道的外宣媒体记者纳入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同样活跃在国际社交媒体，担负着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任务；他们与涉华外国记者形成网络关系，对于理解社交媒体时代全球涉华记者的新闻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3）推特全球涉华记者账号筛选：尽管上述概念存在细微内涵差异，但都有“记者”和“中国”两个关键词。因此，本文首先以记者（“Journalist”、“Correspondent”或“Reporter”）和中国（“China”或“Chinese”）为关键词进行排列组合，在推特平台进行检索，初步筛选出符合研究要求的对象。再次，根据账号主页的个人信息、推文内容及更新频率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查，对无效账号、停用账号剔除。为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本研究利用推特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关注已筛选账号中的“关注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最终整理形成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59位涉华记者的账号。
　　（4）数据抓取和数据分析：本文运用Python程序抓取359位涉华记者账号用户名、粉丝数据等基本信息。本文将359位涉华记者账号作为独立网络行动者，以记者之间的相互关注关系为边，构建形成网络矩阵，进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和ORA进行分析。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它通过与被调查者深入地交谈来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孙晓娥，2012）。深度访谈的目的主要是深度了解全球涉华记者社交媒体使用目的、使用功能，对社交媒体的理解，以了解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力的影响因素。
　　（1）研究对象选择：本文采取目的抽样的方法，考虑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选取9位涉华记者，涵盖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重要国际主流媒体，遍及美国、法国、俄罗斯、埃及等多个国家（表2　表2见本期第26页）。
　　（2）访谈方法：本文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半结构访谈具有赋予采访者，也给予受访者一定的自由度来共同探讨研究的中心问题的优势（孙晓娥，2012）。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提前设计访谈提纲，研究问题主要涉及涉华记者社交媒体使用习惯、使用频率、目的和偏好，包括社交媒体选择、点赞/转发/关注标准；对涉华新闻生产角色和功能的认知与看法、供职新闻机构对记者社交媒体使用的规定、涉华记者与社交网络中其他涉华记者的关系等。
　　（3）访谈过程和数据分析：受疫情、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访谈主要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其中5位受访者通过微信语音、视频的方式完成，3位受访者通过文字完成，1位受访者接受了线下访谈。访谈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完成，每次访谈时间在40分钟左右。除既定访谈提纲，也会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结束后，形成访谈资料。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发现，试图对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结构特征、影响力及社交媒体对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的角色和功能进行理论阐释。
　　
四、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力
　　（一）全球涉华记者推特网络结构特征
　　1.全球涉华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相对松散但及时通畅的社交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密度（Density）是描述社会网络节点之间凝聚性的重要指标。网络密度的取值范围在0到1，数值越接近1则表示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越紧密。通过 Ucinet软件的数据分析，发现全球359位涉华记者共形成了2431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184，全球涉华记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形成一个联系相对松散的职业网络。
　　从个体节点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的Austin Ramzy（@austinramzy）在整个涉华记者社交网络中的入度值（indegree）达到 280，意味着在 359 个记者样本中，有78%的记者关注了他。换言之，网络内将近八成的记者可以通过Austin Ramzy联系到网络中的其他记者，网络内任意一名记者发布的信息有近80%的机会被其他记者获取。因此，依托社交网络，全球涉华记者在推特上形成的社交网络是一个信息流通及时顺畅的职业网络。
　　2.以区域为特征形成凝聚子群
　　凝聚子群是社会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描述网络结构的方法，本研究利用 Ucinet软件凝聚子群分析中的迭代相关收敛（Concor）分析模型，在切分度为3的条件下，将全球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切分为8个子群（表3　表3见本期第27页）。数据显示，全球涉华记者在社交网络中形成的子群在地域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涉华记者在推特中的相互关注仍旧以国家和地域为主要标准，网络的区域聚集性强。
　　具体而言，英美两个国家的涉华记者主要分布在第2和第3个子群中，这两个子群规模较大，且子群中影响力较大的涉华记者分布多。欧洲涉华记者（除英国外）主要分布在第5和第8个子群中，第5个子群是欧洲记者（除英国外）分布最为密集的子群，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的记者都分布在该子群内。
　　线上网络不完全是线下社交关系的复刻，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涉华记者的线下社交特点，国家、媒体的立场以及文化的影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子群并非严格按照国家及地域进行划分，如中国记者在不同子群中都有分布，并非集中于特定的某个子群。主要因为在选取样本时，中国记者选取的是对外报道中国事务的记者，但媒体机构中的“对外记者”有国别区域的划分，如欧洲分部的记者在对外报道时更加侧重中国事务与欧洲的关联，而美洲记者就会更加关注中国相关政策对于美洲国家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涉华记者会与所负责区域的记者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二）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影响力
　　1.权威中心性：美英国家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影响力高
　　权威中心性（Authority Centrality）是衡量节点所连接其他节点质量和数量的指标，权威中心性越高的节点在网络中地位越高，能够影响的其他节点也越多。在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中，美国《纽约时报》的Sui-Lee Wee（黄瑞黎）权威中心性数值最高，达到0.197；排名第二的记者仍旧来自于美国《纽约时报》，是Austin Ramzy，其权威中心性值达到0.195；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Simon Rabinovitch排名第三，其权威中心性值有0.187。
　　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记者在网络中的权威度占据绝对优势，权威中心性数值排名前20的涉华记者中，美国记者占11位，英国记者有7位，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别有1位记者入榜。从媒体分布来看，美国《纽约时报》仍旧独占鳌头，该机构有6位记者进入权威中心性排名前20的榜单，远远高于其他媒体的记者数量（见表4）。
　　从地区分布来看，美英国家的涉华记者在整个社交网络中有更高的活跃度、凝聚力和更强的影响力。中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有个别记者有较为优秀的表现，但是在数量和质量上与英美两国的记者存在较大差距，而俄罗斯、西班牙、日本、印度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记者则处在更为边缘的位置。整体体现“英语国家强而其他国家弱”的国际传播现状。
　　从媒体机构分布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的涉华记者表现最为亮眼，该媒体几乎在所有的榜单中都能够排名第一，且该媒体记者的入榜数量也排名第一，远超其他媒体。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法国法新社和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也能够经常上榜，成为涉华记者网络中的意见领袖。
　　2.中介中心性：美英国家涉华记者具有更高网络资源调节和控制能力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由美国社会学家林顿·弗里曼提出，是一个用来衡量某个网络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中其他节点“中间”的能力，强调的是节点在网络中对资源调节和控制能力的指标，中介中心性越高的节点，其所处的最短路径就越多。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节点是美国《纽约时报》的黄瑞黎（Sui-Lee Wee），其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达到0.046；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赵淇欣（Joanna Chiu）中介中间度值排名第二，为0.029；排名第三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Austin Ramzy（见表5）。
　　从地域分布角度来看，中介中心性排名前20的涉华记者中有7为美国记者，有6位英国记者，2位加拿大记者，2位中国记者，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也分别有1位记者入榜。从媒体分布的角度来看，尽管没有一家媒体有对网络信息的绝对控制权，但美国《纽约时报》仍旧是入榜记者最多的媒体，有3位记者的中介中间度值排在20名以内。
　　
五、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影响力影响因素分析
　　涉华记者所在媒体机构的现实影响力及在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的位置，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偏向以及记者个体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及目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涉华记者所在媒体机构的现实影响力及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的位置
　　法国思想家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认为，网络中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为物，它们平等地在集合的连锁效应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网络中的任何要素，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无论是人的还是非人的要素，凡是能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要素都视为行动者，物的行动者和人的行动者同等重要（Latour， 1996）。“网络”的连结不应只考察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还应注意到人与物，甚至物与物之间的联结。因此，全球媒体也应该视为重要的行动者，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文化资本以及传统媒体传播格局的位置深深影响着供职于其中的记者的社交网络影响力。
　　遵循此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媒体时代全球媒体影响力以及传播格局中的位置基本一致。美英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影响力占据绝对优势，权威中心性数值排名前20的涉华记者中，美国记者占11位，英国记者占7位。其供职的媒体在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占据中心位置。当下，以美国和西方媒体为核心的“主流媒体”仍旧是全球信息分发和共享的来源，全世界一半以上新闻信息的采集和播发仍旧由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这四个西方主要新闻通讯社完成（李希光，2020）。而且，新媒体时代，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媒体凭借其议程设置能力、信息掌控能力和公共传播能力，在社交媒体全球传播格局中依旧处于中心位置，拥有最强的社交网络影响力（相德宝，张文正，2017）。作为媒体雇员的记者得以凭借个人所在媒体资源的优势、现实影响力和文化资本提升在整个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
　　（二）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偏向
　　社交媒体平台规则、算法本身的偏向也是影响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结构、位置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一切媒介都有意识形态偏向。这种偏向通常是隐蔽的，人们很难发觉并往往将其视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同样带有这种隐蔽的偏向性，大多数用户没有意识到的是，政治权利及商业资本的干预都会对该平台的算法产生影响。这种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干预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平台中账号的曝光度，进而对账号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产生影响。
　　对于推特平台而言，算法对账号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2020年，推特官方以“保证透明性和实用性”为借口，给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和旗下记者的推特账号打上了“中国政府附属媒体”（China-affiliated media）的标签。这一标签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给中国媒体及中国记者的对外传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从推特平台给中国媒体贴上标签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推特中的推文转发量平均减少了20%以上，而《环球时报》的推文平均点赞量更是减少了31%以上。《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2020年8月14日在推特中发文称，在他的推特账户被标记一周后，他发现其账号粉丝的增长速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快，甚至许多先前关注他账号的粉丝都对他取关。他认为推特官方正在通过某种“黑箱式”的手段打压其账号。
　　（三）全球涉华记者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及频率的差异
　　作为全球涉华记者网络中最直接的行动者，涉华记者个体使用推特的频率、目的等因素是影响其社交网络影响力的最核心因素。不同记者个体在使用目的、频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英语国家记者由于所在媒体机构要求、个人使用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将推特视为重要的个人营销（self-branding）平台，积极在社交网络中建构链接，完成公共信息的传播以及个人网络资本的累积。而非英语国家涉华记者更多将其作为获取信息的工具，使用推特的频率也相对较低。对推特使用的差异化策略导致英语国家涉华记者在网络中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只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六、社交网络在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中的角色与功能
　　社交网络超越时空限制，链接行动者和涉华信息，以涉华议题为纽带，形成融信息、网络和情感支持为一体的网络共同体，社交媒体时代的全球涉华新闻生产愈益呈现“社交化”特征。
　　（一）汇聚多元涉华信息
　　全球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成为第一时间获取多元、异质涉华信息的快速通道。作为传统涉华新闻的把关人和发布者，全球涉华记者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形成汇聚多元、异质涉华信息的网络，成为了解真实、可靠涉华信息的第一时间的“快速信息通道”和“涉华新闻的富矿”。
　　访谈中，当问到“你在推特上主要关注哪些账号并且为什么关注这些账号”时，受访记者均提到他们会关注其他涉华记者的账号。新华社受访者称，他会利用推特广泛浏览涉华信息，其他媒体机构的报道以及其他涉华记者的立场和态度会对他的报道产生影响，他会在充分浏览和仔细思考后形成自己的报道。法新社受访记者提到，“我会关注其他涉华记者的账号，不同媒体的记者会有不同的立场，我会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他们提供的涉华信息，尽量不让其他人的立场影响我的判断”。
　　由此可见，涉华记者既是涉华信息的生产者，也是涉华信息的消费者，他们通过相互关注和互动，构建起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他们个人发布的涉华信息也以记者的推特账号为依托，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行进一步的分发和传播，而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无疑就成为涉华信息密度最大的虚拟社群，成为“涉华信息的聚集器”。
　　（二）扩大涉华信息传播
　　记者在网络中的互动不仅是为了维系私人感情，表达对同行的支持，更是对涉华信息的再次传播。通过转发、点赞、评论等方式，涉华记者与其他涉华意见领袖的互动也展示在其个人主页中，实现信息的二次乃至多次传播。而且，全球涉华记者的社交网络对涉华记者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并不局限在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内。记者出于职业需要，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群体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华记者作为涉华议题的“意见领袖”，也与世界多个国家的政要、学者、研究院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涉华记者掌握的涉华新闻信息也通过互动，以网络化的形式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实现涉华信息“圈内”和“圈外”的转换。可以说，全球涉华记者社交网络是涉华信息传播的最为重要的信源和中转站。
　　（三）提供情感支持
　　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还为全球涉华记者提供了一种情感支持，借助点赞、转发和评论等互动行为，涉华记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访谈中，半数以上的记者都提到，他们会积极转发同一媒体记者的推文。法国电视台的涉华记者明确表示，“这（转发）其实是一种同行支持（peer support）”。而且，在面对敏感话题时，涉华记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尤其是粉丝量高、影响力大的记者，通过转发、点赞等互动能够迅速帮助普通记者提高曝光度和影响力，从而提升涉华新闻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路透社的受访记者认为，在面对敏感话题时，记者可以通过转发、点赞等互动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综上所述，依托数字媒体技术，全球涉华记者以涉华议题为纽带，构建了融信息、关系、情感于一体的网络职业共同体。社交媒体时代全球涉华记者的新闻生产和传播场景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全新的新闻生态下，涉华记者与新闻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重构。无社交，不新闻，社交媒体时代全球涉华记者新闻生产从信源、生产、消费整个生产、传播链条愈益呈现“社交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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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德宝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新瑞系《中国组织人事报》记者。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交媒体涉华计算宣传传播特征、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22BXW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