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鑫
　　【本文提要】当前，数字社会正经历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转向。本文从人技互动关系的视角切入数字依赖和数字排毒两种数字实践，以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在编码分析基础上，将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这种转向总结为“控制-反应-主动抵抗”的人技互动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具体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数字依赖为何发生，是什么孕育了数字依赖的温床？指向用户自身的情感与指向技术特征和社会压力是常见归因；第二，从人技互动关系而言，数字依赖为何发展到数字排毒这种反依赖式的实践？基于意义不足和健康动机的个人价值取向，以及基于资本想象与荒诞社会的社会关系取向是人们走向数字排毒的主要动机。第三，用户采取了哪些数字排毒行动策略？退出社交场域、创造新的使用环境，寻找替代品，技术解决主义的尝试，提升人机交互成本，强化主观意识是几种常见的抵抗策略。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不仅是人与数字技术互动关系的一种转变，其背后更反映出一种新兴数字文化。
　　【关键词】数字依赖 数字排毒 人技关系 数字抵抗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传统工业社会”向“数字化生存”的社会转向，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中，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激发了人们交流互动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适应性或排斥性的连锁反应。技术二元悖论（technology paradox）引发关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人们带来诸多便利，依托智能手机等设备催生了新的学习、工作和交流的方式。另一方面，不合理的使用也可能导致一种病态式的依赖（Natale & Trere， 2020）。近年来，以“过度使用、难以控制、戒断症状、负面后果”为表现的社交媒体或智能手机“成瘾”现象不断涌现，引发普遍的担忧和焦虑 （Haug et al.， 2015）。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反数字依赖的“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实践悄然兴起，逐渐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在快节奏的数字化生存中开始抵抗数字媒介，有意识且显著地限制媒介使用（Schmuck， 2020）。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数字社会正经历另一场社会转向。
　　数字依赖被定义为，个人不使用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等数字设备的情况下，缺乏行动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即便是短暂的不使用，也可能会产生焦虑、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阻止个人有效正常活动（Goncalves et al.， 2022）。数字排毒是指，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Ozdemir & Goktas， 2021），代表了一种反数字依赖的实践。无论是数字依赖还是数字排毒，实质上都是人与数字技术的某种互动关系。在既有的人与技术的互动研究中，数字排毒这种数字抵抗实践尚未得到足够探索。相较于欧美，中国语境下的数字排毒实践也未被有效洞察。此外，相较于单一关注数字依赖或数字排毒的人技关系，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互动关系的整体演变过程有待刻画，与数字抵抗行为“是什么”相比，数字抵抗的形成过程更具现实和理论意义，能够为如何善用数字技术提供参考路径。因此，本研究试图聚焦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互动关系的转向过程，探究用户如何走向数字抵抗的道路。具体而言，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人们为何会产生数字依赖？又如何发展到对数字排毒的青睐，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人们的心理变化遵循了什么样的逻辑？用户采取了哪些数字排毒行动来摆脱数字依赖？
　　
二、文献综述
　　（一）人技互动关系之数字依赖
　　数字时代，数字依赖已然超越个人依赖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现象（Ahn & Jung， 2016）。研究者们希冀得到改善这一问题的良方妙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计算机、传播学、社会学、公共卫生等不同领域的研究都致力于从不同视野探索数字依赖问题的成因，形成了不同的归因路径。精神病理学认为，正在经历抑郁、焦虑、孤独和自卑等精神症状的个体，很容易沉迷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比如容易焦虑的神经质人格的人更容易依赖手机（Li & Lin， 2019）；从补偿性使用的视角来看，数字设备于使用者而言既是物质化的存在，也掺杂着拟人化和感性的看法，不仅是功能性通讯设备还是信息娱乐工具，人们依赖数字设备来缓解消极情绪或逃避现实（Fullwood et al.， 2017）。心理体验的观点强调数字应用通过改变用户的心理状态来产生依赖。比如，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被证实可对数字依赖产生强有力的解释。用户在使用数字应用过程中体验到专注、享受和超越自我的状态，从而对其产生依赖（Wang et al.， 2020）。技术心理路径探究数字技术可供性如何导致数字依赖。个性化算法推荐、交互的便利性、反馈的即时性等技术特性吸引用户不断使用数字应用，甚至诱使其产生依赖倾向（Zhang et al.， 2019）。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数字应用，从计算机到智能手机，再到如今功能各异的社交媒体软件，数字依赖的对象不断发生变化，总体呈现互联网依赖到智能手机依赖再到社交媒体依赖的轨迹脉络。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成瘾的研究开始出现（OReilly， 1996）。人们注意到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干预正常生活，损害身心健康（Leung & Lee， 2012）。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新的数字资源不断涌现，研究者们将目光转移到智能手机依赖 （Haug et al.， 2015）。近年来，社交媒体作为数字新宠，社交媒体依赖又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Aksoy， 2018）。其实，对数字依赖这类经验现象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成瘾（addiction） （Panova & Carbonell， 2018）、过度使用（overuse） （Lee et al.， 2014）、问题性使用（problematic use）等相关概念都有所应用。这些概念虽有一定差异，但都反映了数字依赖的表现及其后果，包括难以控制使用行为；在无法使用时表现出戒断症状；渴望使用；由于过度使用而造成的负面生理和心理后果。
　　（二）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
　　数字依赖损害了个人数字健康（digital well-being），导致一系列身体和心理问题 （Jun， 2016），也使得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比如人际关系越来越原子化（Harkin & Kuss， 2021），数字公民的言行被笼罩在数字监控文化之下（Lyon， 2017）。面对数字依赖带来的负面后果，越来越多的数字用户开始寻求摆脱数字依赖转向数字排毒，开始了抵抗数字技术的实践。在数字设备不使用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术语：数字禁欲、数字休息、断开连接、数字排毒等，这些概念都强调了避免或限制使用数字设备，以更好地获得数字福祉（Brown & Kuss， 2020）。本研究使用“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来概括数字用户的反依赖行为。从词源来讲，“排毒”一词是指将有害物质水平降至最低的过程，“数字排毒”一词于2013年首次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其定义为“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Syvertsen & Enli， 2020）。《技术词典》（Technology Dictionary）将其描述为，个人停止或暂停使用数字工具进行社交互动和活动的情况 （Ozdemir & Goktas， 2021）。数字排毒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技术不使用（Technology non-use）的讨论不同，虽然两者都表现出对技术的某种排斥性，但究其根本，后者主要是从数字风险和数字鸿沟的角度来解释技术不使用行为，是由于人们的物质或认知缺陷而不采用某种技术，这一行为被看成是一种规范的偏离，是数字不平等的体现 （Hesselberth， 2018）。相反，数字排毒更多强调人的自主性，是人们想改变负面现状的主观意识下的计划行为。
　　数字排毒与数字幸福感是当前的主流研究议题，且话题的探讨往往围绕着“连接”与“断开连接”两种数字实践的博弈，但数字排毒是否能带来数字幸福感仍尚存争议。有的研究通过对经验现象的考察，表明数字幸福是连接和断开连接之间的最佳平衡的体验状态，它取决于个人、设备和特定环境因素的组合（Vanden Abeele， 2021）。也有的研究认为数字连接虽是自由的工具，但也是数字奴役的一种微妙形式，在快速移动互联的时代，数字排毒能够促进数字健康（Mutsvairo et al.， 2022）。尽管数字排毒是否有助于提升数字幸福感还存在争议，但数字排毒作为一项自主实践，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自我监管社会的兴起。在实践背后，这种转向遵循不同的心理动机。比如，人们为了逃避现实的不如意、改善健康状况，加入到数字排毒的实践（Egger et al.，2020）。专注当下正念、社交联系、表达自我、亲近自然的需求促使人们参与免数字旅行（Digital free tourism）（Jiang & Balaji， 2021）。无论是数字依赖还是数字排毒，都有不同的心理动机与行动表现，进而也决定人与技术形成何种互动关系。用户对数字应用的回避与抵抗行为一定程度上表征为一种人与技术的冲突关系，是建立在用户对技术控制的感知之上，用户在这种互动关系下会采取一系列摆脱控制的底层行动。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人们有意识有规模地对算法以及手机的规训与抵抗 （Cotter， 2019；马新瑶，2022），这也预示人与技术的关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向，数字排毒行动活跃在人技互动的舞台。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具体分析操作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Strauss ＆ Corbin， 1994）。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研究将原始材料逐字逐句分析以发掘初始概念，最终抽象出28个初始范畴（见表1）。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在主轴编码阶段，解析28个初始范畴在概念和层次上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类形成更具概括性、概念化的13个二级范畴（见表2）。选择式编码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分析，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选择性编码的结果见表3。最终的理论架构如图1所示。
　　（二）数据收集
　　研究以社区网站豆瓣上的“反技术依赖”小组为研究对象，收集小组讨论的帖文作为文本资料。笔者收集了2021年5月25日到2022年3月21日之间小组讨论的全部帖文，人工筛选剔除不相关信息（如“组里外卖杀熟帖是引流号”），共获得2373条文本，包括189条楼主发布帖文，以及2184条对楼主的回应帖文。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创建于2021年5月25日，小组的宗旨是“并不反对所有数字技术，而是反对由于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而产生负面后果”。笔者通过加入该小组观察小组成员的发言与讨论，相关主题主要围绕数字依赖和反依赖的数字排毒实践，为研究人和数字技术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恰当的研究
　　素材。
　　（三）编码过程
　　根据编码结果，本文提出了“控制-反应-主动抵抗”的人技互动关系框架，来概括用户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关系转向。控制阶段代表用户开始并持续使用数字技术，技术致力于获取并控制用户的注意力，数字依赖是控制阶段的主要体现。反应阶段，用户基于个人价值和社会关系注意到数字依赖的负面效应，并对其做出反应：逐渐反对数字依赖并转向数字排毒实践。主动抵抗阶段，用户主动采取数字排毒行动来抵抗数字依赖。文章接下来对“控制-反应-主动抵抗”的数字关系的演变将做具体的阐释，并进一步回答文章关切的三个问题：用户为什么会产生数字依赖？又如何从数字依赖转向到数字排毒这一反数字依赖实践？采取了哪些数字排毒的行动策略参与数字抵抗？
　　
四、控制阶段：什么造就了数字依赖温床？
　　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也是人和技术互动的过程。意大利媒介批评家伊沃·夸蒂罗利在《被数字分裂的自我》一书中对于技术如何俘获人的心灵这样写道：“数字技术创造着使人上瘾的应用程序和用户友好界面，旨在让人不断地使用技术。数字技术撬动心灵，使之追求新奇的内嵌倾向。数字技术利用我们的心理需求和演化需求——与人联系的需求、被人看见和认可的需求，分享和交流的需求”（伊沃·夸蒂罗利，2021：1）。由此可见，在夸蒂罗利看来，技术对于人类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导致数字依赖的本源。从用户出发，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数字依赖的温床？本文发现，指向用户自身的情感与指向技术可供性和社会压力是常见的归因。从能动性来讲，也可以分为被动依赖和主动依赖。
　　（一）基于用户情感的主动依赖
　　1.逃避现实：报复补偿性使用的快感
　　补偿性使用假设消极的生活情况会促使个体使用数字产品或技术来减轻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Kardefelt-Winther， 2014）。分析发现，补偿性使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首先是自我奖赏机制。经过一天紧张、快节奏的学习工作后，一些人选择刷手机来奖赏自己，报复性使用手机，进而陷入“为缓解疲惫而去刷手机进而导致更加疲惫”的怪圈；其次是逃避主义机制，有些人对手机、社交媒体产生依赖则基于逃避现实的目的——现实中经历不如意的事情、体验负面情绪时，往往欲寻求成本更低的行动来逃避现实，获得短暂快乐。但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短暂快乐后再次回到现实，负面情绪会更加明显，从而也会陷入“逃避现实焦虑去刷手机进而导致回归现实后更加焦虑”的循环之中。
　　无论是自我奖赏式还是逃避式的补偿性使用，人们把数字依赖行为主要归因于自我心态的不坚定。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认识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机制的形成，但在自我意识对抗下无法获得自我解脱，转而加入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来寻找集体认同感与抵抗策略：
　　这几天总是觉得自己任务安排得那么满也太委屈自己了吧，而且一天已经很疲累了，就会无脑开始刷各种软件到深夜，似乎阅读是给自己增加另外一个任务负担，感觉刷完之后反而更加焦虑，甚至有一点完美主义的我会感觉这一天又没过好（GRYH， 2022.03.23）。
　　我已经把手机设为六小时之内可浏览屏幕了，晚上还是忍不住手动延长看手机的时间。加入这个小组，试着改变自己。又想看淘宝，原因：领导布置了一个我想逃避的工作，想看淘宝屏蔽现实。事实：工作该做还是要做，就是变得拖拉（Falernian， 2022.01.05）。
　　2.情感归宿：超越技术使用的情感依赖
　　数字世界里，用户通过数字媒介与他人连接，延展社交范围，拓展新的社交对象，建立并维持各类情感关系。此外，社交媒体隐秘性和跨时空的特点，不仅为人们抒发情感提供即时窗口，也可以降低人际交往中自我表露的压力（Liu et al.， 2019）。在豆瓣小组讨论中，一些人的数字依赖实质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情感依赖：“游戏像是一个更完整的虚拟世界，你可以在里面发展出感情（友情、爱情、成就感等），蛮容易沉溺的，是杀时间利器”（GGYAHZ， 2021.06.08）。也有用户表达了因为强烈的分享欲，而沉迷于微信朋友圈，他们通过发朋友圈不仅来记录回忆，还通过分享这一行为来满足表现欲和获得赞同感：
　　我以前很少发朋友圈，后来慢慢地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分享欲越来越强烈，为什么呢，单跟好朋友分享不够吗。一开始我打着记录生活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发着自己的朋友圈，但所记录的是我想记录的，还是我想让别人知道的，两者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前者在我看来是值得我珍惜和回忆的，而后者却多了一些表现欲以及寻求赞同感（TZDGSD， 2021.06.18）。
　　（二）基于技术可供性与社会压力的被动依赖
　　1.技术“阴谋”：即时反馈与低成本互动的可供性
　　在对数字依赖行为进行归因时，数字技术的“阴谋论”被多次提及。技术归因语境下常被人们所讨论的数字应用当属微信与短视频，它们的即时反馈性与低成本互动性的技术特征被认为是导致依赖的主要“阴谋”。社交网络使得跨时空的即时反馈成为现实，当用户发布一条朋友圈或微博后，可以即时收到点赞、评论等阅读反馈，不断吸引参与者查阅反馈内容。即时的反馈和明确的目标能够抓住用户的注意力，使用户专注于活动的本质，从而沉浸其中（Yang et al.， 2021）。以短视频为例，低成本交互一方面体现为时间的低成本，另一方面是交互行为的低成本。短视频之“短”的特征符合大脑信息加工的满意长度，而轻轻向上滑动就自动播放的低成本交互特性会让人持续保持“下一条是什么？”的好奇心：
　　比如ins或者微博上的点赞按钮，其实完全可以设计成一天合起来给你推送一次有多少人点了赞，但是它就是要设计成点一次赞就有一次提醒，让你不自觉地增加了App的使用时间（PUSHNOTI， 2021.07.09）。
　　2.社会压力：技术渗透下的“无权断开”
　　一些人认为技术渗透下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的缺失是数字依赖的导火线，这分别体现在生活情境与工作情境。数字技术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便捷连接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行动对“永久在线”（permanently online）的依赖。上班打卡、用餐扫码以及疫情之下的健康码、行程码等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这种生活中无手机寸步难行加强了他们随时刷手机的惯性。数字技术使社会节奏加快，反映到劳动环境中则是劳动时间的不稳定以及永久在场、永久连接的连接状态（李瑛琦，2022）。新媒体为人们在动态信息流中保持在场提供了可行性，并且“保持在场”日益发展成一种数字资本主义的集体习惯。为了不错过工作中的信息随时关注手机，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连接设备感到不安。在这种语境下，用户的数字依赖更偏向被动式，是在社会规则制约下的一种没有选择权的被动依赖。而这种被动依赖也为补偿性使用等主动行为提供机会。一些人直言因为工作生活中一些场景必须使用手机，也带来了随时拿出手机翻阅一下的习惯。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这种无权断开连接的被动也来自群体的压力。群体动力学理论认为，群体压力和群体规范会对个体认知和行为的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Lewin， 1948）。在小组讨论中，一些人本身会很反感依赖手机的社交模式，但他们忌惮他者的目光，认为自己违背群体规范，与时代格格不入，从而不得不继续维持这种高度依赖手机的社交方式：
　　上班需要打开手机打卡，工作需要点开微信回消息，吃饭需要拿出手机点餐，出行需要拿出手机扫码……随之而来的惯性，就是有事没事，都会拿出手机翻看一番，切换于各类热门App之中，难以自拔。以前手机仅是辅助性工具的存在，使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现在手机主导了生活的全部，一天都在手机上，一直都在手机上。人人都是低头族，人人都在玩手机，人人都很忙（CCACC， 2022.02.23）。
　　有时候就很想远离这种社交模式，但是所有人都会来指责你，觉得你有病，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病，去他大爷的科技进步（BHMTS， 2021.05.29）。
　　
五、反应阶段：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转向
　　无论是补偿性使用和情感依托的主动式依赖还是受数字技术特征与社会规范驱使的被动式依赖，都给数字用户带来了一种数字疲劳的体验。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数字极简的理念，开始数字排毒实践。从数字依赖转向数字排毒，用户遵循了基于个人价值与社会关系的心理
　　逻辑。
　　（一）基于意义不足和健康动机的个人价值取向
　　1.价值取向：信息按摩的快感到意义不足的无聊
　　小组成员在吐露反技术依赖意图时表达了意义与价值缺失的体验。这种数字无意义的体验主要建立在时间、空间以及信息过载之上。
　　长时间浸泡在数字环境中，分散了现实生活中有限的时间与注意力。在反思时间过载时，更多人将这种时间消耗放置于个人价值实现语境下：“每天刷了那么久的手机，最后什么都没有收获，反而更加空虚”（RJXBL， 2021.06.30）。数字依赖带来的空间过载介于“真实”与“虚拟”之间，数字技术的超时空性加速了人们的时空错位感，过度沉溺于虚拟世界，使人们丧失了“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Syvertsen & Enli， 2020），难以感受到物理世界中的满足感与归属感。小组成员TKR（2021.06.11）的帖子对空间过载的表述颇具代表性：“现在网络时代当代年轻人就是被各种社交软件绑架了，但是时间长了会发现很空虚，最后你还是什么都没得到，一点实在感都没有，酒吧碰到的人还能跟我喝杯酒呢。”此外，信息过载也导致了用户数字无意义的体验。用户感知的无意义是建立在信息数量与信息质量之上。一些用户表达了自己处于信息茧房的困境，以算法为基础的精准推荐以及社交媒体的圈层化特征使用户的数字圈子相对固化，他们担心长期处于这种信息窄化的环境下，自身接受异议的能力降低，因此想摆脱数字依赖，开始数字排毒。另外，因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与信息发布的低成本性，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常呈现极端情绪化的特征，信息内容和发布情绪的偏见降低了用户的期待，一些人选择退出社交媒体场域。
　　2.为了健康：健康预警下的数字排毒
　　对身心健康的关注是用户选择摆脱数字依赖的又一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过度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会损害身心健康，常见的表现包括睡眠质量降低，眼睛干涩模糊，身体四肢疼痛，体重增加，饮食不健康，以及容易引发焦虑、抑郁、孤独等心理问题（Jun， 2016）。很多小组成员报告了自己因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导致身心状态的下降，包括浑身无力、精神萎靡、背部弯曲、眼睛疲惫、睡眠困难、体重渐长。除了身体预警外，一些人感知到数字依赖带来了认知与情绪上的变化，如注意力损害、思考与判断问题的能力下降、更加孤独与不自信，还有用户直言，过度依赖虚拟的数字环境，线下的生活能力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变差。由于身心健康预警，他们决定反对技术依赖，开始数字排毒：
　　视力不好是想戒掉频刷手机的第一原因。大量阅读碎片化信息获得的短暂刺激而非愉悦，破坏了大脑长时间思考处理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这是想戒掉手机的第二原因。比如排队或者吃完饭的时候无意识就想刷一下手机，明知无人给自己发消息，但仍要检查消息刷微博（RYRX， 2021.06.15）。
　　（二）基于资本想象与荒诞社会的社会关系取向
　　1.拒绝剥削：数字资本主义的想象
　　美国教授丹·希勒（Dan Schiller）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Schiller，1999：209）。数字平台成为数字资本积累的最终赢家，数字平台的垄断性和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性建立在用户的注意力基础之上。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式下，数字资本平台要想办法通过提升产品设计、平台内容等手段去吸引并留住用户，而用户如果想要获得平台服务，则要让渡自己的数据信息。在“反技术依赖”小组中，许多成员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平台与用户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想象。他们认为，资本平台为了培养用户习惯，增加用户黏性，在产品设计上设置“陷阱”，使用户产生依赖甚至成瘾，自己的注意力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还有一些成员因为数据过敏而产生对平台资本的不信任，这尤其体现在算法的语境之下。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以用户的数据为基础，一些成员表明自己不想受到平台监视在算法面前“裸奔”，因此拒绝使用一些数字应用：
　　对的，没错，现在的商家呀，就是去研究人性，把商品植入我们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日常依赖，这样我们每天不自觉地就会拿起手机去刷一刷这个App，时不时看看（MSWS， 2021.06.08）。
　　就是不喜欢被平台监测的感觉，很多平台声称会做数据脱敏，实际上全凭良心（资本的良心？），也不乏内部员工倒卖用户信息，平台关门之后（或者还没关门）公司将其转手。庆幸自己不爱用QQ和微信。这下子连夜关了支付宝和微信的指纹和刷脸信息（LKR， 2021.12.29）。
　　2.荒诞社会：个体数字化与关系原子化
　　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过渡不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些用户在诉说自己数字排毒动机时突破个人的框架，着眼于社会关系的批判思考。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松散化。成员AB对于这一现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援引项飙“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认为过多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变得松散，使人维护现实关系的社交能力降低：“我们与邻居、给你送外卖的小哥，或者其他人等等都很陌生，甚至会失去同理心，随着对抽象系统产生依赖，与人打交道的技能也弱化了，逐渐变得社恐”（AB， 2021.06.01）。其次是人与技术关系的捆绑化：“当时是在10点的公交车上，加上我公交车上8个乘客，其余7人都在看手机，这个场景看起来是比较荒诞的。”这是成员（SBFXZ， 2021.12.16）回忆起自己坐公交时的经历，他认为当前很多人陷入虚拟的世界，被数字所捆绑，沦为数字社会的奴隶。在对人技关系批判性的讨论中，一些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原因是反对当前数字捆绑化。特别是针对没有数字产品和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主张“应该把事情都变成没有手机也能办，而不是要迫使所有人使用手机”。
　　
六、主动抵抗：数字排毒的实践行动
　　个体虽不能消除数字依赖产生的各种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行动主动抵抗数字技术，反对数字依赖。数字排毒作为一种反数字依赖的禁欲行动，提供了某种极简主义的技术使用哲学（Vanden Abeele， 2021），人们在数字排毒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排毒策略。研究发现人们多从使用环境、使用成本以及主观意志等方面来开展行动。
　　（一）退出旧场域，创造新场景
　　场域下的资源与环境为人们提供行动机会，网络流量、智能手机为数字依赖提供了最基本的滋养。因此，一些用户选择切断物理可供性来达到数字排毒的目的，常见的手段包括：关闭网络、将手机放置于远距离位置、锁住手机等。数字依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各种社交媒体的依赖，人们在社交媒体场域下交流信息、表达情感、表现自我、寻求认同，逐渐形成了这一场域下的惯习行为。比如总是想刷朋友圈、发完朋友圈后会不停地查看有无点赞评论的互动，总是想打开短视频、微博等各种社交软件。为了摆脱这种惯习行为，一些用户选择直接退出这一场域，包括卸载App、退出或注销社交媒体账号、关闭微信朋友圈等。相比直接退出场域的方式，还有一些用户选择减少场域接触来逐渐达到数字排毒的目标，代表性的策略即是关闭App后台的消息通知或设置成消息免打扰模式，这种策略的核心是通过减少提醒来避免高频率地查阅各种软件。
　　新媒体时代，场景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场景拥有强大的辐射力和连接力，影响人们日常的信息生产、传播，以及消费行为 （王军峰，2017）。一些小组成员通过创造新的场景来对抗数字依赖。比如用手表看时间来代替拿出手机看时间，用闹钟来定闹铃，这样就避免每天早晨睁开眼就会触碰手机。
　　（二）通过“建立连接”来“断开连接”：寻找替代品
　　通过“建立连接”来“断开连接”背后总体的逻辑是通过与物理世界的“非数字”或者是“低数字”的任务建立连接，从而有意识地与一些数字应用断开连接 （Syvertsen & Enli， 2020）。常被应用的策略是通过寻找替代品来摆脱依赖。这些替代品往往呈现功能单一的特点，比如，一些小组成员从设备入手，使用老年机来代替智能手机。相比老年机，水墨屏手机作为智能手机的替代品更受青睐，因为其不仅可降低屏幕的流畅性与吸引力，还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场景问题，如查阅健康码、电子支付。此外，用网页版来代替手机App也是一种流行的应对策略。数字排毒意味着避免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来专注于现实世界的活动，一些小组成员也分享了他们用现实活动来代替刷手机的方式：闲暇时间看书、做运动、与家人聊天、打扫卫生等都是他们常做的替代活动。专注现实世界的活动来代替数字活动，一般会经历奖赏机制的激励，比如小组成员XB（2022.02.20）发帖道：“从书里获取养分之后，再去看App里推送的信息，其实潜意识里会有比较，后来发现还是读书更有意思，就也不怎么想看App了。”
　　（三）用技术驯化技术，技术解决主义的尝试
　　技术解决主义（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的兴起是后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根据技术解决主义的精神，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和设备被开发出来将人们从另外一些数字应用和程序中解放出来 （Natale & Trere， 2020）。比如各种数字排毒软件的开发来限制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这种用技术来驯化技术的方式在数字排毒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小组成员实践中，数字排毒程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利用手机自带的功能程序，比如将手机设置成专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手机会限制并隐藏所有应用，屏蔽所有消息和通知。另一种是下载专业数字排毒软件，比如手机锁App、番茄ToDo App。这些App可以限制手机使用，使人们专注于实际工作。抖音的青少年模式、微信防沉迷小程序等社交媒体平台推出的数字排毒模式也被用户应用，这些模式无论是从使用时间还是内容上都进行了优化。有趣的是，除了这种线上的数字排毒的应用程序，一些实体性的戒断设备也被采用，比如禁欲盒子（禁欲BOX），这种设备可以在线购买，人们可以将手机放进禁欲盒子后设定取出时间，其间手机无法拿出。究其本质，这种排毒方式是用空间协商的方式，与技术的脱离是通过将数字产品置于人们感知接触范围之外来实现的。
　　（四）设置障碍，提升人机交互成本
　　个体的行为受行为成本的影响，一个行为所耗费的有意识的行为努力越低，个体越倾向于实施它，反之，则会尽量避免付诸行动。很多用户认识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互动低成本性是导致自身数字依赖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通过设置障碍增加行为成本的方式避免自己使用手机。有研究表明，数字产品美观的设计能够吸引用户，应用程序图标通常设计的色彩明亮显眼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而将手机的屏幕设置为灰色时，可能会减少人们对它的使用 （Krischkowsky et al.， 2021）。这在数字排毒行动中也有所反映，一些用户将手机屏幕或App图标调成灰色，把字体调大加粗或设置成小篆字体，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屏幕美感，增加阅读障碍。还有成员应用长密码解锁而非人脸解锁、将App从主屏幕上去除或屏蔽特定的App页面来增加使用手机和应用程序的成本，降低手机使用频率：
　　找到病友了，我的方法是忘记密码后确保先不会自动连接，然后把wifi页面用番茄盒子窗口标题屏蔽。如果是手机的话，用不做手机控屏蔽掉wifi页面（ZOE， 2021.11.21）。
　　借鉴了一下手机字体组的帖子，把手机字体换成小篆体也很管用。打电话什么的都可以，微信发语音也可以，就是朋友圈看不懂，豆瓣看不懂，听歌看不懂歌词，劝退效果真的很好！（PUSHNOTI， 2021.06.17）。
　　（五）主观代替被动，作为工具而非玩具
　　在豆瓣小组讨论中，“意识”一直是成员们重点提到的概念，成为人们反依赖的根本支撑。首先，这种意识代表的是一种主观认知，他们认为反数字依赖要从意识上去否定它，获得一种“我并不能从中获益”的认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形成对其根本否定的认知，从各种小组帖子相关的影视作品以及书籍中获得认知、经常自我反省刷手机是否真正能为自己带来快乐，都是获取认知的常用途径。其次，这种意识代表的是一种目的性，有意识有目的地去使用数字产品，将其作为一个工具而非玩具，用主动探索代替被动接受喂食。成员AR（2021.11.29）总结了自己的思路：“脑中先意识到我需要借助手机这个工具了（无论是用它查资料、看视频、听音乐等），我利用它达成目的。是我需要用它。”还有些小组成员通过自我鼓励的方法不断强化主观意识，“你需要不断地从不玩手机中收获奖励。 比如你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早起来，觉得自己精神饱满的时候，一定要鼓励一下自己，不断积累掌控感和良好的感觉”，成员SBDFXZ（2021.12.16）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七、结论与讨论：是人技关系转变也是新数字文化的兴起
　　当前技术的二元悖论成为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和专业研究的前沿主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人们带来诸多便利；另一方面，不合理的使用导致的数字依赖问题频现，手机“成瘾”，短视频“成瘾”等数字超负荷现象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从而引发社会的普遍担忧和焦虑。面对数字依赖的负面后果，数字排毒等反对数字依赖抵抗数字技术的实践悄然兴起，逐渐成为一股新的潮流。人与数字技术的互动关系正经历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转向。本文即立足于这些社会经验现象，研究对象选择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采取对小组成员讨论的帖文扎根编码的质性方法进行分析，从人技关系的视角总结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关系演变过程，具体回答了三个问题：数字依赖为何发生，是什么孕育了数字依赖的温床？从人技互动关系而言，数字依赖为何转向到数字排毒这种反依赖式的实践？人们采取了哪些数字排毒的行动策略？
　　根据编码的结果，研究将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关系转向过程归结为“控制-反应-主动抵抗”的过程。控制阶段指技术对人的注意力的争夺与控制，这一阶段表现为数字依赖。研究发现，指向用户自身的情感与指向技术特征和社会压力是常见的归因，基于逃避现实动机去补偿性使用数字应用；超越技术依赖的情感依赖；数字应用的即时反馈、低成本互动的特征以及来自工作、生活环境中无法断连的社会压力孕育了数字依赖的温床。意识到数字依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一些人开始做出反应性的转变，即开始了数字排毒的实践，这一转向也是人技互动关系中的反应阶段。研究发现，基于意义不足和健康动机的个人价值取向，以及基于资本想象与荒诞社会的社会关系取向，是人们走向数字排毒的主要动机。进入主动抵抗阶段，人们主动采取多元的数字排毒策略抵抗数字技术，具体包括：关闭或退出社交场域、创造新的使用环境；寻找替代品；技术解决主义的尝试；设置障碍，提升人机交互成本；强化主观意识，将手机作为工具而非玩具。
　　研究勾勒了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人技关系的表征与转变。从理论意义来讲，虽然数字依赖以及数字排毒实践在现有研究中已有迹可循，但以往的研究多单一关注人技互动的一种实践，对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这种动态式的数字实践变化尚缺乏思考。本文另辟蹊径着眼于人技互动关系视角，对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这种动态的人技关系变化进行综合考量，具体总结出用户如何走向数字依赖又为何走向数字排毒的心理与行为的逻辑，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与经验材料。
　　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我们时常会有疑惑，人们的数字依赖，依赖的到底是什么？数字抵抗又到底抵抗的是什么？是数字技术本身还是数字技术背后的内核？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数字依赖而言，一方面，人们也许并非真正依赖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或短视频、微信等社交媒体软件，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成本更低的消遣行为，为了逃避现实的消极状况而转向虚拟世界，其实大家并非真正想刷手机，人们更多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一些特性、数字时代永久保持在线的社会要求正好为人们的这种消遣提供了便捷入口。焦虑时拿出手机刷刷短视频，短视频的低成本互动让人们欲罢不能。数字依赖并非等同于依赖数字，数字设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中介工具，人们真正依赖的是情感、关系。就数字抵抗而言，人们将对手机等数字设备的依赖视为体内的病毒，通过减少或是拒绝使用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数字排毒过程中，用户抵抗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抵抗自我，与数字依赖的自我意识做抗争；二是抵抗数字设备，减少或不使用数字设备或应用；三是抵抗数字平台和用户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拒绝为平台提供数字劳役；四是抵抗数字时代下永久保持连接的社会习惯，人们对于加速社会中永久在线的社会要求感到倦怠。但需说明的是，人们转向数字排毒并非想回到没有互联网没有数字技术的时代，而是就当前的数字技术带来的一些问题予以抵制，正如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的理念：并不反对所有数字技术，而是反对由于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而产生负面后果。
　　然而，数字排毒行动的结果成败可能难以预测。于个人来看，从数字依赖转向数字排毒，人们找到了一种更加和谐健康的人技关系，在数字时代探索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于社会来看，数字排毒行动是高度个体化的，是微小的、不稳定的，这种抵抗不是激进的“革命”或全盘的推翻，可能难以撼动数字技术的内核，难以改变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社会发展方式，最终的结果很大程度是“避让但无法逃离”。但难得的是，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转向又何尝不是一种新兴数字文化的兴起，这种星星之火的数字文化也许未来可呈燎原之势，对于如何与数字技术相处，如何让数字技术更好地为我们所用，人们正在思考和行动。
　　人与技术的关系一直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总结出四种人技关系框架，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他异关系、背景关系”（曹继东，2013：24-42）。不难看出，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式的支配占有或是威胁奴役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式的多元关系之间的互动。若从人技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不仅是人与数字技术互动关系的一种转变，其背后更反映出一种数字文化的兴起。在快节奏数字社会中，时刻保持连接已经成为一种集体习惯和社交要求。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数字超负荷的状态，追求一种数字极简主义的生活，一种数字抵抗的文化悄然兴起。文化作为一种潮流，反过来又影响数字社会的形态。本文囿于研究问题，并没有更深入地解释人技互动关系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及这种数字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跳出人技关系的视角，探究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数字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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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鑫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