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廷 张林 牟怡
　　【本文提要】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收集了中国100名青年“躺平族”的原始数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时代的躺平文化在与主文化的不断对抗和接合过程中，呈现建构力量多元化，作用空间网络化，抵抗对象具体化、多样化、动态化，以及抵抗性质温和但影响深远的特点，不断接近葛兰西所说的“均势妥协”状态，从而建构起三种躺平文化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研究认为，数字时代的躺平文化并非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而是折射出在复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青年群体面对巨大社会压力时，建构出一种自我解压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关键词】躺平 青年亚文化 扎根理论 对抗式 疏离式 折中式躺平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2021年4月，网友“好心的旅行家”在百度贴吧描述自己“躺平”的生活状态：生活开销低，一天两顿素食，每个月消费200元，一年只工作两个月。他自称过着低欲望且自由的生活，并呼吁“躺平即正义”。该帖迅速引发热议，并被搬到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上，一时间“躺平”一词引爆舆论，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网友纷纷分享自己的躺平生活和躺平畅想，“躺平”一词逐渐演变成“人人皆要躺平”的网络传播现象，甚至形成一种“躺平文化”。“躺平”被认为是人们决定放弃靠拼命工作攒钱因此不断产生焦虑且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谦逊好学盛老师，2021）。2021年6月，微博上一项超24万人次参与的投票显示，60%的网友选择躺平（The Economist， 2021）。
　　在“躺平”引发热议时，针对“躺平”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方面，大量网友认为“躺平即正义”，“躺平”表征着青年群体避免低水平竞争与重复内耗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名人和主流媒体认为“躺平可耻”，将“躺平”定义为“年轻人初入社会受挫后就放飞自我、一躺了之的怯懦”（鲍南，2021），多位大学教授告诫毕业生要珍惜时光，“不要听信躺平那些鬼话”（刘志杰，2021）。这些争议为理解“躺平”提供了正反双方的视角，但简单地指责“躺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可能让身处困境中的年轻人更加抵触，而青年群体坚持己见、高呼“躺平万岁”也无益于其现实困境的根本性解决。
　　“躺平文化”由青年创造，在青年中传播，它反映了青年的身份认同与价值理念，是当代文化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青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样的文化形态。本文立足于数字技术背景与宏观社会现实，分析青年群体“躺平”的具体策略和动态过程，建构躺平文化形成的力量场域，勾勒躺平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抗、疏离、接触甚至展开合作的全过程，进而探寻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心态特征及成因，以更有针对性地回应青年群体的心理诉求。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躺平”首先作为一种流行语在网络中传播与蔓延。它有语义指向和行为指向两种溯源：作为语义指向的“躺平”与“躺枪”、“躺赢”、“躺赚”同属“躺X”词族，“躺”与“平”皆指平卧而不动，引申为“什么都不做”的持续状态；作为行为指向的“躺平”与2016年现象级流行语“葛优躺”密不可分，“躺平”二字易唤起人们对“葛优躺”原型的视觉形象及引申义的联想（马若宏，杜敏，2021）。因此，“躺平”的流行有其语用基础。既有文献认为，商业化的互联网媒介使得任何社会热词都有机会上升为现象级问题（吴明琦，朱晨静，2022）。网络作为全面参与、海量信息的即时分享平台，助力了“躺平”的流行（马若宏，杜敏，2021）。大众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与分享中将“躺平”从流行语发展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风格符号，将其拼贴到各自生活中后赋予“躺平”以新的含义。“拼贴”（bricolodge）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体系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约翰·费斯克，2003：31）。而“风格”（style）则是亚文化群体部落的“信仰之源”（sources of value），是其“被禁止的身份象征”（signs of forbidden identity）（Dick Hebdige， 1979：3），是亚文化群体内部进行自我定义、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也是亚文化外围人群识别亚文化意图的重要途径（闫翠娟，2019a）。如前所述，“躺平”原指身体姿态的“什么都不做”及行为指向的“葛优躺”，在社交媒体传播中，网民通过图、文、影像等多媒介形式再生产如“做啥都没用，不如直接躺平”、“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以及“社会险恶，先躺为敬”等“躺平”语录与表情包，赋予了“躺平”以抵抗资本剥削、主动退出竞争的新意义。由此，在媒介的助推下，“躺平”这一身体姿态在大众的群体性参与和传播中成为集体心智、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社会文化心理（付茜茜，2022），其传播如同一种“话语流射”，引发了社会“反弹性热议”，在话语回声中烘托出一种社会的“接受共鸣”（令小熊，李春丽，2022）。
　　躺平文化来源于社会现象，它有着深层次的价值表达，“一般社会现象如果蕴涵整体而鲜明的思想底蕴且能够反映出青年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典型特征，并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可以视之为青年亚文化现象”（崔家新，池忠军，2018）。“躺平文化”不同于强调“奋斗与努力”的主流文化，它蕴含着部分青年群体鲜明的价值理念。他们认为在工作高度内卷、生活压力繁重的社会环境中怎么努力都是徒劳，只有“躺平方得解脱”，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退出主流人生路径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光明网，2021；付宇，桂勇，2022）。躺平文化是青年群体的“自我觉醒”（熊钰，2022），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分工与消费主义的不满（汪行福，2021；覃鑫渊，代玉启，2022），反映了青年群体面对激烈竞争与巨大压力下的精神焦虑与生存焦虑（陈友华，曹云鹤，2021；徐振华，2021）。然而，需要明晰的是，躺平文化只是“话语场”中的“次生文化现象”。文化表面上看只不过描述了现实，但实际上它建构了现实，只有在文化之中，世界才能被赋予意义，而意义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设立了规范（约翰·斯道雷，2019：109）。文化背后隐藏着与权力的关系——究竟谁有权对社会现实加以定义的斗争。社会中手握权力的阶级能以宰制性的姿态为世界赋予意义，并使这种意义广泛流通，营造出某种“霸权式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s）。奉行“努力无望就低欲望生活、不工作不买房”的“躺平文化”并非主流，在文化场域中属于一种次属地位，属于青年亚文化。
　　“躺平文化”作为社交媒体时代大众通过拼贴、分享与传播而形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既具有青年亚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特性。戴维·波普诺（1999：78）将“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的群体文化称为“亚文化”。青年亚文化是“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带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战性的新兴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裴逊，2015：20）。青年亚文化研究按照媒介来划分，可分为前数字化时代和数字时代两大类。前数字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可划分为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及后亚文化研究。芝加哥学派聚焦“越轨人群”，提出了“标签”理论和“问题解决”等概念。伯明翰学派以阶级对立的叙事框架分析英国工人阶级面对资产阶级主文化①霸权时形成的“青年抵抗”现象，围绕工人阶级青年的文化表现、风格变化及抵抗与收编的过程展开（崔家新，池忠军，2018）。后亚文化研究则试图用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建构新的青年亚文化叙事框架（马中红，陈霖，2015：28；Andy， 2011）。从芝加哥学派到后亚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概念的适用对象逐渐超越阶级观念，更加大众化。而数字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则更加聚焦虚拟世界，并不公然“抵抗”现实世界的成人文化形态，常常颠倒真实与虚拟、主流与非主流间的界限（马中红，2010a）。网络媒介广泛而深刻地参与到青年亚文化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2012：193-206），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建构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与广阔的空间，帮助青年亚文化由最初分散零落的片段聚合为风格明晰的亚文化形态（闫翠娟，2019b），促使青年亚文化由小众化传播向大众化传播变迁，最大程度地吸纳青年群体加入，使得青年亚文化从传统的另类、小团体模式变为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文化（闫翠娟，2019a），在表达方式上由以服饰为代表的物质装饰性符号向以文字、声音和影像为代表的数字符号转变（罗红杰，2020），使文化表达突破了对单一媒介的依赖（马中红，2010a）。然而相比于前数字时代，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娱乐性不断增强，抵抗性日趋消解，其“‘抵抗’既模糊了着力的对象，也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娱乐的特性则得以放大”（马中红，陈霖，2015：67）。躺平文化既具有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传播方式、表达方式、生存方式，又具有前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研究所言的象征性解决、“风格化抵抗”性质、碎片化与流动化的空间等特点。一方面，“躺平”诞生于具有多向交互特性的网络媒介环境氛围中，有着碎片化和传播速度快等共性，新媒介技术赋予了人们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去建构充满“抵抗”风格和意味的亚文化，通过对“躺平”等网络热门语言的拼贴，青年群体参与亚文化建构与传播的便捷性大大提升（付茜茜，2022）。另一方面，部分主流媒体与社会名人对“躺平”的再定义契合了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支配集团通过贴标签来制造道德恐慌的理论。而躺平族在高压下寻求的“退出主流期待”、低欲望生活等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是躺平族自己的“象征性解决”方法。借鉴伯明翰学派对风格背后意义地图的分析方法，躺平“先躺为敬”等语录与表情包符号背后蕴含着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后亚文化理论家认为亚文化没有固定的空间和场所，其新部落群体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为中心展开活动的（曾一果，2016）。躺平族聚集在微博“躺平”超话、豆瓣“躺平”小组、百度“躺平”贴吧等空间中，以对“躺平主义”的认同为聚集动因，部族边界较松散，成员可相对自由地流动。
　　综上，无论是亚文化理论研究，还是躺平现象研究，都对我们理解数字时代躺平文化的内涵和成因等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仍存在三方面的不足：首先，针对躺平的现象研究多关注躺平现象的归因，讨论止步于躺平是个体行为意向的选择还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的约束（林龙飞，高延雷，2021；陈友华，曹云鹤，2021；徐振华，2021；侯振中，2021），没有呈现出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权力博弈”状况，进而也无法揭示躺平文化建构的动态过程和演变机制。其次，前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也无法解释躺平文化与主文化彼此勾连的复杂关系。躺平文化既不是芝加哥学派视角中越轨群体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反文化”，也不完全是伯明翰学派所强调的进行“阶级抵抗”的附属文化，同时也不完全是后亚文化学者视野中“消解了抵抗性、关注消费与生活方式选择的纯娱乐文化”。“躺平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对抗与收编，但也有协商与合作，既有娱乐性的话语拼贴与狂欢，也有反思“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工作内卷”等结构性困境的批判性表达。而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虽然强调了网络媒介在促进亚文化表达符号多元化、存在方式数字化和传播方式大众化方面的作用，但关注焦点又落在单一的网络空间，并未通盘考量青年亚文化在线上与线下空间的不同表现与互动关系，仅看到了网络作为传播工具使青年人获得了部分话语权，但很少进一步考察媒介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真正价值（马中红，陈霖，2015：55）。最后，针对躺平的现象研究多套用西方现代性理论，易忽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陶东风，2021），以思辨为主，缺少实证数据，无法进行从现象到理论的对比。对于躺平文化的理论阐释，学者多沿用现代性焦虑（付茜茜，2022）、加速社会理论（马中红，2021）、代际冲突（许纪霖，2021）、内卷化困境（相雅芳，2021）、青年一代“资产社会”困境（付宇，桂勇，2022）、非创造性劳动困境（马超，王岩，2022）等理论视角。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数字时代和中国社会现实，从一手数据出发，对青年躺平族进行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综合躺平族在线上与线下空间的表现，尝试解决研究问题：数字时代语境下，躺平文化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如何建构的？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躺平文化暂无成熟理论解释，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用“持续比较”的方法构建躺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机制。采用实地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结合的方法，于2021年5月至9月对11名青年躺平族（见表1）开展线下深度访谈，并于同年4月至10月对豆瓣相关躺平小组开展网络民族志观察，最终形成了有关100名青年躺平族20余万字的文本数据。研究采用联合国对“青年”的定义：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之间（含15岁和24岁），但考虑到我国躺平族的实际情况，研究包含少量24岁以上的样本。将100名青年躺平族的文本数据按顺序编码为A1-A100的原始资料，整理和编码工作由NVivo 12 Plus软件处理完成，并对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范畴提炼
　　遵循扎根理论方法，笔者对数据材料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在开放编码阶段，通过逐字逐句对比分析数据资料，最终抽象出98个初始概念和27个初始范畴（见表2）。在主轴编码阶段，解析了27个初始范畴的时间、因果和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6个二级范畴（见表3）。根据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距离和对抗程度，将躺平划分为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三种形态，三种躺平形态又细分为表现类因素和原因类因素，表现类因素即躺平族在躺平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表现，原因类因素是形成以上表现的原因。最后，在选择编码阶段，本文综合所有范畴概念，建构出躺平文化形成的“故事线”，勾勒出每一种躺平形态中“原因-表现”的形成逻辑（见表4）。
　　
四、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并非静态固化，而是呈现出动态建构的特点。根据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距离远近与对抗程度，躺平文化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三种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
　　（一）对抗式躺平：多重压力下的主动退出
　　1.表现：多维度的主动退出
　　躺平文化主动退出主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进行主动对抗。这种主动对抗体现在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未来规划维度上。
　　经济消费上，躺平族追求低欲望生活，就业意愿低下，选择不工作或工作只为了“糊口”。为了应对收入减少，躺平族在物欲上主动降低消费水平。受访者A20表示：“我仍然不想回去当社畜，所以我做了调整，不再依赖金钱购买服务，现在就一支洗面奶，奶茶也基本不喝了。”虽然躺平族追求低欲望生活，但中国并未进入日本曾出现的“低欲望社会”。日本的低欲望是经济长时间平缓增长导致的，而中国青年躺平族的低欲望，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过程中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规律影响而形成的，并带有社会形态所施加的独特烙印（冯连军，潘广炜，2020）。
　　社会关系上，躺平族追求不婚不育、现实中低社交和网络上的相对活跃。躺平族在婚恋方面，倾向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受访者A72表示“未来我不打算生孩子”。在社交上，躺平族流连于网络空间，线下社交减少，他们“不喜欢社交，可以几天都不与人来往”（A4）、“社交就靠泡豆瓣，价值感就靠炒股，解闷就靠游戏”（A87）。躺平族由于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需求在社交媒体中相聚，通过陌生人社交获得弱关系支持。既有研究也发现随着互联网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结界，青年逐渐摆脱熟人社会的关系社交，基于趣缘的弱关系日益凸显（李少多，2021）。受访者A22表示：“因为各种志趣结识过一批又一批的网友，虽然最终留下的不多，但他们也曾陪伴我度过一段又一段迷茫、无助、急于分享、困惑、低落、喜乐的时光。”
　　思想观念上，躺平族呈现出主动躺平、合理化躺平的倾向。挣脱主流价值观束缚后的躺平族开始给躺平赋予意义，接纳自我主动躺平、不事生产的选择，认为躺平只是不上班，但不意味着不积极、不热爱生活。比如受访者A52表示：“躺平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人生是属于自己的，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迎合别人的节奏也没有意义。”
　　生活方式上，躺平族呈现出慢节奏生活、自由快乐、亲近自然的特点。职场的快节奏使躺平族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受访者A2表示：“在每天的生活中去发现一点一滴的愉悦”。躺平族在慢节奏生活里感受轻松快乐，开始调整作息，健康问题也得到缓解。受访者A72表示：“胃口似乎变好了，现在比较佛系，很多事情觉得没所谓，只要身体健康能长寿就行”。未来规划上尚未有清晰目标，“走一步看一步”（A62）。
　　2.溯因：多重压力下的“主体觉醒”
　　职场压力是躺平最主要的原因。职场内卷现象严重，努力和付出不成正比使躺平族想“逃离内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陈述根本，2021）。躺平是对抗内卷的一种思想启蒙。②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薪资低、上班通勤累、职场不公等让躺平族感到职场体验感差，工作价值感低，有强烈的“被剥削感”。受访者A30表示“上班像上坟”，A31表示“为别人打工，结果老板越来越有钱，我们自己累死，钱还存不了”。躺平族工作压力大但工作权益保障却并不充分，现有调适政策张力有限，有效保障不充分，不能全面解决青年群体的权益保障诉求（关博，王哲，2021）。因此，躺平族选择不工作是一种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指工人由于不接受现行工资或低于现行工资而出现的失业现象（王莉，肖凯，2011）。
　　生活压力大、社会阶层固化、文化环境、个人性格和疫情是躺平的重要推力。
　　大城市居大不易，物价和房价高，受访者A10表示：“反正再努力也买不了房。”躺平族的社会不公平感强，认为阶层固化逐渐加重，上升空间小，生活压力大。既有躺平文化研究也认为“躺平”源于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倒逼，是青年回应“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无奈策略（林龙飞，高延雷，2021）。
　　先前文献较少提及文化环境和个人性格对躺平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文化环境对躺平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居住在大理的A2表示自己躺平是因为“我觉得大理这种躺平的势能太过于强烈了，我被卷进去了”。在个人性格方面，很多躺平族自陈“反感权威”、“懦弱”、“畏难”等特征。A53认为自己：“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事，却总是拖着放着，想着明天再说。一旦开始做事了，又感觉好难啊，畏难情绪上涌就又放下了。”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疫情是影响躺平的重要节点。疫情一方面让躺平族有更多时间思考真正想要什么，A92表示：“我也是精神躺平了，疫情后看淡了。”另一方面，疫情也影响了躺平族对经济形势的判断，A7辞职后躺平，因为“疫情后不是一个好找新工作的时间点。”这也契合经济学家达伦·阿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提出的发散路径（Divergent Paths）理论，即一些重要节点的出现会造成国家的不同选择。在个人层面上，疫情也帮助一些人“找到”了自我。③
　　在这种背景下，躺平族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意识到机械劳动让人丧失主体性，通过自反性认识到了自己的“普通平庸”和“人生的无意义”，因而选择躺平，达到认知协调。所谓自反性，是指个人理性的“反思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后果，时空分离和脱域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惯例的控制（安东尼·吉登斯，2016：20），从而让个人变得脆弱、渺小，亟待以全新的方式再次嵌入新的社会（牛天，2020）。A25表示自己“哪怕很努力了，原来可以完成的东西还只是那些很厉害的人的零头”。接纳自身的普通后的躺平族“比不过就躺平”，躺平族A93表示：“放下面子承认自己是咸鱼，对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真诚的夸赞而不是嫉妒并且想比她更好，我就是当代躺平家。”
　　既有文献多集中于躺平族为何“想躺平”，较少研究如何“躺得平”。本研究发现，躺平族之所以“躺得平”，离不开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和个人收入。快递、外卖业的发达为躺平族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网络媒介的发达使得躺平族即使足不出户也不会与社会脱节。家中提供兜底支持，让躺平族也能安心躺平，家庭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为青年暂时性失业提供了经济基础（谭杰，吴强，2021）。A79表示自己“吃住都在家，需要我自己支付的开销非常小”。家庭支持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的代际观念和家庭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如果孩子不独立，还没成家，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永远是父母的孩子，父母对孩子是无限责任。” ④此外，躺平族有储蓄、房租和灵活就业收入，A1利用在线家教来补贴生活花销，“不算汽油和车险，赚的钱基本能覆盖日常支出”。灵活就业又称“不稳定就业”，是区别于传统主流就业形式的就业方式的统称，包括数字游民、零工经济等。
　　3.小结
　　在巨大的职场、生活压力之下，躺平族主体意识觉醒，反思主流叙事的合理性，认为机械劳动下的自己“丧失主体性”，过度内卷下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而选择退出主文化倡导的奋斗、竞争、责任的叙事逻辑，选择“不消费不工作不努力不结婚不生子、活着就行”的躺平逻辑，从而建构起对抗式躺平文化形态（见图1）。这种主动退出、主动躺平的文化形态，反映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文化在价值观层面存在的差异（顾亦周，2017）。
　　（二）疏离式躺平：主文化批评下的“惹不起躲得起”
　　1.表现：圈地自萌式躺平与习得性无助
　　随着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不断宣扬要躺平，躺平文化逐渐引起主文化的关注与批评。“炮轰”之下，躺平文化开始主动与主文化保持距离，建构起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疏离式躺平形态，体现在对抗心态转变、文化符号生产和自我认知贬损三个层面。
　　对抗心态上，躺平族从旗帜鲜明地以“不XX”（如：不工作、不结婚、不内卷）话语来对抗主文化，转变为“惹不起躲得起”的偏安一隅心态。在主文化通过意见领袖和主流媒体连续发声表示“躺平是不负责任”，“躺平”相关话题和网络社区接连被解散后，躺平族感到自身存在的“不合法性”。从主动宣扬“福报将至，我从今天开始躺平，至死方休”转变为“不杠不轴，本来就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姿态，躲就完了”（A81）。
　　躺平族在文化符号上进行多元化创作。躺平豆瓣小组“被炸”后，其组员迁移到“向日葵”小组进行互动。组员通过拼音命名（“tangping”、“tp”）、同义替代（“葛优平”）、反向命名（“努力、奋斗”）等方式隐晦表达“躺平”。在特定的圈子里追求特定话语形式，是通过某种符号化形式来彰显身份、寻求认同、收获归属（阎国华，宋京姝，2021）。躺平族通过生产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加强对躺平文化的集体认同，廓清躺平文化的边界。
　　部分躺平族经历长时间的职场挫败和不工作后，开始出现自我贬低式认知甚至习得性无助心理（learned helplessness），用“废物”、“渣渣”自称，调侃自己“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A33）。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将由于个体在经历某种学习之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消极状态的特殊心理状态称之为习得性无助（赵瑞雪，2011）。该理论认为当个体对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很多次失败后将不再尝试，并把这种挫败感扩大至其所有情景中（赵瑞雷，2011）。部分躺平族将求职失败扩大至整个人生的失败，不敢再次步入职场，对自我、人生的认知显得较负面。
　　2.溯因：主文化批评与网络可供性
　　主文化“打压”使躺平文化选择主动远离、“圈地自萌”。主流价值观的批评激起躺平族的逆反心理，A81对主文化的批评感到不平：“最近各种抨击年轻人躺平话题，怎么了，如此现状不躺平还能怎样。”在社交平台封锁话题和社区时，躺平族自创一套新的文化符号进行沟通和文化建构。主流媒体的“刚性反驳”反而促进了“躺平”快速传播（刘博，董倩倩，2021）。
　　网络空间的包容性、匿名性使躺平族能进行相对自由的意见表达与情绪宣泄，A37表示“幸好在网络上可以发泄一下，发现原来还有自己的同类，没那么孤独”。当现实社交无法满足个体交往需求时，个体就会将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移位到网络世界的虚拟交往之中（曲垠姣，杨峰，2021）。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丧文化”的流行使躺平族出现自我贬损性认知和习得性无助心理。当“丧文化”重复出现，会给人一种幻觉，即“丧文化”和躺平文化在青年群体中代表了主流，而类似阶层的受众在无边界的传媒环境下很容易受到影响，从而被传染（杜骏飞，2017）。A79认为“丧文化”让自己“做什么事都显得徒劳，外加也没什么成就感”。A23则表示：“看完一些帖子觉得社会太残酷了。”
　　3.小结
　　面对主文化的各种批评，躺平族退居到其擅长的网络社区如豆瓣小组，刻意与主文化保持距离，内部交流不断加强，并通过多元化生产文化符号，进一步丰富躺平文化的内涵，从而建构起疏离式躺平文化形态（见图2）。
　　（三）折中式躺平：对主文化“均势妥协”的奔赴
　　1.表现：主文化收编与折中式对抗
　　对抗式躺平和疏离式躺平都与主文化“刻意保持距离”，但躺平族与主文化的关系还可能走向接触甚至融合，这就是折中式躺平，表现为被动收编与折中对抗两种趋向。
　　（1）被动收编
　　主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包括商业收编与意识形态收编（迪克·赫伯迪格，2009：116-117）。由于躺平文化自身的“反消费主义”倾向，崇尚低欲望生活，因此出现“反商业收编”的倾向（吴明琦，朱晨静，2022），主文化对躺平文化的收编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收编层面。在“躺平即正义”的呼声愈演愈烈时，主流媒体纷纷发声。中央相关部门发布微博指出“当代年轻人从未选择躺平”，列举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边境的人民子弟、航天中心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明青年一代不负使命、不负家国，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从未躺平。主流媒体刊发文章《“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谴责躺平主义有害，被纷纷转载。地方政府发布公众号文章《踔厉奋发 拒绝躺平 | 开展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以评选“躺平者”活动号召各级干部破除“躺平”思想，从“躺平”中起身，做一名站得起、立得直、行得稳的干部。主流意识形态将躺平文化看作是“奋斗”、“责任”、“担当”等主流价值观念的“破坏者”，试图通过对“躺平”概念的再定义，利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引导青年认可以奋斗精神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牢牢把握话语权，实现对躺平文化的收编。
　　（2）折中对抗
　　本研究发现，躺平族会主动接触主文化，在躺平和奋斗间进行折中选择，甚至会利用主文化中的商业平台对其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进行宣传。
　　有些躺平族言语上说要躺平，但行动上依然努力工作。受访者A2表示他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嘴上说我要躺平，然后背后是卷王”。折中对抗的躺平族一边工作一边在网络空间呼吁“躺平即正义”，网络空间为这类躺平族提供了交流的空间。“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简介里写明了建组目的：我想要建立一个小家园，欢迎那些和我一样，躺平之后发现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并怀念曾经勇敢坚强的自己的你们。
　　有些躺平族通过间隔式躺平、工作但是“划水”、为自己工作来进行折中对抗。间隔式躺平是指躺平族像候鸟一样，隔一段时间回到特定地点（如大理）定居，或者把躺平当作一种短期休息。工作但是“划水”是指工作偷懒，加班不争先，“到点就走”。也有躺平族表示自己虽然工作，但是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部分躺平族在“躺平”后重新工作时出现了“体力劳动偏向”，即相比于耗费大量心力的脑力工作，躺平族更喜欢不需要动脑的体力劳动。有躺平族去做剧本杀的DM⑤，表示也获得了成就感：“第一次带本⑥很紧张，沉浸在剧本人设中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成就感也是有的，很少遇到之前工作中出现的阿谀奉承、勾心斗角。”（A74）
　　本研究还发现，躺平族主动接触商业化平台，通过与商业资本、媒介平台的合作，来达到增强而不是削弱自身文化力量的目标。开着房车游历全国的躺平族包子和铃铛在B站发布其拍摄的旅行Vlog，依托房车生活和美食直播，在微博、小红书、头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生活理念，从而寻求他人认同。在云南大理摆地摊的大学生躺平族小刘，则通过抖音直播向大众展示自己独特的躺平生活。
　　2.溯因：自我正当化和躺平“后遗症”
　　“收编”是伯明翰学派的基本范式，躺平文化难逃“被收编”的结局，因为躺平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奋斗精神不相符，躺平族推崇“不工作”，认为“最好的人生就是不用上班，心安理得地做个废柴”（A57），秉持一种消极退避的人生态度，认为“当无法抵挡全世界给你的压力时，就随便吧”（A97）。而折中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为了抗衡朋辈压力和社会比较造成的心理压力，躺平族只能言语上躺平但行为上努力。A30表示：“（躺平后）自己难免有些孤独，也没啥朋友，最近有想去上班的念头了，就是想社交一下。”很多躺平族表示“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一一走上了肉眼可见的赛道，一路往前拼博”。与此同时，躺平族渴望寻求心理和行为层面的自我正当化（self-justification），自我正当化的概念植根于认知失调理论（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该理论认为当人们面临认知上的不协调时有降低不协调源和力证过往决策之合理性的强烈需求，这种正当化的需求同时指向个体自我和他人（Steinkühler，Mahlendorf & Brettel， 2014）。正如铃铛、包子、小刘等躺平族不仅自己认可自身“躺平”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还利用如B站、豆瓣和抖音等商业平台传播自身的文化理念，寻求他人和社会的认同。这恰恰反映了赫伯迪格提出的“躲在亮中”（hiding in the light）概念：面对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多种纪律规定，亚文化的环境（milieu）构建在合法的沟通之下。亚文化在监视和规避监视之间的空间形成，它把遭人审查的事实转变为受人注视的乐趣，它在光下隐藏自己（苏茜·奥布赖恩，伊莫瑞·西泽曼，2011：53-54）。另一方面，躺平族躺平后由于缺乏自律和合理的生活规划，产生财务焦虑和生存焦虑，面临着严重的躺平“后遗症”。A33表示：“现在我的躺平后遗症一下子就爆发了，头疼头晕，焦虑让我陷入自我怀疑，感觉自己是个废物。”此外，缺少持续的经济收入导致无法持续躺平，必须折中工作。A6表示：“吃喝住行都成问题，还怎么躺呢？”
　　3.小结
　　躺平文化在意识形态上被主文化收编，躺平族在自我正当化的心理需求和躺平“后遗症”作用之下，无法安心躺平，在躺平与“奋斗”之间进行折中选择。躺平文化在与主文化的不断斗争和接合中去接近葛兰西所说的“均势妥协”状态（a certain compromise equilibrium）（Gramsci， 2019：69），从而建构起折中式躺平文化形态（见图3）。葛兰西认为大众文化是平衡“抵抗”与“收编”两股力量的不稳定的“场”，其内部包含着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混合体。多种力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构成了“均势妥协”的状态。本文使用“均势妥协”概念以描述躺平文化与主文化对抗与接合的复杂过程。一方面，主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定义“躺平”的概念，对躺平文化进行收编。另一方面，躺平族通过在商业平台上宣传自身、言语上躺平行动上努力、转向体力劳动或数字零工等方式进行折中式对抗。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接合过程不再是对抗-收编的方式，而是转向互动-协商（罗红杰，2020），它同时包含着“抵抗”与“收编”，二者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五、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以青年躺平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数据资料的扎根分析，概括出数字时代躺平文化在与主文化的持续斗争和接合中，建构起来的三种形态：对抗式躺平文化、疏离式躺平文化和折中式躺平文化，并具体剖析了三种躺平形态的表现和成因，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内涵，也为理解和看待躺平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躺平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多方力量从各自利益角度进行重新定义和文化再生产、再标签化的过程。蔡骐（2015）曾将亚文化的建构主体分为普通受众和社会力量，普通受众即社会化网络用户，他们采取的亚文化再生产方式主要是挪用和模仿；社会力量主要包括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亚文化符号进行改造和征用。因此，本研究认为躺平文化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普通受众、政治力量、商业力量和技术力量。普通受众主要指实践躺平族和言语躺平族，实践躺平族通过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躺平文化价值观来构建躺平文化，数量较少，比如在百度贴吧上发帖的用户“好心的旅行家”；言语躺平族即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上发布帖子表示想“躺平”的广大网友，主要为了表达对内卷、努力得不到回报的不满情绪，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青年群体，通过挪用“躺平”作为自我标榜的符号，推广和扩散了躺平文化，一时间形成“人人皆要躺平”的社会风气。政治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主动收编来改造和征用躺平文化。既有文献认为亚文化与商业力量并非二元对立或纯粹抵抗的关系（Kara， 2010），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相互依存（马中红，2010b）、相互妥协（Kara， 2013）的关系建构过程。由于躺平文化追求低欲望生活，具有“反商业收编”特征（吴明琦，朱晨静，2022），商业力量在建构躺平文化时力量较小，主要体现在自媒体、商业机构通过对“躺平文化”的迎合、借用和附会，以使商业资本和躺平族“看似”立场一致，寻求躺平族的情感认同以宣传自身，客观上使亚文化风格传播得更为广泛。技术力量则主要是指网络力量，一是为躺平族“躺得平”提供技术支持，主要体现在对抗式躺平形态中，网络媒介无远弗届，使得躺平族即使“躺平”也不与现实脱节，受访者A29表示：“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多上网看看，其实也不会与世界脱节。”二是为躺平文化传播提供了相对自由和广阔的空间。躺平族由于生存压力、心理焦虑等原因不得不工作，在现实空间无法“躺平”，但在匿名化的网络空间中，躺平族可以表达对内卷、高生活成本等问题的不满，达到情感上的共鸣。三是帮助躺平文化由零散的片段聚合成风格明晰的亚文化形态。《躺平即正义》的帖子被转载到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后，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躺平”意愿，号称“我躺故我在”。微信朋友圈流传躺平族自创的诗歌“躺平，是为了不弯腰/躺平，是为了不下跪/躺平，是横向的站立/躺平，是挺直的脊梁”。躺平族在豆瓣创建“躺平”相关的小组和话题，“躺平学”小组宣言号称：“福报将至，我从今开始躺平，至死方休”。躺平文化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网友积极参与到躺平文化内涵的建构过程中，使躺平文化的风格逐渐明晰。
　　躺平文化的作用空间实现由现实向网络转变，躺平文化以互联网为主阵地，在现实空间内青年的生存理性会削减“躺平”的实践性（吴明琦，朱晨静，2022）。本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本研究中，躺平族利用网络和现实两个空间，为自身设置不同角色以满足自身不同的需求，使躺平族在建构自我认同时面临线上线下割裂的困境。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便利性，使躺平族一方面可以尽情表达焦虑和宣泄情绪，寻求网络上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很多受众看到躺平帖子时感慨“世另我”。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躺平族迫于生存压力、“躺平”被污名化，仍然在行动上努力工作，采取“折中式躺平”的策略。即使是那些已经自我和解、在实际生活中选择躺平的实践躺平族，也依然不会告诉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自己躺平了。A91表示：“不敢和父母说，我爸妈一直以为我还在上班，只是不坐班。他们一直希望我考个985的研究生，然后进入高校工作或者考编。”
　　研究还发现，躺平文化的抵抗对象具有具体化、多样化、动态化的特点。躺平文化首要抵抗的是“内卷”现象、资本压榨。躺平文化在“打工人”和“资本家”的二元对立中不断强化躺平文化“反内卷”、“反资本压榨”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躺平文化具有伯明翰学派经典的“阶级-结构”模式特点。受访者A10表示：“我们一定要‘996’吗？只要我足够懒惰，老板就赚不到一个亿。”躺平族所提倡的“不工作”是指不为在“内卷”中胜出而拼命工作，而非完全不工作。A41表示：“躺平并不是不奋斗，而是为了自己有意义的事情而奋斗，而被资本剥削并不是有意义的事情。”
　　躺平文化的抵抗性质温和但影响深远。抵抗性质的温和一方面体现在躺平文化的整体抵抗方式上，它不是大声疾呼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而是基于个体生活的一种“现身说法”，一种“卷不过就躺着”的逃避型解决策略，一种“象征性解决”的抵抗方式，它主要指向个体自身的生活方式选择。受访者A78表示：“努力也没啥用，四处碰壁，累了，躺平了，接受自己的平庸”；另一方面体现在数字化环境下，青年群体在被主文化“打压”后并没有选择更激进的对抗方式，而是充分利用网络空间主动与主文化保持距离，采取“疏离式躺平”的策略，迁移到与“躺平”二字完全无关的网络社区（豆瓣“向日葵”小组），创造性使用文字符号隐晦表达和讨论“躺平”，A47表示：“这个组可以用奋斗、努力等词汇代替那两个字。”虽然躺平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话语终将过时，但其背后反映的青年群体在职场压力、生存焦虑等困境下的态度倾向，会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持续下去。话语表达具有短暂性，但价值态度具有存续性。躺平族选择躺平，看起来是主体性选择，实际上是被客观可能性所决定的（朱国华，2021）。只要产生文化的社会问题未得到解决，其衍生出的文化将继续存在。
　　
六、总结与思考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躺平族，深入个体生命困境，分析了数字媒体环境下，躺平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躺平现象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产生，借助数字化网络得以存活和发展，经历了躺平族的线下实践-线上发声的正向反馈，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网络社会中亚文化的构建路径。研究认为，基于与主文化的关系视角，躺平文化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并表现出躺平文化的建构力量多元化，作用空间网络化，抵抗对象具体化、多样化、动态化，以及抵抗性质温和但影响深远的特点。
　　访谈最后，躺平族表示虽然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大多数都不认为躺平是一个大趋势。“躺平不太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经济社会环境也不会允许。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没有社会是真的躺平”。（A3）可为什么喊躺平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躺平族指出：“其实是感受到一些问题和压力，这是一种正常的表达，然后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汇。就像‘佛系’，它既是一个流行词汇，也反映了大家的压力状态。”压力在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但如果达到某个节点，成为一种流行词汇，大家就会产生共鸣。受访的躺平族认为，现实中，真正付诸躺平行动的人很少，人们常常被困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束缚中，有些人即使具备躺平的条件，但碍于结构性压力也不会迈出那一步，而真正能够做到躺平的人则一定是拥有足够社会资本的人，也就是说他要“躺得起”，除此之外还要敢想敢做。“中国是一个崇尚奋斗的国家，文化基因不允许我们躺平。由于网络传播的作用，放大了一些声音，因此好像这个群体很庞大”。（A3）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复杂的社会境况，产生于这一环境中的躺平文化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地批评躺平族了事。躺平现象也并非仅仅是网络传播现象，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躺平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躺平文化折射出当代青年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挣脱主流成功标准的束缚，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与实践体系的新趋势。面对躺平文化，官方和主流媒体应该明晰躺平文化各个形态的特征及成因，了解躺平族在每个形态中的心理特征，因势利导，帮助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社会问题。面对内卷，选择躺平还是奋斗？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态度？正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院长孙向晨（2021）所说，正常的竞争是生命的节奏，该休息时休息，该进取时进取，该竞争时竞争，该放弃时放弃，这是最好的状态。■
　　
注释：
①主文化（dominant culture），也称主流文化，是指符合核心价值观，为组织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共享，在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与亚文化（subculture）相对应。
②摘自2021年6月28日，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助理教授郭士祺的访谈。
③摘自2021年6月28日，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助理教授郭士祺的访谈。
④摘自2021年7月9日，对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的访谈。
⑤DM指的是剧本杀的主持人，负责分发剧本、掌控游戏进度、发放线索等工作。
⑥“带本”指的是剧本杀的主持人在玩家进行剧本杀时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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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廷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林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牟怡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导。本文为2021年度深圳大学-腾讯数字原野计划资助项目“悬置：数字丛林里的新尼特族”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