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紫雯 刘战伟
　　【本文提要】生育APP成为女性提高受孕机会和对身体自决权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关注生殖健康自我追踪中的知识生产及其背后潜在的道德和伦理命题，而对生育APP如何形塑女性备孕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却相对欠缺。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的方法，考察生育APP如何通过“身体可见”、“过程可见”和“问题可见”，既赋权用户自我认知又生成技术权力的过程。并认为生育APP促使用户主动认知、自主选择和能动协商，进而生成“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和“阐释主体性”。对女性备孕过程中自我追踪实践的考察，有助于从人的主体性维度，理解当代数字生命政治中媒介技术的作用，并从权力-知识的关系视角，丰富了生殖健康研究的社会和文化意涵。
　　【关键词】自我追踪 生育应用程序 女性身体 生命政治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在数字健康与量化自我的浪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追踪健康方面的相关数据，以获得健康意识和自我提升（吉娜·聂夫，唐恩·娜芙斯，2016/2018；Lupton， 2017）。生殖健康是数字健康的重要领域，生育应用程序（以下简称“生育APP”）可以帮助用户记录生理周期并预测排卵期，为用户的生育决策提供参考。正因为如此，生育APP被认为提供了关于生殖身体和过程的知识生产的新形式，使用户在日常自我追踪中了解自己的身体（Algera， 2023；Hamper， 2020）。
　　批评者的观点关注生殖自我追踪生成的数据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认为生育APP及其生成的数据会引发重大的道德伦理和隐私问题（Lupton， 2015），生育APP将女性识别为商业营销的潜在目标，成为一种新的数字化生殖机器（Healy， 2021）。同时，也有研究从相对微观的机制出发，探索人们在日常数据实践中如何处理数据安全使用的问题（Amelang， 2022）。
　　既有研究表明，关于数字健康的自我追踪实践具有一体两面的潜在矛盾效应，量化自我一方面使身体和健康受制于数据驱动的生命权力模式，另一方面也扩展了个人自我认识和自我照顾的能力（Ajana， 2017；De Moya & Pallud， 2020；Lupton， 2020），这一观点对生殖健康领域的自我追踪实践同样适用。然而，关于生育APP是如何在女性用户的主体性塑造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我们知之甚少。鉴于媒介技术在数字生命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这一空白的研究又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本研究从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相关理论概念出发，重点关注女性孕产过程中的备孕环节，探讨生育APP在女性用户备孕的自我追踪实践中，既赋权又控制的双重影响，及其在女性用户自我主体性重塑过程中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媒介技术与自我追踪的生命政治
　　尽管现有文献中没有形成对“自我追踪”（self-tracking）的确切定义，但多数讨论将自我追踪看作定期收集关于自己的数据，然后进行记录和处理的做法（Lupton， 2014；Wieczorek et al.， 2022）。长久以来，自我追踪被应用于健康促进和医疗保健领域，人们试图记录关于饮食、体重、药物使用和锻炼习惯的细节，为获得良好健康或控制疾病提供参考（Lupton， 2017）。传感器、可穿戴设备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等新兴媒介技术和电子产品的研发，实现了新的、简单和轻松的自我跟踪方式，提升了人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吉娜·聂夫，唐恩·娜芙斯，2016/2018；Lomborg & Frandsen， 2016）。2007年，《连线》（Wired）杂志的编辑加里·沃尔夫（Gary Wolf）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创立了“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社区，以“通过数字了解自我”（self knowledge through numbers）为座右铭的量化自我运动和自我追踪文化发展成为受到重视的全球现象（Ajana， 2017）。
　　与人机交互研究中大量的自我追踪文献不同，社会科学家侧重于将自我追踪视作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考察人与技术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Heyen， 2020；Lupton， 2014；Lyall & Robards， 2018）。将个体身体、生物学知识和媒介技术串联在一起，自我追踪显然并非首次。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身体视作权力技术的重要场域，认为关于身体的话语建构了一种知识权力（米歇尔·福柯，1979/2007：28）。福柯用“生命政治”的概念描述权力作用于身体的话语方式，通过管理个人行为以符合政府和纪律权力的目标，以及通过收集统计数据和培养生活规范来影响人口，生命权力得以渗透进社会秩序中 （米歇尔·福柯，1997/2018：272）。
　　因此，人的主体性被视作权力知识构建的产物。这不仅包括权力-知识通过客体化把人变为主体的观察方式，也包括人借助生活技术和自我技术，将自己构建成存在的主体（朱振明，陈卫星，2021）。福柯将“主体性”界定为“自我关注时对自己的理解”（狄安娜·泰勒，2011/2019：128），认为“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米歇尔·福柯，2016：53）。
　　尽管自我追踪文化被众多研究视为一种“自我技术”，能够改善人的健康、生活及其他方面，以及寻找新的生活体验等（吉娜·聂夫，唐恩·娜芙斯，2016/2018：20）。但这种现象模糊了强制与同意，以及权力与反抗之间的关系（Ristic & Marinkovic， 2019），研究者同样批评自我追踪文化遮蔽了其背后的生命政治意涵，以及监视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De Stefano， 2021；Lupton， 2014）。按照福柯的观点，个人能力的增长与权力关系的强化同时发生（Sanders， 2017）。因此，在自我追踪实践中，个人既是自我管理的主体，也是被技术权力规训控制的客体。在这一潜在的矛盾效应中（De Moya & Pallud， 2020），自我追踪者积极参与了“反身性监控”（reflexive self-monitoring）的过程，解释和协商自我的意义（Lupton， 2020）。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个人如何发挥主动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二）生殖健康的数字实践
　　生殖健康是数字健康研究中的重要领域，“通过自我追踪来监控和提升健康，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吉娜·聂夫，唐恩·娜芙斯， 2016/2018：127）。生育应用程序以月经跟踪和监测排卵等方式，成为促进或预防怀孕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生育应用程序如何参与女性的生殖健康。其一，将自我追踪视作与女性生殖身体相关的知识生产实践。女性用户将自我跟踪数据与主观体验相勾连，建构了关于生殖身体的具身知识和自我认同（Algera， 2023；Dudouet， 2022；Hamper， 2020）。并且，自我知识也是在与其他用户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Gaybor， 2022）。因此，生育应用程序在建构和提高女性生育意识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其二，已知研究关注生育自我追踪中的亲密关系与生殖责任问题。乔西·哈帕（Josie Hamper）的研究表明，女性与伴侣分享关于生育的信息并未实现生育工作中性别分工的重新配置（Hamper， 2022）。生育应用程序通过改变获得怀孕信息的空间和时间，在怀孕的具身、情感和关系地理中发挥作用（Hamper & Nash， 2021）。
　　其三，将生育追踪实践视作一种社会控制形式，批判性地指出监视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生育应用程序以一种看似无害、非侵入性和赋权的方式，使女性在重新学习和重新拥有自己的身体的过程中，成为新的“数字化生殖机器”（Healy， 2021）。用户使用生育APP尽管获得了对身体体验的掌控感，但仍然无法摆脱新自由主义和监视资本主义控制的影响（Ford， De Togni & Miller， 2021）。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从技术-身体互动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以及监视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生育应用程序如何参与并影响女性生殖健康，但目前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已知研究表明，与其他领域的数字健康追踪实践同样，生育应用程序是女性用户理解和管理生殖身体的“自我技术”，但同时也催生了相应的技术权力，试图控制和管理女性的身体体验和数据实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用户主体性的丧失。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阿梅朗（Amelang）关注到，用户通过增强身体能力、对数据的特殊解释或忽略预测缺陷等方式，试图解决月经周期自我监测中的数据不安全问题（Amelang， 2022）。用户在使用生育应用程序过程中采取何种策略能动地建构自身主体性值得被进一步探讨。
　　在女性的孕产生命历程中，备孕——即在怀孕前获得有关生育的知识并制订早期受孕计划能够提高怀孕机会，预防孕产风险的发生。此种情况下，生育APP宣称使用科学方法有助于自然受孕。考虑到生育APP在女性备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研究对女性备孕的自我追踪实践展开考察，进而提出以下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其一，在女性备孕过程中，生育APP既赋权又控制的技术权力特征是什么？
　　其二，女性用户具体采取何种行动策略应对生育APP的上述技术权力特征，构建自身主体性？
　　
三、研究方法
　　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参与式观察与质化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在2022年6月至2022年8月期间，研究者在智能手机端下载了生育应用程序“美柚”，并以用户身份持续记录追踪相关身体信息，观察生育APP如何记录、分析和评估用于备孕的身体数据。在此期间，研究者加入美柚的备孕讨论区和备孕用户创建的微信交流群，搜集、筛选生育APP深度用户的发帖和评论留言，梳理有关生育APP使用的相关问题，作为理解研究主题的二手经验材料。在资料收集完成后，研究者逐字阅读分析文本资料，提取用户发帖和评论中的核心话题和关键概念，就其展开现象分析、概念提炼与理论归纳，经过严谨分析和讨论形成本文论证主题。同时，研究者与其他APP使用者之间展开日常互动，体验生育APP技术中介下的“备孕”生命历程。
　　至于质化访谈部分，2022年7月至11月之间，研究者走访了北京知名三甲医院妇产科、妇幼保健院和生殖医学中心，以及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公开招募访谈对象，最终对15名生育APP用户和4名临床大夫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对生育APP用户的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受访者的人口统计信息，具体包括受访者姓名、年龄、备孕时长。第二部分涉及受访者生育APP的使用动机、使用频率和使用方式。第三部分涉及受访者生育APP的使用经历和感受，以及使用前后的身心变化。特别聚焦那些曾经历过孕前检查的生育APP用户，如何看待临床诊断和使用生育APP备孕。
　　为了比较医学专业人士与生育APP用户的观点，研究者也对孕产相关科室的临床大夫进行了半结构访谈。访谈问题包括如何备孕和观察自己的生理周期规律，如何评价生育APP等。访谈过程遵循“信息饱和原则”，每次访谈时间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不等，访谈方式包括面访和微信语音聊天，并征得受访者同意予以全程录音。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中的生育APP种类繁多，尽管界面功能和设计上各有偏好，但大部分生育APP具备记录经期、备孕、怀孕、育儿等覆盖女性生育全生命历程的功能选项，女性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使用的功能。本研究选择“美柚”作为主要观察对象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IOS软件商店还是Android应用市场，美柚的下载量都在母婴类APP中排行第一（被分类在健康健美类APP中）。并且，美柚也是访谈对象使用最多的APP。因此研究者认为，选择美柚作为观察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看见”排卵期：计划怀孕中的赋权与控制
　　媒介作为中介物，创造了在世存有（胡翼青，王沐之，2022）。生育APP对女性用户身体数据的记录和分析，使备孕身体变得可视化和可感知，赋予女性身体管理的主动权。然而，备孕时间节点的可见和透明也使备孕过程可见，其建立的关于备孕的时间秩序制造了女性用户的备孕焦虑。并且，量化身体的数据驱动下，生育APP建立起关于“数据是否正常”的话语规范，加深了用户对备孕身体的质疑和不确定。因此，生育APP既赋权用户自我认知，同时也生成了不同于临床医学话语的新的“技术凝视”。
　　（一）身体可见：备孕身体可视化
　　一般情况下，排卵期安排同房被认为是提高受孕率的有效方式（Z3， Z4），受访医生普遍建议备孕中的女性根据两次月经的第1天时间计算自己的月经周期，推算自己的排卵期。“如果女性月经规律的情况下，排卵日是下次月经往前推14天，这个是理论上的排卵日，然后往前推5天，往后推4天，这是理论上的排卵期。相对而言，排卵期容易怀孕”（Z3）。并且，配合记录基础体温，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排卵期。“可以记一下自己的基础体温，会有一个曲线，对照着看”（Z3）。但是，在实际备孕过程中，很多受访者表示曾经用过临床大夫推荐的方法，但坚持不下来。“因为我之前的周期每次都提前，每次提前一两天，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忘，忘了之后呢就会特别尴尬”（S3）。“主要我月经也不是很准，记了几天就没再记了，表都不知道扔哪儿了”（S7）。“原来看门诊好像给过我什么体温监测表之类的，还有计算排卵期的方法，感觉好麻烦”（S11）。
　　生殖身体的不可见性与临床医嘱的不易操作使女性倾向于使用生育APP记录身体数据。月经周期可视化、基础体温变化曲线等功能使女性用户的备孕身体变得透明。以月经周期日历为例，用户在应用程序内输入末次月经结束时间和持续天数，APP即可生成用户专属的“月经周期日历”，并以不同颜色区分显示月经期、预测经期、易孕期和排卵期，同时重点标注排卵日，使生理周期可见。“我用了好久了，就是记录月经周期”（S3）。“你输入自己的时间，它自动给你算排卵日、还有安全日”（S6）。“然后呢，他会给你输出一个曲线，告诉你一个结果之类的”（S8）。“就很方便啊，一眼就看出来周期变化了”（S12）。
　　生育APP不仅使生理周期可见，其汇总并生成可视化图表的功能还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理解自我的手段。对备孕中的女性来说，除了月经期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之外，体内的激素变化规律只能根据月经周期的一般规律计算得出，女性对生殖身体的变化感知是模糊而不可把握的。“我们不可能根据你平时的一些症状来判断你是处在卵泡期、黄体期还是排卵期，这不可能是绝对的。你是不是处在排卵期是要推算的，如果说月经非常规律的女性，她比较好推算，如果月经不规律的女性，她推算不出来”（Z4）。受访医生的观点表明，生物医学对月经周期一般规律的总结无法覆盖个体的差异性，女性无法准确地预测排卵期和排卵日。而生育APP根据每个用户输入的个性化数据，对用户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进行监测、评估和预测，能够记录用户体内激素的变化规律，帮助用户理解备孕身体。
　　以基础体温变化为例，基础体温变化是女性体内激素水平变化的表征，根据基础体温的变化曲线能够判断女性是否处在排卵期，是否怀孕，以及激素水平是否正常。生育APP使人能够直观看到基础体温的变化规律，并自动生成个性化的分析报告，对用户的体温做出“排卵”、“正常”、“不正常”、“怀孕”、“未知”等评估结果，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身体。“每天记录基础体温，它自动帮你分析你是排卵、正常、不正常或者怀孕。排卵后体温升高就说明有正常排卵。没怀孕也会升高14天左右。第14天降了就来姨妈。怀孕了会连续升高16天以上。我超级准，只要一降到36.5°必来姨妈”（S15）。基础体温变化曲线使女性更直观地看到体内激素的变化，“技术性脚本”使用户免于多余的认知负担（Della Bianca， 2021），用户对自身的认识达到了新层面。用户可以依靠智能周期测算排卵期和排卵日，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学习备孕知识的方法上。
　　（二）过程可见：时间秩序下的备孕焦虑
　　尽管生育APP在备孕身体和具身认知之间充当了积极的沟通者角色，但备孕时间节点的可见和透明也使备孕实践被置于被规划的时间中。计划怀孕是在确定生育孩子的“正确时间”方面做出的积极选择（Martin， 2017），时间的时序化使事件之间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并因此具有可预测性的因果关系（郑作彧，2018：130-133）。个人一旦接受了生育APP建立的时间秩序，便自然形成了按照APP的提示“安排”就能成功怀孕的因果关系。被访者提到，每一个月经周期都在计算排卵期、等待排卵日、期待早早孕中度过，当不断重复这一流程却仍然无法怀孕时，就会产生备孕焦虑。“我每个月都是，姨妈期间鼓足勇气觉得这个月能行，然后等着排卵安排，之后就各种套症状，又恶心啦又疲惫啦，然后姨妈准时报到，心态就崩了”（S12）。“记录了一年多，然后一年多没中。不像那种一不小心就怀上了，之前确实也看了挺长时间的，每个月都会看，估计一年多快两年了，看这个APP。就是如果过了排卵期的那个时间，就会影响心情，就会觉得哎呀，又没中”（S14）。
　　生育APP不仅使用户个人备孕的时间节点可见，同时也以信息推送的方式使他人备孕的时间和过程可见。诸如“结婚6年没有怀孕”、“第一次备孕就怀上了，传好孕啦”之类的推送信息不断提醒、重复强调用户正处在“艰难备孕”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研究发现，生育APP物化调节了幽默、希望、恐惧、快乐、失败和内心平静的影响（Della Bianca， 2021），生育APP对备孕时间的提示和强调无疑加深了一直在备孕却无法怀孕的用户的焦虑。“特别讨厌它推送别人怀孕的帖子，有啥用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没有一点借鉴意义”（S14）。“反正很容易被影响嘛，也挺耗时间的，看别人那些琐事干嘛，越到后面越害怕、担心，有时候就是制造焦虑”（S1）。
　　（三）问题可见：身体正常还是数据正常？
　　在康吉莱姆（Canguilhem）的表述中，“正常”不仅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性意义，同时也具有治疗学上的描述性意义（康吉莱姆，2009/2015：84）。临床医学构建起一套科学的检测指标判断备孕身体是否正常。“备孕前要去医院做个孕前检查，包括宫颈防癌筛查、乙肝、梅毒、血常规，甲状腺功能，子宫附件B超这些基本检查”（Z3）。而生育APP使关于身体正常的话语规范越来越受到数据的驱动，建立起用户对“数据是否正常”的关切。
　　生育APP建立了一套关于“正常”的评价体系。根据用户输入的月经日期、体重、体温、症状、习惯等身体数据，APP对数据开展评估，做出“正常”、“不良”、“略差”等行为判断，并以绿色、黄色和红色等进行具象呈现。绿色指标越多表明身体越健康，越适宜怀孕。反之，红色指标越多则表明身体存在健康隐患，为了“健康怀孕”需要采取一定措施调理身体。颜色所表征的这种在视觉中被凝视的需要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评价关系和实际体验（吴静，2021），生育APP的数字技术中介变身成为另一种凝视的目光。
　　已有研究指出，人机分离不但使得数据本身发生偏差，带来结果的不准确甚至误判，同时也提出了两个身体之间的博弈问题，即当数字身体与物理身体发生偏差时，谁才是真实性的依据（吴静，2021）。被访者S13在备孕日记中记录了开始使用美柚后，一度质疑身体体征与APP数据中的偏差。“排卵试纸测的排卵日比APP系统预测的早了5天。系统预测的是15号，怎么10号刚进入排卵期，当天排卵试纸就强阳转弱了呢？生理期3号结束，7天就能排卵了吗？而且距离下次预测的经期还有将近20天呢，我这算正常吗？”女性用户不仅会质疑自我追踪数据是否正常，也会因临床医学检测指标与自我数据不一致而焦虑。美柚备孕交流区中的一名用户在帖子中提到：“在医院做的孕前检查报告显示tsh升高6点多，医生说没问题，可以备孕了，叫我多运动。我看美柚上面说tsh要低于2.5才对孩子没有影响，……好郁闷。”
　　用户对数据是否正常的质疑源于对备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担忧。临床医学话语下，使怀孕身体内部可见的努力是现代医学凝视发展的关键部分（Shaw， 2012）。与现代化的孕产技术相同，生育APP使备孕中的身体问题变得可见。科学技术将不可见的事物转换成可认知的知识，强有力地建立了认知的秩序（胡翼青，王沐之，2022）。生育APP用户不仅要面对医学凝视建构的不确定性问题，同时也要面对技术凝视带来的不确定性，“双重凝视”将个人置于是否正常的多重焦虑与质疑中，可视化的量化身体和科学的身体数据反而使人对备孕实践变得更加不确定。
　　
五、主体性生成：生育APP用户的调适策略
　　生育APP建构了一种涉及生殖技术的形式，一方面赋权用户使用科学方法受孕，另一方面也将用户置于何时怀孕、能否怀孕的技术凝视下的焦虑中。如果将主体性视作斗争和抵抗的场所，就意味着必须了解技术治理的秘密并运用针锋相对的技术知识、技术方法，对知识-权力进行反抗（刘永谋，2022）。在不断的规律摸索中，女性用户适应并利用生育APP的媒介特性，通过主动理解、自主选择与能动阐释的行动策略，构建了自身的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与阐释主体性。
　　（一）主动理解与“认知主体性”的形成
　　身体作为可通过数据测量、可理解和可管理的东西，或与规范相比可评估和可判断的东西的概念，与生物医学及其批评交织在一起已有悠久的历史（Lock & Nguyen， 2018）。临床医生拥有诊断患者的能力和权力，临床医学专业化、复杂化的知识话语使医患之间的信息沟通存在无法弥合的理解有效性鸿沟（甘代军，李银兵，2020）。受访者S12已备孕1年多，为了顺利怀孕，S12曾在医院做过系统的身体检查。当被问到一直没有怀孕医生怎么说时，S12形象地描述了她去医院看病时的困惑：
　　医生也没有详细说。很多医生是不会解释你的数据是啥，你提出具体的问题他可以回答，但很多人连提啥问题都不知道。因为医生有一整套知识体系，患者是纯小白。就像老师问差生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老师跟你讲。差生连自己哪差都不知道。主要是，医生都不知道你连这都不知道。患者也不知道医生居然不知道我不知道。
　　在医院门诊的医患沟通中，患者的主体性让位于临床医生的话语权力，医生通过观看化验单和检测数值对疾病做出诊断，具体病患的个体性或身体差异在症候的表征背后不再重要（蓝江，2022），医患之间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生育APP为用户提供了访问身体和健康状况的详细、系统化和量化的数据表示的可能性（Petersen， Mahnke & Nielsen， 2022），从而帮助女性用户主动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备孕身体及备孕过程中的身体变化。
　　例如，在长期的自我数据追踪中，S12学会了将自己的主观感受与生育APP的可视化数据进行关联或比较。她在备孕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如何以“套症状”的方式监测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从排卵第三天就开始胸疼。排卵第七天停了。排卵第五天开始腰酸，就是要弯腰捡东西会觉得不受力弯不下去，持续到今天。排卵第四天开始自己都感觉自己在发热，持续了三天。但是始终没有觉得像别人说有针扎的着床感。昨晚姨妈感还很强”。S12通过持续监测自己的体温变化，同时配合排卵试纸，将排卵体验与生育APP直观的数据反馈相勾连，试图抓住每月一次的受孕“窗口期”（Hamper， 2020）。
　　数据使人对物质层面的身体有了更多自我观察、监视的机会，促进人对自己物质化状态的关注（彭兰，2022）。生育APP使身体可见的技术特征赋权女性用户产生具身认知，促使女性成为主动了解自己，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备孕行为的认知主体性。
　　（二）自主选择与“决策主体性”的养成
　　生育APP提升了临床医患关系中患者弱势的话语地位，为用户提供了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另类方案。但与此同时也生成了不同于医学凝视的另一种凝视目光，以建立时间秩序的方式影响和控制用户的身心。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当察觉到生育APP给自己带来的焦虑情绪后，受访者通过更换、不看或卸载APP的方式，试图逃离媒介技术建立的制度化规约。
　　例如，面对美柚APP主页面不断推荐的他人备孕经验帖，S10选择使用“怀孕管家”继续跟踪自己的数据。“看得我好烦。你一打开就能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什么接好孕、接健康宝宝之类的，我巨烦那种。所以我就特意下的这个，这个界面就比较干净，也有交流功能，但它放得比较靠下，划拉好几下才是社交版面，你不特意往下滑，不特意去看是看不到的”（S10）。也有被访者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备孕失败后选择“躺平”，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备孕这一复杂的孕产过程。“之后躺平了，啥也不想。我3月一次（生化），上个月一次（生化），都佛了。排卵日也不计算了。经历过不良妊娠真的会躺平一些，主要是心累了。听说焦虑情绪会影响着床，我就很后悔，爱咋咋地吧”（S13）。“后面我就没再看了，别着急，顺其自然吧，着急也没有用”（S4）。
　　除了选择性使用或退出使用的被动应对外，也有受访者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生育APP的周期测算和系统评估无法回应个体间的巨大差异，因此将生育APP作为可借鉴的参考，在不断试错中摸索总结自己备孕身体的规律。“后来发现会有个体差别。美柚的数据是基于一切正常无意外发生的情况，只是参考数据”（S14）。“就感觉也不是特别准，个体差异应该还是很大的。长期可能要持续3到6个月观测才能发现自己的规律。我第一个月检测的就不是强阳，结果我算算日子感觉那天就是强阳了。后面不知怎的就打乱了，就把它当做参考吧”（S1）。“我是那种打比方今天阳安排了，明天就直接强阳到弱阳了，如果你不连着两天安排根本不行，等到隔天的话黄花菜都凉了”（S15）。
　　因此，女性用户并非一直受制于生育APP的控制和影响，在长期的使用和自我监测过程中，生育APP“使过程可见”的技术权力也促使用户养成了批判性地反思技术使用的影响和目的。女性试图以更积极的方式增强自决能力，通过自主选择和自主判断形成决策主体性。
　　（三）能动协商与“阐释主体性”的塑造
　　为了提高对备孕身体的自决能力和判断能力，女性用户选择主动学习备孕相关知识。这一过程中，生育APP不仅为用户学习备孕知识提供了契机，同时也生成了对身体数据进行意义诠释的场域，帮助用户理解医学专业知识，协商身体数据。例如，面对生育APP建构的关于“数据正常”的话语规范，女性用户试图解释和纠正数据偏差。在搜索了一系列备孕知识后，S13对排卵试纸和APP数据推测之间的偏差有了自己的解释：
　　我一开始有很多疑问的，一度担心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然后又看了很多姐妹的经验，发现系统预测和实际排卵有出入这个现象其实还挺常见的，不能算不正常，只是系统是根据月经周期和天数来推算排卵日的，比较严谨和科学，而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多因素其实都会影响排卵，我回忆了一下我那段时间为了养卵泡，疯狂喝了好几天豆浆，还吃黑豆小米粥、豆腐汤等等，猜测提前排卵应该和这些有关。（S13）
　　此外，生育APP生成的量化身体数据成为女性用户与他人分享，用于备孕知识交流的物质性基础。基于寻求心理安慰和获得自我认同的情感诉求，越来越多的用户将自己的月经周期日历、基础体温变化曲线和生育APP的系统评估结果等自我追踪数据分享到生育APP的备孕讨论区和微信交流群中，与其他用户讨论和协商数据的意义：
　　是知识点呗，大家在评论区比如说问我的指标正不正常呀，然后有人在后面说，哎呀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交流的空间。我记得那会儿就是看一下大家的情况，然后比较一下，心里就有一种相对缓解的感觉。有怀疑的地方就发出来，有可能别人跟你是同样的情况，看到人家也这样，心里就放心了，觉得自己是正常的。（S11）
　　通过与同样处在备孕生命历程的“姐妹”们分享交流经验，女性用户之间形成对医学知识的阐释共同体，“他们创造新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无需临床干预”（Neff & Nafus， 2016）。“APP的好处是，一堆差生都在那提出自己浅显的问题，一堆留级生再提出浅显的见解。有心求知的人综合一下，再向医生提出问题。就可以得到正确答案了。我觉得这是APP对我最大的帮助。而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很多基础的答案，多看几个帖子至少都有雏形”（S12）。
　　因此，生育APP发展出不依附于临床医学话语的解释性场域，形成一种有别于临床医学话语的“杂糅性知识”，为用户备孕提供帮助。“有的说强阳的时候安排，有的说强阳转弱就开始安排，然后又有的说什么转弱后的6—12小时安排。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玄学，也有点科学，可能医院监测也要用一下，APP也要用一下，你就发现怀孕这个事情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就是什么时候最大了、最圆了就破了，最容易中标那种，都不确定的”（S1）。
　　对自我追踪数据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受制于个体经验，而生育APP构建了一种渠道，使质疑认证知识、挑战临床医学话语的垄断传统成为可能。女性用户通过学习、分享和交流备孕知识，能动地协商和解释身体数据的意义，塑造了生育APP使用中的“阐释主体性”。
　　
六、讨论：媒介技术中介下的主体性重塑
　　自我追踪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意涵直指身体和健康受制于知识生产制度和数据驱动的生物权力模式的方式（Ajana， 2017），本研究聚焦的女性使用生育应用程序备孕这一行为便呼应了上述观点。并且，与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体重（Crawford， Lingel & Karppi， 2015）、锻炼习惯（Charitsis， Yngfalk & Skalén， 2019）、药物使用（Sharon， 2017）等健康管理上不同，关于生殖健康的应用程序更易引发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女性备孕过程中自我追踪实践的探讨，从数字生命政治的视角揭示了媒介技术在重塑个体主体性中的作用。如表3所示，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图谱中，临床医学形成了以症候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知识，身体通过完整清晰的物理符号代码与从业者交谈（Shaw， 2012）。
　　妇科大夫要求女性患者接受血液化验、B超监测等医学检查以提高受孕率。在临床医学话语建构的医患关系中，女性患者处于弱势地位。但另一方面，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孕产技术也促使女性建构适应和利用医学技术的不同主体性（甘代军，李银兵，2020）。而生育APP这一媒介技术的使用重新调适了生殖健康话语实践中的权力关系。
　　一方面，生育APP成为女性备孕的自我技术，让女性重新认识和学习掌控自己的身体。临床医学容易忽视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而生育APP使未知的备孕身体可见、备孕过程可控，赋权用户对身体的掌控。在福柯看来，主体不仅涉及“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他人”的状态，同时也指涉“通过良心和自我认知”对身份进行自我配置（米歇尔·福柯，2016：54）。因此，生育APP使女性用户开始关注和照顾自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医学话语对患者的控制。
　　另一方面，生育APP并非提供更多价值和了解女性能力的中立性工具（Lupton， 2015）。当其似乎为是否生、何时生以及如何生的生育问题提供了可操作、易实施的解决方案时，同样也生成了技术权力，控制和影响着女性用户。来自生育APP的“技术凝视”以确立时间秩序和数据话语规范的形式，使备孕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被看见，引起用户焦虑和质疑。并且，当临床医学和生育APP都无法回应用户的“好孕”期望时，女性一方面仍然要受到临床大夫对身体的治疗和诊断，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生育APP的控制和影响。
　　面对来自临床医学和媒介技术的“双重凝视”，女性用户通过主动理解、自主选择和能动协商的调适策略，在身体内部展开对备孕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分析，自我完善和微观管理自己的生物生命（Foucault， 1988）。这一过程中，生育APP形塑了女性用户把控备孕过程的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和阐释主体性，每个人都想要成为自己的医生，对备孕身体进行自我调理和“诊断”。在福柯看来，“主体性是关系性的、动态的、不稳定的，同时也是难以控制和无法预知的”（狄安娜·泰勒，2011/2019：135）。因此，考察女性备孕的自我追踪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技术中介下个人主体性形成和重塑过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
　　此外，在现实关怀层面需要警惕的是，尽管生育APP能够帮助女性自然受孕，但对于那些可能需要借助生殖技术辅助受孕的女性来说，其所提供的帮助有限。因此，难孕女性仍然要寻求临床大夫的诊断和治疗，医学凝视的话语垄断依旧存在，生育APP并未成为可选择的替代性方案。盲目相信生育APP提供的备孕身体评估，过度依赖生育APP中的他者经验，都会架空“科学备孕”背后的复杂的医学检测流程，使“好孕”最终成为难以抵达的希冀与想象。
　　
七、结论
　　本研究以女性备孕中的自我追踪实践作为一个切入口，探讨了媒介技术在形塑个人主体性过程中的作用。当数字和智能技术为当代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新的变化，批评论者将媒介技术的工具理性视作一种规训权力，指出技术自主性凸显了人的自主性危机（李瑛琦，2022）。过于强调媒介技术导致的异化后果则忽视了当代数字生命政治中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研究发现，生育APP通过使用户备孕身体可见，成为女性提高受孕机会和对身体拥有自决权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其建立的备孕时间秩序和身体数据规范也生成了另一种技术权力的凝视。来自临床医学和生育APP的双重凝视，促使女性用户通过主动认知、自主选择和能动协商生成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和阐释主体性，为“好孕”做出个人选择和决策。因此，本研究从人的主体性维度解释了当代数字生命政治中媒介技术的作用。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媒介技术视为当代生殖实践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从权力-知识的关系视角丰富了生殖健康研究的社会和文化意涵。既往关于生殖健康的自我追踪研究侧重讨论媒介技术与用户身体体验，以及数据实践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本研究同样将生育APP视为当代生殖技术的一种形式，并进一步讨论了生育APP中介下的创新生殖实践中，临床医学话语与患者之间的权力-知识关系变化。其中，生育APP并非中立性的生殖辅助工具，而是深度参与了女性用户新的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并且，相比健康传播研究中大量的量化研究，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在地情景化的研究，有效弥补了量化研究中只见数据不见人的缺陷。
　　此外，本研究亦有如下不足，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一，女性生育是一个复杂的身体过程，当女性采用生育APP的建议和辅助功能开展备孕实践，个人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和失误风险。临床医学的权威建立在其对疾病风险话语的诊断以及为患者提供可信赖的治疗方案。鉴于生育APP在建构临床医学话语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生育APP应当承担何种技术责任。其二，本研究仅聚焦孕产过程中的备孕实践，后续研究可以将其他孕产环节列为研究对象，完善对数字生命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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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紫雯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