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凡 郝小书
　　【本文提要】报人在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现存资料来看，日本政府并未有意培养报人从事对华情报活动，而近代在华活动的日本报人大多是主动为当局充当间谍，从而形成了人类情报战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本文在对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分析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认为这首先源自武士道传统对忠诚的推崇，其次是报人团体的自我驯化与传承，再次是近代屡次对外战争成功的刺激，最后是政府的奖掖与鼓励，最终造成了这种特殊的结果。
　　【关键词】日本报人 情报活动 思想根源
　　【中图分类号】G210
　　侵华战争中日本报纸与报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抗战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多年来，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审视这些成果，我们发现，它们大多集中于报纸在战时煽动民意、美化侵略以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宣传等方面，对于其他领域则少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近代日本报界对战争还有什么“贡献”呢？笔者认为，在华记者的情报活动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情报对于战争的意义毋庸多言，而它与新闻工作又有很强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对信息的处理工作，只不过一是信息的公开发布，一是信息的秘密传递；同时，记者由于采访之需，要四处走动，打探消息，这就使之成为间谍最好的职业掩护之一；再者，对于敌方发布的信息进行处理与解读，本身就是情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档案中卷帙浩繁的剪报资料得到证实。①
　　由此，情报与新闻工作之间往往存在密切关系，综观二战情报战历史，记者是各国间谍惯用的身份掩护，苏联“红色谍王”佐尔格便是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活动的。但日本记者的间谍活动却有着三个非同寻常的特点：首先，日本记者参与间谍活动的程度与规模远胜于其他任何国家，自明治以降的近百年里，在华日本记者大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情报工作，向当局递交了大量报告书，而其中许多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以宗方小太郎为例，“日本海军军令部八角大将曾说：‘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阳美燕，2012）。其次，与别国间谍多以记者为职业掩护不同，日本记者大多是主动以其所供职的报纸或通讯社为依托，集合更多“同道”，以更好地进行情报工作，如宗方小太郎主持东方通讯社时便“发掘”了水野梅晓等人。最后，日本间谍记者本来多是各报派往中国的记者，但他们在华活动一段时间后，大多主动成为了政府的情报人员，而以笔者目力所及，日本当局从没有明确的从驻华记者中培养或招募情报人员的计划。如此之多的记者抛弃本职工作，甘当“帝国”马前卒，这在情报战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对于近代日本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特性，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我们发现，从任何单一视角都无法完整地解释近代日本记者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在对近代日本在华记者情报活动发展轨迹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尝试使用福柯的社会规训理论，配合对日本国民性及社会心理学的解读，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同时我们也尝试使用管理学中的成就动机理论来解释日本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最终试图回答这样三个问题：1.近代日本报人为对华情报工作做出了哪些“贡献”？2.这种工作与日本侵华整体战略有何关系？3.导致他们主动投身情报工作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在当前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考察这一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一、早期日本报人的情报活动
　　1868年4月6日，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此开启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行动的序幕，矛头直指中朝两国，日本间谍记者在华活动也就此开始，其早期代表人物当属宗方小太郎与水野梅晓。
　　宗方小太郎，1884年进入上海乐善堂②，开始情报活动。1887年4月至1888年2月间，他薙发易服，扮成中国人“游历”中国，“历八省二十三府十八州四十有七县，纵横一万六千余里”（宗方小太郎，2016：3），详细考察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等信息，写就《北支那漫游纪》，开始在情报工作领域崭露头角。1894年6—7月间，宗方多次潜入北洋水师在威海卫的基地进行侦察，报告大量重要情报，为日军获胜立下奇功。
　　长期在华活动过程中，宗方逐渐认识到“文力征伐”的重要性，开始呼吁在华创办报纸（阳美燕，2008）。1896年2月12日，宗方正式接手汉口《汉报》，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日本外务省，1900：B03040669200）。从此，宗方一方面借《汉报》鼓吹“中日亲善”，干预中国内政，扶植亲日势力，同时向当局极力鼓吹其“中国经营论”；一方面又以之为基地，培植日本在华的新闻宣传势力，一些著名报人如中岛真雄（《盛京时报》）、井手三郎（《闽报》）等，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与宗方的关系开始了他们在华的报人生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方可谓近代日本在华间谍记者的鼻祖。
　　1914年10月1日，宗方受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委托，出任日本在华首家通讯社——东方通信社社长。从此时起直至1923年去世，他始终是这家通讯社的掌控者。宗方积极利用这一新的平台推进日本记者在华的间谍工作，许多后来非常重要的间谍记者，如鹫泽与四二、神尾茂等人，都是在东方社时期开始投身间谍工作的。
　　就在东方社成立后不久，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两国关系急剧恶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使日本当局如坐针毡。有鉴于此，日本外务省于1919年4月14日制订了《新聞政策ニ関スル新計画案》（关于新闻政策的新计划案），明确提出宣传“我方对支政策的光明正大”，“积极地在支那国民间寻找我方政策的支持者”，“让他们知道外国的宣传是错误的”，进而“寻求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的总方针，并规定在华通讯社“根据情况可同时作为在外公馆的情报机关”（日本外务省，1919：B03040600400）。1920年9月30日，内田外相电令驻华各使领馆，指出当下的“燃眉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强化谍报与宣传事业，由此窥知与中国时局发展相关的准确实情，以资我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运用”（日本外务省，1920：B03040706300）。由此，外务省决定利用东方社进行系统的情报工作。10月，东方社成立调查部，专事对华情报调查工作，另一著名间谍记者水野梅晓被任命为首任部长。
　　水野梅晓，曹洞宗名僧，1904年至长沙开福寺开创僧学堂，同时传授日语，藉此结识当地名流。1909年，水野主持《支那时事》杂志的编辑，开始报人生涯，同时也开始情报工作。是年7月5日，水野向当局递交《大陸縱斷策》，提出当时清廷纲纪紊乱，革命党风起云涌的局势乃是天予日本之良机，日本应借此机会，对华恩威并施，利用革命党的力量，扶植黄河以南各省独立，成立共和国；将黄河以北各省置于“亚细亚大陆之盟主”即日本帝国的保护之下③（水野梅晓，1916：C10128396000）。这篇报告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次年3月10日，中岛久万吉④向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外务省政务局局长仓知铁吉推荐水野（日本外务省，1910：B03050609700），水野亦于次日去函自荐，并将其与王闿运⑤、瞿鸿机⑥等“谈时局”的报告附上，以证实自己的能力（日本外务省，1910：B03050609700）。外务省于是决定以6个月为期，委托水野调查湘、鄂、赣三省宗教状况（特别要求注意调查基督教发展状况及传教情况），地方官民对宪政、谘议局等新政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以及在政治上有力的社会团体的情况。从是年6月16日到次年5月18日，水野一共向外务省递交19份报告，详细报告了一年来湘省民情，特别详细分析了湖南士民对“新政”、“立宪”谘议局、国会、保路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等多个重要事件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建议（水野梅晓，1910—1911：B03050609700，B03050609800，B03050609800）。1916年1月20日，水野又向军方递交了报告《對支管見》，此件承袭了水野在《大陸縱斷策》中提出的分割中国的策略，并进一步结合当时中国的局势，就如何实现这一策略提出了建议（水野梅晓，1916：C10128396000）。
　　接手东方社调查部后，水野很快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首先是出版不定期刊物《東方通信》，该刊每期针对一个专题，综合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加以整合、分析，却并不进行评述，只是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提供信息。以1920年1月28日出版的《支那ト英國》（中国与英国）为例，本期包括“英國ノ在支地位”（英国在华的地位）、“在支英國商業會議所”、“第一回聯合大會記事”、“第二回聯合大會記事”以及“北京シンデイケート一九二〇年總會報告”（北京商会1920年度总会报告）5个部分（日本外务省，1921：B10074350000），其中又以第一部分为主，共包括“租借地”、“不割让地”、“特殊势力范围”、“在华英国人总数及专管居留地”、“借款”、“铁路”、“矿山采掘权”、“航行权”、“通信”、“传教权”、“银行”、“在华商业会议所”、“中英贸易概况”、“英国的对华投资财团及重要公司”以及“最近的重要事务”15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只使用非常简明的语言，绝少使用形容词，并且只叙述，不评论。其次是出版各种专项报告，如1921年10月太平洋会议开幕前，调查部便出版了题为《太平洋会議と支那》（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小册子，包括“太平洋会議に関する米支交渉の経過”（与太平洋会议相关的中美交涉的经过）、“北京政府の対策”（北京政府的对策）、“民間の対策”（民间的对策）、“太平洋会議と広東側の態度”（广东当局对太平洋会议的态度）、“支那国際管理案の提唱と統一運動の促進”（中国国际管理案的倡导及统一运动的促进）以及“太平洋会議に対する輿論”（太平洋会议相关舆论）6个部分，其中第6部分又包括“中国舆论大观”、“朝野名士的意见”、“中国报纸的论调”以及“在华外文报纸的论调”4个部分，对当时中美关于太平洋会议交涉的经过以及中国各界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态度进行了详细而完备的描述。太平洋会议结束后，该部又于次年3月出版《華府會議大觀》，包括“總記”（对会议经过的记述）、“軍備限制問題”（即对会议就“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问题讨论经过的记录）、“四國條約”（即对“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讨论经过的记录及该条约与日英同盟之间关系问题的分析）、“會議前の支那”（即对中美交涉经过的记录与分析）、“極東問題”（即对会议就远东地区讨论经过的记录与分析）以及“山東問題”（即对会议就山东问题讨论经过的记录与分析以及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的经过的记录）等6个部分，又有“太平洋現勢圖”（即会后太平洋地区各国势力格局图）及“海軍軍備限制條約に依る主力艦代換並廢棄表”（即根据“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日本必须进行替换或中止建设的主力舰列表）两个“附录”，详细地叙述了华盛顿会议的经过、各国在会议上的态度及表现等，并且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等条约签订后各国间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除了负责调查部的工作之外，水野个人也递交了一些报告：1921年8月，水野出版了题为《支那の變局》（中国的变局）的著作，共收录中国概况介绍；与张群、张季鸾、张作霖等二十余位中国军、政、财、文等各界要人的谈话记录；宁、京、津等城市观察记；“苏社”⑦、华侨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状况介绍以及一些舆论调查报告等凡51篇。又设“餘錄”，计“昨今の南北政情”（过去与现在的南北政情）、“例外なる山西省の治蹟”（山西省不同寻常的政绩）、“支那紙の日米問題觀”（中国报纸的日美问题观）、“獨支條約の批准と其正文”（中德条约的批准及其正文）、“日英同盟の更新と支那”（日英同盟的更新与中国）、“極東政府代表ユーリソ氏去來の事情”（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优林来去的情况）、“獨逸天文觀測器を支那に還付す”（德国向中国归还天文观测仪器）、“英支繫爭の西藏問題”（中英冲突中的西藏问题）等8篇（水野梅晓，1921：全书）。此书对当时中国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有所论述或介绍，对于当时日本政府了解中国情况应大有裨益。次年11月15日，水野又以个人身份向外务省递交了题为《対南北満卑見》（对南北满洲地区问题的愚见）的报告，分为“緒言”、“南滿ノ租借地ト附屬地ノ由來”（南满租借地与附属地的由来）、“日露ノ租借地經營方法ノ比較”（日俄租借地经营方法的比较）、“日露戰後新奉線回收ノ真因”（日俄战争后收回新奉线铁路的真实原因）、“最近ノ滿洲情況ト其整理大綱”（最近的满洲情况及其整理大纲）、“北滿ニ邦人活躍ノ地開カル”（在北满开辟国人活跃之地）、“邦人北滿經營ノ基調”（国人经营北满的基调）、“過度ノ愚惠ニ狎レタル邦人”（蝇头小利驱使下的日本人）以及“應急的ノ對策ト結論”（应急的对策与结论）9个部分（水野梅晓，1922：B03030275400）。这份报告要言不烦，将中、日、俄三国在东北地区利益争夺的历史及现状叙述得清清楚楚，又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对当局处理东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1923年2月3日，60岁的宗方病死；次年，47岁的水野出任外务省在华所办的《支那時報》社长，此后他逐渐淡出一线情报工作，在当局资助下潜心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力图“超越暂时的利害关系，将其他民族没有的日华共通之文化推向高潮”（水野梅晓，1931：B05015872100）。而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间谍记者也大都年事已高，新一代间谍记者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二、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报人的情报活动
　　192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对情报工作的需求也越发迫切，这一时期的日本间谍记者群体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首先，他们大多原本是各报派往中国的记者，在华期间又多与前述之宗方、水野等人有过接触，继而自觉地走上间谍道路；其次，他们与当局特别是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更加直接，并且形成了庞大的情报网络。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便是鹫泽与四二。
鹫泽与四二，1911年起任《時事新報》驻北京通信员，1914年进入东方社，1919年5月任外务省在华所办之英文机关报《華北正報》（The North China Standard）社长，1924年5月辞职，一年后，他加入日本在北京组织的通信社“燕塵社”。
　　“燕塵社”最晚成立于1922年1月，⑧但一直不温不火，鹫泽加入后，该社业务有了很大改观：他首先将重新制定后的“趣旨”递交当局，宣称要帮助“六千万日本国民掌握对四亿中国人民生的正确知识”，以确立“日支两国共存的基础”（日本外务省，1925：B03050058600），争取政府支持；其次增加报刊出版，此前该社仅出版一份《北京週報》，自1925年起，增设日文日报《北京新闻》、报摘杂志《现代支那之记录》以及月刊《支那职员表》；再次是将业务大幅扩大到13个部门，概括来说主要有：1.出版中国研究的书籍；2.在华发行报纸以“宣传国策”；3.向日本人提供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4.向日本国内报刊提供新闻通讯；5.在日本国内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燕麈社，1925：1-13）；最后是规划出版“支那常识丛书”，鹫泽等人制定了一个包括50种选题的庞大目录，这些选题主要针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从服装、宗教、文学到玩具、菜谱、小说甚至“面子”、澡堂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之深。
从表面上看，“燕塵社”立社的宗旨似乎是通过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推动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从而确立“两国共存的基础”，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加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但事实上，近代日本积极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目的，绝非推动两国友好，帮助中国自立自强，而是为达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越透彻，对中国的了解越清晰，中国及中国人民也就越危险。而该社主要干部如鹫泽与四二、波多野乾一等人的间谍身份，则明确地证明了该社藉新闻机构之名，行情报调查之实的真实性质。
除了组织“燕塵社”的工作之外，这一时期的鹫泽还向当局直接递交多份情报报告。1925年11月21日，奉系大将郭松龄突然宣布“反奉”，“东北王”张作霖一时风雨飘摇。日本在东北经营有年，一向将之视为禁脔，面对如此乱局，当局急需判断局势，在军阀混战中选准代理人，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利益。12月2日，鹫泽向外务省递交报告，将其自8月起与吴佩孚交流的全部经过悉数向该省汇报，并对吴、冯、张、郭之间的关系，四人各自对日本与苏联的态度，郭起兵后对局势的影响以及华北与东北未来的局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当局“不管以什么形式都要维持东三省的势力”（鹫泽与四二，1925：B03050145800）。虽然随后日本出兵干涉导致郭失败的主要原因乃是张私下与日方达成了密约，我们也无法判断鹫泽这份报告在日本当局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通读全文，却不得不感慨他对中国局势了解之深、把握之准、分析之透。1926年1月30日，鹫泽又将一份署名“汉口张秤”⑨的关于蒋方震的情报报告转递外务省，蒋时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是当时吴、张、冯三角矛盾中的重要人物。当时郭松龄已经兵败，张作霖正筹划与吴佩孚合作进攻冯玉祥。这份情报共有“关于蒋方震”（报告蒋方震与吴佩孚、孙传芳的关系）、“关于殷同”（报告殷同、殷礼兄弟及靳云鹏与吴佩孚的关系）、“关于兵器”（报告吴向日本订购兵器已达成协议及运输事）、“张吴合作和河南内情”（报告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讨冯之事以及河南地方实力派岳维峻、李记才、樊钟秀、邓宝珊等人的情况），以及“孙传芳与吴佩孚的关系”5个部分，并附孙传芳致吴佩孚原函两份（张秤，1926：B03050149500）。这份报告中含有大量重要情报，对于外务省了解当时张、吴、冯及其他小军阀之间的关系，可谓大有帮助。
1926年末，鹫泽回到日本，结束了常驻中国的经历，但在中国十余年的经历，使他在当时的日本在华记者群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从而成为日本在华间谍记者群的重要组织者。1931年11月19日，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外山丰造致电陆相南次郎，向其报告关于在华设置军方秘密情报机构一事，为了说明情况，外山还绘制了一张“配置图”，用来向南次郎说明这一情报机关的基本构成（见图1）（外山丰造，1931：C04011395800）：
　　通过对上图的解读，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秘密情报机关的几个基本特点：
　　1.鹫泽及以他为中心形成的日本在华特务记者网络是这一机关的主干。在所有成员中，里见甫、竹内克已、波多野乾一都是鹫泽于1925年组织“燕塵社”时创办的《北京新聞》的元老；⑩高见成是继鹫泽之后的《時事新報》驻北京通信员；日笠芳太郎是《滿洲日日新聞》东京分局顾问，与鹫泽颇有交往；而该机关在北平的活动更是直接以《北平新聞》为基地。
　　2.该机关是日本各界合作侵华的产物。该机关的形成是出于关东军的授意，而其中的成员有许多则是资深外交人员：木村锐市曾任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赖川浅之进曾任驻汉口、广州等地领事，币原喜重郎则更是现任外相。此外，佐藤安之助是陆军少将，江藤丰二具有很深的三井财团背景，高木陆郎则是日本近代对华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之一。
　　3.该机关应当颇受当局重视。这首先从其设置过程可以看出：提议设置该机关的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外山丰造，批准者则是陆相南次郎。此外，该机关情报“总闸”除了鹫泽与日笠外，更有外相币原喜重郎本人。日本国内当时素有“五相”[11]之说，而该机关的设置便与其中两人直接相关，足见日本当局当时对该机关的重视程度。
1932年，鹫泽当选为众议员，从此逐渐远离了一线情报工作，但是他一手建立的日本在华间谍记者网络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里见甫在“九一八”之后北上奉天，奉本庄繁、板垣征四郎之命创建“满洲国通讯社”并担任该社“主干事”，实际行使社长权力；此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特务甘粨正彦组织的特务机关，赴天津发行《庸报》，进行对华宣传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又奉命创办“里见机关”，负责向华北、东北沦陷区贩卖鸦片，从中牟取暴利，为军方特务机关及扶植伪政权之用，成为著名的“满洲鸦片王”。波多野乾一则成了日本著名的“中共通”，自1933年起便开始向外务省递交例行报告《中国共産党史》，[12]而他在1941年写就的《赤色支那の究明》（《红色中国的真相》）中的第六部分《延安水浒传》，以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形式将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一一介绍，如“呼保义毛泽东”、“玉麒麟朱德”、“智多星周恩来”等，并附有每个人的较为详细的履历，由于此书内容丰富翔实且可信度较高，成为当时日本了解中共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日军内部被广泛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鹫泽可谓后继有人。

三、“七七事变”后日本报人的情报活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两国事实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间谍记者们惯常采用的“游历”、“谈时局”等收集情报的方法已很难实施，于是这一时期日本报人的情报工作又演变出新形式。
这一时期日本报人情报工作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为当局出谋划策，担任智囊。1934年11月，前藏相阪谷芳郎、前外相芳泽谦吉、著名特务坂西利八郎、警事总监丸山鹤吉、《中外商业新报》主笔築田钦次郎、《外交时报》主笔半泽玉城等人发起了一个名为“日本外交协会”的组织，该会声称其宗旨是“增进世界和平、为人类的福祉和文化做出贡献”（日本外务省，1934：B04012404200），暗地里却在积极为政府的侵略步骤出谋划策。自1937年起，该会开始陆续组织各界人士对外务省及相关部门官员发表演讲，现存的183篇讲稿上，无一例外地盖着“秘”或“极秘”的印章，彰显了其情报文件的性质。在该协会所有148位演讲者中，来自新闻界[13]的有28位，与来自外交界的人数并列第一，而从演讲的次数来看，来自新闻界的有37次，为全部各界人士中之最多。他们的许多论调也迅速得到了高层的重视。比如1938年11月，水野梅晓在该会发表长篇演讲《漢民族を如何に指導統治すべきか》（如何领导和统治汉族人民），着重总结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以及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经验，明确提出了“根据中国人的心理来统治中国人”的观点（水野梅晓，1938：B02030924000）。这一论调一经提出，马上获得了当局的高度关注。正在苦苦寻觅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有效统治方法的日本政府立即意识到了其价值所在。于是该省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相关研究，并于1939年12月及1940年9月相继编辑了《支那統治に關する論叢》（中国统治论丛）正篇及续篇，在全部21篇文章中，水野共有6篇入选，为所有入选者中之最多。而外务省编辑这两套《论丛》的目的，在其《正篇》的“前言”中说得明白：
　　目前，皇国正处于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大业的关头，日支关系正处于非常紧要的地位，因此我们正在对此倾注非常大的努力。为了让这份努力能够取得有始有终之美，有必要对支那及支那人进行根本上的了解，并且对过去的统治者的业绩进行一番讨论。这也是本书编纂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日本外务省调查部，1939：B10070403600）
　　除了“日本外交协会”以外，他们的另一重要阵地便是“思想战”讲座。“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着手实施以征服和同化中国沦陷区人民、瓦解抵抗意志为目的的所谓“思想战”计划，并将其纳入侵华战争的“总体战”战略中。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计划，1938年2月，内阁情报部组织了“思想战讲习会议”，小野秀雄（“思想战与新闻学”）、绪方竹虎[14]（“思想战与新闻”）、增田义一[15]（“思想战与出版业”）、岩永裕吉[16]（“思想战与通信机构”）等日本新闻出版界重要人士均亲往授课（日本军部，1938： C14010451600， C14010451700，C14010451900， C14010452000）。1940年5月，在该部举行的又一次“思想战讲座”上，著名新闻学教授小山荣三讲授了“思想战与宣传”（小山荣三，1940： C14010452400）。
　　除了公开的讲座，这一时期日本报人在情报工作领域更大的作用体现在“和谈”和诱降的秘密战线上。随着持久战格局的逐渐形成，日本国力渐趋枯竭，所以当局开始筹划所谓“和谈”问题，试图与蒋介石沟通停战，或是诱降国府高层组建伪政权。在这两个方面，日本报人都有突出的“贡献”：1938年7—9月间，《朝日新闻》编辑局主任神尾茂前往香港，与张季鸾、胡政之接触，商讨双方“停战”的可能；[17]1939年5—9月间，《新闻日本》发行人，日本政坛元老小川平吉与萱野长知再赴香港，与张、胡二人接洽“和平”问题。[18]
　　1938年3月起，同盟社驻上海特派员松本重治加入著名特务影佐桢昭诱降汪精卫的工作，成为核心人物之一（松本重治，1986：21）。双方最终于11月20日签订了著名的“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最终叛国投敌。

四、近代日本报人情报活动的思想根源
　　在梳理日本报人的情报活动时，我们经常会感受到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谈到的那种矛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但同时他们又热情地歌颂侵略与屠杀。他们是记者，以报道事实为其天职，他们的报告对事实调查之全面深入、选择之精到准确、分析之客观透彻，都堪称精妙；但同时他们又对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尊重并维护局部事实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换言之，就是一再地公然违背乃至颠覆人类应共同遵守的基本真理——爱、道德、仁慈、公平与正义。他们成为福柯笔下那种被规训的人。那么，这种规训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考察这些日本间谍报人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旧武士家庭，对于他们来说，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新渡户稻造，2014：37），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忠诚被一元化为对天皇的忠诚，天皇变成了那只“洞察一切的眼睛”，成为社会规训系统的核心。同时，“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米歇尔·福柯，1999：197）。在近代日本间谍报人体系中充当中继站的，便是类似“燕塵社”和“大和俱乐部”[19]之类的民间或半官方的社会组织。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强化了这种规训：一是建立了报人与当局沟通的渠道，既使他们获得了一条可以迅速获得赏识的“终南捷径”，也使他们的行为随时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二是建立了他们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既使他们可以交流信息、排解乡愁，也使他们可以互相影响、互相监视。这样，近代日本便建立了那种“全景敞视建筑”式的社会结构。对于生存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的报人们来说，天皇的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它会产生出“真正的征服”，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会“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米歇尔·福柯，1999：226-227）。如此，既然天皇号召国民“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1868），[20]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效忠于他，不论任何代价，不问任何对错。
那么，这种效忠为何一定要以情报工作的形式来表现呢？这就涉及近代日本与战争的特殊关系。“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21]、九年之战[22]、十年之战[23]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24]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25]的成绩”（戴季陶，2006：313），近代日本仿佛走入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循环——每进行一次战争，国家便可以进步一点，领土就可以扩张一点，国际地位就可以提高一点，“大日本帝国”就可以更接近一点——于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就成了举国上下的共同选择，每个国民都要为此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作为无法直接上阵的记者，通过从事情报工作为战争服务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政府有效的激励手段也是原因之一。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人类的动机来自于三种需求，即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和亲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以激发和提高人们的成就动机（David， 1967： 60），日本政府的举措可谓恰合其道：首先是对成绩突出者不吝重奖，比如波多野乾一仅在1939—1941两年间便合计获得2700日元奖金及1036日元津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1939—1941：A04018435100， A04018542000， A04018593600， A04018600400， A04018559700），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其次是对某些做出特殊“贡献”者予以特殊荣誉，比如宗方小太郎便在获准觐见明治天皇后在日记中感叹“此光荣实令予至感至泣，微臣满腔之感激，有笔舌不能尽者”（宗方小太郎，2016：335）；再次，当局还会给一些资深间谍以特殊待遇，比如晚年的水野梅晓曾于1931年4月7日与7月20日两度获得外务省资助各1000日元，以完成其《日中文化交流史》，而水野也凭借这部著作奠定了其“学术权威”的地位；最后，他们还有机会出任政府高官，比如《朝日新闻》副社长绪方竹虎及下村宏便曾分别出任小矶国昭及铃木贯太郎内阁国务大臣兼内阁情报局总裁，成为日本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总之，武士道传统对忠诚的推崇、自我团体的驯化与传承、屡次对外战争成功的刺激，加上政府的奖掖与鼓励，像一幢房子的四根柱子，支撑起了近代日本报人对华间谍活动的思想根源，也为他们投身侵略活动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一批又一批的日本报人无视责任，抛弃良知，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皇国”的扩张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它们正像一辆车的四个轮子，拉着近代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快车道，并在这条不归路上一路狂奔，最终走到了彻底崩溃的境地。■　　
　　
注释：

①日本现存档案中此类资料主要有两大部类，一是外务省所作的“各種情報資料”，共60册，涉及包括“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重要问题；一是军部所作的“重慶側資料”，共18个分部，至少260册，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军事等方方面面。
②“乐善堂”是岸田吟香于1877年在东京成立的公司，岸田本系日本著名报人，曾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1874年曾任西乡从道台湾侵略军随军记者，凭借战地报道名声大噪，1878年开设上海分店，在岸田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早期日本在华间谍的活动中心。
③水野原稿今不见，引述内容系水野在《對支管見》一文中转述部分。水野梅晓（1916）。對支管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C10128396000。
④中岛久万吉，日本近代政治家、实业家，1899年任桂太郎首相秘书官，1906年任西园寺公望首相秘书官。
⑤王闿运，晚清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湖南名士。1906年因湘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获翰林院检讨职。
⑥瞿鸿机，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授协办大学士；1906年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政官制大臣；1907年因忤慈禧旨意，与奕劻发生矛盾，被罢斥回籍。
⑦“苏社”，1920年由张謇发起，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⑧此机构早期资料不见，仅从其发行的《北京週報》时间推算其成立不晚于1922年1月。
⑨此人暂不可考，估计应为在汉口的日本特务化名或被鹫泽收买的中国特务。
⑩关于里见甫、竹内克已及波多野乾一与《北京新聞》的关系，见《大正十五年度末現在北京新聞雑誌調査》，1926年12月；《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ニ関スル件》，1928年6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2031059700、B02031061000中有关《北京新聞》的调查记录。
[11]即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在所有各“相”中，以此五人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往往由五相会议作出最终决定。
[12]外务省档案中现存四份相关报告，分别是《中国共産党·一九三二年史》（1933年2月），《中国共産党·一九三四年史》（1935年2月），《中国共産党·一九三五年史》（1936年3月）和《中国共産党·一九三七年史》（1938年6月）。分别见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10070275600、B02130947800、B10070275800、B021309739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3]该会每份演讲稿上大多会注明讲者身份，笔者判定其身份的原则是：若有标明曾任或现任外交职务（如大使、公使、参事官等）者则划为外交界人士；若有标明军衔者则划为军界人士；若有标明某报或某通讯社记者则划为新闻界人士。
[14]日本著名报人，时任《朝日新闻》主笔。
[15]时任日本杂志协会会长。
[16]时任同盟社社长。
[17]关于此事经过，请参见拙文《试析报人在抗战“和谈”中的角色与作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18]关于此事经过，请参见拙文《1939年中日“和谈”“小川路线”始末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9]1910年代在北京成立的半官方组织，主要由在京津地区的日本军界、外交界及报界人士组成。
[20]日语原文为“遂には万里の波涛を開拓し、国威を四方に宣布し”。
[21]即1868年1月至1869年6月间的“戊辰战争”。
[22]即发生于1876年10月至12月之间的“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与“萩之乱”。
[23]即发生于1877年2月至9月间的“西南战争”。
[24]即中日甲午战争。
[25]即日俄战争。
　　
参考文献：
戴季陶（2006）。《日本四书》。北京：线装书局。
[法]米歇尔·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
鹫泽与四二（1925）。吳佩孚ノ態度ト張作霖、馮玉祥トノ關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145800。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1939-1941）。《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A04018435100，A04018542000，A04018593600，A04018600400，A04018559700。明治天皇（1868）。億兆安撫国威宣揚の御宸翰。
日本军部（1938）。《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防卫省战史研究室，C14010451600、C14010451700、C14010451900、C14010
452000。
日本外务省（1900）。濑川浅之进致青木周藏函。《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40669200。
日本外务省（1910）。湖南名士往訪錄，水野梅晓清国視察一件，中岛久万吉致石井菊次郎、仓知铁吉函。《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609700。
日本外务省（1919）。新聞政策ニ関スル新計画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40600400。
日本外务省（1920）。東方通信社拡張ニ関スル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40706300。
日本外务省（1921）。東方通信·支那ト英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10074350000。
日本外务省（1925）。燕塵社の事業及び組織。《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058600。
日本外务省（1934）。日本外交協會設立旨趣。《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4012404200。
日本外务省调查部（1939）。支那統治に関する論叢。《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10070403600。
水野梅晓（1910）。清国視察一件（湖南、湖北）1.2。《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609700，B03050609800。
水野梅晓（1911）。宣統二年の內政概評。《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609800。
水野梅晓（1916）。對支管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C10128396000。
水野梅晓（1921）。《支那の變局》。东方通信社调查部。
水野梅晓（1922）。対南北満卑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30275400。
水野梅晓（1931）。本書編纂ノ理由ト其經過及ビ希望。《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5015872100。
水野梅晓（1938）。漢民族を如何に指導統治すべき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924000。
松本重治（1986）。近衛時代：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东京：中央公論社。
外山丰造（1931）。外山丰造致南次郎电。邦人秘密情報機関設置に関する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C04011395800。
小山荣三（1940）。思想戦と宣伝。《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防卫省战史研究室，C14010452400。
新渡户稻造（2014）。《武士道》（周燕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燕塵社（1925）。燕塵社要覽。
阳美燕（2008）。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1896-1900）。《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06），135-140。
阳美燕（2012）。论析《汉报》馆主宗方小太郎的“中国经营论”。《国际新闻界》，34（09），104-112。
张秤（1926）。张秤致鹫泽与四二函。《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3050149500。
宗方小太郎（2016）。《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avid C. M. (1967).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俞凡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小书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中日档案的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舆论动员研究”（课题批准号：20BXW0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