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芬 杨肇祎
　　【本文提要】全球事实核查运动已逐步走向制度化，目前，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建立了事实核查的实践共同体，制订了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规范标准，同时形成了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组织网络和价值认同。本文从报道样式和职业实践两个维度构建核查对象、推理方式、职业行为特征、跨国行为特征的四个比较方面，对12个事实核查典型案例的工作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得出专业政治核查、公共信息核查、社会管理核查、战略宣传核查等四种工作模式。本文提出，在事实核查的全球新闻创新过程中，经由多元主体协商暂时性地形成了制度化结构，即“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视角表达了事实核查工作方式多元化发展的规范性愿景。
　　【关键词】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 事实核查 工作方式 报道样式 职业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1
　　
一、引言
　　事实核查是一种创新的新闻样式和职业实践（周睿鸣，刘于思，2017）。如果将2003年美国在线网站FactCheck.org的建立视为事实核查创新的正式起点，全球范围的事实核查项目的数量增长和形态嬗变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根据美国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的统计，到2022年，全球事实核查项目的增长继续放缓（Stencel & Ryan， 2022），呈现进入平台期的迹象。在“全球事实峰会”（Global Fact Summit）①的影响下，这场“全球事实核查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其规范从重视包容性和多样性，转变为对共同工作方式及其标准的强调（Graves & Lauer， 2020）。作为一种新闻创新行动，事实核查在发展中显现出导向“凝结”的状态，即“重新制度化、重新自然化的过程”（王辰瑶，2020）。此时开展事实核查的比较研究，有利于系统性评估这一新闻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发现制度化过程中的组织机制与价值规范。
　　国内外学界已经关注到全球事实核查项目在工作方式上的多样性。Graves（2018：619）提出一种“新闻—学术—政治”的三元图示，比较了不同事实核查项目对任务、目标和工作方式的竞争性认识，其案例选自“全球事实峰会”和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因此反映的是推动制度化组织的内部特征。Humprecht（2020）选取了来自西方国家的8个事实核查项目，其中一半不属于IFCN，发现在信源透明度上存在显著差异。Tsang等将比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非西方国家，发现党派事实核查比专业事实核查更有可能不局限于揭穿声言本身（Tsang， Feng， Lee， 2022）。总体来说，目前对全球事实核查的工作方式进行类型划分和整体描述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国内学者关注到事实核查实践主体的多样性，并将政府事实核查纳入视野，区分为编辑室主导型、NGO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公民参与型四种模式（雷晓艳，2018）。闫文捷等提出，随着新行动者的引入，事实核查的边界也在发生变化，行动者在元话语层面开展话语争锋，表现为围绕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进路来把握这种多元主体特征，从而提出行动者参与事实核查的规范性愿景在于“共塑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参与式新闻意味着新闻工作机制的一部分被分享给非新闻行动者，由个体社会成员和组织来承担新闻媒体的部分功能，而参与的部分和程度实际上由机构媒体来决定（Domingo et al.， 2008）。当机构媒体面临新闻权威危机，且具有同等或更大社会权力的非新闻行动者参与到事实核查中时，事实核查的规范就有可能偏离新闻业愿景，也更有可能采用非新闻的工作方式。
　　本研究针对世界范围内事实核查典型案例的工作方式，开展比较分析和类型划分，由此讨论全球新闻创新过程中标准工作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形成，即在“事实核查”表征的共同话语下，不同项目生产的事实核查报道有何异同？多元主体的事实核查项目如何建构自身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建构与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之间的关系？在新闻创新过程中，一种关于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规范性愿景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并重新制度化的？
　　
二、基于典型案例的工作方式比较研究设计
　　（一）新闻创新的比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参考了《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这项著名研究用理想类型的方式把握复杂现象的核心特征，将西方媒介体制归纳为数个模式，在相同的比较框架下开展分析，进而结合历史发现不同模式的变化趋势。借助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够保持对变异和相似的敏感性，从而极大促进概念形成，使概念工具更加精致（哈林，曼奇尼，2012：2）。但是，这种方法如何适用于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理论的拓展呢？
　　《比较媒介体制》使用了统一的比较框架来分析三种模式，归纳出这些模式在四个比较维度上的稳定特征，这种方法对于分析已经制度化的媒介与政治关系而言是得当的。而作为新闻创新现象，事实核查的工作方式中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事实核查行动者可能将工作方式创新的重点集中于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使得在特定事实核查项目的工作方式中，可能在不同的比较方面，反映出不同模式的特征。从预先确定的案例出发形成比较框架进而归纳类型的路径难以被用于新闻创新行动的考察。而且，从案例研究中得到的相关指标往往过于具体、细微，其普遍性值得怀疑，其抽象度还无法达到理论建构的标准（苏颖，张振娇，2022）。
　　同时，《比较媒介体制》将研究视野限定在北美和西欧，首先确定了18个国家作为研究案例。以国家作为比较单元暗含着一种理论预设，认为媒介与政治间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内部是相对稳定的，媒介体制的差异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Hanusch和Vos对新闻学比较研究的总览也发现类似的国家中心取向，尤其以两国对比为主、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比为主（Hanusch & Vos， 2019）。Graves（2018）关于事实核查的类型学研究挑战了这种预设，在他的三元图示中，来自不同国家的项目之间相似性与相异性的排列显然不是由国家媒介体制所决定的。由此可以发现，针对事实核查的研究应突破以国家为限定的比较研究方式，而将事实核查的项目作为基本单元可能更加适当。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提出一种以理论的局部拓展为导向的比较研究方案。首先借助现有文献，针对作为新闻创新的事实核查构建理论上的比较维度和二元属性，重点关注事实核查与传统新闻工作方式之间的不同之处。而后根据现有文献选取在比较维度或比较方面上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其目的不在于使该案例“再现”总体的性质，而是期待其体现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征（王宁，2002）。最后，在列联出模式类型的基础上，以典型案例作为对模式进行命名和解释的依据，并在模式的历史分析中获得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这种方案不追求统合所有经验现象，其研究旨趣在于提出一种针对新闻创新行动的分析框架，并提示以新闻创新为名的全球现象的发生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
　　（二）构建比较框架
　　从新闻行业内部创新的视角观之，事实核查创造了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和职业实践。这种新闻样式“旨在核查目标声言的事实性”，这种职业实践“以声言事实性核验与判定为中心，组织和贯穿新闻活动”，“以打击错误信息和促进公共话语的准确性为己任”（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新闻行业以外的多元行动者加入后，事实核查逐渐形成自身的统辖范围，与新闻业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之间展开边界协商，这丰富了事实核查职业实践的内涵。与此同时，发布核查报道仍然是绝大多数事实核查项目最核心的工作，但不同项目的报道样式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将事实核查工作方式从报道样式和职业实践两个比较维度展开分析（见表1）。
　　基于在线网站的新闻报道，事实核查创造了一种新的报道样式，从生成式的现实建构活动转变为反应式的真实性判定工作。尽管存在事实概念的理解分歧，事实核查者的共识在于事实是客观世界的特征，与个人观点等主观价值相区分（Yarrow， 2021）。事实核查者需要对其他社会行动者做出的“可疑的声言”（questionable claims）进行核实与判断（Vinhas & Bastos， 2022）。如果将报道样式维度的第一个比较方面设定为核查对象，那么核查对象在实质上是做出声言的人还是声言内容本身，表明了核查目的的差异——是将扰乱外部事实世界者揭露出来，还是专注于净化客观世界的信息环境。
　　报道样式维度的第二个比较方面是推理方式。推理方式指的是事实核查行动者通过整合一系列文件、人和组织来得出具有可信性的判定结论。这也是事实核查嵌入社会、话语和物质语境的方式（Graves， 2017）。在推理过程中，政治、专业或其他权威对事实的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些核查文本当中甚至充当了最主要的逻辑依据，并且权威断言的依据通常是不透明的。与之不同的是以逻辑论证为核心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要求采集足够多的公开材料，组织起来形成完整逻辑链条，权威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资料来源之一。以上两个比较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报道样式，体现了事实核查者对自身任务和手段的理解。
　　就职业实践维度而言，如果将职业实践理解为传统新闻行业的实操，则无法体现事实核查所反映的新闻业“液态化”特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职业实践被界定为行动者处理与其他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的能动过程。在此维度下的第三个比较方面是职业行为特征，即关注行动者在关系实践中形成的认同与新闻职业的接近程度，反映的是事实核查的职业领域与新闻业等其他职业领域之间的边界协商。职业行为特征的差异体现在：行动者倾向于采取原有媒介体制为自身定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观念，形成新闻职业导向；还是倾向于从非新闻行业中获取职业认同，从而将这种事实核查扩展到更加多元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去，形成社会职业导向。核查员对自身角色的认识与核查组织表现出的“看门狗”立场也存在对应关系（Ferracioli， Kniess， Marques， 2022）。
　　在事实核查从美国走向全球的历史中，绝大多数事实核查行动者表现出“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的行动特征，即非国家行为体跨越民族国家疆界，同时也涉及国家利益与跨国使命间的复杂关系（入江昭，2018：4，18）。职业实践维度下的第四个比较方面是跨国行为特征，所反映的是实践主体在事实核查的职业领域内部处理与其他事实核查者关系的职业内部实践。在事实核查组织的跨国协作中，形成了以“全球共同体”为导向的跨国行为特征，这种导向假定存在着一种“由跨越国家边界的各种力量生成的世界”，这些自愿存在的力量共享着价值观、身份认同与情感纽带，构成了超越国家利益的网络（入江昭，2009：8）。与全球共同体相对的是“全球民族性”，通常是民族国家政府通过设立对外传播的媒体，面向全球受众，以国际语言来呈现本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文化信仰（沈国麟，2017）。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中，全球民族性的主体拓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后者本质上仍以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为基础，在面向国际受众的核查实践中，直接或间接配合政府一道维护本国的利益与文化。跨国行为导向被用来体现事实核查行动嵌入全球运动中主导性制度化趋势的程度，这一国际视角的比较方面不仅是事实核查作为国际协作方式所需要的分析角度，也是“全球新闻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选取典型案例开展案例研究
　　本研究的案例选取范围借鉴美国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收录的事实核查项目列表和IFCN认证的事实核查项目。在此基础上为形成平衡，通过中英文的事实核查研究文献，补充了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的事实核查项目（见表2）。在新闻创新过程中，事实核查项目的工作方式可能由于其参与者融汇其他项目的经验而发生改变，从而在一个项目中杂糅多种工作方式。根据前述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比较框架，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案例特征，本研究选取了在比较方面上表现出典型性的案例，将分析视角限定在典型方面的属性上。每个比较方面选取了2至4个案例，以充实对比较方面的涵盖度和解释力。
　　
三、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四种模式
　　在报道样式维度，核查对象与推理方式是相关的，统一于事实核查网站发表的核查报道中。因而交叉构建起直角坐标系（图1　图1见本期第36页），其意义等同于2×2的列联表，模式所处的象限表明其在两个比较方面的性质。职业实践维度的两个比较方面则不具有这种相关性，因而四个模式一方面主要体现的是交叉轴上的特征，另一方面所体现的则可能兼具两种属性或具有任一属性（图2　图2见本期第36页）。这种二元复合特征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一种模式下的项目具有拓展自身工作方式的潜力，从而能动地将二元属性偏向某一侧，或是始终保持复合状态。
　　以典型案例的经验特征作为对模式进行命名和解释的依据，从而提出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四种模式：专业政治核查模式、公共信息核查模式、社会管理核查模式以及战略宣传核查模式。下文将具体解释和分析四种工作模式在比较维度上的表现。
　　（一）专业政治核查模式
　　国内学界在2012至2016年前后开始对事实核查进行早期讨论时，主要关注的是以美国FactCheck.org和PolitiFact为代表的专业政治核查模式。该类型的事实核查在初创时受到美国选举政治和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深刻影响。例如FactCheck.org的主要发起者Brooks Jackson曾作为政治记者从事竞选广告的监看核实工作，他的关注点逐渐扩展到政治广告之外，并将这种工作重新命名为“事实核查”。
　　政治事实核查可以被纳入美国新闻业“解释转向”之内，即报道变长、注重分析、关注趋势、质疑官方、强调公众人物的政治动机和利益（Graves， 2016：63）。在该模式的核查报道中，则表现为显著的声言者中心特征，特别是对政治人物言论的核查。在FactCheck.org成立之初，声言者的姓名直接出现在标题中。PolitiFact项目本身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时报》的大选年项目，专注于核查政治人物的谎言，当前该网站不但以政治人物为标准进行稿件分类，还专门针对美国总统的竞选承诺开发出“拜登承诺追踪器”、“特朗普测量仪”、“奥巴马测量仪”。专注于声言者的核查模式在2010年以前欧洲的事实核查中也比较常见，比如法国左翼《解放报》的Désintox项目也采用声言者中心模式，聚焦于政治人物发表的关于事实的声言。
　　专业政治核查模式下，核查员追求证据的多方来源和逻辑论证来得出结论。PolitiFact遵循独立验证方法，不依赖官员告知的二手信息，而是寻求政府报告、学术研究和其他数据等一手资料，包括：（1）回顾其他事实核查的发现，（2）在Google全面检索，（3）检索在线数据库，（4）咨询不同的专家，（5）对发表稿件和所有可用证据进行最后的全面考察（Holan， 2018）。PolitiFact遵循了新闻常规中默会形成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基于事实的一致性（系统的、逻辑的联系与一致）开展论证（Graves， 2017）。这种对逻辑的追求与声言者中心有关，在“观点自由市场”中对政治人物言论做出何种真伪判断，都会引起不同政治立场的公众质疑，核查员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和缜密的逻辑来加以应对。
　　事实核查在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实践前，是作为美国媒体编辑室内部的编辑流程存在的，这种工作要求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学者认为其繁琐程度超越了自身价值，只是从业者维护新闻职业神圣性的仪式（Dickey， 2019）。专业政治核查模式继承了维护新闻职业的价值追求。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美国）事实核查被认为是救赎新闻专业主义、拯救新闻业的尝试（史安斌，饶庆星，2016）。针对美国政治核查员的动机实验显示，相比于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核查员更多为新闻业的职业动机所驱动（Graves， Nyhan， Reifler， 2016）。
　　（二）公共信息核查模式
　　公共信息核查模式将核查主题从选举政治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该模式关注社会的信息系统，旨在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提升谎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成本（Riera & Zommer， 2020）。其前身可以追溯至以揭露“都市传说”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在线事实核查网站Snopes.com。
　　2010年拉丁美洲首家事实核查网站Chequeado上线，自述其受到美、英、法核查项目的启发。通过对核查报道的历时性考察，本研究发现Chequeado摆脱声言者中心样式的努力。以“trabajo”（工作就业）主题为例，在项目上线初期，政治人物的声言仍是核查的焦点，大量核查报道标题中含有政治人物的名字，如《Clarín说半数工人的工作不稳定》 （2010年9月7日）、《Tomada说公司已经在与工人分享利润》（2010年9月23日）。但随着时间推移，栏目中直接以声言内容作为题目的报道逐渐增多，如《关于农业劳动的新法案提出了什么？》（2011年3月23日）、《工人数量增长了多少？》（2012年2月6日）。②以声言内容为中心使得该模式能够针对更复杂的议题发表事实核查，而不仅针对人物言论中的某一项具体声言。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社交媒体上的谣言难以定位源头的问题。
　　公共信息核查模式得出结论的方法是逻辑论证，但不同于专业政治核查模式的是，这类项目提供透明的逻辑论证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信息，而不仅是裁定某个公众人物是否经常发表不实言论。加拿大科学核查项目Détecteur de Rumeurs的项目章程要求，核查员应分析谣言的来源、展示谣言传播语境；而后根据核查原则对数据库进行详尽的搜索，为主题添加背景信息；然后对大量信息进行排列，并在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判断。但如果科学知识尚不足以支撑某项结论，核查员会在文章中注明。③然而，纯新闻模式的事实核查往往难以达到揭露虚假、澄清事实的目标，因而被称作“发布并祈祷”（publish and pray），即寄希望于大规模纠正公众的不准确信念来发挥作用。鉴于此，Full Fact与Africa Check、Chequeado共同提出“第二代事实核查”的愿景，转变为“发布和行动”（publish and act），包括借助道德、公共和监管权力来阻止特定错误信息的传播，为有权采取行动的人提供关于证据的信息，开展公共教育，倡导政策变革，以及在不同社会中建立事实核查机构等（Africa Check， Chequeado， Full Fact， 2019）。
　　为了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事实核查行动者曾组织起跨媒体联盟First Draft，但该行动的效果有限，主要因为这种协作是临时性的（Palomo & Sedano，2021）。建设一个长期的、全球性的共同体成为公共信息核查模式为达成自身目的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在物质层面，全球共同体导向意味着全球组织和制度的建立：第一，不排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基金会的注资，将国际资助与社群筹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但避免接受国家补贴；第二，寻求多国事实核查项目的协同行动，关注难民、疫情、战争等具有跨国性质的议题；第三，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体的在地化发展，在参与全球网络的同时发展地区网络。例如Chequeado在2014年协调创建了LATAMChequea协作事实核查网络，来自西班牙和32个拉丁美洲国家的15个组织参与其中。这种地区网络暗示了当地民主制度薄弱或受到威胁，而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民主建设工具发挥着“介入”的作用（Amazeen， 2020）。在观念层面，全球共同体导向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有关全球虚假信息问题的共有焦虑，同时也塑造了作为解决方法的事实核查共同话语，构成了基于全球意识的长期联盟。这种意识认为虚假信息已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性问题，需要由跨国网络协作加以应对，以此作为事实核查的基本价值，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事实核查项目之间的情感纽带。
　　（三）社会管理核查模式
　　有学者在划分事实核查的主导类型时，发现韩国和印尼等亚洲国家盛行一种政府主导的核查模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政策下设立的事实核查机构和管理部门，另一种以对媒体的要求为主（雷晓艳，2018）。相比基于社会自身力量建构社会秩序的社会治理而言，这种事实核查工作是国家权力建构社会秩序的努力，是基于国家或政府对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管控网络信息秩序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将其称作社会管理核查模式。在扩展新闻业边界的过程中，政府是有力的，却非唯一的非新闻行动者。这种模式有可能通过接纳更多非政府行动者的参与，发展成为社会治理核查模式，并且在世界各国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的多元参与和协调创新中，为虚假信息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方案，从而体现全球共同体特征。
　　社会管理核查模式项目的核查对象以声言内容为中心，很少在行文中突出声言者的姓名或身份，除非核查员认为声言者应当对不确定信息的传播负有法律或行政上的责任。越南信息和通信部电子信息管理局在2021年建立了“越南反假新闻中心”（Vietnam Anti-Fake news Center，简称VAFC），在该中心对社交媒体谣言的核查中，声言者的姓名会以马赛克或直接截去的方式进行隐藏（图3　图3见本期第39页），以突出声言的内容。而原始声言的内容截图上会也贴上“假新闻”（Tin gia）、“不实消息”（Tin sai su that）等标签。
　　以图3所示的越南反假新闻中心于2021年11月1日发布的一条核查报道为例，该报道的原始声言是来自Facebook上的视频，一名自称越南外贸银行（Vietcombank）工作人员的年轻人持工牌称，有欠款者可以到崑嵩市支行2楼寻求帮助。事实核查员的论证过程分为两步：
　　1.越南外贸银行确认没有该员工，工牌为假。
　　2.崑嵩市安全机构找到了声言者，要求其向银行公开道歉（VAFC， 2021）。
　　可见，社会管理核查的推理过程不像公共信息核查一样追求信息的全面和多方来源，而是以政府部门的断言作为判定的主要依据，其实质是借助政治权威予以信用背书。论证过程的第二步则体现出，社会管理核查模式的生效方式并不单纯依靠核查报道，而是一种由政府调集社会资源来控制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的总体性社会策略。“两步法”的推理方式更早见于Sebenarnya.my，这个由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主管的项目，通常将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或个人作为单一证据来源，用简短语句对网络传言内容做出判定，最后提示公众不要传播该内容，或是给出官方机构的网址链接。
　　社会管理核查常被用作政府发布信息的渠道。例如在新加坡政府官方平台gov.sg的Factually栏目中，就曾针对新加坡公积金计划的注资发布报道进行解释，但核查并未对声言进行判定（Factually， 2020）。在这种以社会为目的，以核查为辅助手段的模式下，核查员通常并非全职媒体人员，甚至是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主。由于政府、党派组织具有天然的倾向性，核查结果往往不能令公众信服（雷晓艳，2018）。不过，有学者聚焦此类模式下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三个事实核查项目，通过对其2700多篇报道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这些网站并没有滥用宣传来过度捍卫政府和指责政治对手（Schuldt， 2021）。
　　（四）战略宣传核查模式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东欧、中亚地区的事实核查项目逐渐呈现出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宣传核查模式。有学者在论及著名的乌克兰事实核查项目StopFake时，将其称作“点对点反宣传武器”，认为该项目针对的是“社交媒体传播的由国家赞助的假新闻”（Haigh， Haigh， Kozak， 2018）。
　　通过对StopFake发布的核查报道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鲜明的声言者中心的核查方式，但这种方式与专业政治核查不同，后者是以发布声言的个人作为核查和展示的中心，而StopFake所关注的声言者则指向作为整体的宣传力量。随着项目发展，编辑愈发采用“系统性媒体监测”的工作方式，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都是其日常监测的对象（Haigh， Haigh， Kozak， 2018：2073）。该核查项目在导航栏的醒目位置设置了“语境”（КОНТЕКСТ）栏目，表示发布它们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有关俄罗斯政府发动的信息战中使用的技术、方法和实操的更多信息”。④哈萨克斯坦的FactCheck.kz项目同样以声言者为核查的中心，其声言者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整体宣传力量。该项目明确将“解构宣传”作为选择核查对象的标准之一，认为该做法“不是为了核查信息的真实性，而是要解释宣传对公众的影响”。⑤
　　正如StopFake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该项目聚焦于假信息。该项目设定了“虚假”和“操纵”两个判定结论，前者的基础是虚构信息或受到扭曲的事实，后者则是部分真实的误导性信息。StopFake做出判定的标准包括：在公开信息中寻找证实、寻找目击者、要求官方澄清、咨询专家、分析材料的发布平台、研究作者信息、分析照片或视频。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核查过于倚重乌克兰的“官方澄清”。此外，对乌克兰主流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与比较显示，记者通常不会回避政治人物为操纵议程而推出的“伪新闻价值事件”（fake newsworthy event），事实核查在防止媒体操纵上仍“束手无策”（Zakharchenko et al.， 2021）。
　　2017年3月，“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 RT）推出了Fakecheck项目，该项目发表的事实核查报道极少，6年来只刊载了20余篇核查报道，且只使用英文。在呈现形式上，Fakecheck采用了互动式新闻的模式，点击核查报道后，Fakecheck展示原声言及其配图并询问读者“该故事哪儿出错了？”在读者选出网站设置的正确结论后，才能够阅读核查报道。在报道样式上，FakeCheck与StopFake具有相似性，即关注点不只在于声言的真伪，而是拓展到对声言者及其目的的判定。FakeCheck发表的第一篇核查报道的结论，除了原声言为假以外，还指出该声言“最早由具有政治偏见的Twitter账户发布，这并不是反俄和反阿萨德宣传最糟糕的例子（Russia Today， 2017）。美国波因特研究所的内容分析显示，该项目2017年发布的核查报道有一半直接涉及俄罗斯的海外形象或外交政策，其他文章则涉及RT、特朗普和叙利亚（Mantzarlis & Valeeva， 2017）。
　　Khaldarova和Pantti在考察2013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中信息战和叙事战时发现，StopFake反驳错误信息、揭露误导性图像的目的在于反击俄罗斯的战略叙事（Khaldarova & Pantti， 2016）。在该意义上，战略宣传模式下的事实核查工作无疑是将国际冲突中的民族国家利益置于首位，致力于在国际政治争端中发出关于“事实”的声音，而有关公共性、专业性、社会管理等目标则不属主要问题。虽然StopFake声称独立于乌克兰政府，但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明显与乌克兰政府同心协力。在全球民族性的分析视角下，StopFake、FactCheck.kz和FakeCheck的跨国行为特征具有相似性，而前两者拥有IFCN成员身份，说明现有的全球共同体并不完全排斥全球民族性的跨国行为。而乌克兰政府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合作关系实质上也对StopFake的独立运营与跨国行为产生影响，包括在资金上受助于捷克外交部、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等外国政府机构和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等所谓非政府组织，这使得其“反俄”战略宣传难免蒙上一层意识形态色彩和“代理人”特征。这种外交合作关系和政治联盟形式或许也能从侧面反映IFCN为何只接纳StopFake和FactCheck.kz，而将RT的FakeCheck拒之门外。
　　
四、在共同体视角下重思作为全球新闻创新的事实核查
　　在一项针对事实核查协作计划CoronaCheck 的考察中，研究者引入了“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⑦的理论视角。该计划由澳大利亚事实核查项目RMIT ABC Fact Check（RAFC）于2020年3月推出，吸引了许多事实核查行动者，形成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FirstDraft、澳大利亚广播公司、IFCN成员、事实/错误信息核查记者、Judith Neilson研究所，以及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内的澳洲事实核查者等七个亚共同体。在实践共同体中，记者强调定期与协作计划中其他同事交流选题的设定和核查的具体工作过程；同时，来自北美和英国的事实核查项目以高质量新闻著称，它们对高质量新闻的看法代表了权威等级和信任条件，从而在新闻实践的共同体中发挥典范作用（Brookes & Waller， 2022）。可见，七个亚共同体通过事实核查的协作表现了实践的两重含义，一是在实然层面的工作方式交流，二是在应然层面的工作标准建构。该实践共同体偏重于在专业政治核查模式工作方式与高质量新闻之间建立起规范性的联系。
　　IFCN也曾推出过类似关注短期目标的事实核查协作计划，例如2020年推出的CoronaVirusFacts计划。但同时，IFCN代表了关注长期目标和专业领域建设的更广泛的实践共同体。这一跨国网络由美国波因特研究所成立于2015年，是“全球事实峰会”的与会者投票决议建设的，代表了来自欧洲、北美、南美、亚洲的40个事实核查先驱项目。社会管理核查模式此时已经出现，但几乎没有相关项目派出人员参加这场峰会，至今该模式仍然游离于“全球事实核查运动”标识的共同体边缘或外部。作为实践共同体的IFCN通过成员协商、资格评定、定期重审的方式，设置了事实核查的方法论标准，包括：“公布核查方法论”、“基于影响力和重要性选择声言”、“同时列出有利和不利证据”、“平等对待同标准声言”、“寻求联系声言发布者”、“鼓励用户提交待核查的声言”等。⑧这一标准在步骤上十分接近美国PolitiFact和FactCheck.org的新闻常规，包括“选择待核查的声言”、“联系声言者”、“追踪错误声言”、“与专家合作”、“展示工作成果”，构成了“事实核查者对真理标准的合理描述”的基础（Graves， 2017）。这反映出IFCN偏重于认可专业政治核查模式和公共信息核查模式。
　　在实际运作中，遵循IFCN原则的行动者被认为是“好的事实核查”（good fact-checking），与之相对的“坏的事实核查”则是“政治竞选活动、威权主义政府和议程可疑的游说集团所试图用来自称的措辞”（Mantzarlis， 2016）。由此，就能够解释社会管理核查模式的项目无法融入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合法性困境，即因公开表达政府立场，而被认为是具有政治竞选或宣传活动的实质。
　　IFCN的早期成员在推理方式上采用了逻辑论证的形式，重视收集实证资料并构建透明的逻辑链条，这构成了IFCN方法论的标准。然而，该标准是形式上的，未规定作为核查对象的声言是来自政治人物，还是来自社交平台代表的草根信息空间。从职业实践的角度，IFCN标准并不要求事实核查者具有记者身份，而是欢迎更多社会行动者的参与，只要其编辑工作不是“由国家、政党或政治家控制”。不过，编辑工作是否与国家和政治影响有明确分离，则由IFCN评估员判定。⑨在跨国行为特征方面，IFCN与全球民族性导向的国家行为原则上保持距离，但是允许公开声明背景为非政府组织的核查项目采取有利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事实核查工作，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战略宣传核查模式中乌克兰StopFake与俄罗斯RT FakeCheck的对比中。
　　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保持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政治核查模式发源于党派政治的文化背景下，事实核查者继承了政治记者的监督使命，需要以无党派性来维护职业神圣性。在“作为部分的政党”体制下应该与政党保持距离，这种规范移植到 “作为整体的政党”体制下，就转变为对国家意志的警觉。⑩导致处于后者文化背景下的事实核查项目难以获得IFCN确认的伦理正当性，甚至被排除在事实核查的话语之外。例如土耳其的FactCheckingTurkey.com项目，尽管自称隶属于独立非政府组织，但波因特研究所网站发布的文章认为，该项目是一家虚假的事实核查网站，原因是其常将政府官员声明视作真相的唯一来源，以及其母公司Bosphorus Global用六种语言驳斥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Sozeri， 2017），即表现出全球民族性表达的特征。
　　IFCN的实践共同体何以成为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核心?Graves和Lauer提出“全球事实峰会”是一个“场域构造事件”（field-configuring event），将事实核查从运动推向制度化（Graves & Lauer， 2020）。场域构造事件在不同阶段的生效机制是不同的：在场域初现的阶段，场域构造事件起到规范性的作用，通过设定标准、定义实践、编码关键概念、定位相关场域等方式，建构出一个组织的共同体，迥然相异的个人和组织在这个共同体中分享着共同的意义系统；而当场域逐渐形成，场域构造事件就开始倾向于不断复证该场域，即巩固身份和边界，并且通过仪式行为来正当化支配性的规范和逻辑（Lampel & Meyer， 2008）。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形成后，以实体存在的组织联系就不再是运动发展所必需的，从而构成全球共同体的基础是对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中结构环境的体认与重构秩序的共识，以及相应形成的规范和认同。事实核查者需要在自身认知的结构环境中——例如新闻业的衰落、大众可及性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的冲突等——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Amazeen， 2020）。
　　本文提出“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 of journalistic innovation）概念，指代一种全球新闻创新过程中暂时凝结的多元主体协商的制度化结构。事实核查“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的形成方式是，多元社会行动者基于对外部环境的共识性体认，继承部分新闻工作方式，延展出专业政治核查模式、公共信息核查模式、社会管理核查模式和战略宣传核查模式，并在对具体工作方式的发展、沟通和分享过程中形成专业实践组织。在共同体初步形成后，其成员倾向于通过话语而非实体组织来彼此联系，并且通过话语实践来开展共同体的边界协商。从职业行为特征方面看，多元行动者在话语争锋中形塑了一套广泛共享的实践原则，他们协作的事实核查成为广泛共享的社会知识，并建立遵从这套知识及其生产过程的社会秩序，也即侧重打造实践的认知权威。[11]从跨国行为特征方面看，事实核查行动者在实践中形成跨国网络，根据各自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价值关怀，在冲突与协商中形成界定边界的制度话语，从而形成重新制度化中的核查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或国家意志有可能得到体现，抑或无意甚至根本无法得到表达。
　　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的视角表达了一种事实核查工作方式多元化发展的规范性愿景。从报道样式的角度看，使用多方证据、保证来源的透明性、公示核查过程等逻辑论证的推理方式是目前高质量事实核查所采用并应当采用的，这种工作方式具有促进参与、可复现、可信度高等多重优势；然而对这一套核查流程的强调同时将事实核查的范围限制在文稿发布的领域，无法对泛滥的虚假信息形成有效制约。采用权威断言的社会管理核查模式则突破了这一限制，使用推动立法、平台治理等社会管理措施，有助于提升事实核查的社会效果；但该模式也需要引入逻辑论证的方法，通过提升工作方式的可复现性和透明性，避免因“造谣式辟谣”削弱权威性的风险。
　　当前在围绕IFCN生成的实践共同体中，多种模式的事实核查项目之间沟通和分享工作方式，采纳或批驳工作创新。通过项目之间的良性互动、集思广益，全球事实核查运动可以拓展“事实核查”的边界，将事实核查的价值和规范从IFCN的小共同体，拓展到真正包含各国行动者的大共同体，重新将应对虚假信息泛滥的人类共同关切树立为核心的实践价值指向，在此基础上重构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
　　在新近的全球新闻创新现实中，国家直接介入信息流动的环节和传播组织成为较普遍的现象；管理者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为多元行动者划分合法新闻行动边界的制度环境，对全球新闻业的影响不容小觑（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刘天宇，王辰瑶，2023）。在事实核查中体现为社会管理核查模式项目的陆续成立，以及各国政府为打击、治理虚假信息而采取的制度性举措。这些重新制度化过程中的国家力量，与“全球事实峰会”、IFCN等所代表的非政府力量的制度化尝试有所区别，形成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分析视野。这是在行业变化维度以外理解事实核查全球新闻创新的补充视角。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以来，新闻创新行动者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场中。有学者指出，俄乌战争的军事战伴随着经济战、金融战、情报战和舆论战，在互联网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事实核查的开源信息社群正在重新定义舆论战的行为边界，并导致“打明牌”时代的到来（喻国明，杨雅，2022）。
　　
五、余论
　　事实核查在新闻创新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将新闻业视作知识生产行业，那么事实核查就代表了新闻创新规范维度上的认识论规则，特别是对于“事实”、“真相”以及创新行动者对新闻业使命的理解（潘忠党，2021）。在比较政治学者看来，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从而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杨光斌，2016：1）。因此本研究虽然是对世界范围内寥寥数个事实核查项目的经验比较，但反映的是作为新闻创新的事实核查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及其规范性挑战。反观中国的事实核查，目前仍处于创新起步阶段，认清实践领域的国际形势，厘清国内诸项目的定位，发现新闻创新的各个可能方向，以确定适合中国的事实核查发展路径，对于中国行动者而言是重要的时代问题。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形成“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概念的初步尝试，这种比较研究是解释性的，目标在于建立比较框架，提出一组假设，但这些假设尚未得到检验（哈林，曼奇尼，2012：5）。由此得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创新史，但概念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全球事实峰会”（Global Fact Summit），又称“全球事实核查峰会”（Global Fact-Checking Summit），最早于2014年6月由美国波因特研究所发起，此后每年举办一届。本文统一称作“全球事实峰会”。
②参见Chequeado网站的“工作就业”主题分类。https://chequeado.com/category/trabajo/。
③参见Détecteur de rumeurs网站的《章程》（La charte du Détecteur de rumeurs）。https://www.sciencepresse.qc.ca/charte-detecteur-rumeurs#。
④参见StopFake网站“语境”栏目。https://www.stopfake.org/ru/category/kontekst/。
⑤参见FactCheck.kz网站对声言选择标准的介绍。https://factcheck.kz/en/selection-criteria-for-claims/。
⑥参见StopFake网站“方法论”栏目链接到的介绍文件。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TwVSDx32jB-OTi0DtF-vCIkasdUvsGi/view。
⑦实践共同体理论来自教育学，指的是人们发展、沟通和分享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与理论的场所（Wenger， 1998：48）。
⑧参见IFCN发布的事实核查方法论标准。https://ifcncodeofprinciples.poynter.org/know-more/the-commitments-of-the-code-of-principles。
⑨参见IFCN发布的事实核查方法论标准。https://ifcncodeofprinciples.poynter.org/know-more/the-commitments-of-the-code-of-principles。
⑩“作为部分的政党”“作为整体的政党”概念借自萨托利（2006：11，60）。
[11]参考了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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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杨肇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项目号：[2020]118号)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