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华 丁依然
　　【本文提要】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幽灵劳动”这一概念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历史发展、核心特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文章阐述了“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之间的异同，提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关联，并反思部分研究在考察更为广泛的平台劳动议题时所存在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过度依赖“新”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来分析平台劳动形式的新颖性，而忽略了对资本、平台与劳动之间的多元且复杂关系进行更情境化的阐释。因此，对幽灵劳动及其概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省思要求相关研究者在习惯使用“批判的武器”时，更对“武器”本身进行“批判”。
　　【关键词】幽灵劳动 零工劳动 平台劳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01
　　美国人类学家玛丽·格雷（Mary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未来》（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众包平台上的劳动者作为幽灵工人（ghost workers）深陷自动化“最后一英里”悖论的现状。一方面，即便大量媒体报道不断预警：高速发展的自动化技术正在或即将取代人类工作，人工智能仍离不开人类劳动来完成大多数日常任务。但另一方面，这些劳动者通常被隐藏于自动化的假象之中，成为规模庞大但却“不被看见”的劳动力群体（格雷，苏里，2020）。
　　不可否认，“幽灵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重要性和针对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在未来或将主要从事“反向适应”（reverse adaptation）技术的工作，以及从“技术服务人的需求”转向“人配合技术发展步调”的工作趋势，同时它呼吁我们关注这些“不被看见”的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和生存环境。但必须指出，在更广义的平台劳动研究中，新概念的创造从未止步，近十年间，涌现了一大批相关概念，例如“微工作”（micro-task）、“点击工作”（click-work）、“隐形工作”（invisible work）、“希望工作”（hope work）、“玩工”（playbour），等等。在此，我们需要追问，这些新概念到底“新”在何处？它们是否有助于学界全面理解和深入剖析平台劳动研究中的相关议题？鉴于此，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幽灵劳动”这一概念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历史发展、核心特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比较“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之间的异同，进而反思部分研究在考察更为广泛的平台劳动问题时，过度依赖“新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局限性。
　　
一、幽灵劳动的序章
　　幽灵劳动并不是平台经济时代的新鲜事物，它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彼时，机器的使用不断加速着棉纺织业中商品生产的自动化进程。发明于1770年的珍妮多轴纺纱机的织布量与数十名熟练工人在相同单位时间内的织布量大致相当，22年后问世的轧棉机的工作速率更是比单人手工轧棉速度快了25倍（格雷，苏里，2020）。虽然机器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它们并不能完成精细的任务，这就导致像珍妮纺纱机一类的技术始终无法摆脱对人力的需求。这也是在英国、美国大城市的边缘地区，有大量妇女和儿童参与到纺织厂外包工作之中的根本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运用身体和智力，或是灵活地操作熨压机和蒸汽缝纫机，或是从移动的线轴间及时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杂物；另一些人则以手工的方式完成缝补纽扣、窗帘环、腰带和衬衫花饰的工作——这些花饰因过于精致，无法通过当时工厂中的大机器进行批量化生产（Folbre， 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幽灵劳动者则成为发展信息服务业（如会计、科研、法律、工程和金融等）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身）招募了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女性，她们被训练为手工计算员，参与到破译德国纳粹发出的编码信息、计算实验火箭产生的推力、二次检查计算机输出的结果等复杂的脑力劳动之中（格雷，苏里，2020）。以第一台能够可靠运行的计算机IBM704为例，在当时，它的输出结果需要数百名女性计算员充当幕后“计算处理器”才能得以确认。在IBM大型机出现近10年后，工程师才将计算工作完全移交给机器，但现场仍需保留一组计算员，用以对机器输出的结果进行核查与确认。
　　今天，格雷和苏里笔下最为典型的幽灵工人来自全球著名的按需劳动力众包平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MTurk）平台。他们在平台上主要从事“数据标注”工作，包括对大量不同场景中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数据进行归类、整理、纠错和批注。这些工作是当前计算机程序难以完成的，必须借助人力来进行数据挖掘、模型创建和算法完善。在现实生活中，由人类和机器（主要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共同完成的工作并不鲜见，它们驱动着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的产品服务。除给图片贴上“猫”或“狗”的数据标签外，幽灵劳动还包括发送相关的新闻摘要、校对影片字幕、核对更换照片的网约车司机是否是其本人，以及与位于全球各地的平台劳动者共同协作完成某个复杂项目（Gershgorn， 2017）。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预测，到2055年，全球60%的就业岗位将与某种形式的幽灵工作紧密相关（Manyika et al.， 2017）。
　　在格雷和苏里的论述中，幽灵劳动者中不仅有掌握决策能力和熟练计算机技能的工程师、设计师与程序员，从事着准入门槛较高的工作，还有大量不掌握太多专业化技能，且从事着职业阶梯中下层职位工作的社会边缘群体（Moreschi， Pereira & Cozman， 2020）。如MTurk平台吸引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万的劳动力大军。该平台每天发布60多万项与数据标注相关的任务，这些任务大多十分简单且重复性高，并不要求劳动者具备太多特殊的专业技能，因此MTurk平台的任务接受者大部分是被排除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他们构成了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数字下层阶级”（digital underclass）（格雷，苏里，2020：151）。这些“数字下层阶级”一般住在偏远地区，主要由残疾人、边缘化的族群，以及曾遭受职场歧视的女性组成。
　　
二、幽灵劳动的核心特征
　　如上所述，幽灵劳动强调一种特殊的人机关系，即在“最后一英里”悖论的背景下，虽然机器无法彻底取代人，但却催生出一种“人逐渐成为机器延伸”的演进趋势，这是幽灵劳动的第一个核心特征。诚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一书中谈到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人们实际上正在重新建造世界，使之成为一个由人工重新合成的产物所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发现自己要为之负责的世间状况的比例越来越大”（温纳，2014：153）。
　　从幽灵工作本身的特点来看，温纳的这一论断与“最后一英里”悖论不谋而合。幽灵工作主要是指那些在当前条件下，机器无法高效或独立完成的工作。由于软件工程师无法预知人工智能做到哪一步时会遇到障碍，幽灵工作便具有了多样性和高动态性的特征。其一，幽灵工作的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从简单的数据标注、分辨图像、删除重复数据等“微任务”，到编写新闻、转录并翻译TED演讲等有一定专业和技能门槛的任务，再到需要由多名软件师、程序员接力或共同协作数月才能完成的“宏任务”，都属于幽灵工作的范畴。其二，幽灵工作的高动态性主要表现为：任务发布者在平台上，可能会根据实时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任务说明和要求，这将导致原先大量即将完成的、符合原要求的任务失效。在此情况下，任务接受者必须适应这种任务快速更新的工作节奏，不断调整自己的任务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在幽灵劳动中，人更多地沦为技术的“奴仆”，他们既不能决定自动化技术服务的领域和范围，又不能从技术中获得解放。用温纳（2014：193-195）的话来说，技术对项目的完成程度限定了人们的工作领域和范围，要求人们进行一种“反向适应”，即人的目标配合着可资利用的技术不断加以调整，“效率、速度、精确度量、合理性、生产能力和技术改进本身成了目的”。此外，这种“反向适应”还包括将人的自然认知通过认知标准化、认知反馈、认知加速等环节，转化为与自动化技术相匹配的认知模式（贾文娟，颜文茜，2022）。两种认知模式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强调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人脑靠着习惯、想象、直觉来对事物进行质的理解；后者强调严谨性和准确性，这是由自动化技术依赖逻辑推演来进行数据计算的过程所决定的。
　　幽灵劳动的第二个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它是一种非标准的用工关系，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幽灵劳动者必须服从于某些附条件的、弹性化的雇佣安排（董保华，2008）。这与幽灵劳动的第一个核心特征息息相关：当前，大部分幽灵工作相对琐碎、准入门槛不高，为节省成本，雇佣方很少长期聘用这类劳动力，他们因此沦为计件工、合同工或临时工。需要说明的是，平台方选择幽灵劳动者的原因是多元化的：既可能是公司的业务量或工作量在短时间内激增，需要临时雇佣大量劳动力来完成这些任务，也可能是公司内部缺乏完成某类任务的专业化人才，抑或是幽灵劳工在“计件考核制”下工作更积极，完成任务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以及他们的用工成本与风险远低于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进而有助于企业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赵秀丽，杨志，2018）。
　　弹性用工方式下的幽灵劳动者处于一种极不对等的劳资关系之中，导致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感到脆弱没有安全感。仍以MTurk平台为例，首先，平台对任务接受者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强制退出采用“霸权式”的管理方式，同时对他们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姚建华，2020）。其次，任务接受者必须忍受相当隔绝的工作环境与极不顺畅的沟通渠道。他们在接收到目标描述不清的任务时，很难联系到任务发布者，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失去报酬或降低原本的信用评级，同时，平台也没有为任务发布者和任务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提供结构性的支持。最后，任务接受者往往缺乏工作社群的支持和在职培训，以及无法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Ipeirotis， 2010）。
　　进一步来说，幽灵劳动是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资本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基本操作”，这与弹性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不管是幽灵劳动，还是零工经济模式都迎合了当前全球技术革命背景下社会生产的要求，构成了弹性资本最大限度加快积累速度和扩大积累规模的基础（杨燕绥，赵建国，2006）。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包括：大幅削减长期雇员以避免承担劳动力成本、鼓励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通过用户评价机制转嫁监管和激励成本（卢江，刘慧慧，2020）。这样，在全球大规模的平台经济浪潮中，劳动者不仅时刻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还极有可能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无时无刻依附于平台的命运和安排。
　　
三、“幽灵劳动”概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幽灵劳动”概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它通过“机器里的幽灵”这个隐喻强调了平台劳动研究中视觉关系（ophthalmic relationship）的重要性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全球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可见性问题本就与权力问题高度交织（胡翼青，王沐之，2022）。最典型地，福柯（2003）以全景敞视结构为切口，提供了理解可见性与权力关系的框架，成为探讨道德、政治、媒介文化、社会性别等议题的基底。在平台劳动研究中，除了早期平台对普通用户进行可见性赋权的观点逐渐遭到“免费劳动”相关研究的批判外，劳动者自身的可见性也成为焦点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在主播、美妆博主等高度追求可见性以换取流量和经济收益的“可见劳动者”背后，往往还存在一批“屏幕后”（behind the screen）的工作者。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大部分劳动长期处于隐藏状态，他们常常在工作中遭遇到信誉值低、地位边缘且需要投入大量无偿情感劳动等诸多现实问题（Duffy & Sawey， 2021）。
　　不同于既有研究（如尹连根，刘运来，2021）对劳动者只做“可见”和“不可见”的划分（或者通过技术／设备可供性调整可见性），幽灵劳动强调一种特殊的“在场”状态：即便这部分劳动者创造了不可忽视的劳动价值，但几乎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网络审查员就是典型的幽灵工人。大众往往认为，仅凭算法等某种自动化技术就能保障网络环境的清朗（苏家琦，2022），但殊不知，这背后是靠大量网络审查员对网络中视频、图片、标题、详情页文字和广告的全方位、细致的审核而实现的。以抖音平台的内容审查员为例，他们每人每天要完成200—300条内容的审核才能达到每月的业绩指标，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是他们的常态，网络中攻击谩骂、色情和血腥暴力的内容更是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Shestakofsky， 2018；Ruckenstein & Turunen， 2020）。这使得幽灵工人似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被“折叠”的状态，他们在自动化技术堆叠起来的“褶皱”里找寻适合自身的劳动力“利基市场”。
　　科幻作家郝景芳（2012）在其作品《北京折叠》中描绘了一个被分为三层空间的北京，用以隐喻社会的上层、中间阶级和底层社会。越是上层的空间，人口越少，生存时间越充足。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完成最多工作的那部分人被长久地“折叠”在地下，他们的生存时间是晚上十点到清晨六点，在此期间主要负责回收和处理所有空间产生的垃圾，他们看不见阳光，但明亮、干净、有序的地上世界全靠他们来维护。郝景芳创作这本小说的基础来源于其观察，她发现，“有一些人是可以被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转引自蔡震，2016）。这一观察无疑与格雷和苏里对“幽灵劳动”的描述形成某种互文：正是由于幽灵工人被故意“隐藏”在一个个看不见的终端背后，劳动成果的享受者才会产生自动化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脱离人而独立运行的错觉。
　　更重要的是，幽灵劳动不仅“折叠”在个别空间或地区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幽灵劳动强调的视觉关系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劳动者和消费者，尤其是“全球南方”生产者和“全球北方”消费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Raval， 2021）。回溯历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一直仰赖于可消耗的、主要由“全球南方”劳动力所构成的劳动力蓄水池。例如，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古巴和巴西相继废除种植园奴隶制之前，来自“全球南方”的黑人奴隶一直是加速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和促使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又如，20世纪末，全球通信网络的建立催生了跨国外包服务，企业为了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过程，将数据处理管理、客户服务，甚至员工记录管理搬到世界各地，只要这个地方位于全球通信网络可靠的节点之上，且能够提供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包括印度、菲律宾等在内的位于“全球南方”的、讲英语的前殖民地国家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外包服务的主要目的地（Stevens， 2014；Brophy， 2017）。而当下的幽灵工人分布的范围更广泛、位置也更隐秘，任何拥有技能且愿意在平台上注册账号、完成工作的人都有可能为“全球北方”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而且，由于原本的地域时空界限被打破，平台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企业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深度的劳动力套利（labour arbitrage），这导致幽灵工人极有可能面临更严酷的工作竞争环境。相应地，他们需要忍受强度更大、薪资更低、用工关系更不稳定的工作。即使在“全球北方”，格雷和苏里（2020：142）敏锐地察觉到，“现在的美国人晋升中产阶级的道路非常艰辛，总是受到性别、种族、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原国籍的制约。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些制约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此外，他们还需要同“全球南方”工人展开激烈的竞争，平台的技术设定并不会显著地偏向本土劳动者。这就导致在遵循“先到先得”原则的MTurk平台上，50万幽灵劳动大军必须在电脑旁“时刻待命”或保持高度警觉，防止“好”工作被他人抢走。
　　质言之，同《北京折叠》里描述得极为类似，享受幽灵工人劳动成果的“全球北方”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不仅看不见他们（不仅包括“全球南方”的幽灵劳动者，还包括“全球北方”的幽灵劳动者），认知里也不存在这样一部分人，遑论理解他们的处境。而平台方和工作发布者也不认为有让幽灵劳动者“被看见”的必要，因为他们已经为幽灵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相应的报酬，“看见”既无益于完成任务，还可能增加管理成本。其结果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 2016）所述，在网络化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控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渐突出。在“全球北方”实现高速经济发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时，全球幽灵劳动者或许正在迅速思考上厕所是否会导致他们没法在平台上第一时间“争抢”到“好”工作，或者接电话是否会耽误眼前这个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任务。微薄的劳动报酬也很难让他们养家糊口和谋求其他发展。
　　
四、“幽灵劳动”是新瓶装旧酒吗？从零工劳动到幽灵劳动
　　如上所述，“幽灵劳动”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它是否构成一个全新的概念？《销声匿迹》一书中提供的案例正好反映出两位作者混淆了一组相似的概念：“零工劳动”和“幽灵劳动”。在他们看来，删除重复的酒店列表、验证网站链接、编写热门景点的描述、创建特定城市的最佳就餐地点列表、纠正拼写错误、提供外卖配送和出行服务都是幽灵劳动的具体形式，这些劳动形式同样也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视为典型的“零工劳动”而加以讨论。那么，“零工劳动”和“幽灵劳动”是否本就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二者的差异性何在？
　　与“幽灵劳动”概念高度相关的“零工劳动”，是一种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算法管理为手段，弹性用工关系为基础，碎片化的独立任务为其工作内容，实现服务按需高效精准匹配、劳动过程智能化管理的劳动形态（黄再胜，2019）。不少学者从劳动力供给的地域性和劳动技能专业化程度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性地论述了零工劳动的不同类型（黄再胜，2019；姚建华，2019）。本文也采用相同的指标将幽灵劳动划分为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细致地比较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之间的异同。
　　其一，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低劳动技能类幽灵劳动。MTurk平台上的绝大部分劳动都属于此类：它们大多涉及琐碎的、重复的，甚至是有点机械化的任务，例如信息分类、图像排序、数据标注等。这些任务被称为“微任务”——虽然它们可以被快速完成，但需要大量劳动者参与其中。由于此类任务往往具有重复度高、对专业技能要求低的特点，处于MTurk这样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的零工平台上，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就变得相当激烈，且他们获得的劳动报酬十分微薄。因此总体来说，这类劳动者自身的竞争力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丽莉·埃拉尼（Lilly Irani， 2013）教授的测算，MTurk平台上超过80%的幽灵劳工无法单靠平台收入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需要至少有一种其他的收入来源。
　　其二，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高劳动技能类幽灵劳动。这类劳动主要来自提供平面设计、视频制作和内容创作工作机会的Upwork平台以及格雷和苏里在书中重点阐述的LeadGenius平台。LeadGenius是一个初创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互联网平台，它旨在为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销售人员提供优质的销售线索，并依托项目和团队嫁接起“微任务”和体量更大、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完成的“宏任务”。比如，LeadGenius平台上的劳动者需要甄别和比较通过网页搜索而得到的潜在用户信息，并对用户背景展开详细调查，以确保相关信息的有效性。因此，与“微任务”对劳动者技能几乎不存在限制性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看来，“宏任务”要求任务完成者兼备专家思维能力和复杂沟通能力。前者需要“解决没有常规解决方案的新问题”，后者涉及“说服、解释，或以其他方式传达对信息的特定理解”（转引自格雷，苏里，2020：284-285）。可以看出，这类幽灵劳动自身的竞争力更强，其组织方式也更接近传统劳动力的组织方式。
　　其三，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低劳动技能类幽灵劳动。格雷和苏里可能会以某地区外卖平台上的劳动作为此类幽灵劳动的典型案例，但笔者认为，这一类型的劳动还大量存在于平台企业提供“本土化”服务的过程中。例如，MTurk平台上的学术研究任务往往设定了问卷填写者的IP地址、国籍和语言，以便筛选出研究所需要的目标人群。而以“本土化”或本土市场为目标的商业性质任务会以相似的逻辑，筛选出了解当地状况、习语和特殊风俗习惯的本地劳动力，用来完成信息分类、数据标记等幽灵工作。由于不同地区能够接入互联网并熟练使用平台的劳动者分布差异较大，再考虑到招聘者为细分领域设置的各种筛选条件，这部分幽灵工人的竞争力强于第一类劳动者，也更有希望进入以项目为核心的临时社群中，而非独自完成工作。
　　其四，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高劳动技能类幽灵劳动。这类劳动主要由企业内部提供，以微软内部的通用人类关联系统（UHRS）为例。UHRS系统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只有微软的全职员工和与微软合作开发新产品的授权伙伴才能在系统内申请招募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作内容与工作难度。数据显示，在UHRS平台上，近80%的劳动者年龄在18岁到37岁之间，超过85%的劳动者拥有学士或者更高学位（格雷，苏里，2020）。该系统提供产品内测、代码检查、训练数据等需要高劳动技能的工作，以此来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或算法改进。UHRS平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直接招募劳动力，而是委托第三方供应商管理系统（VMS）完成这一工作，在保密协议下寻找幽灵劳动者，这使得双方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再度增加。不过，封闭的劳动力供应系统与较高的技术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这类劳动者的较强竞争力，使之成为幽灵劳动者中的“佼佼者”。
　　我们从以上分类中不难发现，“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概念呈现出高度的重合性，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首先，零工劳动和幽灵劳动都是依托平台实现的“非标准劳动”形式，通过匹配劳动力的供需双方，平台打造出一个由大量企业和匿名劳动者构成的线上双边市场。在这个双边市场中，不管是幽灵劳动者还是零工劳动者，他们很少与平台方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因此他们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定，对自身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王金秋，2017）。
　　其次，由于二者都很难与平台确立劳动关系，因此他们都无法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性保护（李彪，高琳轩，2021）。对于幽灵劳动者和零工劳动者来说，平台企业对长期存在的现有劳动法律法规逃避的线索是十分清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的工作日益呈现出工作时间弹性化、工作场所不固定、薪酬待遇不稳定等特点（吴鼎铭，2022）。
　　再次，两种劳动都既包括繁琐、重复的体力劳动，也涉及较复杂的脑力劳动。虽然在幽灵劳动中，脑力劳动者并不是其主要构成，但据预测，到2025年，美国按需工作平台提供的职业白领信息服务预计增加2.7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Manyika etc.， 2015）。但是，不管是对于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工会化努力，平台通常都站在强烈抵制的立场上，并采取相应强制化的策略用以瓦解劳动者的集体协商与共同行动。
　　最后，二者的劳动过程都受算法的控制（周安安，2021），同时“算法残酷”（algorithmic cruelty），即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对人类工作草率的处理使得劳动者被迫分担交易和技术故障成本，成为“雇方—平台—佣方”中的弱势方（Meyer， 2014）。例如，当系统判定某账户存在风险时会自动对其进行冻结和封禁，导致劳动者中断工作、失去报酬或被降低评级。平台还能单方面决定幽灵劳动者的访问权限，这也就意味着平台在谁能赚钱、谁不能赚钱的问题上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平台使用自己的内部软件工具决定谁留下和谁离开（格雷，苏里，2020）。不仅如此，受制于平台设置的不透明性和雇佣条款，劳动者很难对此进行申诉或者获得解释，而且对于在平台上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并不具有合法的追索权。
　　但需要强调的是，“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这与前文论述“幽灵劳动”的两个核心特征密切相关。一方面，幽灵劳动更强调人对机器的“反向适应”，而在优步、滴滴出行、猪八戒网、好大夫在线等零工平台上，这种以机器为重心的劳动形式还并不普遍。而且，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幽灵劳动侵蚀更多、更复杂工作的趋势也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幽灵劳动强调劳动者陷入一种特殊的、被“折叠”的状态，即便他们能够创造价值，但其工作几乎无人察觉。反观典型的零工劳动，例如外卖配送员和网约车司机，他们的可见程度较高，且长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打交道。随着生活类平台对社会的全方位嵌入，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媒体机构对这类劳动者的关注度都明显提升（国务院，2015，2018），在他们身上暂不存在被“幽灵化”的现象或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雷和苏里（2020）将外卖配送、出行服务也作为幽灵劳动是不准确的，有将这一概念泛化之嫌。后来格雷在和读者的邮件中对此有所澄清：“幽灵劳动并不特指人或特定类型的工作……它用以描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框架下，劳动者的价值和贡献被忽略或淡化（ignored or downplayed）时的状况”（转引自Raval， 2021）。这一表述不但进一步模糊了幽灵劳动的基本内涵，又使它越来越难以和零工劳动（或更广义的平台劳动）等概念区分开来。
　　总之，幽灵劳动与零工劳动之间存在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关联：虽然幽灵劳动独有的、依托技术实现的扩张性在不断为当下的弹性用工方式蓄势，试图将更多行业、更高层次的工作卷入其中，是为“新”，但它在本质上只是零工劳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为“旧”。
　　
五、省思幽灵劳动：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零工劳动”、“幽灵劳动”等内涵相近概念的涌现，可以被视为平台劳动研究在学界日益流行的明证，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不同行业、不同视角描述和剖析新技术环境和新的经济形态下，平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劳动力商品化和控制方式、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劳动者自身特征与主体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变迁过程，及其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困境（如曹晋，张楠华，2012；邱林川，2014；孙萍，2018；姚建华，2022）。但另一方面，“幽灵劳动”、“零工劳动”、“微劳动”、“点击劳动”、“隐形劳动”、“希望劳动”、“玩乐劳动”等大量相似概念在近几年内被集中地创造出来，也似乎印证了当前平台劳动研究中存在的“怪象”：相关研究论及的平台劳动形式越新颖、越抓人眼球、越不为大众所关注与认知，仿佛这些研究就越是抓住了劳动问题的本质，为相关理论增添了有益的批判抓手，抢占了该领域的高地。因此，当部分研究过度依赖“幽灵劳动”等“新”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时，我们需要反思“幽灵劳动”等相关概念本身以及过度依赖“新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局限性。
　　首先，“幽灵劳动”并不能算作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使用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如前文所述，“幽灵劳动”的概念与“零工劳动”的概念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差异有限，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且二者都无法脱离平台（尤其是按需劳动力平台）的语境而独立存在。同理，所谓的微劳动、点击劳动、隐形劳动、希望劳动、玩乐劳动等概念也是如此，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平台经济时代不同社会语境和现实条件下，平台劳动的不同截面，或者说是平台劳动实践的不同外在形式。虽然在阐述“幽灵”、“零工”、“微”、“点击”、“隐形”、“希望”、“玩乐”等特性方面，这些概念提供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论述，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与更为广义的平台劳动概念之间的关系亟待学界进一步厘清。
　　其次，无论是“幽灵劳动”还是上述提到的其他类似概念，它们过多地关注和聚焦劳动的外在形式，而当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时，似乎遮蔽了“我们到底在批判什么？”这个核心问题。
　　不可否认，“幽灵劳动”及其相近概念的提出对于呼吁改变劳动者不稳定的工作状态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从学理上而言，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一味强调劳动者“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就能深刻地揭示出当前全球规模庞大的幽灵劳动者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吗？在广泛的数字化背景下，各行各业都极易陷入“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的“三无”窘境，非平台劳动亦是如此。在格雷和苏里的研究中，他们缺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关注：谁需要看到这些全球幽灵工人（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劳动者）？为什么要遮蔽他们？看到他们会对劳动者本身和平台上的消费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幽灵劳动”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批判性意涵。
　　具体来说，第一，无论是幽灵劳动，还是其他平台劳动的新职业、新形态，当下描述劳动者种种遭遇和窘境的研究已经呈现出近乎饱和的状态。这里并不是说此类描述工作没有意义，只是这些新职业、新形态劳动的寄居之所往往都限于平台语境之内，其背后的机制、原理大抵相同，这就导致很多研究的发现部分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
　　第二，既然描述工作已经基本完备，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更本质的问题做出反思。比如，当前平台劳动背后的机制分析仍很欠缺，研究者可以尝试在此方向上发力。再如，当下平台劳动研究虽然相当热门，但很少有学者探讨平台经济是否以剥削或控制劳动者作为其实现利润的主要工具？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并不是平台快速实现资本增殖的关键要件，用户流量和平台生产和收集的大量数据是影响平台估值的直接因素（刘震，蔡之骥，2020），也是平台吸引风险资本的关键（齐昊，李钟瑾，2021）。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对相关问题展开系统性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洞察资本、平台与劳动力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于是，本文提出上述三个问题亦旨在指出，在问题中凸显“批判性”比“批判”（其宾语可以是平台、资本、劳动者处境等）本身更为重要。
　　第三，上述三个问题还有一重特征，即其历史纵深感——它们既是立足历史，又是面向未来的。换言之，根据既有经验材料，我们尚不能为这三个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这些问题本身可以继续生发：遮蔽幽灵劳动者的机制或组织遵循了何种原则？在什么条件下，大众才能够察觉到幽灵劳动者的存在？“看到”本身能否推动这些劳动力生存条件的改善，甚至是挑战和改变平台权力及其背后的机制？要回答这些问题亟待研究者对某一现象做长期观察，为其发展留出足够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忠实记录和深刻论述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和互构过程。
　　意大利米兰大学数字社会学系教授亚历桑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 2022）在考察数字劳动研究现状时，曾犀利地指出：当数字劳动概念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时，数字劳动研究很容易沦为一种“政治正确”或者“意识形态”。此时，它的理论性和现实意义将被消解，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厘清幽灵劳动和零工劳动概念之间异同这一工作就是对甘迪尼所指出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回应。中国本土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自身是否过分强调某些平台劳动在形式上的新颖性，而忽略了就此类劳动与资本、平台之间的多元且动态的关系提出更具情境化和系统化的阐述，从而避免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进行简单化的处理。
　　更重要的是，对这组概念的辨析工作还启发研究者们将视野从本土延展至世界、从当下延伸至未来。当代的幽灵劳动、零工劳动、平台劳动乃至数字劳动概念所依托的语境绝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或文化背景，而是全球化的重要产物之一。而且，随着传统产业技术化程度逐渐加深、新兴产业自动化程度不断升级，幽灵工作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作形态，同时将数量庞大的“活”劳动者群体按需编织进“死”劳动的褶皱之中。从这种趋势来看，反思什么样的研究能够真正帮助弱势的劳动者从其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似乎会比发明“新”概念、描述不同新职业、新业态下劳动者的遭遇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换言之，当我们已经习惯架起“批判的武器”的时候，是否应该开始对“武器”本身进行“批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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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丁依然（通讯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智能媒介技术下新闻生产的人机关系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SG04）、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平台劳动的实践困境及其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WH33532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