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仲野
　　【本文提要】在去中心化的、海量信息的环境下，主流民主理论中的信息自由迷思需要被重新审视，并在实质性意义上和实践层面上予以评估。面对公众碎片化、舆论冲突化，社会心理激烈化和极端化的现实境况，人们信息行为的自由性和高度能动性，显然不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信息茧房作为网络空间中一种具体的、常见的、产生实际政治效应的信息实践形态，需要认真予以考察。本文即是针对当前中国网民的信息茧房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消费习惯展开的描述性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网民中信息茧房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且与人们的新闻消费习惯密切关联；信息茧房效应存在着教育失灵的现象，即较高教育水平不仅未能有效降低个体的信息同质化和狭窄化程度，反而产生了显著的强化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宜更新其内容，注重对信息识辨能力和信息适应与包容能力的培养；针对教育失灵问题，本文认为在社交媒体环境和全球话语不平等的形势下，加强社会共享信念体系的培养是应对复杂信息环境的现实方案，而信念体系的培养需要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说来形成完整、深入的说明性的阐释模式。
　　【关键词】信息茧房 新闻消费习惯 信息自由 信息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1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主流民主理论中，信息自由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民政治权利，因为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公众的政治参与，而良性的政治参与需要建立在公民充分知情的基础之上。但民主政治所定义的“知情”的公民并不容易锻造，他们需要置身于足够丰富并且足够异质的信息环境中，通过尽可能充分的意见交互来达成理解和共识。按照这个理论，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多元信息环境的存在，媒体也应尽用其技术可供性来满足社会对于多元信息的需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互联网技术的降临，让人们对信息自由产生了空前美好的想象。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播的容量限制，带来了信息的极大丰富、极其廉价和去中心化的流通性，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选择和自由分享的便利。一个充分知情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开放、平等、包容的公共领域呼之欲出。甚至有学者畅想得更远，认为互联网会促进全球社群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进而“造就一个明达、互动、宽容的世界公民共同体”（詹姆斯·柯兰等，2012/2014：8）。
　　然而现实却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去中心的、海量的信息环境中，拥有无限选择的权利和便利，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暴露在多元信息之中、参与多元意见的交往，让自己更宽广、更敏达；相反，技术的便利被很多人利用来进行信息筛选，回避多元信息的打扰，将自己安置在狭窄的信息场景中，在观点同类群体中寻求归属感和心理满意感——这个现象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信息茧房”。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促使信息茧房从一种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现象，蔓延成社会层面的“公众碎片化”的情势，成为影响社会团结、加剧群体极化、阻碍民主协商、瓦解政治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信息自由在互联网环境下演变为许多人的信息茧房，造成了网络空间中分裂的“多元主义”，进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后果，那么信息自由的价值和实践，必须被慎重地反思，并且不能仅从个体层面和形式意义上进行思考，而必须放在民主政治良性运作的实践条件下，在实质性的意义上予以评估。
　　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信息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意义被严重误解了。流行的观点认为，政治权力对信息自由的威胁是必须高度警惕的，而市场的正义性以及相应的民众自由选择的正义性则是不容置疑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迷思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需要被重新审视，显然，公众的信息行为变得史无前例地重要了。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的多元主义只有切实服务于民主所依赖的共享信息基础，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而“广义的多元主义”则是无益于协商民主的（詹姆斯·柯兰等，2012/2014：190）。因为那些多元的、异质性的声音，在共同关注的机制缺席的情况下，反而更可能助推社会走向分裂而不是整合（凯斯·桑斯坦，2001/2003：5）。桑斯坦强调，一个良性的政治协商实践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之下，那些“未经计划的、无法预期的信息接触”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是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因为共同经验（尤其是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黏性”，否则，一个异质性的社会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凯斯·桑斯坦，2001/2003：5）。在这个意义上，桑斯坦将人们选择信息的“自由”区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自由”——“消费性”选择的自由与“政治性”选择的自由，他认为人们“消费性”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信息自由。信息自由要求人们置身于不同的主题和看法中，尤其需要适应、容忍并认真对待那些令他们不愉悦的内容，而“一个容许无限过滤的体制恰恰会牺牲掉这种自由”（凯斯·桑斯坦，2001/2003：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享有信息本身，不仅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一项重要的公民美德和道德责任（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2004：74；布鲁斯·宾伯，2003/2011：191）。
　　因此，人们自由选择信息的行为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它应该被严肃地加以审视，并且是可以调整和改善的。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信息茧房作为网络空间中一种具体的、常见的、产生实际政治效应的信息实践形态，需要被认真地予以考察。
　　在技术赋权之下，信息茧房现象在当今许多国家中加剧了舆论撕裂，妨碍政治认同和社会整合。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进入Web2.0时代以来，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冲突愈演愈烈，“观点割席”现象屡见不鲜（陈云松，2022），社会心理趋于激烈化和极端化。基于对上述情况的关切，本文打算对当前中国网民的信息茧房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消费习惯进行描绘，考察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分析新闻消费习惯对茧房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作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准确了解我国公众的信息行为和心理分化、舆论场的群体冲突，提供基础性的数据；更进一步，本文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对培育我国民主协商所需要的、温和的社会心理土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文献讨论
　　（一）信息茧房现象及其问题化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是指人们通过互联网技术的筛选和定制功能，倾向于选择令自己愉悦的信息这一现象（凯斯·桑斯坦，2006/2008：8），这种选择性接触导致个体处于同质化、单一化和狭窄化的信息环境之中。相近的概念还有“回音室”（echo chamber）和“过滤泡”（filter bubble）（凯斯·桑斯坦，2001/2003：38；伊莱·帕里泽，2011/2020：15）。尽管信息茧房概念是近些年才提出来的，但信息茧房所指称的信息环境狭窄化现象却由来已久，因其关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民意的形成和公众参与，政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都对它早有讨论。
　　李普曼较早关注到人们的选择性信息接触和理解对于民主实际运行的危害。此前，传统的民主主义理论家们天真地认为民主主要取决于权力的来源方式，而李普曼则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审察作为民主基础的民意的实际生成过程，他看到这个过程与民主理论的预期相差甚远，令人沮丧。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他对影响民意形成的外部和内部因素一一做了剖析。外部因素包括政府、军方、企业、各类组织和媒体等信息的“把关人”；内部因素则是个体基于其成长环境、群体归属、立场、利益和情感等所形成的观念系统，或称先验认知偏好，他名之为“刻板印象”或成见系统。当人们进行信息选择和理解时，成见系统自动地发挥着筛选和框架的作用，人们是“先定义后理解”的（沃尔特·李普曼，1922/2006：74）。但人们不仅很难意识到自己受制于成见系统，而且并不试图摆脱它，因为它们对于个体的心理安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庇护作用，人们需要待在一致的、安稳的信息环境里，维持其认知协调，避免被令人困惑的信息所打扰（沃尔特·李普曼，1922/2006：85）。基于这个分析，李普曼对民主理论所依赖的理性的公民和公众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对公众理性和公众舆论非常失望，但李普曼别无选择，仍然只能诉诸“理性”的方案，来解决公众知情与民主参与之间的困境。在随后出版的《幻影公众》一书中，他试图化解笼统的“公众”概念所带来的困难，将公众按照“知情”的程度区分为“局外人”和“局内人”，开出了“局内人”才有资格进行意见参与，而“局外人”只能在外围进行程序监督的药方（沃尔特·李普曼，1925/2013：41-42）。但毕竟民众是难以控制的，因此李普曼还是将重心放在了信息的输出端，他提出引发巨大争议的方案，即让专家系统来“利用”媒体，而不是放任大众媒体自由行事，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即新闻客观性原则，来约束媒体的报道行为。
　　理性选择论者也同样发现，选举投票、政策参与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深受人们信息茧房效应的妨碍。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人们寻求信息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降低其不确定性。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寻求信息往往并不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他们的先验理念以及获得一种满足感（布鲁斯·宾伯，2003/2011：199）。这样，人们对于心理收益的追求往往会导致政策的失误与民主的偏差。布莱恩·卡普兰就论及，贸易保护、增加关税、最低工资等在经济学上并非最佳的政策，却往往能够得到选民的极大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支持这样无效率的政策，会让人们在道德和心理上自我感觉良好。在许多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如同无知一样，非理性也是选择性的，人们习惯性地忽略那些他们不想关心的信息，或者面对某些事实时“关闭”其理性思维（布莱恩·卡普兰，2007/2010：3）。进入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之后，理性选择论者们发现，人们所持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呼应，因此很多人使用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新闻环境，并非为了提高对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立场的知情，而是为了筛选更为狭窄的信源（布鲁斯·宾伯，2003/2011：15）。
　　显然，相比于理性主义路径，心理主义路径对于人们的信息选择和理解方面更具解释力，也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感知。这些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微观的、日常的和隐蔽的机制。
　　对于信息茧房这一现象，心理学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是认知负荷理论，认为人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当总的认知负荷超过个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人们就会自动地采取一种“认知捷径”，即选择性地接触信息，来节省认知成本和提高认知效率（Sweller， 1988）。第二种是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人们接触与自身信仰相一致的信息时，将会获得和谐的心理状态，否则就会引发认知冲突和失调。为了避免产生认知失调，人们倾向于选择一致性的信息（Festinger， 1957）。第三种是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获得自尊和归属感，其信息接触和理解往往会与所属文化群体保持一致（Tajfel & Turner， 2004）。心理学的三种解释表明，信息茧房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维持其身心健康和心理秩序之所需，因此，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稳定的和主动的信息行为。如果想要加以改变，无疑需要刻意为之并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成本。
　　传播学领域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敌意媒体理论和铺垫效应，也涉及对信息茧房现象的解释。使用与满足理论主要讨论人们选择性信息接触的心理动机，即追求心理满意度；敌意媒体理论则认为，即便是对于一份比较客观的报道，立场对立的双方也会认为媒体报道偏向于对方，而对己方存在偏见，有多种因素对之发生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信息的敏感会受到其先验立场的左右；铺垫效应则关注人们已有的信念如何影响后续信息的纳入，认为人们在习得某种阐释模式后，便会在后续的信息理解与判断中不断激活它们，使其越来越稳固，同时也会很自然地排斥那些异质性的信息。这些传播学研究与心理学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
　　显然，人们选择性的信息接触和信息狭窄化现象乃是一种心理常态。然而，在大众媒介时代，由于传播的高度中心化，人们处于被动的信息接受端，在客观上避免了信息环境和公众认知的碎片化，因此社会和学界对于信息自由的关切主要在信息输出一端，聚焦于新闻机构的运行和各种势力对新闻的干预等方面。而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媒介实践的能动性极大地增强了，同时网络信息的巨大体量与人们有限的认知资源之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不匹配，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困境。
　　信息茧房概念在此时被提出来并成为当代最流行的概念之一，正是对这一时代困境的回应。诚如卡尔·曼海姆（1929/2002：279）所指出的，概念是一种认知工具，也是一种政治资源，它使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得以被标出和问题化，以唤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二）新闻成为环境、新闻消费习惯与信息茧房
　　在互联网普及初期，人们的信息接触和分享行为就已经出现了人以群分的趋势。进入Web2.0时代之后，随着公众碎片化局面的加剧，信息茧房现象的相关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涌现出来。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信息定制行为和观点群体的信息互动行为（如过滤泡和回音室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分别针对特定平台（如推特、脸书）、特定网站（如新闻网站）、特定群体（如某党派群体）、特定议题（如选举、堕胎、中西医争论等），甚至特定的媒介类型等；涉及多种调节变量，有政治观点/党派属性、政治知识、信息类型、互动行为、算法推荐、网络物质结构、搜索引擎、个体技术效能等（Conover et al.， 2011；Messing， Westwood， 2014；Jacobson et al.， 2016），使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但绝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信息茧房现象的存在，而且都支持上述心理路径的解释。
　　但总体来看，有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研究对象过度集中在政治兴趣较高的人群，且以政治性信息的分享为主，这导致研究对象比较狭窄，仅占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第二，侧重于信息定制、协同过滤等分享行为，它们与信息茧房虽然相关但并不直接等同。学界对于信息茧房有比较一致的界定，指向人们选择性信息接触所导致的信息环境同质化和狭窄化的状态，是由行为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行为本身。最后，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都是一致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别。如针对美国的研究，无论是特定平台还是特定群体、特定议题，都呈现出明显的党派分裂，这显然是由于美国政治中党争激烈并造成了公众撕裂的结果；而在政治氛围比较温和、社会没有出现明显对立的国家，信息茧房现象并不突出；如西班牙的调查数据显示，基于党派倾向性的信息选择并不明显，反而有相当多的跨党派媒体接触和多元化的信息获取现象（Cardenal et al.， 2019）；丹麦的研究也发现，只有10%的人处在“过滤气泡”中，这部分人的信息环境较为孤立且与其他人不重合（Bechmann， Nielbo， 2018）。这些研究表明，信息茧房状况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因不同的政治氛围、政治文化、党争状态等因素而出现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别，因此我们不能移用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观照自己。有鉴于此，为了解当下我国公众的信息行为和心理分化，我们有必要对公众的信息茧房状况进行专项调查，且本研究不再将调查对象局限于少数或特殊人群，也不着重于信息分享行为层面，而是针对一般公众及其信息狭窄化的实际状况而展开。
　　同时，我们还将调查当下我国公众的新闻消费习惯，并了解它们与信息茧房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已经成为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环境”（塔玛拉·维茨格等，2016/2021：52），人们的媒介消费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新闻消费实践的能动性极大地增强了，新闻消费活动弥散、嵌入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新闻消费实践，如点赞、转发、评论、分享、协同过滤等，以往以文本解读为中心的被动的“受众”，演变为以交往、连接和社群认同为中心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型消费者（塔玛拉·维茨格等，2016/2021：182-186）。而当讨论人们的实践行为时，偶然和随机性的行为往往并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稳定的、自动的、常态化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习惯”。因为一种行为之所以能成为惯性，必然是行为与心理、与阐释模式之间经过相互调适、相互塑造而达到协调，使个体得以处于一种舒适、自如、满意、踏实、自然而然的心理状态，无需再为行动付出额外的心理成本。因此，人们的新闻消费习惯与其信息心理和阐释模式也是密切关联的，是相互塑造和相互影响的，而后者也就是本文所指的信息茧房，即一种与新闻消费的行为习惯相适配的“心理习性”（戴维·斯沃茨，1997/2006：117）。
　　此外，习惯属于一种重复性、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是实践主体将外在环境“深刻地内在化”的结果（戴维·斯沃茨，1997/2006：117），是个体与环境条件相协调的产物。因此，习惯既是个体性的，也往往具有集体性，那些具有相似条件、处于相似位置和处境的个体，往往会形成相近的习惯。所以，我们讨论新闻消费习惯问题，也有必要考虑到人群之间的差异性。鉴于以往涉及媒介使用与认知相关的研究，如媒介素养、知识鸿沟、新闻使用、互联网使用、政治参与等，都将教育列为关键的人口学变量，也都证实了教育程度高与低的群体之间，确实展现出媒介使用与阐释模式方面的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根据教育程度对人群进行区分并加以比较。
　　沿着上述讨论，本文将进行以下研究：第一，对当前我国网民的信息茧房和新闻消费习惯的总体状况进行素描，并勾勒出不同教育人群之间的差异；第二，讨论哪些新闻消费习惯对网民的信息茧房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群体中存在哪些不同？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团队所主持的“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公众的媒介习惯与政治社会态度调查（2022）”。该调查委托专业调研公司执行，选择江苏、陕西、广东、河北和湖北五个省的网民作为调查对象。为了使样本分布更加均衡，对受访者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和城市类型进行了合理配额。调查共回收4365份问卷，在筛选掉填答时间过短（少于25分钟）和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获得3819个有效样本。本研究的分析软件是spss22.0，分析方法为分层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二）变量设置
　　1.控制变量
　　本文首先依据前人研究，将常见的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和政治面貌。（表1　表1见本期第8页）是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党员占样本总数的16.3%，高于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实际比例（6.57%）；以中青年群体为主（26—50岁的受访者占比近70%）。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样本总数的48.7%，月收入在6000—15000元者占比49.4%，15000元以上者占比为16.5%。①样本中较高学历者和较高收入者占比都明显高于全国网民数据，这是基于本研究主旨需要进行样本配额的结果。本研究是要考察不同教育水平的网民的信息茧房状况并进行群体之间的比较，因此需要纳入更多较高教育程度的样本，以保证样本的大致均衡，进而影响到样本的经济收入也高于全国网民数据。但该数据是契合本文研究主旨的。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新闻消费习惯。本文所指称的新闻消费习惯，是指个体所拥有的某种稳定、日常化、重复性的新闻消费行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新闻消费实践具有高度能动性、多样性和自由性，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阅听行为，而是嵌入人们日常交往、关系连接的需求之中，涵盖了从新闻接触、解读到互动、交流的多种行为。因此根据前人研究，结合实践观察，本文将新闻消费习惯划分为信息渠道类型多样性、内容类型多样性、新闻解读、新闻互动和新闻辨识/查验五个方面。
　　前两项指标用以衡量人们新闻消费的多元化程度。理论上，人们接触的信息渠道越多、信息内容范围越广，则他们接触到的意见多样性会越多（Padró-Solanet， Balcells， 2022），也就越有可能降低其信息和观点的狭窄化程度。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目前主要的信息渠道（计有18种）按照信息/观点多元化标准大致分为6种渠道类型，②将新闻内容归纳为5种常见的类型。③受访者需要回答对各种信息渠道和新闻内容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将“从不使用”和“偶尔使用”归为“不使用”，并编码为0，将“经常使用”、“几乎每天使用”和“每天多次使用”归为“使用”，并编码为1。分别将6种渠道类型和5种新闻内容类型进行加总，得到“渠道类型多样性”和“内容类型多样性”两个变量。
　　新闻解读关注人们阅读新闻的深入程度，包括4个题项，④从中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新闻解读因子（KMO=0.74， Cronbach’s α=0.82）。新闻解读数值越高，意味着受访者对待新闻越认真、越细致，越可能深入地理解新闻内容，逻辑上讲也就越可能对新闻和意见抱持开放态度。在新闻互动方面，本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⑤涵盖了点赞、转发、分享、与他人在线上或线下讨论新闻等行为，从中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新闻互动因子（KMO=0.76，Cronbach’s α=0.79）。数值越高表示人们越喜欢讨论分享新闻，这些人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越高，理论上也越可能持多元包容态度。
　　当今的新闻环境不同于以往，网络空间中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新闻与观点、情绪混杂在一起，因此，对新闻真实性、可信度保持敏感，并主动进行辨识查验的意识变得非常重要。逻辑上讲，具备辨识查验敏感性和习惯的个体，会具有更高的新闻解读、判断能力，并更可能对信息和意见抱持开放态度。本次问卷设置了两个新闻辨识/查验题项，即“我会对新闻中存在疑问的地方进行查验、求证”和“我会查阅和比较不同媒体、自媒体针对同一事件的报道”，⑥将两个题项加总生成新闻辨识/查验变量。
　　（表2　表2见本期第9页）是对样本新闻消费习惯的描述性统计。⑦结果显示，在6种信息渠道类型中，平均每人使用了大约4种，整体来看，受访者的信息渠道类型是比较丰富的。内容类型多样性的最大值为5，均值为3.26，显示出受访者的内容类型多样性处于中等略微偏上的水平。新闻解读取值范围为0—4，平均值为2.24，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新闻互动取值范围为0—6，均值为1.25，新闻互动的水平比较低。新闻辨识/查验取值为0—2，均值为0.8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3.因变量
　　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信息茧房进行操作化，一是内容暴露的同质化，如询问受访者是否接触到不同见解的信息，来考察其所处的信息环境是否总体上是同质化的（Brundidge， 2010；Chen， 2021；施颖婕等，2022）；一是选择性信息接触行为，即主动的内容定制行为（Karlsen et al.， 2017；Dobois， Blank， 2018；虞鑫，王金鹏，2022）。此外，本文认为，人们在交流互动中对于异质性观点的态度是接纳还是回避，能够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个体的信息茧房状态，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进来。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将信息茧房概念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内容同质化”、“信息定制”和“交流回避倾向”。通过“我经常浏览同一批博主的内容，即使我并没有关注他们”，“我总是赞同我在新闻媒体、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和“我很少会刷到观点、立场与我不同甚至相反的内容”三个题项，测量受访者的信息内容同质化程度；通过“我一般只关注那些观点、立场和我基本一致的新闻媒体、自媒体账号”和“我一般不会点开阅读那些观点与我不同、甚至对立的新闻报道或言论”两个题项，测量受访者的信息定制行为；通过“当别人与我观点、立场不同时，我会减少沟通的欲望”测量受访者的交流回避倾向。从六个题项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信息茧房因子（KMO=0.76， Cronbach’s α=0.82）。数值越高，表示信息和观点狭窄化的程度越高。
　　
四、研究发现
　　（一）信息茧房现象普遍存在，并且高教育水平群体的信息茧房程度更深
　　首先，总体上看，信息茧房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表3　表3见本期第10页）显示，在内容同质性的三个题项上，选择“同意”的受访者都超过或接近一半，其中“我经常浏览同一批博主的内容，即使我并没有关注他们”这一题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达到58.7%。在信息定制方面，同意“只关注观点立场与我一致的内容”和“不会点开观点与我不同的内容”这两个题项的受访者分别达到48.5%和39.1%。有49.5%的受访者存在着交流回避倾向。
　　为了考察不同教育水平的受访者的信息茧房状况，本研究将大学专科以下学历（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中职/中专）的受访者归为较低教育水平群体，将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受访者归为较高教育水平群体。本研究对两个群体的信息茧房题项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表4中的结果显示，无论是6个题项单独的均值，还是6个题项加总后的均值，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均为显著，表明高教育水平组的信息茧房均值显著高于低教育水平组，这意味着高教育水平组的信息茧房程度更深。
　　（二）高教育水平群体的新闻消费习惯总体上“好”于低教育水平群体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个教育组的新闻消费习惯进行比较，结果正如预期，在5个新闻消费习惯指标上，高教育水平组均显著“好”于低教育水平组。高教育水平受访者接触的信息渠道类型显著多于低教育水平组（样本均值=4.52，高教育水平组均值=4.64，低教育水平组均值=4.42， t=-4.528，p＜0.001）；在内容类型多样性、新闻解读、新闻互动和新闻辨识/查验几个变量上，高教育水平组的均值也都显著高于低教育水平组（具体数据见表5）。此外，在时政新闻（包括政治、法制、军事、外交等硬新闻）的接触频率上，高教育水平组也显著高于低教育水平组（样本均值=3.11，高教育水平组均值=3.20，低教育水平组均值=3.03，t=-4.901， p＜0.001），这表明高教育水平人群比低教育水平人群对政治性事务具有更多兴趣。
　　（三）总体上看，新闻消费习惯更“好”的人，信息茧房程度可能更高；只有内容类型多样性不会加剧茧房效应
　　为了考察各类新闻消费习惯对信息茧房的影响，本研究以信息茧房因子作为因变量，依次放入人口学变量、新闻消费习惯变量，建立分层回归模型（表6　表6见本期第12页）。
　　模型1显示，在总样本中，性别对茧房效应没有影响。年龄、教育水平、个人收入与信息茧房显著相关，其中，年龄为负相关，而教育程度、收入和信息茧房程度为正相关。这意味着，在教育和收入水平更高，也就是经济社会阶层和认知水平都较高的群体中，信息茧房程度也更深。
　　其次，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在模型1中纳入新闻消费习惯变量。结果显示，在5类新闻消费习惯中，有4类对受访者的信息茧房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其中，新闻互动、新闻解读对于信息茧房效应的强化作用更加明显，影响系数均超过了0.1（分别为0.249和0.132）。新闻互动对信息茧房的影响系数最高，也就是说，人们就新闻进行互动得越多，越可能助长其观点同质化。结合以往一些针对特定群体和特定平台的研究，可以证明很多人仅仅与观点同类群体进行互动，或者说互动仅局限于小圈子，这是造成观点极化的原因之一。新闻解读也对信息茧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人们即便仔细地阅读新闻，也很少开放地对待新闻，而可能对于强化既有观点的信息更偏爱。
　　而令人意外的是，渠道类型多样性和新闻辨识两个变量也对信息茧房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64和0.082）。尽管信息传播渠道非常丰富了，但人们可能在不同的渠道上选择同类信息。新闻辨识和查验的习惯是一种良好的信息素养，然而数据表明，即便是那些具有新闻辨识和查验习惯的人，也不一定会对信息和观点抱持开放态度，他们未必会接受与预期不一致的信息。
　　最后，虽然内容类型多样性对信息茧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其影响系数为负数（-0.016），表明新闻内容类型多样性至少不会加剧人们的信息茧房程度，可能有助于减弱信息茧房效应，因此是值得提倡的。
　　（四）相比于较低教育水平人群，“好”的新闻消费习惯对信息茧房的强化效应在高教育水平群体中更加明显
　　为了考察在不同教育组中，新闻消费习惯对信息茧房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本研究在两个教育组别中分别建立了分层回归模型（见表6模型2和模型3）。整体来看，两个组别的分层回归模型差异不大，在渠道类型多样性、新闻互动、新闻解读和新闻辨识/查验上，低教育水平组和高教育水平组同样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由于划分两个教育组的方式无法细致地呈现教育水平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教育水平的连续变量（从1—5分别为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视为调节变量，纳入调节模型进行检验。
　　本文使用process插件的model 4调节模型来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在内容类型多样性和新闻互动两个变量上，调节效应不显著。而在渠道类型多样性、新闻解读和新闻辨识/查验这三个变量上，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显著，这意味着教育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图1　图1见本期第13页）中的调节效应图较为直观地呈现了教育的调节作用，可以看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拥有更好的新闻消费习惯，即接触更多信息渠道、更深入地解读新闻，养成新闻辨识/查验习惯，然而它们却助长了而不是减弱了信息茧房效应。这明显与预期相悖。这或许表明，与教育程度更低的人群相比，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体进行信息定制的可能性更高，其新闻互动和交往也更倾向于圈子化和同质化。
　　
五、结论与思考
　　在去中心化的、海量信息的环境下，主流民主理论中的信息自由迷思需要被重新审视，并在实质性意义上和实践层面上予以评估。面对公众碎片化、舆论冲突化，社会心理趋于激烈化和极端化的现实境况，人们信息行为的自由性和高度能动性，显然不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信息茧房作为网络空间中一种具体的、常见的、产生实际政治效应的信息实践形态，需要被认真地予以考察。本文针对当前中国网民的信息茧房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消费习惯展开描述性研究，希望为准确地了解我国公众的信息行为和心理分化、舆论场的群体冲突，提供基础性的数据，也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对培育我国民主协商所需要的、温和的社会心理土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中国网民中信息茧房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存在信息和观点狭窄化和同质化的情况；约半数的受访者存在信息定制行为，他们只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回避异质性信息；还有约半数的受访者存在交流回避情况，也就是不愿意与观点不同的人进行交流。
　　其次，总体来看，新闻消费习惯对信息茧房的影响是显著的。具体而言，新闻互动会加剧信息茧房，这意味着人们的新闻互动行为主要发生在观点同类群体中，在小圈子之内（彭兰，2019）。按理，新闻解读越是深度细致的人，应该越可能对信息持有开放态度，但结果居然是相反的，说明新闻本身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既有观点。信息渠道类型多样性也会加剧人们的信息茧房效应，这证明多样化的新闻环境被人们用来追求其心理满意度，因此反而会削弱信息暴露的异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批判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优良新闻消费习惯——新闻辨识/查验习惯，不仅没有带来观点的接纳和调整，反而增强了个体的信息茧房效应。这证明了此前一些学者对于事实核查效果的研究，他们认为如果查验所得的“事实真相”令人反感，则可能使人们产生愤怒的情绪，从而抵制新的信息（周睿鸣，刘于思，2017）。而只有内容类型多样性不会加剧信息茧房，尽管其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影响系数的方向为负，表明接触范围更广的信息内容可能有助于使人们更加开放包容，从而减少偏狭程度。
　　最后，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不同教育人群的比较上，教育不仅未能有效避免或降低信息茧房的程度，反而可能产生强化作用。这既与理论预期相反，也与印象感知有很大反差。数据显示，在所有的信息茧房相关指标上，高教育人群都比低教育人群更加严重；在新闻消费习惯上，较高教育群体在各个指标上都显著“好”于较低教育人群，尤其在 新闻解读的深度、新闻辨识/查验等核心能力方面，这确如此前媒介素养、知沟等研究所认为的，教育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信息素养，增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然而，这些良好的习惯并未能使其对信息和观点持有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将连续的教育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后发现，教育水平在渠道类型多样性、新闻解读和新闻查验三个习惯上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上良好习惯对茧房的强化作用更加明显。显然，这意味着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下，现有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可能并不足以帮助人们形成良好且完整的信息素养，后续研究需要对此保持关注。
　　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仅更加突出，而且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形成于大众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为了增进人们对于媒介的了解，并培养其利用媒介来发展自己的技能（凯丽·巴查尔格特，张开，2005），但这些素养显然难以应对社交媒体环境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强化人们的信息辨识意识，并更新辨识方法，以应对真假难辨、信息与意见和情感混杂的资讯环境；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们对差异性信息和观点的适应能力和包容习惯。在充斥着差异性的现代社会中，包容是人们相互沟通和进行协作的基础，也是公民必备的素质，正如杜威指出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联合生活和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因此保持谦逊、努力倾听他人的意见是良好的公民美德（杜威，1915/1997：8）。这正是信息自由的核心价值所在。
　　第二，针对信息茧房效应中存在的教育“失灵”的现象，结合以往研究，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更容易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标准和特定的阐释模式来解读信息，具有更强的信息同化能力。因此，本文认为，在社交媒体环境和全球话语不平等的形势下，对社会共享信念体系的培育十分重要，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应对复杂信息环境的路径。一个社会的共享信念体系，在广义上属于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范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种国家权力中，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得以顺利实施的润滑剂，它决定了国家能否培养民众的共识和国家认同，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杨光斌，2017）。而共享信念体系的培养，需要贯穿在各个教育阶段中，尤其要注重在高等教育中进行强化，并在广泛而持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保持一致性。此外，根据已有研究，人们的阐释模式越是完整，其信念体系也越是坚固，信息同化能力也会越强；因此，信念体系的培养需要改善说教模式，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说来形成完整的、深入的说明性阐释体系。■
　　
注释：
①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我国网民初中及以下学历占59.6%，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占比20.6%，专科、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9.8%。月收入5000元以下者占比70.7%，月收入5001至8000元者占比14.5%，月收入8000元以上者占比14.8%。见http://www.cnnic.net.cn/n4/2022/0401/c88-1125.html。上网时间：2022年10月26日。
②18种信息渠道覆盖了我国公众当前主要的信息获取范围。按照信息/观点多元化的标准对其进行归类，将主流机构媒体（依据行政级别）及其所属新媒体账号、政务新媒体归为同一类，市场化媒体及其所属新媒体账号为一类，商业化新闻网站/客户端/新闻聚合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组织性自媒体、个人自媒体和企业单位自媒体各为一类，共构成6个类型，以最大程度地反映信息渠道之间的差异化。
③包括时政新闻、财经新闻、社会民生新闻、科技文教新闻、体育娱乐新闻5种类型。
④具体为：“我会认真读完整篇新闻，并留意其中的细节”、“我会关注新闻的来源是否权威和专业”、“我会关注新闻的细节、证据是否真实可信”、“我有深度解读新闻的能力”。参见周葆华，陆晔（2008）。
⑤包括：“对新闻进行点赞、收藏、留言或者评论”、“阅读、点赞新闻下方其他人的评论”、“把新闻转发至朋友圈、群聊、个人主页等”、“在微信朋友圈、群聊或QQ空间等熟人圈子里与他人讨论新闻事件”、“在微博、知乎、豆瓣等陌生人圈子里与他人讨论新闻事件”、“私下里会跟熟人聊起一些新闻（包括当面和微信、QQ等线上）”。参见Ha et al.（2018），Chen（2021），Park et al.（2021）。
⑥此处题项设置参考Li和Wei等人研究中涉及核查疫情新闻的相关题项，参见Li et al.（2021）。
⑦本文对新闻互动、新闻解读、新闻辨识/查验三个变量的题项各设置了五个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编码为1~5分。此处为了对变量情况进行描述，将“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重新编码为0，“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重新编码为1，并将其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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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倩芳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仲野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16JJD860003）的成果，本文同时受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预研项目基金的资助。本文的数据分析得到了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强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