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谌知翼
　　【本文提要】关于媒介性的讨论已经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这就需要讨论，媒介以何种方式达成这种行动力。对此，麦克卢汉暗示，人在被技术延伸的同时也将技术转化为媒介；西蒙东看到了技术系统使系统内的技术物互为媒介；基特勒则反转了麦克卢汉的命题，指出技术将人转化为媒介。这三个观点同时指向了媒介的生成性：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世界。
　　【关键词】生成性 媒介性 媒介本体论 延伸
　　【中图分类号】G206
　　关于媒介性的讨论已经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这种行动力既体现在媒介通过可供性的实现生成了自身所中介的两端，也体现在它以可见性的方式对所生成的事物的选择。与此同时，媒介还能出色地隐藏自身的技术体系和运作规则，使人们通常无视其行动力。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媒介是以什么方式来达成这种行动力的。
　　根据彼得斯在《奇云》中对媒介（medium）原初定义的梳理，媒介一词的两个关键源头分别与“环境”（milleu）和“中间物”（in-between）相关（彼得斯，2020：54）。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种源头之间存在的断裂，在“居间”成为媒介研究的共识性起点之后，需要追问的是媒介在成为居间者之后发生了什么，如何一跃便拥有了缔造环境、创造世界的力量，这一过程显然并非不言自明。由此观之，许多理论在讨论媒介何以成为媒介时往往只截取了起点和终点，却疏于分析动因与过程，从而留下了语焉不详之处：媒介建构世界的机制何在，媒介从处于居间位置到建构世界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终又建构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笔者媒介性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便旨在回应这个极具终极意义的问题，用以揭开媒介生成性的秘密。
　　
一
　　谈到生成性，笔者关于媒介性的前三篇文章中鲜有提及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必须隆重登场。正是得益于麦克卢汉的贡献，媒介才第一次摆脱了内容的阴影，从习焉不察的背景性、附属性角色转而被凸显、关注，直至发展出方兴未艾的媒介研究。米歇尔和汉森认为，随着媒介研究的发展，“媒介”一词逐渐从具体的、复数的媒介物（medium）变为集体单数名词（media），从而上升至人类根本关系层面，被认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宏观生活环境。他们进而指出，这种发展趋势离不开麦克卢汉的工作，尤其是他有关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论断（米歇尔，汉森，2019：4）。因此，想要桥接“媒介”术语两大词源间的断裂，探知媒介如何与生活环境发生关联，就有必要回到麦克卢汉，回到媒介“诞生”的人类史起点，以窥处于“居间”位置的媒介初步造就了何种结果。
　　“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内涵并不复杂，却在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至于麦克卢汉甚至要将“论人的延伸”列为《理解媒介》（1964）一书的副标题，用来表明他在讨论媒介时的核心关切便是人的延伸问题。所谓“媒介即人的延伸”，指的就是媒介技术如何作用于人体及其感官比例，比如轮子是腿脚的延伸，纺锤是人手的延伸，文字是视觉的延伸，而广播则是听觉的延伸。一方面，延伸源自人体感官压力的超载及其衍生出的需求，技术的发明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节省人体动姿，增加力量速度，突破时空限制。另一方面，延伸亦是截除，压力的缓解又会引发新的压力，将再度导致感知比例的失衡，带给人巨大冲击乃至麻木，从而又需要导向新的延伸，以“产生新的比例、谋求新的平衡”（麦克卢汉，2019：64）。沿着这一线索，麦克卢汉将人的延伸划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机械技术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其次是电力技术延伸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最后则是从技术上模拟意识，比如电脑技术“有可能给人的各种感觉编制程序，使之接近于人的意识”（麦克卢汉，2019：84）。
　　麦克卢汉将对媒介的考察落诸人体，令人耳目一新。不过，这个观点并非别处无迹可寻的麦氏独创。《理解媒介》一书的文献网络部分地揭示出麦克卢汉的思考轨迹，表明将技术与人体结合起来的思考有赖于前人的启发，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麦克卢汉在书中引用了芒福德《历史名城》里的观点，“有围墙的城市是我们肌肤的延伸，正如住宅和衣物是我们肌肤的延伸一样”（麦克卢汉，2019：66），用以分析人体的技术延伸如何受到战争等外部刺激的触发。事实上，早在《理解媒介》出版30年前，芒福德就曾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人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总体说来都是他自身机能的延伸”（芒福德，2009：281），机器的发明是对人体的模仿与超越，这种从人体乃至人性角度来理解技术的思路对麦克卢汉深有助益。不过，作为一名城市研究者，芒福德其实鲜少专门论及传播媒介。受格迪斯（Patrick Geddes）生态学与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经济学的影响，芒福德的“延伸”思想更多是指机器技术的仿生学与人性化，重点在于技术发展如何协调人的需求。尤其是对后期芒福德来说，对人与技术两者关系的讨论应该从属于城市与文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等更为宏观、更具现实性的议题，从而也透露出芒福德立场中较强的批判性。在这一点上，芒福德又与聚焦人体感官机能、具有政治天使主义色彩的麦克卢汉拉开了距离。
　　实际上，在麦克卢汉给出的文献网络之外，延伸论（extension theory）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得更远。在技术哲学思想史中，技术作为人类机体的延伸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以追溯至将技术确立为独立哲学领域的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他认为技术是器官的投影，技术义肢不能与身体完全分开，而人类的尺度在无意间决定了技术的方向。从卡普出发，延伸论始终隐含着一种对人的本体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人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物种，从而规范了人与技术对象之间的关系——正是人生物学意义上机体和本能的缺乏导向了技术的介入（Horl， 2013）。这条显著的脉络勾连起的诸多学者形成了复杂的思想网络，①虽然麦克卢汉本人或许未必承认，但许多学者仍不约而同地指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离不开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的影响（克莱默尔，2008：66；Hassan & Sutherland， 2017：128）。盖伦认为技术最初秉持的是“器官替代”与“器官强化”原则，“技术正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为的性质”（盖伦，2003：4）。这种赋予技术以人性的观点不止让人想起麦克卢汉，也与芒福德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便解释了为何在技术哲学思想谱系中，盖伦、芒福德与麦克卢汉均被归入“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吴国盛，2008：前言11）。这个标签大致准确地反映出三人共有的人本主义立场，即虽然承认技术之于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又始终对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体系保持警惕，对人如何沦为技术的伺服机制深感忧虑，因而执著于如何达成人与技术、环境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以确立人之为万物灵长的主体地位。
　　不同的是，无论是盖伦还是芒福德，关注的都是作用于人类心灵与文明的技术，媒介从未成为他们的核心关切，他们也未必会赞同媒介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技术”与“媒介”绝非可以同义替换的两个概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在任何时刻都彰显着媒介性。以此观之，上述学者虽然都关注技术与人体的关系，却唯有麦克卢汉创新性地为技术对人的延伸赋予了媒介视角。关于这一点，尽管他本人常常并不区分“工具”、“技术”、“媒介”这一系列概念，但却在灵光乍现中将“何为媒介”说得很明白，“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60）。也就是说，麦克卢汉是在以人为标准来界定媒介，一种技术或物要想成为媒介，其前提就是它要能够延伸人体，并且这种延伸将对个人和社会带来重要影响。以作为媒介的电光为例，麦克卢汉认为“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麦克卢汉，2019:160），这已经相当接近克莱默尔对媒介的定义，重要的是电光的调节与建构作用，比如它终结了昼夜之分，拓展了人类活动时间，重新建构了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对此，洛根总结得简明扼要，对麦克卢汉来说，“我们的工具、技术和传播手段是媒介，正是因为它们中介（mediate）了我们与自然和人类环境的互动”（Logan， 2013）。
　　因此，“万物皆媒”也应放在“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框架下予以读解。这显然启发了需要对自身“泛媒介论”立场予以辩解的彼得斯，以至于他极力自陈，并非海洋、火自动就成了媒介，而是它们以特定方式，通过特定技艺成为特定物种的媒介。于是，彼得斯对媒介的定义颇得麦克卢汉真传，“将媒介视为自然和文化两者的拼接，也即身体和技术的组合”（彼得斯，2020：57），同样也从人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出发锚定媒介。由此便能明白“人的延伸”何以成为“理解媒介”的关窍。麦克卢汉在暗示，是人把技术转化为媒介，而媒介具有行动力。人们通过使用某些技术来感知和体验世界，并且认知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技术就在此刻成为媒介，成为我们经验现实世界的前提条件，并塑造了我们以何种方式经验现实世界，没有技术的中介，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不可通达的。
　　然而，尽管对前人学者有所超越，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还是为麦克卢汉的理论埋下了危险的伏笔，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取向让麦克卢汉在界定媒介上取得的突破大打折扣，使之无法真正转向媒介本体论。对于过度聚焦人体及其感官比例的麦克卢汉来说，技术不仅是人体机能的延伸，更是人类意图的延伸。这种倾向甚至令麦克卢汉常常陷入功能主义的陷阱，比如他直言“本书（《理解媒介》）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麦克卢汉，2019：118），不难看出，“在这种人类学解释中，技术列车是按照人类提升劳动效率的意图而被推动的”（克莱默尔，2008：76）。而功能主义的背后，实质上预设了技术与人分属两个根本对立的本体论类别，两者之间构成一对主客二元关系，人确立了技术演化的逻辑与旨归，技术作为对历史文化或人体感官产生影响的“环境”始终外在于人，包裹着人。两者通过类比以满足需求的方式相互作用，却没能建立起本质联系。显然，技术与人之间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杂合交融，相互建构并共同进化。在这一点上，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起笔的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虽然也谈人的匮乏与作为人之“代具”（prothèse）的技术，但他始终强调技术与人的同构共生。代具既非人后天发明、受控于人的工具，也非“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而是“构成‘人类’的身体”（斯蒂格勒，2012：166），与人在相互发明与耦合中实现后种系生成。进而言之，当被降维至一种工具时，技术也就成了中性透明、价值无涉的中介，技术通过调节所引发的变动将被简化为对人与世界间固有互动的实现，对某种既定目标的达成（Kiran & Verbeek， 2010）。于是，技术不再成其为媒介，而是完全等同于“信道”这一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惯用术语。从这个层面来看，麦克卢汉对概念的混用并非不假思索的偶然之举，反而透露出其立场的摇摆，黄旦对此评价道，“麦克卢汉的缺陷是只有技术没有媒介，看不到媒介是居间的交互性运作，是人与技术的互为中介”（黄旦，2022）。事实上，我们自身乃至试图达成的目标都是技术的设定，居于人与世界之间的技术并非只是扩大与增强，它是一种汇聚和邀约，凸显与遮蔽，建构并调节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感知、传播和认知的可能性条件”（Kramer，2015：30）。由此，世界才能够向人敞开。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并且永远无法也无意于驶向所谓的感官与环境平衡。
　　可见，只有摒弃主客二元论与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发掘“延伸”概念的应有之义。对照来看，堕入功能主义的后果便是，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下半部迅速丢掉上半部中对媒介整体而抽象的把握能力，转而论述作为物种的媒介。之后，媒介环境学纽约学派中麦克卢汉的拥趸们选择在后一方向上狂飙突进，诸如保罗·莱文森甚至开始思考媒介如何基于人的需求进行补偿性进化，这恐怕已与麦克卢汉提出延伸论的初衷相去甚远。这便是为何后来媒介环境学被指责为“一种环境保护主义”，是在“利用媒介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福勒，2019：7），实际上强化了自然与文化、人与技术之间的二元对立。
　　公允地说，麦克卢汉只是提供了一些理解媒介的基本原则，用以帮助我们解构和重新评估既有媒介观念，不仅离媒介本体论的完善建构尚有一定距离，而且就像彼得斯说的那样，他的很多观点从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被提出时，就是站不住脚的（彼得斯，2020：19）。但麦克卢汉的意义在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个命题，将媒介的生成性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构成了媒介生成性的第一重含义——人不仅可以经由媒介通达世界，还可以将各种技术物转化为媒介。通过人的转化，媒介具有了一种行动力，不仅成为人们感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前提，而且成了“活生生的力量漩涡”（麦克卢汉，2003：1）。这便是麦克卢汉瑕不掩瑜的地方，否则彼得斯也不会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阅读麦克卢汉是为了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不是严格推敲他的学术水平”（彼得斯，2020：19）。麦克卢汉的发现恰似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击，在这之后，媒介研究迅速衍生出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
　　对于媒介如何建构世界这个问题，延伸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们通过对技术媒介的使用，经验并认知世界。这种视角反映出人与技术之间最为传统的一种关系，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很快又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当技术围绕着人的需求被使用、发展时，技术的自主性以及对人的反作用甚至是行动力似乎就被忽视了。当人被搁置于现代技术体系的座架之上时，人凭什么自信地宣称，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或者技术只是人体的延伸？为什么不能说人体是技术的延伸？延伸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可见，在对技术的自主性有足够的认识之前，客观上便只能看到人如何将技术转化为媒介这一层，而这终究不过是一种盲目乐观的假象。因此，许多技术哲学家皆投身于研究技术的自主性。在此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对技术的考察存在明显不同的层次，具体、单一的技术物与技术系统不可一概而论，后者作为有机协调的整体，能够呈现出部分相加之和仍不具备的结构与特征，这启发我们在体系化和整体的层面把握技术，使其在更广泛的技术生态与集合中运作。要做到这一点，其中首要任务便是揭示系统之中技术物与技术物之间的复杂关联，毕竟，“机器在向人言说之前就向机器说话了”（加塔利，2020：54）。
　　有关技术机器自主性的论述中，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是一个重要理论节点。二战前夕，维纳应征参加国防项目，研究如何通过信息反馈来操控防空武器，由此开始其对信息反馈机制的长期关注，并最终导向控制论的创制。正如维纳为《控制论》拟定的副标题“一种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论通过“信息”概念弥合了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鸿沟。既然机器能够根据期望与实际间存在的差异不停地输入、调整，以自反性地减熵并控制自身运行，那么机器就如同有机体一般具有面对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节、自主创生的能力，这就有效地克服了自然与技术之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亚氏将自然物体与制造之物截然分开，并认为“技术物体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斯蒂格勒，2012：2），控制论却对机器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保持开放交互的有机性生成，这种极具创见的视角广泛地影响了一批人文社科学者，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
　　当然，西蒙东对控制论的继承是批判性的，他并不认同维纳将有机体与机器完全等同的做法，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一书中，西蒙东提出“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这个概念来说明两者的差异。所谓“具体化”，指的是技术物通过发展进化，以无限趋近于生存能力强、稳定完善的自然物。由此观之，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其实处在不断具体化的趋势之中，而有机体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具体化的存在（concrete existence）（Simondon，2017：51）。因而，不仅不能将两者直接等同，还要看到技术物的起源、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发生学议题，澄清这个动态过程远比在技术与生物学之间建立类比重要得多。为此，西蒙东例举了令其印象十分深刻的“金巴尔涡轮机”（Guimbal Turbine）。对置于河中的涡轮机而言，河流构成了它的外部环境，作为“开放机器”（open machine）的涡轮机与河流进行着能量耦合——水流不仅可以为涡轮机提供动能，还能作为冷却剂带走焦耳效应产生的热量。就涡轮机的内部结构而言，被油包裹的引擎处在水下，油润滑发电机并且能将热量迅速传向机匣进而传导到水流当中，同时还可以防止水渗入引擎内部，涡轮机以此避免自毁，获得高效稳定的运转。相较于以往冷却系统独立运行的发动机设计而言，金巴尔涡轮机凭借着水和油的多重功能提高了子系统的协同性，做到了自我冷却，较之抽象的技术物实现了具体化。
　　涡轮机案例揭示出技术物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特征。在技术物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技术存在物将逐渐演变成一个“内部完全连贯、统一的系统”，系统秉持着共鸣原则，在其内部集为一体（Simondon， 2017：29）。正像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所说，西蒙东启发我们关注物的谱系并对其予以解读，它可以显示物是如何通过进化的分层、功能的放置和置换而形成的（Parikka，2011）。系统性点明了技术系统的实质所在——技术系统由技术物聚合而成，其中，部分无法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单个技术物需在系统中加以讨论，互动在系统中方可成立。更为关键的是，如西蒙东所言，“技术物是通过生成一个家族来进化的：原始的物是这个家族的祖先，这种进化可以称之为自然的（natural）技术进化”（Simondon， 2017：46），这种“自然性”是技术系统的内在潜力，也即技术物固有的性质、谱系和规律所产生的“内在需求”，而非经济、使用等因素设定的外部目标在推动着具体化的发生，人为干预甚至有时还会妨害技术物的具体化（Simondon， 2017：29-30）。技术物的具体化，其实质在于技术系统的自我适应、调节与发明，因此也就时时彰显出技术类似有机生物的强大繁殖力与自主性。这种纯粹关注技术议题的做法影响到了许多技术哲学家，譬如艾吕尔（Jacques Ellul）在西蒙东的直接启发下完成了《技术系统》一书，不仅旗帜鲜明地表示讨论单一的技术没有意义，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技术系统（Yuk Hui，2013：74），并且提出了与西蒙东极为类似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源自物体内在的生命力，通过朝向内在目标，在运动中抑制障碍、合成功能以实现整体协调来进行。斯蒂格勒亦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详细回顾了西蒙东对技术系统概念的贡献，认为技术系统使技术物表现出了一种来自它本身的创造性，技术系统也相应地表现出独立于经济、社会系统的自主性。
　　进一步深入，作为整体的技术物之所以能表现为一个高度自主的系统，归根结底在于建构关系的能力，后者为具体化过程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起初，技术系统是封闭的，其中各元素功能单一、相互孤立乃至对抗，通过内部元素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各个元素均被赋予多重功能，并与其他元素产生协调共振，进而缔结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实现系统内在的连贯性，以驱动具体化的发生。究其根本，具体化过程的发生，源于技术系统将物转化为自己的媒介——以作为元素的技术物为中介，对内部关系进行调节，向外部环境保持开放并与之耦合，甚至能够对外部环境加以改造利用，将其转变为兼具自然性与技术性、处于内外部之间的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并整合进自己的功能当中。简言之，技术物既自我生成，同时又生成缔合环境，这种生成能力是强大的，能够“通过极限效应和不同力量的组合，每一次都发放出新的可能性——发明新的可能趋势”（斯蒂格勒，2012：85），也即不断突破自身局限并创造新的结构、功能与秩序。这也意味着，同一性是暂时性阶段，而具体化是一个永远开放、没有终点的过程。
　　许煜认为，西蒙东的具体化理论是在“以本体论方式来理解，技术物是关系的统一体……可以说物体的完善也是其关系的发展”，他将西蒙东定位于“通过协调性的视角，历数由成分、物体、组合到个体的技术物门类，从而研究客体间性起源的先驱者之一”（许煜，2019：13；155），这种客体间性既要论述物质化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要解决内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许煜的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关系性始终在西蒙东的技术哲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西蒙东明言，“具体化的物类似于自发产生的物……使物的功能条件得以自我维持的是它与其他技术物、自然物的关系”，自己想要建立的“机器学”（mechanology）也是一门“有关相关性与转化的科学”（Simondon， 2017：50）。这也是为何西蒙东常常被归入“关系哲学家”阵营中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其理论立场就是一种典型的关系本体论。对于西蒙东而言，技术物并不先于关系而存在，相反，关系是技术物发生的前提。因此，关系是具有生成性的，指向的是系统的动力问题。
　　正是经由对关系性的聚焦，西蒙东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将技术物从人的意向中打捞出来，在技术物的个体和种系发生学中赋予其内在的生命与力量，论证技术物的意向源自它将其他物转化为媒介并用以自我生成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技术物不再是服务于主体的手段与工具，不再是被动和惰性的，它作为涌现集合中的一部分表现出了明显的有机性与媒介性。西蒙东所要建立的机器学其实是一种凸显媒介性要旨的理论，重点在于一种技术物如何被转化为另一种技术物的媒介，也即技术物之间如何从属、并置，继而串联、交往，达成要素组合的跳跃与突生，实现环境的耦合，最终导向一个庞大机器体系的持续生成。因此，经由西蒙东的努力，我们可以明确媒介生成性的第二重含义——技术系统使系统内的技术物互为媒介，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与自创生性。
　　与此同时，西蒙东也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重新安置了人的位置。在他所构想的机器学当中，人应当是置身于机器之间，以其对技术的丰富知识，担任起类似乐队指挥的调节一职。经过技术人员的组织、转译与调节，机器可以连贯组合起来，相互衔接并交换信息，成为开放机器（Simondon， 2017：17-18）。西蒙东的进步性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仍然承认人在技术自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将其从一个积极主体的至高地位下降为操作者，指出人已经不再以其意向性引导这一动态过程（Johnston， 2008：7）。较之延伸论而言，人的地位显然次要得多，“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术物体（机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确切地说，人仅仅执行技术物体自身具备的‘意向’”（斯蒂格勒，2012：76）。但是，西蒙东的问题在于他所探讨的技术物发生在工业时代中，这些工业物所处理的环境只涉及机器与操作者的组合。他虽然看到了机器经由人的中介才得以运作，却没有看到人对机器的“干预”和“中介”过程，实际也是机器将人转化为媒介的过程，而这一点才恰恰切中了人机关系之要害。人与机器之间并非“协同”、“伙伴”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权力关系的运作，很难说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最终可以达到西蒙东理想中的平等与解放。
　　这种不足当然是因为一个意味着加速与不可控的技术奇点还没到来，一切都将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而被改写，“技术系统不再仅仅从事维持和丰富生命手段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指向自身的自主化和控制论的再生产……人类主体除了充当机器的眼睛和耳朵之外，还充当它们的‘生殖机器’发挥作用……我们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类能力也使我们成为新的机器生命形式的实现工具和手段”（Johnston， 2008：12）。接下来，有必要引入与西蒙东十分相似却“优势鲜明”的学者——基特勒。他与西蒙东一样，同样反对麦克卢汉式人类中心主义，同样对技术的自主性深感兴趣，不同的是，基特勒有着饱览信息时代重大技术变革的优势，能够就媒介技术议题中如何安置人提供颇有见地的解决方案。
　　
三
　　基特勒给出的方案始于对麦克卢汉的批判，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这是对一个正确提问方式的错误回答。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从感官出发，得到的结论也是对人之主体性观念的“摧毁”而非确认。
　　在“话语网络1800”中，基特勒承继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思想，强调书写技术之于主体的决定性意义——人们通过“手”与世界建立联结，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书写笔迹意味着个体的产生（Kittler，1990：84）。正如温斯洛普-扬总结的那样，“主体、灵魂和精神的崛起，所有象征福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言说的特质，都和传播物质性发生的变化有关联。字母在哪里，这些主体就在哪里”（温斯洛普-扬，2019：52）。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书写与声音、视觉符号之间的转换是流畅的，人类的主体身份通过听说读写的协同训练，通过对语言这一“元媒介”的完全掌握得以确立（温斯洛普-扬，2019：73）。换言之，这一阶段人的概念产生了，但这个结果理应归功于媒介技术，后者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前提。到了“话语网络1900”，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基特勒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详述了这种巨大断裂的发生。打字机使书写走向机械化与自动化，手与文字的分离带来了标准的印刷体，人的痕迹与灵魂随之被抹除殆尽；留声机录制下了人耳无法识别的绝对真实，人们无法分辨声音来自何处，唯有走向内爆与疯狂；电影消解了真实与幻想的距离，演员在摄影机中制造疯狂，“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基特勒，2017：168）。概言之，这三种分别传输文字、声音与光学数据流的媒介形态打破了书写媒介的垄断地位，并且改变了人的记忆、思维与存在方式，最终导致了主体的消亡。
　　如果说“话语网络1800”所产生的文化似乎还闪烁着人本主义信念，人以其肉身占据着话语网络的核心，那么随着“话语网络1900”的到来，基特勒便不再掩饰自己坚定的反人本主义立场。既然主体观念的产生与消亡均系于媒介技术之手，仍然坚持媒介是人体的功能性延伸就显得十分荒诞可笑。基特勒洞悉了媒介的自主化发展其实独立于人，不仅不以人的身体作为参照系和目的，反而从肉体到精神上全方位侵蚀着人那孱弱的主体性。就媒介技术的发展逻辑而言，其实是一种媒介对其他媒介产生反应，相互参照并跟随，譬如是活字印刷术自身生产出了取代它的技术，“人类充其量不过是一路陪伴而已”（温斯洛普-扬，2019：77），媒介技术的逻辑只是偶然而临时地与人类感知的比率同步（Hansen， 2006）。
　　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人与技术之间的最后一抹温情也将不复存在，两者的陪伴关系将被数学关系彻底取代。在香农信息论的深刻影响下，基特勒将视线大幅度地挪至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关注重心从信息模拟转向信息的数据运算。事实上，所谓“信息”（information），完全可以被分开来写（in-formation），就有了“在形成中”或“在完成中”之意（布克哈特，2008：24），构词法的隐喻揭示出一件重要事实——信息本来就具有生成事物的能力。这种隐喻有其坚实的技术依据，正是香农选择从数学角度研究信息，使信息远离了信道与语义学问题，转而拥有将图像、文字、声音无差别、可计算地转换为比特的能力。这一进展既代表着那一时期科学家们试图用数学来计算万物的共同努力，也成为基特勒论述话语网络转变的重要背景。后者得以发现，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留声机、电影与打字机三种媒介所传递数据流的分化被统合起来，“一切都与数字（digital）息息相关。模块化、变形、同步；延迟、储存、调换；倒频、扫描、绘图：所有这一切都将抹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medium）概念”（基特勒，2017：2）。也就是说，在数字化的面前，媒介之间的差异将按照传输频率与比特格式化约为同一，任何媒介都将被转化为数字代码的一般编码系统。由此，基特勒所定义的“技术媒介”就其本质而言便是具有存储、模拟、处理信息等功能的技术设备，他所梳理的传播媒介史也是依据这一线索写就的“媒介的科学史”（基特勒，2013）。这便是为何彼得斯认为基特勒理论出发点在于“媒介是数据处理器”，目的是“用历史来提供关于发送、保存和计算技术的哲学思考”（Peters，2010：12），而帕里卡（2012：78）则索性将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直接概括为“数学媒介本体论”（Mathematical media ontology）。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是一种典型的生成本体论，他是从数学关系而非内容、意义入手来重新编制这个世界。
　　正是立足于数字技术强大的生成性，基特勒反转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命题，人被置换到客体的位置之上，成为媒介的延伸。对于基特勒来说，相较于麦氏所谓之媒介延伸人的感知，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媒介消灭感知。毕竟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甚至让人类感官感知不到任何信息（Kramer， 2006），这是一种对系统而非感官保持的真实，“技术既不准备去适应，也不受人类经验中感官和理解阈值的限制”（汉森，2019：142）。在远离感官问题的层面，既然“从书写或运算到成像或发声，任何东西都能够使用通用的二进制媒介进行编码、传输和存储”（基特勒，2010），那么人也可以被转化、编码为由0和1组成，从而接入机器体系的端口之中，成为二进制的媒介，成为为庞大的数字网络添砖加瓦的节点之一，成为“会走路和说话的记忆机器”（温斯洛普-扬，2019：85）。这种观点看似离经叛道，其实无非是对控制论的演绎，将有机体看作一部可以通过神经、感官与外界环境相联系的自动机。维纳（2010：20）认为，“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信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两者完全相当”，也就是说，正是在运用信息作为一种“普遍语言”进行反馈、控制这一机制层面，有机体与机器是同构的，它们都是拥有自动控制能力的复杂系统，都可以依据数理逻辑，用二进制加以表达和讨论。这种思维方式十分接近拉图尔在处理人与非人行动者时的对称性原则，类似于后人类主义将人处理为一种可编码的装置。
　　这样看来，基特勒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断不过是在用一种客观冷峻的语调描述出媒介如何决定了我们的现状。身处技术媒介主导的时代，如何在不取消人的前提下合理地安置人？这原本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基特勒通过将人处理为技术的媒介节点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巧妙的方案。从这个维度来看，彼得斯（2010：5）认为“基特勒给了我们一个没有人的媒介研究”或许是不太贴切的，基特勒在深刻把握数字时代媒介实践本质的同时，其实既完成了对麦克卢汉式人本主义的超越，同时避免走向技术主义去人化的极端，如汉森所说，“数字让我们以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方式重塑媒介历史，然而这种重构并没有证明人在技术回路中的冗余……所有媒介都以生命为中介”（Hansen， 2006）。
　　时至今日，基特勒的观点愈加得到事实的验证，一些新的特征也逐渐浮出水面。随着二进制以其快速读写、远程传输数据的能力迅速席卷世界，它对人的数字化处理正在各类生活场景当中普遍上演，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效力。这种“强制力”恰似布克哈特所描写的“触电”场景——几百位修道士被铁丝相连为一个圆圈，在铁丝通电以后，修道士开始同时抽动起来（布克哈特，2008：23）。修道士在被电流抓住的那一瞬间，他也被电流转化为媒介，将这种抽搐感迅速传递给下一位修道士。这个早期科学化的试验场景无意间道破媒介捕获性的特征，貌似人抓住了媒介，实则他同时也被媒介抓住，人在使用媒介时自身也会被拖入媒介的闭环而成为媒介的一部分。后疫情时代下的健康码便是这一特征的最佳例证，只有通过健康信息填报、行程查询授权、申领健康码等一系列举措，才能被技术系统标定为有权自由流动的个体，健康码之于人而言可谓须臾难离。类似案例不胜枚举，数字技术通过遍在的智能终端将主体编制为一系列数学列阵，从而“指向了各种更为基础的功能——规制与维护，这些功能体现出数据怎样支撑我们的存在”（彼得斯，2020：9）。毫不夸张地说，数字化已经成为个体开展实践的绝对前提，反之则是现代社会的全面排斥。而被数字技术纳入也暗含巨大代价，它意味着数字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深度殖民。数字主体的计算性生产不是自然流动、客观透明的，它会为各种形式的权力所利用，建立对活生生个体的重新索引与定向，将个体简化为连接的数据点，成为行动与身份的碎片（Goriunova， 2019）。凭借上述过程，技术体系得以实现自我生成，譬如抓取用户的浏览痕迹用于购物网站个性化推荐，将用户键入的各种验证码用作机器学习的样本，训练对于扭曲文字的识别功能，推动系统进一步智能化，等等。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在于，只要保证数据与主体实现动态、重复性的生产与索引，数据流源源不断地汇入技术系统，形成一个实时更新的永续循环，系统便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步入持续的自创生阶段。
　　布克哈特（2008：30）认为，“说某个人是‘传媒’，那是因为这个人能够将他的语言和他的自主性消失掉，并且作为完全被动的角色使自己变成其他事物——死者、彼岸（或者不管什么真正的言说者所需要的逻辑）的传声筒”。就人被数字化这一过程而言，其实是人在被转化为数据的同时，也成了二进制技术自我复制、驱动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二进制不仅剥夺了人的自主性，使其以貌似自主的实践提供着驱动这一过程的原初动力，并且还通过人将其操持的一切事物也征召到数字化进程之中，分秒不停地搭建着虚拟世界的一砖一瓦。在此层面可以说，人成为二进制技术的媒介。以此为基础，二进制进而凭借其标准化、强制性、实时性等特征，成为极具扩张性，并且擅长调节不同社会系统的媒介，“成为社会系统及运作机制的传导器和转换中枢”（孙玮，李梦颖，2021）。由此，以二进制为媒介的互联网取得了与高速公路、电网相似的地位，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塑造并规范着个体行为逻辑，支撑并改造着其他产业，谋划并安排着社会权力结构。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延伸论接近于唐·伊德所说的“诠释关系”，即人通过作为媒介的技术，知觉、解释这个世界，那么行至数字时代，技术的诠释性角色必然会转变为支配者乃至造物者。简而言之，基特勒彻底地逆转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命题，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化便可发现，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化，正是始于人的中介作用，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普通用户使用行为，人都在无限延伸着二进制的世界。“是人充当了二进制世界的延伸，从而生成了一个新的技术融合的世界。通过自认为是行动主体的人，二进制世界将现实世界融入自身，而现实世界也将二进制的技术逻辑变成自身的行动逻辑”（胡翼青，2022）。通过人的中介，人机方可交互共生，二进制才能自我复制，二进制所缔造的虚拟世界得以与现实世界建立起联系，进而创造场景，生成实践，这便是媒介生成性的第三重含义——技术将人转化为了媒介。
　　
四
　　事实上，“我们很难离开人类干预讨论物—物关联，或者脱离物讨论人—人关联”（霍德，2022：108）。人将技术转化为媒介，技术将技术转化为媒介，技术将人转化为媒介。它们相互生成，互为媒介，并因此生成了整个世界。这一点正是媒介性的要义所在，“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可能产生，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会不起作用，而且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克莱默尔，2008：75）。
　　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而建构了这个世界，这个生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媒介之所以通过中介可以建构出一个世界，只是因为它可以将一切都转化为媒介。这是媒介何以成为行动者的前提，也是可供性、可见性和具身性成立的先决条件。这种技术与人之间的相互生成，速度快得惊人。比如，从1991年因特网登上历史舞台，二进制技术建构的虚拟社会已经将整个现实社会纳入它的媒介逻辑之中。这个过程说起来极其简单，那就是二进制通过将人转化为它的媒介进而将整个现实世界的技术体系都转化为它的媒介。所以今天，没有虚拟社会的生存能力，也就无法生活在现实中，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生成，至今不过30余年。
　　当然，生成性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人、技术物和媒介三者之间其实相互纠缠，混沌难分，本文的分开表述有将其简单化的嫌疑。不过，将三个层面逐次排开，有助于我们由表及里，步步切近媒介世界当中人的本质境况。首先，技术延伸人体的同时，人也将技术转化为媒介，作为媒介的技术成为人们经验世界的前提。其次，技术系统通过技术物之间的互动，将技术物转化为调节自身发展、演化的媒介，显示出技术的自创生性。最后，数字技术通过对人的数字化，将人转化为自身基础设施化的媒介。“人对技术的使用”就像是水面之上显现出的冰山一角，看似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技术客体的征服，背后实质却是人与技术物的缠绕交织，以及这种交织如何建构、规制着人的行动。因此，三个层面处于一种步步深入的递进关系之中，无论是持人本主义立场的“延伸论”，还是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机器学”，它们均在表现出一定洞见的同时又含有偏颇，促使我们必须回应人与技术如何处于一种共同演进、互为媒介的整体关系之中。比起一厢情愿地将人或媒介技术抬升到中心位置，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统治这一切的既非人，也非媒介技术，而是纠缠，这种纠缠囊括了各类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霍德，2022：108）。
　　在哲学史上，“生成”是一个有着深厚积淀的概念，自赫拉克利特“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到以“过程哲学”闻名的怀特海提出建立生成本体论的诉求，再到德勒兹、加塔利通过“根茎”概念强调网络的无限生长与发散性，这些成果共同反映出这样一些原则：关系先于存在，过程重于结果，差异优于同一。尽管我们的讨论没有直接从哲学史切入梳理，但却与上述思想家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呼应。本文试图说明，媒介并非人或技术（物）的某种固有属性或本质特征，而是一系列关系性活动的起点，是带来组合与驱力的未知变量。媒介在发挥中介作用，使自身成为媒介的同时，也在规定着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特定秩序，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实践，制造感知、经验与权力关系，持续地建构着社会。如彼得斯所说，“任何媒介都不可能脱离于他物，或脱离于其他媒介而独自具有意义。一种媒介能揭示另外一种媒介，让后者的媒介属性显示出来。没有彼媒介的揭示，此媒介就不会是媒介”（彼得斯，2020：125-126）。生成性的视角正是以媒介为抓手，彻底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体二元论，打破媒介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刻板观点，揭示出媒介作为中介者建构存在的重要意义——媒介之外无他物，在媒介没有成其为媒介之前，人不成其为人，社会也不成其为社会。
　　如此，生成性就在回应世界创制机制的同时回应了媒介如何成其所是这个问题，生成性也就成为本体论层面的媒介性之一。从生成性的角度切入，方可看到媒介的强大之处。媒介能够卷入一切与之发生关联的对象，并使这些对象“相互捕获，互相抓牢并相互洞悉”（福勒，2019：364），将它们动态地转化为自身复制与扩张的媒介，由此实现无限的自反性生产，如热带雨林一般野蛮生长，如寄生物一般无休止地吞食，乃至源源不断地创制并改变整个世界。媒介所具备的这种建构世界的力量，有助于我们厘清媒介与物、媒介技术与一般技术，以及媒介性与物质性讨论之间的异同。
　　彼得斯曾在《奇云》里充满诗意地写道，“对我们来说，船显然是一种媒介，但它同时也揭示出海洋这种媒介并使得海洋可以航行。”“如果没有船，大海将只是一个‘物自体’而无法出现于人类认识的地平线。是‘船’使海洋成为一种媒介——一个人类旅行、捕鱼和探险的渠道；如果没有船，海洋就不可能成为媒介，至少对于人类而言不可能成为媒介”（彼得斯，2010：126，125）。海与船这种互为媒介，彼此建构的关系揭示出，媒介之所以成其为媒介，在于它能把周边之物联结在一起，使周边之物幻化出其先前所未有之潜力，并把它们都转换为自己的媒介，让世界看见/看不见它们的某些部分，与此同时自己抽身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注释：
①比如写作《创造进化论》的亨利·柏格森，关注潜意识延伸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人类学家安德烈·勒罗伊-古尔汉等学者，参见Erich Horl (2013).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ense: The History of Sense and Technology after Jean-Luc Nancy (By Way of Gilbert Simondon). Parrhesia 17 (2013); 11-24。
　　
参考文献：
阿诺德·盖伦（2003）。《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2000）。《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贝尔纳·斯蒂格勒（2012）。《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菲利克斯·加塔利（2020）。《混沌互渗》（董树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0）。走向媒介本体论（胡菊兰译）。《江西社会科学》（04），249-254。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黄淑贞（2013）。传播媒介史绪论。《文化研究》（01），235-254。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7）。《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翼青（2022）。人体是媒介的延伸。《新闻与写作》（09），1。
黄旦（2022）。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新闻记者》（02），11。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2019）。《基特勒论媒介》（张昱辰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刘易斯·芒福德（2009）。《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马丁·布克哈特（2008）。在电磁流中：作者和电磁书写。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18-4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B.N.汉森（2019）。新媒介。载W.J.T.米歇尔，马克·B.N.汉森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138-147）。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03）。麦克卢汉序言。载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1-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9）。《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马修·福勒（2019）。《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W.J.T.米歇尔，马克·B.N.汉森（2019）。《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孙玮，李梦颖（2021）。“码之城”：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探索与争鸣》（08），121-129+179+2。
维纳（2010）。《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国盛编（2008）。《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皮尔·克莱默尔（2008）。作为轨迹和作为装置的传媒。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64-8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煜（2019）。《论数码物的存在》（李婉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恩·霍德（2022）。《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陈国鹏译）。上海：文汇出版社。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2020）。《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Erich Horl(2013).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ense: The History of Sense and Technology after Jean-Luc Nancy (By Way of Gilbert Simondon). Parrhesia 17 (2013); 11-24.
Goriunova, O. . (2019). The digital subject: people as data as person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36(6)125-145.
HansenMark B. N. (2006).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 (2-3): 297-306.
HassanR.& Sutherland, T. . (2017). Philosophy of Media A Short History of Ideas and Innovations from Socrates to Social Media. London: Routledge.
Johnston. (2008). The Allure of Machinic Life. London:The MIT Press.
Kiran, A. H.& VerbeekP. -P. (2010). Trusting ourselves to technology. KnowledgeTechnology & Policy, 23409-427.
Kittler, F(1990). .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merS. . (2006).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 On Friedrich Kittler’s Conception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3(7-8)93-109.
KramerS. (2015). Medium, MessengerTransmission: 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Logan, R. . (2013). Mcluhan extended and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 (emt). Avant :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Interdisciplinary Vanguard, IV(2).
Parikka, J. . (2011). Fcj-116 media ecologies and imaginary media: transversal expansions, contractions, and foldings. Fibreculture Journal17(17)34-50.
Parikka, J. (2012).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etersJ. D. . (2010). Introduction: Friedrich Kittler's Light Shows. in KittlerF. Optical Media: Berlin Lectures 1999. Cambridge: Polity.
SimondonGilbert (2017)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 Cécile Malaspina and John Rogove, Minneapolis: Univocal.
Yuk Hui (2013).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the Problem of Desymbolization. in HM JerónimoGarcia, J. L.& MitchamC. . (eds). Jacques Ellul and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volume 13.
　　
胡翼青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谌知翼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