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本文提要】梳理美国自1890年代以来的民粹主义运动发展脉络及媒体相关报道情况，探讨民粹主义话语之下的新闻媒体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美国早期的民粹主义行动和大众媒体介入均被认为有积极意义，冷战时期是重要转折点，意识形态重塑和媒体专业化发展使民粹主义运动负面化，新闻媒体不报道或以报道来消解运动。在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里，媒体民粹主义作为重要议题被提出，但政治现实与文化表征背离。民粹主义运动支离破碎，分散的抗议始终未能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而新闻媒体既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以纠正公共政策的偏差，也没有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民众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困境和情感意见，媒体民粹主义反映的恰恰是媒体对资源有限的社会多数人的代表性危机。
　　【关键词】代表性危机 民粹主义 媒体民粹主义 美国
　　【中图分类号】G206
　　近年欧美民粹主义运动高涨引起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尽管不少研究认为，民粹主义作为对严重社会经济危机的强烈反应是代议制出现缺陷和漏洞的警示性讯号（Mény & Surel， 2002 ：17），民粹主义所青睐的直接民主和简化政策主张，实则是通过将不透明的复杂性转化为选民可以掌握的图景来弥合政治和人民之间的鸿沟（Canovan，　2002），但是，媒体舆论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仍然是，民粹主义“对价值观甚至可能对民主文化的持续存在都构成严重威胁”（Elliott， 2021：1）。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大众媒体与民粹主义运动是共谋关系，小报媒体（tabloid media）的煽情主义倾向促成其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早期支持，而精英媒体的犬儒主义则可能激发公民的反政治情绪和对政治活动的不信任不参与（ Mazzoleni， 2003：6，15-16）。也有学者提出“媒体民粹主义”概念，认为媒体本身的民粹主义甚至可以与政治运动相提并论，并与之建立战略联盟（Kramer， 2014），将媒体的政治报道皆视为增加民粹主义运动的可见性或在事实上有利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Alvares & Dahlgren， 2016）。
　　美国有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民粹主义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的平民党运动，民粹主义者（populist）一词在英语中出现主要是为了描述1890年代的美国平民党成员（Canovan， 2005：72-73）。由于历史上小型社区的情感信任和居间信任等若干信任制度基础，美国民主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对国家权力妖魔化的最小政府意识形态以及司法审查的独特的美国法律学说”，反对国家和贬低政党是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帕特森，2004：151-155）。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遭遇了比西欧更为严重的公众信任和政治参与的危机， 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并显著低于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相比于欧洲，其投票人群存在严重的经济阶级和教育程度的分野（Deluca， 1995： 3-5）。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左翼和右翼街头运动都大量增加，而让人不解的是传统的阶级分化消失，愤怒的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加入到极右翼保守主义运动中。因此，本文选择以美国为背景探讨相关问题，梳理美国自1890年代以来的民粹主义运动发展脉络，探讨民粹主义运动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演变情况，尝试在此基础上厘清当代关于媒体民粹主义话语的实质，以及新闻媒体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本文采用美国政治学者达尔关于现代民主悖论的看法，将民粹主义视为代议制民主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对于现代大规模国家来说，民主政治面临公民参与和体制效率的两难，代议制政府可能是实施民主制度的折中且唯一可行的办法，但也意味着政治和官僚精英在重要问题决策上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达尔，1999：119-122），导致精英决策的国家有可能和公民利益相背离，并招致公众对官僚精英的不满，从而埋下政治不信任的根源。 民主国家用以控制公众不满的机制是竞争性政党所体现出来的“政府—反对派”制度，当公众认为反对派符合且有能力代表其利益时，公众对国家的不满和怨恨得到限制和疏导，并被转化为代议政治结构中合法的投票选举行为，但如果“政府—反对派”制度失效，则可能引发更高层面的结构危机（Fuchs & Klingemann， 1995： 3-8）。民粹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对精英的提醒，其对人民作用及其基础地位的强调并不是反民主的，相反，“许多民粹主义主张有充分根据，即便其表达方式存在很大问题”（ Mény & Surel， 2002：5-6）。
　　英国学者Mouffe（2005：54-55）认为，当代民主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将“大多数关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决定移出政治领域”，导致传统政治无法为社会冲突问题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民粹主义运动实际上是未被既存政治体系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将其议题政治化的过程。民粹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人民权力，其基本原则在于两点：人民意志至上，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关系（Panizza， 2005：4）。在公众意见表达和监督性民主层面，新闻媒体也是社会重要的代表性机构。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责任理论明确强调新闻业的可问责性，认为新闻业要“满足公众需求，维护公民权利，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而表达自由的意图即在于将“社会冲突的水平从暴力层面升华到讨论层面”（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10，67）。从这个角度，新闻媒体内蕴民粹主义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民粹主义运动和新闻媒体都是通过代表人民而建立合法性（尽管“人民”概念充满争议），那么，新闻媒体报道和推动民粹主义运动则是理所应当的，“媒体民粹主义”为何会在当代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呢，在媒体民粹主义概念背后真正隐含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和媒体境遇？这是本文所希望回答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以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化过程为主线，并结合新闻媒体自身的专业化和媒体分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阶段民粹主义运动的特征及其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以此探析“媒体民粹主义”何时和何以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以及当代新闻媒体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关系实质。
　　
一、不信任政治与早期民粹主义
　　信任通常源自个体对某个具体的人的既往经验，而民主社会中受委托的代表无法在公众之中累积这样的经验，因此，民主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即将所有不信任的理由一一测试并使其失效之后的剩余信任，通过定期选举、立法机构内反对派的审查和新闻自由等制度化的不信任方式，政治精英可以获得其必需的公众信任（Offe， 1999：59）。以信任形式体现的权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或共同体都至关重要，“失去权威的制度因不能激发其中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合作能力而无法良好运转”，但是，代议制中的代表权威是脆弱的，权威和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关系需要正当理由，唯有通过民主的挑战，“授予个人要求正当理由的权力和重建信任关系”，才能重新产生权威（Warren， 1996： 259）。
　　美国的平民党运动起源于内战之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和金融改革的现实。内战废奴主义热情消退后，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家控制了重组后的美国政党体系，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再是代表“普通人”的制度。在围绕战争期间发生的货币贬值问题的国家货币改革方案的漫长争论中，银行和商业利益最终获得胜利，而代表城市工人阶级诉求和主张的“绿票子党”（greenbackers ）由于当时劳工组织脆弱和缺少劳工报纸等传播渠道的原因而失败，这也意味着“普通人”的利益无法在制度内得到回应。在两党稳定的表面下，收缩货币的政策给美国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民带来严重不公，并最终导致了1890年代的民粹主义反抗。在这场被称为“农业起义”的草根运动中，为远方市场而生产的贫困农民结盟以反抗他们的债权人、运输货物的铁路公司和华尔街财阀（Goodwyn， 1976：7-13）。农民们自称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要求将政府控制在人民的手里。抗议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却激发了全社会对金融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反思，对塑造后来美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将近百年之后，站在全球化自由主义的路口，美国历史学者Goodwyn（1976： x-xi）曾高度评价道：它是一种由旧的传统塑造而成但又竭力挣脱其束缚的“新的民主语言”，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点亮美国自身的文化，“以新的意义沐浴现代美国”。
　　从1870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纸张等生产成本下降、联邦政府邮政政策激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美国报刊发行量和多样性迅速增加，这为平民党以及其他激进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根据Starr（2004：256，264）的研究，美国日报的数量从1870年的574种增加到1900年的2226种，大城市报纸竞争激烈，纽约市在1889年 有55种日报，在这种繁盛之下，19世纪晚期的美国出现大量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出版物，以致Starr感慨道：“无论多么小的运动，如果没有一份报刊来确立其身份，提出其理想并与其成员交流，都是不完整的。”平民党运动伊始即在各州建立官方报纸，并在1890年联合全国1000多家报纸成立“全国改革报业协会”，此外还建立出版社大量出版关于金融问题、资本集中等主题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改革媒体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尽管它们随着运动落幕而关闭，但据此而形成的编辑网络“在整个平民党时代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基础之一”（Goodwyn， 1976： 175，231）。
　　在平民党的推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推出诸如创制权、复决权、民选参议员、妇女参政权等措施，政治精英和社会力量联手扩大了公民权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以“人民主权”的基本政治原则来克服精英政治随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政治腐败和金钱政治等弊病。因此，有学者评价这场“新民主”改革是“在工业时代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做的一次调整，以适应结构日趋复杂、利益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的需要”（李剑鸣，1992：107）。以大众杂志为主发起的“黑幕揭发运动”在改革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 大量有关美国大公司的起源和发展、城市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现象，以及劳动者和贫困者悲惨处境的调查作品使公众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持续的社会批判酝酿了改革舆论气氛。 尽管这些作品在当时也因夸张渲染和停留于现象描述等缺陷而受到不少批评指责，但揭发者大多也是坚定的改革派，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不少黑幕揭发著作本身成了改革的重要依据”（李剑鸣，1992： 66-73）。
　　实际上，英美的民主革命均由人民主权的信念所推动，动员普通民众在历史上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美国建国之初设计的民主模式是呼应启蒙思想的精英模式，民主的基础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财产的人士，一般大众需要在精英的教化引导之下才能参与政治。但是，正如Canovan（1999）所分析的，民主制度应该包含“救赎”（redemptive）和“务实”（pragmatic）两个面向，务实的民主通过多党制、自由选举、压力团体等制度安排实现政治权力的非暴力分配，将更多人口纳入政治体系，使权力相对负责；但是如果没有救赎的愿景，实用主义的民主制度则会沦为政治交易而滋生腐败，并最终丧失其合法性，因此，某种程度的对人民权力的救赎承诺是必要的，“不现实的愿景也是达成现实成就的一个条件”，民粹主义通过反对僵化的制度和宣称直接的没有中介的人民权力而代表了民主的救赎理想面，这种反制度反专业知识的诉求可能是短视的，但通过推动新政党的形成或制度结构的改革而使民主制度获得自我纠正的能力。Kazin（2017： 1-3）将民粹主义定义为“那些努力工作、热爱国家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它并非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灵活的说服方式，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将人群分成高尚的普通人和自私自利的不民主的精英两类，并动员普通人反对精英，“将大众民主的愿景和对敌人的怨恨转化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更大权力”。根据对从平民党到20世纪末的百年间美国历次重要民粹主义运动的研究，他认为民粹主义对美国人来说是必要的，可以有效地要求那些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兑现其通常只是口头承诺的机会均等和自治政府的理想”，美国人能在不质疑整体制度的情况下抗议社会和经济不平等（Kazin， 2017：XV，2）。
　　在美国社会从1880年代的小城镇“岛屿”转向工业化“大社会”过程中（Wiebe，　1967），贫民窟骚乱和城市罢工不断，但是，以劳工和工会为主体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要比欧洲更为艰难和曲折。根据Forbath（1991： 59-65）的研究，以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为诉求的罢工在20世纪初的美国是合法的，但是司法部门极少支持抵制活动，同情性罢工和相关组织活动受到更严格的禁止。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是工会组织的抵制、同情性罢工，控制和承认的罢工数量剧增，给当时尚未组织化的孤立的雇主带来不公；二是工会不仅要求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权利，广泛地免予国家强制的行动和结社自由，还颁布他们称之为“法律”的控制工人的规则，被司法机构认定为对国家法律和秩序构成威胁。“司法压制与法院更广泛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权威相结合，意味着工人阶级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法律和宪法框架下寻求对劳动商品化的批判，这导致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和“固守改变命运的个人主义策略”的假象。但是，纠正诸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让每一位工人成为真正的公民，“不仅需要一个不受严厉法律约束的工会组织和集体行动的空间，还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再分配以及对新兴企业经济的公共重建和监管”（Forbath， 1991：167-168），正是后者的缺失给美国的工会运动乃至美国社会带来长久的影响。
　　尽管如此，根据学者研究，劳工条线记者从1870年代开始出现，到20世纪初已成为纽约所有报纸的标配（Martin， 2019：47-48）。1900年前后，在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影响下，精明的报纸出版商也在城市里创建了以劳动阶级为目标受众的廉价报纸，倡导改革并取得广泛成功；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不仅简单报道新闻，还通过张扬的十字军东征式的运动（crusades）创造新闻，代表无声的工人阶级利益反对大企业垄断和政府腐败，即便“黄色媒体”的批评者也承认其为维护民主“与财阀统治和特权者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斗争”（Teel， 2006 ： 5-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多年里，在进步主义时代曾获得巨大影响力的劳工运动遭到雇主组织和商业群体打击而陷入停滞状态。报业的工业化发展带来所有权集中和市场多样性下降，报纸以客观中立的专业姿态来应对社会公众对媒体权力的普遍怀疑，这给劳工报道带来伤害，一方面媒体所有人从自身利益角度敌视员工的工会化，追求“高端受众”也更符合媒体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专业化使记者成为帮助普通公民理解日益复杂的世界的“超级公民”（Nerone & Barnhurst， 2003），专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精英化，记者倾向于将人民视为独立的个体而非社会群体，从而更难处理劳工阶级问题。但是，劳工条线仍然存在，部分是由于劳工组织出版的报纸、通讯社提供的劳工新闻服务，以及新兴的劳工电台出现，另外，当时的欧洲移民潮也提供了很多有关劳动和工作的精彩故事（Martin， 2019：49）。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道劳资关系仍然被认为是媒体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而耸人听闻的小报风格新闻依然能被接受。1938年在时任总统罗斯福倡议下举行的关于媒体服务公共利益的全国讨论会情况可见一斑，人们对当时媒体批评最多的是“没有报道劳资关系以及与大企业过从甚密”的问题，对其他问题则几无提及（Usher， 2010）。从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纽约时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至少4名劳工记者的报道规模（Martin， 2019：50）。
　　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使劳工组织从过去的束缚中稍有缓解，工会对既存的劳工报纸广泛资助，因为它们更具有包容性（inclusive）和代表性，“可以强有力地使工人阶级需求得到国家和市政官员的关注”（Kazin， 1986 ：379）。1935年由8位工会负责人创立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简称CIO），团结包括小农、工薪阶层、地方政治家、小雇主等多种力量形成工人和改革派中间阶级的大联盟，制定雄心勃勃的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计划。在政治精英的支持下，CIO工会与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公司等制造企业签订多年期合同，在尽可能减少罢工和确保雇主控制工作流程的同时，也实现工人就业保障、获得更高薪酬和对工作内容的部分控制。CIO的成功部分归因于使用了比以前工人运动更为复杂和集中的传播策略（Kazin， 2017 ：139-140）。除了策划劳动节游行等宣传活动外，CIO为全国各地的劳工报纸每周邮寄工会信息和政治漫画，1937年底还出版了第一家全国性劳工周报《CIO新闻》，排版类似受工人欢迎的大城市小报，包括署名专栏、漫画以及关于工会进展和对抗自由民主党的新闻故事等，内容有吸引力且鼓舞士气，据称年发行量接近75万份。CIO在广播宣传上也富有创新性，通过广播评论新闻事件，呼吁社会对劳工运动目标的理解和支持，强调产业工人代表可以像任何政治家或自由演说者一样为公共利益发声，并常在晚间节目中邀请普通工人谈论工作进展。Kazin（2017：163）认为，CIO大规模崛起（insurgency）是美国左派最后一次以“人民”（the people）的信念强调工作在民主政体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在二战后随着制造业本身的衰落和全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抱中，大多数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放弃了这一信念。
　　在西方民主政治想象中，人民成为神话般的存在，“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有时也是将政治从压迫、腐败和平庸中赎回的力量” （Canovan， 2005：123）。借助1830年代蓬勃发展的平民“便士报”和福音派的慈善、节制、废奴的教义传播，美国的民粹主义言论萌芽于内战前，它包含两种并不冲突的愿景和抗议，其一是产生自新教改革并由个体信仰所不断复兴的宗教虔诚，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攻击有罪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受到傲慢的富有者支持的行为；其二是源自启蒙运动的世俗信仰，相信普通人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两者都认为“人们应该摆脱奴役性的偏见，学会自我证明”（Kazin， 2017：10-11）。在二战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发生多次有广泛影响的民粹主义行动，包括平民党、工业工会主义运动、考夫林（Coughlin）神父的天主教民粹主义运动等，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都是其所声称的普通人中的一分子，通过团结尽可能多的大众来反抗政治和经济精英，运动者自己创办报刊或利用新兴的广播电台进行大众宣传，或者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但是，民粹主义行动和大众媒体的介入并没有被公众认为是危险的行动，相反，它讲述的是“人民在善恶势力之间的伟大斗争中夺回自己主权”的故事，赋予现有政治制度有限合法性的“人民主权”信念，也创造了一种大众团结的期望和通过人民的行动来更新制度的信念（Canovan， 2005：127-129）。
　　
二、冷战共识与民粹主义转型
　　二战后，随着国家从战时向和平状态转变，美国社会面临严重动荡的威胁，在国内通货膨胀、罢工活动蔓延以及冷战意识形态压力下，美国各界精英和公民组织负责人在1940年代发起“自由列车”行动来锻造美国共识，在自由的旗帜下团结存在广泛利益分歧的美国人以“强化企业秩序、支持冷战、倡导宗教宽容和公民权利”（Wall， 2008 ： 3-4）。其中，旨在支持美国经济制度的一系列运动通过广播和新兴的电视而得到充分宣传，工会精英也认为劳资权力失衡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1950年代初，以《财富》为代表的报纸杂志推出几十篇文章以及知识分子的相关著作将美国经济体系命名为“人民资本主义”，推动美国人团结合作而非社会变革的保守愿景，恢复了以最小政府干预企业权力的政治文化（Wall， 2008 ：197-200）。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工人虽对富人仍有怀疑，却也因更高的工资和稳定的就业而视自己为中间阶级的一员，民粹主义涵义出现反转，“在美国历史上，大量活动家和政治家首次使用民粹主义词汇来反对而不是支持社会改革”（Kazin， 2017 ：167-168）。另一方面，二战后，人们将民粹主义标签广泛用于包括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激进运动、纳粹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乃至1960年代的西方左翼学生运动等完全不同的政治现象（Ionescu & Gellner， 1969 ：3），普通人的激进运动逐渐被视为反建制反精英和有可能颠覆自由民主的危险力量，民粹主义常常作为负面标签被政治竞争者用来标记对手，或被描述成以邪恶的特定领导人为中心的蛊惑性政治。
　　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在冷战期间出现重要转向。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之前在平民党和工业工会主义运动中反复出现的生产者和劳动者伦理消失，意识形态的恐惧和冲突成为更突出的主题。其次，不少运动不再是那些为自己发言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局外人在行动，相反，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精英针对对手的一项战略部署（Ware， 2002 ：119）。其三，左翼和右翼运动交替出现，但是旧的左翼运动在战后共识和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中衰落，而新左派的似是而非最终促成新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导性地位。
　　1950年代出于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惧而形成的右翼反共运动是一场典型的意识形态运动，动员了宗教群体、退伍军人、中间阶层的专业人士等保守人士，但是在打击政治对手之外并未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击下，麦卡锡主义虽声名狼藉而失败，却给美国的生产者和工薪阶层运动留下长远的不良遗产。麦卡锡本人并非出身社会底层，其政治经济思想也与美国传统民粹主义者相对立，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牵强地将麦卡锡主义与历史上的平民党运动联系起来，并据此批评民粹主义贡献被过于夸大，“民粹主义者是相信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傻瓜”（Saloutos， 1968 ：105）。Kazin（2017：192-193）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将民粹主义者描绘成非理性偏执狂的形象时，将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反垄断和对金钱权力的憎恨与意识形态祸害混为一谈，导致所有以反建制为目标的事业都不被认可。另外，麦卡锡主义影响了自由主义者的想象力，法西斯主义等外来意识形态的挑战加剧了美国人的不安感，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因此而将工会主义、反犹主义等都视为本土法西斯主义的种子，而经济保守派则担心左翼运动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Wall， 2008 ：279），夸大的恐惧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曾经是工会运动和争取社会保障事业主体的普通美国人失去信任，从而削弱了未来左翼运动的基础。
　　麦卡锡主义也给新闻媒体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报道投下深远的阴影。在找到应对办法之前，媒体囿于客观性报道而无法对麦卡锡的指控做出判断和发表意见，麦卡锡以其政治精英的身份一度可以轻易操纵报纸和电视新媒体，因此，人们在反思中指责媒体创造了“麦卡锡指控”。这一方面推动了后来的解释性报道盛行，另一方面也使媒体对民粹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Bayley， 1981 ：214-219）。
　　工人运动在二战后的衰落受到众多学者关注。政治学者贝尔（2013：194-199）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除了因战争产生的国家团结意识外，衰落也由于美国工会发展的诸多现实局限：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和会员发展都达到极限；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工薪阶层兴起对旧的阶级意识形态带来冲击；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工会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和公众信任度存在危机。Kazin（1986）对加州工会运动史的研究也有类似见解，CIO运动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取得一系列法律保护后，大多数工会成员加入民主党联盟，到1960年代，“加州左翼已经成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中间阶级和为第三世界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的代名词”。
　　黑人民权运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左翼运动，也体现了媒体报道和运动自身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二战后，美国在种族平等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南方一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1955年罗莎巴士事件引发巴士抵制活动，在马丁·路德·金领导下，长达一年的抵制运动取得胜利，随后，争取黑人平等权、选举权和结束种族隔离的示威抗议活动扩展到整个南方，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这些努力取得极大的成功（Gilens， 1999：108）。从新闻媒体的角度，在1950年代，主流媒体曾投入大量资源报道黑人民权运动，新闻史学者Davies（2006：67）评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当时全国报纸的典范”，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起因即是民权活动人士在纽约时报所投放的广告，而最高法院于1964年做出有利于纽约时报的判决。二战后的广告繁荣维持了报纸相对健康的运营，从1945年至1965年间，美国日报数量稳定在1750种左右，但是，报业内在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在电视崛起、生产成本上升和技术改进等多重压力下，报纸的建立和运营都变得非常昂贵，“一个人的报纸”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人口从城市向郊区转移导致郊区报增长和都市报衰落，出版商更加强调商业利益，都市报的编辑内容和广告的比例从二战期间的6：4左右下降到战后的约为4：6（Davies， 2006： ix-x， 133-135）。媒体结构变迁的深远影响在于，随着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增强对有关黑人新闻的报道，全国范围内的黑人报纸都不可逆转地衰落了，曾经在二战中发行量高达25万份的《信使》（Courier）到1960年代末已跌至不足5万份，其他媒体命运也大体类似。另外，随着时间迁移，变化的社会格局和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也使南方媒体与北方媒体产生态度分化，前者认为后者夸大了南方地区的种族冲突，也有不少评论者批评媒体的种族报道缺少背景，“害怕冒犯读者”，强调冲突事件，而非运动所取得的长期成果（Davies， 2006：69-75）。
　　更为复杂的是，种族和阶级问题纠缠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并推动了保守主义右翼运动的发展。非裔美国人的贫困问题曾长期被忽视，如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不少福利条款在南方州被删除或缩减，因此，当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取得显著成效后，在1960年代后半期，民权领袖将注意力从法律不平等转向经济不平等。与此同时，美国多个城市在1964至1968年间发生震撼全国的黑人贫民窟骚乱事件。1964年夏天，北方多个城市爆发骚乱，南方密西西比州争取黑人投票权的行动则导致白人的暴力回应，1965年芝加哥、洛杉矶和麻省均发生严重骚乱，1966到1968年骚乱延续并更加严重（Gilens， 1999：109-110）。种族冲突和城市骚乱叠加，街头抗议、城市起义和犯罪率上升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以南方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民粹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
　　华莱士通常被描述为种族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新右翼，“创造新的集体政治身份将人们从旧的传统和政治认同中剥离出来”，开辟了反对整个现有政治的话语新领域（Lowndes， 2005：145）。实际上，在新政传统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一般忠诚于民主党，并支持福利国家，尽管华莱士声称出身名门的东部建制派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少为广大的中间阶级说话，但若无当时的种族冲突和对南方秩序的捍卫，深受个人主义影响的南方弱势工人和农民则很难被动员起来。华莱士以道德传统的力量来对抗现代主义的解放力量，“为不喜欢民主党种族和外交政策的普通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项选择”。而在北方，面对比种族问题更为严峻的黑人贫困、就业等阶级问题，自由主义改革遭遇结构性限制，诸如平权行动、种族配额和对黑人历史的补偿等补救措施，既“超出了现有的道德合法性和政治可接受水平”，也导致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中弥漫着“逆向歧视”的受害者感受，即便是同情黑人苦难的白人也常愤慨以对。种族问题、道德焦虑，以及对暴力冲突的恐惧等诸多问题累加起来，使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在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眼里成为一种威胁性的力量，新政联盟崩溃，一种更加自觉地以吸引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阶层为基础的新右翼文化形成（Rieder， 1989：249-255，265）。
　　被冠名新左派的学生抗议运动也试图以一种非常规手段对那些被系统排除在公平分享社会资源之外的人群表示声援，其标志性组织“民主社会学生会”（SDS）于1962年成立，声称要致力于在更大的社会中实现参与式民主。年轻的激进分子不满于中产阶级只关注私人利益，想要实现父母所宣称的和平、平等、正义和个人自由，但实际上，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都更接近其中产阶级父母，而非所宣称的普通美国人，主张社会民主和反冷战的狭义政治社群只是学生运动中比较次要的部分，中产阶级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所预感的某种恐慌和不安塑造了反主流反传统的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氛围（Gitlin， 1993 ：17-49）。学生运动对“日常生活”的批评推动了美国人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关注，也对建制机构和权威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但更多是观念层面的影响，并未对支配人们生活的权力结构产生更多改变，以至于到1980年代，人们对新左派的政治所知甚少，对其兴趣主要“集中于名人、时尚和生活方式” （Isserman & Kazin， 1989 ：214-215）。Kazin（2017：218）曾评论道：“激进分子无法超越其背景而对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之外的美国人真诚和富有同情心地讲话，这使他们无法像过去参与合作的自由主义精英那样发动一场有关国内政治变革的严肃斗争。”
　　新左派运动在1960年代末衰落， 其长远影响通过积极分子在以后岁月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中体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曾经的积极分子进入主流政治成为民主党左翼，或者成为学者、记者和媒体专家，“激进分子在1980年代的大学和媒体的作用可能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他们仍然关注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但却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和工作为中心的关注，而是致力于关注“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反军国主义和跨种族团结”（Isserman & Kazin， 1989 ：229-230）。中国学者程巍（2006：10-15）则尖锐地批评道，“新左派只是一个穿错服装的新右派”，他们以贬低资产阶级的反文化运动帮助资产阶级“夺回了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并以新自由主义的形态重返社会政治舞台。对于占社会大多数的努力工作却收入菲薄的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担心和所面临的严重困境是物质和道德环境挑战，而这一点恰恰被左翼政治和媒体精英所忽视。
　　《时代》杂志1970年曾将“中间美国人”（Middle Americans）作为年度人物推出，并以总统尼克松作为其代表，试图对遵从传统价值观的沉默的中间阶级进行命名，共和党政治精英也利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修辞反对“由联邦官僚、大众媒体、傲慢学者和其他不道德的特殊利益群体组成的自由主义建制派”（Kazin， 2017 ：253，266）。但是，自由主义固然在大众心目中“获得各种令人反感的内涵”，1980年代的右翼政治试图“从根本上重建道德、司法、经济和全球生活”则是对沉默的中间阶级利益诉求的错误推论（Rieder， 1989：258，266）。社会中下阶层混合着传统道德话语的对有关种族、性别、移民及相关政策的争论模糊了其中阶级冲突的因素，围绕沉默的多数人重建政治共识仍然道阻且长。事实上，即便在1990年代的经济稳定、低失业率和联邦政府预算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仍在扩大，财富增长主要来自金融资产，大多数工薪者收入寒微，而这些“被遗忘的中间阶级”和“工作的穷人”则从美国的公共政策中完全消失，社会学家Skocpol（2000：4-5，22）批评美国的社会政策争论奇怪地极化：“游说团体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争执不下，自由派关注穷人的绝望困境，保守派庆祝特权者的成就，而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工薪贫困家庭的需求。”
　　与早期的黑人权利运动情况不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少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二战后持续的新闻专业化的结果。1946年美国新闻研究院（API）成立，被认为是标志着媒体采编人员“第一次有组织地分享改进报纸的想法”（Davies， 2006：19-21），美国新闻院系协会（AASDJ）则从1945年开始启动全国高校的新闻教育项目的认证程序以改善新闻教育，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客观性、公共服务、专业自治等新闻职业规范在记者认同中达到顶峰（Hallin， 1992）。吉特林（2007）关于新左派运动的电视报道研究和塔克曼（2022）关于妇女运动的报纸报道研究均关注到职业意识在塑造媒体报道态度和报道方式上的重大影响。塔克曼（2022：150-159）认为媒体在运动初起时通常采取贬低和排斥的态度，在事件受到社会关注后则弱化运动的激进性质，媒体的报道程序偏向于选择改良派的运动发言人和当权者作为消息源，从而将运动的“革命潜力转变为改良式的诉求”，新闻规范作为指导记者报道行动的意识形态而起作用。吉特林（2007：216，194）认为“正规的新闻报道模式”导致媒体报道冷落运动的激进翼并与温和翼对抗，客观性和平衡报道的合法性需求虽偶或有利于反对派运动，但取决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
　　媒体结构变迁也产生重要影响。吉特林（2007：导言10，213-220）认为平民党和CIO工会运动期间，运动者自身创办的媒体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冷战期间的大众媒体已经高度集中且影响广泛，面对庞大的文化工业，运动者自身创办的媒体无力与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文化对抗，在建立自身解释和世界观上极其困难；而媒体精英则与政治经济体制结为一体，将革命者塑造为对国家构成威胁的离经叛道形象，从而使反叛运动遭到压制或打击，最终，反叛运动被霸权主义世界观所消解，其中一些反叛的特征则转化为“愤世嫉俗的政治观及嬉皮的生活方式”。Kazin（2017：271）则认为，民粹主义作为时尚词汇在1980年代被大众媒体广泛用于从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摇滚音乐家到政治活动家和公职人员的各色人等上，甚至成为商业推广策略，这也耗尽了“普通人”概念在表达集体怨恨和促成全面改进愿景上的想象力。总体上，相关研究结论都表明冷战期间的大多数时候，大众媒体对民粹主义运动实际上产生了消解作用。
　　
三、全球化时代的媒体民粹主义
　　大约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传播技术发展叠加新自由主义对新闻媒体的放松管制，有线电视、互联网及脱口秀等信息娱乐节目形式兴起，到1990年代初已显示对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等多层面的冲击，这些被笼统地命名的“新媒体”意味着美国迎来媒体分化阶段。研究者注意到，相比于主流媒体，新媒体与受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常针对现任政治人物和团体发表煽动性言论，不仅公开表达民粹主义主题，而且身体力行之，有明显的反制度偏向（Davis & Owen， 1998 ：17-19）。在此之前的同质化的客观性报道时代，一小撮精英媒体决定新闻报道，“如果媒体断定某则消息的新闻价值不大”，这则新闻就会被彻底扼杀，但是，在媒体分化阶段，边缘媒体和精英媒体都能做出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标志着强有力、统一的媒体体制的瓦解”（韦斯特，2010：92-93）。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和资深记者出版调查研究专著，认为新闻媒体缺乏责任感和破坏了美国民主，美国当代政治的问题在于新闻记者，而非政治家（韦斯特，2010：125-126）。
　　在欧洲，媒体民粹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民粹主义运动高涨息息相关。意大利学者Mazzoleni（2008：54）将媒体民粹主义（media populism）等同于民粹主义媒体（populist media），指“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产品和／或符合大众品味的新闻报道”，认为小报媒体（tabloid media）就是其典型案例。德国学者Kramer（2014：48）则将媒体民粹主义理解为某些媒体使用民粹主义风格及其意识形态元素，对代议民主制度和精英抱有敌意，而依赖群体常识并诉诸道德情感。尽管这些界定将媒体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运动分离，实际上，学者们认为两者之间即便没有因果关系，媒体也为民粹主义现象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支持（Mazzoleni， 2008 ：50）。
　　媒体民粹主义在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负面议题被提出，很大程度上则是出于对媒体渠道增长分化及其影响的担心，而非民粹主义运动在新闻媒体的影响下有实质性的发展或规模扩大。亿万富翁佩罗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是1990年代美国重要的新民粹主义运动，也被不少学者视为媒体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电视脱口秀节目对佩罗早期的成功产生重要影响。1992年2月，在社会公众对佩罗还所知甚少时，CNN 的拉里·金访谈节目给予佩罗一小时访谈，带动其大众支持率上升，CBS、NBC等传统电视网的访谈节目随后也对佩罗发出邀请，并进而传导到传统精英报纸将其视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候选人。但是，Laurence（2003）对佩罗全部竞选过程的研究认为，佩罗现象的出现首先是政治开放过程提供的机会结构所致，政党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降低，个体候选人才有可能独立动员支持者并借助新闻媒体以获取公众支持，在传统媒体大量压缩政治领导人直接表达的环境中，候选人利用新媒体的无过滤的现场访谈可以获得更多传播机会，但是传统的精英报纸仍然掌握总统竞选的基本标准。民粹主义风格的新媒体得到传统媒体的部分承认，并没有颠覆传统媒体的权力。
　　从政治的角度，1990年代初，全球化和放松管制带来政治动荡和意识形态冲突上升。克林顿1991年竞选总统时曾将“人民优先”作为口号，表示要站在努力工作的中间阶层家庭这一边，但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美国的公共政策致力于给富人减税和挤压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使负担实际落在数量庞大的工薪家庭，并贬低损害强调相互照料支持的家庭和社区价值，中间阶层的基础的物质需求和精神价值均被忽视（Skocpol， 2000： 3-20）。企业向全球转移也使政府和一度强大的劳工运动都受到限制。塔格特（2005： 59）认为，佩罗运动的基础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全球化引起的经济忧虑和现实困境是运动的重要动力，“佩罗主张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安全”。根据民调数据，投票支持佩罗的选民中比较显著的群体是独立于传统政党的人士、年轻人、过去四年中财务状况恶化的人和对政府预算赤字担心的人，比例分别为30%、22%、25%和37％（Gold， 1995 ：755）。对佩罗支持者的研究显示，尽管不是很连贯，“限制外国进口和减少美国在国外的参与”是一些激进分子参与佩罗运动的原因（McCann et al， 1999：25）。但是，与以往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有显著区别的是，佩罗虽然竭力将自己塑造为绝望的工薪阶层代表，出身却决定他往往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政治家，而非跨国公司这样的更为持久的制度，因此，Kazin（2017：273-274，289-290）认为，佩罗的出现更多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没有其他发言人来表达其共同的不满”，而非真正的“财富生产者的大众社会运动”。
　　1996年开播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抛弃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新闻报道规范，以耸人听闻的小报风格和保守主义的反精英修辞很快取得市场成功，被学者直接命名为“福克斯民粹主义”（Peck， 2019）。其民粹主义策略主要有两点：行业人士基于品位对“浅薄的”文化形式、生活方式和审美风格的诉求，以及通过非专业风格的“讲真话”的方式来体现一种与世俗认知文化的统一（Peck， 2021：163）。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南方兴起的茶党抗议活动中，很多研究者都关注到福克斯新闻在其中扮演的显著角色，认为其为精英操纵的右翼政治服务。例如，Skocpol与Williamson（2012：190-202）认为茶党由草根活动家、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国家精英和右翼媒体啦啦队组成，草根茶党和精英在政策措施上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草根茶党的矛盾性仍难以解释，作为积极公民的他们熟悉地方和全国性的政府运作过程，但对公共政策内容的了解常是错误的；茶党群体内能尽可能弥合不同观点的分歧，对群体外的美国人则完全没有同理心，研究者将此归咎于右翼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和制造种族刻板印象。Hallin（2021：54）认为，民粹主义是右翼媒体通过政治认同创造利基市场的营销手段，也是其重塑美国右翼政治的一种政治行动，福克斯新闻创造了特朗普挪用的民粹主义话语。
　　以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捍卫传统道德规范为核心的右翼民粹运动在美国有漫长的历史。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社会议题的兴起，大政府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倡导者成为其主要抗议目标（McGirr， 2001：272）。但是，文化对抗很大程度上遮掩了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经济动因，在相互矛盾的诉求中，右翼运动常常被误读为精英操纵或草根阶层受到欺骗蒙昧，工薪阶层因贫困而滋生的文化政治观念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导致其投票反对自己的利益。例如，金融危机后的茶党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场目的在于增强企业政治权力的精英运动，缺乏足够的草根参与（DiMaggio， 2020 ：33）。实际上，Hochschild（2016：151）的人类学调查表明，福克斯新闻确实对茶党有强大的影响，通过攻击联邦政府而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白人中引发了恐惧情感，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全球化和自动化使企业巨头较少依赖美国劳动力，对劳动者和小企业形成结构性挤压，这是一场“未被明确宣布的阶级战争”。
　　美国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经济转型和工厂倒闭使许多工人失业或处于朝不保夕的工作状态中。人类学者Walley（2010：128）记录了家乡钢铁厂在1980年倒闭对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心理冲击和经济困难，在其后大约九年的时间里，3400名工人中有约800人死亡，绝大多数死于酗酒、自杀或压力相关的疾病。研究者们也揭示了世界市场经济和农业部门现代化给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中下阶层带来的打击。跨国公司推动农村社区转型，但农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几乎没有发言权，农业政策由在地理上和道德上都远离农村社区的大都市精英制定，导致农村地区受到污染、贫困、毒品等问题的严重伤害，农民自杀率是一般人口的三倍（Ramirez-Flores， 2005 ：170-171，12）。在经济不确定性和向下流动的恶性循环中，“19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自杀人数高于大萧条时期”，人类学者Kimmel（2013：244）认为，美国极右翼所争取的白人平等权利仅仅是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权利，种族意识实际上代表的是没被看见的阶级意识，“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阶级，他们就会向左转，并与相同经济阶层的不同种族共同努力”。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据估计，中间阶层的底部大约五千万人沦为岌岌可危的“新贫困”人群，有工作却随时可能跌入真正的贫困，而电脑革命在摧毁旧产业的同时也带来一批新贵，这种社会结构的基础性调整持续20多年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将其完整显现（Gusterson & Besteman， 2010 ：4）。经济不平等大幅跃升，1980年至2005年间美国人税前收入总增长中，超过五分之四流向了前1%的纳税人，不平等水平堪比“咆哮的20年代”，因此，有学者将当代美国社会称为“新镀金时代”（Bartels， 2008：13）。
　　实际上，福克斯新闻并非仅以极端语言吸引受众，而是很大程度上通过对阶级问题的关注来赢得受众认同。早在2000年，高收视率谈话节目“奥莱利实情”（The O’Reilly Factor）的主持人就曾强调“从工人阶级的视角”呈现新闻，尽管这种阶级叙事被研究者视为“赤裸裸的江湖骗子和头脑简单的噱头”（Peck， 2019 ：x）。Peck（2014）对福克斯新闻2008年后经济衰退期间的主要意见节目的研究表明，福克斯的关键解释策略是“声称代表了经济低迷时期的被遗忘的人”，汲取美国民粹主义传统中最能引起共鸣的生产者伦理，强调技能、辛勤工作和公平报酬的神圣性，符合“现代争论中关于阶级、工作和财富分配的基本规范假设”；但是，不同于进步主义运动和新政时代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关注，福克斯调用寄生于国家福利的种族刻板印象，将企业主和商业精英也定义为生产者，创造了一种“富人民粹主义”，在吸引工人阶级观众的同时却试图为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的霸权地位而辩护，从而破坏了关于经济危机的民粹主义叙事。
　　美国1990年代以来的草根反叛（insurgencies）主要是一些分散的短时的活动，并且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诉求常常自我矛盾或相互冲突，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能持续推动政治转型的联盟，贫困阶层从未形成类似19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那样的清晰连贯的目标。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学者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传统被当作是反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失去声誉，美国社会很难寻找到对集中的经济、政府和军事权力的抵制资源，“没有针对当前困境的基于持久组织、替代性意识形态和有效制度策略的连贯的政治回应”，以至于从道德层面需要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时，“没有任何运动能产生反体制的潜力” （Boggs， 2011：viii）。从政党的代表性制度安排来说，民主党抛弃与劳工组织结盟的新政传统则是根本原因。Frank（2016）批评民主党在1992至2016年间除一次例外均在总统选举中赢得多数票，曾六年完全控制国会，却致力于追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非凡成就”，未就改善经济不平等做出努力。 民主党通过与“知识经济”巨头及为其工作的专业人士建立的捐助联盟而拥抱后者主张的放松管制政策，已被重组为主张社会自由和在经济上日益保守的机构，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淡化蓝领经济问题，支持多元身份政治”的进步政治（Gusterson， 2017）。Inglehart 与Norris（2017）则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解释了美国右翼与左翼运动纠缠不清的状态，他们认为，在二战后和平安全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几代人抱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人权、性别平等等非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视，对经济再分配的重视程度下降，左翼的基础越来越多来自更为富有的中产阶级，激发大部分工人阶级为捍卫传统价值观而向右转，“选民从基于阶级的两极分化转向基于价值的两极分化，解散了曾经带来经济重新分配的联盟”。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一些学者认为，中下阶层的认知不仅来自日常生活，也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媒体几十年来培养的结果，保守媒体公开拒斥高现代的有抱负的主流新闻，和追求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起培养了民众对政府、科学专业知识和新闻媒体的怀疑态度（Wells & Rochefort， 2021：351）。但是，专业主义的主流媒体在工人阶级转向右翼运动的问题上也难辞其咎。新闻史学者Nerone（2015：224）认为，选民之所以错误地将移民视为贫困问题的根源，主要原因是“新闻媒体使工人阶级受众难以认识自己和在公共领域明智地追求他们的关注点”，专业记者没有医生或律师那样的独立自主性，难以挑战有权力的消息来源的操纵，新闻高管追逐商业利益而抛弃了工人阶级。Hochschild（2016：126-128）对茶党的研究也表明，茶党人士并不认同福克斯新闻的极端语言，也不完全排斥自由派媒体，而是后者对中下层白人的道德偏见让茶党成员觉得被冒犯了 。大都市精英的“国内东方主义”（domestic orientalism）式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无视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的社区意识而随意将其贬低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文化因素加深了两者的隔阂（Gusterson， 2017），Hochschild（2016：232-236）的“深层故事”展示了南方茶党对自由主义者所强加的“政治正确”的愤怒，正是对联邦政府的愤怒和不信任使他们投票支持保守派政治家，对包括污染、健康、教育和贫困在内的跟本地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锁孔议题”（keyhole issue）结构性失忆，因为承认这些问题则意味着需要他们所憎恨的联邦政府介入。
　　一些学者采取自然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非官方、非主流的街头政治活跃的现象，认为代表性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危机并非偶然，这种社会上层精英代表下层大众的垂直政治模式反映早期现代社会的等级森严状况，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今日公民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代表性手段和策略更加警惕而越来越希望直接参与其中，这或许意味着传统的代表性政治范式的衰落和普通人参与的水平监督式民主的发展（Tormey， 2015 ： 9-14）。在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改革和全民公投的直接民主形式在公共决策应用中有所增加，公民咨询和公众听证会嵌入广泛的立法程序中，政策过程司法化使每一种公众利益可以通过法院行动的途径转化为权利申诉，因此，学者也认为这些举措形成一种公民可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管理过程的“新型的倡导式民主”（Dalton et al， 2003：10-11）。但是，民主的新形式并不能解决代表性危机问题，达尔（1989：87-95）曾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角度详述个中原因。民主的困境在于管辖权冲突，即一部分人对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必然妨碍其他人的控制权，如果每一个管辖权冲突都“通过由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所有公民组成的人民来解决”，即多数裁定原则，那么涉及公民基本权利、自治、宗教自由等问题则无法解决，而且也会导致多数人永久统治的问题，在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则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永久性统治，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修改多数原则或（和）给予少数人更大程度的自治，而前者意味着多数裁定原则失效，后者在某些情况下虽能产生有利结果，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使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解决方案。
　　2011至2012年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说明代表性问题难以回避。这场金融危机以来最重要的左翼运动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影响而在美国多个城市扩散，“我们是99%”的宣称引起人们对财富和权力严重不平等的关注，但运动并未就不平等问题提出明确目标。如果说无组织的直接行动方式就是对代议制政治的反抗，街头运动难以回避的矛盾则是，“我们是99%”本身就是典型的代表性主张（Tormey， 2012）。
　　福山（Fukuyama， 2012）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来自右翼，并将代表生产者和工人阶级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匮乏的原因归结于“观念领域的失败”，即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几十年来左翼知识分子未能就经济变革背景下的社会结构作出连贯分析，也未就保护中间阶级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议程。从这个角度，在媒体民粹主义指责频仍的年代，不论是从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而言，还是从其代言无声者的民主理想的角度，美国的媒体民粹主义实际呈现的是一种文化表征和社会政治的分离，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地方。
　　
四、结语：新闻媒体的代表性危机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左翼候选人桑德斯和右翼特朗普均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是蛊惑民心的政客（demagogues）“利用公众的警惕心来兜售对难题的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正如Kazin（2016）所言，在政府或企业精英忽视普通民众需求并背叛其信任时，民粹主义“抗议不平等和公共生活的腐败”是对严重政治问题的有益警告。在二战前的漫长时间里，在人民主权的信念下，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以及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都被视为对民主制度不足的修补，并在后来的公共叙事中得到很高评价。冷战期间，意识形态重塑导致劳动者／生产者的民粹主义运动衰落，民粹主义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制度的破坏性力量，因此，代表社会主流文化的工业化的新闻媒体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报道民粹主义活动而扩大其影响，却最终对其产生消解作用。
　　1990年代以来，媒体分化损害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主导性地位，媒体民粹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对媒体影响力的担忧而提出，而社会中下阶层支持违背自身利益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则似乎佐证了民粹主义风格新闻媒体的负面影响，在从佩罗到特朗普竞选的讨论中，媒体民粹主义均是反复被讲述的主题。实际上，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严重社会不公，以及左翼精英在公共政策上应对失当，是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白人转向替代性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没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阶层民众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境况和情感意见，既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以纠正公共政策的偏差，也无助于民粹主义运动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以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因此，媒体民粹主义话语之下掩盖的是新闻媒体对作为社会多数人的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民众失去代表性的事实。
　　从政治的角度，“代表是指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并以回应被代表者的方式而进行的行为”，由于政治问题同时包含事实判断和价值信念，既非纯粹知识也非任意选择，不能简单交付专家决定或由精英进行家长式的照顾，政治代表所代表的不光是建立在理性推理之上的客观利益，也是包含民众意愿的利益，因此，民众在自己的利益上拥有发言权很重要（皮特金，2014：257-260）。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代表制度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代表，需要以地方层面“活泼的、参与的、具体的直接民主”作基础，公民在本地事务上通过与他人的协商来“修订其对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以及两者结合方式的理解”，但是，全球化时代里，一些本地最重要的问题（如跨国公司的供水问题）并不能在本地范围内得到解决，跨国公司、政府官僚机构等巨型非民主组织扩张严重阻碍了公民参与政治，政治家直接代替人民行事，这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障碍（Pitkin， 2004）。另一方面，美国的公民社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开始重组，为个体会员提供日常联系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的传统社团衰退，代之而起的是通过邮件招募会员并“拥有专业雇员的倡议型组织”，致力于在全国性的政治辩论中表达政策观点，基层会员不再有面对面的协商参与，为支持某项事业而捐款成为其主要行动（帕特南，2011：44-45）。这些倡议性组织本身无可厚非，其路径选择更多出于工作效率的考量， 但造成的后果是基层成员很少有机会参与管理，精英寡头的组织为“他人”做事（doing for），而不是与“他人”一起做事（doing with），“头重脚轻的倡议团体没有动员群众来支持合理的改革计划”，也扭曲了国家政治和公共决策（Skocpol，1999）。
　　政治学者认为，代表不仅是意见的表达，还需要“复制和反映”民众的情绪、感受和愿望，意见指向解决方案，可能在不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人们的感受很少出错，只有根据人们的感受进行抽象思考，意见才不会迷失方向（皮特金，2014：225-226）。尽管政治代表与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由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大众媒体来形成认知和判断，从上述的当代社会境况而言，媒体将人们的感受、情绪和愿望充分表达出来，对于政治代表（政府）通过理性的审议去发现民众真正的利益就显得尤其重要。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官员一贯代表富人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忽视大众愿望，“经济不平等对当代美国的政治代表性和政策制订有普遍的腐蚀性影响”，但研究也显示，政治权力可以改变或减轻经济领域的影响，美国的公共政策选择更多依赖关键决策者的意识形态信念，而正是公众意见的混乱、不确定和欠缺组织性使贫困者在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Bartels， 2008 ：284-289）。
　　新闻媒体作为代表性机构的观念起源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的许多报纸直接参与到与贵族的政治斗争中，抨击政治腐败和监督政府行为，代表读者发声（Curran， 2009 ：2）。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同一意义上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新闻媒体因代表人民而被赋权。但在自由民主社会中，“人民到底是谁”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践中，媒体常常被看作代表不确定的公众的声音，或者是促进市民社会建设的制度。现代民主理论对公众的理解则始终在公民参与的实际需求与教育启蒙的传统理想之间充满张力（如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理论），这种张力使媒体在代表公众的同时又负有超然于其上的教育公众的责任，而后者的精英主义取向处置失当则容易导致媒体忽视公众具体的情感、愿望和忧虑，从而埋下代表性危机的隐患。
　　深受进步主义年代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思潮影响的新闻职业化进程，试图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新闻调查中，以客观性报道取代耸人听闻的煽情主义，人类的感情、直觉、欲望等非科学的因素也被一并摒弃，记者以成为“耐心而无畏的科学工作者”为志向（Streckfuss， 1990），公众意见则在很多时候被简化／科学化为对个人态度的抽样测量。为了维持和提高内容质量，现代媒体实践对公众声音的进入有严格管理（如消息来源可信度标准等），专业控制的媒体生产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神圣空间”，公众与媒体关系疏远，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受众而拥有消极的逃避媒体的权利，而新闻媒体则在现代性的去空间化的同时性（despatialized simultaneity）传播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对塑造信息接收的社会、伦理和情感条件有重大影响”（Coleman & Ross， 2010 ：46-48）。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代表公众／公共利益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柏克（Edmund Burke）所谓的“不属人的”客观利益，因本质上是推理的而不需要征询被代表者的意愿。且不论此种精英主义代表观内蕴寡头政治风险，仅从代表本身而言，这种代表关系对代表者有极高要求，“代表者应当是社会之中才智和能力皆出类拔萃的分子”，有“从经验中得出的判断、德性和智慧”（皮特金，2014：206-208），而新闻记者事实上既没有充分的能力也不具备资格直接进行政治讨论（Hallin， 1992）。
　　新闻媒体代表公众的自我宣称依赖作为被代表者的公众的认可和信任。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在公众中的信任度从19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学者们为媒体信任危机的原因和涵义提供了多种解释（Ladd， 2012 ：6-8），但从媒体与公众关系的角度，信任危机所体现的实际上就是新闻媒体的代表性危机。出于对信任危机的回应，19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重新思考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公民对话，这也可以说是迄今以来美国新闻业尝试处理其代表性危机的最重要的行动。该运动在本世纪初宣告失败，其中固然有运动本身的诸多问题，但最有说服力的批评则是公共新闻实践背离新闻职业规范，记者放弃新闻职业权威和制定新闻议程的责任，以社群判断取代新闻职业判断（Haas & Steiner， 2006）。因此，在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精神条件下，思考新闻媒体的代表性危机也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新闻职业精神的内涵，专业自治、服务公共利益和客观性报道这些曾经具有创造性的主张，如何在媒体应对各种批评的过程中避免成为教条，并通过与公众（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弱势社群）建立深度连接而重新焕发生机，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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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