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 王润泽 迈克尔·舒德森 克里斯·安德森
　　【本文提要】中西方四位新闻学学者分别就新闻职业、新闻客观性、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数字新闻等新闻学基本概念展开深入讨论，主要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出发，挖掘新闻观念丰富的内部纹理与阐释层次，并期望通过这样的对谈提升中西方新闻学理论界跨文化对话的意识。
　　【关键词】客观性 新闻真实 新闻价值 数字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新闻职业与新闻工作
　　常江：新闻业在中国和西方似乎有不同的属性。在中国，最常用的概念是“新闻工作”；而在西方，“新闻专业”或“新闻职业”似乎更为主流。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与文化背景出发，谈谈新闻业的属性是如何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
　　迈克尔·舒德森：很高兴参与这次会议，也很高兴话题的重点是中西方新闻业的观念和规范。比起观念来，现在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技术，认为技术是新闻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却往往忘记了规范、价值和思想对新闻业的塑造有多么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如今的美国，我们确实将新闻作为一种专业来谈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闻教育机构的专业化。但从前并非如此。将新闻理解为一个“专业”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在美国，最早的新闻学院诞生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间在1908年到1914年之间。在那个历史阶段，记者群体普遍自我认同为“工人”（workers），而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男性。他们不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记者发展成一个白领的“职业”或“专业”，其实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尽管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位，但在新闻业内，或至少在严肃新闻机构中，还是存在一种共识，即记者应该拥有大学学位，可以是历史学、文学，也可以是计算科学等专业。
　　但究竟什么是新闻工作呢？如今仍有人认为，那只是一套你可以通过实际演练来学习进步的方法。直到大约1950年甚至到1960年，记者们还一直为自己的“街头智慧”和非精英性而自豪——“我们只是工人”。在很多记者看来，新闻编辑室很重要，但酒吧或小酒馆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在那里跟普通人见面、交谈，并在闲暇之余集思广益——“端着酒杯”始终是记者的一种自认形象。如今，尽管记者们仍然为自己的“街头智慧”感到自豪，但在职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对于专业地位的渴望。这是很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职业”都需要专门的学位，比如你要想行医，就必须拥有医学学位。但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上网和发推特加入新闻工作之中。如果你将某些信息称为新闻，那么新闻可以是任何当代文化范畴的、正在发生的、不断变化的、富有戏剧性的、充满争议或竞争的、吸引人眼球的事物。
　　什么又是职业呢？职业是一种带有光环的工作或岗位。它使你产生有别于他人的自我感觉。拥有一个“职业”暗示着你是一名“白领”，并且接受过系统化的教育或培训。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成为记者甚至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渠道也多种多样。在这种情境下，新闻业以之为荣的专业主义更凸显了其意义。但是，新闻的完全专业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保持着某种混杂的属性。医生和律师可能不同意记者是一种职业，因为记者这一职业并不能满足“专业主义”或“专业地位”所必需的全部资格。但记者们却认为，新闻业的专业主义不仅关乎“资格”，更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理想问题，它界定了新闻业内被允许和鼓励从事的实践工作，并使那些符合其要求的从业者拥有良好的声誉。
　　克里斯·安德森：在探讨核心议题之前，我想先说点题外话。舒德森教授的发言让我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做“新闻酒吧”的民族志——我对那个场域的文化，以及所谓记者“真正的工作场所”非常感兴趣。这个未能成行的研究对我的健康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这个想法也与常江教授提出的问题有关。我不知道如今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够开展，因为记者的工作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已很少再有人去办公室了。另一个题外话是，在美国的学术文献中，关于新闻业，人们确实偶尔会使用“新闻工作”这一表述，特别是在民族志研究中，例如Pablo Boczkowski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他们是有意为之，回避关于“职业”的话语，从而便于扩大自己的研究范畴。这也是我的一个有趣的发现。舒德森教授的发言很好地涵盖了这一问题的主要历史依据。我的回应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的，其中有一些内容来自我的听闻或我自己的经验。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直到5年前才搬到了英国。我总体的感觉是，即使在西方，不同国家对于同一职业的看法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适用于新闻业。我好奇这种差异有多大？这种差异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对更大范围内的职业概念的界定和理解有关？与此同时，我也想从王润泽和常江两位教授的发言中了解，中国是如何看待职业的？是否有一些特别的因素降低了新闻工作被视为一种职业的可能性？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与美国相比，英国社会对“职业”本身的重视程度较低，对它们的提及也较少。正如舒德森教授已指出的那样，职业通常处于市场和国家之间，它们既不是完全属于国家，也不是完全属于市场。那么，什么是职业呢？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暗示着它既不受国家控制，也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而是拥有一种独立性。然而在如今的英国，来自国家与市场的两股力量对职业的影响都在与日俱增。每当我抛出这个想法时，人们总是感到惊讶，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的市场氛围比美国浓得多。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事实。且矛盾之处在于，英国的职业还同时受到更多的国家控制。不知何故，英国两者兼备：更多的市场化趋势、更多的国家控制。
　　此外，据我观察，在英国，阶级往往在人们对职业的理解中扮演关键角色。相比职业，英国拥有更强的阶级传统。换言之，如果你毕业于牛津或剑桥大学，不管你是否进入一个职业领域，你都可以拥有较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当然，我的英国同事可能会对我所说的有异议。但事实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如果你拥有某种阶级地位，你往往能轻易获得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百姓，而碰巧成为某种名义上的职业人员，你大概不会被赋予很大的职业发展空间。我认为新闻业被理解为一种职业的方式存在国家差异，而这些差异在英国体现得很明显。舒德森教授所谈到的关于工人、街头智慧，还有喝酒，这些在英国新闻业中扮演的角色与在美国新闻业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英国新闻业有各色的阶级属性。大概中国也会存在类似的现象，我对此也很感兴趣。
　　王润泽：新闻业正面临着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变化，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和媒体界得到了普遍认可。这个行业确实面临着转型，其中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力：一个是技术，就像舒德森教授说的那样，在新闻的收集、发布和接收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另一个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冲突的加剧，这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和原则提出了挑战。虽然这种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发生过。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者和记者就发表了大量关于“战时新闻”的研究，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业只有在冲突中才显示出它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新闻的阶级性”的概念在中国首次出现。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新闻的阶级性”的探讨有所降温。如今学者们更加重视新闻的专业性，并把客观性作为其核心。而这些理念都是目前新闻高等教育所讲授的基本内容。
　　然而，在当前技术变革、俄乌冲突、中美摩擦的背景下，新闻业确实面临着新的发展进路。对我们来说，讨论一些基本概念将是非常有趣和必要的。在描述这些变化之前，我想谈谈我对新闻学知识体系的看法。传播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出现，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看，仅用了不到200年的时间。传统新闻学对新闻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理论框架和学科方法的贡献，则更为有限。在中国，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以来，新闻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新闻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与诞生于农业时代甚至更早的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新闻学出现在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我们对一些概念的探讨其实只停留在工业社会的意识中。
　　常江：我对这个问题的设计，其实基于一个考量，那就是：在各位分享的内容之外，我们或许还应该思考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将新闻实践理解为一种劳动形式。这也是我使用“新闻工作”这一表达形式的原因。在过去几年中，我在数字新闻机构做过不少田野研究。我发现，如今似乎各地的记者，不仅仅是在中国，特别是那些为本地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有一些来自国家，有一些来自平台。安德森教授也提到了一些在英国的这种趋势。其实当你提到英国的记者受到来自国家的很多控制时，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在英国和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控制。但话说回来，根据我的实地工作，我确实看到记者受到的控制越来越多。
　　比如，2017年时我在从事一项关于瑞士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地调查。日内瓦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告诉我，他必须花很多精力来应付Facebook平台中的规则以及政策。大多数地方新闻机构都在社交平台设立自己的在线门户或网点，这意味着劳动量的增加，而记者和编辑却没有从中获得额外的报酬。简单来说，工作更多了，但报酬却没有更高。大多数地方新闻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为生存而挣扎。因此，我同意安德森教授的说法，当我们把一种实践视为“职业”时，其实是在假定这种实践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这也仅仅是“假定”。对于我在数字新闻行业的许多受访者来说，如今的新闻工作越来越多地是一种劳动形式，而不是一种职业形式。该趋势需要更多的讨论或更深入的调查。
　　我还有一个感觉：作为新闻学学者，我们在观察新闻业和整个社会时，有时会有自己的精英主义偏见。当我写一篇论文，需要找到受访者或实地调查的地方时，会很自然地选择那些传统的知名媒体机构与其中的记者。但事实上，对于许多地方的新闻机构和记者来说，不仅仅是在中国，如今的新闻工作需要更多的精力和劳力，但却面临更黯淡的前景。我认为这样的趋势值得学术界深入关注，也需要更多的实地工作经验。这是我提出新闻工作与新闻职业问题的原因。
　　迈克尔·舒德森：我同意这个观察，并且推荐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凯特琳·皮特（Caitlin Petre）的著作《所有适于点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这本书分析了行业考核标准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影响，有非常耐人寻味的发现，其资料来源于她几年前的实地工作。她发现《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从数据分析公司Chartbeat那里获得所有的新闻活动相关的数据，但记者们却没有接触全部数据的权限，因为编辑部门不希望记者们过度注重新闻的点击率——编辑想了解点击率数据以做出决策，但他们希望他们的记者保持专业，以新闻价值为导向，而不是以点击率为导向。她还研究过Gawker，这是一个互联网原生的新闻机构，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数据。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记者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们的作品被标准化指标与数字化传播的方式所摆布。这类研究关注了市场、平台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权的接管。
　　
二、新闻客观性
　　常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客观性都是新闻实践的一个核心概念。不过，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理解的客观性似乎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想了解的是，在你们的理解或期望中，客观性法则究竟应该在新闻业中扮演什么角色？
　　迈克尔·舒德森：提到客观性，就要提到我的第一本书《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感谢陈昌凤和常江两位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探寻美国新闻业所推崇的客观性概念从何而来，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它还未曾出现。新闻业与报纸在19世纪主要是党派性的，而在19世纪末的运动将科学、或新闻业认为是科学的东西视作实践的一个新模式。客观性这一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进入新闻业。因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一个术语，实际上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有特殊的语境，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以往的报道方式逐渐失去了生计，因为战争宣传似乎无处不在。而在“一战”后的几年里，战争宣传又为企业的公关活动提供了模型。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业逐渐意识到无论战争期间的国家还是战后的企业，都在试图把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塞进他们的新闻稿，仿佛在命令记者：“这里有一份样稿，打印发表吧！”记者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说：“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是自主的，我们属于自己，我们从事着自己的职业，传播可靠的、基于事实材料的信息。”因此，他们提出了客观性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只有客观才能使我们不受党派、市场和政府的影响，真正让事实说话”。客观性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记者想为自己工作，这确实与新闻室里的实践和新闻工作的性质有关。从那以后，客观性成为新闻从业者普遍持有的观念，而后又发展为新闻职业道德的核心准则。
　　客观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认为客观意味着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相。我认为客观仅意味着我们在新闻室内部拥有标准化的程序、方法以及常规操作。是这一套程式确保你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大体上是可信赖的。但我们永远不能了解一切，记者也不能。我们不知道这些基于来源的事实和基于证据的事实是否就是真相。这不是新闻业的主张，新闻业的主张是：尽力把自己的预设和自己的偏见放在一边，跟着故事走，同时把新闻价值放在第一位。客观性的诞生与发展经历了大约100年，它在过去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人们对客观性的诸种批评的影响。对客观性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普遍，并导致大多数美国新闻机构开始以更显见的方式阐述新闻故事，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克里斯·安德森：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与新闻客观性有关的学术研究都很有趣。我读过舒德森教授的学位论文原文，后来出版的《发掘新闻》一书的篇幅实际只有原始论文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如今，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跟随舒德森的步伐，有越来越多的成果来自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也有很多学者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客观性的运作方式。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拆开看，而不是追求标准答案——客观性在科学中意味着什么？在新闻界意味着什么？在公共政策中意味着什么？在法律又中意味着什么？这些有趣的问题共同汇成对客观性观念的历史理解。
　　舒德森教授刚刚扼要提到了目前学界对客观性的批评，我就沿着这个话题继续谈一谈。在2022年的美国，客观性毫无疑问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且可能比20世纪60—70年代还严重。这些批评主要源于一种论点，即记者不可能知道真相，他们作为人类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因此，由于人类无法避免的缺陷，记者实际上应该完全摒弃对主观性的伪装，至少应该在发表新闻作品时坦然进行主观讨论，如“我是作为一个有此类生活经历的人在进行报道”，或“我在上次选举中投了民主党的票，现在我要讲述这个故事”，等等。此类观点与文风正在被合法化，并正在美国扎根。尽管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我仍认为它源于很多人对客观性内涵的误解。
　　正如舒德森教授刚才所说的，客观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个体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客观性概念的人其实默认了人不可能是客观的。人可以试图达到客观，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因此，记者们在接近客观性的过程中须加倍努力。我们作为人可能无法做到客观，但我们有一个嵌入机构的过程，至少可以减轻主观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专业媒体存在的意义。我认为，客观性可能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人们不再信任这个过程，而不是怀疑“人可以做到完全客观”这样显而易见的判断。换言之，批评的对象不应是客观的不可触及，而是人们不再信任刚刚舒德森教授所说的客观性建立的过程，以及记者因为人们不再信任这一过程而选择加倍调用主观性的滑坡谬论。
　　在此时刻，新闻界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记者有什么选择？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更好的东西去替代机构化新闻生产的机制；第二，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表明的那样，美国人对所有机构的信任远不如前，因此，新闻客观性的“衰落”其实只是庞大的“机构不信任”历史潮流的一部分。“不信任”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其发生也是有原因的。人们不想全盘接受有权力的人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但总的来说，人们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下降是更普遍的机构不信任现象的一部分，单靠新闻业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比新闻业更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润泽：我也读过舒德森教授的书，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客观性源自西方现代新闻业的工具性操作规范。19世纪出版的西方新闻学教科书明确提出“公正性”，要求记者列出事实而不是插入观点。舒曼（Edwin L. Shuman）的《新闻业入门》（Steps into Journalism）一书深入讨论了现代新闻业的精神，如“倒金字塔结构”、“无党派性”、“无偏见”、“事实性”、“平衡”和“新闻与社论分离”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客观性的概念，但上述内容都与客观性有关。在中国，客观性首先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存在于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之中，即：新闻工作者不应基于自己的旨趣报道或评论，而应不偏不倚，为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而工作。
　　我认为，客观性的操作规范属性反映了西方政党政治对新闻业的影响。操作性规范就像遮羞布，在政党政治或选举政治等有形因素和经济、资本甚至文化等无形因素面前，客观性的社会基础早已被瓦解。因此，客观性在中国和西方都遭遇了工具性存在的尴尬。有西方学者认为，新闻的客观性是通过一系列的“组织机制”和“策略性仪式”来表达的，它使记者能够确定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实价值，保护他们免受编辑的指责和诽谤诉讼的危险，并使他们免于为其报道中隐含的价值或后果负责。这在中国也有体现。2010年以前，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曾掀起过一场关于客观性的激烈争论，随后客观性被作为一种低级的“工具”来应对新闻诉讼。虽然客观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都是不稳定的，但客观性作为一个概念和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中被普遍接受。1956年，刘少奇指出：“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新闻理论中的“完全客观”和经济理论中的“充分竞争”一样只是纯理论假设。
　　常江：我必须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做一点解释。在我看来，今天记者和新闻学学者们对客观性法则本身的兴趣，或如何在新闻工作中实现客观的兴趣，总体比以前少多了。根据我的观察，在当下这个所谓的数字时代，记者和编辑被系统性地鼓励去追求与专业主义本身无关的其他的职业成就，比如与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建立更有效的互动模式，或者有公认的通过讲故事来打动大众的能力。
　　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源于丹麦的建设性新闻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国家和主要新闻机构的决策者实际上正在推动这样一种新闻观念：新闻的合法性可以来自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而不一定必须来自“客观”。根据我的访谈资料来看，对于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参与社会事件和行动的强烈意图越来越被视为“专业”和“合法”。因此，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棘手，因为作为一个新闻业的研究者，我不知道应当如何看待和理论化这种观念的骤变。另外，舒德森教授在此前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是否应该将“客观性1.0”升级“到客观性2.0”，以及如何升级等问题，我的问题也是由此而来。
　　对我来说，新闻学研究不仅要负责发现关于新闻的知识及其运作方式，还要致力于发展规范理论，即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我不知道在美国或英国，这是否是新闻学者的工作，但在中国，做这些规范性理论探讨是新闻研究者的工作。我坚信，不管中国和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相信什么样的理论，新闻业的存在都是为了推动信息平等和文化民主。我想这是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因此，在过去几年里，我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新闻业正在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而客观性要么改造自身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模式，要么做好准备被历史淘汰。我不会把这些变化完全归于技术的发展，但似乎技术的演进，以及公民、企业，特别是政府对新技术的看法，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些话题放在桌面上谈，鼓励更多甚至是激烈的讨论，表述我们的看法、我们对客观性原则的态度，将会对该议题的发展大有助益。
　　迈克尔·舒德森：我认为你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思想性，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信息。我不是很了解建设性新闻业发展情况，但它听起来很像25年前美国新闻业的那场浪潮或运动，即使我们所说的“公共新闻”，有时也被称为“解困式新闻”。这种另类新闻运动与你所说的“新关系模式”很相似，那就是：与其一直关注问题，不如寻找那些正在做公益的人，写那些正在或可能在你的社区发挥作用的故事。这一运动在当时的主要新闻机构中得到了有趣的回应——他们极其厌恶这种报道方式，并对其进行了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想法，记者应该是客观的，他们应该呆在政治世界的另一边。这场讨论持续了几年，然后就逐渐平息了。
　　我在想，我们从这场运动中学到了什么？我还是认为这是朝着我所说的“客观性2.0”发展的一部分。新的客观报道包括了混合的信息——不是“个人意见”（personal opinion），而是“个人阐述”（personal interpretation）。旧时代的客观性已经从一种理想的公平和公正的心态，堕落到“引用民主党人，然后引用共和党人，然后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去酒吧，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的局面。新的“客观性2.0”应当致力于向大众做更多解释的工作：为什么这是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个话题有趣或重要？它的背景是什么？新闻必须是解释性的，无论信息告知还是提供公共服务，必须要让读者了解语境（contexts）；而这里的“语境”也不是个人认知意义上的语境，而是共识性的社会语境。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新闻业也在试图为新闻找到语境，帮助社会的沟通。
　　
三、新闻价值
　　常江：在通行的观点中，新闻记者对于什么事件具有报道价值，以及不同事件在重要性上的差异要做出专业的判断，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一系列法则——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我的问题是：既然一条信息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时间和/或不同的文化里几乎总是不一样的，那么新闻学教科书为什么还要明确规定“新闻价值”并且将其塑造为客观、天然存在的属性呢？
　　迈克尔·舒德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些调查。我在新闻学院教书，但我教授学术类课程，培养博士生，而不是从事业务方向的记者。因此，我专门查了一下人们对什么是好的新闻报道的看法。这里有一个清单：即时性、接近性、后果性（报道的事件应对社会产生影响）、戏剧性、怪异性（突出的、奇怪的、不寻常的、令人好奇的）、冲突性，以及趣味性等。清单上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因此，具备以上特点的报道有很大的机会被发布。我的同事在新闻学院培养记者，我的感受是：他们如今已不怎么在意这样的价值清单。今天，新闻价值可能依然很重要，但业界认为没有必要去讨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应当成为一种本能，它是在具体工作中形成的感觉，而不是通过新闻学院的学习获得的知识。就像一个新闻系的学生偶然听到他的表哥提到“一个人咬了一条狗”时，会立刻唤醒自己的专业本能一样。这些东西不是讨论出来的。不过在今天，我有一种感受，仿佛新闻价值表现出的意涵是：故事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感人的、可怕的、能调动观众情感的故事。
　　克里斯·安德森：我认为舒德森教授列出的清单非常有趣。我也见过类似的清单，而且几乎是一致的顺序。如果你持有相反的观点，如新闻价值不是“直接性”而是“永恒性”，你会意识到，新闻价值的反面几乎就是学术价值和社会学价值。简单来说，新闻价值就是一种非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作为学者，对新闻价值与学术研究的感觉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相反。看到一条新闻报道，你会想到：“这样的选题是我们作为社会学家永远不会做的。”不过，我很好奇，是否正如王润泽教授所说的，新闻业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嵌入了社会科学。我想知道这是否改变了中国新闻业的概念，新闻价值在中国是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在中国是不是会推崇那些不那么直接、更有社会科学研究色彩的“新闻价值”呢？
　　王润泽：我最近写了三篇关于新闻价值的论文，所以我想谈谈对这个概念的一些个人的理解。我们对“新闻价值”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这取决于新闻是主体还是客体。以新闻为主体，新闻价值是指新闻本身的价值要素，一般包括即时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它也是新闻工作者选择新闻事实和材料的判断标准和尺度。以新闻为客体，新闻价值是为回答“新闻的存在和思想对人和社会的意义”的问题，即强调新闻对社会的使用价值。前者建构的是新闻产品的合法性，后者建构的是新闻业的合法性。
　　在我看来，新闻价值要素是在西方新闻业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形成的。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普遍得到确认。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蒸汽动力印刷为新闻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条件。这种力量由专业人士控制，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按照商业标准“合理化”的。从那时起，新闻生产就属于一种工业艺术，它类似于“新闻工厂”。作为一种流水线产品，新闻是按照特定的生产程序分批生产的，利润已经成为办报的主要动力。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记者们开始关注那些更受欢迎、更有吸引力的新闻的共性。新闻产品的内部标准正在接近市场的需求。这使得事实成为“新闻商品”。可见，新闻价值概念真正从经验描述的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层面。美国学者格兰德·海德（Grand Hyde）总结了判断新闻价值的基本要素，如死伤人数、有无名人、罕见性、有趣或悲伤的事情等。1903年，舒曼提出“新闻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兴趣，我们应该注意新闻价值”，这是新闻价值概念的最早来源。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更加丰富。“二战”前后，有关新闻价值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新闻价值被概括为五个要素：即时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人情味，表明学界认识到新闻价值与新闻事实本身和受众的满意度有关。到目前为止，经典的新闻价值“五要素”理论已经拥有广泛共识。所谓新闻价值的要素或标准，是指新闻普遍的商品属性，是一些新闻事实的特征。因此，新闻价值的这一部分应该被命名为“产品新闻价值”。在这一点上，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是认可的。
　　新闻价值的另一个面向，是确立新闻业合法性的“三大支柱”，即真实性、自由和客观性。“三大支柱”的最终目的是使新闻业成为社会运行和人类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新闻业可以跳出经济基础，参与上层建筑，承担某些重要的社会责任。中国新闻业把“沟通”和“教益”发展为重要的新闻价值标准，这种价值观是新闻业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碰撞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闻制度中得到突出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
　　常江：正如三位的发言所体现出来的，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感觉西方的学者并不像中国学者那样关心新闻价值。还记得20年前我在新闻学院读书时，新闻价值在本科课程中是非常核心的知识，它不仅仅是新闻实践遵循的规则，也是一种新闻理论，新闻系的学生要接受它，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学习。
　　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中国新闻专业学生和学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媒体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交互影响中理解新闻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两种知识体系其实存在着内在冲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新闻价值观只是一些名义上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新闻业的剥削本质而发明出来的，而新闻媒体只是赚钱机器的一部分。记者们被欺骗，以为自己对什么是和什么应该是新闻有独立判断。然而，从像舒德森教授这样的媒体社会学家那里，我们也了解到一些理念性原则其实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尤其是新闻价值观，不仅指导着新闻生产的日常工作，而且为新闻业和记者创造了政治文化空间，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自主权。在我看来，新闻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专业策略，推崇普遍性的新闻价值使记者和新闻业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他权力机构。所以对我来说，新闻学教科书中的新闻价值原则的意义，远不止是对于新闻报道的指导，它实际上赋予了新闻机构和记者某些话语权，使他们在面对某些强制性力量的时候，发现自己并不完全处于脆弱的地位。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正在修订旧的新闻学教科书，并出版新的教科书。我发现，在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中，对新闻价值的界定已经成为一个焦点话题。我不会在这个话题上走得更远，但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谈论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谁有合法的权力来做出有关这个职业的决定。
　　
四、新闻真实性
　　常江：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而事实区别于其他叙事的标志就在于它的真实可信。新闻的形式和新闻业的实践方式或许会改变，而对真实性的追求则是新闻工作永恒的使命。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真的可以企及吗？还是说，所谓的“真相”和“真实”不过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以维系现代新闻业合法性的话语？
　　为了让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当特朗普（Donald Trump）创造了“假新闻”（fake news）这个字眼来攻击新闻机构和污名化专业媒体时，他的意思是新闻不准确/未经核验（authentic）还是新闻不真实（true）？为什么这种指责性的诽谤能破坏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如果一则新闻报道只基于有证据的事实，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一些报道，那它是真实的吗？
　　迈克尔·舒德森：谢谢你的例子，这的确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一贯很难回答。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连科学也被质疑是假的。我想起一件事。在美国曾经有过一次呼吁科学普惠的游行，在游行者队伍中有一个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四行字：“我们想要什么？”、“基于证据的科学！”、“我们什么时候要？”、“经过同行评议后。”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觉得就连科学也不可信的原因，因为你能看到的科学知识都是同行评议的结果。当然我还是认为，就目前而言，科学是我们最接近真理的东西。一个普通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历史也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知道的是，科学在变化，他们所接受的是科学的真实性，就是“变化始终存在”的真实性。一般来说，我们将其理解为进步，这种进步是发展、倒退以及重构等多种过程的混合。
　　在大多数情况下，坚持新闻真实性意味着记者必须对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报道了真相这件事保持谦逊。这里的“真相”（Truth）是首字母大写的“真相”。对于那些致力于搜集材料或拍摄现场的记者来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会提升报道更加接近真相的可能性，而不是自己做了一些工作后就宣布“好吧，我得到了真相”。真正意义上“坚持真实性”应当是这样的情况：记者得到了一些事实材料，关注了这个故事，已经尽全力报道，也许错过了什么，但会在发现错误后及时做出更正。我认为记者们应更有把握，也更愿意在面对威权时为他们得到的事实辩护，而不是断言这些事实就是真相。是否持有这种信念，这种关于真实性的程序法则，会将记者和普通人区分开来。
　　克里斯·安德森：对我来说，真相（truth）和真实（authenticity）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真实是一种风格，真相则是这种风格被接受的产物。两者都不是绝对的。特朗普、福克斯新闻和美国右翼媒体的确是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但我认为现在西方学界对“真实”问题的关注其实主要是对“人们如何开始相信这种风格的新闻报道”的解读。例如，人们相信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是因为他体现了一种真实的风格，而不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相。对于新闻受众来说，他们愿意相信的新闻，就是“真实的”新闻，而真相则是另一回事。
　　王润泽：真实是新闻工作的本质，这是全球新闻工作者公认的准则。关键是，什么是新闻真实。事实和真相不能完全划等号。真实，作为一种理念、信仰和作为实践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许多学科都讲真实，如哲学、法律、文学和新闻，但这些学科关于真理的内涵都不相同。在我看来，如果新闻真实不能凝结成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达方式被各方接受，那么新闻真实就不具备学术界认可的真理内涵。这再次说明我们这个学科的历史很短，缺乏积累。
　　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真实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在时间轴上看，有宋代以来漫长的官方政治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权威真实”（信息源权威），有清末社会新闻泛滥所呈现的“要素真实”（5W），有战争新闻的“希望真实”，有经济新闻的“数据真实”，有科技新思想的“认知真实”，甚至还有激烈对抗背景下的“本质真实”、“一般真实”等中国特色表达。“一般真实”就是要明确是个别真实还是整体真实，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中国新闻界提倡同时追求“事实真实”和“过程真实”，强调新闻真实的“统一性”或“全面性”。换句话说，新闻是事实的反映。新闻事实是事实的真实。新闻真实就是要强调整体的全面性和本质的真实，而事实本身才是衡量新闻真实的准确、全面、唯一的标准。
　　常江：关于这个话题，我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经验可以分享。几个月前，我在访谈一些中国新闻从业者时，了解到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新产业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基本职业观念。访谈结论颇具启示性，但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我的受访者中，很少有人在日常工作中对“如何实现真实性”有明确的方法。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真实性是现代新闻业的基石，也是新闻区别于其他信息产品的地方；但当被问及具体应如何确保他们的报道是真实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往往非常模糊。有些人给我的答案是“事实核查”，这是一个常见的答案，但这太过宽泛。很少人能说出应当使用什么工具进行事实核查，以及如何获得这些工具。
　　正如安德森教授所说，truth和authenticit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的新闻理论中，我们通常只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两个概念，那就是“真实”。对此，王润泽教授也曾做过专门的论述。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在主流新闻观念中无法区分“本质的、作为抽象哲学概念的真实”和“方法的、作为实践手段的真实”。记者被鼓励在新闻报道中追求终极的真实，但同时，他们也不断被提醒，真实是无法通过明确的方法来实现的。新闻学理论著作和教科书中有丰富的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但关于“真实的新闻应当具有什么特征”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实现真实”的知识一直都很少。我认为新闻学理论应当系统性地拓展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知识体系，尤其要与具体的新闻实践结合：新闻真实性理论应当探讨新闻报道如何只基于证据和逻辑来创造可靠的关于事实的叙述。
　　我认为文化差异可能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传统上，中国的记者被国家和公众视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类别，而不完全是一个“专业”，因此，他们的作品与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受到相似的审视。文学化、修辞化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并不鲜见而且大众接受程度较高。简单来说，只要公众认为新闻业在揭示社会和历史的终极真理方面是正确的，日常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性的缺陷就可以被容忍。当然，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探讨，才能勉强回答“什么是真相”以及“如何拥有真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我同时也认为，在中西新闻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哲学在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思想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西方则不是这样的。而我们有这么多误解的主要原因，也许是我们对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这样的问题有非常不同的观念。
　　
五、数字新闻
　　常江：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天马行空：在数字技术迅速演进和新闻业日益平台化的当下，未来的新闻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概念在数字时代仍然有意义吗？
　　迈克尔·舒德森：我的工作常常是有关历史的，因此，我不太愿意谈论未来，我对未来完全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我想起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一个故事：有一些报道传言说他已经死了，而他的回答是：“关于我死亡的报道实在是有些夸张了。”从这个讽刺的意味出发，我想说过去并没有死，或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说的：“它甚至还未过去。”
　　而就新闻业而言，我想指出的是，在大多数国家，电视仍是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不是印刷品，也不是网络，而是起居室或你放电视的地方。即使是那些主要在网上获取新闻的人，其所接受的大部分新闻也来自传统的新闻机构。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因为大多数人不在报纸上阅读《纽约时报》的内容，而是通过网络阅读，但《纽约时报》仍通过新闻编辑室来进行日常内容生产，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完成。与此同时，在报纸行业中，越来越多的记者也通过网络接受培训。《纽约时报》希望每天有1500万读者，纽约市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它正在寻找世界各地的读者。而他们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是由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数字时代，这一切是如何改变的呢？新闻的文化已经被阅读新闻的平台彻底改变，这给新闻业带来了危险。如今读者可以直接回应记者的报道，而且往往是以消极的，甚至语言暴力的方式。在未来10年或20年的新闻工作中，我们可以预测，记者所处的情境将比过去更糟糕。不仅仅因为战争，而是报道任何有争议的事情，都会有人在口头上攻击你、威胁你，甚至骚扰你。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使新闻记者成为一个安全的职业。我认为这在目前的新闻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数字媒体的可供性令人惊叹。比如，那些患有罕见疾病的人如今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聚集在一起，从其他患有相同罕见疾病的同伴那里获得信息。我现在住在匈牙利，但仍然可以很容易地与我在美国的家人保持联系。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即使因为新冠疫情，旅行仍然困难。这些都是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的美好事物。但从长远来看，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不知道。克里斯，也许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克里斯·安德森：迈克尔对我非常信任，但不幸的是，我的回答将是简短的，可能只是点到为止。无论数字时代的新闻业走向何方，政治都将是它的核心问题。在10年前，我可能会说这与我们处在奥巴马时代有关，但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过于短暂的判断，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持续震荡的文化政治。新闻这个行业和记者这个职业的未来将与更宏大的政治背景有更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同时存在，这种矛盾的趋势在2022年愈演愈烈，而5年前这种趋势还未如此显见。所有这些事情都与这个行业的未来有很大的关系，也与技术有关，它们交织在一起。我本想说互联网的影响更大，但我并不觉得这是真的。比起互联网来，我倒认为特朗普对美国新闻业的影响更大，或者说，他的影响比互联网更直接，且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我认为这使得今天这样的对话极为重要。我想感谢常江教授的主持，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对话，也很高兴我们有机会谈论这些沉重的问题。
　　王润泽：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但对我来说，数字新闻是一种与工业新闻和手工业新闻相对应的说法。这种说法强调了媒介技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手工业新闻形成了一个伞状的网络结构。它以点带面，连接其他弱相关的领域。清末民初，北京有一个叫“京报人”的团体，他们每天都去“布告房”抄写政府编辑的朝廷信息，然后回到报馆，把报纸粗略地印出来。之后，他们会将报纸挂在附近的胡同里以完成新闻的分发，费用月结。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从制作到发行的整个过程，简单到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经过两次产业革命，新闻实践已经成为专业突出、主线清晰的流苏状网络。这条主线是专业的新闻机构和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是新闻实践的主体。他们控制着整个过程，垄断着专业知识、核心理念和评价体系，是引领和联系其他相关技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核心。而在数字时代，新闻实践正在构成一个类似蕾丝的多维结构分散的网络。多重联系的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超级立体模式。因此，新闻实践本身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和依赖其他领域的核心知识创新。由于每个不同节点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知识的专业性和陌生性，新闻生产的过程越来越复杂。这样一来，新闻实践的主体就显得不那么权威和专业了。一个新闻文本甚至可以由个人、新闻机构、计算编程和其他不同群体同时完成。我们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它进行评判。
　　然而，这就是新闻业在升级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认知状态。数字时代的新闻世界已是既成事实。通过网络路径，我们可以抓住重要的节点进行深入探索，直至建立起完整的数字新闻的知识模型。
　　常江：我想首先感谢各位教授的真知灼见。我同意安德森教授所说的，探讨这些沉重的话题非常有必要，因为它们就是我们所共同耕耘的这个学术领域的根基。但我想，我们仍要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不断展望未来。我是一个信奉进步主义的学者，所以对我来说，数字时代的新闻业的主题应当是变化。变化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数字化的过程，变化首先是为了生存，因为不变就会被历史淘汰。不过，我们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变化，一种是令新闻业对抗各种新技术控制的变化，另一种是维系新闻业在威权民粹主义时代的文化政治价值的变化。因此，对我们这些新闻学者来说，与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坚持清醒和公正是非常重要的。但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更大胆的想法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王润泽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系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四位学者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于国际媒介与传播学会（IAMCR）2022年学术年会组织的专题研讨会的研讨实录，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朱思垒翻译，常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