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兢 陈芷薇
　　【本文提要】2010年以来海外中国学刊里的ICT与中国研究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展开讨论。一面补充“公共领域”视野下的ICT与中国社会分析并让更多被ICT“赋能”的群体被看见，一面呈现“弹性”国家治理ICT及通过ICT治理的说法与做法。ICT也展现了从方法上进一步更新中国研究热门议题议程的潜力。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可聚焦“媒介”概念做新文章，也可围绕传播“过程”更新议程，与中国研究更充分对话。
　　【关键词】信息与传播技术 中国 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近年来，随着主要涉及互联网、手机等新传播技术的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议题在当代中国研究里的兴起（王迪等，2016；熊易寒等，2019；Zheng， 2008），对相关研究的回溯也陆续涌现。曾有国内学人从国外著作摘要里读出西方学术研究剖析网络传播社会影响之三大角度（陈红梅，2004），或通过词频、聚类等分析工具总结国外前沿专业期刊里新媒体研究的作者身份、议题分布和方法使用等情况（陈积银，刘颖琪，2015）。也有同仁受国外报告启发，借助知识图谱呈现国内新媒体研究的扩散趋势、关键节点和共引情况等信息（张小强，杜佳汇，2017）。
　　相较之下，前人对海外ICT与中国研究的梳理则主要涉及2010年之前的早期文献（Hughes， 2003；Yang， 2012；Wei， 2009），除了得出它们“多关注ICT的政治影响”，“研究方法以质化为主、量化次之”（Qiu & Bu，2013）等趋势性结论外，也曾对它们的议程做出深入检讨。这些研究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讨论ICT与中国议题，并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影响下的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想象成零和博弈：一边是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想在中国得以实现的网络社群，它们被ICT“赋能”，成为“公共舆论、社会组织和零星动员的基础”（Han， 2015）；另一边是努力积累ICT治理经验的“弹性”国家，它会在包容批评言论的同时，管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网络表达（ King et al.， 2013）。研究者后来逐渐意识到，ICT影响下的两者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而是齐头并进，一方面是各显神通的网民“数字行动”（cyber activism），一方面是政务微博、网络问政、电子政府等与时俱进的数字化国家治理实践，因此“互联网事实上是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既向公民赋能，又强化了国家能力”（Sautedé， 2013）。前述研究也指出相关议程的局限：常常放大ICT影响下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这是由于他们往往观念先行、一叶障目，既可能看不清网民的“自我身份多元性”（multiplicity of selfhood）（Lindtner， 2014），又容易忽视国家内部“地方政府对社交媒体更为日常、缓和的使用”（Schlger & Jiang， 2014）。研究者更各抒己见，或畅言做拥抱矛盾、超越二元对立的“深度互联网”研究（Yang， 2014），或呼吁揭开本由形形色色的不同空间构成的“多维互联网”（many Internets）的原貌（Lindtner et al.， 2011）。
　　本文试图从一个小切口就上述讨论“接着讲”，廓清2010年以来SSCI中国学刊里ICT与中国研究的主要面貌。我们期待这些研究能助力我们探索他者新世界，从这些“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的跨学科研究”（Qiu & Bu， 2013）的报告里发现能为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所用的他山之石。近年来一些跨学科期刊里的相关报告已让我们受益匪浅，如王天夫对数字社会相较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及社会结构”的剖析（王天夫，2021）。我们更期待它们能激励我们跳出自我舒适圈，试验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之新鲜招法。近年来另一些跨学科期刊里的相关报告更让我们脑洞大开。有学人自建科研用社交媒体平台实验调研“哪些算法可以鼓励共识、遏制仇恨、滥用及分化？”等问题（Bail， 2022），摆脱社交媒体巨头控制，实现数据自由；还有学人借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比较推特上真假新闻扩散轨迹，发现导致假新闻扩散更快的原因也许并非网络结构、用户特征或社交机器人介入，而更可能与“新颖”（novelty）这一用户心理因素有关（Vosoughi et al.， 2018）。
　　根据2021年SSCI“区域研究”期刊目录，我们选择了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Quarterly、China Information、China Review这四本排名靠前的老牌SSCI中国学刊。研究对象的时段限定在2010年1月至2021年11月，以Internet、social media、blog、weibo、wechat、phone、ICT、online、digital为检索词，在标题、关键词及摘要类目中检索，去掉书评及要点不是ICT的文章，共得到55篇文献。我们拟深入这些报告，不仅通过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呈现这段时期它们的发展趋势、机构分布等表面信息，还希望通过文本细读领会它们的内部要旨。虽然有的文章难免如隔雾看花，甚至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但通过“他者”视角还是可以追问“它们还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讨论ICT与中国议题吗？它们的提问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被展开的？对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有何启示？”等深层问题，以期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趋势与机构：2010年代以来四种期刊ICT与中国研究概况
　　我们先用Citespace工具（版本5.8.R2）对55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我们将从Web of Science下载的文献导入工具，设置时间跨度为2010—2021（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1），并试图从文献时序变动及作者分布与合作网络等方面，描绘近十年来四种期刊中的ICT与中国研究概况。主要情况如下：
　　第一，文献时序变动整体呈上升趋势。这段时期这四种期刊里涉及ICT议题的文献数量整体上升，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2010年至2013年，文献总量仅有11篇。2014年至2017年，文献总量显著增加，共有21篇，约是前一时期的两倍。2018年至2021年的增长趋势也较为明显，并于2020年达到顶点（11篇）。2011年、2014年、2020年是发表大年，与这几年几种期刊里有涉及ICT议题的专辑有关。如China Quarterly 2011年推出“中国互联网”专辑，China Information在2014年组织了“赛博政治”专号，China Review也在2020年发表了“数字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专辑。上述趋势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学群对ICT的兴趣仍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说明聚焦ICT这一新现象的中国研究专辑不会太密集，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学术积累才可能涌现。
　　第二，作者以美国、中国香港及大陆机构学者为主，相互之间连结性不强。在55篇文献中，美国、中国香港及大陆机构学者的论文占比约80%；此外还有来自澳洲、瑞典、加拿大、瑞士等国学者的零星论文。发文量最多的六所机构依次是香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但总共49所机构之间只有17条连结，且主要存在于中国香港与美国机构之间、大陆机构之间（见图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大陆学者在英语世界ICT与中国研究领域已有一席之地，也提示我们该领域作者多为单兵作战，而大陆与海外合作也不甚紧密。
　　
二、更新“公共领域”与“赋能”视野：ICT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
　　ICT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仍是这段时期上述期刊相关讨论的一大焦点。有学人试图就理论本身发问，从其他西方理论视角找寻能补充“公共领域”视野下的ICT与中国社会讨论的新热点，还有学人试图通过文本分析透视线上“公共领域”的更多细节，更有学人尝试深入田野，在线下调研中记录被ICT“赋能”的更多人群工作和生活中的冷暖酸甜。
　　第一，“霸权”、“情绪”、“情感结构”和“讽刺”，是补充“公共领域”视野下的ICT与中国社会讨论的几大理论概念。政治学者童燕齐等受葛兰西霸权理论启发，从网络突发事件传播案例入手，认为“微博空间的出现为应对霸权提供了新平台”，但同时也认识到主要由在校大学生构成的微博网友围观改变中国的力量有限，“孤立而随机的微博事件”普遍后续乏力（Tong & Lei， 2013）。传播学者童静蓉认为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微博网民评论中爆发出来的愤怒、同情等，是哈贝马斯笔下“理性”的公共领域预设所无法涵盖的，它们在短时间内能催生了一种围绕“情绪”的竞争性公共领域（agonistic public sphere）（Tong， 2015）。斯懋熙（M. Szablewicz）则在威廉斯“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视角下将“网络屌丝文化”看成当代中国部分年轻网民戏谑的情感认同方式，认为屌丝文化“想象并实现了他们另类的欲望及社会流动形式”，这既反映了他们心中因社会上升渠道不足而生出的无力感，又事实上是“崇尚高富帅的现实社会刻板印象”的投射（Szablewicz， 2014）。有学人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讽刺”框架下将曾经风行一时的短视频《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为代表的网络“恶搞”这种“戏仿”（parody）解读为一个“允许僭越现存社会及文化层级”的“替代性角力场”（Gong & Yang， 2010）；还有学人在中国找寻能被纳入“反讽”、“戏仿”和“混杂”这三大西方讽刺类别的网络事件，提出网友们在2009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争议中生造多个“新”汉字表达异议的手法正是“戏仿”（parody），而且这种较为平和的诉求方式更易被有关部门接受，随后这次规范汉字活动旋被叫停就是明证（Lee， 2016）。
　　其二，运用文本分析透视中国社交媒体公共讨论内部的更多细节，是若干学者解读ICT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的另一主要思路。两位华裔学人通过确认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期间在微博上曝光的29桩官员腐败事件中舆论领袖的身份，发现普通网民虽是这些事件的主要讯息发起人，但能力有限的他们还得靠传统机构媒体微博账号转发来扩大事件影响力。而党政机关微博账号虽然常在个别事件中扮演了率先披露者角色，但并未成为这些事件议程的主要设定者或发布者（Nip & Fu， 2016）。这些发现与瑞典学人史雯（M. Svensson）的发现相似。她强调微博上的数字鸿沟仍在，当年的边缘群体们靠的是大V们发声，所以微博“更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曝光、见证而非动员及行动”（Svensson， 2014）。黄荣桂等则试图通过对参与若干显著政经议题的3440个微博用户自我描述的类型分析（typological analysis）揭开“左—右”分野之外更繁杂的用户意识形态图景。他们提出用“从自由主义者至体制保卫者”的光谱分析微博用户意识形态，不如用类型分析贴切，因为各阵营的内部分歧与外部交错远比想象中多，例如“自由主义者们并非步调一致……经济自由主义者与体制保卫者更贴心，政治自由主义者才更倾向于改革体制”（Huang et al.， 2019）。韩荣斌对水木清华、天涯国际观察版等热门BBS上“自干五”们话语策略的分析发现，作为政府铁杆粉丝的他们会给论战对手们贴上“美分党”、“带路党”等标签，还会通过展示被对手忽略的漏洞“打脸”对手，更会编写《小白兔的光荣往事》等爱国歌曲激励同道。这提示人们要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网络政治，这里“不是只有政府与批评者之间的交锋，更有持多元政治价值观的碎片化网民之间的多主体互动”（Han， 2015）。
　　第三，结合线下调研触摸那些被ICT赋能的更多群体工作和生活中的人情冷暖，是若干学者解读ICT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的第三条主要思路。政治学者蔡欣怡等对188个微博公益众筹项目做了调研，发现大部分项目都没有明确政策诉求，而那些能设置议程甚至切实影响政策的项目都是 “满足而非悖离政府当前的政策优先项、政策目标明确的项目”，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Tsai & Wang， 2019）。另一位人类学者访谈的网上背包客论坛大神们也无意于线上笔战，而是积极用线上联络推动线下公益，醉心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正义及提升社会福祉”（Zhang， 2014）。林云雅（S. Lindtner）笔下那群沪深两地痴迷互联网技术研发和创业的创客们也深知，只有紧跟国家创意产业发展战略，才能争取到让创意落地的足够政府支持。虽然他们认同“技术生产将带来个体赋能及自由表达”的西方创客观，但创客文化在中国“不是对抗文化，而是附生文化（parasitic culture）……要与现有产业结盟共赢”（Lindtner， 2014）。
　　社会学者彭铟旎、蔡玉萍和人类学者麦克唐纳（T. McDonald）分别为我们刻画的两幅ICT赋能农民工的浮世绘更为生动。彭蔡二人蹲点港资电子厂三个月，从资方分类管理不同工种工人上班时间手机使用的差异化策略中看到了一场围绕ICT的劳资博弈。上班时被禁用手机的流水线工人会偷偷将手机静音后给家人发短信，被要求在上班时开机保持联络的仓管和质检员则会拿手机没电、车间太吵听不见等理由躲开上级监督，手机使用在这里成了“加速劳资双方博弈”的“竞技场”（contested terrain）（Peng & Chio， 2013）。专注社交媒体与中国农村多年的麦氏则跟一群在深圳打工的第二代农民工成了朋友，更从他们处理手机上微信钱包、Q币、支付宝的不同方式里读出当代中国农民工数字货币使用的多重“社会性”（sociality）。工人们在出租屋附近的小店消费时常用微信钱包，那是他们“在冰冷异乡建立亲密关系的抓手（grappling hooks）”；Q币适合网游里的交易，维系的是素未谋面的网友之间“客气且相互无须负责的远程君子之交”；越来越多工友把大额款项放进支付宝，那是因为相信社交属性有限的它适合做“与陌生人交易的第三方中介”（McDonald， 2020）。
　　郭于华团队和余海清团队的两份农村调查报告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理解“ICT赋能中国农民之局限”的鲜活一手材料。郭于华团队对五个华北及华东村落的调查显示，ICT难以穿透中国农村现有社会结构壁垒。“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在不同农村之间和村民之间也有”。传统村落、工业村庄、商业村庄、城中村等不同类型村庄村民们使用电视、电话、手机、电脑等ICT的情况各异，同一村庄内部的村民对上述设备的使用也会因职业、状态、身份、地位等差异存在鸿沟，“ICT使用，不仅是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重要表征，也是断裂社会‘区隔再生产’的重要机制”（Guo & Chen， 2011）。余海清等在华东几个淘宝村的调研发现，在淘宝上做盆景、演出服、电瓶车风挡等生意确实能让一些勤劳肯干的农村妇女赚到钱，在家开网店还能让她们兼顾事业与家庭。但富起来的她们依然不是乡村公共事务主角，在村里村外迎来送往、掌权话事的还是男性，很多农村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早已“被固化在受族权、父权和夫权左右的家庭和村庄结构里”（Yu & Cui， 2019）。
　　
三、接近“弹性”国家：国家对ICT的治理与通过ICT的国家治理
　　国家对ICT的回应是上述期刊相关讨论的另一焦点。有学人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为中国国家的“弹性及其对ICT的适应性使用”议题（Svensson， 2014），提醒人们重视ICT影响下中国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围绕“国家为何治理ICT”、“国家如何治理ICT”及“国家如何通过ICT进行治理”等议题展开剖析。
　　第一，“国家为何治理ICT”及“国家如何治理ICT”这两大议题密不可分，前者涉及国家怎么说，后者涉及国家怎么做。苗伟山与韩荣斌的权威媒体话语研究可回答前一个问题。他们对1983—2018年《人民日报》上的互联网安全叙事做了细致的“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发现国家始终被“定位”为对中国互联网安全负有重责大任的“主导者”（dominant actor）。它在2000年代之前是有能力画好中国信息化发展蓝图的“现代化规划师”，2000年代是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空间乱象的“威严家长”，2010年以后则成为要全力应对国际网络安全战冲击的“崛起力量”（Miao & Han， 2021）。荷兰学者克里默斯（R. Creemers）点出当代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两大关键：一是可识别性（ligibility），国家须能找出网上“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二是可预测性（preditablity），国家还得能“明察关于社会—经济变动的信息，并获得关于潜在动荡及事件的早期预警”。他深信如今这两点在技术加持下都非难事，“那些空间、时间及数量上的困难正被无所不在的数据生成、整合与分析技术突破”（Creemers， 2017）。大陆网络法学人胡凌基于“网络中立”视角对中国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治理的讨论也很详尽。他直言与对言论自由争论不休的美国网络中立论争不同，中国网络治理的当然前提是国家信息安全。以此为目标的国家有充分理由实施对网络终端设备、创新平台和信息渠道的全面规制，因此中国电信等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可能循美式逻辑保持所谓“网络中立”（Hu， 2011）。
　　上述主要源自文献归纳和线上数据整理的观察自然无法将中国国家治理涉及ICT事务的“弹性”看得太真切，另外一些结合了线下调研的报告则透出了更多内情。两位法律学者访问了参与起草网络安全法与电子商务法的京沪杭数十位专家，发现电子商务法制订过程中出现的讨论更多，借此佐证国家推动不触及国家安全、网络主权等底线的ICT相关事务法制的灵活性（Deng & Liu， 2017）。经济学者王菁则通过质化研究梳理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治理从鼓励创新到控制风险的变动轨迹。2013年、2014年这两年国家有意通过互联网创新撬动金融业深层改革，余额宝、微信钱包等产品相继问世；2015年之后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日益规范，参与管理的部门和相关政策越来越多，如校园贷就成了多部门联合治理的对象。多位受访的行业高管已有共识，“金融科技非主流、不正式且风险多多……须从属于传统金融和正式机构，党的领导更是前提”（Wang， 2020）。
　　其二，政府网络问政现状及影响因素是“国家如何通过ICT进行治理”议题的重点。学人们往往将若干表现突出的部委和地方作为考察国家治理“弹性”的个案，因为“政府对在线参与的回应是有选择性的，不同地区、个案之间差别甚大”（Gao & Tan， 2020）。政治学者白君竹（S. Balla）等以商务部及广州市问政板块为例，判断网络问政的制度化水平。他们以公示文件的字数多少和发布频率衡量政府问政透明度，将网民跟帖数量、字数、专业性做指标评估网民参与度，结果发现商务部和广州市定期挂出的网站文件都相当细致，而网民跟帖普遍简短且专业性不高，据此推论“网络问政实现了政务公开制度化，却不易全面促进公众参与”（Balla & Xie， 2020）。关于网络问政的影响因素则众说纷纭。有研究者从人民网地方领导人留言板的回复情况推测政府内部运作对问政质量的影响，发现还是那些受到地方领导、党政办公室、专业职能部门关注的帖子更易被跟进，而不少下级机构在快速回复“已收到您的意见”等信息后就没有下文了，说明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虽然对回复质量影响不大，但能影响回复时效等“显示度高的回复指标”（Meng & Yang， 2020）。有研究者强调地方政府短期工作安排也会有影响，并在浙江督办“最多跑一次”工程的网络民调中瞧出了端倪。该工程乃浙江自2016年启动的一场旨在用ICT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提升窗口部门便民服务效率的数字政务改革，可让一些部门放权共享信息不易，冀望一些县市主动减员增效更难。于是省里有关部门在官网发动网民就各地窗口部门表现提意见、填问卷，把权力关进“数字笼子”，在线公民参与在这里成了“上级政府确保政策下行的有效信息手段”（Gao & Tan， 2020）。还有对某市一千多件网民投诉问题的处理结果研究发现，轰动一时的热点事件（high-profile）自会被优先处理，而那些暂未曝光的低调事件（low-profile）若后果严重、不太难办也易于迅速回复，显示“投诉产生的压力及成本都会导致地方政府回应诉求方式的差异”（Cai & Zhou， 2019）。一份针对参与2008年医改方案网上讨论的网民调查则显示，那些自我效能感高、当家做主意识强的网民会更主动贡献高质量的帖子（Balla， 2014）。
　　其三，另外多篇关心“国家如何通过ICT进行治理”议题的报告分别聚焦政府数字宣传改革和经验推广、地方政府官微使用及网上财务公开。有学者用“参与式劝服2.0”概括当代中国政府数字宣传新变化。除了推动主流媒体数字化、兴办政务新媒体平台等举措之外，该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即充分吸收网民参与，号召网民为公益转帖、鼓励网民积极论政、支持主流网红多多发声，都是能促进“网民协力放大社群感、国家荣誉感及高效有为的政府形象”之举措（Repnikova & Fang， 2018）。施雷格（J. Schlger）和蒋敏想搞清楚“地方政府平时到底是怎么使用官微的？”，通过对成都地区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微不是只管发帖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而是要得到政府内部多部门配合、须权衡各方利益的政府对外窗口。此外，接受访谈的官微运营团队拿到的职权分工指令其实很不明确，好多业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公开政务信息、回复网民咨询、组织网民议政等，官微实际上成了一个旨在优化政府治理的“测试机构”（beta institution）（Schlger & Jiang， 2014）。几位政治学者对曾轰动全国的四川白庙网上财务公开试验的研究发现，白庙这个西部贫困乡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坚持六年在乡政府网站按月公开乡财政收支，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希望借此预防乡干部犯错误、提升政府公信力。此举确实有过一定成效，之后不久白庙便名声大振，上访人数下降、外来投资增多，说明“借助ICT使用的财政公开对缓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确实有用，乃传播国家形象新招”（Yan et al.， 2020）。
　　
四、作为中国研究新方法的ICT：基于互联网的民族主义等热门议题剖析
　　我们在上述期刊中还看到了另外一些报告，它们将ICT作为切入西方关心的当代中国热门议题的新方法，通过调查分析网络空间中的相关数据把握它们的动向。除了网络民族主义以外，网民对中印关系、拉丁美洲、中国国防支出、千人计划等议题的看法也不乏学人关注。还有学人另辟蹊径，或借百度红歌搜索指数侦测革命怀旧情绪，或按群体性事件网络扩散轨迹推断政府对策，或向政府邮箱发邮件测试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可见，ICT为那些从海外看中国的学人提供不少助益，带来新的数据、数据获取方式和研究方法。二十多年前就有人乐观地展望，可以通过数字空间“接近将颠覆整个研究领域的中国内部及涉及中国的海量信息及数据”（Taylor， 2000）。一份近期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问卷调查中也有人报告，虽然他们这份工作“不确定性高、常单兵作战且难以从公开资料中读出内部玄机”，但涉及ICT的新方法会带来更多信心，“通过网页数据抓取、文本分析，很多议题自己做主也能做了”（Greitens & Truex， 2020）。
　　学人们考察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进路，主要有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细部深描。有历史学者对21世纪初期中国网络上若干围绕来华非洲人和在非华人的争议与1980年代中国校园里的几起中非学生冲突事件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受到自近代以来中国混杂着种族观念的民族主义叙事影响，但又各有侧重。1980年代的校园中非学生冲突反映了当时一种借批评非洲做自我检讨的精英情结，他们“一面谈论非洲的问题，一面心忧中国落后的现代化水平”；而2010年代部分网民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和在非华人境遇的担忧，则俨然是入世后已与全球相连的中国精英观念的折射—“一些非洲人给中国城市管理出了不少难题，也对中国人去非洲发展心存疑虑”（Cheng， 2011）。两篇聚焦微博与民族主义的报告则均以方法见长，寄望通过按部就班的定量研究展现微博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更多细部特征。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学者在文本分析软件（CATA）帮助下，对2012年8月钓鱼岛事件期间微博上4万多名有影响力的博主所发的1万多条相关帖子的情绪做了从温和到激进的多层分级。他们发现，许多情绪最激动的帖子的用意不是批评日方，而是希望我国政府更有作为；我国政府对微博上这些情绪的包容也不难理解，对外要让日本及美国政府明白“中国国内民意有变数”，对内要让微博成为网民抒发民族情感的“安全阀”（Carins & Carlson， 2016）。张尹霰等则希望通过微博意见领袖的时局观念来了解当代网络中国民族主义的流行程度和内部脉络。她们在2013年中国意见领袖榜中选定了146个时政大V账号，再用算法筛出它们提及美、日、台及中国大陆的6000多条帖子并分别评估它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她们认为民族主义在当时并非微博民意主流，因为被她们划入非民族主义阵营的大V账号的粉丝量是民族主义阵营账号粉丝量的3倍；而且民族主义也并不一味排外，“对日本的介怀与对美国的好感常共存”；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会合流，如在一些涉日问题上保持一致（Zhang et al.， 2018）。
　　追踪热门议题网络民意的方便法门，主要是网帖分析和网络民调。有政治学人把强国论坛等八个知名国际关系论坛上涉及中印关系的4000多条帖子作为呈现中国网民印度观的典型材料，按经济、军事、印美关系、中印边界、中印合作等主题详细爬梳了这些帖子的倾向，发现“绝大多数网民都主张对印度亮剑”，因为他们认为“印度虽然在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比中国逊色，但却有能力赶上我们”（Shen， 2011）。同一作者分析中国网民拉美观的做法也相去不远。他按“拉美化的弊端”、“中国模式与拉美”、“H1N1禽流感与拉美偏见”、“拉美与应对美国”等四大议题对强国论坛等四大论坛上的相关帖子做了编码分析，发现网络民意在这几大议题上都有相对独立性，而其主流是“期待拉美借鉴中国模式以避免美国化……成为中国制衡美国的好搭档”（Shen， 2012）。一份基于网络民调的研究则发现，网民们整体上支持国防支出，但同时也向往和平，相信“不打仗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不干涉他国内政对国家最有利”（Han et al.， 2021）。
　　相较于上述研究，以百度搜索指数、群体性事件网络扩散轨迹、政府邮箱回复情况的研究的探索性更强，从中也可见到计算社会科学的影子。如两位社会学者对2008—2014年132首红歌在31个省市自治区的百度搜索情况做了排序，并结合官方区域发展数据加以解释，提出“革命怀旧似乎是区域发展和政治动员的副产品”的结论（Li & Yan， 2020）。还有研究者试图通过描绘三类群体性事件的网络扩散轨迹推测国家对相关事件的应对之策。她们发现，当以线下活动为主的传统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相关新闻“从政治级别高的媒体向下级媒体扩散”，彰显此时主流官方媒体的权威地位；而当线下突发事件被线上热议时，“从下至上的新闻流和舆论的出现常会使有关部门加快主持公道”（Lin & Zhang， 2018）。一位华裔政治学人给四川114个县市电子信箱去信咨询注册新办社会组织流程。他把回邮效率和内容作为这些县市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评估指针，发现回邮对以公益为目标的组织咨询回应积极，反映这些组织已被地方政府视为“能促进生产力、外包公共产品供应责任”的益友（Sun， 2019）。
　　
五、结论与讨论
　　上述整理当然是挂一漏万，还有不少研究未被提及，但通过上述梳理能让我们管中窥豹，看清近10年来向英语世界中国研究学者讲述的ICT与中国故事的框架主线、问题来源及方法动态。
　　首先，它们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续写着故事。一面补充“公共领域”视野下的ICT与中国社会分析并让更多得到ICT“赋能”的群体的际遇被记录下来，一面告诉大家“弹性”国家治理ICT以及通过ICT治理的官方说法与具体做法。问题来源可被分为三类：一是补充现有理论的不足，如以“霸权”等旁枝补充“公共领域”下的讨论如此，提供农村实地调研破除“数字鸿沟”知识障也是如此；二是洞察旧理论与新经验之间的张力，如用类型而非光谱考察中国微博意识形态、用“自干五”调研打破中国网络政治生态成见，以及用中国现实颠覆“网络中立”普世幻象等；三是挖掘更丰富的新经验，如探讨ICT赋能某些群体的局限，凸显国家治理互联网安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事务的底线；最后，它们也展现了从方法上进一步更新中国研究热门议题议程的潜力，让我们对以ICT为方法的中国研究的更多可能性充满期待。
　　看见上述海外中国研究里的ICT与中国研究只是第一步，对于以传播研究为业的我们而言，下一步则是反思如何从传播学取径为丰富ICT与中国研究做出更多贡献。跨学科强调的是开放性视野而不是抛弃学科学术，真正的开放“源自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孙歌，2022）。上述研究很多出自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它们从各自立场为理解ICT与中国研究中的“治理”、“赋能”、“规制”等现象做出了贡献。那么，从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的独特贡献又可能会是什么呢？黄旦教授以“媒介”为视角，先循着不仅关注“人们用媒介做什么”也关注“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态”的新思路打破囿于非“现代化”即“革命史”的中国报刊书写旧范式（黄旦，2015），再从“媒介”立场考察刊物“这种‘新媒介’的生成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关系”（黄旦，2019）。这提示我们可推敲“媒介”这一传播学核心概念，反省二维码、健康码、行程码等“新新媒介”让我们已经或正在成为何种模样，这或能给ICT与中国研究辟出新路。潘忠党教授等曾指出，传播学核心论域应是“过程”，可围绕“人类如何展开传播、传播如何成为社会或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过程”（潘忠党，刘于思，2017）展开讨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传播学取径的ICT与中国研究也可回到“过程”这一传播学核心议程，沿着拉斯韦尔当年提出的5W框架，更新当代中国是“谁、通过哪些ICT渠道、对谁、说了及做了什么、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一系列与传播过程相关的经验性新问题。■
　　
参考文献：
陈红梅（2004）。网络表达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近十年来国外网络传播研究述略。《新闻记者》，（9），33-34。
陈积银，刘颖琪（2015）。国外新媒体研究16年发展脉络分析——基于SSCI期刊《New media & society》1999年至2014年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6），120-128+170-179。
黄旦（2015）。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12），5-19。
黄旦（2019）。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137-158。
潘忠党，刘于思（2017）。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1），2-19。
孙歌（2022）。把藩篱变成翅膀：谈谈问题学术的边界。《开放时代》，（1），53-57。
王迪等（2016）。“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笔谈。《中国社会科学》，（7），104-125。
王天夫（2021）。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2），73-88。
熊易寒等（2019）。“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辑。《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4），80-192。
张小强，杜佳汇（2017）。中国大陆“新媒体研究”创新的扩散：曲线趋势、关键节点与知识网络。《国际新闻界》，（7），30-34。
BailC. (2022). Social-media reform is flying blind. Nature. 603. 766.
Balla, S. (2014). Health system refor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Information28(2)214-236.
Balla, S.& XieZ. (2020). Online Consult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Policymaking. The China Quarterly246473-496.
Cai, Y.& Zhou, T. (2019).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iated Response. The China Quarterly238331-352.
CairnsC.& CarlsonA. (2016). Real-world Islands in a Social Media Sea: Nationalism and Censorship on Weibo during the 2012 Diaoyu/Senkaku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22523-49.
Cheng Y. (2011). From Campus Racism to Cyber Racism: Discourse of Ra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207561-579.
CreemersR. (2017). Cyber China: Upgrading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 work and social man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6: 10385-100.
DengJ. & P. Liu (2017)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The Drafting of China’s Internet Security Law and E-Commerce Law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6: 107679-695.
Gao, X.& TanJ. (2020). From Web to Weber: Understanding the Case of “One-Go at Most” as ICT-Driven Government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Review, 20(3)71-98.
GinsbergJ.MohebbiM. H.PatelR. S.BrammerL.SmolinskiM. S.& BrilliantL. (2009). Detecting influenza epidemics using search engine query data. Nature, 4571012-1014.
GongH.& Yang, X. (2010). Digitized parody: The politics of egao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Information24(1)3-26.
GreitensS.& TruexR. (2020). Repressive Experiences among China Scholars: New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The China Quarterly242349-375.
Guo, Y.& Chen, P. (2011). Digital Divide and Social Cleavage: Case Studies of ICT Usage among Peas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207580-599.
Han, R. (2015).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 The China Quarterly2241006-1025.
Han, X.Sadler, M.& Quek, K. (2021). Guns and Butter in China: How Chinese Citizens Respond to Military Spending. The China Quarterly245248-261.
HuH. L.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ing ISPs in China: Perspectives of Net Neutr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207523-540.
Huang, R.GuiY.& SunX. (2019) Beyond the Left-Right Spectrum: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Ideologues in China’s Weibo 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8:119831-847.
HughesC. R. (2003). China and the Internet: A Question of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The China Quaterly. 175818-824.
KingG.PanJ.& Roberts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326-343.
KingG.PanJ.& RobertsM. E. (2014).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3456199.
Lee, S. -yau. (2016). Surviving Online Censorship in China: Three Satirical Tactics and their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2281061-1080.
LiS.& YanF. (2020). Searching for Red Songs: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Nostalgia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242508-528.
Lin, F.& ZhangX. (2018). Movement-Press Dynamics and News Diffusion: A Typology of Activism in Digital China. China Review, 18(2)33-64.
LindtnerS. (2014). Hackerspace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China: How makers are reinvent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novation, and the self. China Information28(2)145-167.
LindtnerS. et al. (2011) China’s many Internets: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game play across a changing technology landscape. In: Herold, K. and Marolt, P. (eds) Online Society in China: Creating, Celebratingand Instrumentalising the Onli6ne Carniv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89-107.
McDonaldT. (2020). “Social” Money and Working-class Subjectivities: Digital Money and Migrant Labour in Shenzhe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242397-417.
MengT.& Yang, Z. (2020). Variety of Responsive Institutions and Quality of Responsiveness in Cyber China. China Review, 20(3)13-42.
MiaoW.& HanR. (2021). Modernization PlannerAuthoritarian Paternalistand Rising Power: Evolving Government Positions in China’s Internet Securit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preview1-18.
Nip, J. Y. M.& Fu, K. -wa. (2016). Challenging Official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 Leaders on Sina Weibo. The China Quarterly225122-144.
PengY.& Choi, S. Y. P. (2013). Mobile Phone Us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Resistance. The China Quarterly215553-571.
Qiu, J. L.& Bu, W. (2013). China ICT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Field1989—2012. China Review, 13(2)123-152.
Repnikova, M. & K. Fang (2018) Authoritarian Participatory Persuasion 2. 0: Netizens as Thought Work Collaborator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7:113763-779.
Repnikova, M.& K. Fang (2019). Digital Media Experiments in China: “Revolutionizing” Persuasion under Xi Jinping. The China Quarterly239679-701.
SautedéE. (2013). The Internet in China’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Will Goliath prevail in the chiaroscuro?. China Information27(3)327-346.
Schlger J.& M. Jiang (2014)“Official Microblogging and Social Manage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28(2). 189-213.
ShenS. (2011). Exploring the Neglected Constraints on Chindia: Analysing the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 of Indi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China’s Indian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207541-560.
ShenS. (2012).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Latin America: How They Differ from the Official View. The China Quarterly209157-177.
Sun, T. (2019). Deliberate Differentiation by the Chinese State: Outsourcing Responsibility for Governance. The China Quarterly240880-905.
SvenssonM. (2014). Voicepower and connectivity in China’s microblogosphere: Digital divides on SinaWeibo. China Information28(2)168-188.
SzablewiczM. (2014).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 China Information28(2)259-275.
TaylorF. (2000). Online and on china: research sourc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hina Quarterly. 136. pp. 821-842.
TongJ. (2015). The formation of an agonistic public sphere: Emotions, the Internet and news media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29(3)333-351.
TongY.and LeiS. . (2013). “War of position and microblogging in China.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0)292-311.
TsaiK. S.& Wang, Q. (2019). Charitable Crowdfunding in China: An Emergent Channel for Setting Policy Agendas? The China Quarterly240936-966.
VosoughiS.RoyD.&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359(6380)1146-1151.
WangJ. (2020). “The Party Must Strengthen Its Leadership in Financ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China’s Fintech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247773-792.
Wei, R. (2009). “The Stat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Research in China: A Review and Critique, ”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1)116-127.
WongW.& ChuM. (2020). Digital Governance as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al Media Strateg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China Review, 20(3)43-70.
Yan, B.Wang, X.& Wu, J. (2020). Fiscal Transparency Online and Public Trust: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Baimiao Township Government. China Review, 20(3)99-126.
YangG. (2012). LightnessWildness, and Ambivalence: China and New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14 (1) 170-179.
YangG. (2014).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Chinese digital spaces: Deepening the critical inquiry. China Information28(2)135-144.
YuH.& CuiL. (2019). China’s E-Commerce: Empowering Rural Women? The China Quarterly238418-437.
Zhang, N. (2014). Web-based backpacking communities and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Movement without marching. China Information28(2)276-296.
Zhang, Y.LiuJ.& WenJ. R. (2018). Nationalism on Weibo: Towards a Multifacete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235758-783.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刘兢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教授，陈芷薇系华南师范大学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