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暄
　　【本文提要】本论文聚焦于“前广播史”，即清末民初无线电这一新技术引入上海直到大规模定期广播电台开办的历史，试图探究一种新媒介与城市的相遇之时，给城市带来何种新的传播观念与媒介实践。研究发现，城市报刊与大众有关无线电的各种想象、器物层面的媒介认知以及无线电爱好者有关声音广播的媒介实践，提供了早期广播出现的历史语境框架。广播在“技术”与“意义”两个方面被创造出来，嵌入一系列的技术、文化实践以及观念网络之中，创造了属于早期广播的实践场域与文化形态。
　　【关键词】无线电 新交通 器物 无线电爱好者
　　【中图分类号】G206
　　1923年1月23日，中国第一座外商电台奥斯邦电台开办，上海人有了一种新的媒介体验，被报刊称为“数百人聆听了时代的奇迹”（大陆报，1923a/1985）。紧接着，这股“无线电热”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很多人用“奇迹”、“惊叹”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广播的神奇，认为整个世界因为无线电将要发生种种变迁。类似的说法很多，比如《申报》断言：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可说是一个变迁的世界，但是种种变迁总没有一样比得上无线电的，因为大海洋那边可以藉着它传过图片来，新闻家可以藉着它聚集新闻，不久我们还要藉着它同各处的人谈话，那末世界更要发生种种变迁了（申报，1923d）。
　　然而，广播并非在上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在上海，在此之前，它有一段将近20年的历史。广播的历史始于无线电的发明，但是无线电技术走向广播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无线电作为一种新技术与城市的相遇，超越了内容，首先引发人们对于它的认知与讨论，人们对这一技术奇观充满了好奇，其文化和社会的涵义亦被隐约感知。本文意在追溯广播这一民国新媒介的“开端”，追问上海的“无线电热”是如何发生的？其如何成为广播历史的前奏？借用Carolyn Marvin所说，尽管媒介形式发生改变，但技术的“新鲜性”却是历史的恒量（Marvin， 1988）。类似于“媒介考古学”①的研究思路，寻访媒介的物质性和异质性，同时也考察新媒介进入历史场景的交界之时，人们对媒介的另类实践，“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库尔德利，2014：41）。
　　因此，本文围绕核心问题主要讨论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观念方面，无线电与晚清民初上海“相遇”时，城市各界围绕这一新媒介的各种想象；第二，媒介器物层面，探究从无线电报到无线电话再到广播的媒介“变形”过程以及所伴随的称谓变化；第三，在此基础上个人、团体与政府围绕无线电的媒介实践。同时本文也希望能够探究一种新媒介与城市相遇之时，引发何种新的城市传播观念与传播实践。
　　
一、早期有关无线电的幻想
　　（一）“新交通”
　　自从1840年，第一条电报线开启了人类远程通讯时代之后，有关长距离传输声音乃至图像的梦想就一直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的共同追求。1901年，马可尼和他的助手乔治·肯普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圣约翰山顶收听电话，听到了莫尔斯电码信号中代表S的三声嗒声，这个声音横跨大西洋，从2000英里以外的英国的康沃尔发出（希利亚德，基思，2012：7），随即轰动了全世界，人类进入了无线电时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有关无线电的话语在中国的传播证明了这一新媒介的魅力，尽管实体的收音机并未广泛使用，但有关无线电技术以及无线电话的各种介绍和设想已经广泛存在，且被报刊广泛讨论。有研究指出，晚清民国之际，有多达25种期刊共102篇文章介绍这一自西向东的新技术（宋轶文，姚远，2009）。这一最新通信方法首先由行走于海外的先知们带入上海，这群人大多是在海外留学具有无线电工程专业背景的无线电学专家。
　　致力于维新事业的《时务报》1897年首次介绍泰西的“无线电音”法，“电音不藉电线，则其简妙不可言喻。其在日本屡被风雨残破电线。如能得不用线之法，则利便已为极大”（古城贞吉，1897）。文末作者断言：“如此事果行，则地球上通信事业必有大进步，即谓近百年来特出之艺术，亦非过誉矣”（古城贞吉，1897）。《时务报》将无线电称为“妙不可言”的“艺术”，相隔远地也可以通信，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不藉电线”就可以实现信息传播，这大不同于有线电报与电话，是一种新的传播形式。
　　1901年马可尼的无线电话横越大西洋试验成功，无线电进一步获得了舆论的关注，激发了国人对于无线电的热情，《申报》、《万国公报》等关注格致之学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申报》关注无线电传递消息的一面：“美国磨路夸痕电报公司，拟由桑港绕道矮气司卡，以达太平洋之滨，创设新法无线电报，俾传消递息灵捷，如晤谈刻，已筹备一切矣”（申报，1902）。《科学》杂志则评论道：“各国报纸，被热忱之驱使，竞先评论，以为无线电话，有如天使，将成为各洲间最经济最方便之交通利器”（庄智焕，1925）。
　　中国的士大夫们将无线电看作是一种“交通利器”，首先想到的是无线电的“交通”或者说“连接”的能力，而这一交通方式因为无线电“无远弗届”的特点而显得与众不同。科学家和评论家们相信无线电将上海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接。无线电被顶礼膜拜为“时代的奇迹”，是未来交通的利器和科学的凯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即“西方器物与技术被看成足以挽回中国之衰败的核心力量”（杨汤琛，2015）。早期这些讨论都反映了一个观点，无线电作为新兴的媒介技术，有潜能改变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城市文化。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感受到了无线电的力量，无线电使得城市人同时经历全球事件成为可能，世界各地的消息纷至沓来，无线电通讯开始与新闻相结合。法租界顾家宅无线电台，从1918年开始就可以接收来自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消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有关战争进展情况的消息可以直接通过顾家宅电台传到上海，上海很多报刊都开辟了“法国无线电”专栏，报道欧战特讯，相比于通过海底电缆需要四五天甚至更久才能传送到上海的路透社消息，身处千英里外的上海居民可以通过无线电第一时间收到来自欧战的消息（史梅定，2001：541）。听众称赞顾家宅无线电台为“电报界之异彩”，“今日之世界事变愈繁，而交通之便得亦愈研究而愈进，然未有若顾家宅之无线电，能接收六千余英里之电信，使欧洲与上海同时得读欧战快乐之消息，所谓缩全球小影于一堂者，至今日而益微实，不可谓非电信之放一异彩也”（申报，1918b）。无线电将远方的事情拉到了上海人身边，人们切身感受到无线电带来的速度感，较之其他媒介前所未有地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
　　无线电不仅被想象为“全国交通”乃至“全球交通”的新利器，人们甚至幻想通过无线电能够与太空和其他星球“交通”：
　　在空中行了许久，远远望见一座山头，山头和山头之间，架着一丈多粗的大圆筒，圆筒下面，吊着许多鸟笼。老人说道：“这就是我们住的空中国了。”华同心里暗想：“这真奇怪了。我从没看见房屋吊在半空中，也没看见人住在鸟笼里。”正想着，那飞车走近了一座山头，渐渐的缓下来。那山上□着一个绝高的铁架，老人指着说道：“这是一座无线电台，是和金星、水星通讯用的”（申报，1925）。
　　人们幻想这一“新交通”能够与地球之外的星球通信，渴望交流尤其是远距离交流的梦想可见一斑，时空的障碍却成为充分交流的阻滞，电报作为第一个电子媒介消除了这一障碍，无线电则用电波来征服空间，将外部世界带到人们面前，获得了“千里相隔，如在同室”（徐葆衷，1926）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人们因无线电揭示出来的自然界最深刻的奥秘而产生的感受，堪同当年由有线电报引起的感受相媲美，无线电使得“全球通讯”的鸳梦得以重温（切特罗姆，1991：70）。这种对于无线电的反应具有强烈的乌托邦的气质，一定程度反映出了利用机器和先进技术来征服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古老梦想，其蕴含的传播意义远远超过传递信息这么简单。
　　游美人士将美国建设广播电台的消息通过报刊传来上海，人们对于无线电的理解更深一步。古人所讲的“缩地法”因为无线电而得以真正实现，时人对于速度和空间的感知变化可见一斑：
　　谚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今无线电能证实此说。科学进步无止境，行将举昔日以为不可能之事一一使之实现。即以此无线电而论。以一收音机装于苏杭、南京等处，而接听上海所发之音乐。乃告一耆年之长者曰，此由上海所发来也，长者必摇首而笑其妄。及听报告，果上海也，则无有不惊愕骇诧者。余本经验所得，敢为读者诸君晋一言曰，岁云暮矣，围炉团坐时，无线电收音机乃无上之娱乐品也（天浪，1924）。
　　人们惊异于机械发出的声音源头，以及这一新媒介模糊地域的感觉。无线电的“广播”能力使得人们同时体验远方发生的事情成为可能，革新了城市人接收信息的方式。这同时也暗含了一种新的时间观，无线电突破时空限制，史无前例地将最大范围的人们引入到一个“共同体”中，不同地方的人们得以共同参与和体验“真实的”声音现实。根据《北华捷报》的报道，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广播的声音已经跨出上海吸引了全国的听众，初步形成了一个收听群体：
　　广播的试验阶段已经结束。中国的内地城市与沿海地区以外的人们已经紧密相连，如果他们愿意，就能分享到上海的休闲娱乐时光。国内居民现在形成了一个尽管看不见，然而巨大的娱乐收听群体。若无广播，他们会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这些娱乐（北华捷报，1928/2015）。
　　无线电的新应用“广播”可以使不同地域的听众同时分享娱乐时光，这创造出来的媒介体验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32）。新的传播技术与传播的原初涵义“共享”联系了起来。因此，进步人士相信无线电“广播”本质上是促进文化和精神转型的媒介。在有志于统一全中国的精英看来，广播具有统一和联系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作用，他们赞叹广播可以“增进全国民俗统一”（许雪樵，1924）、是“促进文化先导之利器”（沛然，1924）。孙中山更是对无线电广播有“极大的信心”，“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大陆报，1923b/1985）。
　　（二）“鬼神之学”：无线电的魔幻色彩
　　无线电这一新发明创造了一种感觉，不需电线就可以实现传播，同时无形的无线电波带给了人们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环境，将人们引入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神秘的新世界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空气中充满了电磁波，无线电无处不在撒播信号，四面八方发送信息，比如有人描述对无线电的这种感觉：“惟无线电浪凭空飞去，洒满六合，高出苍穹，下入黄泉，其高下究为若干里，暂置不论。而其四至八道，背道而驰，异途同归，各行地球环周之半，一万二千五百里，已是包络全球，无达不届”（曹仲渊，1926）。很多人也开始尝试用科学术语来解释这种飘荡在天空的“电浪”的原理：
　　无线电之作用系成于以太之振动，譬如掷石于水，水动成浪，浪紊四面散射。无线电发电站者，盖即激动以太之机关也。以太激而生浪，浪向各方面传散，以相当之器接之可变为电流而成声。传电站之传电距离若为三千英里，凡在此距离内之接电站皆有接受所发之电。以太为一种无微不入之物，世界譬诸海棉，其全体尽浸于以太中也，彼谓无线电信系以可见之电光而成者，实为误解（申报，1922a）。
　　对无线电传播原理的理解方面，“以太”是一个关键概念。西方科学界认为，以太弥散于空间之中，空间中各种物质由以太来连接，在中国科学语境中，以太被俗称为“精气”，是一种空间的传播媒介，被假想为不可测量的物质，用来说明众多的物理现象（武田雅哉，2013：174）。时人以西方物理学的“以太”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接合来想象这一新的科技发明，这种想象与自身的文化环境有关，“以太”这一在传统文化中更易理解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帮助那个时候的人们理解无线电这一神秘物。可见，无线电在上海的传播与扩散，并非仅仅是新技术在新的环境被使用与接纳的过程，而是当时人心理对外来的他者想象以及中西不同观念与符号互动的建构过程。
　　无线电也因为“以太”的说法而被赋予神秘色彩。“自古以来，以太一直被认为和人类的灵魂活动密切相关”（武田雅哉，2013：174）。自无线电传入上海，它一直都与精神、灵魂、鬼神之类的词语相联系，无线电被认为是超自然或者非自然之物，甚至被认为是“鬼神之学”（朱其清，1925）。因其身附的这种魔幻色彩，无线电让人产生了恐慌，很多人认为暴露在空气中的无线电波能够影响生物。比如有人认为这种在空气中传播且不可捉摸的物质会伤害到飞鸟，“据一般的经验，在无线电放送局的附近，鸥类和鸠类常常因有无线电波之故，容易迷失他们归家的路途”（幼雄，1925）。有人担心无线电，有人却因为这一特质幻想无线电可以用于“隔地疗法”，治疗医药无效之病癖。有广告信誓旦旦地称：“疗治百病，亦惟精神之运用也，譬诸现用之电灯，适有电力不足，其灯光亦必暗淡无色，将彼充足之电力接触之，而光色立时倍明。至隔地通信治疗病癖之法，其理解譬诸现世界之无线电，传达空中，甲发乙收，无稍差谬，其中神奇”（申报，1919）。
　　人们用剖析灵魂的“以太”来接通对无线电的理解，可以说塑造了时人寻求“共通之境”的理想。无线电创造了一种幻想，唤起了心理的隐喻，可以实现灵魂的深度交流。有一位作家认为人的大脑就是一座“绝妙无线电台”，“能受外界种种感应，亦能感应外界”（浪，1925）。因此，无线电可以用来解释男女之间爱情的发生，“世之多情男女，每以睨视目成，继以心心相印终乃成了眷属，盖皆电作之合耳”（浪，1925）。可以看到，作为传播与交流的终极理想——心灵感应，可以从对无线电的想象中得到理解。类似这样唯心论的话语热潮显示了人们渴望跨越空间和时间乃至跨越生与死的交流，参与真正有意义的沟通。围绕无线电的奇谈怪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人与今人共同的梦想，反映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即仅凭借先进的媒介技术就能够实现共同体，达到传播的终极理想。正因为无线电创造的神奇感觉深入人心，以至于“无线电”这个称谓在1920年代流行并且直到1930年代也没有被替换。
　　
二、从无线电报、无线电话到广播：器物与译名的想象与建构
　　在英语世界中，radio的词根ridi来自拉丁语，本意为放射的、辐射的，体现了无线电最重要的特点，即无线电信号呈辐射状，撒播在天空中。在radio的英文解释中，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即无线电通信技术、无线电广播与接收广播的设备收音机。②根据台湾学者苏硕武的解释，radio在意译能力极强的中国被对应翻译为无线电、广播与收音机（苏硕武，2009：xi）。可以说，radio是一个具有复合意义的词汇。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解释，也都是后来者对于语词翻译的一种固定，放到大约一百年前的上海，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人们对radio的称谓习惯。清末radio传入中国之后，有关它的译名可以说五花八门，而其中不同译名蕴含了特定时期人们对无线电的特殊认识，以及对无线电使用前景的想象。
　　在认识上，人们习惯于拿旧有的熟悉的媒介经验和知识来想象和体验一种新的媒介，这在radio的译名中体现得很明显。当人们看到radio像电报一样传送莫尔斯电码时，基于电报的经验将其称之为“无线电报”；而当radio可以传递声音的时候，人们又基于电话的经验将其称为“无线电话”。比如有人幽默地解释无线电话与电话的区别，“电话好像一只很长的狗，有从虹口到法租界那样的长，我们在法租界踏着它的尾巴，它就在虹口吠起来了。不过，那是普通的电话。至于无线电话，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就是没有了那只狗”（山本，1934）。总体而言，在无线电技术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从器物层面来看，人们将无线电理解为一种双向传送与接收讯息的装置，称之为无线电报。
　　实际应用中，无线电首先被当作电报的一种补充形式被政府拥有，主要用于海上和地广人稀的大陆地区传递信息。至于无线电报机何时在中国出现，据法文《北京日报》称，无线电机早在清末就已传入中国，“由外国商船运来。该项新发明始为人民所共知”（会报，1927）。更可靠的记载是，1903年，就在马可尼成功将无线电信号发送到大洋彼岸的一年后，意大利水师人员搿拉细君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义国使署与天津义领事署二处试用此电，早有成效”（申报，1905）。1905年搿君再次来到中国游历到沪，试验无线电通话，并“由义国巡洋舰麦柯波六号达至中国之海圻号，互和通话，颇见灵通”（申报，1905）。于是，中国政府遂“拟在北京及保定府、秦皇岛三处分设”无线电台（申报，1905）。1905年11月，清政府电政大臣袁世凯的侍郎吴重熹“为行军事通信之用”（曹仲渊，1928），奏请清政府设立无线电台，同时托搿拉细君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天津等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无线电机，成为中国政府装设无线电的起点（申报，1905）。
　　就如同电报与电话一样，中央集权政府主导的帝国体制下，新技术首先是为了国家利益引进自上而下推广，解决的是国家通信中的实际问题，即更快的军情传递，以及电报无法处理的海上通讯难题。解决实际通信难题后，交通部以“无线电联络全国之计划”、“拟与外国交通”的目的，于1908年在吴淞狮子岭和崇明岛设立第一座无线电台。次年某英商在上海汇中西旅馆屋顶设一小无线电站与海面船舶通电，政府与英公使交涉取缔，由电政督办兼交通部电政司司长蒋某将电台收买归上海电报局，用作福州路黄浦滩电台收发商报之用（曹仲渊，1921）。报纸评论此事：“中国商界乃以无线电拍电报，此为中国历史上之破天荒”（申报，1920a）。1920年前，全国有交通部电台、陆军部电台、海军部电台、部分地方电台、私人电台以及外人设立的无线电，另有专门学习无线电的处所，范围之广已成“无线电界”（曹仲渊，1921）。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得“开风气”之先的繁华地方，北至奉天、西至兰州、南到福州，点对点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已具备一定规模（张心澄，1992：530）。
　　可以看到，最初这种可以点对点通话的无线电机并未在普通民众中流行。当无线电仅在政府、军队无线电爱好者和少数外国人中间流通之时，对于大多数无法实际接触这一新媒介的普通人而言，报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1915到1920年间，受到启蒙人士和知识分子喜爱的《东方杂志》发表多篇文章涉及科学和技术的主题，对当时被称为“无线电报”的radio作了详细描述，从器用与传音原理方面进一步揭开了这一新媒介的神秘面纱。
　　《东方杂志》（1915）称目前政府运用的无线电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奇巧装置，这种新机器可以通过空气电浪传播声音与信息，名曰“无线德律风”，这种装置完成接收信息和声音必须有“发生电浪之器械”即发信机和“收受电浪之器械”即收信机两部分。文章阐述了发信机与收信机不藉导线传递信息的原理，“电浪变成电流，一则使电流变为可闻得之符号法。将与收信机相连系之长铁线数支，高置于空际。凡由远方传来之电浪，经过此线，遂因感应作用而生电流。此中电浪，以入收信机，即导于德律风内，而得音响”。而人们如何接收信息呢？无线电产生的“电浪”“均为同一强度之传布，故在其电浪达列之区，若有合宜之收信机，均能接收。其符号，犹植烛于庭，其广信所及，人人皆得而视之”。此种介绍下的radio主要用做无线电报机，其机械原理、操作手法与有线电报机类似，以传递电码消息为主，但有区别于无线电报的特别之处，较电报价格“廉至三十倍”，且“无导线之连系”，“无水陆之阻隔”。作者对这种即时通信系统寄予厚望，称它“非他种通信法所能企及”，是“无线电之神奇妙用”。
　　报章中称这种机器为“奇巧玩意”，号称“便利商民”，但至少在1920年前，无线电机在普通民众间并不普及。彼时，广播电台首在美国开办，收音机在西方各国盛行。1920年《东方杂志》（1920）一篇“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的文章描述了美国最新出现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并预测“大都会中利用此种受音器以传布新闻及音乐，殆不久即可实现也”。文章将这种接收音乐和新闻的设备，称之为“一种特别受音器”，外表看与留声机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不同于留声机的是，这种受音器可以定时“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除了音乐，此受音器还可以收听新闻报告，“较诸批阅报章，便利多矣”。无线电“广播”的消息传来，有识之士马上意识到无线电技术不再是有线电报或者电话通讯的补充，而是预感声音的传播将以无线电的方式扩大。他们预测广播在未来中国的场景：“随意能够听音乐歌唱，这还不过是一种娱乐的事。此外还能听新闻、金融、农事情形以及社会琐闻等各种消息，只要按时在受电机上开动机器，便能够随意听到所要知道的情形。从前传达缓慢的事情，现在顷刻可以知道，时间因此可以节省不少”（高山，1922）。
　　报刊称这种无线电新用为“无线电话”或“无线德律风”，比如《申报》称为“无线电话之新交通”（沛，1922）、“无线电德律风之奇用”（申报，1922b）。“无线电话”或者“无线电德律风”的称谓说明了人们习惯拿“旧”媒介电话来理解与想象“新”媒介广播，无线电可以传声“相谈如德律风”（唐古樵，1922）。但“新交通”与“奇用”的说法也显示了人们敏感地发现无线电话虽与无线电报有联系，但因可以“放大”与“广播”声音与音乐而成为完全不同的媒介，“无线电话机内之声音放大机与真空管玻璃管进步之神速，诚有令人不可思议者”（亚渔，1920）。而且这种机器可以为民众所接近，成为家庭之普通娱乐用品，最后每个人都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收音机来接收话语、新闻与音乐。正如梅罗维茨（2002：16）所言，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某个旧的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无线电广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环境，进而重塑了人们体验媒介的方式。
　　1923年1月23日，中国第一座外商电台奥斯邦电台开办，零星的无线电体验终于扩大到了一般城市大众，人们之前感受到但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无线电原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验和可以触摸的世界。电台播音首日，有超过五百人聚集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礼堂里，还有一大群人在礼查饭店和卡尔登，等待收听首次无线电音乐会，甚至有很多好奇的听众跑到大来洋行楼顶现场观看广播试验。第一次广播吸引了城市大众的关注，上海报刊连篇累牍赞叹这一新事业，而此时广播还没有它的名字，《申报》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称谓叫做“空中传音”，连续数日报道和介绍电台节目，鼓动听众收听（申报，1923a）。在报刊的传颂中，上海迎来了“无线电热”。
　　广播电台的开办彻底改变了无线电技术，证明了广播不仅仅是无线电的应用之一，无线电本身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从双向通讯的声音网络，转变为“我向四方传播”（费里奇，2008：170）的大众媒介。外商电台首先开启了城市大众对于声音的普遍性体验，中国随着世界进入了“倾听的时代”。此时，因为有了广播电台，radio的概念发生转换，无线电学家朱其清称“广播”为“无线电之新事业”，“广播无线电英文名曰Radio Broadcasting，吾人译以广播，亦取其义而已”（朱其清，1925）。曾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主持电信工作的吴梯青看到最新的广播事业名称未定，各地或用“播音”、“传音”，或用日语“放送”等不同译名，吴悌青便按照英语“Broadcasting”的意译，定名为“无线电广播”，并且呈报交通部，在全国通用（吴梯青，1979：158）。“广播”这个新的称谓在城市中创造并渐渐流行开来。
　　无线电与城市文化交汇之处，不仅产生了与无线电相关的机构，而且也产生了讨论这一新媒介的社会话语。正如本雅明所指出“语言的非工具性”（吉见俊哉，2009：6），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中介，语言作为媒介本身，不仅传递意义而且其本身就是意义得以成立的场所。对于广播的称谓就是一种表征，牵涉到语言意义的生产以及同文化实践的关系（霍尔，2013：40）。围绕广播的命名讨论本身就是一个表征文化的实践场域，属于共享的文化空间，其中不乏争论与协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这一新媒体的体验以及所蕴含的意义通过语言以及表征实践生产出来。同时，旧上海城市人将广播一直称为“无线电”或者“无线电话”，说明人们习惯于拿旧有的熟悉的媒介经验和知识来想象和体验一种新的媒介，“习惯比工具的历史更加悠久，如果媒介是‘新’的，使用媒介的环境就是‘旧’的”（库尔德利，2014：11）。与无线电相关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环境。即使“广播”这一称谓已经出现，但是不管报刊还是城市居民，最常用的称谓还是“无线电话”或者“无线电”。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广播的黄金时代之际，“打开无线电”。“听无线电”仍然是申城居民收听广播最为常见的说法。
　　
三、早期的无线电爱好者与无线电实践
　　报刊有关无线电技术与广播的介绍与报道，引起了城市大众对于无线电的想象。最开始实现无线电传递声音设想的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对于广播发展的重要性在广播史上很少被提及。事实上，在1920年之前，热衷于无线电科学的爱好者以及他们组成的无线电俱乐部开始探索无线电声音和音乐的传播，开启了这一新媒介较早的使用实践，为广播电台在上海的出现与普及铺平了道路。在广播进入上海最早的十年里，同样是这群人组成了广播电台建设的关键技术人员以及第一批听众，在他们影响下，无线电广播渐渐获得了舆论的关心。他们对于上海广播的“创造”以及对这一新媒介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随着技术的成熟，无线电爱好者们可以买到矿石这一收音机的核心部件，后来可以放大声音的真空管以及更多的无线电材料被运到上海。一些掌握了基本无线电码操作的青年，他们购买无线电零件，在自家的卧室、阁楼制作无线电接收机和发送机，用莫尔斯电码发送或者接收信息，一项颇具规模的娱乐活动在上海兴起。对于上海的无线电爱好者来说，1918年初春上海徐家汇龙华附近发生的一件童子军玩乐无线电被捕的案子，是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情，显示了早期关于无线电的有趣实践。
　　涉案的是三名学生，童子军奚康福、南洋大学学生张玉麟（后成为上海著名的无线电机制造工程师）和环球中国学生会肄业的吴时仙，三名学生差不多二十几岁的年纪，跟一切充满好奇心喜欢探索科学的学生一样，他们迷上了无线电，将其视为新奇的玩具，希望用最新潮的“交通利器”互相交谈互通消息。张玉麟在德国留学五年专攻无线电，并且在欧洲实习工作。凭借专业知识，张玉麟利用手头的无线电零件制作了火花式无线电发报机，在奚康福位于龙华余家湾附近的三幢洋楼后面设置供电的电房，并在屋顶竖起天线，与奚康福一起在阁楼上试验无线电机接收信息与声音。同时，不远处西门金家牌楼十六岁的吴时仙亦架起无线电机，与张玉麟与奚康福试验两处相互发报传话。距离余家湾二里之外就是军事戒备区，淞沪护军使所发现了高悬天际的发报天线，随即派人抓捕。案件的结果是，张玉麟得到南洋大学校长唐蔚芝先生担保没有被逮捕，吴时仙在奚康福家中被捕，发报机被缴充公，奚氏家园被封。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派人检验吴时仙制作的无线电机确实仅仅用作玩乐，命令警厅从轻发落，案件才算完结。③
　　好奇学生的无线电试验就如同互联网世界的“黑客”一样刺激了政府敏感的神经，学生被怀疑为“南北战事中之间谍”，他们的无线电通信活动在政府眼中成为窃取军事机密的可疑行为。政府认为“无线电系备军用，商民无设置之必要”，遂令上海县警对上海地区私设电台进行查处，“所有尚文门内第二师范学校，西门某姓及各处童子军已装置实习者皆畏罪拆卸”（曹仲渊，1921）。据《东方杂志》称，此时期上海可以发报的私人电台大约有二三十处，而收报机大约有三四十处，与同时期的美国——多达8500座私人电台，超过12.5万台的收音机数量——无法相比（费里奇，2008：187）。无怪乎《东方杂志》回忆这一案件时评论：“科学萌芽之国家，偏有此种挫折，思之殊可痛心”（曹仲渊，1921）。
　　虽然事情结果是政府强令拆除学生试验的无线电机，但可以说明，在广播电台还未在申城落地之前，已有许多热衷于无线电的城市中产阶级学生，开始了对声音传播的探索。1922年前后，上海也出现了售卖无线电用品的专门商店，大多是外国洋行，他们出售晶体管、发射器和天线等收音机器材，这为无线电爱好者的活动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无线电在上海构建了一个爱好者可以自由传播的信息交往空间，他们“皆用真空管发生电浪，不时互相约定，彼此开机交谈，俨然别有世界”（曹仲渊，1924）。中国政府虽多年来极力制止外人私设电台，并将无线电用品视为军事用品不得自由输入，但租界以其地理优势成为私人装置收音机的“护身符”，“天线愈挂愈多，装置者愈无限制”（曹仲渊，1924）。据统计，在上海一处，1920年左右就有34处私人电台，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建的（张心澄，1992：580-585）。这些私人电台安置在“河南路巡捕房救火局、新闸路自来水公司、地丰路、戈登路及客利饭店楼上等处”（曹仲渊，1921）。其中西人赛勃氏（Syberg）自制一具电力5华脱的无线电机与别处通信，后因为其擅长无线电技术为永安公司装置广播机件，永安电台失败后又在外商开洛电台任职，并亲自装置了开洛电台福开森路的播送站（曹仲渊，1924）。可以看出，这些无线电爱好者不仅因为科学兴趣而探索无线电广播，他们也成为日后建设广播电台的中坚力量。
　　在这些私人电台中，法租界内设立的顾家宅无线电台，能够接收欧洲消息并且为海上船只提供气象与新闻服务，有别于无线电通讯的商业、军事等使用模式，提供了早期无线电使用的有趣先例。顾家宅无线电台由法国外交部在1916年向法国无线电公司购入，是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史梅定，2001：541）。电台台长博罗尔曼氏精通无线电原理，改良无线电机能够接收六千余英里以外的讯号，《申报》详细记述了顾家宅电台内接受里昂电讯的情形：
　　当博氏布置甫毕时，顾家宅电台即能吸收柏林发出之电信，旋妆一种电音，后知此乃法美军司令裴与将军致华盛顿政府之报告。最后与巴黎议定，每日由里昂发电传至上海，发电时间在欧洲为夜间十时，而在上海则为清晨六时，往往战讯在欧洲未发表之前即传至上海，故上海与欧洲几同时接读消息也（申报，1918a）。
　　租界内的顾家宅无线电台改变了无线电台单纯的商业收发报模式，开始与新闻相结合，上海人可以及时得知远方乃至全球的信息。同时，顾家宅无线电台早晚向海岸船提供气象消息，并且向城市人提供徐家汇天文台标准时刻两次，成为上海最早提供气象与标准时刻服务的电台。广播天气预报与报时成为无线电非常实际的应用，实际上也是后来广播电台的必需节目。广播与天气预告、整点报时的结合，使这种信息完全区别于印刷媒介信息，成为一种“完全是电子形式的信息”（麦克卢汉，2011：350）。之后收音机普及，用广播这种“大众的社会时钟”感受时间，渐渐成为城市人协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
　　1920年前后，有关广播的最早实践源于这些人的无线电科学实验，无线电爱好者的探索性实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潮流。城市中相隔远地不曾谋面的人经由无线电结识并且投身这项娱乐活动中，并且组织了各种无线电团体，“他们在一瞬间共同接通了电磁流，并且是一个集体的造型”（布克哈特，2008：32），形成了具身化、物质性的媒介实践。著名无线电学家曹仲渊介绍了上海三处围绕新技术结成的无线电公会，包括中国无线电俱乐部、上海无线电话艺术会与俭德储蓄会无线电俱乐部（曹仲渊，1924）。其中华人自办的俭德储蓄会无线电俱乐部有会员十七八人，定期举行广播活动，邀请城市乐团如京剧、昆曲、弦乐等艺术家在俱乐部自设播音站向城市大众直播各类音乐节目（申报，1923c）。可见，无线电爱好者们不仅在电波中点对点交谈通信，而且广播消息和音乐，这些无线电公会可以看作是上海早期广播电台的雏形。
　　其中，在通向无线电可以传递声音与音乐的道路上，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从20世纪初就以“向公众演讲为目的”试验与展示无线电。会中普渡大学工程学教授克拉伦斯·饶伯森（Clarence Robertson）在无线电传声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演示。1902年，受北美协会的派遣，饶伯森来华，组织成立了青年会演讲部，起初主要是有关科学知识的演讲，《申报》就报道过饶伯森在各地巡回演讲单轨火车、光学电学等科学知识。后来中国官方对他有关体育、身体健康和科学方面的节目有很大的热情，饶伯森的讲座从单纯关注科学到关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在为整个中国传达关于现代生活的各种信息（Garrett， 1970：131）。
　　同时，饶伯森也是一位热衷于无线电的爱好者，他利用无线电知识，制作了一台电力为5华脱的无线电机，随身携带，在上海各团体、大学、街头普及演讲无线电知识，展示无线电如何传播信息和声音。曹仲渊评论饶伯森“在吾国游行二十年，听众二百万”（曹仲渊，1924）。1920年，当美国办起了世界第一座广播电台之后，饶伯森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必须继续努力提供无线电训练、讲座和更多的设备，“以便更广泛更多地传播无线电，而这也将为这片古老和人口众多的土地带来巨大的福音”（Garrett， 1970：131）。他定期在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向商界、学界等青年会会员展示无线电的最新应用（申报，1920c）。在一次无线电试验中吸引了很多学生和商界人士，听众多达二百人，淞沪护军史何丰林亲派他的副官许彦峰代表前来观摩：
　　仪器凡五大件，二为发报机，二为收报机，一为放大机，分置两处，另尚有余件。饶伯森君先将分别二处之仪器，互通无线电话而放大其声音，次演讲有线电报，盖以暂性磁铁基本逐渐制成六种机械，如通断机、继续机、接力机等者。……遂由收报台试验以证明之，竟得徐家汇及各外国兵舰上所互通之无线电报，由放大机传远而出，最后复用无线电放一爆竹激射出窗，轰然作响，众为轩渠不置，遂散会（申报，1920b）。
　　由于青年会的无线电试验只用于科学研究，终于在1921年“费九牛二虎之力，二百余日之时”缴纳费用成为上海第一个领到“轻便试验演讲用无线电报无线电话局执照”（曹仲渊，1924）的电台。事实上，基督教青年会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得到政府许可的电台。政府将其广播活动限制在科学试验与公众演讲方面，并提出了一些条件：
　　一、领照人应缴纳中华银元十元，作为检查等项费用；二、电台所用最大天线，电力不得超过五华脱；三、领照人使用领照机件，应专为试验及演讲之用；四、领照人或领照人代表，或得领照人允许者，不得将领照机件作为收发商业无线电报、无线电话与公众通信之用（曹仲渊，1924）。
　　可以看出，在不允许商用的情况下，青年会是可以广播新闻与音乐的。事实上，青年会电台一直活跃在1920年代，尤其是沪上开办广播电台后，引发了大众对无线电的热情，城市各类教育机构与团体如圣约翰大学、中华职业学校职工教育馆、普益社等纷纷邀请饶伯森演讲无线电原理并且试验无线电广播。④青年会也与中国第一座电台奥斯邦电台合作，在大来洋行、礼查饭店装置大号收音机向城市大众不定期试验无线电传音以及广播音乐唱片与各类科学演讲（申报，1923b）。可以说，青年会中的无线电爱好者以及他们的广播实践为上海无线电迈向声音广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学也是当时无线电试验的重要机构。南洋大学有一批热衷于无线电科学的老师与学生，他们联合青年会的饶伯森，多次开办无线电讲座，并将无线电试验与广播不定期节目作为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1919年在校长唐蔚芝的带领下，电机科教授张贡九在南洋大学主持建起了一座小型电台，“收信范围西至武昌，北至秦皇岛、大连湾，南至福建、广东、香港、台湾、菲律宾岛，东至日地长崎、横滨等处，听筒传音高畅，收有力之电浪，置听筒于桌上，一室之内均可听来电点划之音节”（交通丛报，1920）。除了发送和接收莫尔斯电码，他们也试验无线电传声音，“该校教授张贡九君，由该校无线电台发来号码之声浪，尤为洪亮，后由学生恽电君在礼堂外，向堂外无线电话机讲话唱歌，其声由堂内之机发出，声音清亮，竟与留声机器无异，听者骇异，继用无线电放爆竹于窗外，演毕已钟鸣六下矣”（申报，1920d）。后期，南洋大学扩充了学校无线电台的电力，能够收得世界各地电台的新闻及天文消息，邀请各界爱好者前来参观，在规定时间向城市公众“发放无线电话或无线电报，其数据如常识、音乐、世界新闻”（申报，1924），装有收音机的听众均可收听。与商业广播一道，这类科学团体的广播活动一直持续存在。因为他们致力于科学研究，并不谋利，因此，政府在制定了业余电台规则后，将很多执照颁发给了这些高校和科学团体。
　　这些个人、大学和社团的私设电台，“以演讲或试验消遣之用”，“其播送时间均无一定”。或许是这个原因，这些零星分布的电台虽然一直活跃在旧上海，但是并没有成为中国广播史书所公认的第一座广播电台，甚至少被提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此类电台，不定期地试验和演奏留声机唱片、现场音乐或者各类演讲等，他们的声音引领了无线电除点对点通信之外的第二种使用，事实上，也是无线电最为广泛和持久的应用——大规模的声音的广播。
　　
四、观念、技术与实践交织下的上海广播的“创造”
　　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在开始讲述中国广播历史时，都将目光锁定于上海第一座广播电台——奥斯邦电台，并且将其理所当然看作是中国广播的起源，广播成为必然出现而没有历史之物。事实上，从无线电到广播的过渡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早在奥斯邦电台开办之前，有关无线电以及无线电可以“广播”的想象和讨论已经广泛存在于城市之中，人们对这一新媒介并不陌生，甚至有很多人切身参与到无线电实践之中。如果城市是一个事件的话，那么城市体验就是无休止的一系列相遇的成果（拉金，2014：342）。广播与上海的“相遇”，首先经历了一个无线电观念在城市扩散开来的过程，城市报刊有关无线电的讨论以及从器物层面对无线电话的介绍，无线电爱好者的声音试验，建构起城市人对于无线电以及未来广播的想象与好奇，促进了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新的城市传播观念与传播实践也在城市中生长出来。更重要的是，报刊通过呈现或者偏向某种对无线电的态度，界定出了一种知识或者话语，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代表某个时期特定阶层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曼海姆，2011：3-4）。有关无线电的观念与实践，蕴含着城市经验的历史，提供了广播早期出现和后来发展的历史语境框架，一定程度上也定义了未来如何使用和控制广播的话语“范式”。城市中大学和科学社团对无线电进行实验，并围绕无线电展开媒介实践，形成了声音网络的实体组成，广播成为城市大众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实践领域（夏兹金，2010：3）。同时，他们的想法与活动引领了无线电除点对点通信之外的最广泛的使用——声音的广播。
　　当新的媒介技术引入之后，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也进入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领域。无线电不仅带来了新的群体关系，也引发了权力斗争。随着业余爱好者规模越来越大，业余电台也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希望能够像商业电台一样申请执照，获得自己的“以太”权利。相比于广播电台偏重于单向的传播信息的“广播”模式，无线电爱好者则倾向于“双向”互动，就像如今的互联网世界一样，他们希望的广播模式是允许所有人自由地进入无线电空间进行即时的信息交往。在无线电爱好者的努力争取之下，交通部在1934年7月公布了学术试验无线电台设置规则，限定大学与专门学院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可设立电台，不得做通信及广播之用，私人电台的电力不能超过50华脱，团体设置的电台不能超过100华脱，并且需要在200米以下的波长范围内发射信号（无线电杂志，1934）。这个规则给了广大无线电爱好者合法使用无线电的权利，城市个人纷纷创办属于自己的私人电台。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无线电爱好者不定期的自由通信仍然活跃，作为城市另外一种重要的声音网络与定期商业电台同步存在。从意识形态层面讲，政府也需要控制新的传播形式确认其国家认同。因此，无线电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卷入政府与电台、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纠缠与争夺之中，由此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这里，广播不仅是一种媒介，而且成为城市中各种社会实践交错、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场域”。
　　由此可见，在上海，无线电成为广播的历史并不是单向、线性和必然的过程，其间充满了纠缠、对抗和偶然，也没有所谓的广播历史的“起源”。从媒介的社会意义层面来讲，广播之所以成为相对固定的媒介面貌，是技术与使用者社会互动和共同运作的结果，“是一个以媒介为介质的交往和经验性的存在”（黄旦，2017）。“无论新旧，媒介不仅是他观点指向的顶点，而且是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由这种漩涡所生成的环境，粗暴地磨灭了旧的文化形态”（麦克卢汉，2003：1）。晚清民国初期引入中国的无线电技术就是一个“力量漩涡”，城市公共话语中对于无线电的各种想象、无线电爱好者与俱乐部不定期的广播试验与自由通信的诉求，以及围绕广播各界的权力争夺都被卷入其中。上海广播的“创造”嵌入一系列的技术、文化实践以及观念网络之中，夹杂了不同个人、团体与机构的观念与实践，使得广播出现在上海的文化场域之中，为后来引发的城市“无线电热”以及广播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大众媒介、作为跨越城市空间的声音网络搭建了舞台。■
　　
注释：
①此处关于“媒介考古学”的理解，借用沃尔夫冈·恩斯特的说法，并不是对过去媒介的怀旧，而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分析和呈现媒介的方法。笔者认为媒介考古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媒介的理论视野，关注媒介史中未被注意的连续和断裂之处，关注媒介的物质性和异质性，试图重新建构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相关讨论可以参考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主编）。《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唐海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来自于柯林斯高阶字典对于radio的翻译。
③有关此案的全部经过参见《申报》1918年2月到4月之间的连续报道。具体为1918年2月22日，坟屋查获无线电机续志；1919年2月28日，坟屋查获无线电机三志；1918年3月2日，学生玩弄无线电；1918年3月3日，学生玩弄无线电续志；1918年3月3日，坟屋查获无线电机四志；1918年3月5日，学生玩弄无线电三志；1918年3月13日，坟屋查获无线电机五志；1918年4月9日，玩弄无线电机之结果。
④参见《申报》1923年3月到4月间有关青年会与饶伯森在城市各大团体演讲试验无线电的新闻。具体为1923年3月18日，普益社请饶伯森演讲无线电；1923年3月18日，职工教育馆之科学讲演；1923年4月6日，圣约翰大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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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暄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技术理论视野下民国广播研究及其史料库建设”（项目编号：20CXW0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