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铮 林子璐 严云依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于近年来出现的媒体人离职现象，考察一家主流传统媒体9年间98人次的离职现象，对涉及其中的媒体人进行离职路径分析，并对其中10名代表性人物进行深度访谈，剖析媒体人离职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媒体人的离职行动逻辑充分反映出他们在新闻场域内资本转换的行动策略。总体来说，在保持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存量平衡的前提下，行动者总是为了争取占有更多资本而行动。而当场域内不能提供给行动者更多的资本时，行动者很可能选择退出。这种行动策略既受媒体人本身在场域内的位置的影响，也折射出整个新闻场域的内部变动。传统媒体可以从薪资、职业发展空间、社会支持等多方面提供便利，为留住更多优秀媒体人才提供足够的资本吸引。
　　【关键词】媒体人 离职 新闻业危机 场域 资本
　　【中图分类号】G219
　　
一、研究缘起
　　作为新闻业危机的具体表现，媒体人离职现象是世界新闻业面临的共同问题（Zelizer， 2015）。作为新闻业的最小生产单元，记者被视为观察新闻业转型变动的重要对象。而在数字技术对新闻业产生严重威胁促使其发生剧变的当下，仅仅关注新闻业内部已经无法准确地理解新闻业的现在和未来，必须将新闻业的变化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围予以解析（白红义，张恬，2021）。记者的离职活动勾连了新闻业与其他行业空间，记者离职现象中潜藏着“专业性失联”的新闻专业隐忧，也昭显着社会化媒体对新闻业的重塑（栾春晖，2015）。
　　离职现象和社会学中的“职业流动”（occupation mobility）概念十分相近，而这一概念又归属“社会流动”的现代主题（袁庆宏，钱珊珊，王春艳，2017），伴生着对新闻业危机的阐释和反思。参考王辰瑶（2020）对“新闻创新”的分类，可以将国内过往对媒体人离职现象的研究归为“商业路径”、“组织路径”和“文化路径”。商业路径的研究从新闻业危机这一叙事出发，将媒体人离职创业视为应对新闻业危机的一种方式（曾娅洁，2019）；组织路径关注组织的不稳定性，以此具体考察媒体人职业转换的角色冲突与调试（陈立敏，2019）。也有学者提炼了离职潮背后的去向规律，认为当下正在发生的离职潮可以视为媒体人向甲方转换自主创业的3.0时代，而此前分别是媒体人加入互联网新媒体的1.0时代，以及媒体人加入广告公关公司或其他大企业的2.0时代（栾春晖，2015）。
　　国外研究大多借助职业研究的管理学理论。March和Simon的经典研究假设，在员工理性决策的前提下，员工离职模型包括两个主要的离职决定变量：离职意愿和离职可能性（March， Simon， 1958：93）。在这一模型基础上，中介链式模型、尖峰突变模型等被陆续提出，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等中介变量对员工离职的影响得到关注（Sheridan， Abelson， 1983）。20世纪90年代后，对员工离职的研究更趋复杂、多元，研究者的目光突破对工作满意度的单向度审视，认为“震惊”（shock）、工作嵌入等，都可能成为诱导或阻碍员工离职的因素（Lee， Terence， 1994； Mitchell， 2001）。
　　更多社会学理论也被引入离职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分支。离职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流动的理论关联，社会资本在促进组织间的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Somay等发现，重要的不仅是员工是否从组织离开，还包括他们流动到新企业是否建立起有利于原企业的社会联结（Somaya， Williamson & Natalia， 2008）。Corredoira和Rosenkopf（2010）则提出，员工流动有利于企业之间创新边界两种方向的知识转移，员工离职的原企业也可以从中获益。
　　员工离职现象搭建起不同领域、行业间的沟通桥梁，这和场域理论的观察不谋而合。本森提出将场域作为一种媒介研究的新范式，在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模式和微观的组织研究之间架设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桥梁，同时关注变化，包括媒介场域自身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媒介场域如何影响其他场域（Benson， 1999）。如赫兹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motivation–hygiene theory）（Beam， 2006）或EVL（Exit、voice & loyalty）模型，认为影响记者离职的具体因素是为了将其他形式的资本转化为新闻领域以外更大的经济资本（Davidson， Meyers， 2016）。
　　综上，现有对记者离职现象的研究，主要关注记者离职行为的具体影响因素，缺少对离职动因和职业整体的把握；或深陷职业社会学的逻辑，强调职业自主权的整体斗争，对记者个体能动的抗争关注不够。这就呼唤一条更为灵活的关系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组织、经济、制度等因素的结构功能论，充分考虑行动者关系的结合与变化，以及这种关系需要在不断的行动中生成的本质（王辰瑶，2020）。媒体人为何在短期内出现大量离职现象，其背后是否真的折射出新闻业大势和从业者的心态？针对离职媒体人进行研究，从而厘清新闻业当下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现存问题，在今时今日依然显现出其必要性。
　　布尔迪厄提出的关于实践的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层理论（Dickinson， 2008），可以有效地将个体与社会勾连起来（戴维·斯沃茨，2006：9-10）。场域理论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很好地连接起结构（structure）和关系代理人（agency）（Walther， 2014：7），使得关照个体的时候不至于忽略整体的变动，又能够在探讨场域结构变化时，不忘个体始终在进行的投资与博弈。“思考场域就是思考关系”的场域理论打破了组织和系统的视角，转而从关系的视角审视社会，因而成为在研究变动着的领域时常用的一大理论资源（胡翼青，王聪，2019）。
　　媒体人从新闻业“退出”是一种重要的变化，在这一行动之下，个体和其所在的组织空间内的关系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动。以场域理论审视媒体人离职现象，以“资本”为具体的抓手，探索个体行动者退出新闻场域的行动逻辑，从而透视新闻业离职者与新闻场域之间的互动，以“退出者”的视角进一步解读新闻场域的流动与形变，成为窥视当下新闻业变动并为之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必要，以及进一步丰富场域理论的实践性尝试。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的概念，以深度访谈的方式，观测变动社会下的传统媒体人离职情况，回答下述问题：
　　1.行动者选择离开传统新闻业界这一场域的行动策略是如何构建的？
　　2.行动者离开传统新闻业界这一行动同场域内部的变化有无关系？是何种关系？
　　
二、文献回顾
　　媒介场域研究的范式建立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基础上。布尔迪厄以四个概念统摄这一理论，分别是场域、资本、惯习和幻象。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布迪厄，华康德，1998：113-134）。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将个体与其所在的场域勾连，是理解结构和个体关系的基础。而要想真正察觉到并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潜在机会”，行动者必须占有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布尔迪厄，1997：172）。“理性的”（rational）或者说合情合理的（reasonable）的惯习能够“推动”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确定行动者们采取这样那样的策略，要么起而颠覆，要么退而维持，或者漠然视之，远离场域中的斗争。
　　场域以隐喻式的抽象概念，通过关系的角度阐释“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每个场遵循自身特有逻辑，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掌握的资本种类和数量，运用包括惯习（性情系统）在内的各种策略进行权力斗争，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内的力量构型。
　　在场域中，行动者所累积的资本（capital）是他们用以斗争的筹码。布尔迪厄划分了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以社会声望和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形式制度化的社会资本，以及以文凭和学衔为符号、以学位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处于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最根本处”，其他资本形式则是“经济资本的转化与伪装形式”（布尔迪厄，1997：143）。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是最直观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代表着功利世界最显性的逻辑。文化资本可以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具体的、文化产品的形式即存在的形式，抑或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即体制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存在。其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最为重要，是其他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基础。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对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身处这一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既能获得物质利润，又有诸如社会声望等象征性的利润。而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总数量，就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布尔迪厄，1997：202）。
　　经社会认可的以上三种类型的资本可生成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以将声望和名誉附加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转换回经济资本，或许这是在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Bourdieu， 1977：179）。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建立在所有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的合法化占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可以但并不是在所有方向上都能相互转化，且转换可能带来一定量的资本损耗。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超过它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联系，但经济资本通常更容易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场域理论被引入新闻领域，研究者们以此为分析工具研究新闻领域的分化、外界约束条件和新兴技术引起的变化，以及在此之下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新闻场是一个自主性极弱的场域，在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原则的对立中构成。一方面，新闻场按照自己的专业标准建构了自己的独特逻辑；另一方面，新闻场又容易受制于商业逻辑，追求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后者会极大地影响甚至损害新闻业的专业逻辑。新闻场域就是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在他律与自律的两极间进行斗争的领域。然而，尽管商业的力量对新闻业影响巨大，它还构不成新闻场域的全部，因此新闻业勉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主性较差的亚场域，其他场域对其形成了他律的力量（本森，内维尔，2017：7-8）。
　　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发展，场域理论在新闻领域的应用探索也在深入，同不同新闻理论的交叉成为应用研究的新取向。一项计量了近二十年间西方学术界所有关于新闻场域的学术文章的研究显示，场域理论在新闻学术中越来越受欢迎，并被用于观察新闻工作的不同方面（Maares， Hanusch， 2020），如新闻领域和职业角色的分层（Hovden， 2012）、新闻惯习（Schultz， 2007）、技术变革以及新闻领域的边界（Tandoc， 2015；Eldridge， 2017）等。
　　我国学者认为，从关系角度来认识世界的场域理论与重视礼俗的中国社会有着天然的契合性，而强调变动与对抗的视角也非常适合分析变动与改革中的中国传媒业（刘海龙，2005）。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研究出现了将场域理论同离职媒体人的行动结合分析的尝试。陈立敏借助布尔迪厄理论系统中“惯习”（habitus）的概念，认为前媒体人离职后之所以愿意参与到新闻场域，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职业习性”的延续，即无论新的身份如何，他们依然无法与原有职业角色进行完全切割，会适时继续扮演社会公共事务观察者、监督者、推动者角色，依然愿意为信息弱势群体发声（陈立敏，2021）。和过往研究不同的是，这一研究的视角已经触及了“前媒体人”这一职业身份，探究他们在新闻场域中参与身份的转变，有助于理解变化中的新闻业界。而本研究希望能后撤一步，回归“前媒体人”离开传统媒体斗争空间时的行动逻辑，以此映照变化下的新闻业态，通过对“退出场域者”这一行动者特殊状态的捕捉，展现行动者个体变动与场域变动间的紧密关联，为场域理论在地化补充行动者的能动视角。
　　
三、研究方法
　　本文意在探索媒体转型浪潮下媒体人离开传统媒体场域的行动逻辑和关联，故而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前传统媒体人。事实上，“前媒体人”作为一个正式称谓已经纳入研究者视野，本诺·维耶尔布尔（Benno Viererbl）与托马斯·科赫（Thomas Koch）曾对“前媒体人”（former journalists）做出如下解释：完成新闻专业教育（通过新闻专业学习或实习）并在新闻媒体工作过至少一年的专业人士，缺乏专业教育背景的记者需要有5年专业工作经验），其主要工作是生产与当前社会相关的议题（Viererbl & Koch， 2019）。本文的选择标准亦参照于此，具有一定积累的媒体人士往往占有更多资源，在场域中的选择与斗争策略更为丰富灵活，适宜作为对行业深度观察的切口。
　　具体到样本选择，本文选择了北京某传统主流纸媒从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9年间全部离职人员，共计98人次作为研究对象。整体来说，中国媒体从业者，尤其是传统媒体从业者，其新闻实践活动和职能范围有共通之处。因此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而集中选择一家传统纸媒9年间全部离职人员，能够更加全面地描述离职人员的去向，最大限度地弥补先前研究中往往只关注精英媒体人离职，而忽视了更大量默默无闻者的不足。同时，由于离职人员出自同一家媒体，避免了先前研究中因不同媒体离职人员之间的职业环境、内容生产方式、组织架构、所属规章制度等的差异而造成的个体选择差异。整体来说，将目光聚焦到同一家媒体中不同位置的媒体人，能够更客观深入地探究这一场域的关系网络，进而更好地理解其行动逻辑。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更全面地考察行动者当时所处的结构、过往的积累，以及对机遇的把握。在对研究对象做出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记录和离职轨迹收集后，本研究从中抽选具有异质性、代表性的样本，并逐一电话联系。在访谈至S9、S10时，访谈内容与先前访谈成果出现多处相似，据此判定达到理论饱和，结束访谈。单人访谈时长约在1—2小时之间，形成了二十余万字访谈文本，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质性资料（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访谈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首先询问受访者离职的原因和动机，再在受访者个性化回答的基础上，根据布尔迪厄提出的资本的三种形式一一照应提问，用以具体衡量个人的位置和资源占有对行动逻辑的影响。其中，关注经济资本因素的提问主要围绕薪酬变动和现实经济需求展开，关注文化资本因素的提问主要围绕学历和家庭环境以及自身职业兴趣展开，关注社会资本因素的提问主要围绕个人人际关系网、组织内部规范和认同展开。之后询问受访者新的工作和选择原因，进一步考察过往惯习系统可能发挥的作用。
　　
四、研究发现
　　2010年2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媒体先后有98人次的离职行为。其中副局级1人，正处级4人，副处级7人；男性51人，女性47人；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34人，本科生59人，大专及以下3人；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23岁，平均年龄33.3岁。整体来看，该媒体离职人员的流动方向大致可归为市场创业（7人，占7.14%）、教育机构（8人，占8.16%）、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9人，占9.18%）、其他传统媒体（10人，占10.2%）、继续深造出国陪读（15人，占15.3%）、互联网公司及新媒体（49人，占50%）等六大方向。
　　由此可见，互联网公司等新媒体相关的工作是离职者的首要选择。此外，98人中有2人在离职之后又回归原媒体，其中1人在2013年离职出国学习，2015年归国后二次入职，在2017年再一次离职；另1人在2011年离职出国，2013年转入另一家媒体工作，2017年二次入职原媒体。不难看出，离职的前媒体人很多仍继续活跃在广义范围的新闻传播行业，即使退出了原先所在的传统媒体空间，在更广阔的社会实践范围内，他们的行动仍无法完全和新闻业脱钩。
　　行动者的策略，反映了行动者累积的资本与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机遇，以及活动于其中的场域的制约所带来的倾向（戴维·斯沃茨，2006：90）。研究发现，对于离职媒体人而言，其离开的行动逻辑可大致归为斗争失败、幻象消逝、资本需求转换等动因。与此同时，他们的撤退映照了传统新闻场域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处于下降的状态，曾经能够给行动者提供丰富资本积累，或是带来足够维系行动幻象的传统新闻场域，如今所能提供的资本存量的数量在缩减。这必然导致一定数量的行动者撤退到传统新闻场域以外的其他场域中，以争取更多资本积累，或重新建立起维系行动的幻象。但新闻场域内部也在不断流动、伸缩，这批退出传统新闻场域的行动者，保持了过往实践积累的资本和长期形成的惯习系统，让他们得以在往后不同程度地延续作为“媒体人”的实践逻辑，成为广义上新闻场域的行动力量。
　　（一）个体的退缩：斗争的失败与幻象的消逝
　　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新闻场域也不例外。新闻生产方式的大变革重新形塑着新闻场域内部的权力与资本。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不得不通过转型升级同新媒体争夺新闻空间，这一转型过程中各种力量存在着拉扯与博弈（吴赟，潘一棵，2021）。场域中既存在资本、位置的维护者，也存在为了能争取更多的筹码（资本），试图改变规则的挑战者（Perreault & Bell， 2020）。当行动者争取更多资本的斗争失败时，他们很可能会考虑离开所在的场域，以维持或争取更多可用资本。
　　斗争失败的一个表现是薪酬的下降，即经济资本的缩减。访谈对象S3反复提到稿件考评制度带给自己的压力。“评级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大家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一压力直接指向薪酬的降低，“稿件拿不到好的评级，稿酬就会很低”。稿件评级制度越发严格带来经济资本的减少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她也对自己未来能否占据结构中的有利位置不抱信心：“（记者到编辑到主编）周期太长了，而且能实现这种更替的人是极少数。”这让她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新闻行业，“确实在想是不是自己不适合（做记者），应该换个行业试试”。
　　斗争的失败还可能体现在同组织内部的理念、规范、制度等发生的冲突，这直接指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损耗。S8离职的契机同发稿中的矛盾直接相关：“我去地震灾区写的很多报道，到最后无法刊发，我在那个时候下定决心要辞职。”不能发稿意味着“很难维系和线人的关系”，而记者最直接的收入来源——稿酬也相应减少。这是直观的经济资本（工资薪酬）的削减和社会资本（线人关系）的流失。此外，他的一部分社会活动（组织记者编辑社群）也和单位制度发生了冲突：“有人给我告黑状了。报社领导找我谈过话，就问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目的没有？我说没有目的。然后（领导）问我你有没有靠山，我说没有靠山，然后他告诉我，（社群）里面任何一个人出了政治问题，你都要担责任。”S8非常看重自己牵头组织的维系了十年之久的同侪社群，他认为是自己“做记者最大的收获”，因为“这给了你全国媒体同行的认可”。同侪社群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并且为他带来了切实的荣誉及物质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我可以从中获得帮助”。当场域内的上位者试图削减他的社会资本时，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
　　斗争的失败往往让行动者重新审视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和在场域斗争中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资本积累。如果不再认为有必要参与场域中利益的争夺，行动者会开始考虑离开目前所在的场域。访谈对象S7离职前遭遇了社群价值理念、情感支持等社会资本层面的冲突。她认为报社内部较为刻板的氛围让她在记者生涯后期处于布尔迪厄所形容的“漠然”的状态（布迪厄，华康德，1998：158）。“有的时候觉得领导的一些思路不是很新，但是又不能说出来，因为你是一个新人，领导会很生气，觉得你很傲”。“我觉得报社不是很鼓励年轻人去提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新，有的时候开会其实挺言不由衷”。她不认为在报社还有继续和同事讨论价值、交流思想的必要，“我觉得在原单位没有特别多这种（价值理念）上的交流，因为没有必要”。这种漠然意味着她并不再将精力放在社群内部晋升的斗争中，也不能进入同事社群的核心的位置。处于边缘地带，又没有强有力的资本纽带时，承认“幻象”的合理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选择离职也因此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幻象”的消逝和新闻业环境的大变动也有关系。职业环境的变化使得一些新闻人的职业挫败感增加。S5认为，新闻宣传纪律和受众反馈两方面都使他觉得职业环境变得局限，因为“总有一些自己想做的新闻和宣传纪律相冲突”。更让S5有挫败感的，是一些调查报道所收到的受众反馈：“新闻是赶着写出来的，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前读者看到报道，会说记者辛苦了，有些小问题下次注意。而现在网上‘键盘侠’太多了，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怀疑记者的动机有问题，什么‘带路党’、‘汉奸媒体’之类的称呼都有。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报道越来越不容易得到承认，挨骂倒是越来越频繁。”一些新闻人开始反思是否仍需坚持共有的规则。访谈对象S1也提到新闻业的变动带给他的困惑和冲突感：“你眼睁睁地看着在媒体消费的大环境之下，新闻的价值，在教科书上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中都在削弱。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快速的阅读，把注意力转到了手机，转到了公众号，但那些地方又没有办法提供真正有效的新闻。”这种变动让曾经“沉浸在做新闻的一些乐趣中”的他重新开始思考“（新闻）可能不是能让你做一辈子的事业”。访谈对象S9原本抱有对新闻的热爱，“大学念新闻专业本身就是基于我的兴趣来选择的，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想要去跨专业找别的工作”。因为她原先供职的都市报倒闭，让她再次求职的时候选择了更为安定的体制内媒体：“那时候心态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如果下一家市场媒体也跟原来一样（倒闭了），那我岂不是就很……那什么。”但到了新的单位让她发觉“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做过了”，新闻行业失去了原本的吸引力，这让她最终选择了离职。另一位受访者S2提到媒体人“20年前算是一个有里有面”的地位，和如今“还是在东奔西跑，你同学都是老总了”的对比，显示出媒体从业人员符号资本下降也是幻象消逝的重要原因。
　　整体而言，传统新闻业的总资本存量相较离职记者进入行业时并没有增长。无论是在经济资本的积累上碰壁，还是在符号资本积累时的受限，都反映出这一场域内如果仍想维持甚至增加行动者的资本积累，行动者的数量事实上需要减少。
　　（二）个人的动摇：资本的积累与变动的转换需求
　　由习性所显示的行为路线很可能伴随着对花费与得益的策略性计算（布尔迪厄，1997：179），这一策略性计算和资本的积累与转换息息相关。
　　将新闻生产的系统视为一个活跃场域的话，离职者事实上处于高低不同的位置。访谈对象中既有新加入媒体行业不过两年的年轻记者，也有自认为已经到了“职业天花板”的高级编辑。访谈对象S5明确提出这种积累的差别带来了职业选择上心境的差异：“我十几年前拿到副高就不想进步了。”“牺牲陪孩子的时间在那里死耗，太不值得。我当收租婆不好吗？”“副高”意味着受访者名誉等符号资本积累的实现，“收租婆”的调侃则直接反映出受访者经济资本积累的底气。因此，她最关注的事情变成了回归家庭的情感支持——“陪孩子”。某种程度上，努力去维系社会资本中隶属情感支持的强关系纽带，是S5在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积累达到自身满意程度后认为对自身最重要的转换方向，也是她选择舍弃本可以在报社内积累更多经济和符号资本的原因。
　　访谈中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是，对于刚刚进入行业、或者说面临较大生存压力、位置较低的新晋媒体人而言，如何将现有职业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上的优势，是他们做出行动抉择时一个重要的动因；而处于新闻场域较高位置的行动者，则更多关注兴趣、名誉等被符号化的资本或是家庭等强关系社会资本。
　　访谈对象S3、S6都是80后的年轻人，他们谈及离职考虑时，都明确提出薪酬，即经济资本吸引力在他们离职时的作用：“新闻单位内部的新闻考核要求越来越高，收入会下降。”“媒体有生存压力，对吧？大家想出来看一看机会。”S6认为他选择离职去做互联网金融的原因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如果本身就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吸引其离开的原因则大不相同。访谈对象S1认为自己“裸辞”的契机是一种机缘巧合：“就是刚好因为因公出差的机会……我和一位中戏的老先生聊得很投机，老先生说跟他出过国的记者，后来回国之后都辞职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不知道老先生是怎么猜到了，但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触动。从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辞职。”这种“机缘巧合”事实上潜藏着S1从小就浸润在电影、戏剧等文化氛围里的背景：“我从上大学时因为家里的一些关系，很早就跟电影行业有接触，跟很多电影人有接触。”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习得、相关行业人员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让他的转型轻松许多。而且他事实上不需要担心财务的问题，“我是北京人。家里条件比较好，老人是有退休金的，储蓄也比较多，并不需要我去承担养老，经济压力真的不大”。因此，回归他最初“我本来是想考电影学院”的初心，在媒体环境大变动的背景下，重新变得有吸引力。
　　S2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在工作二十多年后，他意识到原先的工作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吸引力：“40多岁，一眼看到头。也不会像年轻人去那么跑，也不会有机会提拔成副总编。我去单位就是为了去踢踢足球，打打篮球，然后去食堂吃个午饭，朋友见面聊聊天，做新闻已经没那么大动力了——在一件事干了20年以后。”这时，喜爱球类运动的S2刚好遇到了一个可以参与球队运营的契机。这种外部的吸引对当时的他而言是“梦寐以求的”：“这种机会对于一个球迷来说，真的是一辈子都可能碰不到的。我当时走之前跟一个报社的朋友聊天，他也挺鼓励我，他说好多人一辈子也干不了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我出去不是为了寻求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是觉得对于一个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梦想成真、梦寐以求的机会，我没法拒绝。”
　　有时候，行动者资本转换的诉求保持稳定，但是不同场域所能提供的不同资本力量此消彼长，会诱使行动者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访谈对象S10曾一度离开媒体行业，因为“那会儿有一个写书的机会，我想好好把这本书写了，正好那时候媒体行业什么类型的稿子我都写过了，什么岗位都试过了”。但是出书之路对她来说并不顺利，稿子写了一半之后，因为资金问题，出版计划被暂时搁置。在老友相邀下，S10再次回到报社：“我还是会去追求内在智识的增长，现在的工作需要我每周写一万多字的长稿，我需要不断学习，这是我想要的。”
　　行动者在场域内并非全然被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掌握的资本，评估场域内能提供的资本数量和种类，从而选择自己是继续斗争还是适时退出。
　　（三）场域的流动：转换的资本与延续的惯习
　　传媒业最独特的资本形式体现在社会资本层面。大体上，传媒业的独特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纵向关系资本，主要指传媒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联系；二是横向关系资本，包括传媒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传媒机构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联系；三是社会关系资本，主要包括传媒机构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和传媒机构经营者的社会联系（王胜源，2016）。传媒业的社会资本藉由其结构洞优势获取，因为媒体人往往能处于多个社会关系网的连接位置，从而使传媒的社会资本具备了结构洞优势、实际运作积累、获得外界认可这三个基本条件（罗建晖，2008）。
　　研究发现，即使跳出传统媒体场域，过往积累的资本仍可在新的职业中发挥作用。亦应承认的是，大多数受访者选择的职业转换路径仍没有跳出传媒业的广义范畴，这或许是过往职业所积累的资本损耗较少的原因。
　　品牌公关、企业文化运营、产品经理……诸多受访者选择的从业方向和传统媒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受访者S2、S3谈到媒体从业人员处于结构洞的优势地位，不断拓展的人脉（即社会资本）为未来带来的便利：“我认识的老记者常年就是拍摄篮球，在篮球圈他会给我一些指点，告诉我谁跟谁是什么关系。”“转行后做的是品牌推广的工作，能联系一些媒体朋友，帮忙宣传活动，旧关系还是帮了很多忙。”在传统媒体积累的资本在行动者离职后依然嵌入其关系网络中，或以制度化的方式已经合法化（如曾经获得的新闻奖证明了离职者的媒介素质），并持续发挥作用。
　　但即便是转型至司法、金融领域的受访者，也依然承认媒体行业在资本积累中的独特优势。受访对象S8认为“做记者可以迅速开拓你的眼界，打开你的——无论是哪方面的——资源。它是很好的第一份工作”。但是他同时认为，记者培养自己的专业性是很有必要的，“每一个新闻行业从业者都应该有一个自己专注的领域，能在某个专业口成为专家，其实未来铺在你面前的路很广”。转译过来的话，他事实上在强调记者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的必要性。这同他自身从司法记者转型成为律师的职业生涯有关。先前的专业采访及撰稿经历让他对司法从业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这意味着文化资本的增加；辞职时，他已经决定参加司法考试，即试图以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律师执业资格，完成自己从新闻场域到司法场域的转换。访谈对象S4考公务员“上岸”，他觉得“之前做媒体在申论上肯定会有帮助，比如说语言的简练性或准确性等”。文化资本的积累也展现在媒体行业“杂学”特点上，访谈对象S7提到，“媒体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你的视野会很开阔，会见到很多东西。我跑过食品、餐饮、工业制造业、钢铁化工业、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关村科创板块、医药行业……虽然每个行业我都不是有很深研究，但是这些行业我都碰过”。
　　另外，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等重要的职业规范，也成为策略性仪式的一种，嵌入受访者的性情系统。访谈对象S7承认新闻职业规范对她的意义，“虽然说我现在不在媒体了，但我一直都有（对职业规范）这种向往，我觉得做记者就是要坚持专业性，记者的职责就是去记录事实，就是能最大限度把最真实的东西还原出来”。对于她来说，离开媒体行业其实是个体新闻理想无法实现后的选择。“当时出现了一个做房地产记者的体制内媒体的机会，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我折中算出一个可能最有利的选择，最后去了互联网公司。其实，如果另一个机会是跑文化或者是跑民生的话，我肯定二话不说就去了”。她将自己眼下的工作视为观察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入口，“没有什么比一家互联网巨头更能看清我们当下时代的一些症结”。曾经做调查记者时的思维习惯已经深深嵌入了她的思维逻辑，新的工作实践同样可以成为她延续过往职业习惯的养料。她也不否认自己再次“回流”到媒体行业的可能：“互联网公司可能也只是我某几年的驿站，因为我本身的价值观，还是更期待自己做一个领域里的记者，就去记录民生，可能也没有赚很多钱，但是会过得很高兴。”
　　
五、总结与讨论
　　当重新审视离开新闻场域的前媒体人，可以从他们的告白和自我解剖中发现，事实上他们一直追求的是资本存量的平衡乃至增殖，不同资本的权重在生命历程、场域结构的多重影响下不断变动，并在职业选择中不断改变决定。在职业生涯初期占据重要权重的经济资本，在职业生涯后期很可能远远不如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而曾经点燃理想火焰的新闻专业权威等符号资本，也可能在场域大环境的变动、新闻业危机的背景下让位于对现实中经济资本的追逐。三种资本作用于特定离职人员身上，形成了复杂而纠缠的推拉关系。
　　另一方面，这种推拉关系也影响着传统新闻场域的变动和调整。一定数量的行动者的离开可以减少场域内资本的消耗，为留下的行动者提供一定的转换和谋求资本的空间。但是离开的行动者，在外部场域同样与传统新闻场域存在竞争关系，甚至可能会吸引走更多的资本，加速传统新闻场域内部幻象的消逝，加重新闻业的危机。
　　由此我们发现，过往对新闻业的探索无论是以结构性的外力因素论，而忽略了资本积累与转换带给个体的实践意义；或以个人生命周期论，而忽略了复合因素对行动者的逻辑策略影响，都是不完备的。理解资本要素对行动者的决策意义，并意识到资本积累对惯习与性情形成与保留所能发挥的影响，能让我们用更实际的目光观省传统新闻业的变动，从而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为正视传统媒体人离职、挽留传统媒体人提供可参考的思路。
　　三种资本转换和积累的较量中，斗争的失败和幻象的消逝成为离职者最主要的内部推力。与其他行业中或然存在的职业倦怠或职业停滞不同，以“成名的想象”为职业入口的媒体人更容易受到幻象消逝的打击，从而因职业成就感的灭失或削减做出离职决定。媒体行业资本积累的优势和独特的符号资本的感召成为最主要的内部拉力，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新闻业离职人员在离职后仍能保持高度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并将认同感作用于新的职业场域或再度被认同感拉回媒体领域。这是因为当下媒体行业的符号资本虽然受新媒体大潮影响而持续削弱，但仍然存续，并成为持续吸引媒体人的内部拉动力量。更丰厚的社会资本和更多元的符号资本的召唤则成为最主要的外部拉动力量，用以凸显经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在媒体人做出离职决定的动因中，经济力量并不是最核心的因素，媒体人职业生涯的存续或终止，需要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股力量交织作用的力量矩阵中达成表面张力上平衡。如果力量矩阵始终保持均衡，将会支撑着媒体人继续其职业进程，而当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拉力或推力突然增大或减少，进而打破整体平衡时，将造成媒体人做出离职决定。
　　由此，持续增强内部推力，减少内部拉力和外部拉力的吸引力将是为新闻业队伍建设长远发展、稳定新闻工作者职业预期的必然之策。随着传播形势的变化，媒体失去了过往议程设置的独特地位，在经济上也难以与其他强势行业如互联网业等相媲美。因而追求更多经济资本的积累成为媒体人离职因素中难以突破的部分，而加大符号资本、维系职业幻象、保持斗争平衡则最有可能成为稳固力量矩阵，令媒体人存续职业生涯的现实抓手。
　　（一）幻象的维系：点燃理想的必要
　　媒体行业所拥有的独特符号资本是将其区隔于其他行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记者的职业美誉至今仍是众多媒体人进入行业时重要的吸引因素。在访谈中，受访者在谈及进入新闻业原因时，一方面提到原先的专业选择（如大多数受访者本硕专业为新闻或中文）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提到新闻专业所能带来的符号权力与资本。在职业流动成为普遍现象的当下，单纯依赖“专业对口”这一限制性条件留住媒体人才显然已经过时。值得讨论和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一批媒体人在进入新闻行业后，曾经感召其加入的符号资本失去吸引力，退位于更现实的经济需求。应当意识到的是，所谓的新闻业的符号资本并非全然指实体化的奖项、职称等要素，同样也关乎记者内心的职业荣誉感等无形的荣誉。因此，“成名的想象”是媒体人职业生涯选择中最不可忽视的力量。新闻单位首先应保持对内容生产者的鼓励和尊重，不能落入因循守旧、僵化死板的窠臼，也不能走入唯流量论、唯数据论的迷思，造成旧有文化资本的折损，并由此加剧幻象的消逝。让媒体人们重新感知黄金时代的光辉或许已不可能，但是来自新闻业内和社会评价维度上的尊重同样能给他们以“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专业认可，由此通过保持内部推力的均衡而保证其新闻职业生涯的存续。
　　（二）资本的提供：累积筹码的可能
　　行动者的基本逻辑总是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身处职业生涯不同发展阶段的媒体人对资本积累的诉求也不尽相同。媒体单位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位的员工不同的发展诉求对症下药，为其发展提供足够的筹码。譬如身处职业生涯初期、迫切需要经济资本积累的年轻媒体人，薪酬待遇会是其在权衡场域中决策时重要的考量。基于此，传统媒体理应活跃薪酬分配思路，充分考虑员工的现实诉求和需要，在合法合理合规的前提下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强有力地刺激青年媒体人才留驻的愿望，让人才的付出同收获相匹配。另外，考虑到媒体人职业生命中经济资本不断向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权重让渡，有意识提供发展空间，培养一批“专家型记者”、“学者型编辑”能从文化资本的层面给予媒体人更多收益，从而增加媒体行业的内部拉力。而当媒体人进入职业倦怠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积累越来越难以成为促使其留下的关键砝码，此时单位需要合理而灵活的用人制度，让媒体独特的符号资本发挥作用，持续激发骨干媒体人的职业兴趣与职业理想，让他们所积累的经验不至于在重复性极高的工作中被消磨，激励其在职业生涯的下半场重新出发，通过曾经“点燃理想”的激情与意义，持续提供文化资本，为媒体人创造累积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筹码的可能。
　　（三）斗争的平衡：适度流动的颉颃
　　场域中的斗争时刻存在，有斗争必然有失败，但动荡并不总是负面的。少量行动者的离开并不会真正打破场域内力量及资本存量的平衡，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小部分不适合当下媒体变革的从业者离开，事实上是行业内的自我革新。但是，媒体单位内部需要建立起及时的反馈机制，在出现譬如媒体人集体离职或一定时期内高频次离职的情况时，需要对内部的规章管理、价值理念、用人机制等要素进行反思，以减少媒体人在职业生涯中自我认知的斗争失衡，由此避免出现明显的人才缺口或人才断档，影响整体发展。同时，由于媒体人在离职后仍存续着媒体行业在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内部拉力影响，且在离职后经济资本未必能够实现预期中的上升，外部拉力存在降低或波动的可能性，媒体单位不应将离职视为完全单向度的对外输送，而要建立相应的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回流机制，为新力量的引入和旧人才的回流提供通畅的入口，由此保证自身场域环境的平衡。■
　　
参考文献：
白红义，张恬（2021）。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43（4），109-132。
陈立敏（2019）。“跨越山河大海”？——媒体人职业转换中的角色冲突与调试。《新闻记者》，（07），50-57。
陈立敏（2021）。从“记者”到“积极行动者”：前媒体人的新闻参与研究。《新闻大学》，（05），66-80+123-124。
戴维·斯沃茨（2006）。《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胡翼青，王聪（2019）。超越“框架”与“场域”：媒介化社会的新闻生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138-144。
刘海龙（2005）。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国际新闻界》，（02），53-59+75。
栾春晖（2015）。媒体人的几次离职潮。《青年记者》，（3），104-104。
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2017）。《布尔迪厄、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一些误解》。载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主编）：《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张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罗建晖（2008）。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传媒角色解读与利益补偿分析。《国际新闻界》，（05），72-74。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反思社会学：实践与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辰瑶（2020）。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新闻与传播研究》，（03），37-53+126-127。
王胜源（2016）。传媒经济：一种社会资本经济？——兼论传媒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开发策略。《中国出版》，（06），33-36。
吴赟，潘一棵（2021）。媒介融合中的记者去权与编辑赋权——场域理论视域下记者与编辑的权力关系研究。《中国编辑》，（03），16-21。
袁庆宏，钱珊珊，王春艳（2017）。员工离职研究综述与展望。《中国人力资源开发》，（4），6-14。
曾娅洁（2019）。从“单位人”到“创业者”：离职媒体人的数字化转型与现实隐忧。《编辑之友》，（12），57-61。
Beam. R. A. (2006).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Priorities and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U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3(1)169-185；
BensonR. (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28(3)463-498.
Bourdieu. P (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rredoiraRafael A.Lori Rosenkopf. Corredoira, R. A.& RosenkopfL. (2010).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The reverse transfer of knowledge through mobility 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1(2)159-181.
DavidsonR.& Meyers, O. (2016).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among journalists. Journalism Studies17(5)590-607.
Dickinson, R. (2008). Study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ts: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nd the news world. Sociology Compass2(5)1383-1399.
Eldridge II, S. (2017). Hero or anti-hero? Narratives of newswork and journalis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omplex digital megastories. Digital Journalism, 5(2)141-158.
HovdenJ. F. (2012). A journalistic cosmology. A sketch of some social and mental structures of the Norwegian journalistic field.
JianG.& LiuT. (2018). Journalist social media practice in China: A review and synthesis. Journalism, 19(9-10)1452-1470.
Lee, T. W.& Mitchell, T. R. (1994).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e unfolding model of voluntary employee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1)51-89.
MaaresP.& HanuschF. (2020).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ow journalism scholarship appropriates Bourdieusian thought. Journalism, (7)1-19
March J GSimon H A. (1958).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MitchellT. R.Holtom, B. C.LeeT. W.SablynskiC. J.& Erez, M. (2001). Why people stay: Using job embeddedness to predict voluntary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4(6)1102-1121.
Perreault, G.& Bell, T. R. (2020). Towards a “digital” sports journalism: Field theory, changing boundaries and evolving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 & Sport1-19
SheridanJ. E.& AbelsonM. A. (1983). Cusp catastrophe model of employee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6(3)418-436.
SomayaD.Williamson, I. O.& LorinkovaN. (2008). Gone but not lost: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mpacts of employee mobility between cooperators versus competi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1(5)936-953.
Tandoc Jr, E. C. (2015). Why web analytics click: Factors affecting the ways journalists use audience metrics. Journalism Studies16(6)782-799.
ViererblB.& Koch, T. (2019). Once a journalist, not always a journalis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job changes from journalism to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 1021-1038.
Walther, Matthias(2014. ) Repatriation to France and Germany: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Wiesbaden: Springer Gabler.
Zelizer, 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5)888-908.
　　
唐铮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林子璐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级硕士生，严云依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19级本科生。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