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媒介物的“相遇”：手机的文化传记与记忆场景
吴世文 周夏萍
　　■ 吴世文 周夏萍
　　【本文提要】手机是当下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媒介，但人们常常对沉浸式的手机使用和作为媒介物的手机习焉不察。本文从媒介记忆角度探究用户的记忆叙事（223篇记忆文章和140篇网络自传）及手机的文化传记。研究发现，用户从媒介物的维度而不是内容与使用的维度记忆手机，形成了四种记忆场景，得手机、用手机、换手机和丢手机等情境、节点与事件，构成了用户追忆手机的主题。用户追忆自己在与手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性关联”、“符号性关联”与“拟人性关联”，手机的文化传记因而具有物质性、符号性与拟人性三种表征。这些关联与表征塑造着手机记忆的独特性，也映射着手机的生命轨迹和用户的生命历程。媒介物的视角能够丰富手机记忆研究，激发新的理论想象，但需要进一步将习以为常的手机陌生化，以释放记忆的反思张力。
　　【关键词】手机 媒介记忆 媒介物 文化传记
　　【中图分类号】G2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诞生近50年后，手机成为当下人们频繁使用的媒介。不少研究关注手机使用的问题。例如，基于创新扩散理论阐述手机的扩散过程（李建礼等，2013），从使用与满足的视角讲述手机使用带给人们的满足（Hui-Yi & Ling-Yin， 2010），采取批判取向考察手机使用的负面社会效应（岳磊，2014）等。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关注人与手机的关系，追问作为现代人频繁使用与深度依赖的媒介，手机与用户之间如何相互建构。不过，它们更多是从媒介内容与使用效果的角度切入的。随着数字媒介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很容易相信媒介的实体已经烟消云散，而表现为非物质的、无休止的数字流（Murdock， 2018），而忽视了手机作为“物”的面向。这导致作为“物”的手机与人的关系在无形之中被遮蔽了。
　　本文注意到，也有不少用户从物品、商品、技术等“物”的角度追忆自己与手机的过往，形成了丰富的“手机记忆”。同时，用户在网络自传中也会生动地讲述自己与手机的交往。这些记忆文本和网络自传构成了手机的文化传记，也打开了手机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通道（阿斯曼，2016：13）。本文基于网络空间中的手机记忆和用户的网络自传（吴世文，杨国斌，2019），探索在当代人拥有的形形色色的“物”之中，为何手机成为记忆中的关键物品？个人追忆手机的不同场景折射了手机与人的何种
　　关系？
　　
二、手机使用、媒介记忆与文化传记
　　（一）手机、媒介物与人
　　手机与人的关系，源于手机使用。人们使用手机打电话的过程，也是再认识手机及其社会影响的过程。曹家荣（2015）发现，用户通过使用诸如“诠释”、“体现”、“记录诠释法”和“合理解释”等方法，使得持续打电话成为可能，并由此确认、再生产移动电话普及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与社会影响。手机既允许人们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维持亲密关系（Kenny， 2016），也可以用来保持社交距离。在非洲，感受到来自制度、家庭和教会的压力的年轻女性，在不透露身份与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手机建立新的社交关系，并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Gilbert， 2018）。在巴黎的外国保姆眼中，手机犹如生命一样重要，她们害怕断连，没有手机会令她们感到迷失（Kim， 2016）。一些老年人依赖手机分享情感，手机是他们获取社会支持的工具（Petrovcic et al.， 2015）。从中可见，手机的功用塑造着手机与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手机的角色与意义不断演变。在早期，手机作为电话媒介进入社会，带有较强的阶级属性，经济状况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很难拥有手机（梁翰，2005）。后来手机逐渐普及，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但手机的品类与价值具有“对象特征”，可以用来衡量社会地位（Kenny， 2016； Schaposnik，Unwin， 2018），是一个“身份符号”（Thompson， 2009）。在今天，手机还是一个“美学符号”。研究发现，手机在日本越来越融入用户的外表，是塑造自我的时尚品（Sugiyama， 2006）。因此，不少用户爱惜手机，注重手机的个性化与装饰（Hardill， Olphert， 2012）。这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尤甚（Vanden Abeele et al.， 2014）。Ling和Yttri（2005）的研究表明，手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性通讯工具，成为青少年追求身份的一种时尚宣言。
　　手机在个体建立与维系社会关系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Green， Singleton， 2009）。使用手机是现代家庭交流的重要特征（Devitt， Roker， 2009），手机的使用可以重新定义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家庭（Birdsong et al.， 2008）。手机既使得家庭成员分散，又可以促进家庭紧密融合（Chuma， 2014）。对于那些“离家”的孩子，手机是他们与父母之间的“脐带”（Chen， Katz， 2009），能够塑造“移动的亲密感”（Cabalquinto， 2018）。Fortunati（2002： 520）认为，手机能够减少“分离之痛”或“对家的怀念”，是一个“真正的移动家庭”（Harvey， Greg， 2005）。
　　从上述研究可见，如果说探索人与手机的关系，使用与内容是一个层面，那么关注作为媒介物的手机则是另一层面。媒介物是指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物质性载体，它们并非静态的技术物，而是处在动态的交往关系中的物质性媒介（杜丹，2020）。人们对媒介物的感知，首先是从日常经验的“用具”角度出发的，即某物的有用性。然而，媒介物更多地处于“关系”之中（杜丹，2020），并能够形构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中的社会关系（丁方舟，2019）。媒介物的概念与媒介物质性有关（张磊，2020），但又不是媒介物质性所能涵盖（Allen-Robertson， 2015）。媒介物的概念要求从人与媒介（物）互动的角度，而不是从割裂“文化”和“本体”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在此意义上，Cooren（2018）将“物质性”与“关系性/社会性”看作是任何存在物赋予自己被体验和被认同的两种方式，二者相互呼应。社会性意味着为了一个存在物继续存在，必须建立一定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维持了物的存在。
　　从媒介物出发，有的研究者走得更远。Fullwood等（2017）发现，与单纯地将手机视为工具、物品或媒介不同，人们有时会认为手机具有人类品质。对此，Santos Granero（2009）称之为“赋予灵魂”，即一个人的边界与身体并不一致，个人物品可以通过亲密接触而成为个体的一部分。Gordon等（2017）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手机长久地伴随用户，个体与手机之间形成了“相随”关系，手机会被注入个人的情感，从而具有个性。这意味着，手机之于个人不再是纯粹的社交工具（Chen， Katz， 2009），而是从单纯的“技术对象”转变为关键的“社会对象”（Srivastava， 2005）。而从手机作为媒介物出发，需要我们关注手机与人的互动创造了何种意义，又建立了何种关系性等问题。
　　（二）媒介记忆、手机记忆与“物”的文化传记
　　媒介记忆是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关注媒介所建构的有关过去的记忆，以及有关媒介的记忆叙事（Neiger et al.， 2011）。本文聚焦人们对于媒介的记忆，它与媒介使用者的实践密切关联（宋红霞，2007），离不开个体记忆。因此，研究者呼吁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媒介文化史的路径（Dhoest， 2015； Bourdon， 2015），关注个体对媒介的叙述与定义（Anderson， Curtin， 2002）。在此意义上，个体记忆构成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不见的历史”中“零碎的”现实，是一种特殊且重要的“历史工具”（Penati， 2013； Bourdon， 2015）。这表明，个体使用者的记忆是媒介记忆研究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回忆者的解释与想象需要得到关注。
　　个体的媒介记忆涉及使用媒介的过程，也涉及媒介的历史、个体传记与媒介传记（吴世文，杨国斌，2018）。因此，透过媒介记忆我们可以考察媒介的历史、媒介的生命轨迹，从而探索媒介之于个体的意义，以及媒介与个体的关系。这意味着，对于“媒介物”的探索而言，寻访记忆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讨论媒介的生命轨迹及其与人的关系，需要考察媒介物的生命。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它们还铭刻着特定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具有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由于物的生命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属性与不同的身份（鞠惠冰，2009），因此，研究者常常使用传记的方法来研究物。物的传记可以从两种路径书写：一是人对物的感知，二是“审问物本身”，通过将无声的物与书面来源（如日记、贸易记录等）联系起来，让物“自己说话”（Janet， 2006）。两种书写路径都强调物在文化上的分类是动态的，与社会、经济等宏观背景、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意味着，物的传记是一种文化传记，研究者可以透过这种文化传记寻求对物的详细考察和深度解释（Stout， 2006）。透过物的文化传记，研究者可以追踪物在理想文化范畴中的分类与具体的物在“存有”中被重新分类之间的紧张关系，捕捉人与物的关系的多种过程（Lesage， 2013），包括物在生产、流通诸环节中与人的关系（Janet， 2006）。
　　人与媒介的关系，不仅关乎物的生命，也镶嵌于人的生命过程之中。因此，学者们主张结合生命故事开展媒介记忆研究（Bourdon， 2011）。生命故事是建立在自传式记忆之上的个人生活故事（Thomsen et al.， 2012），提供了诸多考察个体的媒介记忆的有趣方式（Kortti， Mahonen， 2009）。生命故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所使用的“语法”，既是关于媒介的语法，也包括个体与媒介相关的生活体验以及诸多出乎意料的接触点（Bourdon， Kligler-Vilenchik， 2011）。了解个体的生命故事，可以透视受众/用户过去的媒介经验（Bourdon， Kligler-Vilenchik， 2011；Bourdon， J. 2011）。这是生命故事方法在媒介记忆研究中的力量所在（Dhoest， 2015）。本文结合用户在网络记忆文本和网络自传中讲述的生命故事，发掘人与手机关系的不同场景及其所再现的人与手机的关系。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文收集网络空间中的手机记忆文本和用户的网络自传（吴世文，杨国斌，2019）作为研究素材。记忆文本的收集过程如下：首先，2017年7月26日—31日集中在百度、搜狗、豆瓣小组、新浪微博、天涯论坛中分别以“怀念/回忆+我的手机”和“我和手机的故事”等为关键词检索，翻页直至没有新的内容出现。2019年4月10日—20日、2020年2月5日—6日分别进行了补充检索。通过剔除相关性低或主题不清晰、篇幅较短的样本，最终获得网友记忆文本223篇。网络自传的收集方法如下：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邀请手机用户自愿书写他们使用手机的历程与故事，获得网络自传140篇。受邀者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年龄在18—27岁之间，女性108人（占77.1%），男性32人（占22.9%）。本文将上述素材等同对待，一起纳入分析。通过反复阅读，分析用户手机记忆的主题，发掘记忆所建构的用户与手机关系演变的不同场景。
　　
四、手机记忆的场景与故事
　　物的生命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属性与不同的身份（鞠惠冰，2009），这也体现在手机的文化传记之中。手机与人发生关联源于手机的生命与个体的生命的交织，手机与人的互动过程构成了个体追忆手机的内容。分析收集的资料发现，个体从媒介物的角度追忆了获得手机、使用手机、换手机与丢手机的故事，形成了手机记忆的四种场景，也是手机文化传记的线索。下文将围绕四种记忆场景展开。
　　（一）开端记忆：“得手机”作为生命事件、自我的象征与文化工具
　　一个事物的存在与流行，与它所处的社会情境有关。手机于1987年进入中国，当时称作“大哥大”，机型笨重，外观单一（科技耳目，2019）。“大哥大”首先在开放的沿海一带流行，价格高达两三万元，主要使用人群是商人，当时，手机是身份、地位、财富和特权的象征（宁歌，2012）。进入新世纪，随着技术的进步，手机越来越小巧、便携，价格也逐渐平民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手机。到2003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已经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2017年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到102.5部/百人（国家统计局，2018），2021年2月底达到了113.9部/百人（环球网，2021）。虽然现在拥有手机并不像过去那样稀奇，但是拥有手机在不少人的生命历程中具有节点性质。在本文收集的资料中，用户不同程度地回忆了自己“得手机”的经历与故事。
　　1.“得手机”是生命事件的组成部分
　　基于收集的资料发现，用户获得的第一部手机常常与个体成长中的生命节点（例如生日、升学等）联系在一起，“得手机”因而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不少用户在自己的生日获得了来自家人或朋友赠送的第一部手机，①于是，手机成为生日等生命仪式“有形的”记录。一些用户在考取大学时获得第一部手机。例如，CYW追忆道：
　　我所拥有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高考录取后，爸爸给我买的一部三星手机。在镇上的移动营业厅购买，那时还不会网购。新买的手机屏幕比较小，功能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价格在1500元左右，但是当时已经非常知足了。②
　　在CYW的记忆中，高考录取后获得的第一部手机是荣誉的象征，与能够上大学这样的生命事件联系在一起，是生命事件记忆的一部分。
　　2.“得手机”作为自我的象征
　　除了获赠的情形外，更多的用户会自己购买手机。用户对自己购买的第一部手机的记忆尤为深刻。例如：
　　2001年参加的工作，攒了两年的工资，在2002年的冬天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牌子：摩托罗拉的，T191，花了1500多RMB。购买之前，到手机店逛了无数遍，又到网上查询，反复对比，为的就是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③
　　用户能够自己购买手机，常常意味着他/她具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在此意义上，用户记忆中的“得手机”即是“事件”，对建构用户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无论受赠还是自行购买，个体在记忆中都强调自己对手机的“真正”拥有，记述中使用了“只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等话语。例如：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了她淘汰下来的手机……但是对于我而言，真正有意义的第一部手机要数初二买的诺基亚了……当时和妈妈在店里挑了很久。④
　　自己真正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是用户的“私有物品”，常常包含着个性化因素，它们可以推动个体与手机之间的联结（Venta et al.， 2008）。这意味着，手机具有较强的个人属性，与具有家庭属性的电视不同（Morley， 1992），手机记忆也因此区别于电视记忆。家庭与集体、共同体是理解电视记忆的重要框架（Bourdon， Kligler-Vilenchik， 2011），而手机记忆需要考虑个体。
　　3.手机即文化工具
　　在用户的记忆中，新世纪初期刚进入大众视野的手机是“新鲜的”、“稀有的”和“珍贵”的，拥有手机常常是“倍儿有面子”的事情。例如，网友“@Hilo”讲述了其爸爸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描述的场景很是生动：
　　还记得老爸第一部手机是在2003年买的，是波导牌的翻盖手机。记得当时花了将近2000元钱，在那个当时我们县人还不太使用手机的时候，这部手机可给足了老爸面子，因为这不仅是爸爸的第一部手机，也是我们全家人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每次和爸爸一起去别人家做客，只要手机铃声一响，爸爸就会潇洒地取出别在裤腰带上的手机，翻开机盖，从容而又淡定地接听起电话来。我则无比满足无比骄傲地看着爸爸，享受着似乎天底下最大的幸福。⑤
　　从中可见，早期拥有手机可以“彰显身份”与“区分阶级”。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手机是“通讯工具”，不如说它们是“符号”，是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文化工具”，超越了功能性的通讯工具。
　　后来，随着手机日益普及，它们“区分阶级”的属性逐渐弱化。不过，用户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手机的个性化。这也体现在记忆中，例如：
　　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所以上大学之后和朋友互发短信就是最主要的沟通方式了。手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这部手机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黑色的外壳，红色的腰线，红黑的搭配真的非常漂亮，再加上钢琴烤漆、独特的键盘设计，拿在手里还是很拉风的。⑥
　　这表明，个性化的手机（无论手机的设计本身还是用户的装饰）与用户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记忆中的手机是彰显个性的“物质符号”。
　　总之，“得手机”是个体生命事件和生命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的象征，也是区分身份与个性的“文化工具”，在个体生命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形成了个体难忘的开端记忆。这些手机记忆体现了手机作为“代际事物”的属性，即对不同世代的个体而言，对第一次接触或获得手机有着不同的记忆与感触，也生成了个体对手机记忆不同的解释。而手机被注入个人的意义，既具有纪念性，又是个体生命的有形“标记”（Viegas et al.， 2004）。这也是作为“媒介物”的手机自身的生命事件。
　　（二）相处记忆：“用手机”嵌入生命阶段
　　“玩手机”是手机记忆的重要内容。不过，用户对使用手机的具体内容记忆较少，而对“玩手机”的情境与过程印象深刻。这主要是因为手机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用户未成年时期，手机是受到父母和老师监控的“玩具”。在用户的成年时期，可以自主使用的手机是“成年礼”的一部分。
　　1.手机作为未成年时期被监控的“玩具”
　　从用户的记忆可见，手机在用户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学生时代，手机是与家人沟通的工具。父母允许孩子拥有手机，借以与孩子保持联系并延续监督。因此，手机是父母重建远程控制的“数字皮带”（Weerakkody， 2008）。在学校，未成年人“玩手机”会被严格管制。在用户的记忆中，学生时代的手机使用处在“被吸引”与“被约束”的矛盾之中：
　　我很少把手机带到教室里，一般都是放在寝室，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玩……如何躲着玩手机是一门技术活，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手机应该放在哪里，到万一被逮着时如何迅速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案我们都设想和实验了无数次。久而久之，我们甚至学会了如何‘盲打’，即使眼睛望着黑板，手指也能在桌子底下灵活地按动键盘按钮，因为每一个按钮早已熟记于心……寝室熄灯之后，有手机的同学大多会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因为每晚都会有宿管和老师来巡查，可不能露出一点儿亮光来。冬天还好说，被窝暖和又不透光，夏天可就惨了，往往是闷得满头大汗。⑦
　　这意味着，用户记忆中的手机在学生时代更多作为“玩具”而存在（水越伸，2009）。用户记忆中呈现了不少逃避父母或老师监控的经历，以及如何接近和使用手机（例如WK提到的躲在被窝玩手机，以及熟练盲打等），这些记忆也是建立“代际边界”的记忆。
　　与未成年人的策略性行为相对应，父母和老师采取了不少办法限制学生族玩手机。用户记忆中也讲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例如，用户GXY写道：
　　2010年初中毕业进了一所需要寄宿的高中，为了和家里人联系方便，父母给我买了一台很小的诺基亚手机……除了打电话和发短信以外，手机里就只有俄罗斯方块和贪吃蛇了，后来才知道那是父母怕影响我学习才故意挑选这种老人机。⑧
　　青少年时期是个人生命中一个特殊的时期，手机这条“数字皮带”允许父母访问和控制孩子的成熟过程，但同时也给青少年管理与父母和其他人互动的权力（Birdsong et al.， 2008）。对于青少年来说，与手机相处，实则是与父母、老师等外部世界相处的过程。不过，父母、老师和学生对手机有着不同的理解，围绕未成年学生使用手机一事，父母与老师、未成年学生各自采取策略来争夺控制权。在此意义上，手机参与了青少年成长中的解放过程（Ling， 2007）。
　　2.自主使用手机是成人礼的一部分
　　在玩手机的记忆中，高考/成人是不少用户记忆的节点，因为这两个时间节点代表个体能够自主使用手机。高考/成人意味着用户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这些阶段与“得手机”有关，也与自主地玩手机有关。在用户记忆中，自主使用手机是这些阶段的标志，是“成人礼”⑨的一部分：
　　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拥有了第一部手机……清楚记得当时的心情：激动而不安。激动是因为终于不用整天耗在电脑前刷信息了，也终于不用用爸妈的手机号联系同学了，我的通讯圈子开放了、自由了。不安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有手机的新世界，在我的意识里，有手机是一种长大并且自立的仪式，它意味着我要开始管理自己的圈子，并且学会利用网络接触新的世界。一种新奇又紧张的感觉。⑩
　　这表明，手机作为私人物品，是一种“对内”的标志，建构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与身份认同，是个体“成人”、“自主”与“责任”的象征。在此意义上，手机是一个“图标”，通过它，人们可以向其他人展示他们已经获得了独立，并很快成为成年人（Ling， 2000）。但是，手机又区别于其他私人物品，青少年可以“拥有手机”，但并不能自主使用。从“躲躲藏藏”地使用到“自主使用”，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也是印象深刻的记忆节点。个体记忆不是孤立的，对电视记忆的研究发现，学校、工作、家庭等都是解释回忆者与电视之间特定关系的重要因素（Dhoest， 2015）。在用户记忆中，手机使用亦受到学校、家庭和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手机是青少年与父母协商童年（childhood）、成年（adulthood）之间的界线的工具（Chen， Katz， 2009），在未成年与成年的生命阶段，接近手机和使用手机是用户记忆的重要内容。
　　3.手机是成年个体的“过渡物”
　　个体“成年”意味着自主与独立，也意味着不少人将离开“家庭”辐射的范围而奔赴异乡。在记忆中，一些用户回忆了自己“刚刚成年”与“最初离家”的境况，而手机成为离家的个体与家庭联系，寻找情感寄托的纽带：
　　那年，我高考落榜……我决定离开这个家，我要去南方打工……临走时，母亲给我一个崭新的手机，那是我的第一个手机，也是让我们永远都难以舍弃的手机。我真的是爱不释手，我知道当时这个手机很贵，我更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我在外，不舍得打昂贵的电话，只能依靠短信寄托思念之情了……手机总会适时地给我鼓励，那就是母亲的短信，鼓励我，安慰我，并思念我，有一段日子我就是靠工作麻痹自己，靠手机短信找回自己。我现在很清楚地记得我手机最经常出现的那句话：“楚楚，既然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要排除万难，达到心中的目标，如果临阵退缩的话，以后做什么事都会没有信心，干什么都会有个坎！”每当看见这条短信，我都会给自己暗暗打气：什么困难都压不倒我！[11]在探索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时，Winnicott提出了“过渡物”的概念，指的是泰迪熊或婴儿使用的毯子等“特殊的”物品，可以创造熟悉、舒适的环境，使婴儿能够安全地、逐步地与母亲分离（Ribak， 2009）。“过渡物”是婴儿认识到他或她与母亲分离的第一个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婴儿选择了物品并赋予物品意义，而这些物品对于婴儿入睡、缓解婴儿的焦虑至关重要，变成了一种“安慰剂”（Roger Silverstone， 1993）。Roger Silverstone（1993）将“过渡物”的概念引入电视研究，认为电视亦是一个“过渡物”，它们被母亲有意识（或“半意识”）地当作保姆，是母亲做饭或外出时自己的替代品。与电视类似，手机亦是“父母—青少年”关系中的“过渡物”，提供了协调“依赖—独立”的一种方式（Ribak， 2009），是个体成人或离开家庭的“过渡物”。
　　总之，网友的玩手机记忆，再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与手机相处的场景，突出了手机使用的转换性。有关手机使用受控的记忆，讲述了嵌入手机使用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有关成人礼的记忆，凸显了手机之于个体的意义；有关“过渡物”的记忆，呈现了手机在个体生命阶段中所扮演的过渡者或转换者的角色。
　　（三）转场记忆：“换手机”与追忆“旧手机”
　　人们如何处理变化中的物，传达了物与个体之间不同的关系（Pfaff， 2010），而物的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记忆场景。本文将这些差异化的记忆场景概括为“转场记忆”。在Kim（2016）看来，手机技术更新换代带来的转折，是探讨个体与手机关系需要考虑的因素。对于个体来说，包蕾萍（2005）认为，“轨迹”、“转变”、“延续”是有关个体生命历程动力的三个时间性概念，“转变”嵌套在“轨迹”之中，而每一次的转变都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延续”或丧失，给个体的人生轨迹带来某些方向性的变化。从记忆的角度看，“换手机”和“丢手机”是“得手机—使用手机”这一轨迹转变的两种情境，因而是个体追忆的主题。其中，由于换手机是个体手机使用历程中几乎必经的一个环节，因而个体与手机的关系指向了多部手机。换手机的记忆可谓人与手机的关系的“转场记忆”，既涉及与单个手机的关系，又涉及与手机类属的关系。它也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记忆。在用户的记忆中，换手机分为主动更换与被动更换两类，前者包括主动购买新手机，后者的情形有手机损坏等，两者都涉及对旧手机的记忆以及对人生新阶段的追念。
　　1.“换手机”的过渡与延续
　　换手机也涉及新手机的问题。一些用户更换过多部手机，显然他们无法忆及所有的手机。不过，从收集的资料看，不少用户对更换的某一部或某几部新手机（尤其是更换获得的第一部智能手机）记忆深刻。这些被追忆的新手机是个体接纳新事物的表征，有时也是人生改变或转变的标志：
　　高考结束那年暑假，我换上了智能手机，自此才真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信息获取已经变得如此便捷，花样繁多的手机软件令我们应接不暇。[12]换手机的记忆既有关个体与旧手机联结的中断，又是重新强化人与手机之间关系的过渡与延续。在个体使用手机的历程中，新手机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个人的生活因新手机的嵌入，而延伸出了新的内容。在此意义上，手机是个体“存在的延伸”（Berry， Hamilton， 2010）。
　　2.“旧手机”绵延的生命与情感
　　某部手机作为用户生活中特殊的对象，当它被更换之时，作为“旧手机”常常激起用户的回忆。“旧手机”在此情境下成为记忆的“物理化身”（Venta et al.， 2008）。例如：
　　在记忆的画册里，我一点点地成长，感悟着成长，思考着成长，在回忆中成长，在成长中回忆。回忆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我把它收入手机，精心收藏，其实真正收藏的地方是心，而手机变成了一把钥匙。每一部手机后面都有我的一个故事，看见它就能看到当时的自己……当然后面也出现了更好的手机，但是这些手机对我来说的意义并不会改变，只会更加有意义。[13]用户在“换手机”的记忆中，常常忆及对旧手机的“安顿”：
　　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我始终没有丢掉那个诺基亚5110，尽管现在看来，它显得大而笨重，比现在的两个手机还大，厚得像馒头似的，我还是很珍惜它，不时拿出来擦拭把玩，从它身上，我仍然能够寻找到当年的记忆和喜爱它的那份真情。[14]用户虽然更换了新手机，但并不代表着抛弃所有的旧手机，将某部或某些旧手机珍藏以保存情感是不少用户的处理方式。此时的旧手机是“记忆之所”，旧手机的“纪念意义大于实际价值”。[15]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刺激消费者频繁地购买新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更换与丢弃它们（Murdock， 2018）。换手机亦是常见的现象，但某部或某几部旧手机及其记忆无法被替代，因而用户会将某部或某几部旧手机保存起来，每部手机都是一段生活。这是电子社会新的收藏与记忆景观。旧手机以及有关它们的记忆，既是手机生命轨迹的转向，也意味着人与手机的关系的转换，重塑了个体与手机的情感。手机记忆不但记录了作为技术物的手机，而且承载着用户注入手机的情感。在媒介考古学看来，媒介不会消亡，它们只是不断地被重新解释、被再次收藏，复现的不仅仅是媒介，还包括人们对媒介的感觉（施畅，2019）。手机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逐渐由一个“技术对象”演变为“社会对象”，用户与手机的关系亦从“物质性关联”衍生出“拟人性关联”，从而赋予手机新的意义与阐释。
　　（四）意外记忆：“丢手机”事件
　　个体在手机使用历程中跟手机之间形成了连续的关系，不过，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跟特定手机的联系的中断，那就是丢了手机。丢手机是一个事件，因而是用户记忆手机的一个情境与节点。丢手机的记忆是意外记忆，也是中断记忆，中断的是用户和一个手机的特定连接。基于收集的资料发现，丢手机的记忆包括个体不慎遗失手机的记忆，以及手机被盗的回忆：
　　小诺它注定命运坎坷，买了不到一周就被偷。后来内贼保安被捉到了，我去派出所领回了它，除了BL－5C的原装电池不见了，其他都在。再后来，内贼在我的那个座位，手指着我的小诺，拍了张特写做罪证，我也在场——那场景难忘啊。[16]手机的存储和记录功能使它们成为个人资料的保存工具，也是个体记忆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诺拉，2017：3）。虽然用户丢手机的情形不同，但都传达了“丢手机”后资料与“记忆”丢失的恐慌：
　　包被偷了，手机不见了，一天过后，心情渐渐趋于平静。突然发现最在意的是那些在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某一天，一群聪明人发明了手机，于是人们的记忆功能也逐渐衰退，或者说记忆养成了依赖的习惯。那种丢失手机后的恐慌，来自对记忆突然出现一段空白的害怕。[17]在用户的记忆中，丢失手机犹如失去了人生中的“伙伴”，用户使用了“哥们”、“你”等拟人化的称呼指代丢失的手机，[18] [19]甚至通过给丢失的手机“写信”表达思念：
　　直到过了半个学期，我开始渐渐嫌你反应慢，老是不耐烦地拍你，有时还会骂上你几句……今天不小心弄丢了你，才发现你之于我是那么重要，没了你，我一个电话号码都记不得；没了你，没有人会连续几遍不厌其烦地叫我起床……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我不应该嫌你慢，嫌你迟钝的，但我现在真的很想你，没有你我的生活都凌乱了……[20]从中可见，丢失的手机之于个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是无生命之“物”，而是用户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伙伴”。虽然这个“伙伴”具有想象的意味，但却是用户一个人的、独特的“伙伴”。从记忆的角度讲，丢失不见的手机，在用户的记忆中延续生命。用户在记忆中寻唤丢失的手机，抒发对“旧手机”的情感，试图重新建立连接。这些情感的存在，使得手机记忆区别于有关报纸、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的公共记忆，是一种个体化的记忆。
　　Sybille Kramer（2018）指出，媒介具有隐匿的特性，当它们运行平稳时，其物理特性始终低于使用者的感知阈值，而“唯有出现混乱和断裂时，使用者才会意识到媒介的物质性”。在四种记忆场景中，“开端记忆”和“相处记忆”源于用户对过去的回忆，被追忆的手机大多已成为“旧媒介”；“转场记忆”和“意外记忆”则是人与手机关系中的两个“转折”，具有“混乱和断裂”的意味，使得手机的物质性更为凸显。这意味着，记忆传达了人与手机的关系与意义的再造。
　　
五、结论与讨论
　　（一）手机记忆的四种场景及其理论想象
　　在对媒介物的探讨中，关注它们嵌入社会的情境与背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以及媒介物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物理变化是重要的（孙萍，2020），可以洞察其中的意义再造（潘忠党，2014），重新界定人与社会和“物”的关系（胡翼青，2016）。记忆的场景呈现了手机勾连与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基于四种记忆场景可见，得手机、用手机、换手机和丢手机等情境、节点与事件，构成了用户追忆手机的主题。从生活逻辑角度看，手机记忆的情节是不连续的，具有节点属性与事件属性。但是，它们构成了生活事件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讲，用户追忆的是自己与手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四种记忆场景之中再现。人在与手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物质性关联”、“符号性关联”与“拟人性关联”三种关联。“物质性关联”体现为手机在个体记忆中首先是作为“物”而存在的；“符号性关联”凸显了手机之于个体的象征意义，包括区分阶级、建构自我等；“拟人性关联”源于个人在手机中注入了情感，而将手机视为“伙伴”等。这意味着，手机在文化传记中具有物质性、符号性与拟人性三种表征。
　　用户追忆作为媒介的手机不同的存在方式，不同的生命轨迹及其与个体的多种关系，是从用户角度自下而上地书写手机的文化传记。物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同样铭刻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具有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鞠惠冰，2019）。每件物品都有不同的生命阶段，即便使用功能不变，不同生命阶段所传达的社会意义也不尽相同（Kopytoff， 1986）。因此，考察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是必要的（施畅，2019）。物的文化传记认为，物与人类一样拥有社会生命，文化传记不仅记录物的生命历程，而且可以记载物如何被文化重新定义，以及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并投入使用的方式与过程（舒瑜，2007）。这意味着， “得手机”、“玩手机”、“换手机”、“丢手机”的记忆反映了手机与人的关系，亦折射着手机的生命轨迹，呈现了手机不同的“生命状态”（张进，王垚，2017）。在此意义上，手机透过用户的记忆在表达自己，有它们自己的生命事件和附在它们身上的故事（沈继光，高萍，2013），也因此被用户记忆。
　　手机在四种记忆场景中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文化传记丰富了手机的社会生命。在手机的社会生命层面，记忆中的手机追随个体进入社会生活以获得社会意义和社会生命，进入人与人、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之中。在个体生命历程层面，手机以不同的形态与用户的生命历程关联，未成年时期的手机使用受到监控，成年时期的手机使用是自主的，是“成人礼”的一部分。手机的生命轨迹与用户的生命历程交织，使得手机超越了物体或物品的属性，成为用户的生命历程的重要构成。用户在记忆中建构了手机之于个体的意义，而手机同样赋予了用户意义。
　　本文通过阐释手机记忆的四种场景，有助于从记忆角度丰富对人与媒介的关系、对媒介记忆的理解。从手机记忆的四种场景出发，可以生发新的理论想象：首先，对于人与媒介的关系的研究，除了关注使用与满足的线索之外，还应当关注使用者如何接近与拥有媒介，尤其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特定的人群何以接近、何以拥有媒介。第二，媒介记忆具有连接媒介、人群、社会与历史的潜力，可以超越技术与媒介使用的限制。四种记忆场景主要揭示了手机用户这一特定人群记忆手机的共性，既验证了媒介记忆连接人群的能力，也启发我们从历史与社会的视域研究媒介记忆，而不能局限于媒介与技术本身。第三，媒介记忆的生产、表达与阐释，传达着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对媒介的理解，对个体（群体）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手机记忆具有个人性，不同的个体（群体）拥有不同的手机记忆。但是，四种记忆场景可以视为多种手机记忆的共性。手机记忆研究可以从四种记忆场景出发，开展面向不同的记忆者的比较研究。
　　（二）作为媒介物的手机及其记忆的独特性
　　考察手机记忆可见，用户基于四种记忆场景追忆手机，对使用手机的具体内容（例如打电话、发短信或玩游戏等）记忆较少（当然，人们对日常的手机使用往往习焉不察），而对如何接近手机、拥有手机以及换手机、丢手机等情境、节点与事件记忆较多。这突出了手机作为媒介物的实在，而不是强调手机的内容（媒介内容）及其使用过程。手机虽然价格不低，但它们不是一般的高价值拥有物。手机是“媒介物”，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为一种媒介的功能作用，从而界定了它们与人的关系。用户在记忆中对手机的想象可以归结为媒介物的视角。例如，作为媒介物的手机，具有传递的属性，可被赠予和更换，也会丢失。个体在生日、升学等生命节点和重要事件中“得手机”，使得手机成为生命事件与生命仪式的一部分。与被赠予不同，用户自己购买的手机，则被注入了“自我”的含义，是“自我”的象征。
　　那么，从媒介物的角度追忆手机，能够带来何种新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一，从媒介物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摆脱人或用户中心主义，转而关注手机的主体性（唐士哲，2014）及其作为媒介物的生命轨迹。当然，手机的主体性不是物质主义的直接产物，而是手机和人互动的产物。第二，需要关注旧手机、老人机、非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等不同形态的手机，它们体现了手机使用的多层次性和丰富性。在智能手机年代，不能忽视老人机、非智能手机的使用。在手机版本快速迭代的年代，需要关注旧手机与人的连接、旧手机的处理以及人们对旧手机的另类实践等问题。这涉及手机丰富而多元的社会生命，也是呼应媒介考古学主张的寻回另类媒介的物质性（施畅，2019）。第三，从媒介物的角度考察手机记忆，需要警惕过度强调手机的商品属性与商业属性。第四，重新理解手机对于个体的意义，作为媒介物的手机自身就是意义，呼应着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McLuhan， 2006）。此外，透过手机作为媒介物的独特性，能够阐释技术与文化生活、价值观之间更微妙的联系（Kenny， 2016）。
　　手机记忆是正在浮现的媒介记忆类型，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虽然手机记忆具有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属性，但它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化）记忆。手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个人媒介，而不是家庭性的（以电视为代表）或公共性的媒介（以报纸为代表）。因此，如何拥有手机（其对立面是换手机和丢手机）以及如何自主地使用手机，对个体来说记忆深刻。因此，个体在回忆中将手机置于自己生命历程的不同情境（如未成年时期、高考、大学、离家等），而电视记忆常常与家庭记忆联系在一起。这提示我们，在媒介记忆的研究中需要关注媒介的个人性、家庭性与公共性等属性。
　　其二，用户的手机记忆有时指向特定的某部手机，有时指向使用的多部手机或全部手机，涉及换手机和丢手机的记忆，是一个中断与连续辩证统一的记忆过程。手机是个人物品，比家庭性的电视更容易更换，比周期性的报纸更能长期持有。从短时段来看，换手机或丢手机的记忆是手机记忆链条的中断，而从长时段来看，手机使用是连续的，手机记忆是连续的。不过，这种轨迹的转换可以激发手机记忆。这提示我们关注媒介生命形态的改变对媒介记忆的影响。
　　其三，手机记忆与个体的经历密切相关，能够再现个体与手机之间的关系。四种记忆场景折射着人与手机关系的生成、维系、转换与中断。这表明，即便手机记忆是在媒介物的维度下展开的，但其意义仍源于人与手机发生关系的框架。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记忆者及其特征。
　　媒介记忆具有反思性。手机在当下因为频繁的使用，使得人们缺少了远观的反思，挤压了陌生化的审美可能。用户从媒介物的角度记忆手机，是将手机陌生化和对象化的积极尝试，值得继续关注和探索。■
　　
注释：
①陈繁leon（2015年1月1日）。青春的记忆：那些羁绊我的手机。检索于http://www.dgtle.com/article-8695-1.html。
②来自CYW的网络传记，22岁，男。
③飘piao（2017年1月9日）。怀念我的第一个手机。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84e1b0010007qn.html。
④来自KJL的网络传记，21岁，女。
⑤@Hilo，86（2017年7月8日）。“我可以没有X生活，但我不能没有你”|46个青年和手机之间欲说还休的故事。检索于http://www.sohu.com/a/155456362_396583。
⑥薛定谔的猫（2013年4月10日）。我和手机的故事。检索于https://www.douban.com/note/270923093/。
⑦来自WK的网络传记，22岁，女。
⑧来自GXY的网络传记，22岁，男。
⑨来自ZXC的网络传记，23岁，女。
⑩来自CKL的网络传记，25岁，女。
[11]@蔷薇ID（2011年5月24日）。回忆曾经的青涩 你第一部手机是哪款。检索于http://bbs.tianya.cn/post-numtechnoloy-115742-1.shtml。
[12]来自XFF的网络传记，24岁，女。
[13]陈繁leon（2015年1月1日）。青春的记忆：那些羁绊我的手机。检索于http://www.dgtle.com/article-8695-1.html。
[14]Uupp（2008年12月25日）。喜忧掺半的诺基亚5110。检索于http://tech.sina.com.cn/mobile/oldstory2008/index.html。
[15]蛮牛宝瓜（2015年2月1日）。我和手机的故事——丢手机技术哪家强。检索于http://bbs.zhiyoo.com/thread-9551759-1-1.html。
[16]晓焉焉（2010年3月7日）。关于手机的记忆——我的手机历程。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4130850100gx5u.html。
[17]Athena（2010年11月15日）。我的记忆，我的手机。检索于https://www.douban.com/note/100814046/。
[18]左手的地盘（2010年8月19日）。怀念我的手机。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f9e880100l64e.html。
[19]Beimila（2010年8月19日）。怀念我的绿森数码手机。检索于http://blog.ifeng.com/article/7015013.html。
[20]佚名（2012年12月10日）。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谨以此怀念我那找不到主人的手机。检索于http://blog.renren.com/share/483707144/1490549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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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夏萍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9T120676）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