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迪 王钰涵
　　【本文提要】新中国成立后，党报通讯员网络在单位体制下面临重构与完善。基于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需求，在党报通联机制的积极运行下，各单位投入到对媒介资源的竞争中，党报通讯员在多方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身份嵌入，这一媒介实践也为不同群体提供了生活机遇，创造出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党报的通联实践充分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党报“组织者”的功能建构与运行机制，对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媒介实践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单位体制 党报通讯员 身份嵌入 组织功能
　　【中图分类号】G214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实践中，以通讯员网络为核心的通联组织工作在承担新闻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形塑了特定情境下党和国家借助信息网络动员基层、指导地方工作的媒介路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作为“组织者”的党报（列宁，1901：1-10）①的创造性实践。
　　党报的通联机制建立于革命时期，从制度安排到写稿运动，党报通讯员网络沿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双重路径得以建构（黄伟迪，2019）。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的整体目标向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治理②转变。单位体制成为重要的治理与动员机制，党报通讯员网络开始从乡村向城市，从根据地向全国，沿着“单位”的路径进行重构。而在党的话语实践中，意指宣传舆论、思想文化工作的“笔杆子”与意指武装斗争的“枪杆子”往往相提并论。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就提倡将“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毛泽东，1939：791）。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同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笔杆子”，强调“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而“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邓小平，1950：145）。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意指宣传工作的“笔杆子”也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文字工作能力，能够写稿，在报纸上发稿的人的代名词，被称作“笔杆子”的党报通讯员便是如此。
　　本文结合史料和对老报人的深度访谈，重点聚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正式确立这一时期，③广泛分布在单位结构中的党报通讯员参与新闻生产的组织形态与独特境遇，由此观察国家、媒体、单位等多方行动者的互动实践，深刻理解中国语境下党报作为“组织者”的运行机制以及普通人争做“笔杆子”的身份认同与期盼，从而对当下融媒体生产与社会实践有所启发。
　　
一、嵌入组织：作为“政治力量”的党报通讯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恢复经济、重建城市与社会秩序的执政挑战。然而，面对一个缺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人口负荷过重且异常涣散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与中国社会落后状态之间产生极大的落差，从而导致了党和政权组织直接推动的对社会的大规模重新组织过程（路风，1989），正如毛泽东所号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毛泽东，1949：348）。而最能体现和概括这一秩序变化的组织形式莫过于单位体制。
　　与此同时，在单位体制和整个复杂行政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国家需要借助特定路径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并以此来指导地方、动员基层。除了提倡民主集中制、借助正式的会议制度和文件制度外（李侃如，2010：199），利用党报是党和国家持续改善信息获取质量和数量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传播渠道极度匮乏的年代，党报网络在帮助国家改进信息流通的过程中沉淀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源，并扮演了连接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组织者”的角色。而重构单位结构下的通讯员网络直接关系到党报组织功能的发挥，正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给《群众日报》的改进意见中明确提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党报应该提高到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领导水平，而目前报纸基本缺点之一，就是缺乏各级各系统的广大通讯员的支持，因而需要在工厂、机关、学校、农村等各个单位建立通讯据点与发展通讯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54-157）。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称：“通讯员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仅属于报纸，而且属于整个国家。国家可以经过通讯网把先进的思想迅速传达到群众中去，同时又把群众中的情况和意见迅速反映到国家面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42-61）。《人民日报》率先提出，“发展人民群众中有社会事业家感觉的积极分子担任本报通讯员，培养和教育通讯员锻炼出社会事业家的感觉来参加报纸的领导工作”（陈崇山，1984）。
　　于是，党报通讯员网络的重构沿着党和国家的行政体系，向全国各个条线、各个系统与部门进行扩张，正如老报人程先生④（1933年生，曾任某党报总编办公室主任）所言，“长期以来，党报都是借助地方党委，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向政府机关、各条战线的单位组稿，大部分新闻来自单位，没有组织过程就没有新闻。那个时候（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主要依靠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通讯员供稿，比如党报要树立典型的时候，需要各条战线的通讯员将自己单位发生的新人新事汇报给报社”。⑤老报人汪女士⑥（1932年生，曾任群工部主任编辑）也告诉笔者：“在市场化之前，报社都是依靠记者编辑和通讯员‘两个积极性’办报，也叫做贯彻专业新闻人与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⑦据统计，《人民日报》截至1950年底，登记在册的通讯员规模发展到一万人（李庄，1993：127）；河北省各县（镇）均设立中心通讯组，县以上以部门为单位组成，区以下以村、工厂、学校为单位组成。《河北日报》发展通讯员达一万六千余名，1950年前三个月平均每月通讯员来稿3640件（河北日报编辑部，1950）；《江西日报》在全省7市82县，发展了2000多名通讯员（宝永年，1958）；北京市各区、县、局和大型厂矿企业大多设有专职或兼职的通讯干事，并由他们负责联系基层通讯员，全市共有通讯员3000名左右（辛岩兵，1985）；《云南日报》至1950年底发展通讯员2500人，分布在全省106个县的党、政、军、工、农、商、学等部门；江苏盐阜地区在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商店等基层单位普遍建立通讯组，全区拥有280名特约通讯员和3000多名经常写稿的业余通讯员（杨新正，2014：117-119）；《武汉晚报》1960年代刊登的新闻中，除新华社电讯稿和副刊外，约有80%来自通讯员供稿；《长江日报》在1980年代平均每年收到通讯员来稿超过一万件，通讯员来稿占版面刊登稿件的70%以上（刘自钧，1984）。
　　除了制度安排上对通讯员网络的建构，党报编辑部或群工部还对通讯员的采写过程进行组织与指导。通讯员应该写哪方面的报道、如何选择材料、寻找怎样的典型，都是按照政策宣传、落地的需要和报社的具体要求进行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党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里的实际情况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报道。以《河南日报》为例，报社组织记者和通讯员分头进行采访报道，陆续发表了郑州、周口、开封、商丘等地的会议消息，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极左路线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1981年1月，报社开辟“怎样完善提高生产责任制”专栏，共组发稿件24期；1982年2月又开辟“经营管理经验交流站”专栏，收集编发更为详细的经验材料；1983年初，报社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采写农业战线中的先进集体、劳动模范等典型报道，进一步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鸣锣开道（张寅清，1989）。也就是说，党报对通讯员的组织过程和写稿要求始终围绕国家目标以及具体工作实践展开，借助通讯员网络将党的号召、政策与基层经验相结合，并通过新闻生产形成社会效应，从而发挥出通讯员的“政治力量”。
　　
二、编外记者：通讯员与报社的特定协作关系
　　中共中央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及相关文件与通报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42-61，75-77，95-96），⑧多次强调党报必须联系并动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广泛建立读报组和组织通讯员网络，并将其列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各中央局纷纷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371-380，381-394，401-409），⑨
　　要求报纸“继续贯彻全编辑部都做群众工作的原则”，避免发生编辑、记者脱离群众的现象。各级党报在地方都设有记者站，除了日常的新闻采写，便是负责通联工作，与地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对接，特别是在各个单位建立通讯组，发展通讯员。报纸编辑部则通过召开通讯员座谈会，举办通讯员训练班，开辟通讯专栏，发行通讯刊物，组织各种技术报告会和经验推广会，定期发送报道要点，出题目约稿件，以及个别回信和综合回信等方式，与通讯员在政治上保持密切联系，在业务上给予帮助指导。记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编辑部以外的广大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其次才是亲自写稿。《人民日报》曾将组织通讯员写稿列为考核记者、编辑工作成绩的重要内容。报纸在统计工作量时，除了记者的自采报道，还要统计记者组织通讯员写稿的篇数和字数。编辑部甚至规定地方记者每月必须组织通讯员写一篇报道，否则扣除工资的10%（陈崇山，1984）。《安徽日报》曾发动全社的编辑人员组织通讯员报道，负责给通讯员写报道提示和退稿信的工作，并对这种复信进行定额管理，即每周必须向通讯员发信6件，只准超过，不准减少（陈希新，1990）。
　　由此，党和国家对党报通联工作的政治要求，不仅促进了报社借助特定的制度安排建构通讯员网络、培养通讯员队伍，而且形塑了党报与通讯员之间特定的协作关系，赋予通讯员特有的身份象征。老报人汪女士告诉笔者，“通讯员虽然属于报社的编外人员，但他们有通讯员证，可以采访写稿，实际上属于报社的‘写作班子’、‘编外记者’。所有的宣传报道，通讯员能够完成的尽可能由通讯员完成，记者、编辑便可腾出手来抓一些典型报道或全局性稿件。而对于没有经过报社组织的‘自流稿’（即并非来自于单位通讯员的稿件），报社用的其实很少，因为很多信息难以核实，大多是当作读者来信处理”。⑩
　　党报通讯员群体既在组织关系上归属于所在单位，又通过直接的稿件采写往来与报社建立“编外记者”这一协作关系。在发放通讯员证，确定通讯员身份与资格的过程中，报社往往会通过通讯员所在单位进行认定。除了对身份的审核之外，报社同样会将通讯员在采写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反馈给各个单位，并建议单位依据写稿情况对通讯员进行奖惩。老报人王先生[11]（1937年生，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告诉笔者，“报社对通讯员的整顿首先便是能不能写稿，以及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行为。一些通讯员采访不深入导致稿件失实，甚至有的人捏造情节，恶意抄袭。报社一般会采取通报批评的方式，既在版面上公开，同时也通知其单位，建议单位给以行政处分。对于这样的通讯员，报社会直接取消其通讯员资格，没收通讯员证，不再采用来稿。在有的地方，报纸会联合所有新闻媒体对情节恶劣的通讯员集体通报，本地媒体都不再接受他的来稿”。[12]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国开始拨乱反正，一些只挂名不写稿的通讯员被清除出党报队伍，报社通过建立通讯员守则，对通讯员的发稿要求进行明确规定。比如，《盐阜大众报》1980年复刊后，将政治立场与写稿能力作为通讯员认定的基本条件，并规定每月来稿不少于一次（杨新正，2014：138），报社在七县两区建立通讯站，在广播站、人武部建立通讯组，在全市181个乡、镇配备报道员，共发展通讯员3400多名（吴立达，1984）；《湖南日报》经过严格筛选，形成2824人的通讯员网络，并通过订立通讯员守则、建立通讯员卡片，将通讯员网络的管理逐步规范化；《株洲日报》1985年通过整顿将原有的700名通讯员压缩为400人，其中城市通讯员300人，并首次发放通讯员证，作为通讯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采访的凭证（杨新正，2014：137-140）。
　　同时，报社不断强化对通讯员的新闻实务培训与政治素养教育，通过与各个机关单位联合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向通讯员讲授新闻采写知识，解读政策信息，普及法律和科技知识等。比如《山西日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分地区和行业连续举办了26期通讯员培训班，培训人数达到2600人；《梧州日报》通过专题讲座、组稿评稿、联谊交流等各种方式培训通讯员（杨新正，2014：141-142）；《盐阜大众报》1984年仅在建湖、阜宁两县就培训了1136名通讯员，并与市文化宫、供销社、省农垦纺织厂等单位联合培训了250多人（张开源，1985）。
　　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党报的组织功能，党报不仅沿着单位的路径编织起巨大的通讯员网络，还在组织通讯员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借助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训，促进记者、编辑与通讯员之间的深度交往与互动。党报在单位体制下通过“编外记者”所建构的协作关系生成于党报的通联实践，通讯员以单位为中介的关系嵌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组织动员的意味。
　　
三、报上有“名”：通讯员与单位体制下的信息竞争
　　在国家动员和党报通联机制的积极运行下，新中国的通讯员网络逐步形成。各级党报的通讯员涵盖了工人、农民、干部等不同身份，并主要依附在“组织化”的国家单位之中。据《人民日报》统计，其通讯员构成是：农民占1.3%，工人占6.7%，士兵占4.7%，知识分子占4.8%，干部和工作人员占82.5%（方汉奇、陈业劭，1992：62）；在《湖南日报》的2000多名通讯员中，干部占到90%，工人和农民分别占6%和4%（杨新正，2014：138）。以《长江日报》为例，通讯员群体广泛分布在各个单位，包括汉阳通用机器厂、武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卫生局、电业局、武昌车辆厂、江岸车辆段、武汉汽车制造厂、武钢工业安装公司等（长江日报，1959）。
　　在党和国家力量向社会系统进行延伸的过程中，单位体制的功能不仅是对社会分工的建构，更在于其“政治化”的干预。每一个单位都分别归口于国家的行政机构，并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等级和血缘关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行政命令以及计划指标，正是沿着这种行政关系层层下发落实到基层单位，再通过各个单位的具体实践作用于整个社会。以一个国营工厂为例，工厂不仅要按照计划完成国家分配的生产任务，而且要承担重要的政治任务，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各种思想号召，负责单位职工的思想教育、政治学习。与经济效益相比，本单位的政治宣传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深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通过行政程序争取国家的无偿资源以扩大规模，远比通过高效率的管理活动以创造较高的利润率来得容易（路风，1989）。
　　于是，在党和国家借助党报指导地方工作的同时，地方政府与单位也需要通过党报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展现政绩。在媒介报道中成为“先进单位”，可以转化为重要的行政资源，报上有“名”关乎单位的发展前途。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地方政府及各个单位都积极投入到对媒介资源的竞争中，而动员通讯员发稿则成为各个单位参与信息竞争的重要途径。宣传干事除了要办好本单位的墙报、板报，更要以通讯员的身份向地方党报汇报本单位的工作情况、思想动态等，而普通职工同样可以以工农通讯员身份向报社供稿、投书，反映实际情况。正如老报人程先生回忆，“当时的信息传播渠道很少，上级党委经常通过看报纸来了解地方工作。从地方政府机关到所有单位，只要党报表扬了你，你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很快就会被上级领导看见，实际上就等于通过报纸向上级领导部门汇报工作。并且当时报纸的版面非常有限，而几乎所有单位都希望能够上报纸，就像是一种发稿竞赛。单位领导不管什么活动，都喜欢把通讯员带着，（通讯员）就像是单位的‘笔杆子’，很受重视”。[13]曾在某党报群工部工作10年，培养了很多优秀通讯员的老报人李先生[14]（1933年生，曾任群工部主任编辑）也告诉笔者，“地方政府和单位都很重视能写稿、能发稿的党报通讯员，当时报社有名的记者编辑被人们叫做‘大笔杆子’，而通讯员经常被叫做‘小笔杆子’”。[15]各个单位在动员职工当“土记者”、拿“笔杆子”的过程中，将“为报社写稿”融入日常工作的评价体系里，鼓励职工成为党报通讯员，以此参与到对媒介资源的竞争中。比如，成都铁路公安局专门制定《公安宣传报道奖励办法》，并下发落实到基层派出所、乘警队等各个单位，对在宣传报道中表现突出的干警通讯员给予嘉奖，包括记功、授予奖章、发放奖金等（赖纯宗，何石根，1988）。四川达县建委专门制定颁发“用稿奖”，即凡属建委系统职工撰写本单位内容的稿件，经各报、刊、台、站刊播的，将分别给予奖励（赵芝青，1988）。河南油田油建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通讯员写稿，从总公司到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按照年、季、月设定在媒体发稿的任务，并按月开展通讯竞赛，评出模范单位和通讯员，纳入年终评先进的条件之中；给成绩突出者记功授奖，在单位橱窗里展出事迹和照片；为通讯员建立“成绩档案”，将他们发表的稿件、培训、受奖等情况记录在案，将从事通讯员工作达到15年以上者收入“厂史人物传”光荣册（吴一荣，1991）。因此，各个单位竞争媒介资源的“竞赛”不仅使得通讯员群体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获得各种奖励，还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通讯员这一“笔杆子”身份在单位社会中的重要性。
　　
四、可流动性：党报通讯员的生活机遇
　　在普遍行政化、单位化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市场化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以单位的方式沉淀下来，单位体制与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个人的生存发展过度依赖于家长式的单位，身份一旦固定下来就很难发生流动，并会因为失去“单位”身份而陷入困境。而成为“党报通讯员”反而可以在相对封闭的单位社会中沉淀为一种个人资源，创造出可以流动的空间。
　　首先，从政府机关到工厂企业，由党报认定的通讯员往往都有报社给他们的发稿介绍信，能够更加便利地向报社投稿、发稿。这些单位里的“笔杆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单位在媒介竞争中的表现，因而会受到单位的重视，有利于获得体制内资源，比如入党、评先进、转干部、晋升提干等等。老报人程先生告诉笔者，“当时很多人非常愿意做党报通讯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个人前途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重视从基层单位选拔‘土秀才’，其中最容易被组织发现和提拔的便是为报社写稿的通讯员，这些人因为稿子写得好，能够得到地方领导的重视，被列为重点培养的骨干，在单位内会很快得到晋升，或者直接提拔到其他党政机关”。[16]正如老报人和先生[17]（1946年生，曾负责编写针对通讯员发行的内部刊物）所言，“很多人借着做通讯员，在党报上发稿，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得到一个好前程。许多会写稿的通讯员很快会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或被报纸‘挖’走，就连在报纸上才发表了几篇稿件的新入门的通讯员，也经常成为被争调的对象。像这种‘麻雀变凤凰’的例子在党报通讯员队伍中有很多”。[18]比如，党报通讯员杨先生曾是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工，经常与时任报社工商组组长的程先生联系，有时下班之后就带着稿子到程先生家里，讨论如何修改。1978年杨先生参加全国财贸大会，负责写材料，以通讯员身份发表在党报上的文章受到了省领导的表扬。因为写稿的机缘，杨先生从供销社被调至省财贸办公室，后升为主任。[19]徐州合成洗涤剂总厂动员全厂1000多名职工在“五一”劳动节评选“本厂10名新闻人物”，通讯员徐延哲被各级党报党刊和有关新闻单位采用的稿件高达83篇，“为本厂做出了贡献”，被评为厂里的“新闻人物”（徐延哲，1987）。
　　其次，在职业流动相对固化的单位结构下，通讯员这一经历恰恰为个人提供了改变职业与身份的可能，很多人借助做党报通讯员最终走上宣传岗位或从事新闻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闻业迅速复苏，新闻单位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急剧扩大。截至1986年已经创办了报纸1574种，278座广播电台，292座电视台（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78-79）。据老报人许先生[20]（1937年生，曾任某省级党报通联组组长）回忆，“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需要补充新生力量，但新闻人才极少，跟不上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且除了媒体，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同样需要会写稿、懂宣传的人”。[21]《安徽日报》曾陆续从各地市选调优秀的通讯员到报社担任记者、编辑，其中有的是单位的宣传干事，有的则是普通工人、农民，“这种以通讯员方式选调进报社的记者、编辑曾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22]比如合肥幻灯制片厂的工人吴先生、江淮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张先生，因为做党报通讯员，后来分别被选调到报社做了编辑和记者；[23]江苏省射阳县的知识青年张学法是一名基层通讯员，由于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稿件，被县粮食局破格吸收为合同制工人，专门负责单位的新闻报道（顾长青，1994）。西安市雁塔区的中学教师王智德作为党报通讯员，连续发表了120多篇消息和通讯，1987年被党组织调到雁塔区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孙明新，1995）。在老报人李先生发展和培养的通讯员中，下乡知青辛先生一边在公社干农活，一边努力向李先生学习写稿，1972年以通讯员身份在党报上发表了关于所在公社的新闻报道，公社党委看见后将其调至文书岗位，负责撰写各种汇报材料、编发简报等工作。1974年辛先生被推荐上了劳动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继续以通讯员的身份投稿。1984年，他所采写的一篇新闻发表在省级党报头版头条上，接着便被地委宣传部调走。因为写稿能力强，辛先生之后被调入省级党报记者站、省级党报编辑部。他告诉笔者，“当时能够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而且也可能因此改变命运。可以说，每一次人生的转折都与写稿有很大的关系，是通讯员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命运”。[24]
　　
五、结语
　　从党和国家的组织动员，到党报通联机制的运行，以及单位对媒介资源的竞争，多方行动者共同完成了党报通讯员的身份嵌入，并为不同群体提供了生活机遇，创造出广泛的向上流动。作为国家指导地方、动员社会的重要途径，单位体制不仅形塑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关系，也为党和国家借助媒介对信息资源的运用提供了路径支持。随着通讯员向单位结构的广泛嵌入，党报的信息网络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力量更容易延伸至基层的每个角落，有助于丰富国家对社会基层的动员结构，从而将党报“组织者”的功能建构融入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中。而在党报借助单位结构对通讯员这一“编外记者”进行归口管理的过程中，通过身份认定、采写规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交往实践，党报、通讯员以及单位三者互动的边界得以规范，这不仅形塑了党报对通讯员网络的主导作用及党报作为“组织者”在单位社会中的权威性，还促进党报深入复杂的基层实践中发挥组织功能，使得党和国家能够更加精细微观地运用信息资源，强化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效力。同时，做党报通讯员、成为单位的“笔杆子”逐渐沉淀为一种提高个人待遇、增加自身可流动性的社会资本，为通讯员积极嵌入党报的生产网络提供了动力机制。
　　作为媒介组织吸纳“编外人员”的经典范本，单位体制下党报通讯员的身份嵌入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党报“组织者”的功能建构与运行机制，对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媒介实践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带有政治色彩的通联工作将党报的组织功能融入治理需求中，沿着国家力量的层层渗透，凸显媒介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对当下融媒体的功能定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语境下的媒体融合不仅是对传播技术变革的回应，更应融入国家的治理实践中。特别是面对日益开放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融媒体如何嵌入治理结构，发挥出枢纽功能应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命题。
　　其次，通讯员是连接各级党报与地方政府、基层单位的桥梁。党报所编织的以“单位”为节点的纵横交错的矩阵网络，具有多方连接与深度互动的关系特征，这种生发于“组织”实践的关系建构为媒体如何深刻勾连社会现实，建构传播生态提供了历史经验。特别是随着“线下”公共生活持续向“线上”空间的转移，融媒体应当深度嵌入网络化的社会关系，积极整合“在地性”资源，吸纳各种力量，发挥出党媒“组织者”的优势。
　　最后，能够给党报写稿的“笔杆子”在单位体制下所获得的资源赋能的优势，促使通讯员群体建立起广泛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从而形成稳定高效的互动关系。这对新媒体行业的用户生产实践依然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在以经济交换关系为主导，短期化、弹性化的雇佣模式在互联网平台逐渐常态化的背景下，融媒体对于多方生产者、参与者的吸纳更需要建立多元有效的动力机制，在满足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探索实现价值认同的可能。同时，以“笔杆子”为话语表征的媒介实践与身份认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实践，为突破以专业主义为边界的职业框架，下沉至行动者的生活脉络中考察新媒体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
　　
注释：
①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参见：列宁（1901）。从何着手？（1901年5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卷）》（第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本文中的“国家治理”并非来自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与流行术语，而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革命斗争后，执掌政权、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已有研究指出，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统治者的治理国家，又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及主张。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即国家的职能由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有机组成。面对复杂的行政运行体系，一些学者针对各种治理机制与制度逻辑的探讨，如运动式治理等，正是试图从大历史出发，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立场上开展研究，对1949年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作出解释。参见：王浦劬（2014）。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3），11-17。蔡禾（2012）。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135-143。等。
③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政治环境变迁，不同发展阶段对通讯员的相关要求和侧重存在差异，但总体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市场化之前，党报对通讯员的组织逻辑与动员机制具有同质性和延续性。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党的工作重心由根据地向全国转移，党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大规模的通讯员网络；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新闻业复苏，党报针对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着重对通讯员网络进行整顿与纠偏。虽然这两次发展通讯员的高潮，在具体工作中有所侧重，但本质上依然是在单位体制下，对党报通联机制的不断调适与完善。这与市场化之后，单位体制逐渐消解，党报通联机制式微，通讯员网络开始萎缩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④程先生，1933年生，在省级党报工作43年，历任记者、编辑、工商组组长、总编办公室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等。本文中出现的访谈对象均已化名处理。
⑤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1日；访谈地点：程先生家中。
⑥汪女士，1932年生，1952年调入省级党报编辑部。1979年进入群工部做编辑，后被评为主任编辑。
⑦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汪女士；访谈时间：2018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合肥长淮中医医院。
⑧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发展工农通讯员写稿问题的通报（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署秘字第一二六三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1950-1956）》（第42-61、75-77、95-9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草稿）（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第二次草稿）（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四年三月）。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1950-1956）》（第371-380，381-394，401-40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⑩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汪女士；访谈时间：2018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合肥长淮中医医院。
[11]王先生，1937年生，196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1962年调入新华社安徽分社，先后在拂晓报社、安徽青年报社工作。1984年调入安徽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工商导报》总编辑等。
[12]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3月22日；访谈地点：王先生家中。
[13]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1日；访谈地点：程先生家中。
[14]李先生，1933年生，1952年进入省级党报记者部，先后在六安记者站、蚌埠记者站，合肥机动记者站工作。1974年调入群工部，主要负责通联工作，后被评为主任编辑。
[15]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李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8月27日；访谈地点：李先生家中。
[16]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1日；访谈地点：程先生家中。
[17]和先生，1946年生，1970年进入省级党报记者站工作，1977年调入群工部担任编辑，主要负责通联工作以及编写针对通讯员发行的内部刊物。
[18]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和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8月24日；访谈地点：合肥市杏花公园。
[19]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1日；访谈地点：程先生家中。
[20]许先生，1937年生，历任省级党报通联组组长、群工部副主任、新闻研究所副所长、资料研究室主任、文摘周刊报社总编辑等职。
[21]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许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5日；访谈地点：许先生家中。
[22]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汪女士；访谈时间：2018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合肥长淮中医医院。
[23]资料来源于笔者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程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6月1日；访谈地点：程先生家中。
[24]资料来源于笔者的电话访谈。访谈对象：辛先生；访谈时间：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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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迪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钰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及其沟通机制研究”（AHSKQ2019D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