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烨 刘于思
　　【本文提要】新闻建筑是新闻业的重要实践空间，也是理解大众新闻业和大都会形成的物质载体。本文以申报馆大楼为个案，基于民国新闻报道、当代新闻从业者的记录以及社交媒体用户打卡与怀旧叙述的分析，展开对新闻建筑形成、流变、扩张与实践的探讨，从中理解新闻建筑的资本化与遗产化过程。研究结论表明，新闻建筑不仅能够作为叙事钩，彰显媒体资本，建构新闻业权威，同时也保留了媒体遗产，成为勾连过去与当下的纪念碑。
　　【关键词】申报馆大楼 新闻建筑 媒体资本 媒体遗产 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作为新闻对象的新闻建筑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城市迅速扩张，城市空间的危机被广泛关注。媒体是现代城市主义（urbanism）的组成部分，被视为城市危机的“解决方案”。它们一边破坏着传统的时空制度，一边在媒体和城市空间的融合上发挥潜力（Mcquire， 2008：ix）。例如，19世纪纽约的报纸都集中在被称为“公园街”（Park Row）的斜街，面向市政厅，在这里，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第四权力”利用高楼大厦使旧的第一产业黯然失色，因其具备接近城市所有中心特征的地理条件，为新闻业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Wallace， 2012：19）。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望平街，同样因集散效应聚集了申报等一众报馆，渐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新闻中心之一，记录着历史的不同侧面，体现着媒体与社会空间的直观联系。新闻业通过建筑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形式，催生了建筑和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为解读媒体文化提供了线索。
　　新闻业的空间实践指向社会的不同层面。对外的空间实践关乎新闻业所在城市和社区的空间再造，对内的空间实践则聚焦于新闻建筑、新闻编辑室等内部资源的分配。在纸媒衰败的当下，部分研究将焦点集中于数字化媒介城市（media city），关心数字媒体与物理空间之间的互动与渗透（Mcquire， 2008；Colangelo， 2019）。而追溯历史现场，关注新闻建筑，则有助于在看待现代媒体景观（media landscape）时引入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厘清关于媒体权力、公众性质和媒体商业化的信息。在《媒体资本：纽约的建筑与传播》一书的开篇，美国学者华莱士（Aurora Wallace）不无遗憾地写道：“以新闻业为代表的大众媒体行业从一开始就处于危机之中。在遭受怀疑的时刻，是媒体建筑支撑着新闻业的合法性，但这些建筑却湮没在文献记载中”（Wallace， 2012：1）。研究者呼吁，应当将媒体的生产地点纳入媒介研究和新闻学的考察视域（Caldwell， 2004）。目前，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新闻业态与其开展实践活动的地点（place）、空间（space）等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Moran & Usher， 2021；Usher， 2015，2018， 2019）。其中，由于在空间上表征着与公众有深刻关联的新闻机构，新闻建筑成为新闻生产和新闻史领域颇具潜力的研究对象（Cressman， 2009； Wallace， 2005， 2012）。
　　正如艾柯所言，建筑和大众传媒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沟通的形式，都被赋予了通过艺术地运用论证和语法规则进行说服的能力；它们也都是隐含的商业行为，作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运作；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因此对大众有吸引力（Eco， 1980）。对新闻建筑的理论思考和再度聚焦反映了新闻学研究对空间和物质性问题的双重关注。近年来，新闻研究领域出现了“物质性转向”（Boczkowski， 2015），强调在话语和社会建构之外，考虑“非人”的物体在媒介化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Packer & Wiley， 2013；Parikka， 2012）。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新闻对象”（object of journalism）的概念，这一概念关注新闻业的形态（form）、持久性（durability）和物件（matter）（De Maeyer， 2016），主张通过对新闻对象的观察来考量物质性与新闻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将“人—物”关系（human-material relationships）置于新闻物质性研究的中心（白红义，2021），从而对权力在社会中的表现产生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Anderson & De Maeyer， 2015）。新闻对象由新闻建筑、新闻“原材料”（raw material）和新闻产品（news product）构成（Usher， 2018）；受到舒德森对新闻编辑室中硬性和软性无生命物区分的启发（Schudson， 2015），新闻对象又被分为具有物理实例的“硬物”（hard-objects）、具有数字实例的“软物”（soft-objects）和与新闻生产间接关联的“意外之物”（unexpected-objects）三类。其中，新闻建筑是“硬物”的代表（Moran & Usher， 2021），是现实世界中可以被感觉、触摸、看见和破坏的物体（Usher， 2018）。从新闻建筑中探究新闻业的实践活动，将使对于新闻与历史的关切从时间投射到空间层面（刘于思，马烨，2021），亦能为当前的新闻生产研究带来独特的创新性和价值。
　　作为民国新闻业的标杆，申报馆曾是望平街上的一颗明星，也是研究近代史的“百科全书”；保存至今的申报馆大楼是新闻建筑的典型代表，在展现申报的兴衰成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对申报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和组织层面，较少有对新闻建筑如何履行其物质和空间功能的关注，以及遗存在历史中的新闻建筑如何被遗产化这一过程的探讨。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新闻业与建筑失去彼此连续性之后的故事？新闻业的合法性与新闻建筑的叙事分别何以为继？本文即聚焦于申报馆大楼这一新闻业建筑，通过对其修建和功能变迁的回溯，开展扩展个案分析（Burawoy， 2009）。研究将回到历史现场，回归新闻建筑本身，解读过去和当下围绕申报馆大楼展开的新闻业实践和公共话语，回顾申报馆如何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彰显报业资本，建构新闻业的社会形象、地位与权威，并对媒体遗产的可继承性条件进行发展和延伸。
　　
二、新闻建筑的关键研究议程：媒体资本与媒体遗产
　　对新闻建筑的理论化思考关乎两个核心研究问题：其一是在新闻建筑兴建和改建的过程中，媒体资本如何彰显，围绕新闻建筑和媒体资本的话语如何建构，这类话语又如何加强了媒体自身的信誉和权威；其二是当新闻机构成为历史之后，若其建筑得以留存，那么这种媒体遗产又将如何再现、保持和重构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对于特定新闻机构和历史的记忆或想象。其中，媒体资本的分析视角侧重于“当时”，考察建筑如何成为彰显新闻业权威的标志；而围绕媒体遗产这一概念开展的理论探讨则更加侧重于“当下”，强调新闻建筑的遗产化过程及其意义。
　　在理解新闻建筑与媒体资本的关系时，“capital”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作为人类行为和活动中心的“城市之都”，也强调资源、声誉和人才聚集形成的资本（Curtin， 2003）。因此，媒体资本（media capital）不仅蕴含新闻业选址并立足的大都会本身作为“媒体之都”的隐喻（Celik Rappas， 2019），更强调资本集中的力量（Wallace， 2012：11-12）。媒体资本运营包含三个原则，分别是工业基础设施的积累逻辑、人力资本的创造性移动轨迹和非正式制度中社会文化变迁的力量，三个因素需共同作用，以推动媒体资本的产生（Curtin， 2009）。媒体产业的集聚使之靠近生产过程中关键的其他机构；当邻近性使联合生产服务产品成为可能时，经济性便会聚集在组织中。地理集中不仅出于人才可用性的考虑，还便于人们获得内容和金融资本（Sassen， 1994）。当代传媒业强调通过集中生产资源实现效率，从而超越简单的积累模式（Curtin， 2007：11），而媒体资本的集群效应又提供了最优的人力资源。此外，社会文化多样性也对媒体生产和输出多样化内容的能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Huang， 2012）。因此，媒体资本是事物的聚集，使大众文化新形式的产生和流通成为可能。包括资本和人才在内的各种力量流动、相遇并相互作用，产生新的内容（Curtin， 2007）。
　　在与现代性相伴共生的发展历史上，新闻业与国际大都会的生命历程同频共振，这种“新闻都会主义”（journalistic metropolitanism）使现代意义上新闻建筑的出现与媒体资本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关联（Taylor， 1996）。这一时期，新闻建筑的资本化过程体现在：首先，随着报业规模的扩张，新的建筑和印刷技术需要资本的投资；其次，新闻建筑逐渐实现功能的多样化和房地产化，不仅在形式上从低矮建筑的租赁空间转变为专门建造的标志性建筑，建筑的资本化也以其他行业租赁报业大楼办公为特征，即报业建造比自身经营所需更大的建筑物来获得利润；第三，如果围绕着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了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建筑将成为人类互动的重要社会支点（Spykman， 1964：4），使社会形态的内容得以固定（齐美尔，1903/2002：301）。同样，镶嵌于公共生活中的新闻建筑构成了人们生活仪式的一部分，能够将公众聚集在一处分享日常经验（Usher， 2018）。新闻建筑的可见性和参访便捷性能够促进新闻业与社区的联系，促进受众和媒体的关系。最后，城市的兴建使得纽约、上海等大都会的媒体在内容上越来越关注建筑环境以及“摩天大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新闻建筑的建造往往能够成为历史性的事件，与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相吻合（Usher， 2019）。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资本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符号资本（Willig， 2019），也涉及与媒体建筑高度关联的物质层面。观察媒体与建筑环境的交叉点，有助于评估媒介形态、城市土地使用以及公共讨论的潜力。
　　此外，由于资本与信任在概念上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以新闻建筑为研究对象，可以深入探究新闻业空间流动与新闻生产、信任（trust）和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之间的关联（Usher， 2018）。物体具有社会历史背景（Boczkowski， 2015），新闻建筑作为新闻对象，成为机构信任的关键来源。建造新闻建筑的原材料、高度、位置、设计和技术向公众传达了新闻机构在城市中的作用，建筑本身就此成为公众信任的论据（Wallace， 2005，2012）。作为新闻生产的场所，新闻建筑是新闻业文化权威和权力的重要象征线索。新闻建筑及新闻编辑室的空间大小、建筑是否位于城市中心位置并靠近其他权力场所等细节（Mair，2013； Wallace， 2005），反映着报业的“景气”程度、应对经济压力的能力和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Usher， 2014， 2019）。可见，新闻建筑及其所有权是新闻业权力等级的象征，而建筑形态与建筑空间又暗喻着一种社会实体权力（estate）的成败兴衰，能够向媒体受众和外部公众传达持久性和权威性，为组织提供信誉。
　　新闻建筑是新闻业物质性的再现，不仅使新闻业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也建构、保留并成为媒体遗产。新闻业希望利用高雅的建筑来提升物质基础，掩盖更多的商业动机，一座高大且坚固的建筑物能够象征永久性和稳定性。在大众新闻业和大都会兴起的初期，新闻建筑的高度是一种姿态，意在显示进步的势头和大众传播作为权威信息来源的主导地位：新闻业在建筑形式上超越了教堂和博物馆，也将会在信息传播的功能上取代传统机构，成为新的主导模式（Wallace， 2012：2-5）。尽管新闻建筑是一种“扎根实体的空间”（actually physically rooted space），常被视为充满希望的未来（Usher， 2019），但随着新闻机构的关闭或搬迁，新闻建筑的消失成为社区生活解体的当代标志：新闻建筑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原有的媒体受众、新闻从业者、消息来源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打破（Usher， 2014， 2015）。与旧有的新闻建筑告别会斩断新闻从业者与其机构的关联性（Usher， 2015），对已经消失于历史舞台的新闻机构而言，“成为遗产”是其建筑和精神延续的诸多结局中一种可被接受的状况，也是新闻业在其开创之初应当开始考虑的问题。
　　遗产（heritage）被定义为已经存在或可以继承和传续的事物，是前辈传给后代的环境和利益（Howard， 2006： 6），既包括自然和文化环境、景观、历史场所、遗址、人工建造的景物等有形的遗存，也涵盖了收藏物、与过去相关的持续性文化实践、知识及活态化社会经历等无形遗产（ICOMOS， 1999），是从历史中塑造出的当代产品。遗产价值包括过去的价值、展示的价值和差异的价值（彭兆荣，2008：21）。申报馆大楼的遗产价值反映在其作为新闻建筑的身份上，而新闻建筑不仅是新闻生产的地点，也是为个人和群体创造的文化意义的生成地点（Hubbard & Kitchin， 2010）。
　　遗产的历史存续是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彭兆荣，2012：53），关心遗产被建构成什么、如何被诠释、它与过去和历史的关系是否一脉相承等问题。在遗产的价值生成即制造“文化财”的诠释性问题上，存在着本真性（authenticity）与怀旧（nostalgia）视角的争论，后者认为遗产可能带来反动、守旧、倒退式崇拜和美化过去的行为，本真性观点则追求遗产制造的真实性体验。遗产的本真性在物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同样存在分歧，建构主义观点认为，本真性是可变和可协商的，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旁观者思想投射（Starn， 2002；Reisinger & Steiner， 2006），与遗产对象和过去的人和地方之间有形和无形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过去性（pastness）需要似是而非但有意义的叙述来勾连彼时与此时（Holtorf， 2013）；重要的不是时间系统中的过去，而是对过去的感知，即公众想象中的过去（Bruner， 1994， Crang， 1996； Samuel， 1994： 88）。但建构主义往往不关心物质性，忽视了物体的特殊条件和物质实质，这使物的本真性可以被简单地包裹在任何物体上，丧失了对其独特历史的追寻，而物质主义始终强调本真性的基础取决于物质实体。为了调和物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在遗产本真性问题上的对立，应当基于人、地点和物之间的关系网络来理解遗产（Jones， 2010）。
　　新闻对象产生于人与物件之间的社会关系。情感（affect）作为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是物件对象化过程的核心（Williams， 2015）。在从前的新闻机构消失后，新闻建筑在其“来生”（afterlives）经历的遗产化过程将与建筑的物质性所承载的情感密切相关（Wahl-Jorgensen， 2020）。物体带给人们的感觉及其原因可以成为文化、历史和实证研究的起点（Moran & Usher， 2021）。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年代，每一天都有报纸消失，徒留以新闻建筑命名的地点作为提示，社区与报纸本身的联系逐渐从公众记忆中消失，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喟叹和深切的担忧（Usher， 2019）。处于城市中心的旧日新闻建筑作为公众记忆的助记符，在公众的潜意识中留下持久的印记（Castells， 1996），但建筑本身能否成为媒体遗产同样需要条件。能积累积极情感价值的新闻对象具有黏性，更有潜力在公众中促成共享的社会感（Ahmed， 2010）。在谈及遗产的塑造过程时，洛文塔尔等学者也强调情感氛围（affective atmosphere）的作用（Lowenthal & Prince， 1964），情感对象揭示了一个表达世界（express world）的时空，能够通过氛围被有意义地理解（Anderson， 2009）。情感氛围创造了集体情感（collective affect），使人感觉到遗产独特而非凡的情感特质。
　　上述概念基础和理论资源构成了考察申报馆大楼作为新闻建筑履行资本化和遗产化社会功能的主要方面。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史料与媒体文本，分别对申报作为媒体存在期间的报馆建筑资本化与申报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建筑另作他用的历史沿革及其遗产化进行考察，从中思考新闻建筑作为新闻对象，各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新闻业演进过程中，对过去和当下的新闻实践及公共生活发挥了何种关键作用。
　　
三、成为“叙事钩”：申报馆屋的兴建与媒体资本积累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等出资创办的申报正式出版。美查时期的申报馆舍包括“点石斋”书店发行所以及五六幢毗连的高大洋屋（渊渊，1929），及至次年，申报已开始登载戏仿《阿房宫赋》的《申报馆赋》（海上双鸳鸯砚斋，1873），再现了申报馆初创时的社会功能和景象：
　　码头热，华洋杂；新闻集，申报出。馆创三月下澣，八页按日。信局代售而寄发，直达苏杭。纸贵一时，流入各邦。八文零销，六文趸折；行情招贴，戏目告白；各取印费，位置列错。频频焉，数数焉，几张仿单，终不见其一天遗落……投递奔波，来去如龙；招雇佣工，不得闲空；挜卖摇头，不识丁东；囊盈货磬，喜气融融；路滑纸湿，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邑之间，而事事不齐……晓日瞳瞳，开馆门也；白云扰扰，翻纸张也；汗流涨腻，贩人忙也；尘斜雾横，跑洋场也；雷霆乍惊，怒送迟也；迢迢原路，直不可以衍期也。
　　1906年前后，申报售归席氏，原地点由工部局购入，申报馆则迁至望平街。此时报馆位于时新书局楼上，只有十余间屋子，营业部仅有福州路口门面一间（渊渊，1929）。1913年，史量才接办申报（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1996：4），业务日益发达，报馆空间也亟待扩展。由是，史量才聘请上海“第一流的建筑师”，耗费70余万两银子，在汉口路山东路口（今汉口路309号）设计建造报馆大楼（梁玉堂，1939），于1918年10月10日正式建成迁入。
　　新建的申报馆大楼是一座钢铁水泥五层洋楼，中部留有天井，“光线充足，各部可以环绕”（黄梁，1936）。大楼按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是一座集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印刷及生活卫生设施于一体的现代化新闻大厦。这在当时的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104）。从地方志中，可窥见当时申报馆大楼的建筑风貌：“老申报馆大楼是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736平方米，建筑面积3680平方米，有100余间房子，属早期近代建筑。墙的外立面檐口下部和壁柱都有花纹，具有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二楼挑出阳台，栏杆美观，阳台座下也有装饰性的图案”（上海地方志办公室，2005：251）。
　　大楼落成后，申报馆采取一系列措施，利用新闻建筑，树立其社会威望，包括刊出多篇贺辞介绍报馆建筑。1918年10月10日，申报专版刊登了《双十节申报馆新屋落成赋景》：“步洋场而游览兮，慨大地其昏黄。忽千街之灯火兮，发万盏之宝光。何游人之如织兮？群跂足而翘望。循万头之攒动兮，观高楼之百丈。客谓余曰：此老申报馆之新屋”（景，1918）。另有祝词《申报馆新工筑落成致贺》（瘦鹤，酒丐邻弢，1918）、《恭贺申报馆新屋落成之喜》（吴耳似，1918），记载了申报馆建筑几易其址的过往与新大楼的恢弘气度。
　　1922年，适逢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申报馆发行了双十节增刊，用建筑图片的形式依次回顾了1916年以前地处望平街的三层旧申报馆（见图1），1916年至1918年申报馆新屋建筑期内位于望平街263—264号的临时营业地点（见图2），以及1918年起汉口路24号使用的五层洋房（见图3）（申报，1922）。1923年申报馆印刷发行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报馆建筑的对比再次出现（申报，1923：30）。通过这组图片的对比，可以管窥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筚路蓝缕和资本积累。
　　申报还邀请业界同仁、社会名流、学生等各界人士参观报馆大楼，调查手记屡屡见诸报端。《上海申报馆参观记》、《申报馆印刷厂参观记》等文章不仅介绍了申报大楼的地址与建筑结构，同时也记录了申报在当时的媒介资本与业界地位：有百万报业资本，数十万份的报纸销量，“为沪上报界中首屈一指者”（汝津，1923；履冰，1925）。报馆建筑也是沟通国内外新闻业的重要纽带。1921年，泰晤士报创始人北岩爵士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先后访沪并考察申报馆（申报，1921），引发热议；1931年暹罗晨钟日报社长兼总编陈暑木、编辑丘国基一行参观申报馆各部（申报，1931a）；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理林霭民与暨南大学教授刘士木、摄影家郎静山等周览申报馆，称“多可供参考之处云”（申报，1931b）。另有黎元洪之女黎绍芬一行（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1923）、上海南洋大学机四电三学生（南洋周刊，1925）等受邀参观。在介绍参观的内容中，申报馆内各职能部门与内部陈设充分得到展示。
　　1932年，在创办六十年之际，申报再次出专刊介绍申报大楼。除创编年鉴、发布通稿、刊载贺辞等惯例外（时报，1932；新闻报，1932；潇湘渔父，1932），申报连续在《中华》杂志第10期至12期刊载了三期图文，展现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和今日之申报馆大厦对比（中华，1932），生动地展现了报业资本的积累历程。时亦有纪念性报道称，“申报由一张毛边纸办起，至今出六大张至七大张报纸，洋楼五层，卷筒机四大架，雇员数百，全部产业可值五百万以上，较之创刊之日亦已超过数百倍，报业之盛，冠于国内，诚盛业也”（抱瓮，1931）。广州《前锋》杂志也在其开篇号中撰文称：“狠大的印刷机器，好几层的洋楼，一个上海的申报馆，每天所出的报纸销数几万份，签字印的狠精致，报纸上有北京南京东京的通信，有许多大商铺大工业公司的广告，有交易所银行钱市商情的报告表”（巨缘，独秀，春木，1923）。申报刊载的贺词与同业报刊文章的记述，使申报馆新屋的规模、功能和媒体资本跃然纸上。
　　申报创刊六十周年后，随着业务稳步发展，报馆大楼在空间使用上也更为自主。1933年，因增添套色新印机，申报馆再度改造内部旧屋，使其合成一式（梁玉堂，1939）。报馆内部空间的使用更趋规范，以服务新闻生产的专业流程：大楼最高层已经从摄影室变为申报年鉴编写室和屋顶花园，四层为铅字室和办公室，三层为排字房，二层则是浇版房，底层为印刷房，一楼入门处则为广告、订报、收发等营业部分，有电梯可直达五楼会议室（孙仲良，1933）。报馆内各个部门分工有序，并行不悖（青年月刊，1936）。这一时期，申报已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销售点，销量超过15万份（《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2005），报业资本得到大幅积累：报馆共有职员二百人，工友三百人，茶房兼晨间派报员一百人，外埠员工总计一万人；资本市值一百五十万元，地产、房屋值七十万余元，其他生财机器七十余万元，流动资本一百数十万元，加之品牌无形资本，总值三百万元，年盈利四五十万元，每日广告收入约六千元，开支约四五千元，每年盈余六七十万元，利润率在一二分之间（德远，1936；阙汝文，蒋浩龙，1937）。
　　之于建筑硬件设施，报馆顶楼南部屋顶为广大水泥平台，可俯瞰全沪风景。馆屋沿汉口路屋顶曾被史量才规划为直飞汉口南京等地之小型飞机停机坪和露天新闻电影播放平台，意欲效仿国外新闻机构，但此计划因1934年史遇刺而搁置（黄梁，1936）。报馆三楼开设新闻函授学校，不少毕业学生业已服务新闻界中（虹霓，1936）。同时，申报馆邀请各家机构前来参访的传统仍在延续。1935年至1939年，先后有上海妇女参观团、中国人事管理学会、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沪江大学新闻学系、南京大学新闻学系等社会团体和高校院系师生前往参观申报大楼（妇女月报，1935；新闻报，1935；德远，1936；红叶，1936；阙汝文，蒋浩龙，1937；国泉，1939；黎芙，1939；梁玉堂，1939）。
　　综上，在当代社会主流新闻业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对新闻业的思考通常被置于时间维度中，媒体浪潮中的“叙事钩”（narrative hook）角色往往由媒介事件充当（Lynch， 1995）。而随着新闻业企业化的趋势在建筑中的体现，建立大型、宏伟、展示性的公共关系价值成为新闻建筑资本化的焦点（Wallace， 2012：33）。对于新闻界来说，新闻建筑提供了一个“可定义的形状”，为新闻业的恒久价值叙述提供了一个“抓手”。在这里，新闻建筑起源和成长的过程被用来美化成毅力、市场自由主义和个人流动性的神话以及适者生存的故事，以利于“发明传统”，成为空间维度上可悬挂媒体自身的新叙事钩（Wallace， 2012：4）。产生于实践和惯习的新闻权威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密切相关（Usher， 2018），在此过程中，作为新闻对象，申报大楼这一新闻建筑的物质性再度服务于申报自身职业权威的建构。
　　
四、新闻建筑的遗产化：申报馆大楼的空间流变与地点再造
　　1937年，“八·一三”战事既起，加之5月末申报馆设于南京建康路南的分馆间壁电料行起火，南京分馆损失甚巨，申报馆陷入多事之秋（阿梅，1937），申报馆亦逐渐进入资本衰败时期。同年10月，申报馆总部将印刷所用转轮机运往汉口（陈，1937）；12月15日申报馆在上海停刊，移往汉口出版。1938年5月末，申报馆向留沪职工发放酬金以维持其日常生计（力报，1938）。同年10月10日，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迁回上海复刊（黄浦区人民政府编，1989：664）。1939年，申报复刊并扩充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馆由日本海军报导部接收改组（黄浦区人民政府编，1989：664），乱世中报馆连日遭遇投弹，馆屋遭到轻微损坏（益世报，1941）。抗战胜利后，申报复刊改组，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并派中央常务委员潘公展任社长，杜月笙及史量才之子史咏赓分任董事长及副董事长（溪，1946）。此时，申报馆外观虽未遭严重损毁，然内部之气派已不复如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日上午，军管会新闻大队接管申报馆，没收其官僚资本部分，保留私人资本，利用其原有设备出版党报，并委任史咏赓的代理人为副经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197）。至此，存在了77年、共出版25600期的申报作为国民党党产宣布停刊（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1996：4）。原申报馆作为中共中央指定调查和保护的上海原新闻单位内不动产得以保留（孔令君，2019a；宋军，1996：133）。5月28日起，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入申报馆出版（沈轶伦，2018），报社员工依然保留了在报馆大楼屋顶凉台上用餐的习惯（孔令君，2019b）。1954年6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务院指示精神指出：党报不应有私股，可将私股股款发还或暂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保管，再协商解决。解放日报社随即作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并按地方国营现代工业企业的规定向上海市财政局上缴利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197）。
　　1960年，其前身为新闻报的新闻日报并入解放日报，编辑部迁至汉口路274号（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1996：17）。此处原是新闻报馆旧址，为建于1928年之五层钢筋水泥建筑，毗邻的286号会馆亦被新闻报馆购得，成为其一部分，两幢大楼均在309号申报馆原址斜对面（黄浦区人民政府编，1989：621）。1966年11月30日，解放日报社大楼被红卫兵占据，报纸发行遭强行阻止。冲突持续一周，始告平息，时称“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1996：22）。申报馆大楼作为汉口路上唯一的老报馆，其物理形式得以保存（见图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48）。
　　改革开放后，望平街所处的汉口路一带发展成为人民广场商圈，成为上海最繁华的消费场所之一。至1989年，汉口路274号至286号为解放日报社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和职工食堂等。309号原申报馆为解放日报社群众工作部、《支部生活》编辑部，底层为读者接待室和广告、发行科，二楼辟有可容纳数百人的会场，四、五楼为招待所和职工集体宿舍（黄浦区人民政府编，1989：621）。1994年，解放日报社在汉口路300号新建解放日报大厦，5月28日，新大楼正式投入使用，报社迁出申报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4：335）。1997年，汉口路309号建筑被批准更名为申报馆大楼（张来庆主编，2003：418）。此后，申报馆旧址不断被开发各类商业用途，大楼曾入驻过迈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等使用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4：1058），也曾挂着“新旺粥面茶餐厅”、“圣法兰西斯女子美容院”、“东航售票处”、“一番拉面”等店铺招牌（见图5）（上海地方志办公室，2005：251）。
　　这一时期，因消费这一社会功能而开放的新闻建筑就曾引发当代新闻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刘建平，2003）：
　　对于一个行色匆匆的新闻人而言，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大楼时，往往意味着更加寂寞的开始。这种感觉并非是凭空而来，就在这个街角，对着报业大厦的西南处，那座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申报馆，便是一个活生生的离开报纸后的寂寞存在。
　　历史藏在这砖石其中的秘密，无声的建筑是不会说的，它早已在史量才背后的一声枪响之时，化作了一道无形的符咒，盖在这五层高的申报馆上，不能说也不能忘。申报馆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一座房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居住。老了便成了纪念。汉口路与山东路的交界处。人影绰绰，几十年了，前面的脚步已经在时空的隧道里模糊，贴在申报馆的石壁上，也难以听到渐行渐远的足音。在汉口路的周围，留下的是许多的纸张文具店，卖着空白的书签白纸等。生意不是很好，一来是冬天，读书人宁愿待在开着暖气的书房里。二来想写文章的欲望也大不如从前。
　　好在事情总是相生相长，申报馆与眼前的这座昼夜运转的现代报业大厦隔街相望。是一个寂寞的注脚，也是一种藏着诸多想象的期望。看看眼前这座已经化作了纪念的老报馆。还原出一些历史的踪迹，后来者生出的应不仅是感慨，但愿也会平添一些在冬夜里前行的勇气。
　　在申报创刊143年之后，2015年，申报馆旧址作为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被复旦大学同学会改装成一家咖啡馆，以“THE PRESS”为名，并选择于4月30日暨申报创刊日正式对外营业。之于创办原因，咖啡店总经理杨本立解释道，复旦同学会中，有众多新闻系的优秀毕业生，大家对申报有情结，想集合在一起做点事，便众筹了这家咖啡馆。咖啡馆股东之一、FT中文网创始人张力奋捐献了他收藏多年的珍贵的原版报纸，股东施力勤找来了1948年申报发行的近乎于孤本的中国地图册，咖啡馆还不时举办读书分享会，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人了解（王亚欣，2017；鱼木，2020）。该店内装潢陈设依稀可见昔日报馆的影子，老照片、旧报纸、随处可见的标语，表达出对曾经报业巨擘的致敬。餐馆酒吧区墙上陈列着上世纪80年代复旦诗人手稿展，充溢现代诗黄金时代的残留气息。
　　成为消费场所的申报馆旧址，在社交媒体时代演变为网络打卡地点。以新浪微博为例，纯粹消费与定位打卡之外，大部分微博的内容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对民国报业的想象。这些打卡微博中，除“申报”、“申报馆”、“报社”等直接相关高频词汇外，新闻从业者及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打卡文本中会使用“朝圣”、“情节（结）”、“文化”、“废墟”、“报格”、“史量才”、“1918年”等词。例如，一位名为“德布劳内17”的微博用户在打卡后贴出申报馆外观图（见图6），并配文字“新闻学子的一天”；广西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难过的都不会发生”打卡时称，“在申报馆看专业书就像在历史发生的地方浏览历史”。
　　新闻从业者方面，一位简介为“广院12新闻、不爱写稿的新闻民工”的用户在打卡地写下了“生活真是充满了意外，比如，你帮同事做一个采访，整理采访资料的时候发现聊了一个多小时却忘了按下录音键”的自我调侃；著名媒体人洪晃也在其微博中打卡申报馆，并写道：“对话张力奋老师……有直播，现场在上海申报馆，The Press，汉口路309号”；自媒体人胡文静则在打卡时写道，“媒体人必选的休憩午茶场所The Press，申报馆旧址，民国第一媒体人史量才曾就任申报总经理，这个跨越了光绪宣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的历史报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这些来自媒体从业者或准从业者的打卡书写，或从报馆历史脉络，或从报纸文化意涵，呈现出当代新闻从业者对民国报业遗产的认知与想象。
　　不独新闻从业者，其他用户也会在打卡中面对旧日报业大厦的遗址思索何为报业遗产。微博用户“欣苡”的打卡配文用地点勾连时间以缅怀报业巨擘：“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申报馆，曾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的报社大楼，这栋带着故事感的老建筑，依旧风韵犹存。昔日是电报敲击声的急促……如今是以申报馆原貌为背景的西餐厅，历史沉淀，值得一来”；用户“helen_淡然”写道，“申报馆的顶部设计是我最中意的……沉淀了上海的韵味仿佛时间仍在1918年10月……申报馆大厦落成”；用户“堯LIANGYAO”也专门表示，打卡地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的原报社大楼”；也有微博用户打卡申报馆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字样，可见史量才的办报理念已成为公众想象民国报业的关键话语资源。用户“Melon______”在打卡时说，“‘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于天下’，1872——如果说申报留下了什么遗产，那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的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人对于以申报为代表的民国新闻业的理解。
　　可见，新闻建筑能够通过作为对话的启动器来增强社会凝聚力（Agamanolis， 2003），加强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公民自豪感（Macmillan， 2006），是一种可促进公共空间中社会活动的催化剂（Gehl， 2011）。签到作为移动传播技术平台赋予用户的技术可供性之一，就是在消费领域之外，为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打开重新追索、反思、想象和书写历史的一扇窗口，同时赋予用户自我书写和回忆人与地方之间情感联结的可能性。新闻建筑连结了时空，封存并延续着媒体遗产，供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回望过往，凝视与反思空间与历史变迁中的当下报业。报纸的光辉岁月也映照在建筑上，为建筑蒙上了一层“圣光”，使之被塑造为新闻业的纪念碑，成为新闻业可供触摸的物质遗产。
　　
五、结论与讨论：通过新闻建筑塑造媒体资本与媒体遗产的方式
　　本文援引申报馆大楼作为个案，分析了新闻建筑的兴建始末和空间流变，结合民国时期新闻界、当代新闻从业者以及社交媒体用户等围绕该报业大楼展开的各类叙述，考察了建筑对于新闻业形象的塑造及其对新闻业遗产的封存与继承，探讨了新闻建筑作为新闻业的物质性和阐释性遗产如何促进民国报业建筑与新闻业言说空间之间的可能交融，从中揭示申报馆作为新闻建筑与媒体合法性来源的复杂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叙事钩的新闻建筑勾连了空间与时间。尽管在新闻机构产生活动的过程中和仅以建筑形态留存于世的时期，新闻建筑看似分别凸显了资本化和遗产化的过程，但媒体资本和媒体遗产同样通过新闻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媒介建筑的空间实践过程中，媒介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介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直接促成了媒介建筑空间的生成与扩张，媒介建筑对媒介资本的彰显又塑造着媒体的社会形象、权威性与影响力，进而刺激媒介资本的持续增长与积累。在媒介资本的作用下，媒体、建筑和社会性得以相互渗透组合，建构了媒介合法性来源，共同制造着新闻业的遗产，并将其物化于空间之中。
　　新闻建筑首先是塑造媒体形象的手段。在前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时代，建筑对决定人们与媒体的关系尤为重要（Wallace， 2012：88）。申报大楼的兴建是其媒体资本的具象化呈现，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报业经营者通过建造当时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和最为现代的大楼，展现了报业雄厚的资本与实力。如同美国公共话语中对于纽约时报的评价：“时报大楼即石刻的纽约时报”（The Times building is the New York Times in stone）（Wallace， 2012：148），通过报纸自身及社会各界的述说，报馆大楼也成为申报知名度、公信力、权威性的有力证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新闻界和大众对申报大楼的描述被等同于对申报的评判，或赞叹建筑的宏伟、内部设备的先进，或感慨于老建筑依旧惊艳的设计细节，都是在表达对这份历史悠久且具有强大影响的报纸的高度评价。
　　其次，新闻建筑具有与静态建筑性质不同的内在动态性，建筑的空间实践亦会随着新闻业的实践而产生动态变化。美国报业建筑的外墙通过张贴广告、公告牌等方式，扮演了报纸的宣传角色。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外墙的数字屏幕将新闻现场从纸面上移到了新闻室之外（Wallace， 2012：55）。在这里，新闻业从内部空间向外部拓展，建筑各个部分都以服务于新闻业而存在。反观申报大楼，除了邀请社会各界前来参观之外，还在大楼内拓展新闻业务、开办各类学校，申报馆屋不仅是新闻生产的实践场所，也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责任。正如申报馆于1934年在馆内设宴招待中华医学会上的致辞中自称“全国之公器”，并认为其社会责任在于推进文化、服务社会和增进民族幸福（中华医学杂志，1934）。由此可见，申报馆的建筑空间是自外向内凝聚的，而建筑功用则从行业向社会层面扩展。
　　第三，新闻建筑对建构、增强和改变其空间的“纪念碑性”发挥作用。消失的媒体保留下来的新闻建筑既具有物理形态，又能承载公众情感，常常作为对新闻职业理想怀旧的时间标记而出现（Moran & Usher， 2021）。无论是建筑环境的形式、内容和分布模式，还是空间的政治领土管辖权，或对位置符号和空间形象的意识形态附加，空间都植根于社会起源并充满社会意义（Soja， 1980）。媒介建筑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空间，是赋予意义和反映权力关系的场所，存续着新闻业空间实践的生命意义。在不稳定和不熟悉的城市景观中，“报纸和建筑都是坚实可信的”（Wallace， 2012：72）。这种信誉成为媒介遗产封存与传承的动力来源，归根结底，建筑的物质性终将服务于其社会文化性。
　　从媒体遗产到公共遗产，大众文化参与了新闻业的意义阐释和权威建构，其塑造的新闻业形象也在影响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想象（张洋，2020）。通过阅读新闻文本和新闻业的文化建构来了解新闻业的知识工作，是大部分公众获得新闻业的想象并将其正当化的关键渠道，也是个体获得新闻想象的过程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节（Carlson， 2017：93；Coddington， 2019：193）。百年以降，新闻建筑的兴衰映射了大众媒介从一枝独秀到其与个体化的移动互联网共生甚至被取代的媒介技术演进路径，由媒介化/中介化的移动性、技术融合、互动性、新传播界面和监视自动化带来的变化，正在日新月异地重塑着媒介与空间之间的关系（Adams & Jansson， 2012），使新闻建筑的遗迹作为物理和媒体空间的双重共在，调和了技术进步的幻觉与对历史意识的追寻之间存在的“现代性的颓废”悖论（Mongardini， 1990）。与此同时，新闻建筑是新闻业的“记忆之场”，它不仅是驻留记忆的工具，更是一种“回忆中的避难地”，是“特殊群体的身份象征”（诺拉，1984/2015：71）。正如新闻从业者所说，“这里是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滩后院，当年的英美租界，这样的一座五层砖石结构的建筑实在算不上起眼”（刘建平，2003），那么，申报馆大楼之所以能够被百年后的新闻从业者和公众所记忆，更多地是因为曾经的文化生产场所变为了“纪念碑”，成为新闻从业者身份的象征。
　　新闻建筑在物理空间上并非被凭空捏造而出的，但在空间功能变迁和后世言说上，遗产的罗织（fabrication）不仅在所难免，也有其美德之所在。如果人们无法通过罗织来增加遗产，就会失去遗产。遗产化仅仅关乎信念而非真理，可以灵活地利用历史痕迹讲述自己的故事，宣示对过去的信念（Lowenthal， 1998）。在消费主义和传播技术不断放大个体能动性的当下，当代中国的民国报馆作为新闻建筑的遗迹，能否成为文化遗产以及如何被存留，其命运掌握在碎片化的多重行动主体手中（Hung， 2013）。国家、市场、消费者、新闻从业者等行动主体在这一物理空间及公共话语空间中不断博弈，最终，有助于行动者宣称其在继承经济或文化资本时具有优先权的媒体遗产被保存下来。社会机构与个体在其中不断调适身份，罗织遗产意义，使之最适于被继承。宣称优先权的遗产化方式被一再凸显，这也呼应了洛文塔尔的论述：“历史属于所有人，而遗产只属于我们自己”（Lowenthal， 1998）。
　　人们通过占有过去的资源来创造遗产，其目的是服务于想象的未来。从物理的媒体建筑物和资本实体，到兼具物质性与阐释性的“媒介空间”（media space）和公共遗产（Couldry & McCarthy， 2004），新闻建筑与媒介话语的共振，赋予了人们更为广阔的言说空间，勾勒了由发明传统到罗织遗产、再到罗织继承人身份的大致线索。如果说遗产是对意义的传承，想象则是完成意义的重要方式，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一旦封闭想象的空间，则难免使人们陷入“谁的记忆”、“谁的遗产”的新一轮争端（Bennett， 1995）。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构不是事实的反面，而是事实的补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持久；而对遗产的怀疑必将成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Lowenthal， 1998）。新闻机构不断更迭的所有权和建筑空间，就像是隐没于高楼大厦里的庙宇，留存下来的是符号化的历史，更广阔的则是通过想象和反思而建构的文化遗产之城。
　　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体现在：首先，媒体资本这一概念在当前新闻学研究中的使用仍然混沌不清，除将其视为新闻机构和媒体自身通过符号或物质获得的行业竞争地位之外（Couldry， 2003；Lindell & Danielsson， 2017），也有若干研究范式和脉络通过这一概念理解政治家、企业等社会行动者利用媒体获取资本的能力（Davis & Seymour， 2010；Lin & Lee， 2017）。因此，媒体资本的概念使用需要学术界在未来研究中加以统一和清晰厘定。其次，以申报馆作为个案来看，从民国报馆作为新闻建筑的开端，直至其成为新闻业社群遗产甚至公共遗产的历程，空间遗产的可继承性可能包括若干条件，如自然、地理、政治环境上的稳定结构，物理空间的唯一性或可神圣化性，公共空间的开放与可进入性，空间在意义真空、文本想象与个体关联上的乌托邦化程度，竞争性社会中的多重行动者争夺遗产所有权、保护权与准入权的社会结构，以及媒介化空间再生产的可见性和连通性等。上述因素如何独立或相互结合地带来了新闻建筑的遗产化，有赖于后续研究进一步开展跨个案比较的探索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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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烨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刘于思（通讯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