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佳湧 陈李龙
　　【本文提要】本文意在以轮船为研究个案，发现报纸，以及报纸所代表的信息传散形态背后的物质性力量。轮船自19世纪50年代起逐渐引入中国，其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运输，也成为地区和国家间信息转递的重要中介渠道。早期上海的报纸接合此种信息转递，以“信息纸”的面貌出现在当时人们的视野当中。从全球贸易的视角看，轮船与报纸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构成以上海为枢纽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之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两者在信息传散方面的接合联动，使上海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成长为东亚地区集散全球货物、人员、资金、信息流动的中心节点。
　　【关键词】轮船 报纸 媒介 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1
　　在电报诞生之前，“交通和传播不能被分割，它们在很多时候彼此依赖”（Thrift， N， 2013： 453）。由于信息的传递（尤其是远距离的传递）完全依赖交通而实现，因此“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除了指涉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等）以外，也代表道路、运河、铁路等交通设施（雷蒙·威廉斯，1976/2005：73）。
　　电报的出现终结了讯息传送与运输之间的同一性，“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而且比运输的速度更快”（詹姆斯·凯瑞，1989/2005：162）。自此，关于传播的讨论开始逐渐遗忘其在17世纪末所拥有的“交通”意涵，专一指向对讯息传递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卞冬磊，2021）。
　　问题是，尽管“交通”在现实的传播场景与经验中变得隐匿不彰，但当我们试图对人类传播的历史展开回顾的时候，回避传播与交通曾经存在的那种共生关系却是不可能的。以报纸为例，电报之应用于新闻采集开始于19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报纸已历百余年的发展、流变，演绎出政党报刊、便士报等不同类型。这就给我们对早期报刊/新闻史的讨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电报之前，报纸采集和流转新闻信息的手段为何？“交通”于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报纸采集、流转新闻信息所倚赖的交通手段与报纸对新闻的组织、安排及呈现之间存在怎样相互影响的关系？
　　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研究也许能带给我们一点启示。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中述及轮船在19世纪初美国报纸的海外新闻报道中曾经扮演着重要角色，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报馆纷纷建立起一种通过到港轮船获取新闻的机制（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1954/2001：132-134）。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中也曾提到轮船在19世纪构成美国各家报纸重要的新闻和信息来源（迈克尔·舒德森，1978/2009：20）。
　　轮船之于19世纪初的美国，既是导致人员、商品跨地区流动的交通手段，也是各家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物质基础设施之一。也因此，要理解早期的美国报刊史，及其所代表的，区别于传播者亲身在场、面对面交流的新的信息传散形态（黄旦，2018），轮船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将轮船纳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事业之中，也许将有助于我们走出文本中心主义的执念，在更加强调传播之物质情境的视野下，从“人类沟通”（李金铨，2019：77）如何演绎、发展的维度发现“报纸”这一媒介新的阐释空间。
　　如上构成了本文讨论近代上海新闻业的基本出发点，即尝试发现轮船这一交通技术与近代上海新闻业在历史上是如何彼此共生，并相互影响的？轮船与报纸的这种联动与19世纪中叶之后上海在整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格局变动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轮船与晚清上海通信网络的形成
　　“番舶云屯黄浦前，帆樯分别号旗悬，望台忽报轮船到，遥见青天十里烟”（申报，1872年9月28日）。
　　在蒸汽轮船进入中国之前，飞剪船成为上海与伦敦之间开展通信联系的重要中介，“从伦敦寄来的信件由鸦片飞剪船递送，经由孟买和加尔各答抵达上海”（罗兹·墨菲，1953/1986：86）。由于飞剪船主要用于运输鸦片、茶叶等单价不赀的商品，转递邮件仅是其副业之一种，因而上海开埠初时，通信与运输是同时发生的：“鸦片就在吴淞口卖给中国商人，再由他们从上海非法分销各地。与此同时，邮件也在吴淞口卸下，随即由小马快递急送到上海，快递专差骑着马沿外滩飞奔，沿途把分发给各大洋行的邮袋投在各宅院的场地上”（罗兹·墨菲，1953/1986：86）。
　　飞剪船?特殊的构造使其能够“迎着季候风前进”（聂宝璋，1983：17），如此则即便是在西南季风盛行的夏季，上海与伦敦之间依然能够实现定期通邮。与此同时，相较于一般帆船，飞剪船航速更快，使用飞剪船转递邮件能将上海与伦敦两地间的通信时间从六个月缩短到100天至120左右。?因而飞剪船的出现，不仅使中欧间的远洋贸易摆脱了季风等季节性因素等干扰，更在上海与伦敦之间，经孟买、加尔各答等港埠中转，组织起一张定期和快速的跨洋通信网络。
　　随着蒸汽轮船在19世纪50年代加入远洋和长江航运，飞剪船逐渐没落。1850年4月，大英轮船公司的木制明轮?“玛丽·伍德夫人号”（Lady Mary Wood）首次开辟上海、香港之间的轮运（聂宝璋，1983：231）。自此，经香港中转，上海与欧洲城市之间建立起定期的远航航线（G. Lanning-S. Couling， 1921：376）。嗣后，包括怡和洋行、阿家轮船公司（Apcar Line of Steamers）、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海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ship）、太平洋邮船公司（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在内的西方轮船公司纷纷开辟往上海的定期航线（刘广京，1962/1988：195），使用轮船运输商品、人员和邮件。
　　轮船的使用，进一步缩短了上海与欧洲主要贸易城市间的通信时间。以“玛丽·伍德夫人号”为例，该船往返上海与香港之间运载旅客、鸦片、邮件等，一次航程七至九天，“使伦敦的邮件在五十一至六十天内送到上海”（聂宝璋，1983：231）。有学者估计，随着蒸汽轮船的使用，上海和伦敦之间的通信时间被缩减至七十天左右（王垂芳，2007：166），相较于使用飞剪船时的100至120天，通信效率提升明显。与此同时，上海与国际间邮件通信网络的地理覆盖范围也随之扩张，巴黎、利物浦、旧金山、香港、加尔各答、锡兰等地因为远洋轮船航线的开通而与上海实现了定期的通信联系。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1869年11月17日）极大推动了蒸汽轮船取代帆船成为远洋运输的主力。这一方面是因为运河的通航使船只不必再绕行好望角，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航程因此缩短四分之一，航行时间进一步减少至50—60天（王垂芳，2007：167），航程缩短降低了轮船运输的费用，改变了人们之前关于轮船价格昂贵的印象，而在远洋运输中逐渐愿意采用轮船；另一方面，出于通航安全的考虑，苏伊士运河只允许轮船航行（诺拉斯，1933/1936：345）。因此，在运河通航之后，进出上海港的外籍轮船数量逐年增加，从1869年的7215艘增长到1874年的9870艘（李玉铭，2018）。
　　到港外轮数量的增加，不仅表明上海对外贸易的日渐繁荣，也意味着上海与全球其他城市之间的通信变得更加频密。从当时上海出版中文报纸上刊载的船期信息上便能发现这种通信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海新报》为例：在1868年改版后，该报开始在第3版专门刊登船期表，其中明确列出到港与离港轮船的名称、所属公司、所装货物等详细信息。1868年8月4日至1872年6月29日近四年的时间里，往来上海的轮船中写明为运载信件者共计141次，其中法公司（法国邮船公司）轮船到上海45次，火轮公司（大英火轮船公司）67次，美公司（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21次，旗昌轮船公司8次，太古洋行2次。从航线的地理分布情况看，上海与香港之间的通信联系最为密切，日本次之。?
　　当时由轮船所运载的邮件多为向商户报告货物价格、市面行情一类商业信息，因而围绕着由轮船开行连接起来的国际通信网络，各方在信息时效的竞争中常常是各展手段，比如各家洋行会要求旗下运送邮件的轮船“把除了自己的‘原主的信件’以外的邮件，扣压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或更多的时间”（马士，1910/1963：611），以便能够早于竞争对手获悉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更有甚者如怡和洋行，趁邮船在新加坡或香港加煤之际就提前取下本行的邮件，自行安排快船直驶上海，在比吴淞口更上游的地方秘密送上岸，由专人带至洋行（罗兹·墨菲，1953/1986：86-87）。
　　随船而来的除了信件，还包括各国发行的报纸，以及一些介绍西方最新地理、科技、人文知识的书籍、图画等。王韬在《瀛壖杂志》中曾提到：“每月有火轮邮舶二，自中土往来，克期而至，虽甚风雨不爽时日。必携其国之日报、信札，按名给派”（王韬，1989：121）。这些随船而来的书籍、图画成为当时报纸向华人读者介绍西方新知的重要知识资源。以《上海新报》为例，改版后的《上海新报》在介绍其新增的栏目“机器图说”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本馆新到英国寄来图画一箱，镌刻工细，奇巧非常。本馆陆续印诸新报上，俾寄来之器皿，既能增人见识，复可开人心思。凡西国时尚之器，华人可一目了然”（上海新报，1868年8月1日）。考虑到当时轮船是中、英之间唯一的交通方式，“英国寄来图画一箱”表明，这些绘有英国最新科技成果的画册是由当时往返中、英之间的轮船通过海运方式寄抵上海的。
　　因而在19世纪中叶，作为全球商品流通网络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轮船不仅承载了商品的流通，更兼信息（以商业信息为主）在全球范围内的集散。沿远洋轮船开行之航线逐渐形成了一张以上海为中心，向欧洲、美国和东南亚主要城市放射开去的国际间通信网络。不仅仅是国际间通信，国内城市间的信息流通同样存在信息流通网络与商品流通网络互为交集的状况，并且在轮船进入中国的初期，通信网络的建立多与鸦片这一特殊商品的贸易有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事属非法，鸦片商多利用信船作为掩护，在运载信件的同时兼贩鸦片和传递鸦片价格变动信息：“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蒋廷黻，1988：63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轮船业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向沿海沿江各贸易口岸城市延伸。随着航路不断向内地渗透拓展，相较于帆船等传统交通方式，轮船在运输效率和价格上的优势得以展现，“中国未有火轮船以前，即由民设信局寄送信函，不妨迟缓耽延者……现今中国通商各口已有轮船多支，各处驶行，四通八达，商民人等既乏克期不误寄信之善方”（天津市档案馆，2013：21897）。故而在沿海和沿江各口岸城市间，原先多使用帆船甚至脚夫等传统交通方式递送书信的各家信局迅速改用轮船，以其更为准时、快速和廉价的优势招揽生意。比如福兴信局常年在《上海新报》上刊登广告，内中便提及使用轮船递送信函：“小局现蒙商号见爱，委属议设福兴信局，专送镇江、金陵、扬州、仙女镇、九江、江西、汉镇等处之信，星夜驰送，飞来复去，指日回音。……各路信札均由轮船来往，拣选稳妥诚实可靠夥友格外赶快投送”（上海新报，1868年7月30日）。民信局使用轮船递送书信的另一个证据是，在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904年3月15日致外务部的申呈中，以是否使用轮船将信局分为“轮船信局”与“内地信局”两类：“查民局分有两项，一系在各口岸用轮船寄信之民局，一系在内地不用轮船之民局……向来专运口岸寄件者曰轮船信局，在内地运送寄件者俗称民局，二类应分别办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1983：120-124）。
　　轮船的使用，使民信局的数量在道咸同光之际迅速增加。有研究者统计，1860年至1900年，新成立的民信局主要在沿海的天津、烟台、宁波、汕头、广州以及沿江的上海、镇江、烟台、芜湖、九江、汉口等地（张子健，2021）。民信局的经营范围与航运业的辐射范围高度重合，轮船航线的开辟不仅意味着商业贸易网络不断向内地延伸渗透，亦为民间社会拓展出一张流通信息的网络。而上海则因其“襟江带海”之地理优势成为民信局总部的汇聚地，“自五口通商约成，上海商业日趋繁盛……宁波商人本其锐敏眼光，应商业需要扩大其原来信局之组织，争设总局于上海，普设分局或代办所于各埠。星罗棋布，互为联络”（谢彬，1933：19）。上海也因此不仅仅在国际通信网络中成为商业信息全球流转的枢纽，同时也成为国内，尤其是江南地区信息流通网络的中心节点。
　　
二、轮船与早期上海报纸的的信息集散
　　轮船、信局互为转接，结成一张以上海为枢纽的、对内辐射沿海与长江沿线城市，对外连通横滨、伦敦、新加坡等海外重要商业港埠的信息流通网络。早期上海中文报刊之新闻转递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上述因商业贸易需求发展起来的信息网络得以实现的。19世纪中后期，定期往来于上海与各港口间运输商品、人员的船只，将书信以及埠外报纸源源不断送至上海，在编织全球信息网络的基础上，为上海创办定期报纸输送了养料。此时，轮船作为一种全球性商品贸易与人员交往赖以发生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成为报纸这一媒介的“媒介”。
　　运输货物的轮船与报纸在信息流转方面的这种联动，首先为报纸的读者定期带回外埠货物买卖的行情信息。《申报》在创刊二十多天后，每隔两三日便有一到两则由轮船带到的外埠商情出现在报纸上：“昨日海龙轮船由津旋沪带来信云，该处洋布行情仍然疲软，因在彼各客无一能举手者，是以不得畅销，且存货不少，是以呆手也”（申报，1872年5月22日）。“昨日，四川轮船由天津返申述知，该处洋布各货，均不甚鲜色。皆因由申装去者不少，故仍然平平也。闻烟台各布货，比天津似乎易消得，能如此则各货不至见松耳”。“昨日，气拉渡轮船由汉口到申带来信云，各洋行所沽出之洋货不少，因办茶需银故也。惟斜文布看有起色，其外各货价平平耳”（申报，1872年5月25日）。“昨日，山西恰便二轮船由天津旋沪，带到该处信云：八四中原及七磅轻布，仍然疲滞，俱无受主。其余粗布漂布洋标等货，均皆呆手，是以在申之津客均不举手耳”（申报，1872年5月27日）。
　　在《申报》创办后的一年时间内，报纸上刊载外埠来信共90次。此类来信多系外埠轮船转递而来，其中以“天津来信”（26条）和“汉口来信”（22条）最多。通览这些外埠来信，不难发现其内容多与商业、贸易关系紧密。比如在26则“天津来信”中，7条与商业行情直接相关，另有7条与影响贸易的天气状况有关；22条“汉口来信”中，有12条是关于茶叶、棉花等地方产品的产量、物价、销路的信息。这些来信，多是由商号所寄，如“汉口各号所来之书札均报各种毛货有销”（申报，1872年8月12日）、“裕盛义兴两行所报西字二礼拜之洋货行情”（申报，1872年9月16日）。消息中所提及裕盛、义兴两洋行为当时在长江航线上经营拖驳、又经营商货起岸与转运的公司，足见报纸消息与轮船及其背后的长江航运、贸易关系密切。并且这种由轮船转递的商情消息在《申报》创办三个月后，已经形成隔周发布上周货物行情通报的惯例（黄旦，2017），表明此种由报纸与轮船联动造成的货物行情信息流转在19世纪70年代已是常态。
　　早期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上大量刊登此种由轮船转递而来的货物行情通报，客观上使之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翻看早期的《申报》也不难发现，这张仿“香港唐字新闻体例”所办的“新闻纸”，与我们今时一般意义上所以为的新闻纸大异其趣，占据绝大部分版面空间的是货价变动的公告、市面行情的告白，更像是一张广告纸。《上海新报》亦是如此，船期表、商户公告、银钱货价等广告占据绝大部分版面。比如目前保存下来的第一期《上海新报》上，“新闻”被安排在“洋银铜钱价”和“轮船拍卖”之间，仿佛是作为阅读经济信息时的消遣而存在。这种新闻与广告、商户公告互相混杂的版面安排在早期的《上海新报》上并不鲜见。虽然《申报》宣称其在记录新闻时，“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申报，1872年4月30日）。然而，最后落到版面之上，商业信息还是牵扯了报纸绝大部份的注意力，如陈伯熙所说，属实“专注重于商界，凡政治上、社会上之事不甚措意”（陈伯熙，2000：268）。
　　随轮船而来的当然不仅仅有商情信息，船行之处的社会情势、军事动向等也因其对商业贸易开展可能产生影响而经常为报纸所瞩目。《上海新报》刚创办时，正逢清军与太平军激战于江南地区。从外埠返沪的轮船成为报纸获悉外埠之社会情势与战事进展的消息来源。1862年7月5日的《上海新报》上，返沪轮船接连带来两则外埠社会情势的通报：“今有轮船一只名索得尔，自天津来。言及天津地虽无西兵驻守，亦甚安靖。山西贼匪现往西南逃窜。天津地方刻下并无买卖，所有客商均赴会场，日后会散商方知贸易情形；津地亦有瘟疫，死亡甚多”。“昨日汉口来一西船，路过南京，见一炮台焚毁，台上有贼开炮轰击轮船，远不能及。现在官兵围困南京，兼有炮船数百只四路围剿，贼匪万分吃紧”（上海新报，1862年7月5日）。搭乘轮船之行旅客商在行船途中的见闻亦被报纸载入新闻当中。1868年11月17日的《上海新报》上，两则新闻系轮船乘客报告：其一是美国领事馆秦姓翻译在乘快也坚轮船往汉口时目睹船主搭救翻船落水之中国人的消息；同时该翻译在乘同班轮船返沪后又向报纸报告了汉口水患以及大米、棉花等商品的受灾情况（上海新报，1868年11月17日）。
　　国内消息一层，除轮船以外，报纸在早期尚可以通过访员探报、?读者投书等方式取得消息，而当时上海的报纸若要获悉海外最新消息，则基本上完全依赖轮船转递。在目前所存第一期《上海新报》上，便有远洋轮船带来的美国南北战争最新进展：“有火轮船由花旗来，内云北花旗人仍在前进，其牛屋林司为南花旗京都最要之地，已为北花旗围住。所有该处棉花及火轮船只，均经南花旗自焚，以免为北花旗所毁也”（上海新报，1862年6月24日）。为增加报纸信息量，《上海新报》常选录和摘译外国新闻纸，如《香港近事编录》、《香港中外新报》等。而这些外国新闻纸亦是随轮船而至，比如1868年12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访问英国、美国电报公司在华修建电报、法国拟修建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均得自“英国轮船接到外国新闻纸”（上海新报，1868年12月17日）。
　　不仅仅是外国新闻纸，当时一部分载有国内消息的新闻读物也常选择由水路转运抵沪。比如《申报》自创刊起便常年转载的“京报”消息，便是由轮船自天津转递来沪。但每逢冬季河流冰冻，京报邸抄等便须改由陆路递送，报纸往往不能及时取得最新一期的“京报”。在津沪电报线接通之前，《申报》受此困扰，故而每年岁寒之际便会在报纸上发布告白向读者解释“京报”晚至的情由：“近因天津轮船业经守冻封河，所有京报邸抄均须陆路转递。陆路跋涉艰难，以致传送稍慢，本馆印行京报竟至接续无由。今日姑且停印，以俟脚信到来再行并日刻布也”（申报，1873年1月13日）。
　　上述为报纸转递消息的轮船多为货轮，比如之前提到传回天津市面洋布行情信息的“海龙轮船”，在之后《上海新报》的新闻中因船只失事被再次提及，其中有“及见海龙轮船，即遣船上三夫及水手其人坐驳船前往查看，欲代救货物”一句（上海新报，1872年4月20日）表明该船为货轮。除货轮外，报纸获取新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定期开行、专门转递邮件的信船。1869年3月4日《上海新报》上日本官员遇刺的新闻便是经英国往返横滨与上海之间的信船传至上海：“礼拜一日英国信船由横滨至上海带来信云，日本新开口岸名阿色加，管理该处大员被人刺死，西人欲与通好者闻之甚为悼惜”（上海新报，1869年3月4日）。
　　轮船为报纸转递信息，报纸再经由轮船向外埠发售，实现这些信息的传散。据阿德里安·贝奈特（Adrian A . Bennett）的说法，《上海新报》的外埠发行主要通过将报纸托付给那些常年在他们报纸上刊登航运信息的轮船公司，由其负责将《上海新报》运送至各个口岸城市（贝奈特，2014：97）。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担任主编时，曾在报纸上刊登告白招人代卖报纸：“启者本馆现欲招人代卖《上海新报》，或书坊纸店可以寄卖，或有人愿持《上海新报》沿途售卖，或愿在码头客商船上出售，每张扣厘以抵薪力。不但上海如此，即如宁波、苏州以及天津、汉口等埠有人情愿代本馆出售新报者，俱当照本价减少以抵薪水”（上海新报，1869年5月13日）。不但轮船本身成为销售报纸的场所，报纸发行也是沿着轮船航线向外部延伸展开的。早期上海出版的另一份中文报纸——《申报》，其发行也与轮船的开行同步：“本馆新报四月分（份）除初六、十三、二十、二十七日无轮船开不发，余每晨发一张，风雨不改”（申报，1872年5月6日）。“风雨不改”也许是报纸自夸之辞，但至少表明在19世纪70年代，轮船之于报纸不仅是其获取外埠消息的渠道，同时也是其外埠发行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由于当时各埠之间轮船开行班次的频密，上海出版诸种报纸在外埠的发行也因之能够及时和定期地开展。
　　
三、“上海网络”何以可能：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轮船与报纸
　　“自各口通商以来，西人之至中国者，咸以上海为善地”（申报，1872年5月10日）。何故？“盖由水陆交会地理便宜也”（申报，1872年5月2日）。“兼有长江干流沿岸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双重角色”（罗苏文，1999）的上海“襟江带海”，早在开埠之前就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1843年开埠通商之后，更兼连接外洋之利，成为货物集散的枢纽：“其北，则有天津山东牛庄治府为北货之薮；其南，则有广潮漳厦台建汀温为南货之渊；其西，则通湖广江浙之富；其东，则尽横滨长崎之利”（申报，1872年5月2日）。据统计，1864—1904年期间，每年进口中国的洋货，约一半左右由上海进口，再转运至各通商口岸。以鸦片为例，经过上海转运之鸦片约占全国鸦片进口总数的50%左右，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和沿海的天津、营口、烟台等处进口鸦片，基本依靠上海转运。1894年天津与汉口经上海转运的进口鸦片分别占其总进口量的92%和98%（李必樟，1993：123、330）；1864—1895年期间，全国向海外出口土货中有约四分之一经上海转运，其中尤以茶叶、丝绸为多。茶、丝往往先从产地集中到九江、镇江、芜湖、宁波等沿江口岸，再从上述口岸经上海转运，发往北美、英国、印度各地（李必樟，1993：66、447）。
　　如古田和子所说，在19世纪中后期，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张既中转东亚本地物流，兼具运营世界商品的流通网络（古田和子，2000/2009：184）。而轮船的出现，以及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构成了这张跨越地区和国境之运输、贸易网络形成的基础（或曰交通基础设施）。上海甫一开埠，欧美商人便“制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戴鞍钢，2011）。上海周边的重要贸易市镇如苏州、杭州开埠之后，以上海为枢纽的客货航运更趋繁荣，“汽艇拖着中外商号的货船定期往返于上海和这些新口岸之间”（李必璋，1993：923），“大小河道生气盎然，大船满载木材顺流而下前往上海，小船沿途揽装洋杂百货往返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2002：655）。据统计，1859年进入上海港的船只为926艘，较1855年增长89.3%。至1861年，抵达上海的商船数达1801艘，两年时间激增95%（黄苇，1979：60）。对于当时苏州河一带每日轮船往来、联通各埠的繁忙景象，《申报》言语间颇为赞叹：“沪上为南北要冲，商贾骈阗，尤为他处之冠。每日小轮船之来往苏、杭、嘉、湖等处者，遥望苏州河一带，气管鸣雷，煤烟聚墨，盖无一不在谷满谷，在坑满坑焉”（申报，1899年8月4日）。
　　伴随航运业的繁荣，更多的贸易市镇通过轮船航线的穿梭连接与上海相互关联。笔者统计了1870年1月《上海新报》刊登的到港与离港轮船信息，其间共有22艘轮船到港，其中6艘从汉口驶发，5艘来自香港，3艘来自天津和福州，2艘来自烟台和长崎，1艘来牛庄。轮船航线以上海为枢纽中心，沿江（西至汉口）、沿海（包括天津、牛庄、厦门、福州等）呈T字形展开，其中尤以往返上海与天津、汉口、香港等埠间的轮船班次最是频密，常常每隔一到两日便有轮船抵沪或从上海发出。不难发现，轮船航线所经之处，大致也便是以上海为中心之贸易网络分布所在。轮船在不同口岸之间的定期开行，编织起一张以上海为中心，向内辐射内陆与沿海地区，向外连接东亚、欧美各大港口的商品流通与人员往来网络（滨下武志，2004：315）。贸易网络在此与商品的运输网络彼此依赖而又互为延伸。在轮船这一“媒介”的中介下，“货物軿集商贾辐辏”（申报，1872年5月2日），全球与内地的各类货物以上海为枢纽，时刻不停地流动和交换。上海在这种商品的流动、交换之中向世界展开，与此同时世界和上海周边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向上海这一枢纽汇集。
　　如前所述及，到港轮船不仅运输货物，也为沪上各家洋行、商户等带回各类外埠消息。轮船在不同港埠间的穿梭往返，不但将不同地区在经济的层面联系起来，也不断开拓出信息传播的空间，交通和贸易网络同时也是信息跨地区流动的网络。这种信息的传播伴随商品流通同时发生的情形在电报被引入之前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清乾隆年间的孙嘉淦伪奏稿，其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同样依托当时全国性的贸易网络进行。?所不同者，随着报纸这一“定期为公众而刊行”之出版物介入其中，原先在相对封闭之私人通信网络中不定期传布的信息转变成为报纸版面上公开出售的商品。轮船与报纸在流转信息上的相互接力、联动，共同编织出一张主要为商品贸易服务，兼及传布最新时政、社会、军事等其他各种消息，连通沿江、沿海与全球主要贸易口岸，面向大众、定期且价廉的信息传播网络。
　　从信息流转、传散的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将早期上海中文报纸的历史脉络归之于自明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市镇贸易的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沿着商业贸易网络展开的民间信息传播与扩散。作为“媒介”的报纸，在流转信息的层面是一个复数性质的概念，即其不仅包括构成了报纸本体的可见可触的纸张、油墨等，同时也是报纸在采集、扩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作为物质基础设施而存在的地理条件（江、海）和交通运输设施（轮船、码头等）合力运作的结果。
　　也因此，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上海新报》与《申报》上新闻来源和发生地的地理分布，不难发现其基本上是沿着轮船航线，在三个方向上向外延伸出去：首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及北，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烟台、天津、大沽、牛庄等；其次是沿长江从东向西伸展，包括镇江、汉口等；?最后是西太平洋航道沿线各埠，包括香港、长崎、新加坡、横滨等，加上伦敦、华盛顿等欧美主要城市。借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对城市与传播交往关系的表述来看待轮船与报纸及其新闻报道的关系也许不无启发：如果说《上海新报》与早期《申报》为我们照出一幅世界图景的话，那么其借以照亮世界的那束火光，（在电报未通之前）除开人际间面对面的信息传递，便是在各贸易口岸间往返穿梭，为报纸带来行情、时事消息的轮船。我们在报纸上能够“看”见的中国与世界，其明亮处大致可以由轮船航线廓出。轮船（或者说驱动航运和贸易）未经之处，同时也就成为了报纸视线的“背阴面”——一个在新闻报道的视野当中缺乏活力的地方。?轮船作为一种“媒介”，与报纸相互联动，彼此呼应，授予了地方、事件和人物以“可见性”。由此想到宁树藩在总结中国近代报刊时曾指出，报刊总的来说存在两条流向，即“沿海岸，沿着长江，由南及北，向东向西伸展。并以上海为枢纽，将沿海、沿江两大线点连接起来”（宁树藩，2003：113）。之所以会如此，轮船，以及之后如电报、铁路等作为流转信息之物质基础设施，以及支撑上述物质基础设施发展的商业贸易因素刺激，恐怕也是个中原因之一。
　　由轮船接转而来的信息，通告货价行情的商业情报自不必说，即便是报告外埠之社会情势、战事进展等，其着眼点多仍落回到“贸易”这一议题之上。比如《上海新报》上第一则由轮船带来的国内消息：
　　火轮船带来新闻。连日官兵在南京城外并未开仗，现拟令贼头作兵进攻等情。伪护王已到南京门外，意欲去攻芜湖。查官兵扎在南门，二三日内大约定当开仗。从前贸易小民不能买卖，今官兵逼近进攻，生意渐有，百姓深望官兵早日克复城池等情。丹阳城闻已收复，官兵逼近常州。苏城之贼甚少，俱往南京救援矣（上海新报，1862年7月1日）。
　　“不能买卖”、“生意渐有”，标示出《上海新报》在报道南京、芜湖、丹阳、常州、苏州等地战事进展的视线聚焦所在。如其自己所讲，“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正是因为外埠社会之安靖与否关乎商业贸易能否顺利开展，故而《上海新报》对相关消息格外留心，“如今日贼踪，以及中国军务，不分远近巨细，探有的信，本馆亦即附刊闻报”（上海新报，1862年6月24日）。转换一个视角看，在上海的洋行、各地的商户依据报纸上刊登的各种消息周转货物、安排运输、调整价格，报纸因而成为组织和调节贸易的枢纽机关。报纸在商业贸易的人来船往中“生长”出来，又反过来成为跨地区货物贸易流通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轮船与报纸共同构成的信息流转网络，构成以上海为枢纽，向内连接沿江、沿海各口岸城市，向外辐射东亚、欧洲与美国之全球性贸易网络的信息基础设施。
　　如果说19世纪中后期确乎存在一张以上海为中心，连接内地与全球的“上海网络”的话，那么这张“上海网络”既是轮船、报纸等有形物质构成、服务于商品运输与信息流通的基础设施，同时也是由轮船与报纸彼此联动造成的、无形的信息交换系统。?轮船与报纸，在中介商品流动和信息流通两个层面同时成为此张网络下并不显见的媒介基础设施。上海在开埠通商之后，逐渐从地区和流域性的港口城市跃升为一国际性的口岸城市、东亚地区经济圈内集散货物、人员、资金和信息的中心节点（古田和子，2000/2009：80-81），进一步而成为东亚之上海、世界之上海，即是建立此种商品和信息之跨区域流动的基础之上。
　　
四、结论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一书里提出传播定义再拓展（〈re〉expand）的问题，以便将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空间）问题纳入传播研究的议程当中（王鑫，2020）。事实上，在电报发明之前信息流通的历史场景里，“物的维度”始终不曾缺席。虽如此，传播研究长期以来对“物的维度”关注和重视程度明显不够，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仅在符号层面考量传播的发生。
　　如是，则报纸永远只是我们在纸张上所见到的油墨、栏线之类，而无其他。细想之下，这种关于报纸（或者讲“媒介”）的理解欠缺甚多，比如我们似乎忘记了报纸上的信息从其发生到最终出现在版面之上，或为记者奔走搜访，或经电报、电话、电缆等千里传音，其间历经几多转递，绝非薄薄的一张纸可以道尽。版面之“物”，除了“特定尺寸与材质的纸张”、“气味已经飘散的油墨”、“大小形状不一的字号字体”、“作为分区和分栏编排标志的空白或线条”之外（孙藜，2018），还包括了报人、记者为搜访新闻而发生的“看”、“听”一类身体实践（季凌霄，2018），公路、铁路、河流以及汽车、火车、轮船等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对信息的接力转递等。
　　仅就轮船这一个案来看，19世纪中叶进入中国的蒸汽动力轮船不仅使上海这座城市，及其所辐射至长江沿岸和沿海广大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接入由欧美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当中，构成货物与人员全球流动的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的跨地区流通随之而起。早期上海的新闻业，尤其是像《上海新报》、《申报》这样的中文商业报纸，因贸易的现实需要而兴，亦受惠于此。也因此，商业贸易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早期上海新闻业的形态样貌、内容呈现、空间分布等一系列特质。更进一步地讲，当时在上海进行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本身也是在轮船、报纸对相关信息的接力转递中发生的，这不仅仅是说轮船、报纸为贸易活动提供了信息，同时也凭借对信息的及时转递、告知而在商业领域扮演了居中协调、组织的角色。
　　没有轮船，报纸这一“媒介”对远方信息的传散是无法想象的。同样的，没有轮船和报纸，19世纪中叶之后以上海为枢纽的全球性的货物贸易与人员流动也是不可能的。这凸显出在“传播”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系列物质性的基础设施。离开了“物”，“传播”也便是不可能的。（早期上海新闻业的）历史如是，当下亦是如此。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的发生过程渐渐隐匿于我们目力所不及处，比如通信卫星对各类信号的中继与转发、海底电缆对网络信息的瞬时传输等。但目力不及，并不代表传播对“物”的依赖的消失，现实经验倒是提醒了我们传播物质基础设施之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2021年“7·20”暴雨之后，由于通信网络遭遇大面积损坏，郑州市民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没有支付宝、微信的2000年，甚至于“以物易物”这一原始交易手段开始成为人们获得生活物资的方式。?这带给传播（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传播”似乎永远不可能是轻盈的，任何时候，我们的传播研究都需要回到“沉重”的物质世界中，去发现传播之中物质性与流动性因素的存在，这或许是为传播研究打开更丰富可能性的契机所在。■
　　
注释：
①之所以选择《上海新报》和《申报》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电报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较大规模的应用于各家报纸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的采集和传递，因而《上海新报》（1861-1872）与早期《申报》（19世纪70年代）可能是研究轮船与新闻业之间关系比较理想的考察对象。
②飞剪船，又名飞剪帆船或飞剪式帆船，是一种以风力作为动力的高速帆船。为了加快行驶速度，飞剪船在设计上极端大胆，船身变窄，狭而长；桅杆增加到四层或五层，帆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吃水浅而风帆多，如此可以将海上的风动力利用到极致。船首装有突出可调节的斜桅帆，便于配合船尾的舵效，使翻船在偏风甚至逆风中也能航行。
③关于飞剪船在上海与伦敦之间的运输与通信时间，曾有人记录下1850年从上海驶往伦敦的六艘飞剪船的航期：“‘约翰·布尼安号’的航期为九十九天，‘孔夫子号’的航期为一百十五天，‘巴拿马号’的航期为一百二十五天。在上述三艘船之后起航的‘聂布达号’和‘艾德华·帕里爵士号’尚未到达，但随时都有可能进港。从伦敦启航的三桅帆船‘海魔号’仅仅用了九十八天就抵达本港。这是目前天数最短的航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使用飞剪船在上海与伦敦之间通信所需要的时间大约在一百至一百二十天左右。参见聂宝璋（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垂芳（2007）。《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④“明轮”是指在船只两侧安有轮子的一种轮船。近代社会用蒸汽机带动明轮，使桨轮转动，桨轮上叶片拨水，推动船舶前进。“玛丽·伍德夫人号”即属于此种由蒸汽动力驱动之轮船。
⑤以上所列运载邮件之信船有关数据统计自1868年8月4日至1872年6月29日《上海新报》第3版本“新到西国船只”栏目。
⑥《上海新报》在报道太平天国战事时，便有不少消息系由中外官绅组成的上海会防局所设侦探提供。这些侦探或被派往各紧要路口，或随军前往松江、吴淞等地。这些侦探成为《上海新报》获取战事进展消息最主要的来源。在早期《上海新报》上，我们经常能见到如“吴淞探得、泗泾探称、松江闻得”类似表述，即表示这些消息来自于上海会防局派出的侦探。
⑦关于孙嘉淦伪奏稿如何在民间传播散布的问题，詹佳如在她的论文中做了详尽研究，本研究即收益于此。参见詹佳如（2015）。18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新闻与传播研究》，（12），20-36；詹佳如（2013）。追查“悖逆”的幽灵——传播学视野中的孙嘉淦伪奏稿案（1751-1753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⑧宁树藩在总结中国近代报刊时曾经指出，报刊总的来说存在两条流向，“沿海岸，沿着长江，由南及北，向东向西伸展。并以上海为枢纽，将沿海、沿江两大线点连接起来。”参见宁树藩（2003）。《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⑨简·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的传播交往行动就像一道波动的“火光”，而城市的“空间及其轮廓存在的范围只是在火光能够达到的地方”，“火光不能达及的地方也就是城市中缺乏活力的地方”。参见简·雅各布斯（1961/2006）。《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⑩在此，笔者参考了阿尔贝·布列松（Albert Bressand）关于网络的定义。阿尔贝·布列松（将网络定义为以下两事物：第一种事物为有形无质构成的基础设施（基本建设），第二种事物为信息机关（信息系统）。参见古田和子（2000/2009）。《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参见微信公众号“故事硬核”对7·20暴雨之后，在水、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停止运作之后郑州城市运行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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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湧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李龙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中文报刊与近代上海的媒介建构”(课题批准号: 2018EXW0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