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博
　　【本文提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实行“以党治国”方针下的新闻教育政策，扶植与限制并举。在国民党内部大力提倡扶植新闻教育，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为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听命于国民党的新闻人才；限制国民党党外的新闻教育，规定新闻学只能在大学中附设为新闻专修科，以新闻学不符合专科学校办学宗旨为由否定国民会议相关提案；藉由中国建设协会和中央文化委员会实现新闻教育政策的扩展。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教育政策不仅挤压了党外新闻教育发展空间，且产生持续影响，以至国民党统治时期新闻教育始终未摆脱“幼稚”的评价。
　　【关键词】新闻教育 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G210
　　民国时期，在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新闻界迫切希望加强人才培养，提高职业化水平，开展新闻教育的呼声不断。近代教育制度和学术体系的确立，以及国外新闻学知识的引入，为新闻教育提供了学理基础。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成为民国新闻教育的肇始。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新闻系。此后之江大学、①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众高校纷纷设系建科，新闻教育蓬勃发展，逐渐成为民国时期教育事业和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民国新闻教育的研究，大多从新闻事业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新闻教育事业与新闻事业整体的联系所在，具体研究内容聚焦于新闻教育机构、人物、思想、模式等。然而“分门别类的分科专门界域，限制了视野，学人往往朝着学科或专史规定的方向用力，忽略了史事的整体性在其他方面的体现及其相互影响”（桑兵，2014：246）。具体到新闻教育史中，现有研究注重挖掘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领域的深井，却忽略了教育政策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当局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新闻教育政策，影响了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格局。本文即从教育政策的角度出发，探寻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关注政策的执行情况，挖掘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教育政策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影响所在。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教育政策的生成
　　民国时期真正将新闻教育纳入有效管理是在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确立了扶植与限制并举的新闻教育政策，提倡扶植国民党内部的新闻教育事业，培养为其所用的新闻人才；限制党外发展新闻教育，规定新闻学只能作为专修科设于大学中。
　　（一）国民党党内对新闻教育的提倡与扶植
　　1928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省党务训练所细则》，规定为训练地方党务人才，“省党部或等于省执行委员会得应目前党务之需要，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设立省党务训练所”（浙江党务，1928）。在中执委训练部规定的课程中设有《新闻学概要》课程，授课时间16小时（中央党务月刊，1928）。这是国民党内提倡并开展新闻教育的开始，此后伴随着党内确立新闻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扶植新闻教育的倡议逐渐增多。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多份提案主张确立国民党的新闻政策，成为与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上海市代表陈德征提出“本党应确定新闻政策案”，理由大致为，训政时期之宣传，其重点在于“训民于政，输民以主义”，而宣传最重要的部分当属报纸，报纸能使全国民众都具有政治上的见解，更能使全国民众对于三民主义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本党对于新闻纸，应确定一种政策，俾得运用自如，以收宣传之实效”。具体措施包括扶植党报、扶植中央通讯社、限制外国报纸、制定新闻出版类法规等几个方面（华北日报，1929a）。另有代表赖琏提出“确定新闻政策，取缔反动宣传案”。提案指出，宣传工作最重要的在于新闻事业，而之前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以“限制与取缔”的消极政策为主，缺少积极的新闻政策。因此国民党应确定新闻政策，“使全国报章均受本党指导，阐扬本党主义，解释本党政策”（华北日报，1929b）。
　　两份提案提出后，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核办理。此外江苏江都县监察委员程太阿提出意见书，建议指导全国新闻界，整理全国新闻事业，统一全国舆论。也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办。
　　为响应国民党三大关于确立新闻政策的提案，更为“明了各地宣传之实际情况，解决宣传上之各种困难，以策全国宣传工作之统一效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6月3日至5日召开全国宣传会议。在会上驻法国总支部代表郑彦棻提出“中央宣传部应创办‘党立新闻记者人材养成所’以训练有主义有技能之新闻记者专门人材而谋全国新闻界之党化案”。
　　郑彦棻以欧美国家新闻业为例，指出其新闻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是新闻教育完善，“多设有新闻专科，或专门学校，以培植新闻记者人才”。与之相比，中国新闻事业不发达，与缺乏新闻人材有莫大关系。虽然广州、上海等地多有新闻学校设立，但“教授训练与设备，未必完善；其所造就之人才，未必足供目前之需要，更□了解三民主义与本党政策，确能负担党治之下新闻工作”。所以，培植国民党的新闻记者人材“尤为目前急务”。郑彦棻还提出，随着民众教育完善和党务逐渐发达，新闻事业必将随着人民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党报也会随党务发展而发达，所以“对于新闻记者人才之需要，当较现在更为急切。如果不早为之培植，则将来迫于需要，不独党外新闻事业容易落于反动者掌握中；即本党中央及各地党报的新闻记者中，亦恐杂有思想不健全或知识技能不充实者”。关于养成所的具体设计，郑彦棻建议由中央宣传部直属，招收的学生由各地党部保送，宣传部审查；教授科目上，除“新闻记者之专门知识、技能及人格修养等”，“应注意于党的训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29：127-131）。
　　最终提案审查委员会给出审查意见，向中央宣传部建议施行。除该提案外，在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书中，就将来宣传工作提出数项努力的要点，第一点便是关于宣传人才。报告书中提出，“夫国内宣传之人才缺乏如彼，本部聘请宣传人才之困难如此，而主义科学基础之确立，民众宣传新计划之实现，又为迫不容缓之事。本部思维再四，觉未来宣传人材固尤急须设法培养。而对目前固有之宣传人才，尤急须设法集中”（中央周报，1929）。
　　1931年7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并通告全体党员，其中第四条议题是“改进党的宣传方略，并确定新闻政策案”。该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上出现四份关于新闻政策的提案，南京特别市党部、云南省党部、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分别独立提出《改进党的宣传方略，并确定新闻政策案》，董霖等人提出《确定新闻政策案》。
　　南京特别市党部的提案中，关于宣传人才培养的改进意见主要有两点：1.宣传人材除有三五年以上之宣传经验与专门研究者外，应由本党设立宣传人才养成所。专门人才则须于国立大学中设立新闻专科或专系，以国内外专门人才为教授；2.宣传人才应以富于政治常识及明了本党主义者充任。每县至少须举办一宣传人员养成所作短期间的训练，或由上级党部不时派员到各地指导（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630-633）。董霖等人提出，确立党的新闻政策要点之一是“积极培养党的新闻人才”，“中国新闻事业根本幼稚，而本党党员之长于新闻学者则更寥若星辰，由国家限令全国各大学增设完备之新闻学系，并鼓励党员研究新闻学之兴趣”（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639-640）。云南省党部的提案中提议“饬令教育部注意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人才”（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703）。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提案中提出，“宣传非有高深的学问与娴于词令之人才难收实效，且文字及艺术宣传亦须有专门学识，应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校注意言语一科，使读写讲三者并重，对举行考试时应加考演讲一科，藉资收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729）。最终，数份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党务组审查后，合并为《扩大本党宣传计划案》。该提案提出，为推进宣传工作计，在充实人才上应注意训练担任新闻事业印刷事业之人才，其具体办法是“由国家限令全国各大学增设完备之新闻学系，并鼓励党员研究新闻学之兴趣”（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525-534）。
　　到了1934年的中央新闻宣传会议上，“培植新闻人才”的提议更加详细具体。1934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改组）召开中央新闻宣传会议，各省市党部及各直辖党报社代表等六十余人参会。会上河南省党部等七党部提出“培植新闻人才，改进新闻事业案”。具体包括训练与培植两种办法。对于已经从事新闻工作者加以训练，并灌输新兴的新闻学理及知识。具体办法是依托各地的记者公会、记者俱乐部等新闻界同人团体，在政党机关的领导下，组织研究会、讨论会等学术机关。政府方面也要予以种种便利，此为“治标办法”。而“治本办法”则是“培植合乎时代之新闻界之新人”。具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政府通令全国各大学，普遍设立新闻系，造就专门新闻人才。中等学校应增加新闻讲座，使一般青年对于新闻有相当认识，并启发兴趣；第二步，在国内沪汉平粤四地文化发达之地，设立专门新闻学院，以搜罗集中有专门知识之新闻人才。对于新闻史料和新闻现况，也应详加调查，以便从事新闻研究者作参考。同时今后国家或各省考送留学生，应增加新闻一科（甘肃民国日报，1934）。
　　该提案由中央宣传委员会拟就大纲后交中常会讨论，具体包括：一、请中央于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学院；二、请中央通令国立各大学酌设新闻学系；三、请中央于派遣留学学员名额中规定学习新闻学名额；四、请中央筹设新闻训练班及新闻函授班。中常会最终给出处理办法，“查目前我国新闻人才之缺乏，不仅为本党负责宣传责任之同志所感受，即一般从事报业者，亦莫不同有此感。为增进本党新闻宣传之效能，训练新闻人才，实属刻不容缓。……奉批：第二、三两项交行政院，第一项交中央政治学校酌办”（中央党务月刊，1934a）。12月该提案又交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讨论，最终的处理办法为“无须特设学院，可在中央政治学校添设新闻班”（中央党务月刊，1934b）。
　　国民党内对新闻教育的倡议在1929年至1934年间集中出现，与当时国民党试图以文化统制政策，加紧文化控制有密切联系。国民党在稳固全国政局后，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许小青，2015：142）。国民党内的新闻教育政策即是其文化统制政策的重要部分。从1929年的“党立新闻记者人才养成所”到1934年中央新闻宣传会议上“培植新闻人才，改进新闻事业案”，在理念上始终一以贯之。即培养了解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的新闻人才，并为其所用，以“谋全国新闻界之党化”。
　　（二）国民党对党外新闻教育的限制
　　随着“黄金十年”时期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不断呼吁发展新闻教育、培植新闻人才。然而国民政府教育部限制高校发展新闻教育，规定新闻学只能在大学中附设为新闻专修科，否定国民会议关于设立新闻专科学校的提案。同时国民党当局实行“抑文重实”的教育政策，鼓励提倡发展实用学科，限制文法科，包括新闻学在内的文、法各学科受到普遍限制。
　　全国统一后国民政府为稳固政治统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上进行相应革新。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组织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得附设专修科”。8月14日，教育部颁布施行《大学规程》，其中“第五章专修科”第二十二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得分别附设师范、体育、市政、家政、美术、新闻学、图书馆学、医学、药学及公共卫生等专修科”（宋恩荣，章咸，2005：390）。这是中国新闻教育自1918年正式诞生以来首次进入国家教育类法规当中，说明学科地位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但遗憾的是，根据规定新闻学只能作为大学附设的专修科设立，不能成为大学中正式学科，学科地位仍不及文学、法学等学科。
　　当时社会上提倡扶植发展新闻事业的呼声不断，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出现多份关于新闻事业的提案。马饮冰等提出《扶植新闻事业案》，陈介石等提出《解除新闻事业各种束缚案》，赵雨时等提出《政府应切实奖进新闻事业案》，最终三案合并整理为《促进新闻事业案》提交大会，其中提出培植人才的办法，包括设新闻学专科学校，由国立大学或学院设置新闻学系，指定国立大学或学院设置新闻学系等。
　　该案经国民会议通过后，交行政院办理。行政院对此案极为重视，令内政、外交、财政、教育、交通、铁道等七部会同商议办法。交通部在7月宣布“对邮电航决设法优待”（中央日报，1931），此后又颁布多项训令和规定，进一步落实扶植新闻事业的政策。财政部也于8月1日提出《扶植新闻事业办法》，主要措施包括：“（一）不征收报馆或通信社之营业税；（二）印报用纸，凡系外国购买进口，分别减免税率，如系本国出品，一律免税；（三）由国库提出定款项，补助全国新闻事业；（四）国际通信机关，由政府倡办”（申报，1931）。
　　然而教育部给出的办法依旧维持了《大学规程》的相关规定，对于国民会议《促进新闻事业案》中提出的数条培植新闻人才的办法基本予以否定。教育部认为，新闻学开设专科学校，“与专科学校以培植生产专门知识技术人才为宗旨之目的不符”，所以没有设立专科学校的必要；依据大学组织法，可在大学中设立专修科，“必要时亦可设新闻学系”；但目前国内缺乏新闻学教授和教材，“各大学经费又非属充裕”，所以将来由教育部酌量实际情形，指定几个经费充裕的国立大学及已立案的私立大学设置（民国日报，1931）。
　　教育部给出的否定理由实际上对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提出了严峻挑战。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壮大，教育部难以对新闻学科的合法性予以完全否定。但与新闻学同为可在大学附设专修科的体育、市政、家政、美术、图书馆学、医学、药学、公共卫生等专业，都可作为丁类专科学校设立，教育部却以开设新闻专科学校与专科学校“培植生产专门知识技术人才”的宗旨不符而予以否定，说明教育部认为新闻学缺乏学科核心知识，从事新闻工作并不一定需要经过专业新闻教育。同时教育部指出了不争的事实，即当时国内缺乏新闻学教授和教材，因此只能作为专修科附设于大学中。
　　教育部限制新闻教育发展与国民党当时实行的“重实抑文”教育政策也有直接关系。早在1928年，中山大学与两广教育厅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主张“一国之教育方针，必以全国‘人民生活，社会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为整个计划”（沈云龙，1984：40、44）。虽然其中并不涉及大学教育，但1932年5月19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讨论大学教育方针的会议上，决议案的第一条便是“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民国日报，1932）。这显然是“一国之教育方针”应用于大学教育的结果。同年5月30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内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科；公费留学生也以农工医应用科学为限”的教育改革方案，与中山大学所开会议的决议如出一辙。12月31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整顿学校教育造就适用人才案》，其中规定“各省市及私立大学或学院，应以设立农工商医理各学院为限，不得添设文法学院”（张太原，2005）。1933年5月教育部通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各校文法商教育等科招收学生的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院系的平均数。此后“抑文重实”的教育政策持续产生影响。国民党实行“抑文重实”的教育政策，使得包括新闻学在内的文、法学科整体受到抑制。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教育政策的执行成效
　　国民党当局为贯彻新闻教育政策，培养为其所用的新闻人才，在国民党中央直属的中央政治学校内设立新闻学系，由美国学成归来的马星野主持。教育部则通过取缔、不予立案等多种手段限制民办新闻教育事业。内外有别的新闻教育政策挤压了党外新闻教育发展空间，对新闻教育整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相当长的时期内新闻院系只存在于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等私立高校中，国立高校中未能成立一所新闻院系，只作为附设新闻专修科或新闻学类课程存在其中；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未能制定新闻系的课程和设备标准。
　　（一）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
　　1935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落实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命令国民党中央直属的中央政治学校办理新闻学系。这项任务落在了刚从密苏里新闻学院学成归国的马星野身上。马星野被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寄予厚望。1934年7月，蒋介石亲自召见马星野，令其前往中央政校开办新闻教育。9月份，在教务主任罗家伦的建议下，马星野在外交系四年级开设“新闻学”和“新闻事业组织及管理”选修课程，第二学期又列为外交、政治、法律、经济四系的共同选修课。
　　经过一年的实验，政校当局认为单独设立新闻学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1935年9月正式成立新闻学系。马星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校为造就新闻事业人材，以应社会之需要，所以成立新闻学系。据他介绍“该校课程侧重政治及一般课程……新闻学系之课程，仅能占全部功课之四分之一。因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具有各门学科之知识。专攻新闻学者，仍不能成为一健全新闻记者”（中央日报，1935）。马星野在国民党相关部门和蒋介石的支持下创办了第一所国民党中央直属大学的新闻系。在开展新闻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马星野坚持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注重通识教育的同时，高度认同将新闻理论教育和实践经验培养并重的“做中学”的教育方式。
　　为此，马星野自设系之初就创办《中外月刊》，供学生实习之用。该刊自撰稿、编辑、插图、校对、发行，以至经营等各项工作，皆由学生负责。从1935年12月开始发行，至1937年销量已达5000份。同时，马星野带领或安排学生前往报社、机关单位实习。1937年3月29日，政校新闻学系举行第一届毕业考试，并与南京、上海各报社商议，派遣学生参观实习。该系三年级的学生也在马星野率领下，在31日连同四年级学生赴上海实习采访（华北日报，1937）。有报纸谈到这些学生实习的情况称：“凡重要集会、要人寓所及车站轮埠、捕房法院等，均有若辈活跃之踪迹。俨然与正式记者相竞，故成绩颇为圆满。因彼等实际工作，其所获之采访经验，均非书本上所可求得，故益感兴趣”（中央日报，1937）。回到南京后，马星野又安排学生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新闻事业处和国际宣传处实习。
　　在师资力量上，马星野的聘用标准是“是项学科在经验方面之重要，较理论且有过之。新闻学当充分利用实际在报馆服务之专才担任教课，使学校与报馆融为一片”（新闻杂志，1937）。因此政校新闻学系大量聘请上海、南京报界经验丰富的报人，组成了一直强大的教师队伍。在他的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逐渐成长为能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比肩的新闻院系。
　　有论者提出，马星野对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的移植是有限的，被移植的只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美国式的新闻理念和新闻专业主义并未随之进入中国新闻教育场域（郭静，2018）。的确，马星野在教学实践中坚持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但在教育理念上却坚持培养听命于国民党的新闻人才，使得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具有了鲜明的政党新闻教育色彩。
　　作为国民党中央直属的高校，中央政治学校以“造成实行党治的政治建设人才为宗旨”，担负着为国民党培养党政干部的任务，具有鲜明的党办高校色彩。中央政校的学生一律入党，新生入校一周内便要办理入党手续。其目的是以党的教育配合学校教育，达到培养“服从党义之革命建国政治人才”的目的（朱燕平，2014：73）。虽然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创办初期，马星野还未提出“三民主义新闻思想”，更未将其运用到教育实践当中，但新闻学系创办旨趣中明确提出新闻学系的创办目的在于以新闻人才建设“适合党国需要之中国新闻事业”（中央政治学校校刊，1935）。马星野在新闻学系创办初期就强调新闻工作者应有健全高尚的人格，注重学生的体育和德育，与中央政治学校的训导制度吻合。当时的训导制度强调学生应具有高尚人格、强健的体魄、服务的人生观，并笃行三民主义教育，以期成为“革命之干部政治建设之中坚”（朱燕平，2014：268）。而且马星野安排学生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新闻事业处和国际宣传处实习，1937年第一届毕业的10人中大部分进入中央日报社、中央社等国民党的新闻单位，也体现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为国民党培养新闻人才的教育目的。马星野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以政校新闻学系的学生与燕京、复旦的学生有所不同来“标榜”自己的办学成绩：“余办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十年间，造就新闻人才数在五百左右，其在新闻界已有可称之贡献者，亦不乏其人，且此辈青年报人，大体能了解主义，忠党爱国，与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出身之青年记者，显有不同（王继先，2017）。”
　　（二）教育部限制国民党党外新闻教育发展空间
　　有研究者指出，民国时期新闻院系因缺乏专任教师，“无法以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形态嵌入大学体制之中”；同时，因新闻学著作、教材粗糙浅陋，难以获得其他学科知识性承认。新闻学科只能困守在大学系统的底层（路鹏程，2021）。的确，师资、教材等始终是民国时期困扰新闻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教育政策对新闻教育发展空间产生重要且持续的影响。
　　由于教育部规定新闻学科主要以大学附设专修科存在，只得在必要时设立新闻系，加上资金、教师不足等原因，相当长的时间内国立高校未能设立一所新闻学系，只作为附设新闻专修科或新闻学类课程存在其中。当时开办新闻系的皆为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私立院校。②虽然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曾筹划成立新闻专修科和新闻学系，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也曾筹备建立新闻学院，但都因经费紧张等原因再无下文。直到1941年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其新闻系成为第一所国立大学新闻系，而始办于国立大学中的新闻系直到1945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才得以实现。
　　在课程标准的规范化制定中，也缺少新闻学的一席之地。1930年教育部开始征集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各科系的课程材料，准备成立各科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制全国课程标准。据复旦大学校刊记载，1931年底教育部专函敦请谢六逸起草新闻系的课程和设备标准，“因稔该系办理完善，且夙慕该系主任谢六逸先生对于新闻学造诣精深，经验宏富，故特敦聘起草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复旦大学校刊，1931）。但此后教育部正式聘定的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文学院只有中国文学系刘半农、外国文学系陈源、哲学系宗白华、史学系陈寅恪、社会学系孙本文等人，未见谢六逸和新闻学的踪影。直到1944年11月，中国新闻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教育部长陈立夫重提此事，请新闻学会就新闻学系及专修科的课程内容如何制定提出意见。但到1948年新闻教育界仍在呼吁，教育部应该召开新闻教育会议，制定新闻系四年必修与选修的科目及其课程标准，并延请新闻学专家编著各科大学用书参考书（褚玉坤，1948）。
　　受资金、师资、政策等因素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教育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7年全国先后成立或计划筹办10所新闻院系，③到1935年仍在开办的只剩2所；1928年至1933年成立的13所新闻院系中，④至1935年仍在维持的只剩6所。1936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中国新闻教育之现在与将来》，直言“中国的新闻教育，不得不承认还在幼稚时代”（梁士纯，1936）。然而教育部不仅不重视新闻学科建设，还通过直接取缔、不予立案等手段挤压党外新闻教育发展空间，使得本就处于“幼稚时代”的新闻教育雪上加霜。
　　1930年北平民国大学依据《大学组织法》改名为民国学院，1931年获教育部暂准立案。1933年初该院创办新闻专修科，学制两年，由经济系主任曾铁忱兼任主任。1934年9月，教育部命令民国学院，专门部和体育专修科以外的专修科各班办至在校生毕业为止，同时停办英国文学系，专办中文、教育、政治、经济、法律五系和体育专修科。得知该消息后，新闻专修科新闻学会召集全体同学商讨办法，决定成立“北平民国学院新闻专修科促进立案委员会”，向教育部请准立案，并议决“根据上月中央宣传会议提议，经中政会通过之全国各大学设立新闻学系实施案，请院长向教部交涉”，同时决定“如事实需要，则发表宣言，请求各界援助”（华北日报，1934）。
　　促进立案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经全体同学一致签名，连日要求学校当局向教育部力争立案，委员会也单独向教育部递交请准立案的呈文。文中称“宣扬政教，启迪民智，莫善于报纸，故自有报纸以来，各国为政者莫不重视之也。惟欲求报纸之能发挥其效能，而克尽其职责，则非实施新闻教育，以养成专门人才不为功”；同时援引中央大学设立新闻学系的成例，⑤及中政会主张在全国大学添设新闻系的决议，说明新闻教育的重要性（益世报，1934）。12月16日，《新闻通讯》报道称教育部已准予民国学院新闻专修科备案。但实际情况是，1935年第一届学生共46人毕业后，新闻专修科便被迫停办。
　　与民国学院新闻专修科有相似遭遇的还有顾执中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28年，顾执中有感于“中国新闻人才的不够，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发展，迫使新闻工作不得不比从前一个时期更活动更积极，旧的只擅长于饮酒赋诗的新闻记者已处处证明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新的新闻人才又极少”（顾执中，1991：336），所以与闵刚侯、沈颂芳、沈吉苍等人共同筹划建立民治新闻学院。学院于1929年初开始招生上课。该校以其优良的教学质量广受欢迎，不断有民众向报纸写信，询问该校办学情况，如何报考等问题。但教育部长期不予立案成为限制学校发展的重要问题。学校初设时名为民治新闻学院，正式成立后便向教育部申请立案，1931年2月3日教育部下发批文，以“新闻学得在大学文、法、教育等学院酌设讲座或专修科，不得设立学院；如系专办新闻学科，应称为新闻学专修学校”为由，拒绝予以立案（教育部公报，1931）。顾执中遂于1932年将学校改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但教育部仍不予立案。校董邵力子曾数次为学校立案一事，写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未见下文（顾执中，1991：338）。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治新专始终未被批准立案。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始终认为新闻学开设专科学校，“与专科学校以培植生产专门知识技术人才为宗旨之目的不符”，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立的新闻专科学校皆为私立，这些学校在抗战爆发前就普遍存在资金紧张问题，抗战时期缺少国家支持，大部分被迫停办，只有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少数在大后方艰难维持。
　　
三、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教育政策的扩展
　　为加强对文化事业的控制，确立三民主义在文化事业中的统治地位，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1933年底至1934年连续召开文艺宣传会议、新闻宣传会议和电影事业谈话会。不仅新闻宣传会议上出现“培植新闻人才”的提案，文艺宣传会议也将从速“培养本党文艺人才”作为重要议题。为配合国民党的文化统制，陈立夫、邵元冲等人在新闻宣传会议召开当月即成立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团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此后国民党中央设立新的文化管理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新闻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在两个组织中都单独设立相关机构，如何加快建设新闻教育事业成为其热议话题。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作为一个文化方面的全国性团体而设，旨在吸收和指导全国各地的文化团体，把文化和思想活动置于其控制之下。在陈立夫、邵元冲、朱家骅、吴铁城、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的组织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于1934年3月25日正式成立。该会“根据三民主义建设中国文化为宗旨”，以“组织三民主义文化战线为己任”，积极贯彻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深入本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4：2）。协会下设教育、出版、新闻、体育、电影、戏剧、美术等事业委员会，通过读书运动、讲座、座谈会、辩论会等多种方式开展具体活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报，1935）。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分重视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委员会作为最早成立的委员会之一，聘请张竹平为主任、萧同兹为副主任，委员内包括汪伯奇、胡政之、张季鸾、潘公弼、王新命、黄天鹏、米星如等知名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者（申报，1934）。在地方分会中，新闻事业委员会也是总会要求首先成立的委员会之一。各地方分会的新闻事业委员会积极吸纳新闻业界人士入会，形成数量庞大的会员群体。据统计，全国22个分会的新闻事业委员会共有个人会员601人，数量仅次于教育和党政委员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7：335）。
　　为实现“统制”全国新闻界的目的，新闻事业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10月28日，新闻事业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决议组织国防新闻宣传研究委员会，编印定期刊物，发起组织全国新闻团体。1935年7月，委员陈荻帆前往南京、武汉等地视察新闻事业，并出席武汉大学暑期讲习会。8月赴上海，参观报馆、学校、社会教育机关，之后将考察所见所闻撰文发表。
　　总会为地方新闻事业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工作纲要，主要包括：甲、研究并鼓吹本会对于新闻事业之理论；乙、筹出新闻刊物，或为作日报之副刊。内容为新闻学理论上之研讨，中西各国新闻政策之评述，当地各报社论之批判，黄色新闻之抨击，务求立论警□，文笔犀利，造成当地新闻界之权威；丙、调查当地报社通讯社之现状，并加以统计；丁、联络当地各报社各通讯社及负责人等，征求加入本会为团体或个人会员（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7：275）。
　　基于总会的工作纲要，各地分会新闻事业委员会制定各自工作要点，并着手实施。了解地方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是开展新闻统制的基础，因此地方新闻事业委员会普遍对本地报社、通讯社等新闻机构及其历史沿革作了详细统计调查。如南京的新闻事业委员会，规定的调查内容包括：一、报社及通讯社内部组织、营业状况、经济来源、以往略历、未来计划等；二、调查报社及通讯社主要人员学历、经历、思想等；三、调查新闻团体的状况（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7：115）。
　　地方新闻事业委员会普遍认识到新闻人才对建设新闻事业的重要性，在工作计划中制定培植新闻人才的措施。江西新闻事业委员会认为“报社本身之组合及报人之进修，均属必要”，计划筹办报社公会、新闻记者协会，并“组织新闻记者研究会，以增进新闻从业员之学识修养，并造就新进人才”。南京新闻事业委员会提出的举措包括：举办新闻学术讲习会或座谈会，作新闻学术之研讨，并讨论本京新闻事业各种问题；创设新闻学校，培植新闻人才；翻译世界新闻学名著，以供新闻界参考；编撰新闻事业丛书，以便有志新闻事业者阅览。山西新闻事业委员会也提出“聘请新闻专家莅会讲演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7：62，207-208，25）。此外，国民党在1933年先于江苏省为试点，设立各种社会事业委员会，其中包括新闻事业委员会。该会曾制定数项计划开展新闻教育工作，主要包括：选择各地有志新闻事业之同志，报送各大学新闻学专科读书；组织新闻学社，由本会发起组织新闻学社，征集各县服务新闻事业人员从事理论的及事实的研究；培植新闻人才，由本会筹办讲习班及函授班等，以造就新闻人才为改进各县新闻事业之准备（马元放，1934）。
　　从表面上看，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因为“国民党执政以来过于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以致政治经济之不能与文化改造相应”，所以成立协会“以达建设革命文化之目的”（徐小群，2007：304）。实际上该会扮演着文化警察的角色。协会公开宣称“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深入本组织”。为达到“统制”新闻界的目的，地方新闻事业委员会开展大规模调查统计，并以吸收会员的方式笼络新闻业界、学界人士，以出版物占据理论主导权。地方新闻事业委员会普遍认识到，新闻人才在“统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诸多建设新闻教育的措施，培养服膺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用的新闻人才。
　　为进一步确立三民主义在文化事业中的统治地位，1936年3月，国民党设立新的文化管理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化委员会，负责主持全国文化运动，统筹文化工作，主任委员为陈果夫。中央文化委员会下设礼俗、教育、历史及语言、出版事业、新闻事业、广播事业、电影事业、戏剧、音乐、美术研究会，此外还可根据实际需求增设研究会。其具体工作为调查及联络与文化事业相关的事宜，审查各种有关文化事业的方案及文件。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顾名思义是要对国家文化事业进行计划，就像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计划经济”（又叫统制经济）一样，是一种文化统制行为，即国民党中央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进行计划、实行统制，这在《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以及根据纲要设立的各个研究会中得以体现（袁荷，2017：72）。
　　1936年4月，中央文化委员会制定《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并经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明确目标为“本三民主义之原则，以文化力量建立全国民众精神之国防，策动一切救亡图存之工作，尤以促进生产建设，充实国家力量，及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为共同努力之目标”。关于新闻事业，其纲领明确为“集中新闻界之意旨，使在民族意识之下，从事新闻事业之改进，并由中央注意新闻人才之训练”（中央周报，1936）。
　　之后不久，中央文化委员会下设的新闻事业研究会便开始运转。该会聘请米星如（前申时电讯社社长、大美晚报主笔）、朱应鹏（前时事新闻报总编辑、时任神州日报主笔）、胡健中（东南日报社长）、马元放（中央文化事业委员会秘书）、马星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主任）、黄忏华（新闻学著作者）、彭革陈（中央普通宣传处处长）、程中行（中央日报社社长）、杨公达（立法委员、前时代公论主笔）、谢六逸（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等人为专门委员，其中彭革陈为主任。10月14日，该会召开第一次讨论会，除部分专门委员外，还有陈果夫、张道藩、张冲、褚民谊、方治等国民党要员到场。与会人员就如何集中新闻界意见、如何改进新闻事业、如何训练新闻人材等问题作了深入讨论（新天津，1936）。此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新闻事业研究会基本停止活动。
　　中央文化委员会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实行文化统制的核心权力机构。新闻事业研究会笼络新闻业界、学界人士，委员中包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主任马星野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显然是想通过此举加强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控制，推行其新闻教育政策，最终达到党内党外的新闻人才都为其所用的目的。
　　国民党试图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和中央文化委员会新闻事业研究会加强对新闻界的“统制”，然“要谈新闻事业的统制，不能不注意到新闻人才的统制”（赵占元，1937：132）。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和中央文化委员会新闻事业研究会积极讨论人才培养和新闻教育问题，并提出加强人才培养和新闻教育具体建设措施，即是以受“统制”的新闻人才实现新闻界的统制。正是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的新闻教育政策得以扩展，扶植新闻教育的措施更加具体，加强对新闻人才的统制成为国民党相关机构的普遍共识。
　　
四、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当局大力提倡扶植国民党内部的新闻教育事业，蒋介石“钦点”马星野在中央政治学校开办新闻教育，足见其本人对新闻教育的重视；同时限制党外新闻教育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新闻学只能作为专修科附设于大学中，以新闻学不符合专科学校办学宗旨为由否定国民会议相关提案，以取缔、不予立案等手段限制民办新闻教育。
　　党内、党外不同的新闻教育政策，体现出国民党对新闻业和新闻教育的真实态度。国民党当时推行的“训政”和“党治”本身是把自己当作国民的“领袖”，显然不再需要什么教育来培育新的“领袖人才”，与自己相争夺，他们需要的是可以供驱使的“专门实用”人才（张太原，2005）。在新闻教育中即是培养服膺于“三民主义”、听命于国民党的新闻人才。
　　无论新闻场还是教育场，其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都深刻受制于权力场的影响和规制（路鹏程，2021）。国民党的新闻教育政策是其新闻政策在新闻教育领域的延伸，是“以党治国”理念在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集中体现。作为国民党新闻政策核心的“新闻统制”政策，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内所有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都要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因此需要听命于国民党的新闻人才实现对新闻业的统制。
　　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教育政策影响深远。直到抗战胜利后，新闻教育仍未走出“幼稚时代”，新闻业界、学界人士论及新闻教育，多有“失败”、“幼稚”之语，且普遍将矛头指向教育部，认为教育部支持力度不足是影响新闻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⑥■
　　
注释：
①目前多数研究认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是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之后，第二所由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根据任白涛的记载可知，1922年之江大学就成立了新闻科。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任氏写信咨询之江大学新闻科的具体情况。英美文学系系主任兼新闻科教授劳登司莱蔻在回信中介绍了该校新闻科的缘起和主要课程内容，并介绍了该科如何开展新闻业务实践。详见《综合新闻学》第47页。另外，1945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本科生张如彦在毕业论文《新闻教育》中也记载了之江大学新闻科。
②有论者认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是民国时期第一所国立大学新闻系，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中央政治学校作为国民党中央直属高校的鲜明特点。
③10所新闻院系分别是：圣约翰大学报学系（1921）、厦门大学报学科（1921）、华北大学新闻学系（1922、未开办）、平民大学报学系（1923）、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24）、国际大学新闻学专修科（1924）、南京建业大学新闻学系（1924）、民国大学新闻学系（1924，未开办）、南方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修科（1925）、国民大学报学系（1926）。
④13所新闻院系分别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28）、中国新闻学校（1928）、暨南大学报学班（1928）、复旦大学新闻系（1929）、北平大学法学院新闻学系、新闻专修科（1929，未开办）、光明大学新闻专修科（1930）、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1933）、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3）、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1933）、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1933）、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1933）、江南职业学校新闻科（1933）、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1933）。
⑤此处不实。当时中央大学的确开设过新闻学课程，但未成立新闻学系。据《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记载，社会学系曾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另据戈公振年谱记载，1929年中央大学拟聘请戈公振任报学系主任，戈公振拒绝后，请其在该校短期演讲。11月14日至17日，戈公振在中央大学连续作了四场演讲。
⑥可参见陈锡余《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施志刚《论中国新闻教育》、朱沛人《改造新闻教育》、褚玉坤《论我国新闻教育》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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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博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成果（项目号：MXG20210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项目号：18ZDA3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