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红 姜飞
　　【本文提要】鉴于跨国媒体在国际关系立体多元化交流中有着历史性、深远性价值，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亟需直面跨国媒体，首要任务是对西方主流媒体建立客观、全面、立体的认知。研究者藉由对外媒驻华分社中国籍资深雇员的深度访谈，从翻译的文化学派理论出发，研究该群体在中外媒介信息和文化方面发挥的跨文化“译转者”和文化协商作用，探索与外媒交流合作的正确方式以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译转性 异化翻译 文化资本 国际传播能力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技术文明突飞猛进的背景下，2020年却见证了全球主流媒体关系的历史性怪现象。一些国家决定将另外一些国家的跨国媒体视为“外国使团”，限制驻站人数压缩传播空间，并对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全球性社交软件进行经济上的打压。更有甚者，一些跨国主流媒体将新冠肺炎病毒政治化基础上进行污名化传播，日益偏离其早期主张，许多报道呈现出客观现实和主观评价之间的巨大张力，引发全球性传播舆情和传播信任危机。这再次引发了学界的深入思考：跨国媒体究竟该承担何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角色？同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该如何面对这些跨国媒体，中国的“走出去”媒体该如何自处？
　　首先，我们依然无法回避和忽视的问题是，任何国家/地区的媒体的国际信息报道对他国形象建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据学者Zhu和Boroson（1997）研究，媒体对国际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优于国内报道，原因是大部分受众并没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直接经验。换言之，西方受众对中国的感知和理解很大程度上天然受制于本国媒体的新闻框架。如果媒体对中国报道以负面为主，则受众看待中国的观点总体趋向负面。其次，我们也早应自觉的是，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似乎与其所宣称的完全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有很大出入，部分媒体政治化倾向明显，同时囿于记者认知的局限或者成见，有些报道甚至违背了事实。但这是否可以涵盖所有西方媒体？如何在新时期看待和对待这个现象？第三，我们也难以否认，对西方媒体缺乏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对其涉华议程和态度缺乏纵向的历史观察和梳理。下一步还需要超越其作为媒体的一元属性而认识到其多面性，从而开放对跨国媒体的认知和处置的空间想象，或可在超越认知局限之后，有效推动双方的跨文化对话与合作。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学术上对西方媒体的研究常从其涉华报道出发，以新闻框架、议程设置、话语分析等作为分析手段或者视角，诠释其对中国国际形象建构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的结论以负面和消极居多；①而从实践角度看，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机构到普通个体一直在努力探索与西方主流媒体建立对话机制与合作关系，囿于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认知张力巨大，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鉴于通过传播内容分析、新闻框架分析、话语策略分析来研判传播立场和研究传播主体的诸多文献已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考虑到传播主体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属性，信息传播的场域属性，跨国媒体的文化译转属性，要建立对跨国媒体的客观、全面、立体的认知，以为中国与西方主流媒体各个层面上的对话与合作寻求通路为落脚点，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既熟悉西方媒体机构历史文化、报道规律与现实需求，长期浸润于西方媒体内部，同时又了解中国特殊国情，具有本土化视角的对象，通过对他们的访谈，点明不同资本属性的边界，跨越信息传播的场域界限，探索全球政治和全球传播复杂生态下实现跨国媒体合作破冰的可能性。
　　为此，本研究将采访对象聚焦为西方主流媒体驻华分社中国籍资深雇员②（前/现任），采用深度访谈法，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出发，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相关理论支撑下，将外媒的中国籍员工视为中外媒介信息与文化的“译转者”。他们在将中国文化译转、介绍给作为“文化他者”③的西方主流媒体的同时，作为深度“在场”的一群人，也将外媒作为译转对象，向中国“读者”解释外媒立场、观点及做法，呈现并创造某种跨文化协商与调解的空间。这契合了“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共存、共荣的可能与机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目标（姜飞，2007）。为了保证采访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尊重受访者的工作纪律要求，遵循学术一般惯例，本研究对部分受访者供职的媒体以描述代替媒体名称，对受访者以编号的方式进行匿名保护，并且在采访中尽可能以关注西方媒体的共性代替对某一家媒体个性的讨论，以求发现普遍性的规律。
　　
二、研究工作定义以及相关文献综述：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
　　1.文化的“译转性”点出了跨国媒体的文化角色
　　译转性，对应英文translational，最早由当代著名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他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战略既是‘跨国性’的（transnational），又是‘译转性’的（translational）”。之所以说它是跨国的，是因为当前的后殖民话语就是基于文化置换（displacement）的独特历史背景，即不管是处于奴隶制或契约关系的“中间状态”（middle passage）、文明传布的“出航”（voyage out）、“二战”后第三世界人民向西方的大量移民，还是在第三世界内外所发生的经济、政治上往来的避难，其实都发生了文化的置换。文化又是译转性的，因为这种文化空间换位的历史——现在又配之以带有领土野心的全球性的媒体技术——致使“文化如何表意”，以及“通过文化究竟是什么被表示出来”，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how culture signifies， or what is signified by culture）”（Bhabha， 1994：172；姜飞，2005：157）。一种文化通过空间置换而被译转之后，“已绝非把A物体挪到B处后物理性质等没有变化的A物体”，而是实现了文化的转化和超越。因此，“辨别跨不同文化经历所形成的符码的伪装性和相类似性就变得很关键”（姜飞，2005：158）。这个过程消解了“文化”意义的确定性，但也“增强了对文化建构和传统创造的意识”（姜飞，2005：158）。学者还指出跨文化背景下媒介与文化、意识形态、主体的建构的关系，译转性体现在外来文化本土化过程，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之中，主体对另一种文化符号的解码以及媒体对文化的译转特性中（姜飞，2010）。
　　巴巴的文化“译转性”的提出以及后来学者的阐释均是在后殖民语境下进行的，但是对于本研究——西方主流媒体自身的文化在跨越边界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实现空间的重置后（transnational）如何进行表意、转化与超越（translational）——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建构作用。研究的重点依然是对“文化如何（藉由媒体）表意”以及“究竟是什么被（媒体）表示出来”的回答。
　　2.翻译的文化转向点明了跨国媒体的工作语境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发展。翻译的文化学派超越了文本间的对比，站在语境、社会与历史等更高的层面研究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刘军平，2009：416）。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指出，真正的翻译“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叶颖，张传彪，2008）。文化翻译必然避不开文化不可译的异质成分，而翻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异质性的协商与对话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译转者的“翻译”亦非文本之间的互译，而是两种文化间的转化和超越，即外媒文化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媒体文化有何不同，如何看待甚至利用中外媒体文化的异质性服务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中外媒体文化异质性带来的可对话和可调解空间在哪里？
　　3.异化翻译法与归化翻译法显影了跨国媒体文化译转的机制
　　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由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提出，“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Lefevere， 1997）。施氏主张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即翻译要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异域特征的存在，致力于将不懂原作语言的读者带向作品，积极再现原作者的意图，保留原作品的精神，其目的是在“文化他者”的基础上塑造文化的自我认同（岳琪，2018；蒋晓华，张景华，2007；谭福民，张志清，2018）。与之相反，归化翻译法主张将作者引向读者，采用明白晓畅的风格，让翻译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理解力，可视为征服“他者”，驯化外来文本的过程。深受西方批评话语、解构主义理论影响的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Venuti）进一步阐释了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归化翻译“是用暴力置换外国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而异化翻译则限制了这种暴力，“是一种文化干预”，强调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彰显异国文化的差异（刘军平，2009：442）。
　　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两种文化的交往，是突出“他者”的异质性，还是强调相似性，是求同还是存异？在将西方媒体的文化进行跨文化译转的过程中，异化翻译可以理解为将中国受众引向外媒，使其了解外媒在属性、文化、理念、操作等方面与中国的显著差异性，强调对异质性的了解、尊重甚至是为我所用，而非驯化。当然，事实上西方主流媒体是不可能被驯化的。但异化和归化并非二元对立，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在异化的过程中，随着人们对外媒理解加深并尊重，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外媒对中国的认知，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化他者”的积极干预，从而为协商与调解留下更多积极的空间。
　　4.文化资本的概念再现了跨国媒体文化译转的原理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79年提出文化资本（法文：le capital culturel）的概念。他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具有排他性并且被行动者占有时，会转化成“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1997：189）。资本表现为四类，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1986）。
　　翻译承载着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任，是文化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正是文化资本“使翻译明显地实施建构文化的功能”，通过策略翻译“使一个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渗透到另一文化的文本或概念中”（Bassnett & Lefevere， 2001：7）。
　　由于“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翻译进行传播和调节”（Lefevere， 2001：44），国际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与社会声望等领域积累的象征性资本，可以通过译转者的“翻译”行为，在跨文化空间迁移后依然实现向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的转化。而译转者的本土文化背景和资源，即译转者资本，使其成为外媒文化资本本地流通的不可或缺的建构者。译转者资本是文化翻译场域内的行动者依据一定的规范参与构建或维护场域内与场域间社会结构的工具。
　　
三、译转者文化翻译场域：多种力量杂糅带来空间的译转性
　　要考察译转者的行为，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场域。国际媒体“译转”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行为，是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④里协商的实践。协商就意味着要跨越文化的障碍，目的是走向对话与调解。在西方跨国媒体的文化翻译场域内，多种力量杂糅，增加了协商的空间和调解的张力。
　　以“译转性”为生发点构建的媒介与意识形态、文化、行动主体之间的多维“译转”关系，包括：本土主流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在媒介中的“译转”，体现为外媒进入中国后在编辑属性与商业属性之间的平衡与协商；外来文化本土化过程中的“译转”，体现为国际媒体涉华报道在本土视角与全球基调之间的坚持与妥协；主体（个体）面对新的文化场域时，通过媒介对文化符码的“译转”，由此形成场域内外的自律与他律。
　　1.国际媒体编辑属性与商业属性的平衡与协商
　　以往关于国际媒体的研究大多从其编辑属性出发，考察国际媒体如何凭借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对他国形象进行“他塑”。而实践层面上对西方媒体的诉求，大多是从内容合作出发，希望提升某一事件或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两者均未突破对国际媒体传统的一元属性的视阈，考察的是其相对封闭的编辑属性，反倒是其商业属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除了新闻采编部门，西方主流媒体驻华机构都建立了庞大的整合销售团队，负责寻求与中国本土市场的合作机会。“编辑是独立的部门，负责为媒体建立国际声望，是媒体的影响力因子，CEO不能干涉编辑业务；外媒的CEO主管行政和商务，向董事会负责，做不好会被炒掉，主要目标是让媒体‘活’下去，因此可以把外媒看得更加立体化，因为它需要商业利益，需要生存”（3号受访者）。“Editorial（编辑业务）很难改变，因为人家都有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一直都这么操作。但business（商业）可以实现共赢”（1号受访者）。由此可见，与国内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定位不同，英美主流媒体大部分为私营，首要任务是让媒体生存下去，因此在商业合作方面为译转者们让渡了更多的可调解空间。正如沃尔夫（Wolf）所指出的，通过建立各种新的联系且行动者不断进行着重译（re-interpretation）的“调解空间”倾向于质疑现存的秩序并对多重语境化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性（Wolf， 2007：118）。
　　2.国际媒体涉华报道在本土视角与全球基调之间的坚持与妥协
　　西方主流媒体派驻中国的记者和编辑大多比较熟悉和关注中国，以保证其在中国能够顺利开展采编业务。“他（路透社驻华记者和编辑）一定是中文流利，才能够在中国当记者”（1号受访者）。“很多是在中国长期生活，而且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比如说有的人在中国读过博士，读过MBA，中文非常流利，住在平民大杂院”（5号受访者）。有研究表明，关于异国的直接经验主要来自旅游经历或者文化联结（cultural connection）。旅游是物理性“在场”，而文化联结代表了不同人民之间精神与情感的接触与交流。这样的异国经历可以增强跨文化敏感性以及对异域文化的鉴赏力，并影响到其全球感知力与洞察力（Yashima， 2010）。“做一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文化、生活等。他们写的东西并不都是负面的，有些是记者以个人视角去观察、描写中国发生的变化，比如有的人从数据、产业结构或者对中国的投资这些大的变量出发，有的人可能就是从身边一个人的生活变化去写。如果找几篇这样的报道对比一下，你可以看到没有那么妖魔化的”（5号受访者）。但是，作为跨国分支机构，中国本土的报道必须与跨国媒体的全球基调保持大致的同步，特别是在涉敏感问题上，来自驻华媒体的报道框架必须是在总部大的框架内进行。比如，“像西藏这样的敏感性问题，不同的记者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也（观点）打架。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defend中国政府的话（为中国政府说话），那样的报道总部是不会采用的”（1号受访者）。但在一些相对不敏感的区域，这种可调解的空间会更大一些。“会有一个全球调性。他们（总部与中国本土的编辑部）每周都在开会讨论报道选题、内容、方向等问题，同步认知，尽量求同存异。总部会群发邮件传达一些政策，比如说疫情期间不要使用哪些字词的表达，哪些词不对或者不要用。中国的编辑室也会权衡什么新闻应该报，什么不能报，什么还没到报的时候”（6号受访者）。
　　由此可见，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存在着本土视角与全球报道框架之间的冲突与协商，并且在坚持与妥协中重构两种文化语境，以实现外媒文化在空间置换后本土化进程中的译转。
　　3.场域内外的自律与他律
　　因吉莱里（Inghilleri）指出，翻译现象应被置于经济、政治与更广泛的社会因素构成的权力场中（陆志国，2020）。场域所具有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们要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而每一个场域都是围绕相反的两极构成的：他律极和自律极（本森，内维尔，2017：5）。译转者所在的场域亦是如此。他律极代表该场域外部的力量，主要是政治、经济力量；自律极代表场域特有的具体资本，特别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比，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决定了新闻场是一个高度他律性的场域。2020年美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上对中国的污名与打压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折射到两国的媒体关系上，也让美媒驻华分支面临的本土发展环境趋向紧张。“对我们的业务影响很大，基本上中国客户就不怎么用美国媒体了。这个没有办法。你总不能让一个人一边骂你，你还给人家送钱，那不太现实了”（6号受访者）。
　　“传媒秩序从来是政治秩序的副产品，是经济秩序的延伸……传媒是在商业利益和新闻价值之间找平衡，在媒体使命与文化责任之间走钢丝，在国家利益与世界趋势之间寻方向”（单波，刘欣雅，2017：86）。这正是外媒中国籍雇员所在的译转场域高度他律性的另一种表述。
　　
四、译转者意义生产规范：在共同守约中消解译转的不确定性
　　翻译规范是“译者个体在翻译场域中不断习得的标准”（刘晓峰，马会娟，2016），可视为译者在特定翻译情境下的行为指南，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由于译转者是“处于文化重合中间地带的杂合的主体”（Wolf， 2007：118），其意义生产的过程需要遵守相应的规范，而规范不仅规定了译转者行为的边界，也有利于在共同守约中消解文化异质性带来的不稳定性。
　　1.尊重编辑独立，商业利益不能染指传统采编业务
　　编辑独立是西方主流媒体构筑媒体公信力的基石，也是外媒中国籍雇员必须恪守的职业规范。“负责新闻采编的记者站与商业部门之间是有防火墙的。两个部门不能在一起沟通，比如‘某个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广告投放商，报道要留有情面’，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一旦有人越界了，那就是丑闻”（1号受访者）。“基于商业合作的内容生产会非常严格地与记者站的新闻生产划分边界。所谓的‘软文’，我们叫bespoke content，就是定制化的内容，或者是advertorials（付费广告/软文广告）。我们会严格区分，在终端呈现时会直接标注这是advertorials”（5号受访者）。“如果是定制内容，我们会明确告诉读者这是sponsored（赞助内容）”（4号受访者）。
　　此外，在跨国媒体工作的员工，不论国籍，都有行为“禁区”，以防止触碰“编辑独立”的红线。“接受对方财物馈赠相当于自断行业前途，得不偿失，这在行业内是很大的丑闻，中国员工也是。曾经有一位中文助理因为不了解或不在意规定收了被报道企业一架无人机，被劝退了”（3号受访者）。
　　2.多元文化融合共处，但场域内不输出个人价值观
　　由于译转者工作的空间往往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交融，出于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尊重，一般不允许员工在工作场域内输出与工作无关的带有价值观的信息。“有一次，一位香港的同事在一个工作组群里发了一张‘香港警察打市民’的图片。我当时很气愤，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张图片下面没有任何人发表评论。一般我们在群里发的与文化和生活相关的图文，底下都有很多评论。但是那张照片下没有人跟帖，说明那个香港记者逾界了，而且这种行为在这个场域里并不受欢迎”（3号受访者）。
　　对于译转者而言，外媒对全球以及中国本土雇员的规定以及特定的职场场域有形/无形的规则/习俗均对译转者行为规范产生影响。规范强调对这些社会化结果的遵守与适应，也赋予了译转者在守约的前提下进行新的意义生产的可能性。
　　
五、译转者文化调解策略：异化翻译彰显译转主张
　　在对译转者工作场域协商空间及其作为行动主体所遵循的规范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似乎可以超越传统的政治话语下的意识形态分析，从文化译转性的维度，理解西方跨国媒体在华媒介实践并进一步提出调解策略。
　　1.异化翻译策略尊重中外媒体文化的异质性
　　中国有着跨文化的特殊性，更多地偏向以文“化”人的同化策略，失落了“和实生物”的智慧（单波，刘欣雅，2017：3）。与归化翻译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语文本“完全本土化”（刘军平，2009：123，433）不同，异化翻译策略倡导尊重差异，承认翻译是两种文化在传播通道上的平等对话关系。正如法国著名翻译学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所说，翻译需要“在自己要的语言空间里，作为他者来接受他者”，这样才更接近翻译的伦理目标（贝尔曼，1999：74）。
　　如果我们把这一伦理目标放置到本文的翻译情境中会发现，译转者亦倾向于提倡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主流媒体，消除归化的幻想，在存异的基础上展开跨文化的对话与调解。“外国媒体写一个新闻是有价值观在驱动的，就是它有一个what（发生了什么）和so what（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与看待），而so what完全是价值观。而中国很多报道是在尽量淡化价值观，也就是尽量不是非黑即白。国外是一定会往某一种价值观上靠的”（2号受访者）。“作为中国人，我们确实觉得他们有偏见，但他们是在西方新闻生产的操作规范内进行的。比如报道中涉及的观点他们是有source（新闻来源）的，而且是至少2—3个sources来反复确认才能将报道发出去”（1号受访者）。“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站在一个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情，所谓‘双标’我觉得是个伪命题，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5号受访者）。“大的媒体机构，在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分支机构，有不同的老板，处理事情的方式和角度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要考虑到这样的差异性，不要一概而论”（1号受访者）。
　　2.译转者资本决定调解的张力
　　在西方跨国媒体的驻华机构，中文助理一般指受雇于媒体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其日常工作包括辅助外籍记者编辑搜集素材、联系采访和语言翻译等。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倾向性特质，中文助理会自觉在指定的框架内完成素材的搜集和其他工作。“很多外媒记者其实是已经有一个报道框架，或者说观念，他只是让中文助理从某个角度寻找素材。比如记者觉得中国环境保护做得不好，那他让助理收集的资料可能就是关于中国如何破坏环境方面的，中文助理是不太可能反转过来的”（1号受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文助理对外媒的报道呈现无法带来正面的影响。“如果这个中文助理更有能动性，他可以再给到外媒记者另外一组数据，让对方看到中国环境保护方面的进步”（1号受访者）。“有些外媒记者初来乍到，根本不了解中国，真正影响报道的其实是中文助理。我们会告诉他们当下热点是什么，哪些值得报道。我们是外媒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2号受访者）。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曾经有一位荷兰媒体驻华记者不断编造中国不堪的新闻，他的中文助理写信到媒体总部揭发。总部调查核实后，那个荷兰记者被辞退了”（3号受访者）。但正常情况下，“中国助理不会想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影响受雇的外媒，而是将其视为一份工作，在工作中提升专业技能”（3号受访者）。并且“过度敏感的选题（外媒）一般不会让中文助理参与，也是出于保护中文助理的考虑”（1号受访者）。
　　除了中文助理外，跨国媒体的中国销售团队肩负着将外媒品牌本地化的责任，并借助本地化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间的调解。“我们会根据本地化需求提出一些建议，这是我们这个群体给到他们的一个正面影响，会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读者、消费者在消费他们的内容时，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用了什么新的方式，有什么新的诉求，可能是他们原来的模式里没有的，然后需要他们一起去做一些本地化的再创作去适应这些新需求”（5号受访者）。
　　
六、研究思考与启示
　　1.西方媒体的文化译转前提是对外媒文化异质性的理解与尊重，在此基础上寻求协商机制，可在内容与商业合作之间寻找调解空间。
　　在寻求与国际媒体合作时应摒弃以结果为导向，尽可能寻找与外媒价值判断和工作规范的契合空间。例如，“国外的财经媒体最主要的目标是挣钱，选择新闻的标准一是能够帮助客户增长财富，二是帮他们规避风险。一般性新闻它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合作的前提是他认为你的内容有价值”（3号受访者）。“如果你的工作方法和目的跟对方不一样，比如你是以结论为导向去搭建你的故事、逻辑和脉络，那跟外媒的工作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没有办法合作的”（5号受访者）。此外，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应该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看待外媒的报道。“要以更开放的态度去接受，知道他们的游戏规则，知道他们怎么报道的，不能说一点你不好就接受不了，这个是因为他们认为新闻本来就是要报道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与众不同’很多是偏负面的”（1号受访者）。
　　此外，应清醒地意识到与国际跨国媒体在商业维度上的合作张力巨大，空间也相对开放。中国企业的内容定制服务会通过国际媒体的商业合作部门为媒，与外媒的商业内容制作团队直接对接。外方制作团队会根据中方“甲方”的需求，以外国受众乐见的方式制作内容，传播中国企业的品牌与价值观，只是这部分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会明确标注为advertorials，或者sponsored content，以区别于媒体编辑部门的新闻生产。“我们商业部门提供的advertorial的内容一样是有价值的。我们面对的客户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甚至比外媒记者更专业。与他们从商业维度合作开发内容，我觉得对外媒制作团队来说都是很好的提升”（5号受访者）。“只要内容做得足够精良，海外受众不会太在意是否‘定制服务’，他们会被内容和企业的价值观吸引”（4号受访者）。
　　2.西方媒体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持续影响他国文化的建构，提示我们要善于在他文化中塑造与重塑中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道长且阻。
　　毋庸置疑，国际媒体在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他塑”的结果并不乐观。无论是对有“出海”需求的企业还是对中国各地政府，在寻求与国际媒体合作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改变传统思路，不要以己度人，而应该了解并尊重他文化的差异带来的不同传播语境。“不要总盯着外媒报道那点曝光度，因为新闻是易逝的，而且每个报道主题不同，时间不确定，不能形成系统的叙事”（6号受访者）。要采取“营销”策略打好组合拳，注重他语境下的传播策略和效果，积极重塑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国际形象。
　　此外，讲好中国故事在国内已共识凝聚，但如何讲，讲什么，仍然需要确立更加清晰的内涵与框架。“可以选择那些与西方文明共享的价值观，也可以围绕一些有争议的价值理念进行话语输出，增进海外受众对中外差异的了解，进而促进理解。重点是，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认同你，说你好，而是能理解你在某种情境下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这个反应”（3号受访者）。此外，内容的输出需要顶层设计，要基于整体而统一的调性，“比如中国人友善、热爱劳动、热爱和平、崇尚集体主义等。确立了这些基调后，形成系统化叙事，才能慢慢让国际社会更了解中国”（3号受访者）。
　　3.重视译转者主体性发挥，在充分判断形势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考虑适度优化对其管理，有利于译转者在工作场域内外进行更有价值的意义再生产，为进一步协商与调解赋能。
　　中国对外媒驻华机构中文助理的管理依循的是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因工作所需而要聘请中国公民的需求由外事服务单位负责，且被雇佣的中国公民的工作性质为“协助采访报道”（胡莹，2018）。受制于“协助采访报道”的限制，中文助理不论能力高低，一般只能从事搜集资料、翻译、联络等非主流业务，无法对外媒报道的角度和效度起关键性影响。“因为规定中文助理不能独立报道，所以无法署名，相当于你干了很多活，然后你是无名英雄。我们的地位没有被承认，所以很多人回到体制内媒体或者干别的去了，但是也有人会继续留在外媒”（2号受访者）。“如果他（中文助理）可以当记者的话，他的主动权就更大了。他们肯定是更了解中国的，对中国更有情感的，会选取一些更平衡的方式去报道中国”（1号受访者）。
　　
七、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本文从西方主流媒体跨文化“译转性”出发，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促进文明交流的中间人，试图跨越文化障碍，使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中从冲突走向协商与调解。因此，本文的采访对象，即“译转者”倾向于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进行意义的再生产。但是正如罗宾森（Robinson）所指出，异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含有“精英主义意识（elitism）”（Robinson， 1997：99—101）。换言之，异化翻译的译者和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精英，其对受译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与普通大众的审美意趣必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异化翻译是否适合中国普通民众并为其所理解和接纳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其次，本文的主要采访对象为6位在外媒工作的资深中国籍雇员。虽然在确定采访对象时已充分考虑了其工作（过）的媒体的国际地位（媒体代表性）、工作年限（资历）、职务（信息地位）等因素，且后面的采访已出现不少同质化的回答，但是如果能进一步扩大采访群体，特别是将外籍驻华记者、编辑也纳入访谈，提供多维视角，或许会让研究的思路更加开阔。这也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总之，翻译作为一种“意义”的生产方式，跨越了文化边界，使他者与自我相生相息。西方主流媒体在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译转性研究才刚刚起步，尽管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协商与调解的空间也极具张力，需要的只是直面问题的勇气与水滴石穿的研究功力罢了。■
　　
注释：
①研究者多是以国别（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媒体（例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或者主题（例如抗击新冠疫情、国际减贫报道等）出发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媒体基于某个涉华报道主题的新闻框架、议程设置、话语分析、传播效果等，由此分析外媒对中国国际形象建构的影响。
②关于国际跨国媒体驻华机构的中国籍雇员，目前尚未发现有研究将其纳入研究范畴。我们只能从部分官方文件中找到这个群体的只言片语。例如，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提出，“外国记者因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关于此群体其他的研究文献搜索未获得。另，考虑到受访者的代表性，本文对受访对象选择的标准为在外媒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并且已经达到一定层级（如总监、主播）的中国籍员工。受访者数量虽然不多，但涉及西方跨国主流媒体十余家，包括路透社、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英国独立电视台等。
③“文化他者”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特指的是大写的Other。Cultural Other指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种族）中的作为该种文化代表的主体，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组织（姜飞，2007）。这里指实现跨国空间和文化置换后的西方主流媒体。
④霍米·巴巴提出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思想，认为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他认为，两种文化相遇时不可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纯粹性只有在“第三空间”里“文化的差异和话语的意义才能得到阐释”，并且一种文化的身份或特征只存在于与他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中间地带里（倪蓓锋，2011）。而翻译的作用在于交换不同语言的异质因素，消解这个空间的权威性从而为新意义的生成开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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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红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姜飞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批准号：17jzd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