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茜 吴卉
　　克劳斯·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荣休教授。近90岁的他，是横跨传播学、控制论、设计学的国际知名学者，见证了美国传播学70余年的发展变化。他是“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士、前学会主席，其内容分析方法著作曾获ICA“会士图书奖”、“研究方法创新奖”，并被译为多种语言版本。近年来，其研究兴趣为批判建构理论。
　　
一、美国传播学的路径、发展与范式转换
　　▲：美国传播学研究大致有哪些研究路径？其中主流研究路径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
　　●：所有传播学研究都有其自身历史。如果只是把概念照搬过来，应用于现状，就容易出问题。美国传播学研究其实是源于新闻学。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拓展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范畴。在广播电视时代，施拉姆看到新闻学研究仅应用于报业，于是他在俄亥俄州、爱荷华州进行了新闻学的拓展实践。未果后他又去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这在当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它将以往局限于新闻写作的传播概念拓展到了电子、电视、视觉传播，但这些仍属于大众传播的研究范畴。大众传播是“单个信源对多个接收者”的范式，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例如，大家不太关注电话这类传播技术研究，认为不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
　　另一个逐渐在传播学领域扎根并成功发展起来的是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学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与传播学结合，催生了ICA（即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这个学会培养了众多方向的学者，包括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演说教学（speech-teaching）、话语权研究（authorities of speaking）等，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个体层面的传播都有共同之处——非常关注“传播过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特的认知。
　　虽然目前美国主要的传播研究源自“大众传播”，但是把“大众传播”作为理解其他传播形式的标准模板，则大错特错——应该将传播学视作一个综合领域来研究，在人类学、科技等诸多领域都有传播学的身影。
　　大众传播是单向的传播过程，它关注的是从中心到中介主体（referee）的影响问题，这些议题的探讨同样适用于电话和现代媒介，因此仅强调大众传播的范式是不恰当的，或许我们应该从传播学的不同面向来思考。香农率先采用数学方法，把传播描绘为在多个领域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维纳（N. Wiener）首次提出了控制论（Cybernetics），那是人们第一次将传播学看作一门学科或一种社会现象。控制论可以用于控制动物、机器和人类，因此亟需对其开展实际研究。
　　▲：您为什么说“套用大众传播模板去发展其他传播理论”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
　　●：我认为如果采用了大众传播范式，或者说当研究者持有一种范式时，我们研究的发问方式将受到影响。
　　以控制论为例，大众传播学者提出的可能是公共舆论问题，也可能是信息如何影响公众。正如前面所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单向传播过程，而单向传播过程所涉及的问题必然与“施加影响”有关。虽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曾说过，传播总是关乎影响的，但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太狭隘了，这仅仅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控制论认为传播是所有组织的运行基石，一个缺乏内部沟通和传播的组织在社会中将难以维系。因此，组织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循环过程，它最终会回到起点。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活动会发生很多现象，其中一种就是（传者）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干预传播过程。控制论亟需找到规范的传播循环过程，试图达成多重目的。循环的组织传播过程与单向的大众传播过程是相悖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同的传播层次。例如人类学领域，贝森提出在多种文化间开展交流沟通的观点。他提出个体疗法（individual therapy）这一概念：心理治疗师如何针对客户展开问诊？如何做诊断？以“精神疾病是如何产生”问题为例，贝森发现这些精神疾病并非个人问题，而是与患者的家庭息息相关。“精神病患者”通常只是被命名和被定义的人，但他们家人却称之为“需要接受个体治疗的疯子”。其实是家庭“制造”出了“需要被治疗的人”。对此，贝森首次提出了“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的概念。
　　历史上，大众传播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通过传播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各类现象在不断涌现，并呈持续增长态势。
　　▲：在中国，有“媒介社会学”、“媒介与社会”等研究路径，您如何评价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关联和区别？
　　●：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传播如何运用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社会”。所以我不会将传播学简单地称为“媒介”研究，因为媒介太局限了。“传播”强调的更多是一个过程，而“媒介”仅仅提供了一个有限的范畴。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之间确实产生过一些竞争。当传播学研究的地位愈加凸显时，社会学者说，我们的社会学知识足以取代传播学研究。另一个竞争领域是社会心理学，它研究的是个体之间如何产生联系。社会心理学者同样认为传播学研究没有太多存在必要。但关键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确实存在差别，因此，从一个更广的维度上看，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均不能取代传播学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传播学可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原因。
　　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为例，该学院创建时招致很多反对。社会学者认为没必要成立这个学院，因为传播学属于社会学范畴。但事实上传播学关注的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网络既不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问题，也与社会学研究的个体认同无关。
　　▲：从您的角度来看，“传播”是什么？当代传播学者需要探索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传播”首先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会产生一定的结果，例如通过传播来完成沟通协商的目的。传播可以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切断人们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以建构更大规模的系统——家庭、公司，甚至国家。
　　美国宪法经历了各方为期一周的讨论，即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后才得以成形。现在美国人阅读宪法、遵循宪法、必要时引用宪法等一系列活动就是传播活动。“传播”是人们之间的关联，这种传播活动的开展可以通过口头沟通、文本书写，或者其他类型的媒介，强调的是人们产生交集、共同生活的意义。我认为在某种层面上，传播就是在“在一起”（being together）。
　　当代传播学者值得探索的问题包含很多不同层面。例如，在人际传播维度下，我觉得用一种恰当的建构方式去交谈，这对理解和尊重他人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是传播学者最乐意听到的。很多传播学者探究的是与媒介有关的问题，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探讨。
　　技术发展拓展了原来有限的事物，势必引发新的社会结果。举个例子，过去交谈是面对面的形式，如今电话克服了沟通距离。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开展交流，但是每个媒介都有各自的特质，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多样化。
　　我建议传播学者研究有价值的问题，可以针对“人类能力延伸对社会及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这一话题建构性地开展研究。相反，行政性研究则是具有破坏性的，例如政府利用储存几百万条信息的电话机来获悉民众思想，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政府就成为了压迫者。
　　我曾做过一个与众包设计（co-designing）有关的讲座，指出有些人使用社交媒体仅仅用来发布评论，而有些人则是利用社交媒体实现集体工作，共同创造出新事物。我认为传播学研究应该是建构性的，不仅要研究媒介，更要促进媒体发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时，才能够帮助人们把共同体及其他事情变得更好。
　　
二、传播研究的社会建构路径
　　▲：当下传播学研究为什么需要社会建构路径？
　　●：自然科学可以发现规律、解释事物（包括物理、生物现象等）、用理论去阐释相关联系……但这些都需要依赖“描述”和“建构”。
　　先看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建构”。医学领域隶属于生物学领域，它致力于找到治疗物理损伤及疾病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医学是保守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恢复”原本的自然健康状态。在工程学领域，工程师可以创造自然之外的物体，比如建造一座桥梁。工程学和物理学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人们可以通过物理来建构事物，然后衡量该理论的实践有效性。
　　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是运用社会工程学来建构社会学定律，研究的是如何用社会法则来建构事物，以此解决社会问题。但我认为这种表述还不够全面。
　　例如，工程师建构事物的过程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他们首先构思一座桥或一个引擎的大致样貌，然后在他们能表述的范畴中，运用物理定律将想法变为现实。而当下研究者却不太关注工程师所使用的语言。事实上，在社会中，语言的作用更为显而易见，因为不存在任何脱离语言的物理法则。例如，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压迫等，都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经由人们的谈话方式“制造”出来的。
　　再比如，“种族主义”看似与生物学有关。天生拥有黑色皮肤，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生物现象，不属于社会面向范畴。社会面向制造出来的，是将黑人贬低为白人的对立面，这就是语言“制造”出来的结果。因此，当我们谈论社会时，指的不是那些工程学中重复运用的自然定律结论，而是通过描述事物的方式制造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社会建构理论，以及社会建构所依赖的语言。我认为传播学研究常常忽略了语言的使用。而这恰是最吸引我的研究议题。语言不只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用于“描述”，语言还可以“生产”（doing）事物。在我看来，这种“生产”就是一种范式转变，与旨在描述现象的传播学研究是截然不同的。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通常描述影响，而社会建构路径则不同。我在教授“内容分析”课程时，曾有过关于1889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色新闻业”的讨论。“黄色新闻业”通过渲染犯罪和负面新闻来盈利，这些报道也许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传统传播学研究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问题的出现，以及这些问题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目前美国传播学界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的现状如何？
　　●：我认为建构主义路径在实际生活中比在科研领域更容易被察觉。以广告为例，广告生产了图像、标语和消费主张，广告公司还会开展有关广告效果的监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人去生产能制造特定效果的广告，任何消费主张都不会盛行。从商业角度来看，广告和消费正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我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许多研究者只研究广告传播效果，而不去研究广告是如何生产的，也没有意识到广告制造的是“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
　　我要从历史角度来谈谈经济学中“市场”（market）概念。现实的市场，是农民摆好菜摊向顾客兜售他们的菜，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买。而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一词代表了更广义上的自然概念，正是基于产品分配以及定价过程，才有了“市场”这一隐喻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是人们的发明，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类经济学术语的建构其实都是基于过去市场上和土豆商贩们讨价还价的经验。而现在，当教学中讲到“市场”时，我们学到的是——供应商在市场上提供商品，而市场决定是否接受这些商品。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类“社会建构现象”。事实上，“市场”此前就存在，并不是经济学的发明，经济学者只是将这个概念操作化了，当然，他们也可以通过数学理论来操作化这一概念。我期待的是人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所运用的概念、所创造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实。
　　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之前，没有人意识到有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存在，但在马克思揭示了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对象的差异。在学者对这些阶级现象进行描述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化开始愈加明显，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压迫，随后便爆发了大革命。
　　再以印度为例。早期印度没有大众传播实体，国民基本可以保持各自的身份认同，但英国统治者开展的社会调查，则制造出了很多社会差别。例如，印度本没有所谓“宗教信仰”的概念，每个村庄都有各自信仰的神灵，整体上信奉多神宗教。同时，印度还充斥着许多奇特的社群，这些社群并不是依赖共同信仰而形成，而是因为相同的统治阶级而走到一起的。虽然早在英国人侵占印度之前，国王、牧师、伯爵等不同阶级群体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英国人侵略成功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印度教教徒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被称为“穆斯林”。英国统治者引入了此前并不存在的区分概念，有关社会调查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差异，因此，当地出现了印度教教徒、印度穆斯林、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区分。
　　无论是通过调查问卷来周期性地发布社会理论，还是通过抽象建构的理论，关键在于，这些理论一经发表和传播，便会引发更多的社会思考，对社会带来巨大影响。我认为现有的传播学研究往往忽略了“对理论传播所引发结果”的描述研究。传统传播学研究只描绘了事物是什么，帮助机构去维系它们的地位，比如在资本社会中可以帮助其持续盈利并保持强大的身份认同，但这种传统研究并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变化。而如果社会研究者对某些现象进行了阐述，就会引发意义的生成和维系，从而带来新的社会结果。这种研究范式，不是仅仅去描绘事物是什么，而是去阐述、定义事物所带来的后果，这终将成为一种范式转变。这就是我对今天传播学研究应该“做什么”的回答。
　　关于我是如何看待美国的社会建构路径这一问题，我认为自然科学定义事实的范式仍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广告业、政治机构，还是医药行业，他们仍然想使用描述事物事实的范式去促使机构发生变革。但是如果传播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预期的效果就难以达成。
　　▲：我们能不能说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社会建构的路径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我认为是的，但不是指在社会实践层面，而是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社会现状主要是由研究者来进行描述，他们对社会现状开展了各类实验，例如，就公共意见进行问卷调查。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问卷调查结果的发布对于选举会带来巨大影响，这会使人们只关注自己钟意的候选人，而对其他候选人视而不见。这些研究发表后，选民会根据自己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做出行为反应，而这种反应是很难预测的。如果我们不仅仅是描绘社会现状，而是对“人们在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或者多数派之后会怎么做”进行研究发问，则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也许会发现少数派态度也很强硬——“我们必须反击，要与多数派进行抗争”。由此类研究产生的社会结果，就会呈现大相径庭的面貌。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开展不同方式的发问，这是我对传统传播学研究的建议。
　　如果我们想要调查中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发展，你可以简单地问：“您了解这项技术吗？”这是一种提问方式。但如果我这么问：“您是否会使用一项您闻所未闻的新技术呢？如果会，您将怎样使用？”与前者相比，这是截然不同的提问，后者可以预测用户是否会接受一项新技术，比如手机、电脑等，前提是那时候电脑、手机都不太普及。
　　1965年，我还是一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编程的学生。我们去参观一个大型计算机中心，在那里我们要提交所有的编程，上交何勒内斯卡片（Hollerith cards）①等。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今后能称雄的非大型计算机莫属，但只有政府和顶级机构才能配备大型计算机，用于支持商业发展和服务政府要务。后来，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提出“我们可以把电脑变得更轻便、更个人化。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电脑的发展会怎样，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台电脑”。很多人对此质疑：“怎么可能？如果我只是想做点吃的，为什么需要一台电脑呢？”这是当时对电脑的误读，而后来的成功证明了乔布斯的远见。
　　这带来的启示是，遵循大多数人的想法可能并不能带来成功。那时大家都觉得，技术人员若想要受训成为电脑程序员，只能依赖有巨额资本的大公司或者投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现在却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仅仅描绘“是什么”太过于局限。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就非常勇敢，他敢于挑战常规：“大家都觉得我疯了，但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您对语言格外重视，在社会建构过程中语言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认为语言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事物。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对语言曾有误解——语言是用于描绘其他事物的本源，只有当语言、文化以及行动这三者共同作用时，语言才变得重要。语言使得社会便于组织，但仅仅用于言说的语言其实没有太多生产意义，所以语言要与行动连接，即人们需要在语言的基础上加以行动。有人认为语言决定其他事物，我并不赞同这种“语言决定论”。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个人会描述所见、所为，或者依言行事，这样主体行动与语言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连接着行动、所见及所述，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人们说话的对象是他人，这表明了说话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个语言现象。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可以凭借学习而掌握的系统，这是我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语言存在于行动中，它与语言所描述的社会现象一样，不断地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之前所提到的语言的重要性。社会研究者和传播学者用一套特定的语言方式去描绘事物，例如，卡茨早前提出了“两级传播”模型，指出意见领袖通过大众媒介获取信息，其他人则依靠意见领袖去获知信息。一旦采纳了这个理论，人们可以很快区分出谁是意见领袖，谁是跟随者（follower）。但事实证明，这个研究是行不通的。可是学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却形成了很多课题，促使人们以此为规则发生行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语言参与到了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中。
　　也许我应该使用“languaging”，而不是“language”。前者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运用语言的过程”，这远比特定意义的语言系统更加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中的概念来解读它。“语言游戏”是指通过使用语言的过程来研究语义，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活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简单的语言游戏内容就是一问一答的互动，一方提问，另一方回答，循环往复。再比如，讲座时听众的提问，或两个人的讨论等活动都是语言游戏。上述现象是关于语言的运用，但并没有将语言当成实体来看待。
　　第二点是语言的使用单元（unit）。我不了解中文，但在西方语言中存在着如句子这类大小的语言单元。语言学者特别注重对句子的研究，可是他们仅对句子结构感兴趣，并认为除此以外就不属于语言话语的研究范畴。
　　除去使用“language”这个词，其实可以用另外的词汇加以替代，比如“话语”（discourse）。根据定义，话语研究的是在句子层次之上的东西，但我认为，话语并不局限于本身实体，由于话语是在话语共同体中使用的，所以话语更是一个联合体（unity），我们不应该将话语和使用它的社群分离开。比如人们不可能随手拿出一篇论文来读而不管作者背景。所以对我来说，语言不仅仅是句子，而是行动中的话语（discourse in action）。
　　▲：咱们的讨论越来越有趣了。那么语言研究、话语分析和社会互动、社会建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实践中的社会互动，主要处理的是个体互动；而当涉及话语共同体时，个体通常在共同体中扮演了特定角色。比如说，如果去参加一个数学学术会议，会议上很多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列席，同时在场的还有听众、发言人、学生等群体，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话语共同体。他们使用数学术语来讨论数学，谈论的是领域内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就属于话语层面。话语共同体涉及的是话语、社群与高度关注的特定主题之间的研究方法。
　　医学领域与前者就完全不同了。医学院会教授疾病、器官等有关医学术语。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听了医生们之间的谈话可能毫无头绪。因为医生使用的医学话语很特殊，对大多数医生来讲，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与病人交谈。对此，许多医生选择在与病人谈话时将专业话语转化为通俗表达。这些医学话语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吗？我认为是的。医学话语社群建构了什么是疾病，什么是治疗，什么手段可以让病人痊愈。而在社群之外，这些话语则没人能懂。
　　司法领域内同样存在建构现象。法庭上有辩护人、控告人、法官以及陪审团四方主体，往往是法官宣判某人有罪，某人便以罪犯的身份锒铛入狱。此时，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位罪犯有罪。这种在司法社群中建构起来的话语是高度组织化的，包括陪审团的话语也是在社会建构的话语体系之中生成的。
　　无论是数学家也好，医生、律师也罢，他们都有着各自的话语共同体。因此，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会针对各自的对象建构出不同的现象。
　　当我们在探讨话语时，我强调的是话语能实现特定的社会建构。与医疗、司法以及数学领域的话语建构相比，公共话语的组织条理并不强，但这种建构确实存在。在公共话语中，除私人事务外，我们几乎可以谈论所有话题。那么，这种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区别何在呢？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者关注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社会互动研究者关注的则是人们之间的互动情况，但是我认为他们之间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您认为传播学界对于社会建构理论持有偏见吗？
　　●：我不觉得存在“偏见”。目前对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引发了错误认知，我认为这是社会建构造成的。这种路径是“对事物客观地加以描述”，与人们探讨“事物可能是怎么样”相对，这可能是一种偏见。不过我对“它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都不感兴趣。
　　▲：您能深入谈谈传播学研究中社会建构路径的长处和短处吗？
　　●：有关社会建构路径短处这个问题，首先我承认，我确实是存有偏见的。虽然这种路径存在不足，但我觉得不足是在研究方法层面上的——这种路径很难预测社会建构的结果，如（如何测量）出版物的受欢迎度。再比如之前提到的公共舆论研究，这类支持或反对意见的调查研究一经发表，必定会产生影响，但很难去预测这种影响的具体后果。这是我所认为的建构主义研究存在的难点。
　　人们了解大选阵营后会采取相应的反馈，这也可能加大了预测难度。例如，如果你知道某候选人得到了大多数支持，而你是极少数的反方。那么你会自问：我要费多大劲才能超越绝大多数？也许你还会考虑：我能给我支持的候选人多少钱来进行宣传？一旦这么做，我们可能会更加接近“科学正确”，但是这很难。我想选民能做的并不多。
　　无论如何，完全忽视“发布民意调查结果所引发的后果”是一回事，心照不宣地承认“这种情况存在、但难以改变”又是另一回事。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深知这个调查报告一定会产生影响，因此应该研究民意调查报告究竟引发了什么后果。我们应该谨慎行事，这样才不至于生产出让现状变得更糟的理论。这类研究的局限性不多，也没有太多确定性，因此研究的意义重大。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认为建构主义的长处是开启了其他研究尚未涉足的领域。
　　▲：您曾经说过，您是非常批判的建构主义者，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虽然是一个批判学者，但从批判别人的层面来讲，我并不激进。有一种批评方式，是利用某种理论去批判其他人，例如声称我的理论优于你的，所以我要对你进行批判。我对这种批判形式不感兴趣。我的批判研究形式，实际上是去指出其余学者忽略的其他可能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又可以称得上是激进的，因为我希望我所从事的研究能够开辟更多的未知领域。
　　西方世界有一个词叫做“正统”（orthodox）。在教会语境里，“正统”会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自己秉持的观念之内行事。而异教徒们会选择信奉其他宗教，这类人往往不被看作是真正有信仰的人。同理，我感兴趣的往往都是“其他的可能性”，这样看来，我认为自己是批判学者里的异教徒。我不想去对别人进行规劝，只是想让人们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其实，思考的内容的指向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既定的内容也是可以被改变的，例如与性别、种族等有关的内容。
　　以种族主义为例，如之前所提到的“种族”是生物学定义，我们对此不能进行任何改变，但这个定义致使人们失业，无法实现自由解放。同样，我认为这又事关对语言建构结果的认知。若你仅仅因为别人是黑人身份就对黑人不满，这就是带有偏见的（语言），如果你说“别雇佣从非洲来的人”来表达新的不满，其实是制造了某种主张（appeal）。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其实是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人们不必总像上述那样。相反，人们可以逐步地重新审视如何对待彼此，再做决定要不要这么做。
　　建构主义路径的理念是“事物既有过去，也有未来”。对我而言，批判研究能够创造出大家忽略的可能性。因此，如果能观察到其他文化对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就能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凸显其他可能性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大部分人都因相信现状而止步不前，无所作为。
　　▲：我记得您曾经在谈到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时，认为他们批判性不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认为他们并不是以批判学者的身份出现。如果伯格和卢克曼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世界，他们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其实就是建构的，他们所提到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历史通常是从有人开始发明新事物才存在的，可是历史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慢慢淡忘了。我觉得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如果牢记历史或从源头回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我之所以说我比他们更具有批判意识，是因为他们谈到社会建构时只限定在如家庭、机构、观念系统、教会、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内，但社会建构应该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在物理现实（physical reality）中同样存在，批判学者也建构着我们的现实。在这个语境中，我的观点则跳出了社会现象的限制。
　　著名的哲学家约翰·塞尔（J.R. Searle）写了一本有关社会建构事实的书籍，其中他指出喜马拉雅山是最高山峰的事实，只能通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才能知晓，而这种比较就需要借助语言。因此，所谓在人类可理解范围之外的“现实”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实”需要在语言理解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而且人们不可以改变它。我无法跳出现实对研究的限制，好在我仍可以去进行思考。重要的是，我认为批判研究能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能够包容那些被忽视的主张，使更多人了解到这些主张，这就是我心中的批判研究。
　　
三、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我们应该如何重构传播学研究呢？这个过程中，留给中国传播学者的机遇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德国学者，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转换思维方式就能找到机遇。研究者不应仅仅研究“是什么”，也就是对研究内容做描述，而要去找寻更好的解决方法。传播学研究者应该做的是，帮助人们在各种方面改善沟通，致力于让人们更好地进行协作，能够让人们在沟通中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军事干预和战争来解决争端。这对传播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提供更多的信息，还要建构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
　　▲：您在传播学、控制论、设计学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您将自己定义为一名传播学者吗？
　　●：是的，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传播学者，因为我对传播感兴趣，但同时也涉足其他领域，比如我还是一个设计师。作为设计师，我具备设计学视野，对运用技术和建造物件一直保持着高涨热情。回顾我写的文章，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关于设计学的。
　　事实上，我一直在做的事，是将传播学视角引入到设计学中。例如，我将“以人为本”（human-center-design）的设计理念、人机交互设计、界面设计等都放置在传播学视角下。当然，我还将设计中的造物哲学代入到了我的传播学研究里。
　　▲：接下来，我们谈谈研究方法。您的研究涉及不同学科领域，同时使用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方法，您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的差异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为例，我们建构编码时，需要研读理论、报告、文本等内容，这时内容分析是定性的；而当涉及大量数据时，内容分析是定量的。内容分析是定量还是定性，有一个快速的判定方法，就是研究数据量是否超越了个人解读能力，如果超过了就属于量化内容分析。
　　当研究问题涉及多人或者大规模现象时，必须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因为仅依靠个人能力去理解一定数量的东西会有局限性，但这不等于说“科学和统计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早期，新闻记者尝试使用统计方法并坚信这是一种客观手段。其实，统计没那么客观，数字也从来就不客观——数字具有迷惑性。现在所谓的“大数据运动”，即人们可以访问数百万数据树，利用海量数据开展统计，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数据还太单薄。我们可以去统计词频，但是仅仅统计词语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研究者把词语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放置到相应的语境中，这才是研究者需要理解的特殊语境世界。
　　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指出“大数据是肤浅的数据”。确实如此，我并不认为计算是虚拟世界（研究）中的最优选项。对于观察、分析和描述而言，除非我们需要了解超过个人获取能力的数据，否则大数据并不是必须的。
　　以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公共舆论为例，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唯一的最优选项。在君主制中，君主统治着国家；而在其他制度的国家中，革命者通过革命杀死独裁者，然后确立“真理”。如果这些与你想做的研究有所出入，那么就需要计算一些公式去得到新的结果。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少数服从多数的美国民主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在罗马人出现的几千年前，也就是日耳曼尼亚（Germania）时期，存在一个制度——要求人们围成一个圆圈进行会面交谈，直到所有人都同意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停止讨论。与票选制完全不同，这种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就是考虑少数派的利益，它能够更好地照顾少数群体。在当代德国的民主政治方面，人们设定了不同的数字统计哲学。根据统计的数据可以很直观地得出结论，获得多数选票的一方拥有决策权力。我认为这不是民主，考虑少数派的方式才叫民主。
　　▲：您是如何做到熟练从事跨学科研究并运用不同路径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要想开展跨学科研究，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否则将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很多定性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在数据量上并不足够，我也不例外。尽管我能够解读图表、实现统计分析，但只在适当且必要的时候才会选用统计分析法，我的部分研究中就运用到量化研究方法。开展交叉研究需要学者对两个领域的研究都了然于胸，这样一来便可以在不同领域间自由穿梭。
　　开展跨学科研究也是一样的。在传播学领域，我从事抽象的传播理论研究，而在设计学领域，我自认为是一位不错的设计师。设计贯穿了我的一生，从13岁开始就参与了自家住房的设计，后来它也总是与其他领域相交融。想要掌握不同路径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需要或多或少地对两个路径都有了解。想要既是理论学者又是实证研究者，也必须有能力分别驾驭这两个领域。
　　我认为教育界有时有些迂腐。如果我可以给一些建议的话，我希望大家毕业后先走出校园，释放被禁锢已久的心灵，通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真实世界中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然后再去做职业选择。经历尝试之后，可以继续做社会实践，也可以带着社会经验回到学术界做科研。如果一个人只是通过在校的专业学习而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学者，这种成长路径对他们的研究、对社会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现状的理解，意义都不大。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模式是有问题的。■
　　
注释：
①何勒内斯卡片（Hollerith cards）又名穿孔卡片（punched card或punch card），这是一种硬纸版制成，以打孔的形式对数据进行编码。80列12行孔位的机器穿孔卡片最为常用。
　　
陈静茜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2017-2018）；吴卉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18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YJC86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1JBW1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