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鹏程
　　【本文提要】民国时期，报界与学界携手聚合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重资本来发展新闻专业教育。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的各类资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增值。但是，由于学界过于依赖报界存在结构性缺陷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导致新闻院系在大学体系之中沦落为一个资本薄弱、位置边缘，与主场域结构结合松散的次场域。而在南京政府对报界和学界的严厉规制之下，新闻院系这个次场域变得更加飘摇和逼仄，新闻教育发展缓慢而曲折。
　　【关键词】民国新闻教育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206
　　民国时期，记者是最早呼吁创办新闻高等专业教育的鼓吹者。他们早在1912年中国报馆俱进会召开的特别大会上就倡导设立新闻大学。但是，这一公决通过的提案不仅因中国报馆俱进会经费匮乏自行解散遂无着落，①而且揆诸民初报馆普遍入不敷出、生计艰难的经济状况其实亦无力落实（郭步陶，1937）。兼之，当时凤毛麟角的中国大学尊崇德国大学的知识精英主义办学方针，重视基础研究，轻视职业教育，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指出，“文、理，学也”，“法、商、医、工，术也”，“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蔡元培，1984），在“法、商、医、工”之中都叨陪末座的新闻学，根本不入大学主政者的法眼。即使是当时的大学生大多也颇为鄙薄新闻学。1915年，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吴宓计划赴美留学专攻新闻，他的同学都不赞成，他的父母戚友也“皆以余之决定为误”（吴宓，1998a：511），甚至抵美后他的导师白璧德和畏友陈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自期”（吴宓，1998b：91）。
　　新闻记者创办新闻大学的梦想真正得以实现，端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快速增长和蓬勃发展。1920年，中国有11所大学，到1930年上升到59所，学生人数从不足500人增至3.4万人（叶文心，2012：114）。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特别是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以下简称私立大学）热衷创办投资少、好就业、名目时髦，极易吸引广大学生的应用型文科专业，这才使新闻专业流行开来。恰巧此际，美国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给予新闻专业跻身大学以合法性和权威性（陈平原，2016：19-64）。这时“执中国高等教育牛耳”的蔡元培游美归来也转变观念，开始接受美国大学“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的治校思想（蔡元培，1984：65）。1918年北大创设新闻学研究会，“是为我国大学中有新闻学之始”（邵飘萍，1987：600-603；邓绍根，2015）。从1921年秋，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院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成立（周婷婷，2017），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全国先后共创建了16所新闻院系，其中11所为私立大专院校所创建。如果考虑到教会大学也是来华西人创建的私立大学，那么中外私立大专院校共创办了14所新闻院系，构成民国新闻教育的主体。②
　　藉此可见，新闻教育的诞生与其说是来自新闻业的鼓与呼，不如说是来自高等院校自身进行再生产的迫切需求。但是，新闻教育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学界和报界的密切合作。
　　
一
　　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新闻院系经费紧张，师资匮乏，大多因陋就简，仓猝办学。即使最负盛名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其初创时期“经费之缺乏，设备之简陋，说起来真也可怜！”（马世淦，1930）至于顾执中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尽管在新闻史“层累地造”的论述中赫赫有名。但是，正如当时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的林海音回忆所说：“一个初办只有百把个学生的北平新专，在那古城中的千百所大中小学校中，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林海音，1998）。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因财务、设备和师资各方面均达不到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办学标准，在南京政府时期始终未能获准立案，以致被上海势利的小市民刻薄地目之为“野鸡学校”（顾执中，1987：338）。
　　面对人财物俱绌，私立大学的新闻院系迫切需要聘请新闻记者兼任大学教师。新闻记者出任教职，既充实了师资队伍，又能给学生提供在业界实践实习的机会，并且相对专任教师而言，兼职教师薪资低廉还可节省学校开支，可谓一举三得。当时11所私立大学的新闻院系不仅全部聘请新闻记者兼任教职，而且其中有9所新闻院系由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担任科系主任，没有聘用任何专任新闻专业教师。即使资金充裕和条件优渥的教会大学新闻院系也注重与新闻记者的密切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广泛邀请京沪中外知名大报的精英记者兼任教职。报人独立创办的新闻专业院校，充任教职的新闻记者则更多。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专业教师不是顾执中的同事，就是顾氏在报界的好友。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师队伍，基本就是世界报系的同人群体。
　　新闻院系聘请的兼职教师几乎都是大报大刊的社长、总编、主笔，以及知名记者，③他们的本职工作原本极为繁忙，要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能挤出时间风尘仆仆地去那些地处荒郊僻野的大学上课，无论能力与精力对记者都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从1931年时任《时事新报》通信部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授黄天鹏紧张忙碌的日程中即可见一斑。黄氏说他每天在“报馆从黄昏到早晨二三时才回来，上午差不多在睡觉，下午一三五要到大学去教书，二四要到机关去作值日办公，星期六日有许多应酬约会。还有许多事要办。总是在忙中偷闲做的”（增扬，1931）。尽管新闻记者人数众多，但是能跻身大学讲台兼任教职的精英记者少之又少，④所以许多知名记者都是在多所新闻院系兼职，东奔西走，异常忙碌。可能其中最忙碌的要算张友渔了。1931到1932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担任主笔期间，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兼任教授，同时还在民国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此外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他当时“每日过着三起三眠的生活。早上七点钟起床，午后一二点钟睡午觉。晚饭后八点来钟睡到十点左右去报馆，天亮回家再睡觉” （张友渔，1982）。
　　面对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叶文心，2012：115），私立新闻院系将兼任教职的知名记者视为藉以大做广告、树立声誉、招徕学生的重要象征资本。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的招生广告宣称：“该科系由新闻学专家主持，所聘讲师，均于报界服务有年，经验学识，两皆丰富，功课及管理，力主严格。务令学者于两年修学期中获得报业之基本知识及精良技术，足以应世实用，为社会服务”（申报，1933）。有些学校不仅大张记者其名，而且渲染记者其事，营造出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学而不厌、一派教学相长的氛围。如南方大学广告式的新闻说：“延留美报学专家汪英宾硕士主其事，由报界戈公振君为教授。自开课以来，学生专攻报学者颇踊跃，戈教授见青年对于新闻事业之有兴味，昨特各赠时报纪念册一本，并与学生合摄一影以留纪念”（申报，1925）。甚至还有学校在招生广告中露骨地宣扬兼职任教的新闻记者，“具有介绍毕业生工作之能力云”（民报，1933）。这些广告大多过于理想化，甚至有的夸大其词、弄虚作假，但恰是这些夸张的辞藻、浪漫的想象最容易点燃年轻人向往和追求新闻专业的梦想与激情。新闻变成大学里最受青年人喜爱和追捧的学科之一，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司徒雷登，2010：66）。
　　
二
　　民国新闻院系的通识性课程一般由大学专任教授讲授，新闻专业课程则主要是记者兼任传授。记者将其在长期辛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鲜活精湛的采写编评以及经营管理技能倾囊传授给学生。新的知识形式也需要新的教学方法，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作为大学体制的局外人又不必拘守陈规旧俗，所以，他们在授课时强调做中学、学中用、用中通、理论实践并重。黄天鹏在复旦大学讲授《报馆组织》时，创办了一份小型报纸，“使同学们取得办报的经验与常识，同时，也可趁此机会来练习，预备将来供职国内各大报馆里的应用”（彬，1930）。萧乾回忆斯诺上课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大喜欢‘先生讲、学生听’的教授法。他希望大家都发言，让这一课成为讨论会”（萧乾，1992）。
　　张季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讨论会的讲座中指出，采写编评知识和技艺“只是做记者的工具，不是所以做记者的根本”，“做记者的根本”是新闻职业道德（张季鸾，1938）。这是民国报人的普遍共识。戈公振也谆谆教诲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学子们：“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在应该站的地方”（戈公振，1929/2010）。知识和技能可讲授，但道德和伦理主要靠熏陶。那些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记者本身就洋溢着可歌可泣的道德风采，其风骨风范就是新闻学子追摹的楷模，所以，当他们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新闻道德时，对学生别具说服力和穿透力。一生“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不下十余次”的成舍我（成舍我，1945），其人格道德就深深印在北平新传许多学子的心头，成为他们“一生的老师”（林海音，1998）。
　　新闻学子从学新闻记者，在耳濡目染之中，或刻意模仿，或潜移默化地习得了记者的格调、风度与品位。张友鸾作为邵飘萍在平民大学报学系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他常提起邵飘萍，“先生很潇洒，经常身着讲究的绸长衫，翻出两只雪白的袖口。吸的香烟都是订制的：每支上印有‘振青自用’烫金的字样”（张恬，1990）。张友鸾继承了邵飘萍的风神，在张氏亲朋师友眼中，他也是一派倜傥不拘、潇洒自如的名士风度。⑤而在教会大学，“大多数中国学生群体明显地带有受外国生活习俗影响的气质”（叶文心，2012：47）。外籍新闻教授和外国驻华记者不仅系统地训练中国学生研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技能与伦理，而且也在朝夕相处之中向中国学生灌输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所深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品位。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许多学生都是斯诺家庭沙龙中的常客，品着咖啡，听着音乐，在优雅的英美文学朗诵声中，他们慢慢养成具有西方中产阶级色彩的文化情趣和生活品位。
　　社会资本在新闻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决定着记者职业成就的高低，而且还影响着其职业生涯的长短。严独鹤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演讲中提醒学生，在采访之中，如果缺乏社会资本“正式记者常遭挡驾，何况学生”（严独鹤，1935）。在高校任教的精英记者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大多热心帮扶新闻学子积聚社会资本去新闻天地中施展拳脚以搏个头角峥嵘。戈公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兼课时，积极引介年轻学子结识报界名流（成舍我，1935；刘家林，1998）。徐凌霄将其平民大学报学系学生的作品引荐发表在京津各大报的副刊之上（徐泽民，徐步霄，2004）。1936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七人组成了绥远前线战地调查团，获得《世界日报》社长、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成舍我的鼎力支持，《世界日报》随后登载了九篇调查团采写的通讯报道（陈封雄，1985；周游，1985）。1924年底，当时正在读大三的张友鸾与同学们组织文学社团出版《文学周刊》，因为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得意学生，“正是因了这一层关系”，《文学周刊》得以附属在《京报》之下发行，扩大影响（张恬，1990），一份学生刊物迅速成为文学史上一面令人瞩目的旗帜。
　　记者的社会资本在新闻学子就业中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0年代，在高校快速扩张之后，适逢经济衰退，“大学生就业困难，拿到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叶文心，2012：124）。新闻学子毕业后，“闲散没有去处的，也大有人在”（郭步陶，1935）。新闻专业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仅不能对其他学科高等教育文凭形成专业性竞争优势，甚至面对中等教育学历似乎也不具有等级性竞争优势。⑥当时，“考我国各地报纸所用人员，来自新闻学校者，不足百分之一”（赵君豪，1938：200）。以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化程度最高，同时也是记者群体平均学历最高的《大公报》为例，其在本研究时段招录了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骨干记者共18人，其中来自新闻院系的仅4人，其他14人则来自文史哲，甚至农学等各个专业。⑦在报馆的招聘考试中，很多大学生名落孙山，不少中学生却脱颖而出。如孙恩霖1927年考入《申报》，孔昭恺、吴砚农、曹世瑛等1928年考入《大公报》，于友1935年考入《立报》等等，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因此，在报界求职的过程中，新闻记者的社会资本成为新闻学子的文化资本变现为市场价值的关键桥梁。上海申、新两报是新闻界的“金饭碗”，求职竞争极为激烈。邹韬奋从名牌大学圣约翰大学毕业之际，想进入《申报》工作都未能如愿以偿；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虽是上海的“野鸡学校”，但其毕业生陆怡、刘斯达、耿坚白等不少人进入《新闻报》担任记者，即端赖顾执中的力荐与奥援。谢六逸在《立报》主编副刊时，提携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舒宗侨、熊狱兰加入《立报》（萨空了，2000：46-47）。燕京大学新闻系则非常感谢《大公报》的孙瑞芹和胡政之“对于帮助新闻系学生到报馆就业，协助最多”（卢祺新，葛鲁甫，1993）。
　　不仅记者个人热心利用其关系网络协助新闻学子就业，而且新闻院系从组织层面也建立起将记者社会资本转换为其学生社会资本的工作机制，以便为学生毕业后能顺利进入各大知名媒体铺就道路。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新闻讨论会聘请报界名人演讲，除了增加学生见识，另一重要“目的在联络感情”（柯善虞，1935）。此外，其还邀请平津报界领袖成立学系协助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与报界合作（梁士纯，1936/2010）。在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立的新闻学科指导委员会，聘史量才为主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严谔声、米星如为委员（胡道静，1935：74-75），几乎将沪上知名新闻媒体老板悉数罗致入内。其为学生实习就业拓人脉、拉关系，可谓用心良苦、魄力宏大。功夫不费苦心人，这确实有力地拉动了新闻专业的就业率。1934年燕京大学一份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新闻系当年一共三名毕业生，全部顺利就业，从就业率来说远高于中文（4/10）、英文（2/6）、历史（0/9）、哲学（0/4）等其他文科专业（郭涛华，1934）。
　　除了上述种种合作之外，新闻记者的牵线搭桥还使新闻业界提供给新闻院系一定程度的资金援助。顾执中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时，《新闻报》董事长福开森捐款500元，占学校开办经费的三分之一（顾执中，1981）。《新闻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在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设立奖学金，“每名每年八十元，奖给新闻学科学习成绩最优学生四名”（私立沪江商学院，1935：43）。燕京大学新闻系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美国，但是1934年以后因美国经济萧条，其开始逐步转向寻求中国报界提供经济资助（梁士纯，1936/2010）。尽管当时新闻界普遍经济紧张，捐赠给新闻院系的资金有限，但他们还是力所能及地给予新闻院系教学场地、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等物质援助。1931年在张竹平主导下，《时事新报》和沪江大学合作成立“新闻学训练班”，“时事新报之办公室为讲学演习之所，以时事新报同人为基本教师”（潘公弼，1936）。黄天鹏将自己珍藏的图书资料赠送给1931年成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室，共计二十五类，一百多册，“其中甚多种类，为海内孤本，搜集至不易易，殊堪宝贵”（复旦五日刊，1930；彬，1931）。这对图书资料极度匮乏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复旦周刊，1929）。《新闻报》的章先梅、郭步陶还捐款资助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学生刊物《新闻学期刊》的出版发行。
　　
三
　　民国新闻专业教育可谓高校搭台、记者唱戏。新闻记者撑起了新闻院系的半边天，对新闻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以往论者忽略的是，记者也从中获得不菲的回报。
　　当时即使京沪知名记者，大多数收入并不高，不少人担负却甚重。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高校兼职任教的月收入一般在50-120元之间（陈育红，2013）。作为报界人均薪酬最高的《新闻报》，从初级记者到资深记者的月薪所得大致也在此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在高校兼课对记者来说，等于月加半薪，甚至月领双薪，可谓补益匪浅。而对于世界报系这类报馆来说，记者收入一般一个月只有十几元到几十元，而且还经常欠薪，高校的兼职收入反倒高于报馆的本职薪水。这或许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友渔为何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兼职数校。
　　相比于经济回报，轻财重义的新闻记者更看重的是，高等院校，特别是知名大学，通过加冕记者以教授头衔而赋予其终身享有的权威性象征资本。记者是种职业名称，一旦职业更替或技能衰退，则此职业称号不是贬值便是消亡。如张季鸾所说：老记者“但如果不‘记’，那不变成一个纯粹的‘老者’了吗”（徐铸成，2010：95-96）。在近代社会，教育是最具有权威的象征资本。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高等教育更被高度神圣化和权威化，“教育界的人物都是些知识阶级的领袖，是学术界与思想界的泰斗”（陶孟和，1926）。因此，大学教授头衔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它不仅是种职业名称，而且变成一种大学制度化和礼仪化生产的社会头衔，并且这种头衔，一旦拥有，便终身享受，不受年龄衰老、技能衰退，甚至世事兴衰的影响（皮埃尔·布尔迪厄，2004：206）。新闻记者一旦跻身大学教授之列，即立刻获得这种神圣化和权威性的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又放大了其原先所拥有的各类资本的效益和利润，所以，记者多以荣膺教授头衔为荣。当时是家庭教师，后来成为著名记者的曹聚仁，初次在大学兼职做教授时，对微薄的教薪毫不在意，他得意的是“总算做了教授了”（曹聚仁，2011：194-195）。曹氏的心情代表了那些没有留洋经历，缺乏博士头衔，亦无等身著作的记者有缘跻身大学教授之列的共同心态。这似乎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黄天鹏无论多忙，只要有大学请他兼任教授，他总是来者不拒。
　　再次，在高校文化资本再生产体制的严格要求和巨大诱惑之下，新闻记者在从事新闻文化资本生产之余，开始涉足学术文化资本生产，并成为民国时期新闻研究的主力。尽管在高校兼职之前，早有记者开始在报刊上就兴趣所及即兴发表新闻论文，但是为实现培养未来新闻记者的教学目的，以及为达到教育部和任教校方相关教学规范的硬性要求，记者必须就特定新闻领域或主题搜集丰赡详实的资料，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撰写出颇具体量的专业教材或学术著作。⑨在撰写新闻专著的过程中，任何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努力超越新闻实践工作的琐碎性和现实性，秉持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研究精神，建构具有相对抽象性、科学性的新闻理论与知识体系，从而展示出新闻业更高尚的本质性存在。正如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兼任教授的《新闻报》记者郭步陶所说：“我们要能使新闻事业日益发展，能有发明、著作。为新闻界放一光辉”（郭步陶，1937）。从此，新闻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流传于少数同好圈子之内的个人兴趣，开始正式纳入现代学术生产制度之中，并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大规模生产和再生产形成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藉此过程，记者利用其在业界积累的新闻实践文化资本，参与到高等教育文化生产机制之中来产制新闻学术文化资本，即利用既有文化资本再生产出增量文化资本。
　　在新闻院系，学生不仅学习和继承老师所传授的文化资本，而且也通过各种文化生产流通方式反哺和增强老师的文化资本。学生们将记者在高校课堂的演讲笔录成文，或发诸报端，或结集出版，使这些原本随声即逝、听者有限的文化资本得以刊诸文字、传播广远，甚至有些藉此才变成新闻学科的传世文献。此外，学生们还在他们编辑出版的各类刊物上推广揄扬那些来自业界兼任教师的学术著作，与记者共谋生产共同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黄天鹏在平民大学报学系读书时，编辑出版《新闻学刊》不仅得到许多兼课新闻记者的大力支持，而且黄天鹏也积极发文褒扬他的师长们，比如盛赞邵飘萍的著作“在新闻学上有不朽的价值”。⑩待到黄天鹏到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后，他的学生们则在《复旦五日刊》上发表文章高度颂扬黄天鹏的著作：“先生特本其十年之研究与经验，发为空前之专著（即《新闻文学概论》——引者注）。……故不特为有志新闻记者者所必读，即一般爱好文艺之人士，亦为绝好之读物”（复旦五日刊，1930）。学生们还在学术刊物上组织系列文章讨论、揄扬黄天鹏的著作：“《中国新闻事业》黄氏书中所搜集之材料，颇为丰富，尤以论断精警，发前人所未言，极堪令人钦服，而以独具只眼之精神，成此巨著，实予新闻教育上一大贡献”（周立铭，193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教会大学之中，中国学生成为西方老师沟通中西文化的得力助手。斯诺一直筹划将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去，但是苦于自己中文能力不济，对中国文学认识有限而迟迟未果，恰是遇到萧乾并在他的鼎力协助下，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才得以在英美出版，并得到西方文艺界的热烈好评，为斯诺赢得“中国通”的称号奠定下重要的文化资本（萧乾，2010：42-43）。
　　记者对学生不仅学业相传、德业相劝，而且情谊相慰、恩义相结。正如时人赞扬复旦新闻学系“师生的合作，亦较它系为强，因为谢主任与黄天鹏诸教授，爱同学实不啻于手足、子女”（彬，1930）。学生尊师重道，知恩图报，师生之间亦师亦友，情义深厚。所以，不仅记者热心给予学生社会资本，而且学生亦感恩记者回馈以社会资本，甚至学生自身亦成为老师的社会资本。张友鸾在邵飘萍的资助下创办《文学周刊》附属《京报》发行之后，便动用他的社会资本请来其老师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在周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张友鸾文学社团的成员多为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又请各自的名师赐稿，如鲁迅、周作人等。同时，文学社团成员又凭借其关系网络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给周刊供稿，如沈从文、石评梅、王鲁彦等。正是在张友鸾的悉心经营下，《文学周刊》成为“早期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刊物，为邵氏的《京报》增色不少。《新闻报》的记者背景极为复杂，顾执中指挥不动，颇为苦恼：“当《新闻报》的采访主任比当总编辑难，比当军队中的师长为难”，“要指挥他们战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顾执中，1985：139）。当他将自己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陆诒介绍进入《新闻报》之后，后者就成为顾氏的心腹骨干，特别是在遇到危险的采访任务之时，其他记者都退避三舍，只有陆诒追随他迎难而上。
　　
四
　　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的合作是相辅相成、相因相进的双赢之举，但是，由于当时新闻教育过于依赖报界，导致部分新闻院系的发展步入歧途、步履蹒跚。
　　私立大学热衷创办新闻专业藉此生财，但吝于投资发展新闻专业，不愿聘请专任教师，过于依赖记者兼任教职。在当时16所新闻院系，有11所没有聘请任何新闻专业专任教师，甚至院系负责人都是新闻记者兼任的。民国时期新闻院系不少，但大多旋起旋灭，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专任教师。如果没有专任教师，即使能聘请到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新闻院系或许也会盛极一时，但不能持久，难免最终夭折的悲剧。兼任教师多是报界精英和名流，他们本职工作原本就十分忙碌，有时难免无暇兼顾新闻院系的教学工作。圣约翰大学新闻学系教授武道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凡是可以请到学校担任功课的教授，时间表都只能排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之间。这个时间与大学里的课程时间表不适合，而且读这种课程的学生，既已上了一整天的功课，到那时大都已经没有精神了，而且这类的报人往往又因意外的新闻工作而缺课，亦或因交通不便而迟到”（武道，1948/2010）。学生对此也意见极大，有学生说：“我坦率承认，我反对兼任教授上报学课，除了精力超人者外，十九不能忠于他的授课时间表，如果经验不会说谎，我相信我的反对深具理由”（余予，1948/2010）。记者兼任教授原本流动性高极易去职，如果记者还兼职新闻院系负责人，那么他一旦离开，凭借其各种资本一手组织起来的业界兼职教师队伍和各类社会资源也会随之而去，一个新闻院系即使不是元气大伤，也会动荡不宁。国民大学新闻专修科，三年三换系主任。最后一任，就是每日三眠三起、身兼数职、异常忙碌的张友渔。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来看，“在任何特定时间，大学领域的结构只是不同当事人之间权力关系的表现”（波丢，2006：142-143，12-13）。这意味着，新闻院系没有专任教师就无法以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形态嵌入大学体制之中，成为其生产结构中不可分割的构成机体，更无法参与到大学场域的斗争中自觉自主地去争取有利位置和必要资源，只能困守在大学系统的底层而难望出头之日，或者被动地接受大学为其安排的命运，即其立废兴衰完全取决于校方有力人士的个人意志或其他院系争权夺利后的现实残局。所以，民国时期以记者兼任负责人的新闻院系几乎都未能修成正果，其原因当然难以一概而言，但是缺乏专任教师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新闻院系读书的学生，深受其害，倍感苦恼。有新闻学子无奈地感慨道：“假如我再念报学系，我一定得选择这样一所大学，它的主持人有办好报学系的决心，不随便设立，不中途松懈，不随办随辍，他舍得花钱，用得恰当，绝不吝惜”（余予，1948/2010）。
　　在高校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是民国新闻著作生产的主体和主力，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忙碌的采写和教学工作之余短时间内仓促成书，所以记者们撰著的新闻研究论著不仅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整体来说粗糙浅陋，遭到学界和业界的深刻批评。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指出，“在最近几年来，关于新闻学或新闻事业的著作，也可算不少，不过这些书籍大致都是属于普通介绍的性质，不能作班上的课本之用”（梁士纯，1936/2010）。而业界人士对此的抨击之声更为尖锐和刺耳：“在书坊的出版物里，我们是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但那些因为都是偏于概论的，所以他的功效，也只能使人除了知道‘新闻学’三字以外，就不能供给我们对新闻学的更详尽的理论的与技术的诸般知能之获得”（胡道静，1935：78）。揆诸实际，虽然不能依批评矛锋所向一概否定当时的新闻研究，但是批评所指的问题确实广泛存在。以在民国新闻研究中“居了最高峰的位置”的黄天鹏为例（增扬，1931），从1929年至1932年，他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期间，共出版了35种新闻学著作，其中撰写、翻译29种，编辑6种（马光仁，2014：679）。如此高产，其勤奋固然令人敬佩，但其品质亦让人堪忧。当以传统学科的研究水准来审视新闻论著时，即“从既成科学室的研究去观察新兴学科（新闻学——引者注）之混沌的形态和内容，会发现多少的缺陷、谬误和矛盾”（任白涛，1941：2）。新闻学难免落入大学学科等级的末端，成为“社会科学中间最落后的一门”（施志刚，1948/2010），因而难以获得其他学科知识性的承认，并在研究型的国立大学中占据制度化的位置。这恰好印证了1935年初潘觉所观察到的情况，“现在我国的新闻学系，都是附设在几个私立大学里面，而国立和省立大学，几乎没有一个设新闻学系的，这也许是一般教育家认为新闻教育在现在尚不重要”（潘觉，1935/2010）。[11]一个学科的学术文化资本和其研究者的文化资本，及其所培养学生的职业象征资本既难解难分，又相辅相成。除了在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和资历方面的巨大差异，新闻记者生性自由无畏、浪漫不羁，而高校学者大多保守持重、拘谨刻板，两者身处大学校园这同一场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由惯习区隔所产生的深刻疏离和强烈敌意。吴宓所述可做一证，“诸友之不赞成宓习报业者，盖以报业乃圆滑小人，便辟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故惟当研究文学”（吴宓，1998b：91）。兼之，报业鱼龙混杂，记者品类不齐，新闻行业的社会声誉褒贬不一。这导致新闻学术文化资本在学界人士冷眼漠视之中进一步贬值。1920年代，教育总长听说平民大学开办报学系，殊为不满：“办报敲竹杠，也要公开传授吗？”曾下令取消（简又文，2006：381）。著名学者钱鐘书即使在虚构的小说之中，也不忘嘲讽一番新闻研究和新闻学者。《围城》里那位不学无术却好卖弄学识，并且品性卑劣充满“淫邪之相”的李梅亭，就是“上海新闻研究所所长”。甚至徐志摩在与胡适谈到邵飘萍被军阀杀害都充满调侃和讥讽，“最近的消息，是邵飘萍大主笔归天”（徐志摩，1926/2019：27-28）。[12]记者惨遭杀害竟成为学者闲谈的笑料，可见学者对记者蔑视、冷漠之至。也可能正是因此，国立北平大学请成舍我去办新闻学系，成舍我“觉得就现在教育界情形，要想在一个国立大学里面，试验我们的理想，必然困难太多”，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成舍我，1935/2010）。
　　尽管教育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是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则通过与新闻场的合作来兴办新闻教育，但是无论新闻场还是教育场，其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都深刻受制于权力场的影响和规制。[13] 1922年，北京国民政府放宽大学设立条件，公私大学数量激增，由13所增加到了51所，5年间增加了3倍（田正平，2012），本研究中的16所新闻院系，其中9所是随着这股兴办大学热潮而成立的。随着大学创立标准的放宽和数量的激增，带来的是各类高校驽骥争驰、泥沙俱下，引发社会各界普遍而强烈的批评。“中国的大学教育机关，已成合股谋利的商店；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已成滥发贱兑的钞票”（董任坚，1932：1）。待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控制高校数量和提升办学质量，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整顿，取缔停办设施不齐、教学不良、办理不善等不合法规的学校（韩戍，2020）。在北京，国际大学（新闻学专修科）、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被勒令停办，即使新闻教育办得有声有色的平民大学因考核不达标，于1930年被降格为平民学院，后又因不符学院立案标准，最终在1934年被迫停办。在上海，光明大学（新闻专修科）、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国民大学（新闻学系）先后遭到关闭（新闻报：1934）。[14]民治新闻学院始则被降格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继而按要求再降格为民治新闻补习学校。顾执中坚决不从，但“不得不采取半地下的方式”，减少招生规模和人数，从每年招生两次减为一次，从每班40人减为20人，凭借租界为掩护惨淡经营（顾执中，1987：338-339）。圣约翰大学因拒绝向南京政府立案，“一度成为教会大学中唯一未立案者”，其新闻学系发展亦受影响，导致此后经年“停滞不前”（周婷婷，2017）。尽管南京政府的整顿工作确实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但是也伤害了个别颇具特色的新闻院系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态势。
　　1924年，中国新闻高等教育起步方始，邵飘萍在《东方杂志》撰文感叹道，“所谓‘新闻学’者，乃尚如婴儿之未学步”（邵飘萍，1987）。此后经年，报界与学界携手合作来发展新闻教育并取得长足进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新闻高等教育的始基。但是，由于学界过于依赖报界存在结构性缺陷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致使新闻院系在教育场域之中形成一个资本薄弱、位置边缘，与主场域结构结合松散的次场域，而在南京政府对报界和学界的严厉规制之下，新闻院系这个次场域变得更加飘摇和逼仄。这导致不仅到了本研究时限的1937年，即使到了1940年代末期，新闻学仍然“是最幼稚的一门科学”（储玉坤，1948/2010）。新闻教育摆脱幼稚，依旧任重道远、道阻且长。■
　　
注释：
①相关中国报馆俱进会的相关考证和详细讨论参见白华康（2020）。《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新闻教育的研究多为探索新闻院系的历史沿革、教学理念、师资风采、课程设置、学生培养以及办学特色等个案考证或者通史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也会涉及新闻教育与其历史语境的关系，但是后者通常只是前者虚化而模糊的背景。除少数几篇讨论中外新闻教育交流的研究之外，采取系统视角着重考察新闻教育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群体复杂互动的研究尚为鲜见，亟待加强。为此，本研究主要借鉴布尔迪厄资本与场域的理论视角，来探究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错综细腻的互动关系及其利弊交织的合作效果。
②本文统计的新闻院系指的是开办有新闻专业本科和专科教育的大专院校，不包括仅开设新闻课程的大学，如大夏大学报学科、光华大学报学科等。“科”在民国时期一是指学科，二是指课程，“报学科”通常指的是新闻课程，并不是新闻专业、新闻学系。以往许多研究者在梳理民国新闻教育史时忽略了这一点，导致将许多仅是开设新闻课程的大学误认为是开设新闻学系，夸大了民国新闻教育的规模和影响。对此作出详尽辨析和全面统计的资料可参见白华康（2020：24-26）。《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尽管抗战前共先后创办了16所新闻院系，但在这些新闻院系中，厦门大学新闻学部存在时间短暂，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与中国记者合作极少，此外，上海的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国民大学报学系、光明大学新闻专修科，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以及北京的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国际大学新闻学专修科或存在时间短暂，或规模太小，甚至不甚正规，皆因史料不足，无法深入研究，所以本文所讨论的新闻院系主要集中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平民大学报学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以及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等八所院校。本文研究的时限为民国新闻教育发轫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抗战不仅给中国的新闻教育带来空前的创深痛巨，而且也使新闻记者与新闻教育的互动和结构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这有待另文申论。
③民国时期，无论是记者的媒体就职状况还是他们在新闻院系兼职情况都流动性较高，尽管关于民国新闻教育的论文和论著数以百计，但是谈到任何一所新闻院系教师队伍时，都是概述其整体状况，忽略了其中人员流动变化情况。为了更细致地呈现出记者在新闻院系兼职的动态变化，本研究尽可能详尽地罗列出记者在新闻院系兼职时的年份以及当时的供职单位。但是由于本文是宏观性探索，而非个案研究，所以无力全面完成这项工作，只能挂一漏万，重在藉此展示出记者在新闻院系兼职的高度流动性。据不完全统计，新闻院校记者兼职教师的基本情况如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申报》赵君豪（1927、1929，撰写有在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或编辑过相关文集，以下简称“有著作”）、马崇淦（1929）、钱伯涵（1930，有著作），《时事新报》陈布雷（1928）、潘公展（1929）、周孝庵（1929，有著作）、黄天鹏（1930，有著作），《新闻报》郭步陶（1930、1935，有著作）、章先梅（1935），《民报》及“中央通讯社”陈万里（1935）；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时事新报》汪英宾（1931）、“四社”张竹平（1931-1935）、“申时电讯社”宋哲夫（1935）、《大晚报》汪倜然（1935）、《申报》孙恩霖（1935）；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申报》赵君豪（1933）、钱华（1933）、孙恩霖（1933，有著作）；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申报》汪英宾（1924-1925）、《时报》戈公振（1924-1925，有著作）；国民大学报学系：《申报》张继英（1925）、《时事新报》潘公弼（1925，有著作）、《商报》陈布雷（1925）、潘公展（1925）、《时报》戈公振（1925）；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新闻报》严独鹤（1929）《新闻报》顾执中（1929-1937）；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晨报》陶百川（1933，有著作）。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京报》邵飘萍（不详，有著作）、吴定九（不详，有著作）、徐凌霄（不详，有著作）、徐一士（不详，有著作），《益世报》王小隐（不详）；燕京大学新闻系：《晨报》陈博生（1935）、许兴凯（1935），《世界日报》张友渔（1934-1937，有著作）、张友彝（1932-1933），《大公报》孙瑞芹（1932-1933）、《实报》管翼贤（1932-1933，有著作），张继英；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世界日报》曾铁忱（1933年春至夏任经济系主任兼任新闻系主任）、张友渔（1933-1935），《北洋画报》吴秋尘（1933-1935）、管翼贤（1935）、林仲易（1935）、萨空了（1935，有著作）、《大公报》王文彬（1935，有著作）、高纯斋（1935，当时经历不详，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上海报纸数以百计，但是各校聘请的记者兼职教师仅局限在上海四大报，以及《商报》、《晨报》、《民报》、中央通讯社等八家知名报社，并且八家报社的记者总计亦有数百人之众，但是能站上新闻院系讲台的仅十数人而已。北京情况，亦是如此，主要集中在京津六家大报社的十余位记者。本文讨论的记者也主要是上述的二十余位曾在高校兼任教师的记者（上述统计材料来源于，《南大聘定各系主任》，《申报》1925年1月29日；《南方大学及附属中学近闻》，《申报》（上海）1925年1月10日；《新闻教育机关概况》，《报学季刊》1935年第2期，第115-116、117-119、119-122页；《新闻教育机关概况》，《报学季刊》1935年第3期，第147-148；《本院专修科 新闻学会联欢会志盛》，《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半月刊》1934年第8期，第161页；周婷婷：《圣约翰大学新闻教育的历程》，《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第124-131页；梁德学、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孕育、创建与早期建设（1924-1931）》，《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第106-122页；徐玉芬：《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办学特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白华康：《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④具体名单可参见注释3。另，一些大学虽然没有开办新闻学系但开设有新闻学课程，也是聘请知名新闻记者兼任教职，如果将这种情况考虑进去，新闻记者在高校兼职情况会更加忙碌。
⑤可参见张友鸾同事学生对他的追忆文集，本书编辑组：《张友鸾纪念文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⑥这可能是因为，直到1930年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也只占全部学生数的4.93%，每万人中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不到12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等教育的学生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1934：102-10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
⑦本文从《大公报》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记者群体中，选择约在1900年至1920年间出生，并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参加《大公报》的记者，共计18人来进行分析，以来检测新闻院系毕业生在大专学历记者群体中的比例。
⑧如戈公振、顾执中、黄天鹏当时都谈到过上海生活成本高昂，生活负担重的问题（朱应鹏，1935；黄天鹏，1931）。
⑨根据注释3中新闻院系兼任教职记者的数据统计，有十七位记者编著有新闻学相关著作和文集。
⑩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齐辉，秦润施（2017）。《民初〈新闻学刊〉的出版境遇与学术探索》。
[11]除中央政治学校外，在本研究时段内有两所国立大学设有新闻学课程，一所开办有新闻专科教育。特别是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名牌国立大学都没有设立新闻学系。只有中央政治学校这种新近成立，尚无根基的国立大学，为国民党培养宣传干部的需要才创立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学系，并且还是其全校七个系中最晚成立，专业专任教师人数最少——仅马星野一人——的一个系。可参见，王继先（2017）。《民国新闻高等教育的“政校模式”略论——以马星野的新闻教育实践为视角》。
[12]当然这个案例背后包含了“鲁迅派”（以邵飘萍的《京报副刊》为阵地）与“胡适派”（以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为阵地）在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与人事情感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
[13]这里主要借鉴了布尔迪厄关于“权力场中的文学场”的相关分析。布尔迪厄不止一次指出，这里的文学场可以置换为许多类似的场域。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2011：192-193）。《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
[14]从现有材料可以推断国民大学可能在1928年前后停办，在1928年以后的上海报刊再未见到有关该校的新闻报道，此后仅见一则有关“国民大学”的新闻报道——《市教育局请封闭国民大学》（《新闻报》1929年9月1日），但该文中提到国民大学，应是借国民大学之名来敛财的一所非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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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研究（1912-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项目批准号：16YJC860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