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一直想写这个题目，但总有些忐忑：怕被人说又喊“狼来了”，唱衰新闻业。其实，新闻业要是还能唱衰，倒说明还不太衰；有人喊“狼来了”也还不太糟，悲催的是新闻荒漠化——狼，恐怕喊都喊不来了。
　　新闻荒漠这个词比较形象。一想这个问题，脑子里总冒出“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的边塞诗，驱赶不散。想驱赶的原因是怕太随性，不“学术”。转念一想，这其实也正常。理论也好，概念也罢，首先要落地，落地于自我的感性经验，然后才能真切地关照和理解外在的现实世界。不然，再好的理论也会荒漠化，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种？
　　由此，题目干脆感性一下，套用郑板桥那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自我感觉用这首诗来渲染一下新闻的荒漠化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
　　新闻荒漠化首先是地方新闻的凋零。就美国来说，许多小城镇特别是偏远地区，失去唯一的当地信源——报纸，出现了信息空白。许多大城市，社区新闻和民生新闻也在急剧减少。即使在尚有一家半死不活报纸的“半荒漠区”，本地新闻的数量和质量也惨不忍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可以说出现了全面的荒漠化。这些地方的、社区的、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媒体，同社交平台，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新闻大鳄比起来，不过是“些小吾曹州县吏”，是些“萧萧竹”，但一枝一叶，关乎民主与民生，干系重大。
　　这听起来好像又煽情了，不过心里并不愧疚：相比新闻荒漠化，那些公民新闻、建设性新闻之类，才是真真正正的煽情。试问新闻荒漠，寸草不生，你能建设什么？无土栽培？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不仅仅是地方小报甚至大报死亡这样简单。如果把新闻荒漠化放到政治、技术、权力等框架中来考察，就会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新闻荒漠化还有另外一层考虑，那就是：近两年来，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少数几家传统媒体的复苏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传统新闻业已柳暗花明、重获新生，而实际上，新闻业特别是地方新闻的荒漠化正在加剧。是的，每年还在评普利策奖，也不乏非常专业的新闻报道，然而，田园荒芜，显摆几朵人工培育出来的花朵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新闻生态作为社会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仅就新闻学层面，讨论几个相关问题，包括新闻荒漠化的现状、后果、原因以及出路。前三个谈得多一些，出路的话只能蜻蜓点水，因为问题太大。
　　
新闻荒漠化
　　新闻荒漠（news desert）作为一个描述新闻生态的新概念，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项地方新闻研究报告。该研究团队就地方新闻和地方媒体命运追踪了上千家报纸、社区数字新闻网站、少数族裔媒体和公共广播电台，收集了15年的数据，迄今已发布了四份研究报告。所谓新闻荒漠，指的是县、城镇，也包括城市中的社区，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当地的新闻媒体，居民没有或者只有非常有限的渠道来获取可靠、全面的新闻信息，无法满足基本信息包括政治、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的需求，造成信息的真空。对于地方新闻信息的重要性，国人一般不太容易理解。打个勉为其难的类比，如果你是小区业主，你肯定希望物业透明、业主委员会民主；你肯定关心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电梯是否定时检修等等。当然，在西方体制下，民主管理远不止仅限于这个层面。
　　新闻荒漠不失为一个形象而准确的概念，既有感性的外壳又有理性的内涵。社会科学中有不少这样的概念和理论，得益于一个好名字，“名正言顺”，从而“行之远”，推动了研究的开展和继承，比如新闻学的“看门狗”、“把关人”，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等。不过，我这里有意在新闻荒漠后面加了个“化”字，目的是想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扩展一下。因为新闻荒漠是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源于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正在持续的过程。这个荒漠化也不限于地方新闻，而是整个新闻生态的荒漠化；不仅仅是媒体数量的减少，有关民生新闻报道量的减少，还包括质量的下降。从地理上讲，这个荒漠化不仅仅限于农村，城市的问题可能更为隐蔽也更为严重。这也不单单是美国或者西方的困境，而是个全球问题。从更高的层次上讲，这也不仅仅是新闻的问题，更是科技、资本、政治的博弈，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新闻传播业。
　　如果说新闻是民主政治的要件，是第四权力，那么地方新闻就是这权力的基石。从历史上看，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是从地方开始的，在美国尤为如此。一直到1982年《今日美国》创刊，严格来说之前的美国是没有全国性报纸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以城市命名，《华尔街日报》是一条街的报纸，没有“美利坚日报”，也没有以州名命名的报纸。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是先有社区才有州和国。当然，有些大报逐渐有了全国乃至国际影响，那是另外一回事。以地方报纸为主的美国地方新闻机构遍布全国，一直到2004年，尚有将近9000家报纸，包括日报和周报。这是什么概念呢？美国3.2亿人，平均3万多人一家报纸。在美国，麦当劳大约有上万家，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你看到一家麦当劳，就等于看到一家报纸，物质和精神食粮蛮匹配。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纸媒的厄运开始。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地方报纸关了大约四分之一，新闻从业者被砍掉一半。在美国人口密集的得克萨斯州，有134个县只有一家报纸，22个县一家都没有。这种新闻荒漠不单单出现在农村，也出现在美国重要的大城市。纽约可以说是新闻业的麦加了，有三大电视网、《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带头大哥，全美12%的新闻人在纽约。然而，纽约不仅仅是曼哈顿，还有郊区和“城中村”，而许多街区根本没有新闻机构。这不仅仅是说纸媒，而是连网络新闻也没有。美国的丹佛市，人口280万出头，在美国算是大城市了，2009年尚有600多位纸媒记者，而今只剩20个不到比丹佛动物园里的灵长类动物还少。
　　那些没有死掉的报纸也是极度贫血，朝不保夕。目前，在美国除了纸媒的三朵金花：《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无一不饥寒交迫。而这三朵金花中，《华尔街日报》原本就是个贵族，年薪没有七位数你都不好意思去碰。像我这样的一个大学教授，如果在办公室放一份《华尔街日报》，难保不碰到异样的目光；喝杯星巴克，读读《纽约客》，也就够装的了。《华盛顿邮报》也不能算是自食其力，日子好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傍上了贝佐斯（Jeff Bezos）这样的大款。《纽约时报》勉强算是自我革新成功，但成功的因素很复杂，许多都是非新闻的“盘外招”，比如最赢利的栏目和App是拼字游戏和菜谱。
　　新闻荒漠化，除了新闻机构的破产，新闻从业人员的流失，同时也表现为报道版面的减少。这些新闻报道量的减少看似是人员缩减的必然反应——新闻是要人做的，人少了，报道量自然就会少，而实际并非如此。人少，报道数量减少没毛病，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体育和娱乐新闻不减甚至反增，单单政经新闻减少？《纽约时报》近年来采编人员大幅增加，然而有关政治经济新闻报道并未有显著增长。为什么？因为严肃新闻没有经济效益。说到底，赵公元帅才是真帅，财神爷才是真神。
　　新闻荒漠化也不限于某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全球生态。在英国，过去的15年间，地方报纸消失了245家，58%的地区没有地方新闻。巴西官方发布的地方新闻业调查报告《新闻地图册》显示：巴西有近3500座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62.6%，已沦为新闻荒漠。此外，有1074座城市，约占总数的19.2%，处于“近荒漠化”状态。至于那些原本就处在信息荒漠中的亚、非、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提了。
　　荒漠化不仅仅是数量的减少，更表现为质量的下降，低级错误经常出现。就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笔者所在小城的唯一一家日报，其网站上的新闻大标题赫然说昨天有32人因新冠死亡。我觉得这个数字实在离谱。这个大学城的人口不到10万，一天死32人？实际上是新增感染32人。新闻报道出现笔误和失误也算正常，及时纠正致歉就是。然而，从我上午发现该错误，一直到晚上，居然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以至于被我数次截屏，用做上课的反面教材。有学生问：“老师，这样的编辑是不是会被开掉？”回答：“开不了。”为什么？因为首先报纸的总编辑不在这里办公，他大概率不看自己的报纸网站，发现不了这个错误；发现了也不在乎，因为他也知道没什么人看；即便在乎也不会开当事的编辑，因为负责这块田地的已然是根独苗，且薪水已经低到不能再低。
　　除了事实上的硬伤以外，民生新闻的深度和广度都在缩水，即使所谓的调查报道，多数也不过是注了水的社会新闻，是被动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报道，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动“扒粪”。
　　
荒漠化的后果
　　新闻荒漠化的后果有许多，其中不少像教科书一样明摆着。有一些则不那么直接，但造成的伤害却更为致命。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的阐释和意义往往受限，因而契合当代的思想和情感。沿着这个思路，也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政治，而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同理，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新闻从根本上讲是政治的，也是地方的。政治的博弈，国家层面也好，地区层面也罢，最终都会落脚到地方的现实，现实中的个体。税收、教育、交通、健康等政策法规，其制定需要公众的知情同意，其执行也需要公众的监督。及时、可靠的地方信息就显得异常重要，特别是危难之际。这次的新冠疫情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老百姓最需要了解自己所在城市和社区的疫情到了什么程度，医院是否还能正常看病，哪里可以买到口罩，哪里可以检测，疫苗哪里去打等等。西方社会没有居委会，没有网格员，这些信息在过去是靠当地的新闻机构来报道的。如今缺少了地方媒体这一渠道，有关疫情数据只有通过官僚机构来获取。别的不说，这些官僚机构，包括政府的疾控中心，都是早九晚五，休周末节假日，而疫情如火、瞬息万变。社交媒体当然快，问题是：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即使再快再多，你敢用于决策吗？不准确不可靠的信息不但无用而且有害。
　　缺少了地方新闻，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公权力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黑箱操作、利益交换和腐败，这是基本常识。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发现：随着当地报纸的关张，政府的运行成本显著加大，县一级的行政开支平均上升了140万美元。
　　地方媒体的监督作用，不但表现在对当地政府的监督，而且会渗透到联邦层面。比如说，美国国会议员是按照选区配额选出的，是本选区派到联邦政府的代表。从理论上讲，国会议员可以不买总统的账，但必须为他选区的选民负责。然而，该如何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何保证这些议员不进行政治交易，出卖选民利益呢？最重要最有效的监督便是地方新闻媒体。在前互联网时代，美国国会议员背后至少有一名家乡的记者跟着。议员白天在会上说了什么、投了什么票，下班后又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总有眼睛盯着。而现在，不要说在新闻的荒漠，即使在绿洲，再也没有专职的记者跟踪报道，全靠这些“人民的公仆”的道德自律。
　　地方新闻的有无，还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比如同投票率呈正相关。
　　以上我们谈及的都是教科书式的典型后果。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却异常重要的问题，便是新闻荒漠化同信息茧房、社会分裂的因果关系。有研究表明：缺乏地方新闻渠道、只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更为偏执，更容易陷入回音壁，束缚于信息茧房。各种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同新闻荒漠化也有直接的关系。荒漠不长信息的庄稼，却容易滋生谣言的毒草。比如，在美国西北的爱达荷州，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谣言传播得很广，搞得人心惶惶、群情激愤，说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强奸了当地妇女，而实际上，该州根本连一个叙利亚难民都没有。
　　信息茧房和阴谋论盛行的所谓“后真相”的出现，除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复杂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公信力的崩溃。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把心窝子都掏出来了，人家就是不信你。根据盖洛普的调查，2016年美国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只有32%，到2020年有所回升，却也只有40%。
　　为什么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低到了尘埃里？有多种解释，其中一说是民粹对建制的反叛，因为不单对媒体，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下降；还有一种说法是新闻媒体的自由化倾向太严重、太左。但是，这些可以解释对某些政治、社会问题特别是有争议问题的不信任，却很难解释对许多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基本事实的无视和否认，比如说有多少人参加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等等。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下降同两个彼此相关的因素有关。其一是主流媒体日益精英化。各大报纸和各大电视台都在请各种专家来指点江山，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高谈阔论，而对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根本不了解也不关心。现在的记者大多数也缺乏农村和城市社区的草根经验，从感情和知识上是隔阂的，不像老一辈记者是从基层一级一级地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主流媒体的精英化是个问题，但还不是根本症结所在。因为大的新闻机构的精英化倾向不是今天才出现，为什么过去没有造成脱节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过去有地方媒体。地方媒体这个二传手可以把国际和国家新闻落地，从而被当地群众消化吸收。失去了地方新闻这个纽带和二传手，主流媒体接不上地气，即便是真理，在许多情况下也成了谬误；非但没有统一认识，反而会加重当地民众对新闻媒体的反感和不信任。顺手举个例子：全国经济数据说就业率上升、犯罪率下降、形势一派大好，然而具体到一个小城，一个社区，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所谓的客观、具体的大数据，实际上是抽象的，而且往往掩盖了事实和真相。我的窗外正黑云压顶，你的报道说阳光灿烂，我当然会骂你胡说八道，对你更加不信任。而假如这个时候，有当地的记者把手伸出窗外，说上一句：全国晴好，本村冰雹，该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另外来说，当地的记者是自己人。村头村尾，同一家商店购物，同一条河里饮水，孩子又在同一个学校上学，说不定还是同学或者亲戚，这当然比屏幕上的明星脸可靠可信。不信任陌生人是正常的心理反应，陌生人也更容易被妖魔化。
　　新闻荒漠还同美国的社会分裂相关。仔细分析一下盖洛普的数据就会发现：新闻的公信力呈现出鲜明的派别特色。比如在2020年的调查数据中，民主党和自由派一方对媒体的信任度高达70%，而共和党和保守派一方对媒体的信任度居然低到了10%。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是在大选之前，大选之后调查的话，数字也许会更难看。为什么如此鲜明的蓝(左)红（右）分裂？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的蓝红人口分布图，再对照一下新闻荒漠分布图，就会恍然大悟：红色的地区同新闻的荒漠高度重合。
　　地方新闻的荒漠化还有一个后果鲜有提及，那就是影响新闻事业，特别是专业主义新闻事业的传宗接代。传统的新闻生态中，新闻人的职业生涯基本是从地方小报开始，然后到州、市一级，再转为美联社派驻地方的记者，然后才可以到全国性新闻机构。地方新闻机构可以说是新闻记者的摇篮，新闻的荒漠化切断了这条道路。当然，互联网出现以后，由于急需一批技术新闻人，确实有一些新闻院系毕业生一步登天，直接入职全国性新闻机构。然而，全国性新闻机构的职位毕竟有限，不可能消化太多毕业生，另外正如前面提过的，这些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记者，如何能了解和报道好民生问题？
　　
新闻荒漠化的原因和出路
　　之所以把原因和出路连在一起谈，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硬币的两面。理清了原因，讲清了症结，就比较容易看清死路和活路。
　　先说地方荒漠化的原因。总的来讲，地方新闻媒体同所有传统媒体一样都是因为媒体生态的改变，导致上百年的卖读者给广告商的商业模式失灵。网上广告市场，脸书和谷歌占了60%， 亚马逊占了15%，剩下的25%才轮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僧多粥少，小沙弥自然抢不过大和尚，几乎没有地方报纸的生存空间。有关商业模式已经有很多研究，不再饶舌。这里想从地方新闻媒体的特殊困境，探讨一下为什么大的新闻媒体可以逐渐完成转型，而地方新闻业却只有毁灭的命运。
　　首先，同样是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的挤压，地方媒体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它的抗打击能力更弱。如果说大报是万吨巨轮，地方报纸只能算是汪洋中的一条小木舟，况且年久失修。同样是靠广告生存，地方报纸同全国性报纸不同，地方报纸很少有品牌广告，主要依靠的是地方分类广告，包括征婚广告；而互联网出现以后，房地产、车行、商店等都投向更为精确和便宜的社交媒体平台，谁还会去报纸烧钱？以前征婚，加州的孤男寡女不太可能到《纽约时报》去征婚，而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同城、同小区征婚，还可以通过陌陌、探探、附近的人征婚。分类广告市场的失去无异于釜底抽薪。纸媒上网想去抢一块蛋糕，却被平台控制，网民往往不是通过网站而是通过平台来获取新闻的，多数报纸非但没有争取到付费或者不付费的眼球，还失去了原有的订户。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英国著名报纸《独立报》完全上网以后，它的阅读量下降了81%。
　　这就引出了我们要着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被平台釜底抽薪以后，地方报纸又该如何生存和救赎。这个同大报又有不同，大报可以通过增收节支、典当家产来维持，而地方媒体无法效仿，因为这无异于让一个骨瘦如柴的贫血者减肥。地方新闻媒体的选择十分有限：第一条路比较痛快，一死了之，许多有百年历史的报纸自我了断、关张大吉。第二条路无非插上草标，或者卖给报业集团，或者注入风投资金。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资本却忽略了资本后面的黑手。资本在取得所有权和支配权以后不但不输血，相反开始吸血。短期利润最大化，好看的业绩报表才是根本利益所在。手段简单粗暴，首先推行集团化管理，而集团化管理的实质就是去地方性。决策权和编辑权集中于同报纸所在地毫无瓜葛的一群人手中，大量采用通稿充斥版面，旗下的地方报纸不过是一块模板贴上不同的地方牌子而已。保证利润率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裁人，特别是工资成本高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包括总编辑。如此增收节支，往往导致恶性循环：出版商减少版面和减少员工，造成产品品质下降、价值降低，消费者自然就抱怨、退订。然而，资本在乎的是短期效应，要趁着老牛还在喘气时拼命挤奶，直到最后一滴，然后剥皮卖肉。编辑出版报纸的实际上已经不是新闻人，而是血汗工厂的老板、工头和打工仔。这样的人根本就同地方没有任何瓜葛，又如何能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面对如此不堪局面，许多老报人痛心疾首，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为之付出青春和理想的报纸，不但失血，而且失去了灵魂，错误百出，成为笑柄，真可谓一辱再辱。就这些报纸来说，活着的，恨自己苟活；死掉的，估计会后悔自己没有早死。
　　以上可以看出：地方新闻荒漠化的原因首先是社交平台的釜底抽薪，而后是资本的挤奶吸血。那么，这荒漠化有逆转的可能吗？出路在哪里？
　　先来谈谈所谓的替代法。具体来说就是：地方报纸死了，不是还有不少地方电视台吗？不是还有万能的网络吗？
　　报纸没了何不靠电视的说法有点“何不食肉糜”的幼稚和矫情。养不起报纸的地方就更养不起电视台了。美国广播电视业高度垄断，所谓地方台只是全国电视网的附属，而不是地方所有，主要功能是转播电视网的节目，也就是所谓的插转台。除了转播节目以外，每天有30分钟的地方新闻节目。然而，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卡普兰（Marty Kaplan）教授的一项研究，位于洛杉矶附近的一家电视台，半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中，有关政经和民生的严肃新闻，平均下来只有难以置信的22秒；相比之下，有关猫的报道则有三分钟。撸猫省力又省钱，收视率还高。再说了，电视台的受众也在逃，整个新闻生态都荒漠化了，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
　　也有人说，随着传统大报的回春，新闻荒漠也许也可以借着东风复苏。这基本上是误判，甚至正如《纽约时报》媒体评论员史密斯（Ben Smith）所说：《纽约时报》的成功非但不是个好消息，而且可能敲响了新闻业的丧钟。是的，《纽约时报》似乎柳暗花明，这几年，光采编人员就新招了400多，目前拥有1700人的庞大的新闻采编队伍，已经连续两年盈利。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纽约时报》正日益平台化，也在干社交平台干的事，通过技术来吸引用户、控制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等于在吸地方和区域媒体的血。财大气粗以后，不是去扶持落难的兄弟，而是“趁火打劫”，把那些地方报纸的精英笼络在自己的麾下。同时也把许多从纸媒跑去创业的新闻精英再度招安，实际上等于断了数字新闻创新的任何可能，宣布了数字原生代的灭亡。让地方新闻跟着同族同宗的大哥混口饭吃，听起来不错，而实际上，《纽约时报》不是慈善大哥，它也是资本，伸出的手也很黑。
　　另外一个希望便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所谓的公民新闻，所谓人人都可以做记者，是个天大的迷思。互联网民主和赋权的乌托邦，最大成就是制造了无数硕士、博士论文和一批网红教授。不过，需要承认的是：社交平台近年来确实拿出相当可观的物力财力人力来做地方新闻，比如谷歌、脸书依据大数据开展地方新闻信息的整合和推送等等。然而，社交平台这样做大致出于两个考虑：首先是商业，比如大数据的收集、广告、谷歌地图、导航等。另外是慑于政府和社会反垄断的压力。当然，诛心不可取，更应该“不看广告看疗效”。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美国经济自由项目组（American Economic Liberty Project）202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谷歌和脸书没有能力也没有能够将这些新闻荒漠变为绿洲，相反使这些新闻真空地带成了虚假信息的温床。谷歌给你看的，是你愿意看且它想让你看的；你搜索出的结果其实经过了数道过滤。你搜索梁山黑旋风，排在前面的有可能是李鬼；北京最好的医院有可能不是协和是莆田。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风险资本接管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荒漠化，靠大报拉帮带基本是一厢情愿，更不用提社交平台。社交平台是新闻荒漠化的始作俑者，你能指望冲进瓷器店的大象来帮你修复瓷器重新开张吗？
　　左顾右盼，前途迷茫，只有回到根本点：新闻作为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支持，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地方新闻，更需公共解决。这个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简单到我们都“熟视无睹”。我们可以支持图书馆、音乐厅，可以保护非物质遗产，为什么对于干系重大的新闻却要扔给资本和市场？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新闻的荒漠化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信息权是基本人权，荒漠化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最需要信息的弱势群体，新闻荒漠化伤害不到那些看《华尔街日报》、挥舞高尔夫球杆的人。■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