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阳
　　【本文提要】在当代传播思想的历史书写中，受众商品论被普遍描述为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这与理论的缘起——即理论最初被视为一种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和社会建构功能，因而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被历史性地提出——这一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重读理论创始人达拉斯·斯迈思的文本《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及其思想和社会语境，是还原理论的知识发生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理论的政治动能的可行路径。将文本置于传播理论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可以发现，受众商品论存在严格的使用边界、历史条件和思想对象。斯迈思的理论想象同时建立在地缘政治中的西方和思想格局上的中国。毛泽东思想中对文化和政治的创造性论述，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实践中召唤的反霸权的行动主义，是理解斯迈思传播理论得以成型并最终落地于实践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 受众商品论 传播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 达拉斯·斯迈思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
　　受众商品论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　1907-1992）最早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以下简称《盲点》）一文中系统阐述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Smythe， 1977；Smythe， 1994：266-291）。①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赵月枝、李·阿尔茨（Lee Artz）、菲利普·纳波利（Philip Napoli）、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传播学者都曾梳理过这一理论及其引发的“盲点辩论”（the blindspot debate）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Meehan， 1993；Zhao， 2007；Artz， 2008；Napoli， 2010；Fuchs， 2012）。其理论价值也得到了学者们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确认。②
　　尽管受众商品论的理论想象力启发了众多学者就传播政治经济议题继续深耕，并提出了基于时代的、批判的受众商品论知识更新（张志华，董欣佳，2018；吴鼎铭，2017；胡钰，虞鑫，2016），但是在当代，伴随着将“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过程”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之“定势”的特定认知，受众商品论存在着被教条化、去历史化和普遍化解读的理论陷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理论发生语境和现实指向的失焦。既有对斯迈思经典文献的话语分析和谱系学研究已对其理论发展和时代性做出了规范化的知识梳理（夏冰青，2020；陈世华，2018；姚琳，2010），但大都疏于对斯迈思时代受众商品论现实意义的再历史化。理论的实践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现实指向，需要在全球结构和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生产消费的全球分布失衡、文化身份建构的“再疆域化”等社会现状，均提醒我们警惕受众商品论被“普遍主义化”（Murdock， 2020；盛阳，2020；Fuchs， 2016）。
　　建构普遍主义并非斯迈思的理论愿景。如果重返《盲点》文本及其所处的思想和社会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受众商品论原本并非一种拘泥于理论空间的普遍主义“抽象哲学”，而首先是一种落地于传播实践、基于特定历史条件、面向特定社会对象的历史主义“斗争哲学”。比如，首先，受众商品论有严格的理论边界，斯迈思认为，彼时的北美电影业就不能用受众商品论来分析。其次，受众商品论的灵感来源超越了狭义上的传播学知识谱系，而是斯迈思对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保罗·巴伦（Paul Baran）和保罗·斯维奇（Paul Sweezy）等学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非劳动时间”论说的回应，其理论的活力则源于生动的现实感和实践性。这与李金铨（2014）批评的当代中外传播研究“内卷化”的趋势背道而驰。
　　事实上，传播研究中并非“万物皆可受众商品论”，斯迈思也并非出于寻求一种普遍主义传播理论的“疯狂动机”而提出受众商品论。理论的提出和使用，必然存在其特定的历史边界与文化边界。但是在当代传播思想史的书写中，关于受众商品论的论述恰恰在知识发生学、知识社会学和知识谱系学意义上“失焦”了。比如，对斯迈思传播思想成型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实践，在思想史的书写中被遮蔽了（史安斌，盛阳，2019）。
　　基于对理论发展状况的回溯，本文将回应以下问题：受众商品论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并与对立思想互动？受众商品论的现实指向是什么？如何从理论提炼实践意义？通过对《盲点》的文本分析，本文试图还原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性的斯迈思”，而非“妄想的斯迈思”。本文提出，受众商品论需要在三种互构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中被重新评估：受众商品论首先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坐标系，有缜密的现实适配性和分析条件；其次是一种行动的理论，有明确的发生逻辑和社会改造内涵；最后是一套深受中国革命实践与理论影响，并将之充分内化的西方理论。在传播理论的整体脉络中重新定位受众商品论的知识发生，不仅丰富了对北美冷战传播思想史“媒介东方主义”之外的理解，而且为重建斯迈思行动主义的传播思想打开了从文本到历史的知识社会学视野。
　　
二、逆向阅读：比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斯迈思传播思想
　　正如《盲点》标题所示，受众商品论的论战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论的理论缘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思想从哪里来？如果说作为哲学文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主导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生，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想象和问题设定，那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斯迈思传播思想的“逆向阅读”，是理解斯迈思之所以提出“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重要切口。
　　作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代表性论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结构存在何种基本关系。基于这一路径，恩格斯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最脍炙人口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有别于恩格斯在此处将意识形态行动安置于特定的共产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处理方式，马克思在这段文字下面补充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成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广松涉，2005：34）。
　　如何解释马恩在这里看似相悖的理论修辞？如果说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判定是，在劳动时间随着社会革命取消资本化形式之后，无论是劳动阶段还是非劳动阶段，社会行动均表现为社会人的自在行动，那么马克思则将争取自在行动的历史进程安排在历史内部，而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之后，强调一种突破线性史观的历史行动。③“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应该是一项社会性的、历史化的“现实运动”（周展安，2018）。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劳动时间”是这一现实运动的对象，“非劳动时间”能否随着劳动时间的共产主义改造，自发地发展为共产主义形式？
　　对“非劳动时间”历史条件与现实呈现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斯迈思批判传播思想的基点。斯迈思认为，由于马克思时代“非劳动时间”尚未被组织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在马克思的论断中，“非劳动时间”的社会活动只被理解为一种劳动力再生产的“村社工业”（cottage industry）（Smythe， 1994：275）。虽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未出现商品的品牌化和广告的盛行，他的思想清单中也并不存在“非必要劳动时间的资本化”议题（Smythe， 1994：280），但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却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如果历史进程中的“非劳动时间”在“劳动时间”共产主义化之前反而先被资本化了，如何从解放政治的意义上理解“非劳动时间”/传播？换句话说，当人的需求首先表现为由资本塑造和管理的需求，如何想象作为商品的打猎、捕鱼和批判之于人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斯迈思在1977年《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正式发表《盲点》，明确指出传播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系统性断裂”，并用受众商品论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发起挑战（盛阳，2020）。
　　
三、重返文本：受众商品论的知识构成
　　（一）作为商品的受众力：理论的基点
　　顾名思义，受众商品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商品。在当代西方传播理论中，受众商品论有以下典型解释：大众传播售卖受众（Wasko，2004：312），社交媒体售卖“用户信息”（Mosco， 2009：137），广告商购买“观看时间”，如果节目观看时间为“必要劳动时间”，广告观看则为“剩余时间”（surplus time）（Jhally， 1987：76）。在国内，受众商品论也被普遍表达为：商业化媒体通过出售受众的注意力和闲暇时间以实现“资本复制”（胡翼青，2018）、工人阶级作为受众的信息被售卖形成“阶级剥削”（何晶，2014）、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蔡润芳，2018）、受众作为媒介竞争的本质被广告费用购买（陈世华，2018），等等。以上论述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受众商品论的当代理论面向，但从斯迈思的历史逻辑出发，这些论述都模糊了“抽象受众”和“作为劳动力的受众”两者的差异。尽管斯迈思本人早期的确讨论过电台时间（station time）、受众忠诚度（audience loyalty）、收视率、媒体节目作为广电媒体多元化商品的理论可能性（Smythe， 1951），但他后来明确指出，媒体的商品首先并非“注意力”（attention），而是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相对劳动力的“受众力”（audience power）（Smythe， 1981：22-51）。如何理解斯迈思精确定位商品的思想转型？福克斯（2012）的解释是，尽管斯迈思受众商品论的提法在1951年已经出现，但概念界定在当时仍然十分模糊，要等到1970年代才被明确阐释。
　　如何理解理论的表达在其发生与发展之间的历史落差？回到《盲点》，可以发现斯迈思不但将传播分析的起点定位于商品分析，并且商品在此并非一种现象学的抽象概念，而是落脚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性概念。作为熟读马克思经典论述的学者，很难不把斯迈思理论分析的路径选择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切入联系起来。1867年，马克思（2004：8）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直言：“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商品”不仅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而且正是首先对商品“细胞”和商品拜物教给予彻底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才逐步深入对资本主义整体的实证批判。马克思（2004：201）曾形象地指出，“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因此需要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一般劳动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斯迈思同样强调受众力区别于受众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积累功能。在他看来，媒体商品不是受众，不是注意力，更不是一般劳动，而是类比劳动力的受众力。作为商品的受众力才是受众商品论的基点。
　　对斯迈思而言，商品作为传播学分析的起点，在思想上延续了以马克思为基准的西方批判理论传统，确立了以商品和劳动价值论为坐标的受众分析脉络。如果忽略从马克思到斯迈思的思想延续性，就很难理解斯迈思为何从商品这一概念展开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很难精准把握斯迈思对商品的定义。需要从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的严格区分，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角度理解受众和受众力概念的重要差别。
　　（二）传播与劳动：知识的构成
　　受众商品论的核心讨论了传播与劳动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受众、大众媒体和广告在传播的社会化建构中扮演的行动角色，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受众劳动的双重性。劳动力被售卖给广告商的劳动时间，对消费品的提供者而言起到市场功能（marketing functions）的作用，对劳工而言起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作用。斯迈思称这两种同步行动为“联合的过程”（joint process）。其中，媒体内容是垄断资本培养和维持这一交换关系的“免费午餐”；劳动力再生产则是劳动力通过契约关系重新为资本捕获的“圈地”过程（Smythe， 1994：269）；
　　第二，大众传播的主导性。“争夺受众”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大众传播机构的主要目标。大众媒体通过隐秘的“广告+节目+广告”的“汉堡夹心”机制，在广泛的“受众生产资料”中生产受众商品，并将商品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媒体集团间的竞争，衍生出特定时间段播放特定节目的传播制式，生产出“儿童时间”、“家庭主妇日间时间”、“购物清单”等传播内容的“竞争网络”（rival networks），从而确保特定类型受众的定向定点流动（Smythe， 1994：272）。
　　第三，传播行动的总体性。包括广告机构、电视节目制作商、新闻媒体、娱乐设施分发商、私有制家庭和个体家庭成员等广义的传播机制在内，作为整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履行了劳动力的雇佣、支付、生产、分配、销售和再生产这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职能（Smythe，1994：271）。但在总过程中，受众商品论存在理论的适用边界，比如电影业就不适用于受众商品论分析。这是因为电影不像广播电视行业一样，试图在私有化基础上形成“异化的家庭场景”（alienated separate homes）塑造“观看即劳动”的受众，而是继承了古典剧场、剧院和文化中心的运营方法，以售卖特定时空的坐席为主导经济模式（Smythe， 1994：291）；
　　（三）情境设置：知识建构的社会面向
　　从目的论视角看，受众商品论是一种社会化的情境设置论，认为媒介传播的社会功能首先并非解决问题，而是设置情境。斯迈思引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76年发表的文章《服务的工业化》（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ervice），指出其中“消费者并不购买物品（things），他们购买解决困难的工具（tools）”（Levitt， 1976），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解释传播的情境设置功能。在此，广告的传播流程可细分为：第一步，在工人的思想意识中设立困境；第二步，提供解决困境的类型化商品；第三步，提供在类型化商品中选择特定品牌的理由（Smythe， 1994：277）。
　　情境设置论说的理论意义在于证明传播的社会控制性，而非受众的自发理性。即便消费者在媒介接触中列出理性的购物清单，这份清单的生成仍然基于困境的媒介化塑造。受众“理性选择”的背后是非理性的媒介议程设置（Smythe， 1994：278）。
　　（四）政治经济：知识建构的思想面向
　　从学科建制的视角看，受众商品论是一种思想性的政治经济学说。尽管属于传播理论的知识建构，但斯迈思在文中更多回应的问题是，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传播：如果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口非睡眠时间均为劳动时间，那么劳动的产品是什么？如果受众的阅听行为（readerships）是商品，那么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谁扮演支付者？
　　受众商品用经济学术语表示为“非耐用生产品”（non-durable producers’ goods）。受众的劳动，特指受众“学习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并相应使用劳动收入，产生购买行为”。这在斯迈思看来需要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无法用“心理操纵”来解释广告与受众的关系：如果认识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广告商和劳动力均忠实于——而非反抗——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依附于这一体系的广告商与受众之间就不是操纵与被操纵的控制关系，而是契合关系。其中，受众配合完成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环节（Smythe， 1994：272）。
　　斯迈思在此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恰好相左。斯迈思认为文化议题的核心是其中出现了社会化劳动，霍尔则认为文化议题的核心是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在生活方式中“上升”为中产阶级——而非“向下抛落”（downwards towards minimum wage level）——即文化的变量中，工人阶级才生成“无阶级感的意识”（a sense of classlessness）（Hall， 1958）。
　　（五）从《矛盾论》出发：知识的跨时空建构
　　受众商品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创造性地提出，大众传播同时在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的生产活动”（infrastructural productive activity）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遗留了如何计算受众生产中的剩余价值这一在后续“盲点辩论”中依旧“悬而未决的问题”（赵月枝，2018），这一论断仍然挑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对传播功能一元论——即传播仅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垄断性解释。斯迈思如何对这个颇具颠覆性的思想展开论证？他在此引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1991：326），并指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效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大众媒体何以发展至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矛盾论》是革命领导人在1937年7月中国革命时期回应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而写的两篇奠基性哲学论文中的一篇，另一篇为《实践论》。中国学者对此并不陌生。但特别的是，斯迈思引用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和政治的创造性论述，并非出自对中国革命的理论体察，而是为了反驳西方马克思主义，即论证政治、文化不仅是对立于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具有政治能动性、执行社会职能、反映特定经济模式和生产理念的政治经济过程。作为理论起点的商品、传播的情境设置社会面向和政治经济思想面向，都需要在创造性的文化思想中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斯迈思本人是经济化约论者（economy reductionist），不如说斯迈思挑战了经济决定论思想。④后者对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反而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欧陆左翼理论界的正统叙事。⑤
　　为了论证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政治经济的过程中才能被充分体认，斯迈思还意味深长地对比了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传播，“正如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所强调的，如果人们将时间花费在照顾他们的个人兴趣和感受（sensitivities），他们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影响，同时建设社会主义”（Smythe，1994：272）。可见，斯迈思对中国传播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北美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后来者看来，斯迈思对中国“文革”理念的青睐因颇具浪漫化色彩而显得与现实脱节。但是从《矛盾论》文本出发的跨时空知识建构，并不妨碍他站在西方的视角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冷战时代，斯迈思发展出一套以中国传播实践为基准、以中国革命理论对文化和政治的创造性论述为底色、以文化的政治经济能动性为思想对象的受众商品论，进而在思想取向上影响了一代代传播学人。
　　
四、重塑边界：受众商品论的发生语境
　　在《逆时针：传播研究透视》（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逆时针》）一书第十五章中，斯迈思在“盲点”议题中的基本观念被概括为“非睡眠时间均为劳动时间”（non-sleeping time is work time）。作为迄今唯一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斯迈思论文汇编，《逆时针》是研究斯迈思传播思想的重要文本。该书由他的学生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负责编辑整理，并于斯迈思辞世两年后的1994年正式出版。如何理解书中将受众商品论概括为劳动时间的“扩大化”？其发生语境是什么？
　　回到斯迈思对这一概念的完整表述，“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全部非睡眠时间均为劳动时间”（the material reality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is that all non-sleeping time of most of the population is work time）（Smythe， 1994：263）。可以发现，斯迈思对劳动时间“扩大化”的判断基于四个历史语境：垄断资本主义（而非垄断时期之前的竞争资本主义）、物质现实（而非从文化想象和思想观念层面对传播的现象学阐发）、绝大多数人口（雇佣劳动关系中相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劳动人口），以及全部非睡眠时间（传播与劳动的时间限度）。它们分别从社会结构、唯物主义认识论、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构成和辐射程度四个方面，对劳动时间“扩大化”做出理论修辞和语境限定。传播劳动是“时间的政治”，也是社会分工中“空间的政治”。
　　（一）社会结构：北美本土语境
　　尽管早在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导结构之前，一般经济产品和作为特定产品形态的传播产品早已萌生，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大众传播机构，报刊杂志也早在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出现，但大众传播成为社会主导机构并兑现其政治功能，需要等到垄断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将主要经济基础转移到广告业之时——即“传播”升级为塑造社会政治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现代社会相应地被媒介和知识分子描述为“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程曼丽，王维佳，2011：110-111）——才成为现实。
　　在斯迈思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本土现实，也是北美传播的政治经济结构之所以遭到欧陆学者无视的原因。尽管受到北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挤压，国家政权在欧陆传播活动中始终“在场”。在媒体执行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主导范式下，商业传播的劳动问题很容易被遮蔽。欧洲在传播政策上与北美的历史反差，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构成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知识建构层面，也使得北美传播业“雇佣劳动”议题跳脱出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范畴，成为其理论格局中的文化“时差”（cultural lag）（Smythe， 1994：268）。
　　北美本土语境的关键词是“垄断”。是否认识到“垄断”这一概念之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在斯迈思看来是能否辨识传播商品的思想门槛。垄断资本主义在此不仅是时间限定，更是空间限定。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寡头才扮演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支配受众力、实现剩余价值积累的社会角色（Smythe， 1994：288）。“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中的市场调研机构扮演助攻，从事媒介视听率和传播效果分析（Smythe， 1994：270-271）。即便在传播行政学派的历史叙事中，这一论断也并不陌生。比如，在媒介效果经典文本《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的叙述中，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项针对美国商业社会“两级传播”现象的经典案例“迪凯特研究”，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团队操刀的基础上，分别吸纳来自专业出版社（McFadden Publications）和民意调查组织（Roper polling organizations）的资金支持。在意见领袖理论的创造性发现中，后两者据称分别出于招揽广告和了解意见形成过程的目的给予注资（洛厄里，德弗勒，2009：123）。
　　（二）辐射程度：全球史语境
　　脱离斯迈思对世界传播秩序的全球史想象，就无法从其思想内部把握他对垄断资本主义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判断。在他看来，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信息传播等行业中塑造的垄断资本主义“胁迫政治”，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实践等“解放政治”的“跨体系”全球秩序重构中得到理解。1977年的斯迈思依旧对他1972年的中国传播调研念念不忘即是明证（史安斌，盛阳，2019）。此外，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扩张的“绝对主义”，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传播实践在话语和行动层面对北美垄断资本主义构成的政治冲击力。因此，尽管斯迈思笔下“全部劳动时间”中的“全部”（all）一词在修辞学的意义上更像一种极端的、缺少统计核算的“去科学主义”表达，但正是这一“绝对主义”表达所传递的否定性情感极具政治能动性和政治感召力，不仅强化了根除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历史迫切性，而且构成了斯迈思用学术召唤政治、用话语打通行动的“知识理性”。
　　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中，丹·席勒（Dan Schiller， 2018）将传播业视为冷战格局下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象，历史地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在国家、资本和技术集团的极力簇拥下，春风化雨般地吸纳、推迟，乃至转移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与这一地缘政治分析的路径不同，斯迈思突破了传统冷战社会科学中的“美苏两极”话语，将传播置于“三个世界”的全球视野，不仅想象和重构了平等政治在第三世界传播实践中的现实表达，还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出路。
　　斯迈思曾指出，全球传播秩序的奠定与维护，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群策群力，广泛听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智慧，包括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执行“公社传播”实践的中国经验（Smythe， 1994：216-217）。这一叙事在当时的西方左翼阵营中极具思想挑战性：它不仅颠倒了从“全球边疆”到“欧美中心”的主导性历史发展阶段论，而且重塑了“边缘地带”的革命者和解放者在传播行动层面的历史主体性，从而体现了斯迈思挑战西方普遍主义现代性叙事的理论雄心。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迈思在《盲点辩论》开篇就点名论战的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形中扮演了欧美左翼话语空间中的知识“霸权”，但斯迈思仍然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致命弱点——“忽视了大众传播系统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意义”，认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生产意识形态、黏合资产阶级体系的能力”。他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臆断，即便不是“反科学主义”（non-scientific），也是一种“前科学主义”（pre-scientific）。“就像之前的‘以太’说，为了确保能合理地解释其他现象（结果），而颠倒过来假定这一现象（原因）的先验性存在” （Smythe， 1994：267）。
　　（三）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
　　斯迈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传播系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它们为资本提供何种经济功能”，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执行传播政治经济功能的大众媒体，广告、市场调查、公共关系和产品包装设计等相关机构，才被斯迈思认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他指出，纵然这些机构的传播活动与消费者意识、需求、休闲时间使用、商品拜物教、劳动和异化等议题直接关联，对传播和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有必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工业”在执行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之外的根本职能。一旦将“意识工业”转译为一种“传播劳动”，就可以看到其中存在大量被忽视的唯物主义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劳动价值论、流通费率、“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论、无产阶级形式、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等等，在认识论层面更贴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光谱（ibid.）。
　　由此可知，在斯迈思的论述中，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传播不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密集型”的意识工业，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传播劳动。与其说这些传播机构外在于文化研究的视野，不如说这些传播机构的政治经济属性被主导的文化研究取向所遮蔽。值得一提的是，斯迈思在批判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传播政治经济结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研究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媒介商品/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的“传播价值论”。换句话说，传播的政治经济功能在思想史语境中被斯迈思“前景化”。在基本社会结构层面，斯迈思提供了一套关于北美传播业社会动能的历史主义叙事。
　　在《资本论》的副标题中，马克思将理论的社会功能标定为“政治经济批判”（马克思，2004）。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批判”类似，在历史主义叙事脉络中发展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就其理论面向而言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传播政治经济批判”，就其现实功能而言则是“作为行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趣的是，这一理论识别的知识社会学，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语境中媒体“双重属性”在传播政策和观念中的提出和确立，形成了价值指向上的历史错位（李彬，2015）。
　　（四）唯物主义认识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语境
　　尽管北美传播学在实存层面似乎远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哲学，但斯迈思恰恰认为这是传播理论的知识误区。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垄断资本主义中传播劳动的商品不是消息、信息、形象、意义、娱乐、教育等“精神实体”（mental entities），而是阅听行为，即马克思在商品流通基本公式“C=M=C’”中指出的商品C。斯迈思激进地指出，马克思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在此基本沦陷了：暂且不论诸如麦克卢汉等媒介现象学的辩护士，也不论传播学领域内如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汉斯·恩森斯伯格（Hans Enzensberger）、西斯·汉姆林克（Cees Hamelink）、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甚至当时的斯迈思本人等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学者，就连列宁、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马尔库塞、阿多诺，前述的巴伦、斯维奇和其他正统的经济学家，统统被斯迈思列入他想“讨教”的人物清单（Smythe， 1994：268）。
　　在斯迈思看来，这些左翼思想家虽然都正确地用唯物主义阐释了物质基础的政治经济结构，但一旦涉及传播，他们基本都陷入了唯心主义。不难看出，斯迈思点名的大多是西方左翼阵营中至今都颇具威望的文化政治学者。比如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年在西方左翼理论阵地《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发表了《建构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一文，最早提出传播研究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就“整体性”和“实践性”做出反思（Golding & Murdock， 1973；盛阳，2020）。
　　与主流思想家论战的理论决心，说到底来自斯迈思对引入挑战霸权的毛泽东思想、重建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可行性的确定。在此，理论的落脚点是西方现实。一篇讨论改革开放后中国“数字革命”的文章提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斯迈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即将改革开放之际提出的关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他在“中国为寻找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衷心希望中国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Zhao， 2007）。诚然，这的确体现了斯迈思对中国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殷切希望，但是作为替西方寻找出路的传播研究，《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与其说首先表明了斯迈思对中国传播的理论想象与政治期待，不如说传达了他从“西方”这一特定视角阐发的政治关切，且以西方传播的未来为依归（斯迈思，2014）。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语境中，斯迈思更为迫切想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何去何从？中国社会主义能否改造、引领和重构西方？如何在全球史的结构性视野中，找到能够突破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并适用于西方历史条件的普遍主义？这同样适用于理解《盲点》的写作背景和斯迈思投入其中的政治期待。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斯迈思在建构受众商品论的过程中，有意识、有选择地直接引用、间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文化政治的理论构想，甚至想象了一个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斯迈思还曾特别指出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Smythe， 1994：292）。尽管《盲点》一文中没有明言这个隐含的命题，但在其1978年发表的、延续了《盲点》思想性的另一篇文章中，斯迈思却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Smythe， 1994：292-299）。比尔·麦乐迪（Bill Melody， 1994：5）曾评价，斯迈思之所以能够取得超越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成就，正是得益于他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理论资源的充分吸纳。
　　斯迈思是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识别中提出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议题的。但同样可以说，正是因为斯迈思认识到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在中国的一种“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才更加激发了他的理论想象力：通过受众商品论，斯迈思试图召唤传播研究中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彰显出他以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先锋性。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丝毫不亚于同为毛泽东思想阐发者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Pour Marx）中对欧陆后结构主义发起的理论挑战。
　　
五、从话语到实践：受众商品论的行动主义
　　综观当代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建构，历史中传播学广袤的理论阐释力和思想弹性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重读受众商品论，不仅能够还原知识的社会政治面向，更重要的是能够直观看到，斯迈思对传播的思考不仅满足于塑造一种规范化的传播理论，相反，他极力反对这种传播研究的认识论窠臼，努力在回应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中建构作为行动的传播理论。现实感也因此构成了传播理论的整体脉络中受众商品论鲜明的理论特色。
　　（一）行动一：重建实践的传播理论
　　由上文可知，北美本土、全球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共同奠定了受众商品论的发生基础。但这里尚待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斯迈思为何在受众商品论的知识建构中，同时将列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为论战对象？学界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思潮，是一种试图清理列宁思想遗产、“既反对列宁主义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流派”（程曼丽，2019）。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正统马列主义的“离经叛道”出现的。作为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列宁为何在斯迈思的论述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共同指认为有唯心主义倾向？如何在斯迈思的思想谱系中理解作为行动者的列宁？
　　回应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回应受众商品论的行动逻辑。回到《盲点》正文的尾注，斯迈思引述了列宁1921年《新经济政策报告》的一段话：“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几周，关于私人广告的国家垄断法令命运如何？……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竟然天真到可爱……我们的敌人，比如那些资产阶级，都在以否定国家政权的方式，报复维护国家政权的法令。”列宁在报告中提到的法令由他在1920年7月签署。这份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线电报事业的法令指出，“无线电台的建设工程属于国家特殊重要的工作，应予紧急进行”（赵水福，1980）。即国家作为媒介行动主体，在反霸权运动中扮演了塑造话语政治的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政治”在列宁报刊思想中非但没有缺席，反而始终在场：列宁曾一度仅仅将大众媒体视为一种操纵手段，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曾经有多么天真。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缺乏对广告、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关联的承认”（Smythe，1994：287）。与其说斯迈思从传播学的角度否定了列宁主义，不如说斯迈思将列宁“历史化”，从“发展的列宁主义”内部，重新理解特定历史阶段的列宁：斯迈思对列宁的批评，其实是批评他早期在对媒介的认识上无异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将传播仅仅解读为一种政治的话术。正如彭达库所言，“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法”（彭达库，姚建华，2020）。斯迈思对列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话语张力和思想演进的阐发，恰恰证明了斯迈思理论的实践面向。
　　正如列宁（1986：141）在部署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宣传工作时所说，“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决定的”，“这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斯迈思从列宁思想内部重建传播理论的实践属性，不仅论证了新经济政策阶段列宁从文本到实践、从实践到文本交织的媒介行动主义，更重要的是，斯迈思紧扣列宁新闻思想的实践性，建构了一种从话语到实践的、作为行动的传播理论。
　　（二）行动二：启动盲点辩论
　　受众商品论的提出，也证明了斯迈思作为行动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的写作初衷。在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需求管理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时，斯迈思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并提出“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品牌商品、大众广告和大众媒体的参与，是“家庭手工业”的成果，以此证明理论的发生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不是教条的文本：
　　在马克思时代和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方面是工人从一般商品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ing commodities-in-general）中异化。如今，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方面已经变成工人从生产和再生产他们自己（the means of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themselves）这一过程中异化（Smythe， 1994：273）。
　　这是斯迈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歧的根本。在斯迈思看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马克思时代工人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转变为工人同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异化。正基于此，斯迈思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盲点：他们没能够基于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反而错误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自身仍然是劳动力的独立生产者。斯迈思认为，实际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个体，不一定“充分必要”地等同于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劳动力的劳动全部，后者还必须包括大众媒体和广告。
　　进一步说，受众商品论不仅在文本层面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工业的理论想象，在话语上更积极回应了彼时英语世界的激进思想。受众商品论灵感的直接来源是欧陆重要的思想家萨米尔·阿明。1974年9月，阿明在美国左翼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发表《赞扬社会主义》（In praise of Socialism）一文，明确提出社会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支配、塑造和再生产关系：
　　社会时间分为非劳动时间和劳动时间。但是这里前者的存在只是为了后者服务。它并非休闲时间（leisure time）——正如它是在人被异化之后的错误意识中被误读的那样——而是恢复时间（recuperation time）。这一功能性的恢复，是社会化组织的，而不是个人生产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Amin， 1974）。
　　这一论断为斯迈思带来的启发是，如何突破哲学的二元论，重建社会的辩证法。在斯迈思看来，与其说阿明在“休闲时间/恢复时间”的二分法中分析资本主义非劳动时间，不如说这里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即将“休闲时间”改造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时间”——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意识工业的根本问题。因此，尽管阿明提出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化过程——而非个体过程——斯迈思仍然指出，阿明的盲点是并没有意识到大众媒体直接生产了受众商品（Smythe，1994：288）。需要辩证唯物地理解“劳动力生产与我们作为人去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Smythe，1994：273）。斯迈思在此显然不满阿明理论的“无的放矢”：只有明确大众媒体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提出针对性的社会改造方案。
　　尽管阿明本人此后并没有就这一分歧作出直接回应，但《盲点》一经刊出，便在传播学领域激发了关于传播物质性的盲点辩论。福克斯（2012）称之为媒介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基石。从1978年开始，《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相继刊发了默多克、比尔·里温特（Bill Livant）、萨特·嘉里（Sut Jhally）等学者围绕“受众商品论究竟是不成熟的经济还原论，还是完整的媒介理论”这一辩题展开的论战，以及斯迈思的理论回应（Murdock， 1978；Smythe， 1978；Livant， 1979；Jhally， 1982）。1979年4月，刊载里温特《受众商品论：关于“盲点”辩论》（The audience commodity：On the “blindspot” debate）一文的《学刊》干脆将马克思头像设为当期封面，以“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再考察”（Marx and Marxism Reconsidered）为主题，专题讨论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议题。不仅如此，盲点辩论中阐发的受众商品论，随后更成为斯迈思1981年出版的成名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一书的立论基点（Smythe， 2006：230）。1993年，曼殊纳特·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和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为追思斯迈思而编著和出版的著作《照亮盲点：纪念达拉斯·斯迈思文集》（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Essays on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直接以“盲点”为题，由此可见启动盲点辩论是斯迈思对传播学的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开启了理论勃发的新阶段。瓦斯科一针见血地指出，盲点辩论见证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此时期被“重新定义”，知识框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Wasko， 2004：312）。比如有学者提出，大众媒体不仅生产受众商品，而且生产商品收视率（commodity ratings）（Meehan， 1984）；传播劳动者并非受众，而是统计收视率的数据分析师（Bolin， 2009）。有学者就此进一步质疑受众商品的理论意义，原因是受众行为并不受资本主义的直接控制（Caraway， 2011）。受众商品论不仅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也遭遇到不同学派的知识挑战。比如女性主义学者提出，性别议题才是受众商品论更应该讨论的，因为女性才是其中最受盘剥的群体（Meehan， 2002：220）。福克斯（2012）通过重读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受众商品论一方面存在对意识形态学说的误读，但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分析。学者们延续受众商品论的思路，提出平台资本主义“移动受众商品”（mobile audience commodity）（Manzerolle， 2010）、“道德经济”、“礼物经济”（gifting economy）（Murdock， 2011：30）等诸多新兴议题。篇幅所限，本文无意详细盘点盲点辩论的知识演进，但从中已可瞥见受众商品论对西方传播理论脉络的形塑作用。需要指出，基于笔者对相关文本的有限阅读发现，尽管诚如瓦斯科所言，受众商品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已经被学者们充分挖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元素及其正向的实践性在讨论中基本被遮蔽了。
　　
六、总结与反思
　　本文无意深描受众商品论的现实效用，而是试图基于知识社会学路径，提炼斯迈思在建构受众商品论时并行的思想和行动轨迹，以此深化对理论的思想史探讨。在斯迈思看来，思想是行动的理论支撑，行动是思想的现实基点。
　　（一）作为辩证法思想的受众商品论
　　基于对理论知识构成的文本分析可知，以商品作为分析基点、以垄断资本主义传播劳动总过程中大众媒体、受众和广告商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分析主体，借助中国革命理论阐发的受众商品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的辩证法思想。斯迈思在《盲点》文末提出，如果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众媒体售卖受众力这一现实，那么就需要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这说明上层建筑和物质基础发生了“主要的决定的”（principle and decisive）融合——斯迈思在此特别强调“主要的决定的”，这个说法依旧来自毛泽东的《矛盾论》。作为辩证法思想的受众商品论，首先需要辨识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主要矛盾。斯迈思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主要矛盾在受众力作为商品被出售和受众作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在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意识工业造成了三种人的异化：受众与劳动之后的“非劳动时间”异化，受众与市场化的一般商品异化，受众与自身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异化（Smythe， 1994：286）。
　　受众商品论的辩证性在于，“受众的异化”命题中的“受众”不但是作为个体的受众，也是作为行动集体的、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受众。劳动的社会化，激发斯迈思进一步思考集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他因此激进地提出，不仅劳动理论需要被重新解释，与劳动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理论也需要获得新的阐释（ibid.）。他甚至列出了一长串需要被清理的理论清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意识（或虚假意识）的论述、阶级斗争的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和性别沙文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本质、作为复数的国家理论——或国家理论的多种可能性，等等（ibid.），为之后的学科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作为社会行动纲领的受众商品论
　　启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的盲点辩论、建立实践的传播理论构成了斯迈思社会行动的现实面向。在此，斯迈思不仅将知识清理的对象最终指向“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Smythe，1994：286），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行动的知识纲领：需要将阿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才能完整地阅读美利坚帝国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Smythe， 1994：287）。作为社会行动纲领，受众商品论不但是国际关系宏观分析与传播工业微观分析的综合，更是理解冷战帝国秩序下文化和政治经济重建的行动基点。“失去跨国公司生产受众商品这一特定的历史视野，依附国和边缘国家的‘可乐殖民’（cocacolonisation）就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合理解释”（ibid.）。尽管落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出斯迈思传播思想的西方中心主义。比如，他强调跨国公司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单向度，客观上把资本主义的扩张树立为历史分析的基点，这反而远离了他本人极为推崇的劳动价值论。后者认为劳动是创造历史的基点，劳动者才是历史分析的基点。
　　但同时，斯迈思也寄希望于从传播行动切入，用传播实践突破既定的资本主义宿命论。不仅受众商品论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其终点也指向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受众商品论，在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指向的是一种富有理论想象力的传播实践运动，“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受众商品论将会有助于发展出一套非经济决定论的、开放的（non-positive）、非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mythe，1994：286-287）。不难看出斯迈思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对受众商品论抱持的理论期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社会视野和基于全球史的思想流动在此发生碰撞，与其说体现了斯迈思传播思想难以自洽的话语矛盾，不如说斯迈思的理论想象同时建立在地缘政治中的西方和思想格局上的中国。
　　（三）理论的历史性及其当代启示
　　理论的意义，需要回到理论的发生史中挖掘。回到《逆时针》，可以发现古拜克早已提供了一条解读《盲点》的关键线索：尽管论文发表于1977年，但其实斯迈思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及这篇文章了，可以推测斯迈思对相关议题的思考比这一时间更早。但至今无法确切解释的是，为什么斯迈思在等待如此之久后，才决定将受众商品论的思想公之于众（Smythe， 1994：263）。文本的历史性和未完成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阅读斯迈思传播思想发展的知识社会学线索：如果从普遍主义、去历史化的视角阅读《盲点》，认为理论可以超越时空结构，被泛化理解与运用，就不能解释斯迈思何以如此谨慎地对待受众商品论的发表与传播。对他而言，理论是历史的产物，不仅要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得到解读，更要进入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受众商品论与其说是斯迈思客观言说的解释对象，不如说是他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发展的思想对象和行动对象。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辨析受众商品论在理论起点与当代表达方面的历史落差（比如，被售卖的到底是受众、注意力还是受众力）：无论是理论误读，还是基于时代语境对理论表述的动态调整，回到历史原点可以看到受众商品论与其当代主流阐发的不同面貌。理论最初指向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关系，有着特定的行动目标。此外，本文回到传播思想史，还原了受众商品论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理论之间的历史钩沉，回到传播理论的整体脉络，细致盘查了受众商品论的知识构成、发生语境、行动主义内涵及其理论突破性。但更重要的是挖掘文本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政治经济和传播秩序不断重组、数字网络与平台资本重构文化消费格局的新条件下，受众商品论不应被视为一种笼统解释垄断资本主义核心区域之外的文化传播过程的普遍主义理论，否则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话语与实践定位，也无法把握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政治主体及其传播行动在当代全球传播秩序建构中的反霸权内涵，以及带来的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调整（Thussu & Nordenstreng， 2021）。
　　相反，只有在对其当代语境、适用范畴和理论想象力的重新辨认、定位和清理之后，以垄断资本主义为根本指向、与中国革命思想发生内在关联的受众商品论才能在超越其发生史的基础上，被纳入信息地缘政治、媒介化时代、跨文化媒介政治经济等更为复杂动态的理论框架，发挥行动主义更为深入的现实功能。对中国传播研究而言，新的命题是如何在全球产业分工、国家传播战略规划和社会文化传统等现实格局中定位中国传播的理论坐标，激发受众商品论的行动意义，而不是用受众商品论限制我们时代的传播理论想象力。■
　　
注释：
①这篇论文也被收录于斯迈思的学术论文集《逆时针：传播研究透视》。为便于文本分析，以下对文本的引述和标注均采用论文集版本。
②比如，赵月枝认为从受众商品论到社交媒体“受众商品论2.0”的演绎，体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术创新路径”，王洪喆指出“电视将受众作为商品转卖给广告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参见赵月枝（2018）。《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6；王洪喆（2014）。歌唱里的劳动与逃离。《南风窗》，（15），92-94。
③鉴于斯迈思在《盲点》中提出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特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化劳动与意识形态行动，本文特别用“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来处理马恩在此处论及的“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问题，以确保行文的连续性。
④美学学者刘康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角度，讨论了毛泽东以“文化决定论”挑战“经济化约论”在理论表述上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参见刘康（2006）。《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⑤值得一提的是，“两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左翼阵营的重要读本。它不但是阿尔都塞、阿兰·巴丢等“马克思在西方的保卫者”的精神指导和思想指南，而且在西方造成了广泛的思想震荡和社会影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甚至因此在1962年冷战时期建议五角大楼官员阅读毛泽东著作。不仅如此，“两论”提出的政治文化运动的辩证法，还在传播学领域影响了包括斯迈思在内的诸多批判学者。比如《实践论》就被翻译、收录到比利时著名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和美国出版商、艺术与政治学者西斯·赛格拉伯（Seth Siegelaub）1979年编辑出版的《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丛书的第一卷中，作为批判传播经典文献流传至今。参见 MattelartA. & SiegelaubS.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参考文献：
蔡润芳（2018）。“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国际新闻界》，（3），114-131。
陈世华（2018）。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逻辑与权力考量——基于《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的分析。《新闻大学》，（1），90-99。
程曼丽（2019）。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闻与写作》，（11），65-70。
程曼丽，王维佳（2011）。《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达拉斯·斯迈思（2014）。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4），95-107。
丹·席勒（2018）。《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路与尼克松时代》（翟秀凤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广松涉编（2005）。《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何晶（2014）。媒介与阶层——一个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进路。《新闻与传播研究》，（1），78-93。
胡翼青（2018）。论大众传播的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基于技术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南京社会科学》，（3），112-119。
胡钰，虞鑫（2018）。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国际新闻界》，（8），92-115。
李彬（2015）。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45。
李金铨（2014）。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51-63。
列宁（1986）。《列宁全集（第4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曼殊纳特·彭达库，姚建华（2020）。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世界”理论与民族志研究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序。《新闻爱好者》，（1），53-56。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史安斌，盛阳（2019）。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36-148。
盛阳（2020）。全球传播与政治经济学的互构与重校：一种传播思想史的理论评述。《全球传媒学刊》，（4），6-23。
吴鼎铭（2017）。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国际新闻界》，（6），124-137。
希伦·洛厄里，梅尔文·德弗勒（2009）。《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3版）（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夏冰青（2020）。数字劳动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新闻记者》，（8），87-96。
姚琳（2010）。再论批判学者的社会实践——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麦兹为例。《新闻大学》，（6），86-94。
张志华，董欣佳（2018）。劳动力商品化视角下的网络直播。《文艺理论与批评》，（1），121-129。
赵水福（1980）。列宁与无线电广播（下）。《北京广播学院学报》，（4），98-101。
赵月枝（2018）。《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6。
周展安（2018）。作为一项“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及其射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3），25-40。
AminS. (1974). In praise of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26(4)8.
ArtzL. (2008). Media relations and media product: Audience commodity. Democratic Communiqué22(1)60-74.
Bolin, G. (2009). Symbolic production and value in media industri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2(3)345-361.
Caraway, B. (2011).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Culture & Society33 (5): 693-708.
Fuchs, C. (2016).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Volume 1.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 (2012).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 10(2)692-740.
HallS. (1958).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526-32.
JhallyS. (1987).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Routledge.
JhallyS. (1982). Probing the blindspo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6(1/2)204-210.
LevittT. N. (1976).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ervice. Retrieved from https://hbr.org/1976/09/the-industrialization-of-service.
LivantB.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1)91-106.
ManzerolleV. (2010).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10(3/4)455-469.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Murdock, G. (2020). Profits of deceit: Performing populism in polarised t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6)874-899.
Murdock, G.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giftsand public goodsin J. WaskoG. Murdock & H. Sousa (Eds.)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pp. 13-40).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Murdock, G.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109-119.
Murdock, G. & GoldingP.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Socialist Register, 10(3)205-234.
MeehanE. (2002). Gendering the commodity audience. Critical media research,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in E. Meehan & E Riordan (Eds.)Sex &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pp. 209-222).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eehanE.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J. WaskoV. Mosco & M. Pendakur (Eds.)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pp. 378-397). NorwoodNJ: Ablex.
MelodyB. (1994). Dallas Smythe: Pionee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D.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1-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NapoliP. (2010). Revisit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Culture & Society32(3)505-516.
SmytheD. (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 Durham & D. Kellner (Eds.)Mass Media and Culture: Key Works (pp. 230-256).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SmytheD. (1994).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mytheD.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onsciousnessand Canada. NorwoodNJ: Ablex.
SmytheD.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120-127.
SmytheD.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SmytheD. (1951). The Consumer’s stak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The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6(2)109-128.
ThussuD. & Nordenstreng, K. (Eds.) (2021). BRICS Media: Reshaping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Wasko, J.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J. Downing (Ed.)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Studies (pp. 309-3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ZhaoY. (2007). After mobile phones, what Re-embedding the Social in China’s “Digit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2-120.
　　
盛阳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本文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课题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与文化安全创新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GA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和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