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辉
　　【本文提要】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了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形成机制及其行为结果。通过对292名18-39岁的青年社交媒体用户的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是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倦怠的正向预测因素，青年社交媒体用户的错失恐惧通过引发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进而影响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而在线社区脱离意向则是社交媒体倦怠带来的行为结果。这项研究为了解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前因和潜在后果提供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社会比较理论 错失恐惧 社交媒体倦怠 在线社区脱离意向
　　【中图分类号】G206
　　社交媒体促进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用户可以在社交媒体中加入或创建在线社区。一项研究综述表明，在线社区是成员获取信息、情感支持和社会资本的渠道，对于促进线下社区活动和构建社会认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Hercheui， 2011）。成功的在线社区往往依赖成员的承诺和贡献（Kraut & Resnick， 2012；Ling et al.， 2005），但事实是一个在线社区不可避免地会有成员的脱离。《2018年凯度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微信对其用户影响的积极程度评分由83.5下降到80.6，93%的受访者报告社交媒体对他们存在消极影响。Edison Research（2019）发布的《2019年数字报告》则表明，Facebook用户数量自2017年以来减少了1500万。社交媒体的活跃度正在下降，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被认为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先前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倦怠容易增加青少年用户的焦虑和抑郁（Dhir， Yossatorn， Kaur， Chen， 2018），产生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Gao， Liu， Guo， Li， 2018； Han， 2018； Lo， 2019； Luqman， Cao， Ali， Masood， Yu， 2017； Zhang， Zhao， Lu， Yang， 2016； Zong， Yang， Bao， 2019），或导致用户节制、中断和转换使用社交媒体（Shokouhyar， Siadat， Razavi， 2018）。社交媒体倦怠可能是影响青年用户心理健康和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的预测因素之一。
　　以往关于在线社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人们为何参与以及如何构建和维护在线社区上（Ridings & Gefen， 2004； H. Wang， Chung， Park， McLaughlin， Fulk， 2012； Wise， Hamman， Thorson， 2006），较少的研究考察了何种原因导致了成员的脱离（Dutot & Mosconi， 2016； Kazmer， 2007）。由于社交媒体倦怠会使用户参与社交媒体的兴趣和积极性下降，有可能影响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在线社区的用户参与。本研究将在线社区脱离意向作为社交媒体倦怠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对此还未有关注。
　　先前大量的研究测试了社交过载（Lee， Son， Kim， 2016； Shokouhyar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6）和信息过载（Lo， 2019； Xiao et al.， 2019； Yu， Cao， Liu， Wang， 2018； Zhang et al.， 2016； Zhu & Bao， 2018）对青年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而忽视了哪些个体心理因素可能会造成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此外，由于媒体多任务处理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当中，年轻人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处理媒体活动的同时处理其他类型的活动（Voorveld & van der Goot， 2013）。Reinecke 等人（2017）对德国互联网用户的研究发现，网络媒体多任务处理会使青少年用户感知更多的压力，并带来疲惫、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障碍。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可能是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新的预测因素。因此，这项研究试图测试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等个体心理因素，通过与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的交互作用对社交媒体倦怠产生的影响。通过综合考察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对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形成过程和行为结果有新的理解。
　　
一、文献回顾
　　（一）社会比较理论和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倦怠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人们对于评估自己的观点与能力有着基本的渴求，在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为减少不确定性，人们会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以满足自我评价的需要（Festinger， 1954）。一开始社会比较的内容维度仅包括观点和能力，比较的方向也仅限于平行比较，即与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以获得更准确的自我评价。伴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社会比较的内容和维度扩展到诸如情绪、身体健康状况、身体形象、学业成绩等个体自我的各个方面，因此广义的社会比较是指“人们对特定内容维度上的社会刺激的比较判断”（Kruglanski & Mayseless， 1990：196）。此外，研究发现社会比较的方向也不局限于平行社会比较（lateral social comparison），还包括下行社会比较（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和上行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下行社会比较指的是人们将自己与处境比自己差的人进行比较（Wills， 1981）；上行社会比较指的是人们将自己与能力和属性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Kruglanski & Mayseless， 1990）。通常情况下，下行社会比较会增强自我评价并产生积极情绪，而上行社会比较则会导致自我评价的降低和情绪的恶化（Collins， 1996； Gerber， Wheeler， Suls， 2018）。
　　当人们接触到他人所提供的信息时，往往会将他人的信息与自己联系起来进行社会比较（Mussweiler， Rüter， Epstude， 2006），社会比较通常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过程（Gilbert， Giesler， Morris， 1995）。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社会比较上存在差异，年轻人往往比老年人更加具有社会比较的倾向（Callan， Kim， Matthews， 2015）。由于社交媒体链接了有关他人的大量信息，社交媒体被认为是进行社会比较的理想平台（Hanna et al.， 2017； Niederdeppe et al.， 2014）。通过浏览他人线上自我呈现的内容，个体可以在多方面的内容维度上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社会比较则表现为更多地进行上行社会比较（Vogel， Rose， Roberts， Eckles， 2014）。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呈现存在积极性偏差（positivity bias），用户更倾向于呈现积极的真实自我，而不是消极的真实自我（Reinecke & Trepte， 2014）；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在线印象管理平台，用户能以最代表他们理想自我的方式描述自己（Rosenberg & Egbert， 2011）。这使得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更有可能将现实的离线自我，与他人理想化的在线自我进行比较，从而经历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因此，我们将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上行社会比较定义为：个体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与积极自我呈现的他人，在观点、能力、情绪、身体形象等特定内容维度上进行比较的心理倾向。
　　Chou和Edge（2012：117）对美国一所大学本科生的调查发现，上行社会比较会使青年群体倾向于相信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比他们开心”，“生活得比他们好”，频繁的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社交媒体上的社会比较与年轻人自我认知下降、孤独感增强、更多的抑郁症状和心理健康恶化有关（De Vries & Kühne， 2015； Feinstein et al.， 2013； Hanna et al.， 2017； Vogel， Rose， Okdie， Eckles， Franz， 2015）。由于上行社会比较通常会给社交媒体用户带来负面影响，青年人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有可能不断重复体验到上行社会比较的压力，降低对自我的评价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上行社会比较可能是青年社交媒体倦怠的预测因素之一。
　　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指的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观的、自我评价的疲劳程度（Lee et al.， 2016）。疲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Ravindran et al.， 2014：2317），临床和职业研究领域中有关疲劳的文献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由于“社交网络交互过程中所导致的负面情绪经历，诸如愤怒、烦恼、压力或兴趣、动机、精力减少”。社交媒体倦怠反映了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用户的消极情绪体验。已有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倦怠容易增加青少年用户的焦虑和抑郁（Dhir et al.， 2018），产生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Gao et al.， 2018； Han， 2018； Lo， 2019； Luqman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6； Zong et al.， 2019），或导致用户节制、中断和转换使用社交媒体（Shokouhyar et al.， 2018）。
　　Ravindran等人（2014）的定性研究较早地确定了五组可能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因素，包括社会动力相关因素、内容相关因素、沉浸相关因素、平台相关因素和社区生命周期相关因素，但这些因素缺乏实证的支持。随后的实证研究大多从与压力相关的理论，例如压力—应变—结果模型（stressor-strain-outcome model）、压力与应对交易理论（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 and coping），来解释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社交媒体倦怠被认为是人们面对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种种压力的心理应对措施，这些压力诸如隐私关注、强迫性社交媒体使用、信息过载、社交过载和系统功能过载（Dhir， Kaur， Chen， Pallesen， 2019； Dhir et al.， 2018；Lee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6）。此外，其他一些研究借助技术采纳相关的理论，例如技术接受与采纳整合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发现社交媒体信心、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和社交媒体有用性等因素会影响社交媒体倦怠（Bright， Kleiser， Grau， 2015），而人—环境契合模型（person-environment fit model）则解释了人格特质与系统复杂性、系统变化速度等技术特征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Lee et al.， 2016； Xiao & Mou， 2019）。国内的传播学学者近些年也开始关注社交媒体倦怠这一现象，并采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探讨了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牛静，常明芝，2018；熊慧，郭倩，2019；赵启南，2019；皇甫铮，2018）。在社交媒体倦怠可能的影响因素中，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经常被视为影响青年社交媒体倦怠的主要压力源，并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Gao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6； Lo， 2019； Shokouhyar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6； Zhu & Bao， 2018），但哪些个体心理因素可能会造成青年用户的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以往的研究对此还少有关注。
　　Lim和Yang（2015）对大学生社交媒体用户的研究发现，年轻的用户倾向于用消极情绪应对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社会比较的增多，会带来更多的倦怠感，表现为社交媒体倦怠（Lee et al.， 2016）。Cramer等人（2016）考察了大学生社会比较动机与Facebook疲劳之间的关系，并发现Facebook疲劳与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和自我毁灭的社会比较动机有关。以往的研究更多地考察社会比较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关注不同的社会比较方向对社交媒体倦怠带来的影响。由于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更多地进行上行社会比较，上行社会比较可能与社交媒体倦怠有关。因此，我们假设：
　　H1：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
　　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指的是一种普遍地认为他人可能有宝贵的经历，而自己却不在场的恐惧感（Przybylski， Murayama， DeHaan， Gladwell， 2013）。从错失恐惧的定义来看，错失恐惧的产生首先需要意识到别人有比自己更有价值的经历，这可以视为一种向上比较的过程（Burnell， George， Vollet， Ehrenreich， Underwood， 2019）。在社交媒体平台，由于社交媒体用户经常呈现积极的、理想化的自我，上行社会比较的青年用户可能会经常暴露在他人积极自我呈现的信息当中，有可能会进一步认为别人有比自己更宝贵的经历，从而引发错失恐惧。事实上，先前一项对14-39岁德国互联网用户的研究发现，具有社会比较取向的社交媒体用户更有可能产生错失恐惧的心理体验（Reer， Tang， Quandt， 2019）。错失恐惧可能是大学生在线社会比较行为的结果（Burnell et al.， 2019）。因此，我们假设：
　　H2：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错失恐惧。
　　（二）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影响的中介作用
　　错失恐惧的产生可以通过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进行解释（Abell， Buglass， Betts， 2019； Przybylski et al.， 2013）。自我决定理论是人类动机的宏观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动机、情感、行为和幸福与三大基本的内在心理需求有关，它们分别是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Deci & Ryan， 2008）。个体存在自我决定的自主性需求，对世界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需求，以及与他人保持联系的关联性需求，因此错失恐惧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所引起的自我调节障碍（Przybylski et al.， 2013）。此外，有学者进一步发现，归属感和受欢迎程度这两种社会需求也是引起错失恐惧的重要因素（Beyens， Frison， Eggermont， 2016）。总的来看，错失恐惧是心理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关联性和归属感的心理社会需求是推动错失恐惧形成的主要动力，因而有学者将错失恐惧区分为以下两种心理特征：一种是归属的欲望，表现为对人际依恋的强烈需求；另一种是孤独的焦虑，表现为害怕被主流群体分离和孤立的恐惧（Kang， Cui， Son， 2019）。
　　年轻人往往更容易经历错失恐惧，其特点表现为渴望与他人的所作所为保持持续性的联系（Przybylski et al.， 2013）。由于社交媒体能够满足个体与他人建立或保持联系的需求（Ellison， Steinfield， Lampe， 2007），社交媒体被认为是缓解错失恐惧的理想工具。大量的研究关注了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错失恐惧被认为促进了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参与（Reer et al.， 2019），并造成青少年有问题的社交媒体使用（Casale， Rugai， Fioravanti， 2018； Franchina， Vanden Abeele， Van Rooij， Lo Coco， De Marez， 2018）和社交媒体成瘾（Blackwell， Leaman， Tramposch， Osborne， Liss， 2017； Pontes， Taylor， Stavropoulos， 2018）。错失恐惧解释了心理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个体不断寻求接触社交媒体的趋势，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在不适当或危险的情况下。例如，错失恐惧是个体在学习、步行以及驾驶汽车等情境下使用社交媒体的预测因素（Alt， 2015， 2017， 2018； Appel， Krisch， Stein，　Weber， 2019； Przybylski et al.， 2013）。除行为方面的后果外，错失恐惧也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感知相关压力的增加、抑郁症状的出现、较低的自我认知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等心理后果有关（Beyens et al.， 2016； Buglass， Binder， Betts， Underwood， 2017； Burnell et al.， 2019）。
　　先前两项研究考察了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L. F. Bright和Logan（2018）对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的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发现，错失恐惧是一种显著预测社交媒体倦怠的心理因素，而Dhir等人（2018）对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重复的横断面研究则表明，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由强迫性社交媒体使用所中介的。为了进一步探索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将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三个因素视为错失恐惧影响社交媒体倦怠可能的中介因素，下文根据已有的文献，论述三个中介变量在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倦怠之间所起的作用。
　　1.社交过载
　　社交过载（social overload）指的是个体感知必须对社交媒体上他人要求的过多的社会支持需求做出回应的状态（Maier， Laumer， Eckhardt， Weitzel， 2015）。社会支持是提供者或接收者认为旨在增进接收者福祉的资源交换过程，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两个人（Shumaker & Brownell， 1984）。社交过载反映了社交媒体上他人过多的社会支持需求对提供者造成的负担。Maier等人（2015）对 Facebook 用户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越高以及社交媒体好友数量越多的用户越有可能遭遇社交过载。由于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过度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错失恐惧作为个体特质调节了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交过载之间的关系（Chai et al.， 2019）。也就是说，错失恐惧驱动个体频繁地寻求和参与在线社交活动，有可能会感知到更多他人的社会支持需求需要响应，从而经历更多的社交过载。错失恐惧可能是引起社交过载的因素之一。
　　Dunbar（1992）认为，个体在认知上能够同时控制的人际关系数量大约是150人，一旦超出数量上限，将没有更多的能力来管理人际关系。然而，当前社交媒体用户实际所拥有的在线人际关系数量早已远远超出这一数字（Walther， Van Der Heide， Kim， Westerman， Tong， 2008）。当社交媒体中嵌入的社交关系数量增加时，用户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社会支持需求需要响应。在线互动是一种互惠的过程，社会关系中的互惠法则会使个人感到有义务去回应他人的请求（Xiao et al.， 2019），出于维护社交关系的考虑，用户可能不得不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响应这些社会支持需求，从而产生疲惫感。Yu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社交过载主要集中在私人活动上，工作环境下青年群体的社交过载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由于这项研究是对私人活动中青年社交媒体倦怠的考察，一些研究已经证实青年日常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社交过载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Lo， 2019； Zhang et al.， 2016； Zhu & Bao， 2018）。因此，我们假设：
　　H3：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社交过载中介。
　　2.信息过载
　　尽管信息可能对接收者有益，但人们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Lang， 2000； Miller， 1956）。当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数量超出其信息处理能力时，人们会遭遇信息过载（Eppler & Mengis， 2004）。信息过载可以分为客观上的信息过载和主观上的信息过载：前者是指信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或质量属性，包括信息量、处理时间、信息复杂程度和强度与过载有关；后者是指个体在面对信息时的个人感觉，如困惑、认知紧张和其他类似的功能失调后果（Ji， Ha & Sypher， 2014）。在本研究中，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感知被信息淹没的主观体验（Zhang et al.， 2016）。先前的研究表明，错失恐惧积极预测社交媒体使用强度（Przybylski et al.， 2013）。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和数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Franchina et al.， 2018）。然而，社交媒体是一个充斥着大量相似和冗杂信息的环境（Liang & Fu， 2017），对于高度错失恐惧的青年社交媒体用户来说，频繁地参与在线社交活动和检查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可能会经常暴露于纷繁冗杂的信息当中，从而遭遇信息过载。
　　York和Turcotte（2015）的定性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中断使用Facebook的用户来说，Facebook的使用意味着增加了他们的时间负担、信息过载的认知负担和远离家庭的社交负担，消耗了他们的时间和认知资源。Misra和Stokols（2012）的研究指出，大学生感知网络信息过载水平越高，自我报告的压力越大。年轻人倾向于感知更大程度的新闻过载，感知新闻过载通过增加对新闻消费的疲劳，进而诱发了个体对新闻信息的回避（Song， Jung， Kim， 2017）。此外，工作环境中的电子邮件过载则与工作倦怠有关（Reinke & Chamorro-Premuzic， 2014）。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的信息可能会使青年用户疲于应付，从而引起社交媒体倦怠。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信息过载是社交媒体倦怠的正向预测因素（Gao et al.， 2018；Lee et al.， 2016； Shokouhyar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9； Yu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6）。因此，我们假设：
　　H4：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信息过载中介。
　　3.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
　　媒体多任务处理（media multitasking）一般被定义为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媒体，或在从事非媒体活动时使用媒体的行为（Jeong & Fishbein， 2007； Ophir， Nass， Wagner， 2009）。一项针对美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在内的六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三种最普遍的媒体多任务处理组合是同时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新媒体、同时使用电视和新媒体，以及同时使用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Voorveld， Segijn， Ketelaar， Smit， 2014）。由此可见，媒体多任务处理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使用的情境下，可以将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social media multitasking）定义为个体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同时使用其他类型的媒体，或同时参与其他非媒体活动的行为。
　　在先前有关错失恐惧的研究中，错失恐惧被认为是影响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社交媒体的重要心理因素（Alt， 2015， 2017， 2018）。那些错失恐惧水平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听讲座的时候使用 Facebook，并容易在驾驶汽车时受到编写和检查短信及电子邮件的诱惑（Przybylski et al.， 2013）。此外，错失恐惧也是个体在步行时参与虚拟社交互动意向的预测因素，人们可能通过专注于社交媒体互动来代替步行时没有朋友在场的心理损失，以及减少或避免周围城市景观环境引起的注意力疲劳（Appel et al.， 2019）。一项针对在线网络背景下的研究发现，错失恐惧是驱动网络媒体用户多任务处理的前因，并且这种关系在不同年龄层的人群中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Reinecke et al.， 2017）。因此，这项研究预期在社交媒体使用的背景下，那些错失恐惧水平高的青年用户可能会经常地进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
　　媒体多任务处理往往会妨碍任务的执行。以往关于媒体多任务处理的研究基于有限能力模型（limited capacity model）、注意能力模型（capacity model of attention）、多资源理论（multiple resource theory）等理论模型来解释媒体多任务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时，有限的认知资源必须分配到不同的任务需求中去，可能会造成认知过载。由于新的复杂任务的加入会使认知系统负荷加重的可能性提高（Lang & Chrzan， 2015），媒体多任务处理常常使用户的认知资源处于压力当中。一项对大学生的实验研究发现，观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同时在网上查找信息比仅观看电视新闻节目会带来更高的认知负荷（Van Cauwenberge， Schaap， Van Roy， 2014）。
　　在媒体多任务处理的情境下，媒体消费往往具有认知上的挑战，并带来复杂且充满压力的媒体体验（Bardhi， Rohm， Sultan， 2010）。媒体多任务处理被视为是大学生抑郁和社交焦虑的预测因素（Becker， Alzahabi， Hopwood， 2013）。Reinecke等人（2017）对网络环境下媒体多任务处理的研究发现，网络媒体多任务处理会使年轻用户感知到更多的压力，并带来疲惫、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障碍。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探讨了多任务处理与倦怠之间的关系。Heng（2014）的研究认为，那些难以应对多任务处理环境的急诊住院医师往往面临着疲劳、压力和倦怠的风险。Rudaleva等人（2018）对咨询机构人员职业倦怠的研究发现，工作上的高负荷和多任务处理是引起职业倦怠的因素之一。时间和多任务处理需求经常是医院注册护士身心俱疲的常见影响因素（Steege， Drake， Olivas， Mazza， 2015）。媒体多任务处理的作用可能与职业环境中的多任务处理相似，青年用户为了确保多重并行任务的成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努力，并在任务之间频繁地切换注意力，可能带来更多的疲惫感。因此，我们假设：
　　H5：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中介。
　　（三）社交媒体倦怠对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影响
　　脱离（disengagement）是一种应对策略，使人们得以远离负面事件及影响。正如 Wenzel（2019）的一项定性研究发现，人们通过新闻回避来应对新闻带来的消极情绪。脱离可能会给个人带来一些喘息的机会，并使其能够收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以改变未来的行为（Hong， 2007）。Kazmer（2007）对远程学习社区成员脱离过程的定性研究发现，脱离往往需要花费社区成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塑造了成员未来的关系和活动。换言之，脱离对于成员来说可能是有益的，脱离意向和实际脱离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从意向到行为产生的过程可能是漫长和复杂的。因此，本研究只考虑在线社区的脱离意向，并将在线社区脱离意向（online community disengagement intention）定义为在线社区成员从在线社区中退出的意向。社交媒体倦怠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反映了青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兴趣和积极性下降，有可能影响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在线社区的用户参与，引发青年用户对在线社区产生脱离意向。因此，我们假设：
　　H6：社交媒体倦怠正向预测在线社区脱离意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是18-39岁的青年社交媒体用户。青年群体的年龄界定在当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朱博文和许伟（2019）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年的年龄界定，将18-44岁的人群视为青年群体。也有研究将18-45岁的人群视为青年群体（郭小弦，芦强，王建，2020）。因此，参照前人的研究，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符合青年群体的年龄范围。本研究没有为参与者指定特定的社交媒体，但要求参与者选择一款他们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本研究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社交网络招募了一个便利样本，并通过专业调查分发平台“问卷星”（www. wjx.cn）进行数据收集。同意填写问卷的参与者，将会被告知研究的匿名性。由于这项研究使用了一个不代表人口的便利样本，因而无法对一般人口做出有力的推断。然而，当前的研究探索的是理论所告知的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人口的随机样本不是必须的，只有当研究估计人群中的单变量值时，代表性样本才是必要的。本研究虽然使用便利样本，仍然可以产生有意义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倦怠的形成机制和行为结果。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测量题目均改编自先前的研究，并对措辞进行了修改，以适应本研究的背景。为了获得逻辑一致性和易于理解的问卷，一些模棱两可的题目被重新编排。除了研究模型中所提出的结构外，问卷还包括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上行社会比较采用改编自Schmuck等人（2019）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并增加了两项内容。四个题目被用来测量上行社会比较，分别是：当我浏览别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动态时（1）我经常认为别人过得比我更开心；（2）我经常认为别人的生活过得比我好；（3）我经常认为别人在某些方面做得比我好；（4）我经常认为别人的经历比我更丰富。这些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取这四个题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上行社会比较的心理倾向越强（M=3.39，SD=0.72，α=0.86）。
　　错失恐惧采用改编自Przybylski等人（2013）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六个题目被用来测量错失恐惧，分别是：（1）我担心我的朋友比我更见多识广；（2）不知道我的朋友正在做什么让我感到焦虑；（3）对朋友之间开的玩笑心领神会对我来说很重要；（4）有时我会想自己是否花了太多时间关注周围正在发生的事；（5）如果错过一次和朋友见面的机会，我会感到烦恼；（6）把愉快的经历分享到网上，我会感到心满意足。这些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取这六个题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错失恐惧水平越高（M=3.09， SD=0.60， α=0.69）。
　　社交过载采用改编自Maier等人（2015）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四个项目被用来测量社交过载，分别是：（1）我在社交媒体上太关心朋友的动向了；（2）我在社交媒体上要回应的朋友的问题太多了；（3）我太频繁地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了；（4）我太关注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了。这些项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取这四个项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社交过载水平越高（M=2.58， SD=0.86， α=0.89）。
　　信息过载采用改编自Zhang等人（2016）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四个题目被用来测量信息过载，分别是：（1）我经常被社交媒体中过多的信息分散注意力；（2）每天社交媒体上会有很多要处理的信息，我有一种被淹没其中的感觉；（3）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信息需要即时关注，让我觉得处理这些信息是一种负担；（4）我发现社交媒体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是我所需要的。这些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取这四个题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信息过载水平越高（M=3.26， SD=0.76， α=0.75）。
　　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采用改编自Reinecke等人（2017）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四个题目被用来测量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分别是：
　　（1）我经常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使用其他媒体；（2）我经常在与别人交谈的同时使用社交媒体；（3）我经常在与他人一起吃饭的同时使用社交媒体；（4）我经常在与朋友一起外出的同时使用社交媒体。这些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从不）到5（频繁）。取这四个项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频繁地进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M=3.35， SD=0.72， α=0.80）。
　　社交媒体倦怠采用改编自A. R. Lee等人（2016）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四个题目被用来测量社交媒体倦怠，分别是：（1）我发现连续使用社交媒体之后很难放松；（2）使用社交媒体一段时间后，我感到疲倦；（3）有时候，我对社交媒体互动感到厌倦；（4）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我经常感到太累，无法很好完成其他任务。这些项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取这四个项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社交媒体倦怠水平越高（M=3.43， SD=0.75， α=0.82）。
　　在线社区脱离意向采用改编自Dutot和Mosconi（2016）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六个题目被用来测量在线社区脱离意向，分别是：（1）社交媒体社区成员分享的内容，我不再感兴趣；（2）我对社交媒体社区的需求或兴趣已经改变；（3）我从社交媒体社区不再获得明显收益，比如专业知识和有益经验；（4）我无法从社交媒体社区得到我所期待的关注；（5）社交媒体社区对我不够友好；（6）社交媒体社区参与活动的方式不再讨我喜欢。这些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取这六个题目的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线社区脱离意向越强（M=3.05， SD=0.64， α=0.82）。以上七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
　　
三、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在2020年2月5日至4月4日期间，通过研究者个人的社交网络进行网络问卷发放，累计获得300份便利样本。由于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18-39岁的青年群体，8份分布于其他年龄段的样本被删除，有效样本292份，占97.3%。在292名受访者中，男性占40.8%，女性占59.2%。其中84.9%的受访者为学生，51.4%的受访者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是微信。约四分之一受访者（26.4%）的社交媒体朋友数量在300人以上，且36.6%的人每天平均使用社交媒体时长在1-3小时。
　　假设1，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得到了支持。我们通过SPSS 22，以上行社会比较为自变量，社交媒体倦怠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上行社会比较（β=0.33， p<0.001）对社交媒体倦怠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2，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错失恐惧也得到了支持。基于上行社会比较对错失恐惧的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上行社会比较（β=0.47， p<0.001）对错失恐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3、假设4、假设5，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中介的假设得到了支持。我们采用由Hayes（2017）开发的SPSS PROCESS宏程序，选择Model4对数据进行中介检验，以95%的置信区间估计5000个样本的bootstrap。中介检验发现，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总效应显著（β=0.30， p<0.001， 95%CI [0.19， 0.41]）；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直接影响也显著（β=0.19， p<0.01， 95%CI [0.07， 0.32]）。如表2所示，假设3，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社交过载中介，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β=-0.15， p<0.01， 95%CI [-0.23， -0.07]）；假设4，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信息过载中介，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β=0.20， p<0.001， 95%CI [0.13， 0.27]）；假设5，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由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中介，这一假设也得到支持（β=0.05， p<0.01， 95%CI [0.01， 0.11]）。此外，研究结果表明，错失恐惧正向预测社交过载（β=0.59， p<0.001）、信息过载（β=0.43， p<0.001）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β=0.40， p<0.001）。社交过载（β=-0.25， p<0.01）反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而信息过载（β=0.46， p<0.001）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β=0.14， p<0.05）则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
　　假设6，社交媒体倦怠正向预测在线社区脱离意向得到了支持。基于社交媒体倦怠对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交媒体倦怠（β=0.60， p<0.001）对在线社区脱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测试了青年群体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等个体心理因素，通过与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的交互作用对社交媒体倦怠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对于将社会比较理论运用于解释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用户消极情绪反应的形成提供了支持。这项研究表明，青年人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与积极自我呈现的他人所进行的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他们的社交媒体倦怠。青年社交媒体用户可能倾向于用消极情绪应对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Lim & Yang， 2015），因而社交媒体倦怠可能是青年人在这种压力情境下的一种应对措施。此外，正如Burnell等人（2019）在其研究中所推测的那样，错失恐惧的产生首先需要意识到别人有比自己更宝贵的经历，这可以视为一种向上比较的过程。这项研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上行社会比较正向影响错失恐惧的实证依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青年人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会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获取信息来减少自我评估的不确定性（Gilbert et al.， 1995），但由于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更倾向于呈现积极的自我（Reinecke & Trepte， 2014），并以最代表他们理想自我的方式描述自己（Rosenberg & Egbert， 2011），青年社交媒体用户在这种上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可能会感知他人更多地参与到有益的经历当中，而自己却不在场，即发展出一种错失恐惧的感觉。这项研究表明，社会比较当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倾向与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消极体验有着重要的联系。
　　本研究扩展了先前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研究（Bright & Logan， 2018； Dhir et al.， 2018），并确定了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在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表明，错失恐惧通过正向影响社交过载从而降低了青年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交过载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Lo， 2019； Zhang et al.， 2016； Zhu & Bao， 2018），但在本研究中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是，个体感知他人过多的社会支持需求需要响应，对于青年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困扰和负担。响应这些社会支持需求作为重要的社交学习过程，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并帮助验证自身的价值（Chen & Bello， 2017）。此外，人际之间的互惠规范可能会鼓励正面地解释或减轻负面的看法（Choi & Lim， 2016），例如，个体在响应这些社会支持需求的同时，可以获得接收者当前或者未来的回报。由于错失恐惧的特点是渴望与他人的所作所为保持持续性的联系（Przybylski et al.， 2013），社交网络的扩大有可能使青年人感知他人过多的社会支持需求需要响应，但这种被需要、验证自我价值，以及互惠互利的感觉可能增强了青年群体参与社交媒体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青年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
　　其次，本研究表明，错失恐惧通过正向影响信息过载进而增强了青年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这项研究在错失恐惧与信息过载之间建立了联系，并验证了先前有关信息过载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研究（Gao et al.， 2018；Lee et al.， 2016； Shokouhyar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9； Yu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6）。对于高度错失恐惧的青年社交媒体用户来说，为了与他人建立和保持持续性的联系，可能会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许多信息都表现出积极的反应，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能够接受和管理这些信息。事实上，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充斥着大量相似和冗杂信息的环境（Liang & Fu， 2017），这意味着青年人不仅要应对外在日益饱和的信息环境，他们错失恐惧的心理还有可能加剧他们被信息淹没的感觉。由于人们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有限（Lang， 2000； Miller， 1956），青年社交媒体用户在错失恐惧的驱动下，疲于应付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量信息，可能提高他们对社交媒体的倦怠感。
　　另外，错失恐惧也通过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间接影响青年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与先前的研究一致，青少年经常从事媒体多任务处理（Voorveld & van der Goot， 2013）。Reinecke等人（2017）的研究证实，在网络环境下，错失恐惧是驱动网络媒体多任务处理的前因。我们的研究则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发现错失恐惧是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的重要预测因素。错失恐惧被视为是一种自我调节障碍（Przybylski et al.， 2013），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可能更容易缺乏自我调节能力，从而进行媒体多任务处理。例如，在观看电视的同时浏览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或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就餐，以避免其他活动不在场带来的潜在损失。但青年人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的媒体消费习惯，意味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任务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更高，其他任务的加入是对认知资源的进一步消耗。有限能力模型（limited capacity model）认为，人们处理信息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Lang， 2000）。频繁地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注意力和加剧认知资源的消耗，可能引起社交媒体倦怠。在以往的研究中，媒体多任务处理一般被认为会对人们的注意力和认知过程带来负面影响。一些研究也将其视为是压力、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障碍的预测因素（Becker et al.， 2013； Reinecke et al.， 2017）。我们的研究在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建立了联系，进一步发现青年用户并行处理多项任务可能给他们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在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倦怠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较弱。Wang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经常进行媒体多任务处理的个体在多任务处理上会变得更加地游刃有余。可能存在一种练习效应，从而提高了人们媒体多任务处理的能力（Elbe， Soerman， Mellqvist， Braendstroem， Ljungberg， 2019）。那些经常进行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的青年用户可能被训练得能够更加轻松地应对多任务处理的情境，这可能是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中介效应较弱的原因。
　　最后，本研究第一次实证检验了社交媒体倦怠与在线社区脱离意向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倦怠在本研究中被发现是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先前大量的研究将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作为社交媒体倦怠的结果（Gao et al.， 2018； Han， 2018； Lo， 2019； Luqman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6； Zong et al.， 2019）。这项研究进一步发现，社交媒体倦怠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不仅反映了青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兴趣和积极性下降，还有可能影响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在线社区的用户参与，从而使青年用户脱离在线社区的可能性提高。
　　本研究同样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这项研究采用的是一个便利样本，因而这项研究的结果无法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整体。其次，这项研究大多数的参与者是青年社交媒体用户，为此应该谨慎地将这些结果推广至其他的年龄组。最后，这项研究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社交媒体倦怠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那些提供自我呈现功能（如微信朋友圈、QQ空间）的社交媒体来说，青年用户上行社会比较的倾向可能更严重，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社交媒体倦怠。因此，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用实验数据或纵向数据来验证这项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并考察不同年龄段的社交媒体倦怠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比较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社交媒体倦怠水平之间的差异。此外，由于社交媒体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工作领域之间的界限（Bucher， Fieseler， Suphan， 2013），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在工作环境下，社交媒体倦怠潜在的成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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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辉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