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寅
　　【本文提要】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信深深地影响着媒体的新闻生产活动，其公众号还催生了“小编”这一新的工种。本研究对西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思考取径进行了补充，引入本土化的“中国人际关系”视角，在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实践中汲取经验材料。研究发现，围绕着微信公众号推文的生产，“小编”与记者两个工种之间产生出九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向度，而这九种人际关系向度又与中国人的“脸面观”相呼应，并影响着媒体微信公众号推文的新闻生产活动。研究提出一个理论增量：“媒介化渗透”不仅导致新闻室的人际关系文化更为复杂，更促使“脸面观”的人际关系原则影响着新闻生产活动，它们彼此产生互动性的效应，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生产文化表征。
　　【关键词】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 脸面观 人际关系向度　“小编”　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微信从2012年诞生以来，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性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对此，孙玮（2015）详实地论述了微信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在世存有”（dasein being）。传统媒体同其他各类组织机构、个人一道“加入”微信公众号推文生产的“洪流”之中，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传播节点”。
　　比微信这种社会化媒体稍早几年诞生的是微博。在那时，已有不少传统媒体成立新媒体部（组），以“应对”这一基于数字技术的“微”字头社会化媒体。而微信公众号出现后，绝大多数媒体纷纷投入人力，以满足它们的公众号推文生产。“10万+”成为微信公众号运营人员的“时髦追求”，甚至微信公众号推文的阅读量成为“KPI考核指标”。
　　（一）微信公众号与新闻生产的“组织与文化向度”
　　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出现，一个被大家称之为微信“小编”的工种诞生。所谓微信“小编”，指的就是微信公众号推文的编辑，他（她）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寻找和确定推文选题，编辑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内容，设计推文的版式等。从广义的范畴而言，“小编”一词现在泛指基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业的编辑人员。在传统媒体里，“小编”是不同于报刊编辑或广电编辑的一类新工种。若从工种所“面对”的传播介质来说，“小编”主要“面对”的是微信等数字平台，编辑则是“面对”报纸杂志等纸质版面或广播电视等模拟信号传输系统。
　　“小编”并非中国独有，国外早已有之。BBC在2005年就设立了处理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专职编辑岗位；CNN也有专人管理社会化媒体平台，其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有着“文字+链接+图片”的格式（林照真，2017：284）。国外专门负责社会化媒体平台工作的工种被称之为“社群经理”或“社群编辑”（social media managers）（刘昌德，2020）。社群编辑不仅仅编选新闻，在内容把关上（Bastos， Raimundo & Travitzki， 2013）还要依据不同的社会化媒体的特点，对新闻信息以及用户的评论留言信息进行增补（addition）、展示（display）、整合（integration）、删减（deletion）等一系列工作（DeIuliis， 2015）。社群编辑的身份与传统编辑“把关人”的角色有所不同，他们还要将新闻营销出去（market the news）（Tandoc Jr. & Vos， 2016）。此外，作为新闻生产活动中的新角色，社群编辑是“数字世界”的连接人，他们处理用户的数据，掌握用户的各类行为，探究哪些内容能够更好地与用户需求相匹配，进而为新闻室提供决策意见（Wasike， 2013；Ferrer-ConillR & Tandoc， 2018）。
　　诚然，社会化媒体的逻辑与大众传媒的逻辑并非同处一个框架（Dijck & Poell， 2013）。前者不仅改变了新闻媒体的报道与新闻业的角色，更转化了新闻业传统的“客观新闻学”的专业属性（刘昌德，2020）。在白红义（2018a）看来，社会化媒体向新闻业的进军，意味着平台新闻业（Platform Journalism）的崛起，并成为“宰制新闻业的主导力量”，对新闻业未来的走向形成“结构性的约束”。具体来说，在微信公众号推文的信息生产活动中，媒体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原有的强大渠道垄断优势早已不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具有机构属性但不在体制内的线上新闻“作坊”（李东晓，2019），皆可同媒体一道生产具有新闻属性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媒体中的“小编”与其他属性公众号的“小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跟记者这一工种共处于一个新闻室进行新闻生产活动，而后者所在的工作地点几乎没有职业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成员。①
　　传统新闻业的一大行规是“采编分离”，即新闻采写活动由记者来承担，编辑把关活动由编辑负责。“尊重编辑”是记者工作的基本落脚点，这是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的主要关系（艾丰，2010：144）。而“小编”之“小”似乎颇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林照真（2014：129）曾通过观察研究指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化媒体多是由“小编”来负责具体的运营，而人们似乎也看不出该工种的“编辑守门的专业性”，似乎也不期待“小编扮演新闻专业的角色”。较为遗憾的是，林氏未能进行一个“长时段”的考察，结论多少有些偏颇。其实，微信在中国大陆所发挥的功能，要远远多于台湾同胞较多使用的Line所提供的功能。其中，微信公众号推文早已成为大陆人每日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正如张咏华（2017：4）所指出的，微信这种诞生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化媒体不仅可以用于“人际传播”，还可以用作朋友圈交流或群聊的“群体传播”。此外，微信也是新闻生成的一种交往性空间（谢静，2016），而微信公众号则更是具备“众人皆可向大家公开发布信息”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 2007）功能。
　　不过，微信公众号推文这种新的新闻生产活动在介入新闻业之后，并非“一帆风顺”，这既有理念上的认识误区，又有实践上的“抵触”。王辰瑶（2018）沿着新闻生产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的研究取径，在对中外77个新闻业融合案例研究的“再考察”中指出，作为一种应对社会化媒体策略的“新闻融合”实践更容易发生在新闻业的内部，而相应的应对策略也容易遭到新闻室内部的抵抗。诚然，传统新闻业在与社会化媒体平台发生“碰撞”时，采用的是“竞合框架”（胡翼青，李璟，2020），而这种误区性认知被黄旦（2019）称之为融媒体的“转型”陷阱，即传统媒体不清楚所“转”到的“型”其实与之前的“型”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暂且不论传统媒体采用“竞合框架”来审视与应对新媒体的具体误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闻室内部的生产活动的确因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发生了改变。例如，“24小时不打烊”编辑部的出现（王海燕，2019）、“每日10推”（陈阳，2019）、非虚构新闻写作的兴起（黄典林，2018），以及协作式新闻布展（陆晔，周睿鸣，2018）等等。不过，我们仍须强调的是，新闻业的重要性之于公共性而言依旧是不可忽视的，这一点并未因技术的更迭而发生观念上的动摇与改变（杨保军，2019b：290）。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要么是从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 1978）、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79）等人采用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社会组织”路径切入，要么则是从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 2005：200）、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 2015）、罗纳多·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 1996）等人采取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转向”路径出发，以考察新闻常规（news routine）的变化。
　　（二）媒体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研究的本土化视角——人际关系的向度
　　虽说“新闻常规”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新闻业变迁的切入口”（白红义，2018b：4），但上述的“本土化”研究未能触及新闻生产活动中的个体层面，忽视了“个体突破组织常规”的这一维度，个体似乎仍被看作是新闻生产常规的“执行者和继承者”（陈阳，2018）。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文提及的西方经典新闻生产社会学著述提出了一些被世界各地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广泛认同的观点，但它们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完全使用西方的视角，或多或少会遮蔽一些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往往与新闻生产的具体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互动”。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充斥着一些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因素。正如张志安、章震（2018）所言，过去十多年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多聚焦于一些“重大问题”，而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存有差距。
　　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中国人的“脸面观”。一些社会学学者对这一人际关系向度问题有着深刻的论述。如翟学伟（2013：72）指出，若想揭示出中国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心理，关键之处在于研究“中国人际关系”，②关系的亲密程度多是出于“礼”和“面子”上的需要。金耀基（1992；2013a：59）也强调，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社会文化概念是“关系、人情、面子”，“不了解中国人的‘面子功夫’，也很难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真切的认识”。黄光国（2004a：19-20）更是指出，在中国社会中，面子与个人的社会关系、地位息息相关，而“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由此可见，人际关系向度中的“脸面”问题往往会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活动等。
　　具体到新闻生产活动而言，黄彦翔（2008）曾较为详实地分析过记者与信源之间的人际关系。他指出，双方互动时，记者会先进行“关系判断”，进而通过“面子”的不同运作方式，来处理双方在新闻生产中的关系，“记者与消息来源的资源交换，确实是以‘关系’为基础而衍生出各种互动的准则”。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公众号推文、微信“小编”等是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实践产物，其本土化的“味道”十分浓厚。微信的传播机制与Facebook、Twitter、WhatsApp等虽有共性，但由于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其差异性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尝试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向度”这一视角出发，来研究与此有关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议题，进而获得现实本土启示。
　　也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试图先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分析媒体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向度问题。这一考量是出于这样的希望——本研究可以探究出本土的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蕴含的“奥秘”。
　　二是讨论上述的人际关系向度所对应的“脸面”问题。围绕微信及其公众号的新闻生产活动，我们将探究“小编”与记者这两大工种之间的“人际关系向度”同推文的“生产与呈现”所存有的各种联系。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小编”会顾及与记者之间的“脸面”问题，而该问题会影响到内容的最终呈现、记者的工分考核等新闻生产活动的诸多方面。综上，本研究从“中国人的‘脸面观’”的本土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并阐释“小编”与记者的人际关系问题同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的互动关系。我们不禁要问，记者同“小编”之间的关系与记者同传统编辑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何差别？而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向度（脸面观）与媒介的变革（媒介化）存有哪些勾连？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研究设计
　　翟学伟（2017：14）在谈及本土化研究的过程和方向时说，本土化研究需要秉持问题意识，“不要先定框架，而是先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确定研究的角度、立场、概念和方法”，研究者要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概念、模式、理论”。正是因为这样的考量，加之笔者曾主持过媒体J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工作，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的取向，通过新闻民族志（news ethnography）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王敏，2016；白红义，2017）获取经验材料，并对之分析。
　　媒体J是我国东部某沿海省份的一家省级广播媒体，属于新闻综合频率，是“圈内”人士俗称的“一报两台” ③中的电台。媒体J隶属于它所在省份的省级广电总台，是正处级单位，但是它的科层级别与其他处级部门稍有不同。媒体J在总监（正处级领导）与科级部门之间设有两个同样是正处级的“中心”。若从管理责任与权力的角度上看，“中心”的正主任（处级干部）和副主任（副处级干部）是在总监与副总监（也是正处级干部）的“麾下”开展工作。媒体J的新媒体部成立于2012年，当时只有一位兼任的科级领导和一位微博编辑。随着传统媒体不断重视社会化媒体传播实践，媒体J于2014年将其新媒体部的人数扩充为4人（1位正主任和3位“小编”）。2016年，媒体J新招聘了1位新媒体“小编”，此时，这个部门的人数变为5人，即笔者与4位新媒体“小编”。笔者负责统筹媒体J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工作。4位“小编”中，有2人主要负责微信公众号，1人负责微博，1人负责若干广播节目的视频化直播和其他工作（负责微博与视频直播的“小编”偶尔也要参与编微信的工作）。
　　在2016年9月到2018年7月这22个月的时间里，笔者主持新媒体部工作期间，有意识地记录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形成田野笔记，还与同事就各类话题展开深度访谈，以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积累经验材料。这项关于“小编”与记者人际关系的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正是建立在这22个月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
　　（1）本研究涉及的访谈对象有23人（其中，“小编”4人、记者10人、广播编辑4人、处级干部2人、科级干部3人）。访谈的目的皆向受访者交待，他们也一致期待对相关问题的阐释。访谈通过半结构化的形式展开。不过，很多“精彩”的回答是通过追问获得的。④
　　（2）本研究的田野观察部分主要涉及三个工种。首先是“小编”，访谈的4位“小编”与笔者同处一个办公室，我们的工作交流十分直接。⑤其次是记者，笔者在进入媒体J新媒部之前，有着5年的记者工作经历，对记者工作有着一定认知，本研究重点考察记者与“小编”围绕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的有关活动。再次是广播编辑，媒体J的广播编辑年龄相对比“小编”要大，新闻业务经验丰富，新闻编辑能力比“小编”更为扎实，本研究还要关注广播编辑与“小编”工作的差异性。对研究有价值的观察内容，会在第一时间形成田野笔记。此外，媒体J会议纪要中的一些公开内容也是本研究的经验材料。
　　（3）显而易见的是，这项研究带有“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蒋逸民，2011）的成分，经验材料的获得与分析多多少少会带有笔者的“主观视角”。但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不是要“讲自己的故事”（殷文，张杰，2017），而是为了更扎实地通过对经验材料的论述，回到“研究问题”（胡菡菡，2017）上来。
　　
三、研究发现
　　（一）“小编”与记者之间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向度
　　在媒体J的新闻生产实践中，记者往往称呼广播编辑为“编辑大人”。这是因为以下两点：一是，编辑的从业资历较记者更为丰富；二是，编辑是新闻稿件能否播出或者以什么“样子”（即记者稿件被编辑之后的“样貌”）播出的重要“把关人”（gatekeeper）。广播文稿没有被播出，意味着“记者挣不到工分”。夏倩芳（2013）指出，“挣工分”这种新闻绩效考核制度导致了“新闻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权力依归”。也就是说，广播编辑对记者的稿件有着“生杀大权”。在媒体J，记者的工分幅度是最大的，他们的绩效考核主要依据稿件的数量和质量。
　　正如被访的十位记者所坦言的那样，他们每个月最后能拿到多少钱，除了与自己的努力有关外，还要看“编辑大人”们的“脸面”或“心情”。虽说，采写的稿件是“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但所谓稿件质量的评判多多少少掺杂着编辑的“主观认识”。一种极好的佐证（也是时有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记者认为很不错的稿子，编辑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是一篇很一般的稿子，然而这类稿子往往能评上某一级别的新闻奖。一些记者对此直呼，幸好在报送评奖作品的时候，自己鼓起了勇气，要不然作品会“淹没”在广播编辑的认识之中。
　　不同于记者与广播编辑在日常新闻生产活动中“记者尊重编辑”的关系，“小编”与记者这两个工种的关系既可以是松散的，也可以非常紧密。需要注意的是，前一种关系所对应的媒介文本（广播新闻文稿）与后一种关系所对应的媒介文本（微信公众号推文）不同。记者与广播编辑的新闻生产业务关系主要是通过广播新闻文稿这一纽带建立起来的，而记者与“小编”的新闻生产业务关系则主要是由微信公众号推文建立的。
　　从新闻写作的学理标准与要求来看，微信公众号推文若要追求高质量高标准，应符合李明哲（2013：48）提出的“复调型对话文本写作”的要求。简单来说，按照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范式，将单一的文字稿（或单一的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直接粘贴到微信公众号推文，是传统的“独白型文本”采制模式，这种传播行为无非是将文稿的“传播阵地”从非互联网介质转到互联网介质上。“复调型对话文本”则强调，文本中应有不同媒材之间的“对话”，不同媒材所承载的内容不仅要不一样（如某些内容的交待是通过文字符号，某些内容则是用音视频的方式呈现），而且它们之间要相互关联，在行文脉络上有着较强的逻辑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提倡在微信公众号推文中采用“复调性对话文本写作”是一种“更高追求”，而非唯一要求。有时候，需要快速推送某一新闻内容时，可以完全直接用文字型文稿内容，未必需要（或无法实现）多种媒材之间的“对话”。
　　根据媒体J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记者的行为大致分为三种：（1）记
　　者不提供任何新闻素材，（2）记者提供部分新闻素材或传统型新闻文稿（独白型文本），（3）记者提供多媒体新闻文稿（复调型文本）。“小编”的活动也可以分为三大类：（1）完全不用记者提供的任何素材（包括多媒体新闻文稿），（2）选用记者提供的部分内容，再“综合”其他来源的素材，（3）完全使用记者提供的任何素材（包括传统的独白型文本或复调型文本）。为了形象地阐释记者与“小编”的人际关系，本研究采用数学象限的模式，绘制了“关系图”（图1　图1见本期第18页）。
　　从新闻采编活动的一般规律而言，稿件的采写活动先于编辑活动。故此，依据数学象限讨论的习惯，本文将记者的“行为”设置在X轴上，将“小编”的“行为”放在Y轴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X轴和Y轴并不是数学函数意义上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对应关系。
　　若想揭示出中国人行为，就要研究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翟学伟，2017：133）。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十分注重保证与所在群体的“从众性、趋同性或一致性”（翟学伟，2005），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冲突，进而使得人际关系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围绕广播新闻稿件，广播编辑与记者的人际关系是相对简单而纯粹的。一般来说，广播编辑处理记者稿件所做出的决定，无非是选用编排或者是“毙掉”不用。其中，“毙掉”不用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是记者的新闻采写“过于失败”。倘若从业经历相对资深的广播编辑对广播稿件几乎无法修改，记者在得到反馈意见后，也多是“心服口服”、“尊重编辑”。而“小编”与记者的人际关系要比广播编辑与记者的人际关系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生产活动要复杂于传统的广播新闻采编活动。加之绝大多数的“小编”资历较浅，记者与“小编”之间可以“迂回”的余地就大了很多。
　　（二）“给不给面子”与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呈现
　　结合图1所示的内容，本文将通过媒体J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案例，对这九种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
　　1.“没必要撕破脸”
　　我们先来看O点。这并不是一种特殊关系，而是媒体J中的一种常见关系。由于记者自身的差异（如跑线记者的社交能力、新闻敏感度等）、选题布置会等因素，记者有时候“捕捉”不到“小编”在互联网上发现的新闻选题。抑或是，有些记者内心是比较排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稿的。那么，“小编”只能选取其他微信公众号所推送的内容，O点所代表的推文内容随之形成。
　　来看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案例1）。媒体J所在的省会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域，在某天凌晨发生了4.2级的地震，省会城市某都市报的微信公众号率先推出有关该地震的推文。早上6点多，“小编”给笔者打电话问及这个内容要不要放在微信的头条。笔者的回复是：没问题，但还是先要在微信群里问一下记者或记者部的分管领导，他们有无此选题的相关内容。问了一圈之后，没有记者回应，“小编”便直接选用了都市报推送的内容。结果，这条推文的阅读量在推出之后提升得很快。半天不到就超过了“10万+”。
　　还要交待的一个关键性背景信息是：媒体J对记者的微信发稿是有考核的，而这项考核的唯一指标是推文的阅读量。“小编”的唯一考核指标也是推文的阅读量，这就关系到“小编”要预判哪些稿件能产生高阅读量，哪些稿件的阅读量会很差。案例1深刻地说明了一点，没有记者，“小编”是可以独立地完成微信公众号推文的推送工作的，而“小编”考量的关键因素是阅读量的高低，而这一指标的高低与选题内容、推送时间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小编”并不担心记者不给稿子，他们完全可以选取其他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内容。笔者在与国内诸多媒体微信公众号负责人的交流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媒体J的特例，而是绝大多数媒体微信公众号的常态。虽说，微信公众号上的推文内容总是有原创的，但大家相互之间转载早已是“圈内”普遍认可的行为，被转载的推文内容经常是要写上“原创推文”所在媒体或组织、个人的名字。不少“圈内”人士坦言，即便某篇文章被打了“原创标签”，但是通过“联络网”等渠道，还是会跟原创文章的媒体或组织取得联系，进而争取获得转载的“合法性”。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确实增加了记者的工作量。媒体J刚开始考核记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的工分时，不少记者是排斥抗拒的。不过，多数记者渐渐地发现，哪怕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有抗拒排斥的心理，但只要他们给“小编”提供素材，“小编”几乎都会为了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给记者署名，进而促使O点的情况变为4点或5点。此外，记者若能事先告知采访动态，“小编”便会出于人际关系的考量以及“脸面观”的现实运作，将O点变为7点或8点（下文中将详细讨论）。翟学伟（2013：72）认为，“关系的亲密性在很大程度上未必发自内心，而是出于‘礼’与‘面子’上的需要”。一方面，“小编”为了自己的考核而努力着；另一方面，“小编”为了不想撕破脸面，而事先询问记者部门有无素材，是一种出于“礼”的表现。在记者没有素材的情况下，“小编”为了挣得较高的工分，不想错过好的新闻信息，只能在第一时间选择复制其他信源渠道的信息，而且事先询问也给了记者足够的“面子”，以防相关跑线记者“事后诸葛亮”，来责备“小编”不及时沟通。“小编”与记者之间为了维持人际关系的平衡性，往往是选择“没必要撕破脸”的交往原则。
　　不过，在媒体J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活动中，也有不讲人际关系，双方不愿意伸出“援手”，甚至会“反目成仇”（黄光国，2004a：15）的情况。例如，“90后”男性记者04的内心想法与实际行动也是O点的一种情况。他说：“我当时被招进媒体J，是从事广播记者这一职业。可是，现在又让我在新媒体上发稿，有些‘打脑壳儿’，因为我毕竟没有‘三头六臂’。实话实说，台里还没有哪个记者能同时兼顾好广播稿和微信稿。做微信稿实在太复杂，又要剪出来精细的同期声，又要提供图片、视频，工分顶多跟广播稿件的分数差不多。反正‘小编’也可以摘抄其他公众号的内容，我也没必要费力气去弄微信稿。”因为觉得麻烦或是其他未能透露的信息，记者04的行为促使他与“小编”的关系处于一种“你玩你的，我玩我的”的状态。“小编”们曾多次尝试跟记者04要素材或稿件，但记者04的态度几乎都是拒绝的。再后来，凡是涉及记者04线口的新闻，“小编”要么是选用其他来源的内容，要么就是从“发稿系统”里看看记者04有无上传广播稿件。倘若有的话，“小编”有时会在微信里署上记者04的名字；有时即便是记者04上传了稿件，但也不会署记者04的名字。“小编”03对此解释说，“既然记者04不那么配合我们的工作，那我们也没必要时时刻刻都给他面子吧。有的广播稿件的信息量不是很大，还没其他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报道详实，我们不如直接转载其他媒体的，也没必要署上记者04的名字。总而言之，我是觉得，他真没必要跟我们这么僵着”。在“小编”03看来，记者04着实没必要和“小编”们撕破“脸面”，其行为也有些“不近乎人情”。我们固然不能规定每个人都遵照人情的规范“做人”或行事，但记者04的实际行为是一种“不给面子”的表现，这种“不通人情”的“脸面观”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相对失败的表现（金耀基，2013b：45）。反过来看，“小编”群体若能“征服”像记者04这种“难搞”的记者，则会很有“面子”。这样一来，“小编”个人的实际地位也会得以维护或提高（胡先缙，2004：59）。
　　2.“‘小编’挺给我面子”
　　3点和6点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现实的情况是，记者给了稿子或素材，“小编”或多或少会考虑记者的辛苦，选用记者的素材。即便一点也不使用，也会给记者署名。也正是基于“没必要撕破脸”的“脸面观”，7点和8点格外值得分析。
　　8点情况的出现也是“小编”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我们会问，记者明明没有提供任何素材，但为何“小编”会给记者署名，以“记者+综合”的署名形式出现呢？在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由于广播媒体记者数量相对较少等因素，记者往往是单兵作战，顾及不了同时处理各种类型的信息，但由于记者已在现场或是在去现场的路上，“小编”看到一些权威发布的信息后，会使用这些内容，但也会把记者的名字署上。“小编”02在处理媒体J所在城市一则保姆纵火案的新闻（案例2）时表示，“你看记者02都累了一天了，上午去现场采访有关情况，下午又去跑公安的发布会，虽然得到一些素材，但她还得忙于音频报道的制作。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条有关这则新闻的推文（关于犯罪嫌疑人是谁的内容），就由我们‘小编’自己去盯牢公安的权威信息发布吧，就别让记者02再转给我们了，给她署名是一定的”。
　　或许大家会觉得，7点这种情况怎么会出现呢？记者明明没有提供素材，但为何“小编”却又“完全”用了记者的素材或内容？在7点中，Y轴上的“完全”二字是要加引号的。因为这样那样的情况，记者可能没有给到“小编”任何素材，但“小编”出于给足记者面子或是“小编”与某个记者的“私交”足够好，便会在选取其他媒体的推文后，给记者署上名字。由此可见，若出现7点的情况，那么这体现出的是“小编”用“密切深厚的关系”规避掉了文稿的真实来源。可以说，7点和8点也是一种对O点（双方不给面子）的优化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7点这种关系行为在媒体J中是被禁止的。但这并不代表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有一位“小编”与一位跑组织部、人力社保条线的记者的私交非常好。笔者曾发现，有一次在这位记者年休假期间，“小编”给一篇人事任免信息类的稿子署了这名记者的名字，而记者并没有给广播编辑提供这则信息。笔者也询问了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小编”坦诚地表示，由于记者是“小编”的“好姐妹”，想让记者挣点工分，于是就给记者署名了。需要说明的是，“小编”在顾及人情的同时，也谋求着自身的“安全”，因为这一信息对应的线口是这位记者的，如果换成其他条线，这位“小编”是不会去“冒险”的。
　　如果让8点或7点成为O点，则会让“小编”与记者的关系处于一种“不近乎人情”的情况。我们所处的社会构成的出发点是“人皆有等差式的恻隐之心”（翟学伟，2014），“小编”需要与记者维护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毕竟记者还是会提供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新闻文本等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优劣往往也会影响公众号推文的阅读量，进而影响“小编”的工分。正是基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与两个工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工分”利益，“小编”往往是要给足记者面子的，而绝大多数记者也会给足“小编”面子，即便无法提供素材，至少会事先跟“小编”知会一声。互相给面子或照顾对方的面子，不仅可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黄光国，2004b：83），还避免了让微信公众号推文的“署名”都是其他来源，进而能保证一个媒体能够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自己的“声音”，彰显自己新闻采写活动的“存在感”。
　　3.“我也要多‘帮助’小编”
　　“小编”与记者之间给不给面子的一大关键因素是记者稿件的使用情况。1点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模式。但这个点很少在媒体J中出现。想要这个点的推文出现，需要记者花一定的“功夫”，而相对于5点（在5点上，“小编”的工作更为复杂，工作量也相对较大），处在1点这种情况下的“小编”工作量是相对较小的。“小编”03说过：“如果记者都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工作真是会省心很多，我会给他找很好的设计版式，并且多花心思在‘起标题’上。”
　　2点并非一种理想模式，但这个点的推文署名类型是微信公众号中常见的一种，即“媒体J记者甲，综合某媒体记者乙（等）”。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1）在“小编”看来，记者提供的复调型文本不够“完美”，“小编”补充了其他信息；（2）有“外力”因素的介入。例如：记者08曾在撰写一条主题报道的微信公众号推文时，花了一些力气，文字素材、图片素材与音视频素材搭配得“相得益彰”，但“小编”接到指令，需要加上其他媒体的一则评论，署名自然也就成了“媒体J记者08采写，综合某媒体评论员”。记者08说：“我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虽然没求点击量，但是也希望能是一篇‘独作’吧。”表面上是小编用了“他者”的评论，但实际的情况是，上级部门指示各媒体要在微信中体现这条评论。这给我们的一点提示是，“小编”与记者关系的好坏并不一定是与两个工种之间的“恩怨情仇”，或是只与稿件的质量有关。
　　除了上文提及的情况外，4点也多出现于一些需要“及时推送”的情况，即记者给了内容，“小编”也无暇顾及其他媒体的推送情况，直接发送推文。
　　而5点则是一个“小编”与记者彼此工作的“常态点”。正如记者09所言：“虽然我经常只是给‘小编’一些不太完整的素材，但是最后他们都会采用的。不错的，这样我会有工分赚。”“小编”04说：“这太正常不过了，人无完人，谁能把信息铺陈得那么全啊，特别是一些提示性的背景信息，我们通过互联网，会比记者来得更快，这样我们和记者就形成了一种挺好的‘配合’。”
　　在媒体J中，“小编”与记者的关系一般来说是融洽的，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双方会给足彼此面子（即便记者给出“不靠谱”的素材，但“小编”会通过对比核实，给记者“挑错”，并告知记者，素材在哪里有问题）。虽然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存在着一定的“规章制度”，但“小编”与记者往往都不接受制度对行为的“刻板约束”，而是“试图让制度自身也很有弹性”（翟学伟，2013：72）。进一步来说，基于微信这种社会化媒体的新型新闻生产活动的制度也有弹性，其中的一大关键因素便是“小编”与记者之间的“脸面观”。需要指出的是，“纯粹讲道理”对中国人是不大行得通的，而“持中与平衡”的“情理合一”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翟学伟，2013：72），毕竟“双方给面子”是中国人“和谐行为”中不可忽视的支配或影响因素（金耀基，2013a：73）。虽然“小编”与记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向度较为复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给足脸面。彼此之间给足脸面，不仅可以让双方的工作顺利地展开下去，更可以使双方的人际关系维持一种“持中与平衡”。
　　（三）“脸面观”与微信的“媒介化渗透”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记者可以脱离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生产活动；“小编”也可以不需要记者，自己就能“拼贴”他者的文本（即上文提及的O点）。但为了保持一种“平衡性”，双方多多少少会想着给予彼此脸面。虽然微信公众号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新闻生产活动，但不遵从“脸面观”的人是会被看成“不合群的、搞不好关系的或者难以相处的人”（翟学伟，2017：151）。科级干部02在日常管理中，对此深有感触：我们台开始运营微信公众号推文后，记者的热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一是，我们没有要求记者放弃广播新闻的采制，而这个活动真的是蛮辛苦的，你想想他（她）要从搜罗选题开始，然后去现场采制新闻素材，特别是要尽量获得精彩的声音性素材。回到办公室之后，还要整理声音素材，将其变成文字符号，进而写作录音报道。编辑审稿通过后，记者要进行口述、剪辑与制作合成。这一轮下来，真的特别辛苦。二是，记者挣工分，其实完全可以放弃微信推文这个渠道。这是因为记者可以从录音报道稿件这块获得工分，而想要偷点懒的话，就把录音报道的文字稿甩给“小编”就行了。“小编”也不好意思不使用，署个名的话，双方的关系就会维持得很好。
　　将记者广播新闻文本的采写考核与微信公众号推文文本的采写考核放在一起，本身就陷入了上文中提到的媒体融合的“竞合视角”误区（胡翼青，李璟，2020）。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的要求与广播新闻采写的要求不同，但为了满足媒体J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一定的“自采稿件”的数量，“小编”也不能完全放弃记者的稿件，即便记者给的素材很差，为了确保“不撕破脸”，给记者署个名丝毫不会对“小编”自己有什么影响，反而还能维系“小编”与记者的人际关系。
　　新闻业务层面的采写编评固然会有一套稳定的要素和相对稳定的基本规范，但新的技术，必然引发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杨保军，2019a）。也就是说，当微信公众号推文进入新闻室后，围绕这种社会化媒体所带来的新型稿件，记者的新闻采写活动理应发生很大的变法，即按照上文中提及的多媒体新闻稿件的要求去执行。但是，由于“竞合误区”根深蒂固地存在，“小编”与记者没有事先计划、事先商量般地选择了通过维系脸面，来确保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活动的顺利展开。
　　戴宇辰（2018）曾指出，微信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媒介化的渗透”，而媒介化的研究理应针对在地性的“中国场景”进行勾连；更为重要的是，媒介化研究要将“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变迁”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这样就会避免类似“媒介塑造社会”的单向度思维结论。“媒介化的渗透”自然而然地也介入了中国人的新闻室新闻生产活动。这不仅催生了“小编”这种新型的编辑工种，还使得记者与“小编”的人际关系变得比他们与传统编辑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而记者与“小编”通过“给足彼此脸面”、“维系人情世故”（翟学伟，2017：69）的中国人“人际关系”法则，又促使这种“媒介化渗透”在新闻室内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换言之，“小编”与记者之间的“脸面观”同微信的“媒介化渗透”建构出了一种互动关系（见图2）。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印证了翟学伟（2017：104）提出的，“影响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更多的因素是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有直接关联”。微信带给新闻室新的新闻生产文化，而“小编”与记者做出的“给足彼此脸面”的价值选择，正是贴合了微信这种社会化媒体所生发的相对复杂的稿件呈现样式与人际关系向度。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个新闻媒体倘若没有记者，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上文中提及的O点情况在各家媒体中经常出现，这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记者深入基层一线或事件现场，是一家媒体彰显自己独立品格且保证其存有“公共性”的意义的价值所在。过度地让O点成为“常态”，那么这家媒体或许会沦为一个信息发布平台，丧失其媒体独立性，进而使其自身的发展走入愈演愈烈的“恶性怪圈”。
　　我们不必苛求所有的媒体在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活动中做到1点那种情况，但4点、5点的情况应该是占绝大多数的，进而向1点不断努力。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者彭芸（2017：4）有言，“材料是新闻的本，就是‘事件’，发生过的‘事’，有所‘本’，再配上报道者的功力，是清蒸、是红烧，如果没有原事件，怎么烹煮，都是假，都在吃调味料。好的素材吃原味，而原味就是‘新闻事件’本身，不会因为科技、平台有所不同”。如果任由O点情况成为一种常态或习惯，那么“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景象则会在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出现。换言之，倘若我们一味地任由“小编”随意找来素材在微信公众号推文的编辑区里“拼贴”，我们则要思考“没有记者的世界需要人们付出多少惨痛的代价”这一命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研究并不是不重视“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深知遵守新闻纪律等各种“硬杠杠”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忽视本土性极强的“面子”、“人情”等因素是不是会遮蔽掉经验材料中许多重要的内容呢？因此，笔者从一个本土性的“人际关系”视角出发，去探究当下新闻生产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与讨论，我们可以将本文的结论概括为：围绕着微信公众号推文的生产，“小编”与记者两个工种之间产生出九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向度，而这九种人际关系向度又与中国人的“脸面观”相呼应，并深深地影响着媒体微信公众号推文的新闻生产活动。可以说，本研究从一个以往被多数人忽视的本土微观视角切入，审视了微信这种社会化媒体对新闻室的“媒介化渗透”。本文的理论增量在于，“媒介化渗透”不仅导致新闻室的人际关系文化更为复杂，更促使“脸面观”的人际关系原则影响着新闻生产活动，它们彼此产生互动性的效应，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生产文化表征。
　　当然，本研究仍存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作为一项本土的个案研究，本文提出的“小编”与记者的九种关系是紧紧围绕微信公众号推文生产的，这一人际关系向度模型需要今后通过拓展个案去不断进行证实。如果“失去”推文，这九种关系自然是不存在的。一旦人际关系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这一微观性研究的相关启示则要更换到变化之后的环境下，进行“重新考量”。凡此种种，都可能是我们在今后的讨论中，需要进一步明晰的。■
　　
注释：
①较为典型的是，在一些医院里，一些通讯员往往兼有某某报纸的记者身份，他们也持有国家颁发的“记者证”，但他们的稿件多是由各个科室医护人员提供的。
②关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与西方人之间“关系”不同之处的相关论述已较为详备，特别是“脸”、“面子”等元素很难在西方人的社会互动中寻觅到。具体论述可参见正文中提及的翟学伟教授的文献。
③省级媒体中的“一报两台”指的是该省的党委机关报、省级卫视、省级新闻综合广播电台或新闻广播电台。
④访谈人员的基本信息详见“附录1”，半结构化访谈的问题提纲详见“附录2”。
⑤为了尽量保持研究不影响正常的日常工作，笔者不会因研究的需要而破坏“小编”工作的常规。
　　
参考文献：
艾丰（2010）。《新闻写作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白红义（2017）。在新闻室做田野：作为方法的新闻民族志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61-67。
白红义（2018a）。重构传播的权力：平台新闻业的崛起、挑战与省思。《南京社会科学》，（2），95-104。
白红义（2018b）。《新闻研究：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阳（2018）。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6），10-21。
陈阳（2019）。每日推送10次意味着什么？——关于微信公众号生产过程中的新闻节奏的田野观察与思考。《新闻记者》，（9），23-31。
戴宇辰（2018）。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147-156。
胡菡菡（2017）。“反学科”的传播学：告别“范式”想象，回归研究问题——从对两篇优秀硕士论文的学术论争谈起。《新闻记者》，（1），78-82。
胡先缙（2004）。中国人的面子观。载黄光国、胡先缙等（著），《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40-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翼青，李璟（2020）。“第四堵墙”：媒介化视角下的传统媒体媒介融合进程。《新闻界》，（4），57-64。
黄典林（2018）。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5），35-43。
黄光国（2004a）。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胡先缙等（著），《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1-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光国（2004b）。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沟通行动。载黄光国、胡先缙等（著），《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63-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彦翔（2008）。搞关系、玩面子：记者面对消息来源的冲突化解策略。《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5），129-153。
黄旦（2019）。试说“融媒体”：历史的视角。《新闻记者》，（3），20-26。
蒋逸民（2011）。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4），11-18+155。
金耀基（1992）。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二十一世纪》（香港），（12），143-157。
金耀基（2013a）。“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载金耀基（著），《中国社会与文化》（第49-7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
金耀基（2013b）。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金耀基（著），《中国社会与文化》（第21-4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
李东晓（2019）。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新闻记者》，（4），15-27。
李明哲（2013）。《多媒体互动新闻写作：理论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照真（2014）。其实，华人媒体并不在意社群网站。载罗世宏、童静蓉（主编），《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第121-138页）。台北：优质新闻发展协会。
林照真（2017）。《新闻，在转折点上：数位时代的新闻转型与聚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昌德（2020）。小编新闻学：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体如何转化新闻专业。《新闻学研究》（台湾），（142），1-58。
陆晔，周睿鸣（2018）。新闻创新中的“协作式布展”——媒介融合的视角。《新闻记者》，（9），8-19。
彭芸（2017）。《数位时代新闻学》。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
孙玮（2015）。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12），5-18。
王辰瑶（2018）。新闻融合的创新困境——对中外77个新闻业融合案例研究的再考察。《南京社会科学》，（11），99-108。
王海燕（2019）。加速的新闻：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10），36-54+127。
王敏（2016）。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南京社会科学》，（12），100-105+113。
夏倩芳（2013）。“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28-36。
谢静（2016）。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4），10-28+126。
杨保军（2019a）。论作为宏观新闻规律的“技术主导律”。《国际新闻界》，（8），108-134。
杨保军（2019b）。《新闻规律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殷文，张杰（2017）。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自我、叙事与读者关系的民族志新进路。《新闻记者》，（12），79-86。
翟学伟（2005）。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平衡性问题：一项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1），140-156。
翟学伟（2013）。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表达。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第61-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4）。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兼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开放时代》，（4），170-182+9。
翟学伟（2017）。《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张咏华（2017）。《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志安，章震（2018）。重审语境与重新出发：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化”脉络和反思。《新闻记者》，（9），42-55。
Alexander, J.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8(1): 9-31.
BastosM.T.Raimundo, R.L.G & TravitzkiR. (2013). Gatekeeping Twitter: message diffusion in political hashtag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35(2)260-270.
CastellsM. (2007). 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8-266.
DeIuliisD. (2015). Gatekeeping Theory from SocialFields to Social Networks.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34(1)4-23.
Ferrer-ConillR. & Tandoc, E.C. (2018). The Audience-OrientedEditor.Digital Journalism, 6(4)436-453.
GansH.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and.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JacobsR.N. (1996). Civil Society and Crisis: CultureDiscourseand the Rodney King Beating.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1(5): 1238-1272.
Josévan Dijck & Thomas Poell.(2013).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Media and Communication1(1)2-14.
TandocE. & VosT. (2016).The Journalist is Marketing the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10(8)207-228.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Y: Free Press.
WasikeBS. (2013). Framing News in 140 Characters: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 the News and Interact with Audiences via Twitter.Global Media Journal6(1)5-23.
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张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路径优化与机制再造研究”（编号：CUC200D048）和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编号：JG2015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仇筠茜副教授对本研究给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