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
　　【本文提要】数字时代技术的更迭，不仅孕育着新的社会生产与资源分配，同时也再造着社会个体的生存方式。本研究以“底层”视角观察一位“60后”下岗工人的数字化生存实践，发现底层个体具有强烈的再社会化的主体自觉。底层因技术赋权而得以打破现实资本和传统生存场域的桎梏，通过场景、文化、关系的三重连接拓展出数字时代新的生存、劳动和交往空间，并以一种表演和游牧式盗猎的生存策略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重构自我并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本研究同时有助于理解底层数字化生存实践中再社会化可能面临的机遇、阻力和挑战。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 底层 文化反哺
　　【中图分类号】G206
　　
一、文献回顾：社会变迁中的“底层”个体视角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印度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以下层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热潮，即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等人成为当时印度底层学派的杰出代表。该学派质疑精英主义史观，对以精英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底层民众行为的现象予以批判。2005年，国内出版了《庶民研究》丛刊系统介绍了印度底层学派，此后“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将底层研究的概念理论化为分析工具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林仲轩，2018），开启了从“底层”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的路径。何谓“底层”？陆学艺认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均属于底层群体（陆学艺，2002：9）。孙立平则将“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心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划入“底层群体”的范畴 （罗峰，文军：2014）。由此看来，从经济状况来说，下岗工人无疑是属于“底层”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我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资料显示，十年间共有3000万企业工人下岗 （陈甬军，1999）。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几经改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身当家做主人，获得了来自政治经济上的全面认可；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导；再到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面临重组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工人阶级滑落到了“社会底层”，从“主流阶层”跌至“弱势群体”（黄艺红，2007）。在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看来，这一过程造成了下岗工人被迫从单位制中“脱嵌”，即“个体从传统的，赖以获得安全感、稳定性与自我认同的旧机制（制度、约束关系）中脱离出来”（范明林，董云芳，2016）。它不但带来身份的“断裂”，还意味着单位惯习和制度依赖的瓦解。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的集中关注。综观现有成果，研究总体具有强烈的时间序列性（何方淑，2014），普遍集中在1997年后的十五年间。而关于下岗工人个体化的 “人” 的研究，尤其是展现其积极行动的成果仍屈指可数。伴随着“下岗工人”成为一个历史性称谓，相关研究已日渐淡出学界。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比特替代原子”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对人们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带来了人类生存和思维方式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时代人的数字融入是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受时代裹挟的下岗工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数字时代的洪流。相比上一次从“单位人”被迫转为“社会人”引发的心理和行为“震荡”，这一次数字时代的冲击又将给曾经的这个群体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极为有限，尤其是下岗工人作为底层的个体叙事匮乏。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如果不和个体的社会行动联系起来，那不过就是一些抽象名词（刘少杰，2004）。因此，本研究从“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聚焦下岗工人真实的日常生活情境与行为言说，将鲜活的个体数字化生存的微观实践作为研究关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理解和回应以下问题：
　　Q1：底层个体在数字时代是被“抛弃”还是基于个体自觉地主动融入？
　　Q2：底层个体如何进行数字融入？如何在数字时代拓展出新的生存可能？
　　Q3：底层个体的数字化生存给其带来了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实施：下岗工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观察
　　本研究以下岗工人Z作为研究个案。Z是笔者的一位长辈，这种基于熟人的观察自从笔者记事起至少跨越了三十年。Z下岗后艰难的谋生之路以及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新的生存机遇和挑战无疑是下岗工人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引发了笔者的研究悸动。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间，笔者对Z的个体生命历程及数字化生存实践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Z及其母亲、妻子、女儿、姐姐进行了半年一次的深度访谈。之所以选择Z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其身上具备多重身份标签，即“60后”“下岗工人”（传统弱势群体）、“数字移民”①（数字弱势群体）、“身处西南边陲小城镇”（地理边缘化）、“网约车司机”（数字谋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与个体多重身份的碰撞往往会呈现出更多个体的生存矛盾和冲突。作为一名处于社会底层逐渐被边缘化的“60后”“数字移民”，不同于“数字难民”②的力不从心，更不同于“数字土著”③的与生俱来，他们依然拥有利用网络红利谋生，谋求数字时代的社会资本的可能，这一现象触发了笔者关注媒介技术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1963年12月，Z出生在西南边陲小城镇的一个工人家庭，童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父亲由于“站错队”被打成“走资派”，那一年Z还不到四岁。1981年4月，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风气感染下，初中文化的Z通过招工进入当地一个国有大型企业——X纺织厂，成了人人“羡慕”的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每月能领到几十元工资。不久后，父亲因肺癌病逝，母亲撑起了整个家，五个孩子，只有老大成了家。
　　“现代社会最本质的变迁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和重塑”（解彩霞，2018）。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减员增效”带来了第一轮“下岗潮”，X纺织厂也未能幸免。当时Z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正上小学，妻子L是当地另一家国企的职工，企业效益同样日渐下滑。1999年，Z被迫买断了18年的工龄，拿着一万多块的补偿款正式“下岗”，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
　　然而，这种时代的变迁和命运的变故对于个体并非总是消极的。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发现大萧条也有积极的一面，促使人们培养了“新的社会适应性”（埃尔德，1998/2002：12-18）。“脱嵌”后如何“再嵌”入社会新机制是一个不断寻找自我、认同自我的煎熬过程。脱离了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下岗工人大多并无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迫于生活，Z启动了自身的学习能力，考取了驾照。驾驶技术成为Z日后唯一能够养家糊口的技能。他先后干起了中巴车长途客运司机、出租车司机等，最后都因“没有资本”进行车辆升级更新而频繁遭遇职业变动。
　　“再嵌”的过程是持续的、动态变化的。2017年初，Z在亲友的资助下，贷款购买了一辆大众“途观”车，这一次他不想因为“资本”受限而再次错失机遇。Z开始了网约车司机的职业生涯，数字化生存实践由此开启。因为车型豪华，共享经济的发达，数字时代对供需的精准匹配，Z竟月入万元，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是在传统生存空间中无法企及的。这一次数字时代的主动“再嵌”，仿佛让他迎来了职业的春天，而此时他已经54岁。
　　然而，数字时代为个体带来红利的同时也暗藏危险。Z的女婿因“网贷”而欠下巨额债务，虽然女儿最终离了婚，但带着刚满周岁的外孙女和近100万元的债务搬回了娘家——一家四口蜗居在上世纪80年代兴建的X纺织厂不到50平米的职工宿舍里。妻子L总算“熬”到了退休年龄，每月如期领到一份2600元的退休金。中专毕业的女儿一直在这个城市四处打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3000元。面对巨额网债、车贷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外孙女，Z成为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和最大的经济来源。曾经对生活的憧憬、对职业的期望瞬间又被打回原形，梦想再一次让位给生存。“每天我要赚到600块才敢回家，才能勉强还债和生活，我不挑剔，有单就接啰。这样至少在我60岁退休前能把债还清”，这成了Z当下最简单、朴素的“梦想”。
　　“再嵌”也是一个自我认知与协调的过程，正如米德所认为的，个体在其中会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他所属的情境，并对此作出反应（米德，1962/1992：162）。从招工进厂到“买断工龄”被迫“脱嵌”再到自谋生路主动“再嵌”，从跑中巴车到出租车再到现在开网约车，每一次选择都饱含着个体与命运抗争的主体自觉。从青壮年时期开始谋求“改变”，一路走到中老年，每一次“再嵌”都是Z在个体化过程中，基于现有社会资本下的有限的自我突破。
　　
三、阐释与讨论：底层数字化生存的机遇、路径、策略及意义
　　（一）生存机遇：网络空间的拓展
　　访谈中，研究者提起为何当初没有考虑到发达省份打工或下海经商，而在一次次职业变动之后最终决定投入所有的现实资本到网约车行业中，Z无奈地说：
　　“云南人本来就是家乡宝，外出打工的人不多，而且我是城里人，我身边几乎没有外出打工的，没有哪个可以帮我引荐啊。外出打工还不如那些农民工吃得开，他们都是老乡带老乡。下海做生意要资本的，我一穷二白，有什么钱去下海？家里头世世代代也没有做生意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是小工人，企业都全部改制破产，哪个也没有条件帮衬哪个。当司机挺好的，靠技能吃饭，赚得也多。要是当初没有买这辆途观车，没有跑网约车，我现在人到老年为了还债，恐怕连房子都保不住，要睡大街了。好歹么，我一天跑十四五个小时，也可以每月赚到一两万，不至于被命运打倒，这已经是我这辈子赚得最多的了，该知足啦！”
　　从中不难发现，由于现实关系资本和经济资本受限，Z被钉在属于他的社会位置和生存场域中难以流动。信息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的更迭，更孕育着新的社会生产和资源分配。“新型的技术空间与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结构互相交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赋予社会架构、劳动关系更多的可能性”（庄曦，王旭，刘百玉，2019）。数字时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1995/2017：前言61）。随着日常生活向线上的整体性搬迁，催生了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面向底层的数字化生存路径开始涌现，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数字化的生存路径首先打破了现实关系资本和传统生存场域的桎梏，因为“连接”则意味着关系资本的生发和拓展、生存空间和规则的再造。其次，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最大化。创造力、想象力、体力等一切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可找到对应的数字化生存的路径，最大化地释放了人作为自身生产力的价值。而底层数字化生存的实践过程是技术赋能和生存逻辑同构的结果，现实生存的艰难倒逼底层谋生空间的数字化拓展。
　　作为共享经济的重要模式，网约车平台是指“基于移动互联网、以手机APP为主要服务平台、为具有出行需求的顾客和具有出行服务资格与能力的驾驶员提供信息沟通和有保障连接服务的新型商业运行模式”（张莉，2016）。Z加入了“滴滴”、“首汽”、“携程”等各种平台，尽可能整合网络社会资本，占有更多的供需资源，接更多的单。网约车平台“使弱势群体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丁未，2009）。据滴滴出行发布的《新经济，新就业——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披露，从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2100多万人通过该平台获得收入。其中，约393万去产能行业的职工得以重新就业。④这正如林南认为的，“电子网络为行动者获取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平等化的机会”（林南，2001/2005：217）。
　　（二）实现路径：“场景—文化—关系”的三重连接
　　Z涉足网约车领域得益于其他下岗工友的介绍和鼓动。基于身份认同，这个群体依然保持着联系和互动。“下岗工人”在谋生的心理和行动上总是结成天然的“共同体”。当“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尝到数字谋生的“甜头”时，便会迅速带动其他的“行动者”进入。而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是对自己的实践过程具有主导能力的行动者”（郑杭生，杨敏，2006）。这一次数字时代的“再嵌”与以往不同，不仅仅单靠驾驶技术谋生，如何运用“网络接单”、“电子支付与结算”、“电子导航”、“即时通讯”等网络新技能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60后”下岗工人来说，如何叩开数字时代的大门，获得数字生存的能力与资本？主体的自觉意识固然重要，但吉登斯指出，“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且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吉登斯，1984/1998：69）。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卡斯特，1996/2001：403）。这种能力正是数字化生存所需的，体现为数字时代的连接和融入能力，是底层迫于生存主动“嵌入”数字时代的一种再社会化的表现。
　　1.场景连接：物理—虚拟空间的生存并置
　　网约车平台给大众提供共享经济的同时，也为底层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路径。然而这样的路径对底层来说是具有相当的“门槛”的。首先，一部优质的智能手机既是开启数字生存实践的接入口，也是数字时代重要的交流沟通工具，是使底层得以接入虚拟空间并在数字生存的场域中实现“在场”的前提。其次，底层必须拥有私家车，这是网约车这条数字化生存路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果说智能手机打通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区隔，网约车平台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供求匹配，那么，网约车则是将这种供求服务在地理空间中得以落地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智能手机、平台、网约车通过多重场景的连接实现了物理—虚拟空间的生存并置。从这个层面上说，这种数字化生存的路径并非全然不依靠“现实资本”。
　　2.文化连接：代际反哺与代内反授
　　“不能在编码与解码、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由切换的个体将不被认可为数字子民”（黄全利，2015）。因此，数字时代的人依然面临着再社会化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作为“数字移民”的下岗工人，数字融入的能力可能关系着当下的生存与交往。然而，技术总是带有天然的歧视和偏见。“这种控制数字化的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尼葛洛庞帝，1995/2017：232）。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著名的“后喻文化”，即在急剧的社会变迁面前，年长一代的经验可能失去传喻的价值，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传承方式开始出现（Mead， 1970）。周晓虹将“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其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概括为“文化反哺”（周晓虹，1988）。数字时代，“数字代沟”作为“数字鸿沟”的重要表现，衍生出“数字反哺”，即子代对亲代在新媒体技术上的教授。Z最初对智能手机的运用得益于其女儿S的“指点”。如何打字、发微信、发朋友圈动态、使用网络支付、使用抖音等基础技能，几乎都是Z在日常生活中基于需要的随时“求教”。然而，Z真正进入网约车行业进行数字谋生则主要得益于工友们的互助。与代际间的数字反哺相比，这种年龄趋近的工友间的互助更有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有学者将之称为“代内文化反授”，并认为代际文化反哺和代内文化反授是反向社会化的两种重要模式（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2017）。从Z的数字化生存实践来看，这两种模式形成了重要的文化支持系统，赋予了Z成为“数字子民”进而开始数字谋生的可能。
　　3.关系连接：个体与社会资本的互动勾连
　　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网约车司机利用微信群结成了“职业共同体”。Z一共加入了5个微信群，最大的群有500人，最小的也有100多人。这些由网约车司机自发组建的微信群，“几乎都是失业群体”，“平时谁有其他挣钱的机会，也会分享到微信群里进行资源共享”。“基于移动性的职业特征，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即时通讯平台来实现社会联结，形成主体表达，获取社会支持”（庄曦，王旭，刘百玉，2019）。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和获得，最初是在工友的介绍下，由线下“熟人”间的“强关系”慢慢拓展到线上“陌生人”间的“弱关系”，从而将不同群体结合为更大的网络社会（克里斯塔基斯，富勒，2009/2013：46）。而“强连接引发行为，弱连接传递信息”（克里斯塔基斯，富勒，2009/2013：153）。这种网络自组织无疑是Z谋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借助这样的关系网，网约车司机们还依托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涉足旅游包车业务，将线上的资源在线下进行延伸，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平台精准匹配市场供需，微信群拓展关系网络，在两者的双重互动作用下，底层个体获得了在传统社会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拥有这些资源” （Bourdieu， 1986：241）。林南也认为这种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能够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林南，2001/2005：214）。数字时代使得社会资本打破了时空的束缚，数字融入使得底层个体与社会资本得以互动勾连。资本既有经济维度的又有关系维度的，有了资本，皆可变现。Z这一次不再苦于“没有资本”（经济资本），而是经常思考如何利用“资本”（关系资本）。可以说，在传统的生存空间中，个体的社会资本是由出身、地位、环境等因素决定的，个体几乎很难超越阶层而获取关系资本。而在数字生存空间中，关系的连接与再造使得个体与社会资本可以借助社交网络、技术平台实现跨阶层、跨地域的无限连接。
　　（三）生存策略：表演和游牧式盗猎
　　底层个体一旦开启数字化生存实践，就不可避免地进入特定的职业“场域”中。网约车平台在打破传统出租车的行业壁垒时，也制定了相关商业条例和约束机制。这个职业场域并非完全开放、自由的，底层在其中同样感受到了压迫性的“外力”，主要体现为算法逻辑对数字劳动的规训，如平台的抽成机制、基于大众评分的算法派单机制、惩罚机制等。只有那些广受好评的司机才更容易被优先派单，而无故取消订单的司机将遭受来自平台的经济和评分处罚。因而，有意维持车内环境的整洁、舒适，提供热情、贴心的服务，与客人寒暄，向客人索要“五分好评”等都是网约车司机惯用的迫于生存的表演技巧，亦可看作是一种对平台算法的“反向驯化”。
　　此外，底层基于生存逻辑，通常会接入多个网约车平台，在选择和比较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Z为例，他总是在“携程网”等平台优先抢长途单，因为这样的单子里有拓展线下额外收益的可能，如游客进店购物就会产生“提成”等。闲暇之余，Z则利用“滴滴平台”密集性、短途式的派单特点实现碎片化时间的经济产出。德塞都曾将积极的读者看作是“盗猎者”，尽管他们在内容生产层面是受到控制的，但在内容的消费层面却是自由的，读者通常根据自己的意图和喜好以“挪用”、“袭击”、“掠夺”为策略使文本为我所用。此外，他还将积极的读者比喻为“游牧民”，来概括读者那种移动的、善于挪用新材料来制造新意义的行为。“盗猎者”、“游牧民”体现的是作者和读者关于文本所有权与意义控制权的博弈关系。数字生存空间的底层个体类似文本世界中的“盗猎者”和“游牧民”，他们创造性地“挪用”、“拼贴”在传统社会中业已练就的生存技能。他们基于平台间不同的抽成、考评、约束机制等，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和利用各种不同的平台优势，游牧式地盗猎着不同的平台红利，游戏化地适应和抵抗着算法的规制。一旦此平台的红利消耗殆尽，他们便立刻转移到其他的生存战场。此外，他们还积极利用数字空间中的关系资本创造性地拓展线下的生存机遇。这种旨在“为我所用”、“趋利避害”的数字化“盗猎”和“游牧”，成为底层个体对数字化生存规约的一种暂时性抵抗。
　　（四）生存意义：谋生、再社会化与多重认同
　　“现代技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构成人类交往的叙事框架，甚至人生的意义都要到技术环境中找寻”（朱文哲，2019）。数字时代的生存实践，是Z在当下的再社会化，赋予了Z崭新的人生意义。人的社会化是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动态持续的过程，人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社会化与再社会化，以便更好地找准自身定位，更主动地把握自身命运。Z的数字化生存实践遵循着这样一条行动轨迹：迫于生存而主动融入数字空间进行谋生，进而在网络空间中拓展出新的意义生产，积极的社会参与贯穿于“谋生—社交”的数字互动中，并在数字空间建构起新的“自我”和寻求到新的身份认同。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个体对数字“自我”的认知和反思，伴随着个体与社会在网络空间的持续互动。这也正是社会融入的过程，即“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陈成文，孙嘉悦，2012）。可以说，通过积极的数字融入，增加了个体与外界互动的频率以及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1.作为“意见领袖”的自我认同
　　休斯认为，当社会变迁引发人们的身份认同出现混乱时，身份地位困境就会出现（Hughes，1949）。Z从单位制中“脱嵌”后，始终摆脱不了无学历、无一技之长、无年龄优势、无家世背景的“弱势群体”标签。但谈起两年多的网约车职业生涯，Z的脸上却浮现出少有的自信。这种自信对于底层个体来说通常来源于经济地位的提高。“我在我们这个窝子里是顶尖的”，他口中的“顶尖”指的是“最能吃苦”、“赚得最多”、“资源最多”，并且“零差评”。这样的业绩使得他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微信群里的“意见领袖”，获得了来自于“职业共同体”的肯定和认同，进而形成对自我的正面认同，打破了传统职场靠资历、资本分配“话语权”的权力模式。闲暇时，Z几乎都活跃于微信群，那里既有职业交流，也有职业机会，更有来自身份趋近的群体的归属感。工友们彼此交流拉客的心得以及赚钱的技巧，尤其是传授接到旅游包车服务后如何向客人推介景点、茶叶、银饰、玉器等，从而赚取可观的“外快”。微信群里，工友们还经常“晒”单，“晒”今日收入，“晒”可观的旅游推介抽成等。Z每次靠工友们接到“大单”，事后都慷慨地与之进行收益分成。他的豪爽与大气赢得了同行的信任和认可，在自组织的互助下，Z也积累了大量线上与线下的人脉。一家专门从事民宿的客栈联盟正是看中了Z在这个“窝子”里的人脉，想日后“高薪”聘请他，专职从事旅游用车的线上派遣与调度工作，这燃起了Z久违的雄心与希望，但一切还处于等待和未知中。底层有底层的生存方式，他们通常自发“结盟”成各种自组织来强化和壮大个体力量，并通过彼此分享以促进信息的流动，从而帮助个体共同适应环境和抵御外来的风险。
　　2.作为“职业人士”的自我认同
　　作为一名网约车专职司机，Z有意识地打造其职业“人设”，在所有平台上，始终保持着“零差评”、“零投诉”，他还将自己的微信名专门改为“X市Z师傅+手机号”，以强化职业身份。Z的“回头客”很多，他将线上的资源逐渐向线下拓展和延伸，原本线上的陌生人发展成了线下的熟人。对于那些通过平台预约了包车服务的外地游客，Z在驾驶过程中都会充当起“导游”的角色，向游客简单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旅游攻略。自身憨厚朴实的性格给人以天然的信任感，于是Z借机加客人的微信，以维系稳定的客源，将从线上获取的偶然资源发展成为线下的固定资源。平时Z也非常懂得利用微信朋友圈“打广告”。他经常发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土特产的照片，有时还会分享驾驶途中的见闻，“主要是向客人做做宣传”。他还用抖音制作小视频，并不忘将其分享至朋友圈，而内容多半是当地的风景和见闻。Z的职业身份从网约车平台自然延伸至主流的社交媒体，通过向客户展现多元、真实、鲜活的专职网约车司机的形象，来维系客源和拓展线下业务。可以说，Z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基于网络社交的数字化生存路径。
　　3.作为“初级群体”的自我认同
　　库利曾用“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来形容现实生活中与我们经常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密切的群体。通过微信，Z重新拉近了与亲朋好友的关系距离，逢年过节还会十分应景地发发“微信红包”。由于生计所迫，平时Z并无太多闲暇时间在线下与熟人面对面“联络感情”，甚至大年三十也舍不得停止接单，和家人一块吃顿年夜饭。而通过社交媒体碎片化、跨时空的传播，反而增进了他与外界连接与互动的频率，甚至有时也会主动和那些早已跃居“精英阶层”的昔日同窗在线寒暄几句。这与之前线下的传统交往空间大为不同。他时常在朋友圈分享正能量的“鸡汤文”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其面对生活的残酷依旧乐观向上的形象常常获得来自亲朋好友的认可和“点赞”。他也惯常性地以“点赞”作为最便捷的与他者互动的手段。社交媒体弥补了日常忙碌所造成的关系疏离 ，使得“初级群体”间的“强关系”得以维系。而在闲暇时，刷刷抖音也成为其抚慰焦虑和孤独、释放压力的一种免费的娱乐方式。与熟人社会线上的日常互动使得Z获得了稳定的归属感，也逐渐消解着内心的孤独。数字时代，Z作为“初级群体”中的自我是积极的、开放的，这与之前传统交往空间中的自我截然不同。那时迫于生计以及处于底层的焦虑和不自信，Z专注于谋生而疏离“关系”的经营，曾将自我封闭在弱势群体的边缘空间之中。而积极地数字融入带来了交往空间的拓展与强互动，使得马斯洛“爱与归属”的需求层次得以满足，使其在亲密关系中慢慢重建起因身份地位而一度遮蔽的自信。
　　可以说，作为底层个体，Z并非原子式的存在，迫于生存压力，下岗二十年来，他始终在积极、持续地“嵌入”。然而在传统生存空间中，劳动的艰辛换来的始终是微薄的收入和职业的持续变动。这一次数字时代的“再嵌”，使其发掘和拓展了线上—线下的双重生存空间，同样的辛劳换来的是成倍的报酬。数字谋生成了Z再一次抵抗命运危机的救命稻草。从中，Z重拾了在传统生存空间中早已遮蔽的自我，重获作为主体的自我的认同。
　　
四、余论：控制的张力与摇摆的机遇
　　网络经济催生了新型的劳动实践——数字劳动，其灵活多变、个性化的用工形式最大化地激发劳动者的自主性，多劳多得等特点的确为底层群体拓展出新的生存机遇和空间，再造了新型的劳动关系和规则，实现了底层与社会资本的互动勾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群体在传统劳动场域中较为被动的境遇。平台经济驱动下的数字劳动，其实质是劳资关系更灵活、劳动主体性更强、技术门槛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因而，对底层群体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技术的可供性。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职业迅速成为底层数字化生存的主要路径。技术赋权为底层的个体劳动带来了超越传统劳动实践的翻倍报酬，这多少给底层家庭带来了经济福祉。而更为重要的是，底层在数字化生存场域中重获了主体性和新的身份认同，甚至带来了“向上”流动的希望，而后者究竟是否又是一场乌托邦式的想象已无关紧要。
　　Z的个体化贯穿了一条重要的主线，即被迫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单位制中“脱嵌”，到作为“社会人”基于生存需求的持续地、主动地“再嵌”过程。然而，个体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主体性（subjectivity），也不意味着绝对自由、不受约束地在真空里玩杂耍（Beck & Beck Gernsheim， 2002：19）。从“脱嵌”到数字时代的“再嵌”，Z无非是从旧的控制走入一种新的控制，个体表演与游牧式盗猎的生存策略也终究逃不出新型的制度、资本与技术的权力之网。近年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相继出台，国家要求平台和司机均需持证上岗。此外，“滴滴司机”深陷多起丑闻，并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致使国家对网约车平台继续加大规范力度，不断提高行业标准和运营资质。但对以网约车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脆弱群体来说，政府的规制、平台的约束意味着运营成本的增加和数字生存空间的压缩。底层个体在数字时代的谋生具有强烈的政策依附性，既有共享数字福祉的机遇，又面临随时被迫“退出”的危险。Z对此十分焦虑，这决定着他能否实现在60岁前还清债务的现实目标。
　　以Z为代表的底层人处于社会急剧的转型和变迁中，却由于主客观因素而错失时代际遇，在命运大浪淘沙后逐渐沦为边缘弱势群体。这些“60后”底层个体已经鲜有打破身份的藩篱，从“边缘”走向“核心”，进入精英空间的可能。他们从数字融入到数字生存或许只是期许通过自身的努力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社会资本，以“更好地活在当下”。然而，这样的朴素愿景依然面临着“自上而下”的权力的规制与“不可预知”的风险。如同布尔迪厄所认为的那样，个体的苦难看似是卑微的、主观的，但却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可以说，“底层”的数字化生存实践不过是在权力的张力中寻得的一种摇摆的机遇，是在技术与权力博弈的夹缝中获取的一线脆弱的生机。
　　Z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迫脱离“大锅饭”的产业工人，下岗后无学历、无一技之长、无年龄优势、无经济和社会资本、无家世背景等，使其唯有靠体力谋生，而体力在传统劳动空间中较为廉价。相比之下，同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有土地可退守，而下岗工人的生存选择空间则更加狭窄。二十多年来，Z始终为生存挣扎，人到老年又面临巨额债务。无疑，Z就是底层群体中的一员，他绝非个案，其背后站着无数如他一般鲜活的底层个体。无论是被时代“抛入”社会的、仍在艰难谋生的下岗工人，抑或是进城务工的新一代城市农民工，他们都始终由于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劣势在传统生存场域中遭遇“底层”身份的固化。而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造就了新型的劳动关系，底层得以主动将身体与劳动接入网络平台进行数字化变现。在激发劳动自主性、提高收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政策的风险和平台的规制。概而言之，底层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个体苦难，但其面临的数字化生存机遇、路径、策略、风险却是相似的。与此同时，底层的数字化生存实践又是极其脆弱的。将研究的视角从追求特殊性转向普遍性，从关注“不平凡”转向对“平凡人”的生活世界的考察，或许正是“底层”视角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②③美国教育学家迈克·普伦斯基将“数字子民”划为迥然相异的两代人：“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在此基础上，周裕琼从年龄上进行了具体划分，以1995年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作为分水岭，将“40后”和“50后”划为“数字难民”，因为对于当时处于中年的他们，新媒体令人恐惧并难以亲近；而将“60后”和“70后”划为“数字移民”，对于当时正处青壮年的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慢慢适应；而将“80后”、“90后”和“00后”划为“数字原生代”（“数字化土著”），这是伴随着新媒体成长起来的一代。参见：周裕琼（2015）。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 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新闻与写作》，（12），53-56。
④《滴滴政策研究院：新经济，新就业——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2017-10-24 https://www.sohu.com/a/199915625_483389
　　
参考文献：
埃尔德（G.H.Elder）（1998/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陈甬军（1999）。中国过渡经济中的劳动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经济问题》，（5），3-5。
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2017）。代内“文化反授”：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社会学研究》，（1），78-100+244。
陈成文，孙嘉悦（2012）。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6），66-71。
丁未（2009）。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10），76-81。
范明林，董云芳（2016）。从“脱嵌”到“再嵌”的张力及困境——个体化视角下的单亲贫困母亲生命故事分析。《江海学刊》，（2），106-115。
何方淑（2014）。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研究综述。《青年与社会》，（4），130。
黄艺红（2007）。解构与嵌入：转型期东北社会下岗失业群体的社会适应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大学。
黄全利（2015）。个体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凸显。《学术探索》，（1），98-103。
吉登斯（1984/1998）。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林仲轩（2018）。底层弱者的“武器”：个体表演、例外话语和身体暴力。《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87-93。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峰，文军（2014）。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101-107。
刘少杰（2004）。以行动与结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评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国外社会科学》，（2），21-28。
林南（2001/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机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曼纽尔·卡斯特（1996/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1995/2017）。《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2009/2013）。《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乔治·H.米德（1962/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解彩霞（2018）。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青海社会科学》，（1），111-117。
庄曦，王旭，刘百玉（2019）。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6），36-58+127。
张莉（2016）。网络约车：新规后的发展趋势。《今日中国》，（9），60-63。
郑杭生，杨敏（2006）。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人的主体性的新发展与以人为本的时代源泉。《河北学刊》，（3），73-82。
周晓虹（1988）。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1），22-26。
朱文哲（2019）。身份藩篱：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基于京津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新闻与传播评论》，（2），24-36。
Bourdieu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BeckU.& Beck Gernsheim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HughesE. C. (1949). Social Change and Status Protest:An Essay on the Marginal Man.Phylon (1940-1956) , 10(1).
Margaret Mead (1970). 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张文娟系大理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底层研究’视角下的下岗工人数字化生存考察”（编号：CUC200D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