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声武 刘倩
　　【本文提要】湖北是近年来舆情事件多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使领导干部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其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情况备受关注。经过调查发现，领导干部接触媒介的主动性较强，对新媒体有一定的使用，但是新闻传播基本知识较为缺失，利用媒介推动实际工作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领导干部 媒介素养 新闻宣传
　　【中图分类号】G211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管理者，其媒介素养状况也是其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种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习近平，2019）。
　　湖北地处我国中部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国民生产总值（GDP）近几年一直在全国排第七位左右，经济地位日趋凸显。湖北也是近年来舆情多发地区。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仙桃垃圾焚烧事件、“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等，都一度将湖北推向舆论的中心。2019年底至2020年初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件，更是使湖北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湖北的领导干部不得不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2017年，我们对湖北省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进行过一次调查， 2019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媒体生态也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再次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进行了调查。本文即是基于2019年调查数据作出的分析，部分数据与2017年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媒介素养问题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更是媒介素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一）媒介素养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利维斯（Leavis）和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其著作《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提出“文化素养”的概念，也是“媒介素养”的滥觞，旨在教育青少年抵制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低水平满足”。之后，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在美国召开的媒介素养领袖会议定义媒介素养为：运用、分析、评判和创作各种媒介的能力。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提出，媒介素养培养的是对媒介本质、媒介常用技巧、手段及其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英国媒介学者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认为，“媒介素养意指为了使用和解读媒介所必须的知识、技巧和能力”（Buckingham， 2003：36）。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其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张玲，2004）。这些定义也被我国学者认同和借用。
　　自上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概念诞生至今，其内涵先后经历了四次范式转移：第一代保护主义范式，源自英国传统利维斯精英式的观点，认为大众媒介是下九流的带菌者，“批评意识的训练”能够提升公众对大众媒介的免疫力；第二代媒介信息选择与辨别范式，认为应引导受众提升辨别力而不是免疫力，关键在于引导受众做出明确的选择；第三代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范式，认为应当培养受众的批判解读能力，以区分媒介真实与客观真实；第四代参与式社区即赋权与使用范式，强调应关注受众的社会权利与行动建构（陆晔，2008）。
　　大卫·帕金翰认为，英国媒介教育发展经历了甄别模式、文化研究和大众艺术、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等阶段。以往媒介素养教育趋向于一种保护主义倾向，认为传媒具有巨大影响，受众是脆弱、易受伤害的，要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使之获得分析媒介内容的能力，摆脱媒介腐蚀（Buckingham，1999：33-43）。近年来英国也提出“超越保护主义”，更注重参与而非防范，立足于受众已知的内容，注重其自主性。
　　（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
　　自上世纪90年代媒介素养研究引入中国后，逐渐受到重视，对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也成为其中重要方面。特别是2009年以来，曝出“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邓玉娇案等一系列舆情事件，使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问题成为研究热点（翟霞，冀翠萍，2018）。
　　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包括接触、选择、解读、认知、判断、使用相关媒介及其信息，以及运用媒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戴永明等将媒介素养分为“政府公民的媒介素养”、“传媒公民的媒介素养”及“个体公民的媒介素养”（戴永明，蒋宏，2004）。彭兰将媒介素养在公众、传媒业者、政府机构和官员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媒介素养应该表现为“对媒体角色、功能的认知及相应权利的保障，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权利的保障，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彭兰，2013）。班允凤提出“政府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对媒介知识的认知程度及运用媒介为政府行政服务的能力”（班允凤，2011）。
　　相应地，不少研究者对不同地区、部门的领导干部群体媒介使用和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提高媒介素养的对策。比如，李美娴认为领导干部对媒体抱有“鸵鸟”、“路人”、“家长”三种心态，领导干部应树立学习意识、身份意识、为民意识（李美娴，2017）。蒋颖认为领导干部应具有较好的新媒体素养：打破话语权垄断，善于运用网络媒体，善于运用非专业媒体，善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正确面对舆论监督（蒋颖，2013）。
　　
二、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媒体、自媒体消解了日常生活中原有的空间、时间，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的界限，媒体随时随地充斥在我们周围，领导干部被置身于波斯特所言的数字化的“超级全景监狱”中，这就对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提出新的要求。
　　2019年11月，我们对湖北地区334名干部进行了媒介素养的相关调查，共发放问卷334份，回收322份，回收率为96.4%；其中有效问卷316份，有效率为98.14%。316份问卷中厅级干部为35份，处级干部228份，科级干部53份。
　　从调查对象就职的地域看，就职于武汉市辖区（包含省直机关）的领导干部为151人，就职于湖北省其他各市州的为165人。从调查对象的供职单位的性质看，供职于党委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有274人，占86.7%，其余大多供职于省属国有企业。从调查对象的学历构成来看，本科学历人数为209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89人，这两部分人员占比为94.3%。
　　（一）领导干部媒体接触情况
　　1.网络媒介已成为最主要信息接收渠道
　　上网已经成为领导干部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占54%；选择看电视的占13%，看报的占10%。另外还有18%选兼而有之（图1　图1见本期第75页）。这表明网络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便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传统的电视、报纸基于其内容生产能力及其公信力仍受到重视。
　　在“经常接触的媒介类型”的调查中，排第一位的是网站，第二位是电视，第三位是微信微博（图2　图2见本期第75页）。报纸由2017年调查中的第三位降到了第四位。
　　2.使用手机上网者比例大幅提升
　　在“上网所使用的工具”这一调查中发现，智能手机使用率明显上升。219位受调查者使用手机上网，占69%；75位受调查者使用电脑，占24%；22位受调查者使用Ipad，占7%。与2017年数据对比，手机使用和电脑使用比率一升一降（图3、4　图3、4见本期第76页）。
　　3.年轻干部更偏爱微信微博，年纪长、级别高者更偏向传统媒体
　　年龄与媒介接触类型的交叉分析发现，35-45岁的中青年领导干部最常接触的是微信微博，46-50岁最常接触的是网站，51岁及以上受调查者最常接触的媒介类型是报纸。
　　在与文化程度与媒介接触类型的交叉分析中发现，本科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领导干部最常接触电视，研究生及以上领导干部最常接触的媒体是微信微博。
　　在与职务级别这一因素的交叉分析中发现，按绝对数计算，厅局级领导干部最常接触的媒介类型排在前三位的为网站、报纸、广播，处级和科级干部排在前三位的媒介类型为网站、电视、微信微博。这表明领导干部的年龄及工作阅历影响了其接触的媒介类型，年纪长、级别高者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度更高。
　　4.网络媒体中更多接触传统媒体网站
　　在对网络媒体的调查中，虽然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受到重视，但在领导干部中的影响力不及传统媒体网站。调查中领导干部获取网上信息的途径，排名第一的为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荆楚网、长江网等），排名第二为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排名第三为微信微博。
　　5.接触媒介有明确的目的性
　　对获取信息的主要目的（限选2项）的调查发现，大多表示是因工作需要、浏览新闻而主动接触媒介。因工作需要的有205人选择，排第一位；了解新闻有193人，排第二位；学习新知识有171人选择，排第三位。
　　在对使用互联网的目的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排第一位的是浏览新闻，排第二位的为搜索信息。表明领导干部使用互联网媒体获取新闻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较强。
　　在对微信使用主要目的的考察中，浏览新闻、聊天交友、网上学习排在前三位。
　　（二）领导干部对新闻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实践
　　1.对新闻认知存在不足
　　问卷设计了对一些基本新闻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问题，用以判断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情况。在新闻的定义这一问题上，选择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比例为32%，比2017年调查的42%下降了10%；而选择“新闻是适合主流价值观的事实的报道”的比例则增加了6%（图5、6　图5、6见本期第77页）。
　　在对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考察中，“绝对不同意新闻就是宣传”的由2017年的13%下降为2019年的9%，但“比较同意新闻就是宣传”的由2017年的28%上升到2019年的36%。
　　通过对2019年与2017年两次对新闻知识的了解的调查发现，领导干部对新闻的定义以及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对于新闻工作的基本认知大有提升的空间。
　　调查发现，近几年来对领导干部新闻知识的学习活动虽有所增加但效果不明显。对比2017年的数据，2019年受访者单位经常开展新闻传播知识学习教育活动的比例为30%，比2017年此项数据提高了9个百分点。从未开展新闻传播知识学习教育活动的比例2019年为12%，比2017年此项数据下降9个百分点。从这个数据中，也引起我们对培训内容、方式、效果的反思。
　　2.对西方媒体建构的媒介真实有一定的警惕
　　在对西方媒体认识的调查中发现，53%的领导干部绝对不同意西方国家只有新闻没有宣传，这一比例在2017年的调查中只占46.56%；持同意观点的也从2017年的8.91%下降到2019年的7%。这表明近几年领导干部对西方媒体的认识更加清醒，对媒介所建构的媒介真实有一定的警惕。
　　3.对自身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
　　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从未接受过记者采访的占51%，每年接受采访1-2次的占40%，每年6次以上的占7%。有73%在履职过程中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每年召开1-2次的有22%，每年召开3-5次的有4%。这表明领导干部参与媒介互动、充分有效利用媒介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自身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
　　（三）领导干部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1.多数很少发朋友圈，科级干部和女性更愿分享个人生活
　　在微信这种去匿名化、线下实际人际关系线上化的强社交媒体中，领导干部不愿过多暴露生活，很少发朋友圈，发朋友圈也多为转载文章。在微信使用情况“发朋友圈的频率”的调查中，占比最高的为“很少发朋友圈”，占37%，“偶尔发朋友圈”的占35%，“经常发朋友圈”的只占12%（图7　图7见本期第78页）。在跟进问题“会在朋友圈分享什么内容”的调查中，48%的人选择“转载文章”，22%的“发布即时信息”，22%的“分享个人生活”（图8　图8见本期第78页）。
　　在职务级别与在朋友圈分享的内容之间的交叉分析中发现，科级干部相对于处级、厅级干部更愿意分享个人生活。厅级干部会在朋友圈分享的前两位是“转载文章”、“发布即时讯息”，处级干部在朋友圈分享的内容的前两位是“发布即时讯息”、“转载文章”，而科级干部排前两位的是“分享个人生活”、“发布即时讯息”。
　　在与性别这一因素的交叉分析中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愿意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在246位男性、70位女性受调查者中，排第一位的都是转载文章；而男性排第二位的是发布即时讯息，女性排第二位的是分享个人生活。
　　2.微博账号的更新频率较低
　　在微信公众号的注册与运营调查中，有15%的受调查者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些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受调查者中，有13.6%的受调查者每天更新，29.6%的受调查者每周更新2到4次，34.1%的受调查者每月更新几次，22.7%的受调查者几乎不更新。在跟进调查其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量中，全部有效问卷中仅有2人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数量超过1万，有2人的粉丝数量为1001-1万，另有10人的粉丝数量为100-1000。
　　在微博注册运营的调查中，26%的受调查者拥有自己的微博账号。在这些拥有自己的微博账号的受调查者中，每日更新的受访者为0，每周更新2-4次的为10.5%，每月更新几次的为15.8%。73.7%的受访者几乎没有更新。全部有效问卷中有2人的微博账号粉丝数量超过1万，2人粉丝数量为1001-10000，9人粉丝数量为100-1000。
　　
三、结论与思考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发现：领导干部接触媒介的主动性较强，对西方媒体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接触、选择、获取相关信息方面的素养尚可，但是新闻传播的基本知识较为欠缺，认知、使用媒介的意愿，以及利用媒介助力现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素养存在不足。对此我们认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培养中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把握新闻“传播信息”与“思想宣传”之间的关系
　　对领导干部对新闻知识了解情况的调查表明，一方面，领导干部的主流价值观占主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对新闻传播基本知识较为缺乏，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领导干部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并非都具有新闻传播的学科背景。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不仅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模拟新闻发布会、危机公关技巧等方面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使广大没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新闻媒介的性质、功能，做好最基本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的普及，把握新闻“传播信息是第一功能”与“做党和人民的喉舌”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支持媒体工作，按新闻规律办事。
　　（二）对媒体要平等相待，不应“惧怕恐慌”
　　在此次调查中，51%的受调查者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厅级干部拒绝采访的理由排前两位的分别是：不愿和媒体打交道、很忙没有时间；处级干部拒绝采访的理由排前两位的分别是：不愿和媒体打交道、不想做公众人物；科级干部拒绝采访的理由排前两位的分别是：很忙没有时间、对问题不了解。虽然理由不同，也许各有他们不愿直说的苦衷，但也折射出领导干部不愿甚至不敢面对媒体的心理障碍。
　　不管是面对媒体的惧怕恐慌，还是在媒体面前的盲目自大，甚至出现雷人雷语，都表明领导干部对媒介认知的不足。其实，媒介既不是领导干部的敌人，也不是领导干部的朋友，它是一个公共平台，是一个舆论场，也是政府工作的监督者。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畏首畏尾，应积极发声、平等对话、坦诚相待。
　　如今媒体包括自媒体、短视频如此发达，舆情事件多发，领导干部的所言所为甚至种种细节，都会不经意间就被手机、相机以及其他音像设备记录下来，传到网上，并被放大解读。因此，领导干部更应该适应媒介化生存，尊重事实，了解民意，对媒体以诚相待。
　　（三）鼓励领导干部善用媒体，助力现实工作
　　从召开新闻发布会、微信发朋友圈的频率调查中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利用媒介传播并不积极，用媒介推动、助力现实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推进媒体问政、重要信息发布等工作，形成鼓励领导干部参与、使用媒体的氛围，鼓励领导干部做好正向“意见领袖”。
　　今年受疫情影响，多地特色农产品滞销，一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借助媒体使用网络语言、平实话语直播带货，解决农户、企业燃眉之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种领导干部主动利用媒体，媒体又助力当地发展的良性互动，既拉近了领导干部与广大网民及群众的距离，又提升了自身公共形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如今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状况下提升执政能力执政水平，要求我们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把握好“党性教育”与“专业化能力培养”的关系，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新闻工作的正确认识，增强对舆情及新闻传播工作的洞察力、感知力、反应力、引导力，关注多种舆论场域的声音，提升用媒体推动工作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本文仍属于比较浅层次的调查分析，还可以此为基础展开更周密深入的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研究。同时，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本研究尚未对领导干部使用新兴的短视频及新闻聚合类APP状况进行调查，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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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明，蒋宏（2004）。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新闻记者》，（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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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inghamD. (1999). 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Commmunication, 33-43.
　　
廖声武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倩系湖北大学文化与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组织员。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城市品牌传播问题研究”（编号：16ZD0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