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冰青
　　【本文提要】数字劳工研究发展至今仅短短十几年，已在中西方学术圈引起广泛讨论。本文基于对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的文献综述，提出现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指出中国语境下数字劳工理论发展应跳脱单一剥削框架，重视数字劳工主体性构建过程。本文首先提出现有数字劳工研究主要概念起源于三大理论学派：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针对三大学派各自的概念与核心论点发展过程，本文进一步厘清当前数字劳工研究的两大方向：专业数字劳工与生产性消费数字劳工。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数字劳工研究应回归劳动者主体性构建的研究。以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工为例，本文强调中国的数字劳工情况复杂，需结合中国特色语境，关注诸如政策落地对劳动过程变化影响、多方监督机制如何保障劳动权益等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建构相关问题，以此丰富现有数字劳工理论研究。
　　【关键词】数字劳工 自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激进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1
一、三大学派：数字劳工概念的出现与缘起
　　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一词近年在学术圈引起诸多关注，国内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纷纷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解读与案例分析。事实上，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西方学术期刊并形成规模性讨论仅有十年。欧洲独立开放式期刊《朝夕：组织中的理论与政治》（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在2010年第10期第3/4卷刊登了一期题为《数字劳工：工人、创造者、公民》（Digital Labour： workers， authors， citizens）的特刊。这期特刊的文章源自2009年10月16-18日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举办的“数字劳工：工人、创造者、公民”会议。与会者除了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学者，还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各行各业工会的代表。这期特刊不仅选取了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autonomist Marxism）为范式的工人权力与抵抗运动相关的文章，也选取了更为古典的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为范式的，强调现有生产关系主导性的系列文章。三位编者希望通过这种充满共同性以及或明确或含蓄的冲突性的多元呈现，向读者展示数字劳工研究的理论关怀与社会实践现状。被选取的23篇文章基本集中了彼时数字劳工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门概念：不稳定（precarious）、免费劳工（free labour）、非物质劳动力（immaterial labour）、信息劳工（information workers）、知识劳工（knowledge labour）、创意劳工（creative labour）、数字消费型生产（digital prosumption）、信息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知识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等。这些与数字劳工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冲突与补充的关系。本文接下来就将对这些概念进行结构性的剖析。
　　（一）“礼物经济”、“免费劳工”和“非物质劳动力”：自治马克思主义
　　礼物经济（gift economy）一词起源于人类学家乔纳森·帕里关于印第安人的研究，理查德·巴尔鲁克（Richard Barbrook）于1998年在左翼期刊《首个周一》（First Monday）上发表的《高科技礼物经济》（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一文用“礼物经济”的概念对当时作为新生事物的电脑与网络寄予厚望（Barbrook， 1998/2005）。他认为，缘起于大学校园的通过在网络社区聊天、互发邮件等免费交换信息的行为，以及Linux等社团通过互助合作改进系统等行为，都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纯商业模式的生产形式的出现。但是这种礼物经济的生产模式又不完全与商业经济相矛盾，反之，两者在当时的网络空间繁荣共生。据此，巴尔鲁克（Barbrook， 1998/2005）提出这种两者共生的网络空间新经济将成为社会民主的新形式。然而，随着这种“免费交换的礼物经济”形式在互联网空间的蔓延，大量学者对这一充满民主希望的共存经济形式产生了质疑。其中尤以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主。蒂萨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强调，巴尔鲁克提出的高科技礼物经济概念在2000年初的互联网空间已经显得过于乐观，当时的互联网用户所提供的“免费劳动”不但包含巴尔鲁克提出的互发邮件和互助合作等行为，还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参与建设虚拟空间等为互联网资本贡献剩余价值的行为（Terranova， 2004）。这些免费劳动呈现出“自愿给予”、“不求回报”、“耽于享受”、“深受剥削”的特征。换言之，泰拉诺瓦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互联网用户免费提供的劳动力的剥削。泰拉诺瓦（Terranova， 2004）同样相信互联网将引领“新型社会民主”的诞生，但是与巴尔鲁克对此的描绘不同，泰拉诺瓦认为真正的民主关键在于“免费/自由（free）”一词：免费劳工的报酬并不由资本主义利益掌控者，诸如社交媒体等平台支付。因此，这些免费劳工终将逃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他们的控制，而出现自由生产与交换的模式。针对泰拉诺瓦的这一论点，巴尔鲁克（Barbrook，1998/2005）于2005年在《首个周一》的一期特刊上通过完善他在1998年发表的那篇《高科技礼物经济》进行了回应。巴尔鲁克认为互联网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应是以版权为代表的商业生产方式，而应是以网友互换互助方式为代表的礼物经济生产方式。但他（Barbrook， 1998/2005）也认同，2000年以后的网络发展并不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出现礼物经济取代商业经济的模式，反之，两者相互寄生：礼物经济的繁衍需要商业生产模式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诸如电脑、软件和网络；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样需要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到礼物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去。
　　事实上，泰拉诺瓦并不是唯一一位否定 “乐观派”如巴尔鲁克的学者。与巴尔鲁克理想化地将互联网用户的工作与休闲时间一分为二，乐观地认为由此衍生的商业生产方式与礼物经济生产方式能和谐共生，并最终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论点相反，受益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于1989年提出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 ①这一概念（Negri， 1989），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进一步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蔓延，政府对社会劳动力和社会工厂的控制显得更为国际化与集权化（Hardt，Negri， 2000）。哈特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的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重叠，工作与娱乐的边界变得模糊，整个社会都将变成生产商品的工厂，控制更为严密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将成为主流。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哈特和内格里（Gray， Suri， 2019；Hardt，Negri，2000；Negri， Hardt， 2009）分别出版了《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共同体》（Commonwealth）三部曲，对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政治秩序和多样化的集体抗争运动进行了论述。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非物质劳动力”。哈特和内格里（Hardt， Negri， 2005）将非物质劳动力定义为“创造非物质性产品，诸如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者信息的劳动力”。尽管拥护者甚多，这一概念的局限性仍受到了其他自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质疑，比如乔治·卡芬齐斯（George Caffentzis）指出，哈特和内格里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是从白人男性和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即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指责他们过度强调非物质劳动，而忽视了计算机生产背后的血汗工厂里存在的当代奴隶制（Caffentzis，1998）。随之衍生出的“情感劳动力（affective labour）”则包含了诸如护理工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工作等富含性别角色的劳工。无论是非物质劳动力还是情感劳动力，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都认同互联网用户是新的全球化政治秩序下的重要主体。尽管存在多样性和内在差异性，互联网用户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力，如护士和家庭主妇等，都在通过相互合作创造共同的财富，因此他们最终能自发地形成抗争运动，实现初级的共产主义。
　　然而自治马克思主义在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受到质疑，其中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对其将情感、信息与服务作为确立社会劳动主体的分析无法认同。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就指出，尽管自治马克思主义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互联网内容生产过程值得肯定，但是，一方面，他们所定义的非物质劳动力和情感劳动力过于宽泛地涵盖了社会上的不同劳工，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否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劳动主体值得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运用“剥削”概念对互联网用户生产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显得不够精确（Hesmondhalgh， 2010）。赫斯蒙德夫（2010）指出，“剥削”一词在当前的数字劳工研究中被过于宽泛地使用，导致“剥削”、“满足”（satisfaction）、“异化”（alienation）和“自由”（freedom）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很多仅仅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被粗略地概念化为“剥削”。他（Hesmondhalgh， 2010）提出，“剥削”的分析框架应该回归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明确提出的“剥削三要素”：两个阶级之间的物质剥夺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依赖于工人被排除在关键性生产资料之外；前两者的运作机制是侵占被剥夺者的劳动力（Wright， 1997）。其中强迫的非法性（illegitimate forms of compulsion）应是分析“剥削”的主要关注点，比如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在分析YouTube用户被商业资本剥削的劳动过程中强调，真正值得批判的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被转化为商品的“用户生成数据”（user-generated data），而非“用户创建内容”（user-created content）（Andrejevic， 2009）。
　　（二）“创意劳工”、“知识劳工”和“数字劳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激进马克思主义
　　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激进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行了宏观的批判。具体到数字劳工领域，两者虽然都集中批判资本再积累对劳动力的剥削，但是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呼吁全世界的数字劳工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2014年，“数字劳工”再次在激进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阵地《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掀起学术讨论热潮。该期刊出版了题为《全世界的哲学家团结起来！数字劳工和虚拟工作的理论——定义、范围和形式》（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orising Digital Labour and Virtual Work - 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Forms）的特刊。这期特刊系统性地收录了当时关于数字劳工研究的12篇论文，分别从定义、范围和形式三个纬度围绕着剥削、异化、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权力（power）、不平等性（inequality）、意识形态（ideology）和抗争（struggle）等概念在全球新语境下进行讨论。
　　其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玛丽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对当时的数字劳工理论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Fuchs， Sandoval，2014）提出，数字劳工的概念应该追溯到文化劳工（cultural labour）。大卫·赫斯蒙德夫和文森·莫斯可（Vincent Mosco）曾就此概念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二人的关键争论点在于如何定义与区分文化与信息工作。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用知识劳工来定义“所有涉足于生产和流通知识产品环节的人”（2008：25）。以出版业为例，知识劳工不仅包括作家，还包括图书馆管理员和印刷工人等。赫斯蒙德夫则用创意劳工来定义处理文本的生产与流通的群体。与知识劳工相比，创意劳工的范畴显得更为狭小。赫斯蒙德夫认为，知识劳工过于宽泛地包含了所有涉足文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劳工，这种泛化的定义降低甚至消除了文化与媒介传播工作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事实上，赫斯蒙德夫在他和莎拉·贝克（Sarah Baker）（2008）合写的《创意劳工》（Creative labour）一书中对他与莫斯可之间的分歧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他认同莫斯可和麦克切尔因应文化与信息迅速介入引起的劳动体验多样性，而选择用知识劳工的概念进行理论化的研究。这一概念背后是一种预设性的政治立场：知识劳工是否可以跨越职业或国家团结起来。赫斯蒙德夫对这种团结不同劳工群体进行统一抵抗的新形式表示赞许，但是他（Hesmondhalgh，Baker， 2008）也提出，这类宽泛的概念可能会消除文化、媒介传播和信息产品内容的特定重要性，即塑造与影响社会的能力。泛化的概念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电视行业的专业工作者与呼叫中心的客服人员的工作内容及主观体验并无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将文化与媒介传播类工作区分于其他工种的意图并不是将他们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反之，狭义的创意劳工的概念试图通过回归文化工作的本质来凸显其独特的主观工作体验，比如创意自由包含的艺术自由与专业自由等。
　　与赫斯蒙德夫一样，福克斯和桑多瓦尔（Fuchs， Sandoval， 2014）对于文化劳工的分析都回溯到雷蒙德·威廉姆斯对于文化的分析。但是与赫斯蒙德夫强调文化工作的特殊性不同，福克斯和桑多瓦尔更认同泛化的文化劳工概念，因为它一方面避免了“文化理想主义”对于文化物质性的忽视；另一方面它强调了文化劳工的全球性分工特点，进而使得“跨越职业与国家的知识劳工团结在一起”这一政治诉求得以实现。具体而言，福克斯认为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可以佐证“文化工作都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持”这一观点。作为文化工作的一种，数字劳动不是单纯的处理数据与信息的工作，事实上，它也包括了使数据与信息得以呈现并进行储存交流的基本物质生产，比如电脑、电源，甚至生产电的煤矿工作等。基于马克思的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福克斯（2014）将数字劳动定义为“利用身体、思想和机器三要素或组合其中两种要素作为生产工具，对于自然资源、从自然中提取的资源、以及文化与人类经验进行加工，用以生产数字媒体的劳动”。数字劳动是涉及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文化劳动的特定形式。他强调数字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它与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以及自身异化。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媒体生产中，不同的数字劳工遭受不同形式的异化与剥削。
　　福克斯（2014）还指出，数字劳动的不同形式呈现全球性分布：数字媒体的生产、消费、储存都是跨越行业与国界进行的。由此，他提出“新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的概念：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建立使得公司将生产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下的国家，从而增加利润值，这就迫使新的国际分工得以发展。新国际分工强调了资本、劳动力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资本如何通过生产过程的全球扩散来降低人工成本，从而增加利润。新国际分工使得数字劳动包含了三种不同生产力组织模式下的劳动形式：农业数字劳动、工业数字劳动和信息数字劳动。具体而言，数字劳动的基础就是矿工开采矿物的农业劳动周期。这些矿物作为生产资料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被工人加工创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组成部分。这些组件再次作为生产资料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被装配工人用来构建数字媒体技术。这两个生产过程都是工业劳动过程。最后，数字媒体技术进入各种形式的信息生产过程，作为各种信息的生产、分发、流通和消费的工具。因此，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工都通过新国际分工遭受着资本主义的压榨与剥削。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克斯正是希望通过数字劳工的泛化概念来理解不同行业的数字劳动，用以强调剥削的共性。然而，福克斯也相信，数字媒体在加剧不同数字劳工被剥削程度的同时，也在增强这些劳动力的团结程度，使得他们有可能在数字世界中反抗资本的剥削。
　　
二、两大方向：数字劳工研究的分野
　　在上述三大学派对数字劳工的前期研究基础上，当前的数字劳工研究主要发展为两个方向：以专业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前者延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期对创意劳工的狭义理解，倡导关注数字产业专业劳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体验，比如高科技产业中的工程师，从而批判资本在新领域的积累对专业劳工的劳动价值的剥削。后者起源于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源自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工概念，关注以互联网用户为代表的生产性消费劳动者。
　　（一）从创意产业到高科技产业中的专业数字劳工
　　公共治理学派（governmentality theorists）和女权主义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 2015）一直致力于对创意产业，尤其是时尚杂志产业中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现象进行批判。在她看来，创意产业的管理主要以赋予创意劳工一定程度的创意自由和空间来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压榨。麦克罗比（2015）在进一步批判高等教育通过加强年轻人“自我管理”意识形态为创意产业输送大量创意劳工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未来变革的可能性。通过对柏林时尚创意产业的实践性研究，她发现社会型企业也许可以替代部分国家职能，成为一种新的“再分配福利”形式的治理方式，来理解超时、低薪和临时的不稳定工作。吉莉安·厄塞尔（Gillian Ursell，2000）通过对电视工作者的自我实现的期望被公司用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强调由结构性因素造就的个体自我实现能力的不平等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自我剥削。尽管对“自我剥削”有不同的解读，赫斯蒙德夫同样也关注创意产业中的专业劳工如何被剥削的问题。他在和贝克的著作中通过对电视、新闻和音乐三大产业中的工人的情感劳动、自我剥削、自我实现等问题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应该如何理解创意工作以及创意工作应如何为社会和文化变革带来正面影响。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早在2003年就指出，源自自由、合作、民主等精神的互联网产业出现了“无领”现象，即工作场所刻意营造的赋予工程师高度自由、自主与平等的工作体验，但是这种“无领”现象背后隐藏的是高强度加班、高压力、更严格的自我管理、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等非人性化的工作条件。罗斯在接下来几年持续性地致力于探讨不同社会体制下的高科技专业劳工的工作境遇，希望通过这些专业劳工个体化的劳动体验来批判数字资本对于劳动价值更为隐蔽的剥削。在2005年的《当产业都外移中国之后》（Fast boat to China：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 Lessons from Shanghai）一书中，他（Ross， 2005）将目光放到外包至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他批判性地探讨了资本通过资金、技术与创意的自由流通，将高科技产业外包至中国，在造就了一批“灰领工人”高薪资和高成长的待遇的同时，也造成他们面临高离职率、高失业率、高物价与高房价等困境。他在后续著作（Ross， 2007）中又将对高科技新兴资本剥削劳动力的关注从高薪专业人士扩展到了大量的临时工、移民工人和低薪工人，即不稳定劳工。
　　这类对于专业数字劳工的研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得到发展，并在后期加入女性主义研究色彩。其中富士康工人成为中国语境下专业数字劳工的重要研究对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潘毅、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陈慧玲等都是富士康工人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其中史密斯和潘毅又进一步关注富士康中的实习生群体。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 2002）通过对六个欧洲国家中125名新媒体自由工作者的调查，揭示了新媒体行业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新媒体产业一直以无等级和平等主义为标签，但是吉尔发现在教育、就业和薪酬方面，新媒体产业仍呈现出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性。此外，新媒体产品的非正式性、自主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更是加深了产业中的性别不平等性。无论是哪种学派，专业数字劳工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他们在何种生产关系中以何种方式被资本剥削。
　　（二）从受众商品论到不稳定的无产者
　　粉丝研究的开山鼻祖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 2006）曾提出“融合文化”理论，乐观地认为当代媒介融合赋予粉丝极大的文化参与建设能力。然而这类粉丝文化研究很快被批判声淹没。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对电视观众将劳动时间免费投入到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批判在近期的数字劳工研究中获得了一批拥护者。类似于用户生成内容（UGC）、产销合一（prosumer、produser）等概念蜂拥而至。亚当·阿维德松（Adam Arvidsson， 2005）认为品牌管理正是通过免费使用消费者的创意等非物质资源进行文化再生产，他（Arvidsson，2005）甚至提出了创意无产者（creative proleteriat）的概念，用以批判这些被隐藏在创意生产背后的“地下劳工”。格雷格·德·皮特（Greig De Peuter）和尼克·戴尔-维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 2005）关注电脑游戏玩家对于游戏的热情与创意是如何被游戏公司通过模组形式来利用到游戏开发与后期维护过程中，进而作为免费劳动力被公司剥削。
　　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将这些消费性生产数字劳工都归入非物质劳动力中，并将其与“不稳定政治”（precarity politics）②相联系，进而发展出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一词。这一学派认为，以非物质劳动力为代表的不稳定劳工随着全球化已经跨越了国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多为社会上从事高风险不稳定工作的二三十岁人群，包含移民、公民、非异性恋者（LGBT）等群体。这些不稳定劳工多采取激进的抗争手段，诸如广泛运用视觉工具和影像，甚至借鉴情境主义③的异轨④策略，寻求新领域劳资关系的变革与政治变革，他们终将形成新的政治主体——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一概念引发了三大方向的争论：“谁是不稳定的无产者”、“不稳定的无产者是否能团结起来”，以及“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政治诉求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进一步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分配关系（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和与国家的关系（relations to the state）三个维度发展了“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斯坦丁（2011）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包括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比如“玩工”（playbour）（Kücklich，2005），他们面临的困境往往是因为缺乏社区与国家的支持。同时，斯坦丁并不认同不稳定的无产者会团结起来，成为新的政治主体。反之，他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正是对阶级的瓦解。
　　在“不稳定的无产者”论述框架下，传播学领域涌现出各类消费性生产劳工的研究。福克斯对数字劳工的定义范围同样包含了将信息知识消费转化为额外的生产性活动而遭受剥削的劳动者。如前文所述，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他（Fuchs， Sandoval， 2014）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与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相关的文化劳动，它包含数字媒体的硬件生产者、内容生产者和软件生产者这类生产性劳动者，以及消费性生产者。邱林川（2016）认同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工的定义及其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以富士康为例，提出数字资本建构的世界工厂中存在着大量的“i奴”——电子制造业工人和使用数字产品而无法自拔的消费者，这些不稳定的无产者都是被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近年来的“玩工”和“平台劳工（platform labour）”研究也成果颇丰，如上文所述的皮特和戴尔-维特福德，以及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ucklich， 2005）都是以电子游戏中的模组形式为例来研究玩工的代表性学者。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 2018）近年来也开始关注以众包形式为主的平台劳工如何被卷入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中。马克·格厄尔姆（Mark Graham， 2020）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非洲和印度等不发达国家的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影响下的数字生产方式和数字劳工工作现状。
　　这些不稳定的无产者案例讨论多以“剥削”作为理论框架，然而，如前文所述，正如数字劳工研究初期所集中讨论的一样，究竟应该如何运用资本剥削的理论框架去看待不同的数字劳工群体或许仍是当下数字劳工研究的重点。
　　
三、数字劳工未来研究趋势：主体性何以可能
　　赖特在强调“剥削三要素”的同时，还指出，为了降低成本，剥削者试图通过缓和或是弱化自己的支配地位，以争取被剥削者的同意，从而实现剥削。如前文所述，一些公共治理学派的学者，如麦克罗比、厄塞尔等，进一步使用“自我剥削”（公司/管理者通过赋予文化创意劳工一定程度的创作和空间自主性，来间接强迫其忍受加班、低工资、高风险以及不确定的工作体验）的概念来讨论这种“支配地位的调节”。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2007）尽管没有用“剥削”去理解文化产业，也同样认同公共治理学派提出的这种“赋予工人自主权以实现创意管理”的现象，但是他也指出，这一学派仅仅将自主权（autonomy）理解为公司/管理者的诱惑，而忽视了创意劳工的能动性（agency）与主体性（subjectivity）。赖特（Wright， 1996/2002）明确指出，剥削的约束力也为被剥削者提供了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会使得劳工产生主体性，进而抵抗剥削者，产生能动性。布洛维和赖特（2002）进一步指出，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配不均，会因为被剥削者以与生俱来的力量来抵抗剥削者而产生冲突。而这种集体性冲突正是劳工的能动性。
　　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如赫斯蒙德夫）还是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如福克斯），在具体分析数字劳工被剥削的问题时，都强调“强迫的非法性”和“不公正”（injustice）是关键。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当前关于“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讨论也为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劳工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讨论向前推进一步：跳脱单一的剥削框架，关注劳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建构过程。比如，贝克斯和赫斯蒙德夫（2009）指出，创意工作也因为向劳工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回报、名气、自主权和自我表达的机会而受到高度追捧。这些条件和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创意劳工的主体性。换言之，数字劳工领域确实存在许多剥削现象需要我们加以批判分析，但是，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建构或许也需要成为未来研究的另一趋势。
　　具体到中国语境而言，单一的剥削理论框架似乎无法解释当下如火如荼的数字工作：义乌经济新模式下的“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打造；“人人是主播”的东北“新经济支柱”的出现；新冠疫情期间为“电商助农”运送偏远山区滞销农产品的快递小哥；电子竞技成为年轻一代新的职业选择等等。毋庸置疑，剥削框架下的批判性研究对探讨这些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与能动性构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数字劳工的主体性构建产生的社会文化效益也不可被忽视。直播卖货的“宝妈”群体呈现的女性主义文化的崛起，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与扶贫政策结合以后带来的是贫困地区妇女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现象，深圳创客群体中涌现出来的反版权、反垄断的新型智造模式等，无不显示中国语境下数字劳工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需要跳脱西方既有的以剥削框架为主的理论引导，结合复杂的内在经济、政策、文化动态，丰富现有数字劳工研究。
　　世界人工智能新兴伦理领域的专家玛丽·格雷（Mary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德哈斯·苏里（Siddharth Suri）于2019年出版的《幽灵工作：如何阻止硅谷建立新的全球下层阶级》（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一书将为互联网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如亚马逊、Facebook、谷歌等）从事诸如内容审核、字幕翻译、标注分类、服务咨询、维护网站及其他日常任务的“现代装配线工作”的人称为“从事幽灵工作的人”。这一人群包括年轻母亲、被迫提前退休的专业人士、刚毕业无法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族裔人群等。除了在书中展现这一大规模群体糟糕的工作条件（如没有底薪和福利保障、临时雇佣、收入微薄、工作无尊严等）以外，格雷和苏里同时也发现这些“从事幽灵工作的人”正在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沟通联系网络来分享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他们正在创造雇主们无法赋予他们的工作环境。格雷和苏里同时指出这类工作确实为一些特殊人群，如残疾人、待业在家的人、需要照顾家人的人、没有工作经验的人等，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因此他们呼吁完善法律来保障这些从事幽灵工作的人。
　　该书涉及的数据标注工正是当下中国新兴职业，我们团队目前的田野调查显示这一群体在国内的发展正如火如荼：人群分布呈现跨地域、跨民族、跨年龄段、跨学历等特征；既有小型外包团队又有BAT这类大型互联网公司组建的团队；和残疾人相关的社会型企业也在这一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贵州某些山区的数据标注公司为例，有些公司的劳工来源是职业学校的学生。这其中有因为学校与公司在落实“产学结合”制度时的不规范性造成的部分学生群体遭受恶劣的工作学习环境、不公平的报酬甚至零报酬、无法自主选择是否成为加班加点的“流水线工人”等急需批判学研究关怀的现象。同时，也有一些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将其视作摆脱贫困并加入当代科技发展队伍的主要途径。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在劳动过程中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也同样需要关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数据标注这一工作确实使得一些原本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出现的“留守儿童”的生活得以改善。通过这种在家门口就业的“劳动密集型”数字工作，一些贫困妇女不仅得以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更得以获取或是增强其自身的家庭/家族地位。同样，我们也发现，数据标注工作与扶贫政策结合以后在当地的落地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中国的数字劳工问题复杂，需要更多结合中国特色语境的研究。比如上述数据标注工的劳动过程如何变化，政策在当地落地实施中多大程度上优化了这一工种，国家后续应如何立法保障这一群体利益，是否可以增加多方的监督机制以保障这一工种的良性发展，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应该如何在这一新的数字劳工群体中更大程度地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涉及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建构的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后续数字劳工研究的又一重点。■
　　
注释：
①“社会工厂”起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构建等价性的社会关系，强调的是资本构建特定社会秩序的力量。
②不稳定政治强调的是在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社会生产模式逐渐增加的语境下，超越政党或工会传统模式的新型阶级斗争和团结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加。
③情境主义强调的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向日常生活的革命，即文化革命。
④异轨是情境主义提出的，采取直接引用或忠实模仿主流媒体原始作品来传达相反或是讽刺意念的手法。
　　
参考文献：
AndrejevicM. (2009). ‘Exploiting YouTube: Contradictions of user-generated labour’in P. Snickers and P. Vonderau (eds.)The YouTube Reader. Stockholm: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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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青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课题“人工智能新闻生产的主体性建构——新把关人的职业规范重塑（2019EXW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