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宇 袁谅 曹浩帆
　　【本文提要】维克托·皮卡德教授致力于美国和全球媒体与政治民主化的研究，他从历史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索美国主流媒体改革、另类媒体实践与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中立性原则对于美国和全球公正传播的意义。他认为，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和社会行动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将美国的传播和媒体系统作为战场，通过促进传播的民主化来推进社会整体的民主化改革。另外，数字时代的公正传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这要求我们不仅关注传播的信息，还需要质询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的所有权——互联网应该确保被集体所有，而不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包装下被大公司所掌控，成为罔顾公共利益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工具。
　　【关键词】美国媒体改革 另类媒体 互联网中立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01
　　维克托·皮卡德（VictorPickard），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独编或主编《美国的媒体民主之争：企业自由主义的胜利和未来的媒体改革》（America’s Battle for Media Democracy：The Triumph of Corporate Liber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Reform）、《请最后的记者熄灯？》（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未来的互联网政策》（The Future of Internet Policy）、《数字时代的媒体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 in the Digital Age）、《网络中立性之后：数字时代的新政》（After Net Neutrality： A New Deal for the Digital Age）与即将出版的《没有新闻的民主：错误信息社会的崛起》（Democracy Without Journalism： The Rise of the Misinformation Society）等著作。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都获得极高的认可，曾获弗兰克·路德·莫特/卡帕塔·阿尔法新闻图书奖（Frank Luther Mott / Kappa Tau Alpha Journalism Book Award）。作为一名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经常在公共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上就媒体危机与改革等议题发表评论。
　　2019年10月28日笔者对维克托·皮卡德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
　　
一、美国新闻媒体危机与未来新闻
　　孔宇、袁谅、曹浩帆（以下简称“▲”）：世界各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一直在努力丰富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实证和理论成果，您认为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近几年有哪些前沿研究？
　　维克托·皮卡德（以下简称“●”）：我认为美国的批判传播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特殊贡献。美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未来新闻（Future Journalism）以及新闻危机（Journalism Crisis），也试图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商业系统（Commercial System）中维护公共利益。我们参与倡导媒体改革的社会组织和运动，比如呼吁互联网中立性（Net Neutrality）的行动。
　　▲：主流媒体改革是您研究的重点之一。您认为，在如今媒体商业化的趋势下，如何对其进行改革以挽救主流媒体的颓势呢？
　　●：现在美国媒体存在商业化或超商业化的趋势，这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只是在美国被成倍放大。新闻媒体广告收入下降、媒体巨头垄断、缺乏财政支持和专业人才流失等。这给新闻行业带来一系列影响：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界线的模糊损害了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网络监控和追踪用户的新闻浏览行为侵犯用户隐私；人才流失导致内容的专业性降低；经费减少造成公益性新闻萎缩，出现“新闻荒漠”（newsdesert）或者说“新闻真空地带”——公民对社会的公共性参与离不开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事件的了解，公益性新闻报道的减少将给公民的社会参与造成致命一击。
　　面对现在的危机，新闻媒体探索出一些解决途径。首先是付费阅读模式，按文章数或页数收费，还有媒体实行会员制，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新闻行业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也有媒体寻求发挥民众的力量进行新闻的生产和报道，诉诸“公民新闻”的模式。但是普通民众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训练，这会影响新闻质量。此外还有“仁善的亿万富豪模式”，即依赖于一个大金主购买或者资助，但这容易导致新闻内容成为宣扬个人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的阵地。
　　这几种模式都存在难以化解的局限性，所以我希望通过国家公共财政来支持媒体运作。这种方式遭到自由派和市场派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对媒体的补贴和注资不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可是，我认为新闻媒体获得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是一个民主社会和公正传播系统所必须的。事实上，公共政策对传播和媒体系统进行干预是有理论依据的。首先，新闻和媒体信息是公共品，是非排他性的，有正向的外部性，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另外，当下美国新闻行业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问题——美国新闻媒体受到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摆布，当市场系统失灵或者崩溃的时候，我们的传播和媒体系统遭遇的冲击是难以由行业自行克服的。当市场无法保证公正地分配我们的媒体和信息资源时，一个民主社会的解决方案绝不应该是由资本家以“效率”和“创新”为名对公共资源大肆私有化。
　　除了对媒体和新闻资源的属性有清晰的认识之外，我们也可以从美国过去媒体改革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首先，媒体改革的关键时期往往也是政治变革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时刻。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媒体改革是在政治局势动荡和广播技术推广的双重背景下发生的。在关键历史阶段政治精英、社会行动主义者和公民重新反思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在新的技术发展中看到政治民主的可能性，并且发挥能动性，努力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景。今天的美国政治和媒体正踟躇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和我们的先辈一样，我们必须做出抉择。其次，战略联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20世纪40年代时，进步的政治精英能与社区运动的积极分子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联盟关系，他们就不会面对政治保守主义和强大资本的反扑时毫无还手之力了。此外，当政府监管机构面临来自商业和资本集团的压力时，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要求公众支持，但是一旦私下里与产业大资本达成媾和妥协，媒体监管机构再想让公众对他们保持信心，就是妄想了。再次，媒体改革的兴衰与其他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得失不可分割，建立多元化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媒体改革者不仅要找到其他媒体改革的联盟者，他们也需要在妇女平权、LGBTQ平权、环保等诸多活跃的社会运动中找到同盟者。这样的联盟让媒体改革获得更多支持，也有助于让社会平权实践齐头并进，协同作战，撬动造成社会不平等以及侵害公民权利的社会权力结构。最后，20世纪40年代的媒体改革者面对许多不可控的困难，但是媒体改革运动的失败也有部分原因是他们未能坚持对商业媒体体系进行深刻批判。只有对商业化的传播和媒体系统的结构性批判才能够深入到商业媒体体系的问题根源，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交换是造成社会传播和文化资源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的进步人士可以坚持对美国不公正的传播系统的问题本质进行批判，他们就会对媒体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改革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长远的规划。
　　▲：您在研究中将“未来新闻”建立在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之上，您理想中的“未来新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如果我们将新闻视为公共产品，那么21世纪高品质的新闻会来自哪里？谁来生产这些新闻？有哪些潜在的融资方式来支持新闻生产？作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改革的行动者，我们如何才能为公共利益的新闻事业打下基础？我们如何才能激发公众的兴趣，并鼓励公民真正地参与媒体改革？这些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理想的“未来新闻”需要基金或者财政支持，但决定资金分配的绝不是政府，所以“未来新闻”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来自不同社群的成员组成“未来新闻”的机构，并自主决定新闻资源的调配，例如将资源向“新闻荒漠”倾斜，报道一些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经济成本的议题，这些新闻在商业新闻模式下往往因为不符合“高效率”而被边缘化。我们应该确保地方新闻报道，同时也关注国际问题。“未来新闻”需满足民主社会的要求，它应该由社群和记者而不是利益导向的CEO来管理，其生产出的新闻也是公益的。
　　▲：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媒体能公正地表达社会的声音呢？我们知道，公众呈现分化趋势，他们日益分化为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些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观念分歧，我们该如何保证对话是理智的，而不是混乱和冲突的？此外，很多人其实缺少媒介素养，他们并不了解媒体对于他们进行自我表达和权利诉求的重要意义，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公共应该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应该确保不同的群体都拥有媒体的近用权。至于理性对话，这确实很难做到，但“理性”并非全然有益——“理性”有时被用来迫使某些群体沉默—— 一直有人说：“这些人不够‘文明’，不会彬彬有礼地表达，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参与讨论”。如果了解一些弱势群体被公共领域边缘化的历史以及他们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现在更需要大声疾呼，而不是“有礼貌”、“有理智”地讨论。所以，我们不能保证公共对话一定是冷静的、理智的，它本身包含了很多混乱和冲突，但这可能是好事情。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群体都被纳入传播和媒体系统中。这与商业媒体模式大相径庭，后者往往只盯准那些会给媒体公司带来利润的高收入群体，对少数群体视若无物。例如我们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就不会主动在偏远的乡村社区架设宽带网络，因为成本高而收益低——他们只会服务那些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地区——这个时候公民和政府就需要站出来，要求供应商为所有的公民服务。另一个可以保证少数群体都参与公共对话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与传播和媒体系统直接互动，参与系统的设计和管理，成为传播系统的主体。至于媒介素养的问题，这将是一条任重道远的道路，我们要教育和熏陶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理解并学会利用媒体。
　　
二、另类媒体实践与美国社会的平权实践
　　▲：除了主流媒体改革之外，您还深入探索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实践，将另类媒体视为迅速扩张的全球化网络的关键节点，是根植于全球正义与媒体民主化社会运动中的激进机构。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被卷入到独立媒体的实践当中，您特别强调了互联网技术与独立媒体的组织机构之间是相互建构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资金永远都是另类媒体运作的必备要素，美国的另类媒体如何解决资金难题？面对强势的商业媒体巨无霸，另类媒体如何扩展影响力？
　　●：你的问题与我此前关于独立媒体（Indymedia）①的研究相关。独立媒体通过调动社会和技术的民主话语和扁平化机构决策等方式来践行激进的民主行动并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改革。意识到技术的积极意义，独立媒体不断开拓和发展互联网的平衡作用——互联网通过使信息生产民主化，增加非等级化的沟通以及重新分配权力来促进协商与合作，增强独立媒体激进主义者开展民主行动和改革的信心和能力。
　　我曾对独立媒体中心西雅图分部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民族志研究。1999年独立媒体的民主实践肇始于西雅图，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土壤让政治、经济和媒体民主化的实验在此孕育并燎原全球。我发现，独立媒体中心西雅图分部的成员通过定期开会来生产新闻内容、计划筹款活动、处理管理问题以及组织其他活动。这些成员在意识形态上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多数人都认可传播和媒体民主参与的信念，他们希望增强自身的媒体近用权，运用民主和公正的传播和媒体实践迫使社会不平等问题被纳入到政治讨论议程中。
　　但是很多旨在通过媒体民主实践来增益社会公正的另类媒体组织最终都走向末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经验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另类媒体确实需要资金来维持。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人们仅仅依赖于自己的愿望和激情来建立并维持新闻编辑部。很多另类媒体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缺少资源。发出抗议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要将这种运动持续下去就要面对重重考验。我要举一个正面的案例，伊利诺伊州的独立媒体中心乌尔班纳-香槟城分部的成员集资购买了城市的邮局，将其改造成为他们的新闻编辑部和媒体中心，他们还从当地社区募集资金。他们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些公共资源可以让美国具有行动意愿的社群大有可为。这其实就是“第三种道路”的成功案例——另类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属于大公司，而是属于地方社区。另类媒体是公共传播和文化资源，所以它应该受到公共资助，地方政府应该保证这些媒体得以维持和发展，但前提是政府不会试图监控另类媒体。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开拓另类的互联网实践路径，让网络可以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互联网既可以是资本控制社会和个体的手段，也可以成为我们反抗的渠道。很多社会行动主义者会利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等，来组织社会平权活动。当然这些平台被利益导向的资本所控制，所以另类的信息和行动自然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不仅要在互联网上批判媒体寡头，还需要创造性地将技术从商业利益中解放出来，反思技术与建构民主社会的辩证关系。
　　▲：另类媒体在美国的社会平权实践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美国，很多权利，比如言论自由，被认可是基本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表达出社会平权变革的呼声。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控制民主社会的力量更为隐蔽但同样有效，如商业广告或者被不知不觉间灌输的意识形态等。美国社会现在也更倾向将人视为是个体消费者而非公民，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集体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社会行动者相信，他们的社会行动，例如另类媒体的民主实践，只是为了创造一个阻碍，打开一个裂缝，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给肆无忌惮损害人民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各种权力带来麻烦。行动者的信念产生一种激情——他们可以改变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从事社会平权实践是被美国流行的个人主义所激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也类似，即打开人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意识到还存在其他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让我们发现偶然性。另外我认为，美国当下媒体改革和另类媒体仍旧存在于政治话语的边缘，所以知识分子、民主运动者和行业从业者有一个共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至媒体民主化和公共利益的话语、范式与叙事上，从社会和媒体民主改革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教训，为未来的斗争开辟新径。我们是历史的承担者，也将是历史的开拓者。
　　▲：您谈到另类媒体或者“未来新闻”同样应该关注国际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社区的层面上建立独立媒体机构，那么如何来平衡新闻生产的国际性和社群地方性呢？
　　●：通常地方新闻确实要多于国际新闻。我们一直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等新闻机构来做国际新闻报道，但我们仍旧需要公共资金建立国际化的新闻机构来支持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支持那些在危险的第一线进行新闻报道的记者。现在有一种设想就是在公共政策层面责成Facebook、Google等跨国媒体巨头必须承担公共责任，资助国际新闻基金。
　　
三、互联网中立性原则与数字时代的新政
　　▲：您介绍了美国媒体改革的迫切性，也讨论了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推进美国传播和媒体系统民主化运动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还在争论互联网究竟会因其商业化而彻底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还是仍旧具有激进民主改革工具的可能性，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判断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发展
　　方向？
　　●：媒体的未来是数字化，但是很明显，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当下关心数字信息的普遍性、媒体所有权和公共利益义务是多余的。然而，尽管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播和媒体系统的困境依然存在——数字媒体巨头、传媒卡特尔组织以一种更为强势的姿态掠夺公共资源以牟取暴利。我最近与另外一位学者David Elliot Berman合著完成了一本书After Net Neutrality： A New Deal for the Digital Age。这本书探讨了美国语境下“互联网中立性”（Net Neutrality）的含义。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互联网服务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实践中——我们可以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影响甚至是改造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他们提供的互联网服务视为商品，必须将其理解为维持民主社会的必需品。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媒介法教授吴修铭（Tim Wu）提出“互联网中立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内容和访问，禁止依据信息来源和目的来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这是一条维护互联网传播平等公正性的不歧视原则。该原则所体现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英国习惯法。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不歧视原则首先被应用于公共交通（Common Carriage）网络，例如铁路和港口。此后，美国等国家将这一原则延续到电信网络等传播系统的运营中，要求最基本的服务必须无差别地提供给所有公民。但现在这一原则被打破了。
　　其实互联网中立性原则早就被嵌入到互联网最初的设计和传播实践中了。网络早期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希望达成一种从终端到终端的（End-to-End）的传播方式。如果我们将网络世界比喻为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的话，互联网设计者希望让网络成为连接每一个末梢神经的通道。这种将互联网视为被动的通道的设计理念已然暗含一种观念，即网络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无差别的——任何一个网络使用者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与另一个使用者建立联系。
　　互联网中立性被打破的后果不仅是获取和传递信息受到限制，低速的、不流畅的网络信息传递有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政治、社会和公民生活。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独立的媒体机构和政治反对者，他们没有能力调动更多的资源在这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发动的价格战中占据优势地位。服务提供商通过设定信息传播的优先级，让他们自己成为实际上的网络把关人，普通的网民看到的信息是把关人希望大力传递的信息，相反，那些不符合把关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信息将会被海量的网络信息无声无息地淹没。我们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出发认为，目前互联网中立性被破坏造成的问题本质上是对公共领域的商业化，以及这种商业化模式对民主的自由言论的侵害。
　　打破互联网中立性原则还对公民权利造成其他损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主义推崇的自由市场被企业自由主义者视为圭皋，他们坚信自由市场会带来自由竞争，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斥责互联网中立性原则会阻碍公司在宽带部署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但事实是，这些服务提供商通过信息歧视从我们的社会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自由市场并没有让服务提供商在激烈竞争中为吸引消费者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相反，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团体，协同寻租。他们获得了垄断租金（MonopolyRents），还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拒绝改善互联网服务质量，迫使美国人民忍受低速网络，一旦公民需要高速的网络传输，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卡特尔组织没有利用丰厚的利润来改善宽带基础设施，却吸引华尔街的企业高管和大型金融机构投资者蜂拥而至。在这种局面下，不是互联网中立性而是解除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垄断公司的管制才是阻滞美国互联网服务创新的罪魁祸首。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很多媒体改革运动组织和活动家四处奔走呼告互联网中立性原则。在数字时代的美国，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逐渐白热化，这场网络战争也是美国传播系统斗争的最新战场。
　　美国传播系统内的斗争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回顾美国社会和传播系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互联网危机有两条清晰的历史脉络。首先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与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tarian）两种意识形态之争，这种冲突完美地体现在公众、联邦政府与媒体公司就传播和媒体系统控制权展开的斗争、谈判和妥协上。1934年正值美国罗斯福总统任期，一场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在这一年通过了《通讯法案》（the Communication Act），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简称FCC）宣告成立，它是美国最重要的媒体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主要的传播和媒体系统。FCC在成立之后也曾经采取较为激进的管制政策，著名的学者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就是代表人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社会骤然转型，FCC不再站在美国公民的立场上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对庞大的媒体公司保持警惕，并限制公司权力的膨胀，相反，它一步步沦陷，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被美国的企业自由主义者、市场利益和资本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了。
　　1976年，FCC开始区分信息服务（“Information”Service）和基础设施服务（“Telecommunications”Service），对信息内容的管制要远远低于对设施的管制，从而逐步将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放在公共服务和利益的范畴之外。这种趋势发展到20世纪末，1996年《电信法》对有线电视和广播所有权解除管制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传播和媒体系统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转折积累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美国FCC立场的转变来洞察争夺传播和媒体系统控制权的战争的关键战役——在这场持久战中，公众、联邦政府和媒体公司互有输赢。我不得不承认，美国当下试图恢复互联网中立性的社会运动的处境并不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处于历史的低谷。恰恰相反，历史悠久的不歧视原则至今仍令我们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系统充满向往。
　　我们已经看穿了互联网资本巨头的把戏。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希望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兼并，避免彼此之间的竞争，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初很多人希望互联网内容供应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如Google、Facebook等可以站在公众的一边，因为一旦中立性被打破，它们也可能成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如Comcast公司）剥削的对象，ISP可以通过限制流量等方式迫使ICP缴纳更高昂的费用，以保证他们的信息可以顺利地被普通用户获取。因此2006-2010年这段时间，互联网中立性原则的社会运动刚开始走到前台时，社会行动主义者对Google、Netflix这些大公司非常信任，通常也采取企业创新和企业精神的话语来吸引这些公司的支持。但是很快，行动者就发现，内容供应商本质是墙头草。Google与Verizon的联合就彻底撕破了ICP公司的伪装。2010年，Google与美国最大的本地电话服务商和无线通信公司Verizon媾和，宣布二者合作以保证Google的信息可以被便捷地获取。这些ICP公司早期呼吁网络中立性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公司自己的利益。和Google一样，Facebook等大的内容供应商最初也支持互联网中立运动，但是随后为了公司的战略利益，他们与互联网中立性社会运动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了反对者。放弃互联网中立性不会损害ICP巨头的长期利益：一方面他们有能力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利用门槛拒绝其他的竞争者；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将“互联网中立性”作为谈判筹码达成自己的企业战略目的。互联网中立性原则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具有虚伪性和蒙蔽性。当前互联网中立性的运动浪潮是构建在一个更为牢固的道德基础之上，社会行动组织和个人将互联网中立性作为一个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问题来看待。
　　奥巴马时代，我们取得了一定成就。奥巴马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支持互联网中立性，在他成为总统之后，虽然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兑现他此前的政治承诺，采取强有力的互联网管制措施，但是社会行动主义者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最终迫使他公开表态，FCC也暂时性将内容服务与基础设施服务的管制合并在一起。但是很可惜，特朗普上台之后，此前斗争的成果由于缺少结构性的保障很快就遭到废除，如今我们要在联邦层面上采取强有力的互联网管制更加举步维艰。
　　我认为现在需要在数字网络时代发动一场社会民主运动。历史上，美国对公司权力扩张主要采取三种限制措施：强迫拆分、迫使其接受管制以及寻找另类的替代性措施。前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所以很多人将注意力转向第三种方法。人们已经不相信短期内美国联邦政府会对数字媒体垄断企业采取强硬管制措施，所以一些地方城市和州努力建立公共互联网。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750个城市建立了公共宽带网络，为公民提供更为高速、便宜的宽带服务。这些网络遭到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打压，也有人担心政府资助的互联网络会造成政府监控的泛滥，但总体来说，人们十分欢迎这些公共宽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前仍旧是碎片化的、服务市场较小的宽带网络让我们看到了全国范围的、无歧视性的互联网服务的曙光。
　　
四、媒体研究的历史性分析
　　▲：您一直强调看待任何问题时都不要忽视该问题的历史环境，您对美国媒体改革、独立媒体和互联网中立性的研究也采用历史性、结构化的分析。您是否认为媒体研究的历史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将须媒体变迁以及传播和媒体系统当下困境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
　　●：历史分析（Historic Analysis）对于媒体，特别是媒体改革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提到的“媒体改革”是指积极分子意图通过政策干预进行媒体系统的结构性变革。回望历史，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都将媒体视为政治和权利斗争的阵地，这种政治斗争和媒体斗争贯穿了美国整个历史，所以传播和媒体系统的改革是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仅发生在某个历史片段或者是新近的现象，每一次改革都生发在历史的土壤上并且创造了新的历史情境。我此前的研究就尝试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美国20世纪四十年代的媒体改革。我在研究中分析了“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s）”或“构成时刻（Constitutive Moments）”中发生的利益冲突和媒体改革个案，强调复杂的权力互动结构造成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历史学家将“关键时刻”视为历史转折点，即先前的、确定性的常识遭到突然的质疑，新的发展轨迹迎来机遇。20世纪40年代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也见证了试图颠覆商业媒体系统的媒体民主改革运动的兴衰。这个时期的公众对商业媒体制度普遍不满，广播受到猛烈的抨击，报纸行业也在泥潭中挣扎。在四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商业垄断加剧、思想不确定性和政治动荡加之新兴的传播技术造成上至政治精英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民主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尤其是担忧商业力量对社会民主的殖民。这些历史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创造出一个稍纵即逝的传播和媒体系统结构性改革的机会。
　　现阶段我的研究更关注美国传播和媒体系统正在面对的危机和改革。历史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路径（Methodological Approach）仍旧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去自然化”（De-naturalize）。我们现阶段的传播和媒体系统经常被假定为日常生活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历史分析向我们展示出，今天的媒体系统并不是自然的、本质的。相反，美国现在的传媒系统是一系列政治改革的遗产，是某些利益交织和博弈的结果——商业利益在交锋中战胜了公共利益，主导美国传播和媒体系统向商业垄断发展。美国媒体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种结构性的角力在当下还在上演，并继续雕琢着传播和媒体系统。
　　我们经常说美国是超级资本主义（Hyper Capitalism），但美国今天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至上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因为一些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资本主义在美国很难受到限制，但资本的权力绝不会没有极限。人们普遍相信欧洲国家有更为悠久的社会民主文化传统（但我认为这其实是政治传统）。在美国，我们其实也有社会民主的传统，虽然这种传统经受过粗暴的摧残。美国曾经有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这种社会运动的基因没有断绝——即便进入21世纪，“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轰动一时——我们的社会仍旧具有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巨大潜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惜我们很快遭遇红色恐怖。进入1949年后，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围剿。这种心理被很多大公司利用——它们让美国社会的恐惧情绪被无限放大。为了解除管制，它们往往污蔑某些政策是社会主义。在当时，一些政策是非常温和的，或者表示出哪怕一丁点儿对社区公共利益的关怀，这些大公司都会将之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那些努力施行公共利益政策的人被称为“红色叛徒”、“共产主义者”，他们会失去工作，被驱逐出美国的政治中心。学术界也不能幸免。很多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后，将大学视为避难所。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他在罗斯福执政时期为FCC工作，推行了很多激进的政策，但是好景不长，他最终被迫离开并前往伊利诺伊大学。但即便在大学中从事研究、教书育人，他也无法摆脱“红色叛徒”的污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阅读和挖掘他的理论。他当时针对电视的研究在今天仍旧具有批判力和洞察力，穿透了我们当下的互联网产业的现象，暴露出资本主义商业化传播系统的本质。不过，很多今天阅读他的理论的学者实际上并不了解那段黑暗的历史和他受到的污蔑。很少有美国人知道红色恐怖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一个急转弯，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医疗、教育、媒体等公共资源的分配。历史偶然性就是如此，如果没有四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红色恐怖，今天的美国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媒体系统。
　　人们很容易认为某些媒体改革表现是美国某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但这些激进的浪潮实际上是某些传统的延续。历史分析还允许我们将当下媒体系统的权力关系、社会实践、机构和制度与其他社会运动斗争和政治问题相互联系，以便从历史性和社会整体性上把握媒体民主化改革的阻碍和机遇，最终带着批判的反思进行长期的、彻底的社会平权实践。我们的研究需要有三个面向：回顾历史、直面当下、开辟可能性。历史分析会使人们意识到，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的民主社会和媒体系统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五、传播新科技与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引起巨型媒体和科技公司的注意，他们纷纷在欠发达地区推出产品和服务。这样的举动可以让第三世界人民获得一些福利，但这也是资本巨头拓展市场、增加广告收入的前奏。您觉得，媒体巨头的这些举措是可以有效地缓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还是让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资本的流量数据，进一步被剥削？
　　●：一方面，我们应该很高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机会获取互联网信息，增进彼此的交流。他们确实需要有机会来使用互联网，我们也应该想方设法来缓解数字鸿沟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意识到，这些举措实际上对这些庞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是极为有利的，它们确实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但是所有这些帮助都建立在满足它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基础上。举个例子，Facebook在很多国家提供一种叫“Free Basis”的免费的互联网服务，但是人们只能通过Facebook的入口去访问网页——Facebook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网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类似事例在全球各地不断重复——媒体集团正在努力开拓新市场，它们的目的是增长利润而不是社会的民主化。
　　互联网民主化将是个长期的事业。我此前提到的互联网中立性原则仅仅是这项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直面其他的数字时代的不公正问题。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数字媒体庞然大物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扩张其资本权力，控制我们传播的内容，监控我们的隐私和日常生活。“数字封建化”（Digital Feudalism）包围我们的网络和生活，我们就要在多个方向和层次上突围，例如反对流量控制、网络监控、仇恨言论、政治宣传、缺少网络近用权等等。
　　▲：如果想要避免被剥削情况的发生或者恶化，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和媒体可以采取哪些策略？
　　●：我并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印度。印度努力提升社会意识，让人们明白：西方媒体巨头的行为背后隐匿着不平等性，他们并不能真正促进印度公民的公共利益，印度不断发生对抗诸如Facebook等西方媒体和科技巨头的媒体改革实践。
　　这些社会行动必须是多样的、相互合作的。一些行动策略是对抗媒体寡头，另一些行动策略是创造另类的、替代性的社会结构和媒体。在美国，我们仍在进行这样的斗争。我与David Elliot Berman合作的书中就探讨了一种改革方式，即维护公共利益、削弱商业模式的公共宽带互联网。这是我们在美国采取的措施，但其他国家的公民和媒体也可以建立民主的社会交往和媒体传播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新闻编辑部以及其他硬件设施等。
　　
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
　　▲：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反思社会结构权力的能力，启发学生思考资本、媒体与个体生活的紧密构连，能否请您评价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现状？
　　●：年轻人确实关注媒体，特别是关注社交媒体的隐私问题。曾经有一种假设，年轻人不关心隐私，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让他们已经习惯了将所有的事情公开在互联网上。但是调查研究表明，年轻人真的在乎隐私，他们对网络曝光感到不适，却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年轻人的隐私意识正在不断增强，现在一些人开始要求更改社交网络平台的同意协议以维护隐私等权利。
　　另外，在美国，越来越多年轻学子质疑和挑战市场至上主义。参议员Bernie Sanders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他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对资本集团的批判同样强有力，她在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非常活跃和积极。现在美国有很多持有类似观点的政治家，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转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每时每刻我们都在见证历史。每一天我打开Twitter时，都会感叹：就在几年前，我们还可能认为这些言论和观点过于激进，但是现在这样的观点备受瞩目。见证这些人和言论非常振奋人心，他们对年轻人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年轻人同样有独特的思考，他们运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激情。美国现在的大学生实际上是在媒体集中和大媒体集团控制的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媒体问题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对媒体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正在逐渐主流化。随着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的流行，在英美，人们正越来越关心这样的巨型科技和媒体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聚焦在媒体结构以及市场导向的媒体行为等领域，他们使用的术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不同，但是学者们的立场是一样的，持有的观点也非常相近，同样是分析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媒体利润模式、不同的媒体所有制带来的不同危害等等。我认为，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是好的趋势，因为学科间的壁垒被打破，传播政治经济学正在对所有从事激进的批判研究的学者开放。这样的学科发展让我更富有激情和动力来研究当下严峻的媒体危机，并且激发学生的批判和反思的学术思考以及社会行动能力。■
　　
①独立媒体（Indymedia，全称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独立媒体中心，英文缩写IMC）是由来自世界各国反全球化运动的的激进青年所组成的非赢利性组织。1999年由反全球化运动人士，以集体参与、共同决策的模式报导非资本主义讯息。独立媒体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已形成一百多个分部组织，也是全球媒体运动中日益普遍的互联网媒介行动主义的制度典范。
　　
孔宇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袁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浩帆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